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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中期检查报告

2018年12月03日14:25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16ZDA194)自 2016 年底立项以来,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下,首席专家和子课题负责人带领团队成员,通力合作,攻关克难,取得一系列可观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课题的进展,并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兹将研究进展情况呈报予全国社科规划办,并呈请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审核。

1、研究计划总执行情况

本课题分为四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分为课题研究组和文献翻译组两个团队。合计课题组成员达40人。其中因各种原因,有三位成员中途退出;但课题组立刻对课题组成员进行了调整和增补。目前课题组已达42人。另外参与课题研究辅助工作的研究生同学也多达十余人。

课题正式开题之后,课题组即根据课题思路结合各自的研究专长分配了各自承担的研究和翻译任务。

在学术研究方面,截止到2018年3月止,课题组成员先后在SSCI刊物Babel和国内权威期刊《文学评论》、CSSCI刊物《南京社会科学》、《学术界》、《人文杂志》、《文化研究》、《中国图书评论》与《上海文化》等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篇。在这些论文中,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在国内期刊发表的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国内发表的43篇论文中,有27篇发表在CSSCI刊物上,5篇发表在CSSCI拓展版刊物上。其二是学术成果国际发表成为亮点。其中1篇英文论文发表在SSCI刊物Babel上,2篇发表在意大利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出版了课题组的一期专刊10篇文章;由本课题首席专家主编的国际学术期刊中文季刊《批评理论》和英文半年刊Critical Theory分别开设了“西方文论中国问题”专栏。

在文献翻译方面,课题组已完成相关文献的翻译十余篇,其中发表6篇,出版译著一部(董树宝翻译的瑞恰德?沃林的《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在学术界产生强烈的学术反响)。2017年11月,课题组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定了“未名译库?当代西方学术前沿丛书”的出版协议,并着手启动译丛版权购买、翻译出版的工作,其中康拉德的《东方与西方》已正式开始翻译。

2、各子课题进展

四个子课题在子课题负责人带领下,任务分工明确,专题研究与文献翻译同步推进,宏观研究与个案分析彼此呼应,在一年半时间内,就已初步完成课题研究原计划进度的1/4。随着研究的深入,新材料、新观点和新视角不断地涌现,每个子课题都面临着适度扩容的需要,并产生出第五个新的子课题的明确方案。

根据本课题开题报告的框架,结合本阶段已完成的情况,现以列表形式按子课题完成情况分述如下:

(1)英语文论子课题各章节任务进度表:

章节写作任务 涉及主要人物 已完成

总论 [方法论1节]、[方法论1节]

第一章 20世纪英语文论的中国背景

第二章 英美新批评与中国思维 瑞恰兹、燕卜荪、布鲁克斯、布鲁姆 瑞恰兹

第三章 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中国凝视 萨义德、詹明信、德里克、洪美恩、霍米?巴巴 萨义德、詹明信、德里克

第四章 英澳文化研究派的当代中国文艺生产研究 伯明翰学派(斯图尔特?霍尔、雷蒙?威廉斯)、伊格尔顿、约翰?汤姆林森、约翰?哈特利、戴维?莫利、托尼?本尼特 伯明翰学派(斯图尔特?霍尔、雷蒙?威廉斯)、约翰?哈特利

第五章 美国多元文化中的中国因素 庞德、苏珊?桑塔格、丹尼尔?贝尔、罗杰?弗莱、 苏珊?桑塔格

第六章“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形象的演变 海登?怀特、理查?勒翰、格林布拉特、 海登?怀特、格林布拉特

第七章 新叙事学中的中国文艺与西方文论生产机制 韦恩?布斯、戴维?赫尔曼、米勒 戴维?赫尔曼

已完成翻译 1、瑞恰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2、格林布拉特:《中国,访问仪式》之一、之二。

3、哈罗德?布鲁姆:《美国华裔女作家:汤婷婷背后的传统》

4、理查德?利罕:《从帝国到战争:文学现代主义的回顾》、《书目随笔》

5、洪美恩:《悉尼的唐人街和澳大利亚的“亚洲世纪”》

6、洪美恩:《能不说汉语吗?突破散居范式的局限》

(2)法语文论子课题各章节任务进度表:

章节写作任务 涉及主要人物 已完成

第一章 20世纪法国文化中的中国背景 克洛岱尔、谢阁兰、亨利?米修、圣-琼?佩斯

第二章 现象学文论与中国艺术的对话 梅洛-庞蒂、弗朗索瓦?于连、保罗?利科、毕来德、贝尔?达米施、马利坦 弗朗索瓦?于连

第三章 从结构到解构:语言-文字的界域中的汉语 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 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

第四章 法国精神分析学派中的中国问题 雅克?拉康、雅克?阿兰?米勒、纳塔莉?沙鸥

第五章 中国文化的亲密接触:法国左翼文论家的两次中国之旅 萨特、波伏娃、“原样”派 “原样”派

第六章 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中国问题 鲍德里亚、德塞都

第七章 从“美学的政治”到“政治的美学”:当代激进左翼文论中的中国问题 阿尔都塞、巴迪欧、朗西埃、齐泽克、阿甘本 阿尔都塞、巴迪欧、齐泽克

已完成的翻译 金闪闪:“《原样》杂志介绍中国内容的文章”(本文是对《原样》杂志中国时期的三期中国专刊的详细介绍,首次全面翻译了《原样》中国专刊的完整篇目)

阿兰?巴迪欧:我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再)开始

齐泽克:《从罗伯斯庇尔到毛泽东的革命恐怖》

齐泽克:《关于中国的三个注脚:过去与现在》

刘康:《诗化革命:齐泽克对毛泽东和中国的误读》

齐泽克:《回应:当邪恶在邪恶的废墟上跳舞时,该怎么办?》

(3)德语文论子课题各章节任务进度表:

章节写作任务 涉及主要人物 已完成

第一章 20世纪德语文论的中国背景 莱布尼兹、赫尔德、歌德、谢林、马克思、弗兰阁、佛尔克、马丁?布伯、霍夫曼斯塔尔、德布林

第二章 卫礼贤的中国美学研究 卫礼贤

第三章 心理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化 弗洛伊德、荣格、阿恩海姆 荣格、阿恩海姆

第四章 存在之思与中国哲学 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

第五章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 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布莱希特 卢卡奇、布洛赫、布莱希特

第六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想象 霍克海默、阿多诺、洛文塔尔、本雅明、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弗洛姆 本雅明

第七章 当代德国美学的新进展:欧道主义 彼得?斯洛特戴克 彼得?斯洛特戴克

已经完成的翻译 本雅明:《评布莱希特的叙事诗<老子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

本雅明:“本雅明笔迹学三篇”

彼得?斯洛特戴克:《欧道主义》(部分)

(4)俄语文论子课题各章节任务进度表:

章节写作任务 涉及主要人物 已完成

第一章黄金白银时代俄罗斯文论中国问题的前史与前见 别林斯基、赫尔岑、冈察洛夫、托尔泰 托尔斯泰

第二章 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 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高尔基、查瓦茨卡娅 普列汉诺夫、查瓦茨卡娅

第三章 俄苏文学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研究 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阿列克谢耶夫、费德林、李福清 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

第四章 俄国"类型学观"视里的中国民间文化 维谢洛夫斯基、李福清 李福清

第五章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俄苏汉学视角:从鲁迅到莫言 瓦西里耶夫

第六章 俄苏汉学-文艺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论 瓦?米?阿列克谢耶夫、斯捷任斯卡娅、费德林 斯捷任斯卡娅、费德林

第七章 东欧文论视域中的中国问题 弗兰尼茨基、科拉科夫斯基、阿格妮丝?赫勒

正在进行中的翻译 康拉德:《东方与西方》

斯捷任斯卡娅:《刘勰文学理论的一般概念和范畴》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1、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

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是课题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虽然本课题属于理论阐释型课题,但文献资料仍然是本课题的重中之重。

