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
一、研究进展情况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两汉器物铭文整理与研究”自立项以来，四个子课题《出土两汉器物铭文集成》《出土两汉器物铭文文字研究》《出土文献与两汉职官政区地理研究》《出土两汉器物铭文语言研究》均按照研究计划稳步开展各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现根据既定研究内容分“整理”和“研究”两类进行汇报。
1.出土两汉器物铭文“整理”工作
“整理”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石，到目前为止，《出土两汉器物铭文集成》已具雏形。由徐正考教授和何景成教授负责的《出土两汉器物铭文集成》划分为六个小课题。各小课题组在全面搜集整理出土两汉铭文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铭文材料进行了梳理，已完成“集成”70%左右的工作任务。
项目组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了“出土两汉器物铭文集成基本体例”。各子课题组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进一步细化与完善体例，并根据已定体例展开集成工作。
下面以一般铜器铭文集成为例展示《出土两汉器物铭文集成》样稿（附表1）。
附表1：《出土兩漢器物銘文集成》（樣稿）
【0001】
器物名稱：陽平頃侯家鼎
時代：西漢
出土、發現：1983 年陝西臨潼縣關山公社蘇趙村出土
現藏：西安市臨潼博物館
著錄：考古與文物1985年5期第40頁圖二 1；彙編 57 ；選釋 128；陝金集1487
圖片：陝金集
器物形制：通耳高38、口徑32、腹深23釐米。蓋佚。耳作環狀，附於口沿外。器作圜底，蹄足。腹上凸起高一道扉棱。重23.5公斤。書法工整秀麗，筆畫方折蒼勁。口沿下刻銘14 字。
銘文：陽平頃侯家上銅石鼎，重七十三斤。
說明：王江鵬《漢代銅器銘文著錄表》未標注《考古與文物》題名著錄頁碼，今補。“陽平”：地名，《史記》索隱：“陽平，志屬東郡”。《歷代沿革表》：陽平初為禹貢冀、兗二州地。夏為觀扈國。周封武庚於此。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秦屬東郡。漢屬魏郡治鄴。故城在今河南省臨漳縣西。頃侯：《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陽平頃侯名王稚君。《集解》：“名戧”。《索隱》：“《漢表》名禁”。王禁籍魏郡，故丞相史。其女為漢宣帝劉詢太子劉奭之妃。黃龍元年（西元前49年）宣帝薨，太子劉奭即位，是謂元帝，妃為皇后。故侯，千二百戶。《漢書?外戚恩澤侯表》云：“王禁之侯是“以皇后父而侯，二千六百戶”，因“子王鳳是大將軍，”又“封五千四百戶，凡八千戶”。可見王禁的封侯不是以功而侯，而是以皇后父，漢元帝的老丈人和兒子是大將軍的位份封為八千戶侯的。封侯時間是元初元年（西元前48年）三月癸卯日。下傳四代。“家”或《陝西金文集成》釋作“塚”，义為“墓上高起的土堆”。“銅石鼎”：銅制容一石之鼎。《漢書?律曆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嘉量矣”。《說苑?辨物論》：“千二百黍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斛即石，容十斗。頃侯鼎自名石鼎。與西安高窖村出土的漢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造石鼎（《考古》1963年第二期）的容量相較，頃侯石鼎與其差幾乎將近一斗。銘後“重七十三斤”：鼎重實稱23.5公斤（不包括蓋）。
孙元成《出土两汉一般铜器铭文集成》，全面搜集已公布的出土两汉一般铜器铭文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将已有资料进行归类，进行数据统计。目前，已完成出土两汉一般铜器铭文整理1870条，占总工作量的90%以上。
鹏宇、张欢《出土两汉铜镜铭文集成》，目前已搜集出土两汉铜镜铭文2022条，已完成出土两汉铜镜铭文整理1337条，占总数的70%。其中，出土两汉“纪年”铜镜铭文，按照纪年的先后顺序进行编纂，共78条；出土两汉“非纪年”铜镜铭文，根据镜铭内容划分为186类，进行分类整理，已完成出土两汉非纪年铜镜铭文整理1259条。
赵敏《出土两汉陶文集成》，杨一博、李鹏辉《出土两汉玺印与封泥铭文集成》两项工作也在稳步推进。项目组成员已搜集整理了玺印1088种，封泥1732种。
李晓、田彩霞《出土两汉杂器铭文集成》。已完成有年号有纪年和无年号有纪年的骨簽铭文整理154条，占总工作量的60%以上，预计所有的整理工作将于2018年9月完成。其他杂器铭文搜集整理工作正在进行。
金东雪《两汉碑刻与墓志铭文集成》，已完成两汉碑刻与墓志铭文整理及图片采集工作量的60%以上。对未命名碑刻也已按出土简报编码命名并做了初步整理。
《出土两汉器物铭文集成》是一项涉及内容广，工程量浩大的整理工作。可为后期扩大搜集范围、规范材料体例、增强释文准确度、提高图片清晰度起到先导性的作用。
2.出土两汉器物铭文“研究”工作
