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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上半年主要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前两个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6.4%和6.2%，上半年GDP增长率为6.3%。数据发布后，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并形成了不同的解读和判断。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表现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同时，不同研究者在信息获取、理论基础和研究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别，因此对中国经济存在不同解读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是解析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研判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恰当基准？
现阶段经济发展是此前发展进程的“延续”与“超越”
解读中国经济格局先要厘清“时空”背景，即明晰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空间格局。
从时序角度来看，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不是割裂历史演变、“从天而降”的，而是此前发展进程的“延续”与“超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实现了数十年接近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这使得生产力水平总体落后的局面得到显著改变，也使得中国经济在经历高增长后有条件转向高质量发展。
从空间角度来看，中国在地区、城乡之间存在发展水平和阶段的显著差异，解决内部结构问题是一个重要命题。
从全球空间来看，中国既是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又是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者”与“塑造者”。概括地说，中国短期的经济绩效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发生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空间格局的客观产物。
立足于这一时空背景，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刻画中国经济的真实图景。
首先，在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形下，基数扩大往往会导致经济增速逐渐“下台阶”。2018年、2010年和2000年，中国GDP分别约为90.03万亿元、41.21万亿元和10.02万亿元。在此基础上，2018年中国GDP增长6%的增量，相当于2010年GDP增长13%的增量或者2000年GDP增长54%的增量。
其次，在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中国主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某种程度上，增速放缓是实现结构优化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再次，在全球经济整体步入放缓阶段的格局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重大集群式技术和产业革命尚处于探索阶段，导致全球经济步入“新平庸”阶段。世界银行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6%，就是一个例证。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8年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GDP增速分别为2.86%、0.79%和1.89%，中国经济增速相对于这几个主要经济体来说仍有优势。
最后，美国对华政策和贸易调整，对中国外向型企业的产品出口及科技型企业的技术进步形成了冲击。
总之，依据短期增速的小幅下降来断言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甚至“唱衰”中国，是忽视了增速变化背后的复杂因素。
依据GDP判断经济形势，但又要注意超越GDP数据
中国希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需要依据GDP数据，但又要注意超越GDP数据。国民经济中的结构性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持续性、包容性紧密相关，可以直接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程度。
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若干结构因素正出现向好趋势。就产业结构而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攀至54.9%，意味着中国经济稳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和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就需求结构而言，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增长的贡献率为60.1%，意味着国内消费支出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的“压舱石”和“内在稳定器”功能不断凸显；就城乡结构而言，全国居民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且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减，意味着2009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步入收敛轨道、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和城乡一体化在稳步推进。
另外，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处于5%左右，工业产能利用率则提高至76.4%。这意味着稳就业、稳预期等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具有更厚实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存在区域和城乡落差的发展中大国，在内部可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实现空间再组合，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再配置也存在巨大空间。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提高，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形成举世罕见的新型消费市场。这将为产品、技术和组织创新提供市场拉力。
此外，政府在推进要素市场化方面仍有空间，可以通过完善公共产品供给来进一步释放微观主体活力，使数以亿计的家庭和企业成为发展的受益者、推动者。
综合这些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韧性。这种韧性基于发展中大国、体制转型与“政府—市场”关系的积极调整等。这些综合因素而不是短期的GDP数据波动，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不能用应急性政策取代或延缓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化
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短期的风险和压力。
韧性凸显经济发展的整体和长期特征，短期风险则意味着部分领域或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能用短期因素来否定整体长期的韧性特征，也不能用整体、长期的韧性特征来掩盖短期问题。短期问题不会改变整体长期趋势，但可以影响趋势的实现进程及程度。
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韧性还具有“应然”特征，即需要通过持续的体制改革来达成。同时，中国经济仍面临不少挑战。例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处在偏低水平，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5.7%和3.0%；固定资产投资在所有制结构、行业结构方面，也面临较大压力。加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美国对华政策转折还可能延续，将进一步给中国经济造成挑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稳中求进地实施财政、货币、就业、贸易等政策，要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系统、规范和坚实的制度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在经济领域存在高质量发展需要与制度供给迟缓之间的矛盾，深化经济制度改革与经济问题累积之间存在“赛跑”。现阶段，要处理好短期经济政策与体制改革深化之间的关系，不能用应急性政策取代或延缓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化。
第一，应加快推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在城乡一体化中提高要素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流动性，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中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第二，应持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降低宏观税负，围绕企业诉求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投资实体经济和开展自主创新的动力。
第三，应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经营性、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一体化进程，放大居民消费对整体经济的稳定器功能，促使经济增长更充分地转化为居民的获得感。
第四，应通过行政绩效考核和激励方式完善，促使地方政府围绕高质量发展开展工作，加快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不同层级政府“财权—事权”明晰且匹配的格局，在保持中央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激发地方的发展活力。
这些制度演变是解决短期经济风险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常务副主任、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