本课题文献资料收集的难度主要表现在多语种、信息分散、资料获取有难度等几个方面:

(1)多语种、跨语际问题。虽然本重大项目设置了英、法、德、俄四大语种,但多语种、跨语际写作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重要现象。如虽然托多洛夫和克里斯蒂娃均来自保加利亚,但其主要的学术活动却是在法国。因此,法语写作成为其主体部分。阿甘本是来自意大利的学者,但其在博士后阶段参与了海德格尔的研讨会,并主持了本雅明的意大利译本的翻译工作;同时,他还是法国巴黎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并在美国数所大学有过任教经历,因此,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与英语等的多语种学术研究的特点在本课题中呈现得非常地鲜明。

(2)信息分散问题。本课题所重点关注的不是海外汉学问题,而是我们所指认的20世纪西方文论家的著述中对中国问题的涉及与讨论。有的学者直接以中国为对象,如德里克;有的学者则只是在其学术生涯的某一个阶段关注到中国的某一个侧面,如拉康在20世纪60年代对汉字的关注;有的学者则只是在学术思想研究的过程中,只是偶尔涉及到中国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信息,如本雅明思想“星丛”中许多地方都闪烁着中国因素的光芒。对于后两类学者论述中国问题的资料,往往被淹没在其浩瀚的学术著述之中,因此需要首先收集到相关学者的所有著述,从中爬梳有用的信息。为此,课题组成员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术资料库,以学者个体为单位,尽最大可能收集他们的著作、论文、书信甚至日记。

(3)资料获取难度问题。除了从海量文献中梳理其中与中国问题有关的材料外,资料获取难度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新批评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瑞恰兹曾经中国长期执教,并撰写了几本在中国时期的日记。但该日记并未出版,被珍藏在牛津大学;另一位新批评重要学者燕卜荪的大量书信、手稿也保存在哈佛大学以及分散在其它许多地方,正因为资料的缺乏和难以获得,导致对新批评与中国的课题难以深化。此外还涉及到版权问题,有许多文献的版权难以获得,因此也影响到了文献翻译的进度。

针对以上几个问题,课题组发动课题组成员的语言优势、学脉关系,利用国际学术交流等多方面渠道,扩展文献资料收集的范围,采取顺藤摸瓜的方法,从海量文献中收集相关资料,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1)课题组已初步收集整整好已查明相关信息的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的文献资料,以扫描、复印与数据化等方式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库,从而为课题研究做好了基础性的资料工作。

(2)课题组已初步建成“20世纪西方文论资料库”,以个体为单位,建立学术档案,标识与中国问题有关的文献来源,建构“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文献地图”。

(3)通过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赴海外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与在世学者展开学术访谈与对话,与相关领域重要的研究者交流相关学术信息,学术研究的空间正在逐步打开。

2、学术会议

课题组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下,积极展开学术交流。

(1)首届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高层论坛

获批重大项目之后,本课题组已连续举办了两届“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高层论坛”。

2017年3月11日,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曾军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开题报告会暨“首届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高层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上海大学副校长、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国教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李安方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勇安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书记张政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前副所长高建平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宁,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朱国华教授等多位开题评议组专家出席了会议。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课题组成员、上海大学文学院相关人员出席了此次会议。

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军教授从四个方面汇报了项目的实施计划:课题论证及申报情况、研究方案的增删调整、课题团队的组成分工和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评议组专家在听取汇报后,认为此项研究不仅彰显了首席专家个人在相关领域长期思索钻研的深厚积淀,也体现了课题组研究团队的整体学术水平,并予以高度肯定。同时,专家也对项目的实施和开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评议组组长张江副院长指出此次课题价值重大,曾军教授带领的研究组队伍阵容十分强大,并做了认真周密的准备,这为项目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听取各位专家重要意见的基础上,随着问题的深入研究,此次项目一定能够做出优秀的、有分量的成果,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随后,“首届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高层论坛”在乐乎新楼大学厅举行。论坛就“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法语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英德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俄语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四个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各个主题分别由吴晓都教授、汪洪章教授、乔国强教授、孙晓忠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吴泽霖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金元浦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曙光学者姜宇辉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教授等各高校专家学者二十多人对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进行了细致而具体的探讨和交流。曾军教授与各子课题负责人从“课题背景”、“20世纪”、“西方的界定”、“文论的理解”、“文论大家和汉学文论”、“语种划分”、“中国问题的研究思路”、“课题进程安排”、“经费分配方案”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

会议产生积极的学术反响,《中国社会科学报》于2017年3月20日在头版头条以《“首届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高层论坛”召开 探索中国与西方文论对话路径》为题对会议进行了报道。社科电视也对此会议进行了专题报道。国际学术期刊《批评理论》发表会议综述。

(2)第二届西方文论中国问题高层论坛

2018年3月30日,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曾军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中期汇报会在上海大学出版社225会议室举行。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思怡,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位俭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政文教授,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高建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王杰教授,同济大学中文系王鸿声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陆扬教授等多位开题评议组专家出席了会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课题组成员、上海大学文学院相关人员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军主持,副校长龚思怡、副院长杨位俭先后致辞,对课题的中期汇报会的举行表示祝贺,并对课题已经开展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进行了三场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的研讨会,专家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教授、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汪洪章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逸津教授等各高校专家学者二十多人对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进行了细致而具体的探讨和交流。最后曾军教授与各位课题组成员就课题开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讨论。

会议产生积极的学术反响,《中国社会科学报》于2018年4月4日以《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进行了专题报道;并在4月12日以《新时代中国文论海外传播的前奏 ——基于对“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考察》为题整版介绍了重大课题的研究进展(详见附件1)。

(3)20世纪文艺视域中的中国问题研讨会

2018年6月24日,由上海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高原学科共同举办的“20世纪文艺视域中的中国问题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出版社225会议室顺利召开。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有:美国俄勒冈大学Wendy Larson,罗马第二大学Daniela Felisini,美国塔夫茨大学钟雪萍,纽约市立大学陈丹丹,同济大学王鸿生,华东师范大学罗岗、王峰、倪文尖、毛尖、朱康、吴娱玉,复旦大学倪伟,上海大学蔡翔、曾军、孙晓忠、李孝弟、苗田、杨位俭、周展安、朱羽,上海师范大学薛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嘉兴学院周敏等。曾军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在20 世纪全球流变的历史进程中讨论了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西方“毛泽东美学”的关系,特别是在西方左翼思潮下,恢复西方“毛泽东美学”对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遮蔽。Daniela Felisini则以“历史与文学中的中国”为题来讨论历史与文学的相似性,文学也是一种史料,她认为应该将各种史料相结合,建立对社会、文化的认识。Wendy Larson以“全球化的语言问题”为题,提到现在英文的势力越来越大,全球化濒危语言的问题。吴娱玉则是以詹姆逊与斯皮瓦克两位理论家之间的对话,来回答后殖民理论中的“中国”如何被表达的问题。她认为只有我们不再居高临下地去认定“属下”时,他们的丰富性才有可能向我们打开,真正的第三世界中国才能展现出丰富性和差异性。钟雪萍谈到世界确实在20世纪产生了危机,这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本主义为了挽救自己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影响。

本次会议的综述经由“批评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发布之后,中国作家网和“文汇讲堂”公众号都予以了转载。

3、学术交流

课题组还积极与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积极互动,尤其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展开国际学术交流。以下为与课题相关的讲座简况。

(1)陕西师范大学陈越教授做“阿尔都塞与文艺批评”讲座

2017年3月7日,著名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陈越教授应邀于上海大学作题为“阿尔都塞与文艺批评”讲座。陈越教授认为阿尔都塞对文艺批评理论对于理解他全部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尔都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整体的旨趣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所赋予的“审美解放”以一种中心地位的那种理论完全不同。在这里,陈越教授认为理清阿尔都塞与批评理论的关系,以及与文艺或审美问题的关系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阿尔都塞的文艺批评理论以及与中国文论的关系。特别是阿尔都塞的哲学在整体理论中是最为核心部分,着重探讨唯物主义问题、“相遇的唯物主义”、“随机的、偶然的唯物主义”、“真正的唯物主义传统”,其与中国文论中的“唯物论”有着汇通性的关系和事实联系。

