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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批准号：16ZDA114）的重要任务是整理出版清华大学所藏的战国竹简。课题组在以往整理出版七辑清华简整理报告的基础上，顺利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
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新整理出了8篇失传两千多年的重要文献，分别是：《治邦之道》《邦家之政》《邦家处位》《天下之道》《虞夏殷周之治》《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心是谓中》《摄命》。这8篇文献对于研究先秦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摄命》篇是一位西周国君对一位名叫“摄”（或称“伯摄”）的大臣的册命，属于失传的《尚书》篇目。这是一篇很完整的册命文献，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西周时代国家对官员的评价标准和道德要求，而且也可以推定，以往所出土青铜器上的册命铭文，实际上仅是摘录了册命文件的部分核心内容，而不是整篇册命文件的实录。该篇文献的发现，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西周时期的历史文化和册命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篇中所提到的“摄”，很可能就是周穆王时期的大臣“囧”，如果该说属实，那么本篇文献就应该是失传了二千多年的古文尚书《囧命》篇。这为我们重新认识传世《古文尚书》的真伪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其它的七篇失传文献属于“子”类佚籍，这与清华简前面几辑整理报告主要以“经”“史”类典籍为主不同，进一步显示了清华简内容的丰富性，其中多篇文献与儒家、墨家的思想有关，包含了众多先秦时期治国理政的相关论述，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许多思想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主张明君治国理政，倡导举贤用能
《治邦之道》篇是一篇可能与墨学相关的重要文献，篇中系统讨论了如何治国理政的问题，简文作者认为国家的安危系于国君之身，期盼能由明君来治理国家（“以待明王圣君之立”），否则就会“邦家昏乱”，甚至国破家亡。作者一再强调，国君需要对国家的治乱兴衰有清醒的认识，一旦出现“邦有疠疫，水旱不时，兵甲骤起，盗贼不弭，仁圣不出，谗人在侧弗知”的情况，国君就需要格外警惕担忧了。作者认为，“祸福不远，尽自身出”，因此国君需要明晓国家的忧患所在，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家的安定离不开对人才的提拔和任用。简文作者认为，为政的根本在于“使贤、用能”。选人得当与否不仅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和兴衰。“非一人是为，万民是为。举而度，以可士兴；举而不度，以可士崩。” “举而度”，意谓任人得当，则可以获得士人的支持；相反，如果“举而不度”的话，则会出现“士崩”的后果。这种重视人才、任用人才的观点在本次公布的多篇简文中都有论述，如《邦家为政》篇主张“其位授能而不外”，即将职位授予贤能之士而不是疏远他们，其思想也与《治邦之道》篇基本一致。
正因为贤能之士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作者也因此强调在选拔人才时需要格外谨慎。一方面，需要根据其专长来委以官职，而不能是随意的任命，更不能“逾人于其胜”，即不顾其实际能力而过度提拔；另一方面，要了解一个人的真实能力，并非是一件易事，简文作者强调要对其进行长期的考察，然后试加任用。“故举善人，必熟闻其行，焉观其貌，焉听其辞。既闻其辞，焉小穀其事，以程其功。”“小穀其事”，指试探性地给予一个官职，以考察其能力。根据其能力情况，再进一步加以任命。“程”，义为考核。“以程其功”，意即察其所能。只有顺利通过考核，才可以进一步委以要职。
简文作者还强调在选拔人才过程中，不能以出身论英雄。“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驭众、治政、临事、长官。”即只要考察对象品行卓越，哪怕他出身低贱，也应该大胆任用。作者在此处否定了人的身份、地位与人的能力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主张人才的选拔完全要依据其品德和能力作为衡量的标准，这在当时世卿世禄的背景下实属不易。简文《邦家处位》则对如何从基层（乡党）选拔“良人”以治世理政，有较为深入的论述，这涉及到先秦的乡贡里选制度与优秀人才选拔的途径问题，是一篇难得的佚文。
二、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倡节俭
《治邦之道》篇对于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视，简文认为经济建设对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作者鼓励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不起事于农之三时，则多获”，即国家在春、夏、秋三个务农时节不得滋事，以保证民众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保证国家的粮食丰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一再强调贸易和商业往来对于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的推动作用，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商业贸易，其具体措施是：“谨路室（指清扫整洁接待商旅的住所），摄汜梁（指维护加固商旅往来的桥梁），修谷澨，顺舟航（指疏通水道，便于舟船的往来），则远人至，商旅通，民有利。”贸易发展了，商旅往来频繁，民众就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作者还强调要努力创造条件，降低关税，鼓励商品流通，保证民众的物资供应，即“薄关市，则货归，民有用”。对于商业发展有如此深远的目光，这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之外，这批清华简中有多篇文献强调了在礼仪活动及日常生活中应提倡节俭之风。比如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厚葬之风，《治邦之道》篇强调要“不厚葬，祭以礼，则民厚”，反对丧葬礼仪方面的铺张浪费，主张以礼仪来规范人们的祭祀活动，以便民众积累财富。《邦家之政》篇则认为，国君的宫室设施只要满足国君的礼仪需要和居住功能即可，切不要苛求“坦大以高”；所使用的器具以实用为目的，切不可追求富丽奢华（“其器大，其文章缛”）；食物以满足人们维持生命的需要即可，切不能寻求五味齐全（“其味杂而齐”）；等等。简文作者还指出，只要国君真正能够提倡和引导，就可以转变人们的观念，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虞夏殷周之治》篇则是以虞、夏、商、周四代礼乐的奢俭为例来劝谏君主。作者认为，虞、夏、商、周的礼乐制度由朴素一步步走向奢华，所导致的结果则是由尧舜时代至治的局面转而出现夏代的“海外有不至者”，到商代的“海内有不至者”，以至于周代的“海外之诸侯归而不来”。作者以此来论证治国以俭则“得国”，治国以奢则“失国”。
《治邦之道》篇作者还认为，无论是国君以至于一般的民众，各行各业的人都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才能使国家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君守器，卿大夫守政，士守教，工守巧，贾守價鬻聚货，农守稼穑。”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要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认为国家的兴衰是命中注定。这一认识亦值得充分肯定。
三、积极治军，把赢得民心作为军事建设的最高标准
简文《天下之道》是一篇与军事相关的文献，讨论用兵之道的精髓。作者认为，用兵之道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进攻或者是防御，简文称之为“天下之道二而已，一者守之之器，一者攻之之器”。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一方面当然要积极备战，比如防守一方要“高其城，深其池，而利其渠幨（指城上的防守设施），厚其食”，进攻的一方则应该“多其车兵，至其冲阶（“冲”指攻城的冲车，“阶”指登城的云梯）”，但是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攻之道”和“守之道”的真正精髓,关键是要获得民众的支持，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之守者，民心是守”、“所谓攻者，乘其民之心，是谓攻”，民心的向背才是决定战争攻守双方胜负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即使是在打败了敌方之后，要想巩固胜利，也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赢得对方的民心。因此，国君必须要了解民众的“情伪性教”也就是民众的真实情感和教育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获得民众的支持。这篇简文的相关思想和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述非常相似，但是其写作时代比孟子早，应该是一篇代表了早期儒家军事思想的失传文献。
这些失传两千多年珍贵文献的整理公布，一定会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