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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志向

田毅鹏2019年01月16日09:59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自晚清时期西方社会学传入以来,中国社会学经历了颇为曲折发展的“两周”。第一周是晚清以来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及其发展。学界公认的标志是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在广州万木草堂讲群学。在当时的维新派看来,群学是一种救亡的工具,所以中国要想避免亡国的命运就必须通过“合大群”的方式实现富国强兵。几乎在同时,严复在《群学肄言》中将西方的社会学翻译为“群学”,表现出以先秦之“荀学”融合西方社会学的思路。但稍后,孔德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主流开始传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日本学者命名的“社会学”替代了群学。从此,社会学便是一种作为单纯意义上的“舶来品”存在。第二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重建背景下的学科发展。从1979年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社会学开启了其“重建之旅”。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之日,正是美国社会学如日中天之时。在学科学术规范化的话语主导之下,植根于美国实用主义之上的实证社会学大行其道,以至于我们在社会学重建的过程中甚至忘记了西方社会学体系中还存在一种所谓的“欧陆传统”,更遑论本土社会学。对于学界来说,中国社会自身的社会分析传统几乎被完全遗忘。

比较观之,虽然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两周”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在西学东渐、西学主导的强力背景下,以西方社会学理论及学科体系为主体的一个“单向传入”过程。虽然在此发展进程中不断有学者强调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性,并希图通过本土文化的激活以消解外来理论的决定性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社会学的发展进程终究还是在“冲击—回应”框架下被动展开。在此框架内,本土理论和本土社会研究不过是消化理解外来理论的材料而已,未曾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

社会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社会学重建和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学术界逐渐意识到本土社会学建构的重要性。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费孝通率先提出“文化自觉”的观点,强调“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同时,他还强调文化间的理解和沟通问题,即“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汇”。陆学艺也很注重本土社会研究的重要性,大声疾呼:在现有的社会学学科体系中,中国的农村社会学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最有可能走向世界的标志性学科,应该引起我们的特殊重视。郑杭生则提出“理论自觉”概念,认为: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其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同时,既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又要正确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可见,在新世纪到来的最初时段,上述三位社会学家都通过不同的话语和思想方式,表达出本土社会学建构的重要性。而近年来,以景天魁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则努力以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体系的研究为突破口,试图运用新的理解分析框架赋予其对于社会学学科构建所具有的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中,他们提出了社会学学科体系“三分法”的新思路,认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扩张、中西社会学的会通、“本土社会学”自身的转型和更新,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发生、发展的核心内容。所谓“中国社会学的现代转型”,其实包含了这三条路径。上述判断表达出了建构本土社会学学科体系这一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志向。

建构“本土社会学”

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发展建构的新志向,主要是通过宏大的“本土社会学”建构计划体现出来的。

第一,关于社会学学科发端起点的界定。

从历史上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现代社会学学科起点的建构过程,基本上是依据“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展开的。在此框架之下,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分支学科起源发轫的起点都被确定在近代欧洲,主要是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应当承认,这一分析理解框架奠定了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理解研究的基石,在现代学术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缺点在于:在以欧美为中心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以西学为中心的知识思想整合过程,淹没了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思想、知识和经验,形成了植根于西方中心论的学科格局。事实上,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中外学者都承认,中国传统思想具有非常鲜明的早熟性特点,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在“天人相分”的思想原则得以确立之后,形成了多元的思想学派体系,其中荀子的群学已具有极为典型的社会学分析色彩。对其展开系统研究和提炼,有助于我们重新确定社会学学科发源的起点,以汇集人类社会的多元形态及其经验。

第二,“本土社会学”何以可能?

本土社会学的概念,主要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理论提出的。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诞生之初,基本上都是依据欧洲经验建立起来的。而在社会学诞生的过程中,社会学很少汲取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古国有关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精华。这直接导致在社会学领域的公认理论绝大部分源自西方,并使其学科知识基础较为单一,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在当时欧美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心—边缘”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此种格局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时至今日,在全球化和非西方国家走向发展和复兴的背景下,对非西方国家本土社会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努力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更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学,则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因为从时间上看,中华文明起源甚早,其思想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正如张光直所言:“我相信中国研究能在社会科学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贡献,因为它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古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长历史记录的则只有中国一家。”钱穆也曾经指出:“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可见,本土社会学研究无论是其本土性还是世界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中国社会学如何为世界社会学作出贡献?

我们强调本土社会学的建构,并不是利用中国的本土传统资源与西方社会学展开对抗,而是以对话和互释的立场和态度,相互沟通、互动,以丰富和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体系。诚如台湾地区学者叶启政所言,注重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不是使社会科学研究区域化,正相反,它是使中国学者的努力能够被纳入世界社会科学体系之中”。印度学者帕沙·穆克季也认为“社会科学的普遍化过程需要注入全球社会科学的本土工程来居间促成”。而从长时段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学的多线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在前工业社会,特别是人类文明的原典时期,人类在彼此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展开了带有极强独创性的社会分析研究。作为原典思想和文化,其思想理论奠定了人类社会分析不同脉系的分析研究传统。但令人遗憾的是,以近代工业社会来临为契机,西方社会学异军突起,建构起实证主义的学科体系。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这些社会思想的智慧火花多数被遮蔽或淹没,不被人们所知。直到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西思想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总结挖掘本土社会学资源,实现多重的学术对话,使社会学在植根本土的同时,实现新的世界意义上的发展。

(责编:宋美琪、程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