(2)理查德?沃林做“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讲座

2017年10月25日,“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学术讲座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举办。沃林教授围绕“西马危机”这一主题, 以三个国际、卢卡契与法兰克福学派为例,依次讨论了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危机和问题。沃林教授讲了西马前期代表人物卢卡契对于西马危机的解决和影响。沃林教授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提醒我们:在理解这个概念时,不应放在中国的语境下,而应从西方语境去理解。接着,沃林教授提到了意识具体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对于消费社会的商品拜物教和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批判这些问题的合成。虽然沃林教授讲授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但从其讲座中我们澄清了一系列西马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从而为讨论中国理论如何影响西方左翼思潮打下基础。

(3)Kyoo Lee教授做“如何将‘Chinese Prejudice’一筆揮之?”讲座

2018年3月12,纽约市立大学哲学教授Kyoo Lee(李琦佑)主讲的《德里达之后再谈“一筆揮之”:跨越“中国偏见”,静待“书写”的序曲》(“Repeating ‘一筆揮之’ after Derrida: Writing Across The “Chinese Prejudice”, Waiting for a Calligraphic Prelude”)在上海大学举办。Lee教授在开始讲座之前,首先阐释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解构主义相关理论。另外,Lee教授通过介绍德里达在其《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1967)一书中探讨了一种作为“欧洲错觉”的“中国偏见”问题,同时也是对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补充。其中,学术界也存在很多对德里达“中国偏见”观点的质询。德里达“中国偏见”这一观点同时也是一个解构现代欧洲认识传统的过程。最后,Lee教授分别从三个维度具体探究对汉字“书写”(Calligraphic)方面。具体回应如下问题:从德里达之后,我们还可以发掘出“Chinese Writing”哪些新颖的点?中国的汉字(Chinese Language)通过书写(Chinese Writing),是否能联结更多的原始能量?是否能在“书写”中,通过不同的笔迹,发现更多的奥秘?

(4)朱立元教授做“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讲座

2018年6月11日下午,由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朱立元主讲的“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在上海大学举办。朱立元先生带领大家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学发展的三大重要阶段:一、建国后至文革前;二、文革后至八十年代;三、九十年代末至今。这一回顾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美学理论是如何进行自我更新和发展的。

(5)卓悦教授做“间接的语言:巴特和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讲座

2018年6月12日上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卓悦老师主讲的题为“间接的语言:巴特和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的讲座在上海大学举行。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介绍了《原样》杂志代表团来华的三个契机;其次详细介绍了巴特和安东尼奥尼眼中的中国;最后以“锁定的幻觉和沙沙作响的舌头”为题,介绍了巴特对中国之行无评论的原因。

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了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该纪录片对巴特也产生巨大影响,它不仅是唤起巴特中国行愿望的最初源头,而且巴特还说,如果将他的旅行日记不加整理的、以原样发表的话,这些笔记会和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一模一样。卓悦老师借用“锁定的幻觉”和“沙沙作响的舌头”来阐述两者的共同之处。“锁定的幻觉”指的是被封锁很不舒服,但是在很不舒服的时候,还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你可以跨越它的直觉,这种直觉就是“锁定的幻觉”。而“沙沙作响的舌头”是巴特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里想到的。他在那个镜头里看到孩子的整体声音、个体声音及其声音内容之间的关系。卓悦老师的讲座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国符号学家巴特是如何解读中国元素的。

(6)吉兰德?库布其克(Gerald Cupchik)作了题为“探索心灵的图景”讲座。

2018年4月9日下午,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erald Cupchick教授主讲的“探索心灵的图景”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文学院楼306成功举办。讲座内容涉及到了人类心灵与艺术、文化在创作、接受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分析了文化背景下心灵与头脑之间的和谐关系,旨在寻找出一条融汇中西的理论路径。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山水画、中国书法、诗歌的创作,探寻了寻找意义的方法以及获取同一种意义的可能,在他看来,“对比”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路径。他带领老师同学们回顾了自己所主持的一系列艺术实证研究,通过对诗歌赏析、记叙的创作、中国书法等研究,分析了人的体验与脑部活动在创作、接受、欣赏时的联动,充分展示了中国学生想象力的文化渊源、脑部结构差异在欣赏艺术作品中的影响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风格的特点与差异。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确实存在界限的,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渊源与身体结构,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唯有通过“真诚”才可以在相互的碰撞与交流中,产生思想的火花。

(7)柏佑铭(Yomi Braester)作题为“全景绘画:城市画布的延伸”讲座。

2018年5月23日,由华盛顿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Yomi Braester(柏佑铭)主讲的讲座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东区文学院306成功举办。柏佑铭教授向我们展示了《金鱼池》的舞台画面与实际场地的几组照片,从落差中去审视城市规划中的一些现象,并提及吴良镛《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中对于政府、社群、建筑师和开发商的矛盾关系,从其中“全景”概念(Panorama)展开,辅以例子《清明上河图》、《四季情歌》(金江波)、《天衢丹阙》(刘洪宽,2001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LED“画轴”等全景式的电子画布,来说明从21世纪以来,城市图像中形式的各异的视觉实践,都或多或少致力于延伸城市作为绘图的载体空间。

(8)、吴晓都作“俄国经典文论的当代建构价值”讲座

讲座内容涵盖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时期,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从人文性到人民性传统等多方面的内容。吴晓都分享了“理论的旅行”和“对话”的观念,结合实例谈中国第一代作家和理论家是如何与俄国作家建立起影响和对话的。吴晓都说:人文学科是一种积累式的知识类型,钱钟书先生与时俱进的治学态度就特别值得后学者学习。苏联进步文学观把作家视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俄罗斯文化资源对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是影响非常大的。我们应该思考,当人文科学面对新的方法论,传统方法论价值何在?有哪些我们可以从俄国经典借鉴和吸取的经验?应该对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内容、价值,辩证看待,科学认识。讲座分为五个部分:

一. 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论的基本内涵与特点——以别林斯基文论为例

二. 高尔基的“人学”文学观

三. 俄国文论的科学化进程探源——以亚?维谢洛夫斯基(19世纪著名文学家)历史比较学派为例

四. 巴赫金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对话意识的兴起

五. 中俄诗学跨时空对话——以钱钟书评《泊船瓜洲》为例

(9)马西莫?里昂作“The Semiotics of the Past/the Present/the Future”系列讲座。

马西莫?里昂是由曾军教授邀请的上海大学“国家高端外专专家”,主要从事文化符号学研究。讲座内容由三讲组成:

(1)Semiotics of the Past: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Memory and Oblivion.(过去的符号学:记忆与遗忘的文化生产)

(2)Semiotics of the Present: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Attention and Distraction.(当代符号学:集中与分散的文化生产)

(3)Semiotics of the Future: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Utopia and Dystopia.(未来的符号学: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文化生产)

此外,艾里森?布斯(Alison Booth)作了题为“传记的修辞理论:共同声音和类型”讲座;马西莫.里昂(Massimo Leone)作了题为“创造发明与创作组合:翁贝托.埃科《玫瑰之名》的符号学反思”讲座;史蒂凡?马耶夏克(Stefan Majetschak)作了题为“从维特根斯坦视角,探究艺术阐释的广阔范畴”的讲座。丁国旗作了题为“对文艺本质属性的多元理解”讲座。谭力勤作了题为“奇点艺术:未来艺术在科技奇点冲击下的蜕变”讲座。这些讲座有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20世纪西方文学、哲学与艺术理论的现状和发展,为我们了解20世纪西方文论提供了机会。

4、国际合作

一方面是“请进来”,除了邀请多位海外学者来华讲座、交流之外,还特别为德国的马耶夏克教授申请了“海外名师”项目,为意大利的里昂教授申请了国家高端外专项目。

另一方面是“走出去”,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流。从2017年到现在,本课题已有多名成员获得出国访学、联合培养、海外读博等机会(相关材料详见附件2)。