出土两汉器物铭文“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完成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已刊论文3篇，分别是吴良宝、孔令通《战国秦汉传世文献中的地名讹字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1期，CSSCI期刊）；徐正考、金东雪《曹操高陵出土石牌“玄三早绯”“勳二绛绯”补释》（《史学集刊》2018年2期，CSSCI期刊）；李春桃《从斗形爵的称谓谈到三足爵的命名》（2018年3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一分，A&HCI国际检索来源期刊）。待刊论文5篇，分别为徐正考、张欢《东汉镜铭句段研究》（《古文字研究》第32辑）；肖攀《设计专用计算机软件辅助编纂古文字字编的设想》（《古文字研究》第32辑）；赵岩《“可盗所”还是“何盗所”——以“可”“何”用字习惯的时代性为中心的考察》（《古文字研究》第32辑）；刘钊《河西汉晋边塞散见印章封泥辑考》（选入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李春桃《金文“醢”字小考》（拟发表于《青铜器与金文》2018第2辑）。另有论文10余篇待发表。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调研数据整理情况：
根据项目计划稳步开展各种调查研究。首先，对出土两汉器物铭文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调查整理。充分利用国家及省市各级图书馆资源、各大高校图书馆资源及相关学术网站资料，对出土两汉器物铭文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2017年11月，项目组成员走访西南大学，与西南大学文献所的相关老师就出土两汉器物铭文材料进行交流学习。2018年2月，项目组成员在国家图书馆管理员张珊珊老师帮助下对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出土两汉器物资料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其次，利用专业网站、学术类公众号、学术期刊等平台全面搜集和整理新出土的两汉器物铭文及相关研究成果。第三，对传世两汉器名铭文进行实地考察研究。项目组成员2017年12月23月至1月15日赴西南大学随鹏宇博士研习汉代铜镜铭文，除全面收集整理汉代铜镜铭文外，还对一些未公开的汉代铜镜拓片进行释义研究，对个别铜镜进行实物考察。
项目组成员对出土两汉器物铭文相关的实地调研工作十分重视，其中项目组成员徐正考教授、吴良宝教授、沈刚教授、何景成教授、单育辰教授、李松儒教授、李春桃教授等多次利用赴北京、济南、重庆及韩国、日本等地参加学术交流的机会进行出土两汉器物铭文实地调查研究工作。
文献资料收集整理：
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收集出土两汉器物铭文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著作文献。第二，收集出土两汉器物铭文及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散见于专业期刊、学术网站、新媒体平台（微博、微信公众号）、学术会议论文集等处的论文。第三，收集出土两汉器物铭文及研究相关的学位论文。硕士或博士的学位论文对出土两汉器物铭文研究的特点是就某类材料（一般铜器、玺印、钱币、铜镜和杂器、漆器文字、封泥、碑刻、墓志等文字材料）进行专项研究，或从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等角度进行探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主要包括著作、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的获取及图版扫描、文字录入等五个部分。具体搜集整理情况如下：
出土两汉一般铜器铭文：主要著作143本，期刊论文1528篇，学位论文37篇，图版扫描1867种，文字录入26.4746万字。
出土两汉铜镜铭文：主要著作157本，期刊论文1347篇，学位论文26篇，图版扫描2022种，文字录入15.9774万字。
出土两汉陶文：主要著作16本，期刊论文265篇，学位论文9篇，图版扫描454种，文字录入2.4212万字。
出土两汉玺印与封泥铭文：玺印主要著作53本，期刊论文94篇，学位论文12篇，图版扫描1088种；封泥主要著作51本，期刊论文17篇，学位论文15篇，图版扫描1732种，文字录入4.1290万字。
出土两汉杂器铭文：这一部分文献资料较少，已有研究成果不多，且非常分散，不便于收集整理。目前已获取研究两汉骨签铭文主要著作2部，期刊论文11篇，学位论文2篇，图版扫描215种，文字录入8239字。
两汉碑刻与墓志铭文：目前已完成了基本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主要著作197本，期刊论文267篇，学位论文121篇，图版扫描2327种（包括黄肠石、塞石等），文字录入5.3823万字。
学术会议及学术交流：
项目组每半年举行一次全体项目组成员学术研讨会，目前已经举办四场，分别为2017年9月2日、2017年11月30日、2018年1月20日、2018年7月5日。研讨会主要就项目具体实施计划、项目研究方法、项目重点难点、项目进度监督、项目成果汇报、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等事宜进行深入讨论，对项目前期研究的整理部分进行指导，特别是对“集成”体例进一步完善，有效推动了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组成员还不定期举办学术沙龙活动，由徐正考教授主持，指导项目相关工作，及时有效地解决项目遇到的具体困难，监督并推动项目进度。项目组成员积极参加各类学术会议，不仅局限于项目研究对象的出土两汉器物铭文相关的研讨会，还鼓励参加与项目研究对象可做对比研究的简帛、碑刻类的相关研讨会。自立项以来，项目组成员累计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50余篇，有助于开拓学术视野、提高研究水平、提升项目质量。项目组成员所参加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会议及提交论文有：
