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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追忆徐大同先生

2019年06月11日10:52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19年4月底的一天上午,天阴阴的,卧病多日的徐大同先生躺在病床上,与他的学生、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佟德志谈着下一步学科建设的重点、学院发展的规划。言毕,先生说起想再唱一段京剧,便让家人把他扶起来,坐到轮椅上。

“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当先生苍劲有力的声音在病房里响起,柔和的光线从窗边照进来,落在他满头的银发上发出微微亮光,坚定的目光与坚毅的面庞让在场的人都动容。此后,病重的先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6月9日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成为了他拳拳爱国心的最后写照。

在中国,名字是一个极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符号,往往蕴含着深情厚意或远大志向。在天津师范大学就有这样一位学者,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尽其毕生,致力深耕政治学一方阵地,坚信功将必成,逐步走向共产主义。他就是:徐大同。

徐先生的名字可谓深意存焉。一开始,先生的名字并不叫徐大同。他初中时的名字是徐同。先生说,他之所以改名字,是因为初中时他有个一直同桌的好朋友,姓张。等到两人一起初中毕业,升高中时,这位张同学因交不起学费退学了。当时先生在教会学校上学,教徒可以免费;而非教徒,包括先生本人和张同学,则必须交学费。张同学家里穷,交不起,失学了。后来,先生知道这位同桌去了海河码头边,和大人一起扛大包,先生哭了。先生的爷爷知道此事后对先生说:古人讲,大同世界人人为公,天下无处不公正,无处不饱暖,以后,你就改名叫大同吧!

在先生的心灵里,这件小事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它甚至影响了先生一辈子,从人生道路,到职业选择,再到学术追求。

青年徐大同

在人生道路上,先生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

张同学的失学,让先生向往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先生找到了维护公平正义的锐利武器,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他说:“通过马克思主义学习,自己的觉悟得到不断提高,世界观、人生观得到改造,因此对党的认识也就得到很大提高……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

在职业选择上,先生终生从事教育工作,以传播知识为业。

先生常说,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知识,就没有前途;但知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学习、教育的结果。

所以,自1949年参加革命以来,先生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1978年返回家乡天津,来到天津师范大学。他的身份一直是教师。

作为新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先生是著名学者。但他认为,教书育人,才是他最本职的工作。他“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的教育理念,深深地印在了一代代学子心中。

徐大同先生早年授课讲义

教学问——这是先生的为师之本。先生九十高龄仍然坚持给研究生授课。此前,从本科生直到博士生,他都亲自授课。后来,身体不允许了。先生仍坚持出席学院每年的新生见面会并讲话,仍坚持每年为本科生做一次讲座。

教做学问——先生重学以致用。他说,政治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学习政治学,就要做大学问,成为“大人”。 多年来,先生始终以宽容的胸襟,鼓励学生们突破陈规旧说,提出独立见解。先生常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弟子们“在学术上都能超过他”。

教做人——先生重以德育人。在先生眼里,“德”不仅指个人品德,更指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人格的提升。先生常跟弟子说,他小时候兴趣广泛,踢球、写字、学诗,尤其是京剧,这些活动爱好让他收益很大,甚至成为性格养成的重要来源;现在,人们越来越与传统隔膜,这非常可惜。为此,先生常督促学生多读传统经典,让自己浸润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徐大同先生授课

在更为具体的学术追求上,先生选择了“为中国而研究西方”的宗旨。

幼时的经历,让先生看到了祖国昨天的贫弱;从此,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先生念兹在兹之事。他要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

1982年,受教育部委托,先生在天津师范学院主持《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为全国各高校培养了大批师资;1985年,先生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列入教育部教材。此后,他还主编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系列教材,带领团队承担了七五、八五、九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由他创办的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从最初的三个人,发展到今天几十人,先后创立博士点与博士后流动站,成为全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镇”。

徐大同先生与博士生合影

在学界,先生以研究西方闻名。但其实,先生不仅始终对中国问题有着极其浓厚的研究兴趣,更提出了“为中国而研究西方”的著名主张。早在北大工作时,先生就领衔主编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近年来,先生重新回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不断,最终于2015年结集出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先生的作品,不管是研究西方,还是中国,都贯彻着他“为中国而研究西方”的学术思想,写出了中国问题、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先生的座右铭。“从头越”的条幅也一直悬挂在先生案头,更时时萦绕在先生的心头。如今,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坚定笃实的人生信仰、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成为留给师大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先生的指引和激励下,我们定将在工作、学习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勇攀高峰!

(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津师范大学”)

(责编:孙爽、艾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