周海天,于2016年10月12日至2017年10月14日赴美国西北大学访学。

王银辉,于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

尹 倩,于2018年6月30日至2018年10月31日赴爱尔兰科克大学访学。

段似膺,于2018年9月至2020年9月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肖 爽,于2018年9月至2022年9月赴爱尔兰科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王樱子,于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赴比利时根特大学联合培养。

二、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1、成果发布

(1)作为本课题的重要成果之一,理查德?沃林的《东风》出版之后引起国内学界广泛关注。2017年10月,理查德?沃林应邀来到中国与读者见面,先后在北京、上海举办多次读者见面会和讲座。

(2)2018年5月4-6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并《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纪念”上,课题组做大会主题发言《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

(3)2017年11月3-4日在人民大学举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探讨

——暨第二届‘求是’青年论坛”上,课题组成员做主题发言《本雅明对中国书法的阐释及其笔迹学思想》

(4)2017年11月25日在东南大学举办的“艺术理论的中国视角”学术研讨会上,课题组成员做主题发言《阿恩海姆艺术心理学中的中国图景:从太极图说开去》。

(5)2018年6月21日在四川大学举办的“文学研究中的跨域对话”学术研究研讨会上,课题组成员做主题发言《对无意识探寻的贡献: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中国典籍》。

(6)2017年2月24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2017年度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科研小组工作会议上,课题组成员郑佳做会议发言《I.A.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中的中庸思想》,并介绍了重大项目的相关情况。(与会人员对重大项目表现出极大兴趣,并提议将“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作为2017年度江苏省外文会年会议题之一)

(7)2018年3月31日,在南京大学举办的2018年度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科研小组工作会议上,课题组成员郑佳做会议发言《套用的方法论——I.A.瑞恰慈文论中的“中庸”之再考证》,并介绍了重大课题中期汇报会的相关情况。(科研小组借鉴重大项目中期汇报会议题“中西比较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确定了2018年学会年会议题之一“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研究”)

(8)课题组成员参加2017年8月1—3日在大连举行的“世界文学”理念新探索与“比较诗学”学科新路向学术研讨会,作《超语言学的语言学诗学与中国俗文学》的发言。

(9)2017年9月28日,课题组成员参加在俄罗斯莫斯科举办的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三大汉学家比丘林、巴拉第、瓦西里耶夫”国际研讨会,并发言“俄罗斯汉学的历史书写”。

(10)2018年6月16日-17日,课题组成员参加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阿尔都塞:历史与今天——纪念阿尔都塞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论文《阿尔都塞与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共识与差异》并进行发言。

(11)2017年8月,课题组成员参加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论坛”,提交了论文并进行了题为《启蒙“现代性”与“后资本主义”——海登?怀特论当代中国》的主题发言。

(12)2018年6月11日至15日,课题组成员参加在韩国首尔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亚太地区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公约工作营。

2、《工作简报》报送情况

本课题自立项之日起,即高度重视课题的整体推进以及与哲社办的密切沟通。从组织开题到中期汇报再到重要阶段性成果的发布,都及时向上海市哲社办提供《工作简报》或相关的通讯报道,截止到中期评估前,已有五篇;结合课题研究,撰写两篇要报提交给了全国哲社办的《成果要报》。

3、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及采用情况

本课题相关成果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大力支持。除了相关会议的宣传报道之外(参见“学术会议”部分),课题组成员还积极向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7篇论文:

曾军:《新时代中国文论海外传播的前奏——基于对“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12日。

曾军:《文化创意时代批判理论的新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19日。

曾军:《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9日。

吴晓都:《世界文学理念的生成与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18日。

吴晓都:《俄罗斯:文化自信从未失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3日。

蓝江:《逆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国担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20日。

蓝江:《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1日。

4、科研成果获奖情况

吴攸《“多元共生”文化理想下的中西思想对话——对弗朗索瓦?于连的汉学研究为例》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五届(2017)学术年会大会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

5、“批评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转载

“批评理论研究”是上海大学文艺学学科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批评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向学界及文学研究爱好者推送最新成果,发布学术动态。其中的“西方文论中国问题专辑”成为了一道独特的学术风景,目前,我们公众号订阅者达3166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世界各地人文社科学者。而此项目的相关成果,也在其他各学术平台上发布、转载,起到了良好的反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一项目。

截止到2018年7月8日,批评理论研究公号共计发布与课题相关推送31篇,累计阅读量12911次,其中,吴攸的《Globalization,Translation and Soft Power:A Chinese Perspective》阅读量为1002,曾军的《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阅读量为945,马欣的《笔迹学三篇》阅读量为963,张冰的《“语言学诗学”视野中的俄罗斯汉学民间文化问题》阅读量为721。相关成果被其余公众号多次转载。

6、创办国际学术期刊中文季刊《批评理论》和英文半年刊Critical Theory,并在刊物上开设“西方文论中国问题专栏”。

《批评理论》中英文国际学术期刊是由上海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办,致力于打通文化批评、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和审美批评,形成以“批评理论”为中心的知识网络,通过最新中西文艺理论的译介与研究,以及当代中国文论的海外学术传播,推动中西文艺理论的双向交流与汇通,为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扩大中国文论话语的学术影响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两个刊物上分别开设了“西方文论中国问题”专栏,其中用于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最新译作、最新资料整理以及最新回忆与访谈。且本专栏的作者不限于本课题组成员,显示出本课题的学术影响力正在逐步地扩大。如专栏上发表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张黎研究员的《我是怎样研究布莱希特的?》、深圳大学张晓虹教授的《佛克马研究笔记》与韩国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的《文化中国和中国的自我认知》等。

三、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1、存在问题

(1)各子课题推进工作进度不一。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四大子课题都已全面展开研究,除俄语文论子课题外,其余三个子课题均已完成课题研究1/3。不过,每个子课题都存在进度不一的问题。如英语文论子课题获得比较顺利推进的是后殖民主义中的中国问题(吴娱玉)、英澳文化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杨光)和新历史主义中的中国问题(李缙英),原计划的叙事学中的中国问题部分目前掌握的资料有限,且较零散,正在继续查找资料。法语文论子课题中,后结构主义中的中国问题(曾军、姜宇辉、张颖、董树宝)、阿尔都塞学派及激进左翼思潮中的中国问题(姜宇辉、蓝江、韩振江)进展比较神速,法国艺术理论思潮中的中国问题比较集中在对弗朗索瓦?于连的研究(吴攸、周海天)中,目前难度比较大的是法国精神分析学派中的中国问题研究,虽然非常重要,但一时没有物色到合适的研究者。德语文论子课题中,目前成果比较集中的是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问题(王银辉、孙倩雯、马欣)和心理学视角下的中国问题(喻宛婷)中,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中国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还聚焦在对本雅明的研究(马欣)上(尽管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并且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文章和译作)。 俄语文论子课题的课题组比较平均用力,每人都有完成的阶段性成果,其中李逸津老师的进度最快,既有研究成果,也有翻译作品。

(2)并非所有的阶段性成果都能要求达到C刊要求。作为课题的总负责人,本人除了完成相关的课题研究之外,更大的使命是把握整个课题组的研究质量。因此,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比较苛刻的要求:要求所有的阶段性成果都达到C刊要求,并积极与各大学术期刊联系,讨论研究专辑的组织。虽然已经成功组织了五组专辑,但仍然还有一些成果目前还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这里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研究还不够深入,对研究对象还没有足够把握,问题意识也没有突显,表述能力还有待提升等;另一个则是所研究的对象存在容易引起意识形态争议之处。