1. 沈刚：2016年12月12日-14日，“简牍与战国秦汉历史”：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6 年（香港），宣读论文《也谈汉代西北边亭——以张掖太守府辖区为中心》。
2. 赵岩：2017年8月18日-23日，中国文字学会第九届学术年会（贵阳），宣读论文《秦汉时期“貣”、“贷”二字分化合流考》。
3. 李松儒：2017年9月24日-27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省博物馆主办中国简牍学术研讨会（济南），宣读论文《〈孝文十年献枇杷令〉初探——谈松柏1号墓出土西汉令丙木牍》。
4. 吴良宝：2017年10月14日-15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办的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宣读论文《战国秦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地名讹字》。
5. 徐正考：2017年11月17日-19日，北京大学第一届古典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和文献研究的古典学视野（北京），宣读论文《东汉镜铭句段研究》。
国际交流与合作：
项目组非常重视把握机会，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 项目组成员参加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主要有：
1. 吴良宝：2017年4月25日-2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中心参加长沙三国吴简工作坊（纽约）。
2. 沈刚：2017年4月25日-2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中心参加长沙三国吴简工作坊，宣读论文《三国吴简税制类简研究述评》。
3. Li Songru, Excavated manuscripts and the study of Warring States handwriting,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A&HCI来源A类）, VOL 50, 2017,ISS 3, 199-212.
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及学术调研活动的同时，还注意与项目相关的国际合作交流，本项目组得到了吉林大学文学院、国际汉语教育东北基地等部门的支持，将于2018年9月6日赴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开展中国古文字体验式学术工作坊（乌克兰站），与基辅国立大学建立国际合作，走访乌克兰博物馆，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活动。“中国古文字体验式学术工作坊（乌克兰站）”项目紧密围绕中国出土两汉器物铭文文字，有助于项目成果宣传与普及。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完成咨询报告《汉镜韵文及铜镜文化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1.本课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境外资料获取不够充分；不同载体的铭文出处非一，用同样的标准确定同一体例难度较大；课题涉及文字、历史文化、语言等，综合性较强，各领域全面深入研究存在一定困难。
2.做出境外文献获取计划：台湾、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近两年首席专家已有出访计划，其他国家和地区亦将由课题组成员分别通过学术会议及交流项目逐步落实；“集成”确定基本条例，同时允许根据不同载体的铭文做一定的灵活处理；课题组成员将加强联系与合作，优势互补。
3.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同时也秉承了重要的责任。首席专家及项目组成员得到了高层次锤炼，极大地扩展了学术视野，提升了研究能力与组织水平，增强了责任心。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出土两汉器物铭文整理与研究》分“整理”与“研究”两部分。“整理”是基础和前提，同时需要大量时间，是项目前两年的重点工作，在后期工作中将侧重“研究”工作。
2.《出土两汉杂器铭文整理与研究》《两汉碑刻与墓志铭文研究》均不是本项目的既定研究对象，为额外研究内容，项目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两汉不同载体文字材料的对比研究、呈现两汉文字特点而作的额外工作和努力。
二、研究成果情况