(3)新材料新观点对原有框架提出了调整的需要。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新材料、不断出新思想的过程。如在研究过程中,海外汉学的中国问题研究之于西方文论的影响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大陆的学术研究长期受到海外汉学的影响,已成为争的事实,甚至出现了“汉学主义”的倾向。但这只是我们将海外汉学简单归为“西方”而形成的学术幻象。我们一方面要警惕我们自身学术中的“汉学主义”,另一方面还要意识到海外汉学作为中西方学术的重要桥梁,还有一个极为重要工作,就是站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前沿阵地。因此,扩展“海外汉学对西方文论思想的影响研究”将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领域。目前围绕卫礼贤、弗朗索瓦?于连、程抱一等的研究正在陆续展开。

(4)翻译出版的版权问题颇为棘手。涉及本课题的文献在翻译方面遇到较大的困难:一是已有许多文献被翻译过来,暂时没有重译的必要;二是有一些重要文献无法获得翻译的版权(如拉康的著作),还有一些文献的版权已被出版社购买;三是部分文献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问题,不宜公开翻译出版和正面讨论。

2、改进措施

(1)子课题负责人进一步加强项目进展的推进。目前已调整了部分课题组成员,开题时有几位课题组成员因为工作、身体等诸多原因无法承担课题研究,现已退出;同时,我们又邀请了几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加盟。基本保证了课题研究的全面完整的推进。

(2)要求所有论文反复修改直至达到C刊以上标准。这既是给自己增加工作压力——因为CSSCI刊物资源有限,不可能在五年时间内将原计划的80万字的著述量全部发表。截止到目前,已经发表的课题阶段性成果数量已近30万字。

(3)部分调整课题结构,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适时提出新的子课题申请。本课题拟提出“海外汉学对西方文论思想的影响研究”作为新增子课题,并提出争取经费滚动支持的要求。希望能够得到国家社科规划办的批准。

(4)由翻译文献汇编改为翻译经典著作。日前已得到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出版社外文部张冰主任的大力支持,正在推动以康纳德的《东方与西方》等著作为代表的系列丛书的翻译工作。同时,从课题组负责人到课题组成员,反复强调严把意识形态责任关,坚持正确的思想立场指导下的学术研究。

3、研究心得

本课题通过“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研究,有如下心得:

(1)首先,不少研究已经细致地梳理了“西方文论对中国的影响或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路径。然而,探讨作为对象和方法的中国究竟在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同时,“中国”在其中扮演怎样的面貌,发挥何种作用的研究成果目前还不尽完善。本课题的目的就是试图在东西方理论的交互影响中发掘“中国”作为方法如何影响“西方”的文学、哲学与艺术理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此选题不仅有助于厘清20世纪东西方学术和思想交流中的种种纠葛,并描摹理论“旅行”的路线,以及其产生的影响和效果,而且能够为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带来文化上的启迪和契机。

(2)其次,本课题着重于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面向:批判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曲解和误释;剖析中国问题对西方文论知识生产的参照和启发;反思中国学者将“被西方化了的中国问题”照搬为自己的问题意识的现象;探索中国学者以中国问题为媒介所可能展开的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交流的路径等。此四种面向基本上全面地展示了20世纪中西文化理论交流的模式,其中既涉及到中国的文化理论之变化,也涉及西方的文化理论之更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以文化了解“他者”,并把“他者文化”与“主体文化”从对抗、接受到融合这一过程以20世纪中西文论交流影响史的方式展示可以更好地促进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第三,在本课题的撰写中,我们逐步认识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不同于18-19世纪中国思想被动地接受西方传教士所谓的“启蒙”,从而进行被动地“更新”,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理论展示出一种自我发展和蜕变,这种发展是更具有“主体性”特征的,而这一特质恰恰是使得中国文论能够进行海外传播,以致能够逐渐地影响西方文论的条件。因此,此课题的一个潜在性主题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在20世纪如何进行自我更迭和发展的。换言之,此课题的主体依然是以中国思想的自我发展为主,这也是在本课题几十篇论文中的一个共同的发现。

(4)最后,在有限的经费条件下,本课题力图对20世纪西方文学、哲学与艺术前沿理论著作进行阅读、介绍与翻译,以丰富当下中国学界对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之理解。同时把握20世纪西方学界对中国文论的理解与解释,在中国学者就中国问题与西方学者对话以及中国文论的海外传播等重要方面,为中西在文化上的对话提供基础和平台。

总之,本课题的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充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并推进中国文论本身的研究。本课题目前的进展及在国内与国际交流上引起的反响已经证明,在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下,本课题继续推进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4、意见建议

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一课题中,前期主要着重对已经翻译或现存的20世纪西方文献中的中国问题展开讨论,后期本课题将着重对尚未被介绍和翻译的外文原版书籍进行购买、资料影印和译介;本课题拟新增一个新的子课题“海外汉学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影响研究”,此子课题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文原版文献和国际交流;AHCI刊物(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和Critical Arts)的special issues与中国学术的外译等方面将增加支出,在劳务、购买、复印成本以及国际交流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希望在完中期考核和评估基础课题能尽早得到滚动经费的投入和支持,以便能及时启动和保质保量地完成课题的结题。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在课题进行的短短一年半时间内,此课题的参与人员们就已经发表了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这使得课题的推进得以顺利地展开。同时,通过成果发表、论坛会议以及宣传推广(“批评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使课题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期间,通过专题讲座、国际论坛、邀请海外名师(“海外名师”德国的马耶夏克和国家高端外专意大利的里昂教授),我们创办国际学术期刊中文季刊《批评理论》和英文半年刊Critical Theory以及策划国际学术期刊的Special issue,从而展开中西学者的中国问题对话,都推进了中国文论的海外传播。本课题取得的这些成果离不开国家社科基金经费的支持,希望评审专家和国家社科办本课题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即将展开的子课题项目进行评估,并继续予以大量的指导和支持,从而把这个集基础、创新与实用为一体的课题继续开展下去。

二、研究成果情况

根据课题组研究的初期进展,下面分几个专题对阶段性成果做一简要介绍:

1、中西文论对话的方法论反思

在“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中,不仅中西方文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存在着一些固定的模式,对话的方法论背后也存在“视域错位”现象和“不对等对话关系”、主体性匮乏等问题。而在“多元共生”文化理想下西方也可采用“迂回”的策略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从而推动中国文论话语的重新定位。

曾军的《关于中西文论“对话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进一步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从“中国问题的西方化焦虑”这一问题意识入手,进而展开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为此,需要全面升级中西文论的“对话主义”研究方法:超越“刺激-反应”模式,采取“需要-选择”模式;超越单向的“影响-接受”模式,采取双向的“折返-出入”模式;超越“比较-对立”模式,采取“对话-共识”模式。基于对“视域错位”现象以及“不对等对话关系”的认识,通过“让被看者发声”(“作为被看者的‘开口说话’”)的方式,以“中国问题”为中西方文论共同讨论的平台,建立中西文论的对话机制上“经由世界,研究中国”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乔国强的《试论西方文论中“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提出要把“中国问题”作为“方法”来探讨。本从西方文论与其他交叉学科之间关系的角度,对何谓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进行了理论廓清,并强调了出现在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所具有的多重属性。研究者们在面对这个研究对象时,既应把其视为“问题”来研究,也应把其作为“方法”来探讨。本文作者认为,论述这一问题还要进一步从文论研究自身的逻辑构架、分类以及分类研究等层面出发,来确定“中国问题”的具体研究方法和处理措施。

苗田的《中西文论对话的主体性建基》(《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指出构建中西文论对话的主体性的重要性。文论危机或者失语是在1980年代末期就已经提出、并迅速获得基本共识,此后一直是被反复讨论的热点话题,为了摆脱由于对西方话语的习惯性依赖所造成的能指浮泛与所指错位,恢复文论研究的阐释能效,学界提出了返回现实、转换古代思想资源等途径,但却始终未能取得有效的成果。所以如此,乃在于主体性不足或者空缺。在生命感知、文化浸润与现实关注的场域中重建话语的主体性,才可能获得面对西方、古代以及现实的第一人称视角,致力于理论的吸收与创造。

作为与西方相对的中国,成为西方地理哲学的重要参照对象。姜宇辉在《“生成-中国”:一个地理哲学的视角》(《人文杂志》2018年第1期)中,结合地理哲学的视角探寻中国与西方之间相互比较的内在性平面。法国哲学家于连指出,面对全球化的“划一”趋势,至少存在着两种对抗之策:一是回归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普世”理想,二是基于“共同”的经验维度探寻个体之间的相互归属。如果说葛兆光的“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试图重构共同之谱系,那么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则可说是普世的理性纲领在当代的典型体现。在进一步辨析这两条路线的优势及缺憾的基础之上,我们试图进一步结合地理哲学的视角探寻中国与西方之间得以相互比较的内在性平面。

吴攸的《“多元共生”文化理想下的中西思想对话——以弗朗索瓦?于连的汉学研究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发掘了于连在“多元共生”理想下“迂回”认识西方和中国的研究方式。弗朗索瓦?于连是“多元共生”文化理想的践行者,他反对全球化之下同质性力量对民族文化的消解,提出文化的“可理解性”与“可对话性”,主张中西思想在保持异质性的同时,在相互凝视中迸发出多样性、启迪性的火花。他将中国视为一种研究方法与异域资源,采用“迂回”的策略将思想放逐至尽可能远的异乡,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进而在“差异”与“间距”的基础上在中国文化中追寻诸如“淡”、“势”、“功效”、“大象”等西方哲思中的“未思”,从中西思想的比较与对话中不断地思考与修正欧洲经验。于连对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为中国带来诸多启发:应将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语境化的世界文明谱系中去审视,既扎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要义,又贯通人类共同成果的精髓,透过西方汉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异质性”体察与思考去发掘中国的“未思”,从而推动中国文论话语在新时代的重新定位。

周海天的《论弗朗索瓦?于连以“他者”视域对“分裂”整合的无效性》(《人文杂志》2018年第1期)指出,对于连的核心设想——如何以中国古代思想(他者)重启和解决西方现代哲学中所蕴含的一系列分裂和差异,以及在此过程中于连对中国哲学的解读是否恰切等问题鲜有论及。事实上,于连对“圣人无意”与“圣人之意”间矛盾的忽视,对“齐物”中差异的磨平,以及对语言作为“中介”的厌恶,皆表明他是以牺牲差异为代价而换取同一的。同时,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同一或整体的建立在承认差异和变化的基础上,乃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亦在于连的解读中被简化为直接性。

张颖在《探寻“另一种逻辑”:论克里斯蒂娃切入中国经验的路径》(《学术界》2017年第6期)中指出,克里斯蒂娃的中国书写,辐射汉语语音和汉字书写、性别差异、中国哲学家张东荪的理论译介等多领域“另一种逻辑”,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建构中,表现为相互依存的要素间联结、渗透所呈现出的关联论,而这种新的逻辑样式成为她切入中国经验的基本路径。中国经验成为她对西方的理论范式、话语政治实行强行“拆解”的有效工具。她对中国不同主题的书写,均以是否符合“另一种逻辑”这一标准来衡量和裁剪,从而用中国思想来检验西方思想,而这一路径与她多元个体身份的杂糅使得她的中国书写立场呈现出复杂的倾向。多元文化交流电“另一种逻辑”所体现的关联论为中西思想如何“真正地”相遇提供借鉴。

这些文章反思了西方文论和海外汉学的研究范式,为突破西方的视阈限制、思维模式和立场态度,为发现“中国问题”中的新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2、《矛盾论》与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

在“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一问题域中,“毛泽东思想”是西方左翼思潮的研究重点。西方左翼理论家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矛盾论》尤为重视,由此形成了“毛泽东美学”。在西方对《矛盾论》和“毛泽东美学”阐释的背后存在着一定的阐释机制、转化机制和创造性误读。

曾军的《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指出,在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同时,西方左翼学者也存在诸多误读和浪漫想象。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西方同行”,西方左翼思想家展开了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以及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艺的吸收借鉴和创造性误读,形成了可命名为“毛泽东美学”的知识图景。布莱希特、马尔库塞、萨特、波伏娃、阿尔都塞、詹明信、德里克以及当代激进左翼思潮中的巴迪欧、齐泽克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对西方“毛泽东美学”与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平行比较、影响研究以及对中国的折返影响研究,有助于恢复被西方“毛泽东美学”遮蔽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容,从而凸显出“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极为独特的声音”。

吴娱玉的《西方左翼怎样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德里克对<矛盾论>的解读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指出,毛泽东自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1968年五月风暴前后,西方左翼理论家也将目光投向中国,开始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西方语境中所指涉的内涵却大相径庭。这里存在双重转变,一是中国语境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化,二是西方左翼对这一转化的再阐释、再转化。马克思主义在这些转化中势必呈现出阐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恰恰潜藏着中西方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其中,德里克对《矛盾论》的阐释为探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毛泽东思想是德里克进入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入口,而《矛盾论》的哲学思维和国际影响力都首屈一指。本文重心在西方左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上,依照德里克对《矛盾论》的阐释,讨论被西方左翼阐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呈现了怎样不同的面向。

马欣的《布莱希特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美学转化》(《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指出,有关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文化,如布莱希特与老子、布莱希特与中国诗歌、布莱希特与中国传统戏剧等论题一直颇受关注,而关于他与中国现代思想家进行“对话”的研究则凤毛麟角。布莱希特创作活跃的年代恰逢中国社会转型、新旧文化更替的时期,因此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交集虽然有限,却并非只是从中国戏曲艺术中汲取养分,创生出“陌生化”理论。布莱希特从早年开始一直关注毛泽东,到晚年又特别推崇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因而,他对《矛盾论》的阅读以及美学转化也应该为我们所重视。

蓝江的《不平衡矛盾与一分为二——巴迪欧论毛泽东的〈矛盾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4期)指出,巴迪欧认为,正是毛泽东的矛盾理论,让他可以在今天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强调了矛盾的不平衡性,从而彻底摧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唯心主义残余,而矛盾的不平衡性意味着现实是一种由多种矛盾制约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无解的,为了超越这个矛盾过程,在巴迪欧看来,就必须抛弃合二而一的思维,将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作为思考现实社会和革命斗争的唯一理论武器,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指引下,主体从众多矛盾中决定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从而为走向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未来社会开辟了一条道路。

以上文章以西方左翼思潮中的《矛盾论》和“毛泽东美学”为例,阐释并解构了西方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等资料进行“美学化”时的阐释机制和转化机制。

3、欧美文化理论中的中国资源

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传统学术界只关注中国接受-传播西方文化思想的单向过程,而忽视了对西方文化思想进行构建、改造和塑型的中国资源。

曾军的《德里达思考汉字的方法》(《东北师大学报》2018年第1期),指出德里达在他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所撰写的著作中大量涉及对中国汉字问题的思考。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字等级论”的批判,是德里达必须开展自己并不懂的汉字研究的动因。德里达的策略是,通过西方汉学来思考作为哲学问题的汉字。通过解构“汉语偏见”,强调汉字属性的多重性,将“表意性”、“表音性”置换为“表意价值”和“表音价值”,进而完成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此外,德里达还思考了“汉语图形形式的用途”问题,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汪洪章在《形而上学的衰落与20世纪西方文论话语形式》(《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中,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衰落,置于西方社会发展史和东西文化交流史中来加以考察。作者认为,在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政治、文化权力渐次下移是导致形而上学理论话语衰落的主因,而19世纪以来东方的道佛思想之影响,则助推了形而上学的消解过程。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理论生产速度快、产量高,理论性质也有所改变,这与形而上学解体、学术人口膨胀及社交伦理中的“政治正确”等因素关系密切。文章还结合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史上对待“中学”“西学”的态度,探讨了理论的生产和消费等相关问题。