论文1：《战国秦汉传世文献中的地名讹字问题》（吴良宝，孔令通），发表于2018年第1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CSSCI）第191-197页。基本内容为通过梳理战国秦汉时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地名资料的讹字、异文等情况，深入分析传世文献中地名讹字的原因。作者认为该情况多是形近致讹,出现讹误的时代各不相同,少数讹误在古文字阶段即已发生,多数产生于隶楷阶段。出土文献可以为校订传世文献地名讹字提供直接证据或者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把通假、省形、形近偏旁混用与真正的讹字混为一谈,同时要注意出土文献也会存在抄写错误。校订地名讹字时,除字形因素之外,还需要注意不同时期的用字习惯、误倒、误拆误分、脱字以及地理沿革等各种情况。文章利用出土文献校订、纠正了部分战国、秦汉古书中的地名讹字，厘清了已有研究中的某些疏误。
论文2：《曹操高陵出土石牌“玄三早绯”“勳二绛绯”补释》（徐正考，金东雪）发表于2018年第2期《史学集刊》（CSSCI）第126-128页。基本内容为运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二重论证法，对2016年出土的曹操高陵“玄三早绯”“勳二绛绯”石牌文字进行研究，学界对其铭文内容尚未作详解。作者认为“玄三早绯”应指玄帛三两，为黑红色；“勳二绛绯”应指纁帛二两，为黄赤色。牌铭“玄三”“勳二”应为《周礼》中的“三玄二纁”。曹魏墓出土的石牌“玄三纁二”亦可证。“玄三纁二”特指五两玄纁，十端，也称玄纁束。《后汉书?献穆曹皇后纪》“玄纁”的相关记载有脱文，记载不准确。汉代的赗赠制与先秦时期“三礼”相比，规制有变化，比礼书记载更为详实。曹操高陵出土石牌铭文所记应为赗赠之礼，并非简单的饰棺之物。学术价值在于对曹操高陵出土的两块石牌铭文进行释义，同时结合《后汉书》《三国志》等传世文献对史实做进一步考证（特别是汉代的賵赠制度）。该研究对赗赠之礼、遣策制度的进一步探讨有一定的帮助。
论文3：《从斗形爵的称谓谈到三足爵的命名》（李春桃），发表于2018年3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A&HCI国际检索来源期刊）第89本第一分。主要内容为：学界以往对伯公父勺那类宽柄形器定名存在争议，有瓒、斗、勺、爵等多钟命名。文章通过梳理以往观点、辨析相关材料后认为，过去定名成瓒、斗、勺都不可信。结合宽柄器的形制、自名、战国遣册等材料，再考虑到滕州博物馆所藏宽柄形器的形制，认为将此类器定名成爵更为合理。同时还论述了宽柄形器的功用，也通过考察器物出土时的搭配关系对勺形器进行了研究。三足器自宋代开始被定名成爵，一直延续至今日，学界多无异议。其实这一定名并不正确，通过材料的梳理可以发现，旧说存在很多疑问。而综合燕侯旨器、鲁侯器自名、三足器象形写法的释读、金文中赏赐品类别等方面，再参考近年新见的叔虞方鼎、楚公逆钟、文王玉环、郳公鎛等铭文的考释，这些不同材料指示的方向趋于一致，即将三足器的定名改成“觞”更为合理。至于三足器的功用，以往认识也存在分歧，有饮酒器、温酒器、注酒器、滤酒器等多种意见，结合三足器自身的形制特点、三足器与其他器物的组合关系、古文字材料所反映出的相关信息，三足器应为裸祭用器。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本课题包含“整理”与“研究”两部分。
1.关于“整理”
《出土两汉器物铭文集成》包括《出土两汉一般铜器铭文集成》《出土两汉铜镜铭文集成》《出土两汉陶文集成》《出土两汉玺印与封泥铭文集成》《两汉碑刻与墓志铭文集成》《出土两汉杂器铭文集成》。
《出土两汉一般铜器铭文集成》：已完成1870条铭文的初步整理工作，目前看，已见铜器铭文只有这些；下一步将按已定体例细化研究，预计今年年底最终完成。
《出土两汉铜镜铭文集成》：涉及镜铭2022条，已整理出信息内容较为完整的两汉铜镜铭文1337条。预计最终有2000余条，今年年底最终完成。
《出土两汉杂器铭文集成》：因大部分资料未公布，目前只能依据张戈《汉长安城骨签校注》及《汉长安城未央宫》《汉长安城武库》中的图版照片做集成工作，该项工作预计今年暑期后完成。
《两汉碑刻与墓志铭文集成》：对已公布碑刻拓本做了全面收集整理，其中西汉碑刻和两汉墓志集成基本完成，预计其余工作今年年底完成。
《出土两汉陶文集成》《出土两汉玺印与封泥集成》：目前已基本收集完相关材料，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集成工作。
2.关于“研究”
“研究”须在“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此前“整理”工作未完成，只是提供了一部分原始材料，课题组成员依此有限的资料做了一些研究。预计明年上半年所有“整理”工作都会完成，然后即可展开全面研究工作。
其中《出土两汉器物铭文文字研究》包括“小篆综合研究”“隶变研究”“笔迹研究”三部分，分别由李春桃、单育辰、李松儒负责，近两年拟发表系列论文，预计两年后完成著作（含上述三部分内容）。
《出土文献与两汉职官与政区地理研究》主要由吴良宝教授及其团队负责，近两年拟发表系列论文，预计两年后完成著作。
《出土两汉器物铭文语言研究》主要由武振玉教授负责，赵岩教授团队参与，近三年拟发表系列论文，预计三年后完成著作。
《出土两汉器物铭文文字编》（工具书）主要由肖攀、刘钊（乐游）负责，肖攀博士已完成《设计专用计算机软件辅助编纂古文字字编的设想》，为字编编纂做了必要的准备；刘钊（乐游）除古文字研究特长外，还长于计算机编程及相关技术工作。“字编”预计三年后完成初稿。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