马欣的《本雅明“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发现本雅明“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可视为其“机械复制”美学思想的重要补充。本文将他在《单向街》中关于誊写的美学阐释,放在“手工复制时代”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围绕文字的复制与艺术作品的复制之间的差异,及文字的手工复制与文字的机械复制的分歧问题,勾连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评安雅?门德尔松与格奥尔格?门德尔松<笔迹中的人>》,分别从誊写与阅读、誊写与讲故事、誊写与印刷三个角度进行细读与分析,揭示出誊写作为“文学文化”重要保证的笔迹学内涵,以及誊写美学在数字复制时代的启示意义。

韩振江的《蝴蝶:齐泽克的古代中国镜像》(《人文杂志》2018年第1期),作为精神分析哲学家的齐泽克对孔子和庄子等先秦思想家的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并使之与拉康哲学勾连起来。齐泽克通过对庄子梦蝴蝶、M?蝴蝶君等蝴蝶意象的精神分析透视,阐释了古代儒家文化,并进而想象了作为西方他者而存在的古代中国形象。他的中国蝴蝶意象与文化的镜像他者有某种根本的同构性。透过对齐泽克蝴蝶意象的分析,我们看到了齐泽克是如何通过蝴蝶这一幻象架构来想象古代中国的,以及西方学者如何通过镜像他者关系来理解现代中国。理清齐泽克如何想象中国,也就为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反思视角。

李缙英的《格林布拉特与詹明信之辩:当代中国政治与诗学的关系》(《学术界》2017年第6期),指出近年来逐渐进入主流的美国新历史主义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出了“文化诗学”的主张,其中社会与文学、政治性与诗性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关键。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他把詹明信及其观点塑造为“异己”进行辩驳,并把当代中国作为论据,以此论证社会与诗学的功能性区别应该分开的观点,而且认为二者间的联系必须通过互相调整才能适应。借用“新历史主义”注重语境和阐释模式的研究方法,我们会发现观点的迥异最终都可追溯到理论派别、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杨光的《面向一种新的创意产业治理方式——约翰?哈特利、格雷姆?特纳论中国创意产业》(《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8期)指出,在讨论中国创意产业时,哈特利认为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聪明型”的系统,而非“控制型”的系统。这其实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方式,强调划定范围、提供条件而非划定具体规则。而一种“数字读写能力”与“参与性”是实现这种治理方式的重要条件。格雷姆?特纳则通过中国的例子,认为此种参与性未必能打破原有的话语权力结构并导致一种民主化的状态。在此,中国问题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对话空间。从中国视角出发,固然应该重视他们谈到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需要看到他们的讨论中展现出来的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蓝江的《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巴迪欧?》(《学习与探索》2018年8期)指出,在今天的中国,阅读像巴迪欧这样的西方思想家的作品,不能局限于简单的引介性研究,而是需要在中国语境下来重新思考研究巴迪欧的意义。一方面,需要解读巴迪欧如何言说中国,尤其是他对当代中国和中国的其他原典,如《盐铁论》的讨论;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在当下中国背景下重新思考巴迪欧对于我们的价值和作用。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巴迪欧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我们不能从现成的方案,去寻找当下中国现实道路的路径,真正的道路在于游荡和远征,远离熟悉的土地,开辟出新的未来。

无论是佛教思想、“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作为古代中国镜像的蝴蝶,还是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和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都成为西方理论家构建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参考对象或比较对象,成为构建西方文艺思想的重要资源。

4、中国思想的西学转换

中国的民间文化、古代绘画、儒道思想等,都是西学的重要资源。张冰的俄罗斯汉学民间文化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阐释了中国民间文艺与俄罗斯“语言学诗学”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阐释俄罗斯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诗学、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诗学和巴赫金超语言学的语言学诗学等理论思想,与俄罗斯汉学的中国民俗、年画、俗文学等中国民间文化研究诸问题,探讨俄罗斯汉学的民间文化研究中,以“语言学诗学”视野展示出的中国民间文化在“异质”语境中的独特样貌。尽管其中不无极端偏颇之见,但俄罗斯汉学家独辟蹊径的中国民间文化领域的“语言学诗学”研究对当时的中国研究界无疑是前卫的,对当下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亦有极大的参照和启示意义。

庄桂成的《俄国文论里的中国画论关键词——以查瓦茨卡娅的<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为中心》(《学术界》2017年第6期)指出,俄国学者叶?查瓦茨卡娅的《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专著,它从历史、问题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分期和相关理论问题,尤其对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关键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查瓦茨卡娅对中国古代绘画第一法“气韵生动”这个关键词,从本体论、认识论的角度进行阐述,是为“以西释中”方法。她对“画道”关键词的阐述,是用中国的理论学说来阐述其对“画道”的理解,是为“以中释中”方法。查瓦茨卡娅对中国绘画美学进行分析时,还阐述了“天地”与“空间”,“品”与“风格”,“逸”与“自然”等关键词,采用的是“中西互释”方法。俄国学者查瓦茨卡娅对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关键词的阐释超越了“异国情调”和“东方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共生”,这是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一种理想状态。

喻宛婷的《阿恩海姆的“太极图”:格式塔艺术心理学中的中国图形》(《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指出,鲁道夫?阿恩海姆通过以中国为例证、以中国为灵感、以中国为路径,将太极图纳入格式塔艺术心理学研究中。本文指出,阿恩海姆的格式塔艺术心理学研究了以太极图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图形,来阐释视知觉的形式动力和“异质同构”现象,并寻找中西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互通之处。他利用中国思想,尤其是道家学说,来弥补西方思维的不足和短板。在其反思二元对立模式,弥补感知和思维、艺术和科学之裂缝的理论实践过程中,道家学说为其提供了灵感和思路。阿恩海姆既通过西方心理学视角关照中国艺术,也以中国为镜反观西方文化,弥补西方经验的不足,以建立具有普适性的科学美学理论,其“中国问题”路径对中国当下美学和艺术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董树宝的《迂回与进入:德勒兹与加塔利论中国思想的内在生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指出,法国当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加塔利从“草”之于中国、“线”之于中国诗书画、“形象”之于中国思想的角度来阐释块茎论、生成论与内在性哲学,呈现了他们经由中国而进入西方哲学的他者视角。与此同时,以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为思想中介,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内在性的平面上与现代新儒家的内在超越论交汇到一起,展现了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交错运行,呈现了中西相互生发、融会贯通的思想运动。

这些文章发现了西学中的中国思想文化,西方不仅以中国为例证、以中国为灵感、以中国为路径,而且体现了多元共生和对话主义的特点。

5、西学新潮的引入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

西方的文化思想的译介、传播与接受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来说十分重要,形成了一次次热潮。曾军、李维的《新世纪以来中国巴赫金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人文杂志》2017年第2期)指出,在新世纪,随着《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的出版、巴赫金研究学会的成立,中国的巴赫金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其中2004-2005、2008-2009年度,中国学者有关巴赫金研究的成果推出较为集中,形成两次高潮。中国学者对俄苏和欧美巴赫金研究的现状了解不深,引述范围也不够广泛,表明了中国的巴赫金研究还未能达到与外国巴赫金研究对话的程度。在巴赫金思想的研究中,中国学者主要围绕“巴赫金思想体系研究”“巴赫金语言理论研究”“对话、狂欢和复调的理论论争”“文化理论视角下的巴赫金”等几个焦点展开。将巴赫金置于俄苏和欧美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学术史中展开研究是新世纪中国巴赫金研究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学者围绕巴赫金与俄罗斯文艺思想的渊源、与法国理论、与英美文化理论以及与德国传统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冷热不均,成果亦不均衡。

曹谦的《俄苏美学及文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与研究》(《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期)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语境下,中国文论界放眼世界,最先展开了对俄苏美学、文论及文艺思想的译介与研究,成果丰硕,其数量之巨大、内容之丰富,堪称继50年代以后引入俄苏文论的第二次热潮,足以成为当时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也可以说是中国文论学习借鉴外国文论本的开端,在新时期外国理论译介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

这些都是对西方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总体性研究。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下一步研究计划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继续按照既定的四个子课题推进相关研究工作。

1、子课题一:英语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

本子课题在上海大学外国语大学乔国强教授带领下,将继续深入展开课题的研究,完成既定的研究计划:

(1)20世纪英语文论的中国背景(复旦大学汪洪章负责)

(2)英美新批评与中国思维(江苏师范大学郑佳老师负责)

(3)后殖民主义批评中的中国凝视(华东师范大学吴娱玉负责)

(4)英澳文化研究学派的当代中国文艺生产研究(深圳大学杨光负责)

(5)美国多元文化中的中国因素(浙江工商大学薛春霞负责)

(6)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形象的演变(上海大学李缙英负责)

(7)新叙事学中的中国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乔国强负责)

2、子课题二:法语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

本子课题在华东师范大学姜宇辉教授带领下,将继续深入展开课题的研究,完成既定的研究计划:

(1)20世纪法国文化中的中国背景(上海大学景春雨负责)

(2)现象学文论与中国艺术的对话(上海大学吴攸、周海天负责)

(3)从结构到解构:语言-文字界域中的汉语(北方工业大学董树宝、陕西师范大学张颖负责)

(4)法国精神分析学派中的中国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姜宇辉负责)

(5)中国文化的亲密接触(陕西师范大学张颖负责)

(6)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中国问题(上海大学曾军负责)

(7)当代激进左翼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南京大学蓝江、大连理工大学韩振江负责)

3、子课题三:德语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

本子课题在华东师范大学范劲教授带领下,将继续深入展开课题的研究,完成既定的研究计划:

(1)20世纪德语文论的中国背景(同济大学胡春春负责)

(2)卫礼贤的中国美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范劲负责)

(3)心理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四川大学喻宛婷负责)

(4)存在之思与中国哲学(上海大学周海天负责)

(5)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河南大学王银辉、同济大学孙雯倩负责)

(6)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想象(东华大学马欣负责)

(7)当代德国美学新进展之欧道主义(南京大学常垣负责)

4、子课题四:俄语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

本子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晓都教授带领下,将继续深入展开课题的研究,完成既定的研究计划:

(1)黄金白银时代俄罗斯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上海大学曹谦负责)

(2)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中国革命(江汉大学庄桂成负责)

(3)俄苏文学视野的中国文学研究(黑龙江大学刘柏威负责)

(4)俄国类型学观中的中国民间文化(北京大学张冰负责)

(5)俄苏汉学视角中的中国文学(山东大学李建刚负责)

(6)俄苏汉学文论中的中国古代文论(天津师范大学李逸津负责)

(7)东欧文论视域中的中国问题(上海大学曾军负责)

文献翻译组也已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相关图书和论文的翻译工作。各方面的进展相对较为顺利。

另一方面,随着课题研究的走向深入,新材料、新观点、新视角不断涌现,既对原有的研究框架做了进一步的充实,也出现了“溢出”原有框架,但同样非常重要的新领域、新问题。

同时,随着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课题的学术影响力已扩展到了西方学术界,通过与国际出版机构的合作,从AHCI刊物的本课题的special issues到国际知识出版社的课题阶段性成果的英文著作出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也开始参与到本课题的研究中来。

有鉴于此,课题组将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在更深入的课题研究和更广泛的学术影响两方面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1、“20世纪西方文论资料库”部分资料的扫描、复印、打印。

由于文献资源非常分散,且有海量文献还未完成数字化转换。因此,课题组将由出国访学、留学的成员负责收集整理所需要的外文文献,以扫描、复印、打印以及购买海外国书资料的方式继续充实“20世纪西方文论资料库”建设。

2、新增子项目一项,深化重大课题研究

在继续按现有的四个子课题的基础上,拟新增“海外汉学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影响研究”子课题。此子课题是在以上四个子课题原有框架中的“溢出”,即通过对上述四个基本子课题的内容和逻辑的初步研究中,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即许多西方文论家根本没有面对和理解真正的中国问题,而只是把其接触到的海外汉学视域带入到自己的理论构架中。总体来说,海外汉学对西方文论的影响呈现出“从文化到实用”这一“由虚到实”的发展历程。在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演变中,海外汉学家们构筑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毋庸置疑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成为一个西方视域中的“他者”,而此“他者”恰恰是西方的“自我”所产生的,海外汉学家在此过程中担任了一个“中介”的作用,海外汉学与西方文论的关系经历了“对立”、“同化”和“吸收”的过程,由此形成了在海外汉学家的影响下,西方文论界看待中国问题的不同视角。

因此,本子课题旨在首先重点追问20 世纪西方思想界和文论解究竟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或危机?其次,在多大程度上海外汉学家视域中的“中国问题”之引入起到了西方文化的“自我更新”之作用?最后,这些“中国问题”通过西方文论进行了何种形式的转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20 世纪西方文化的建构和发展?本子课题试图通过以上问题的解答,通过每个个案的研究作为缩影,拉起20世纪西方理论的思潮的发展历程,从而海外汉学家和西方文论家在对中国问题之调用的差异性表述中,寻找在海外汉学家的影响下,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过程中那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详见附件3)

3、全面启动“未名译库”计划,推动西学新潮中国问题最新前沿研究的译介。

全面启动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署的“未名译库?当代西方学术前沿丛书”计划。本重大项目的成果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学术研究,即以论文和专著形式的研究性成果;二是学术翻译,即对重要的与西方文论中国问题有关的未译文献进行精选和精译,从而对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进行新的补充。旨在完善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特别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一重要方向的研究。该项计划将努力把握当代西方文论思潮的最新发展趋势,尤其是关注其中与中国问题相关的最新研究进展。(详见附件4)

4、全面推进“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高层论坛”。

在本课题申报计划中,有一项“搭建当代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合作研究的平台”的计划。本课题将建立一个全新的中西文论合作研究机制(“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高层论坛”),以此助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通过这一机制和平台,中西文学理论研究者就彼此共同感兴趣的中国问题展开合作研究,促进双方的了解,深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进而提升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在已成功举办两届论坛的基础上,在未来几年时间内,课题组将围绕特定的研究专题来展开“西方文论中国问题高层论坛”,邀请中外学者就中国问题展开专题对话。(计划4次,详见附件5)。

5、策划SSCI或AHCI刊物的special issues,致力于当代中国文论海外传播

本项课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研究目的,即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展开中西文论之间的交往与对话。中国学者如何通过还原、质疑甚至批判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误读和变形,参与对这些被西方文论阐释过的中国问题的还原、纠偏以及新意义的生成?并反过来深化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研究?中国思想如何才能真正地走出西方知识的框架?中国学者如何调动中国经验,提出文论中新的中国问题,并逆向影响西方文论的参与和关注?这些问题也是内在于本课题的问题意识。有鉴于此,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之上,将大力推进当代中国文论海外传播的进程,将致力于将中国学者所展开的对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思考通过翻译出版、海外发表的形式传播到西方学术界。这一计划已获得初步成果。2018年5月,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杂志推出由本课题组策划的special issue“Chinese issue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发表了由曾军、李缙英、韩振江、董树宝、喻宛婷、吴攸、陈瑜、吴娱玉、周海天、李逸津围绕本课题撰写的系列论文。从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年底期间,本课题组还与另外三个SSCI或AHCI刊物确定好special issue的出版计划。它们分别是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Critical Theory and Maoism”、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A Critical Response to Neocolonialism”和Critical Arts:South-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的“Chinese discourses in Western literary and aesthetic theories in the 20th century”。(详见附件6)

6、致力于“西方文论中国问题”部分阶段性成果的外译出版。

已与意大利都灵大学里昂Massimo Lone教授达成协议,将“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的部分阶段性成果纳入由他主编的the series "The essays of Lexia"中出版。同时,也在与Purdue University Press谈阶段性成果文集翻译出版事宜。这既是提高课题研究水平,保证我们的研究始终处于学术前沿的需要,也有助于继续扩大本学科与本课题的学术影响力。

(课题组供稿) 

(责编:孙爽、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