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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1.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1）总体执行情况
首先，邀请学界权威学者，举行开题论证会。2017年3月21日下午，举行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开题论证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编辑部尹选波编审、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刘进宝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郝春文教授和李华瑞教授任专家组成员。首都师范大学周建设副校长、校社科处王德胜处长、北京市社科规划办肖士兵处长及各子课题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出席开题论证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课题组的研究计划论证合理，思路清晰，针对性强，准予执行。
其次，理顺研究思路和调整框架结构。根据开题论证会专家的建议，对原来的申报计划做了如下调整：①调整课题组子项目。将原有的5卷，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西夏辽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调整为7卷，即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以凸显童蒙文化的时代特点。②力求精品、避免冗长。删减各卷篇幅，整体分为上、中、下3册，每册分若干卷，总字数限定在100万字左右，以确保质量。③分时段点校蒙书。一方面，对历代《蒙求》系列蒙书和《千字文》系列蒙书等进行整体、综合校注，突出本项目的学术特色，字数限定在30万字之内；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并有效利用周边国家的蒙书资源，收集整理日本、韩国、越南等汉文化辐射圈的若干国家现存的《千字文》《蒙求》等古代中国蒙书，同时也关注其注释、改编本蒙书。
再次，重视发表优质论文，着力推动整体研究。开题论证会后，课题组调整了研究计划，并着力推动课题进展。本项目截止目前，已经出版专著1部、主编2卷辑刊、发表80余篇学术论文，较原定计划发表40篇论文增加一倍。其中包括《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权威刊物论文4篇，《厦门大学学报》《人文杂志》《学术月刊》《中国社会科学报》《山西大学学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刊物论文21篇，其中4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4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另有普通刊物论文27篇，会议论文29篇。目前已经完成了约42万字研究报告，占开题论证委员会将研究报告篇幅调整为100万字的42%，占原申请书计划250万字的16.8%。资料收集方面，各子课题共计搜集整理了近300万字的有关童蒙文化文献资料，约占预计研究资料的60%，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详见下表（1）“文献资料收集整理”说明）。
最后，开展学术交流，提升社会影响。一是召集学术研讨会。课题立项以来，在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的精心策划下，本课题组成员已先后参加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第三届（山东聊城，2017年7月）、第四届（安徽合肥，2018年6月）会议，并与日本广岛大学合作主办了“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广岛，2018年7月）。二是出版童蒙文化专业刊物。2015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成立后，决定出版《童蒙文化研究》学术期刊。2016年本项目获准立项以来，项目课题组成员的作品便成为了该刊的重要稿源。三是开展与社会童蒙教育实践机构的合作。两年多来，项目组除了与山东聊城同心国学院、安徽合肥国祯书院等民办教育机构合作办会，还与北京、上海、黑龙江、深圳、沈阳等地的多家儿童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将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紧密相结合，凸显了本项目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
总体而言，本项目按照既定研究计划，稳步、高效地开展整体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课题组所发表的论文大多质量较高，权威、核心刊物论文占了较大的比重，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获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另外，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主持编纂了《童蒙文化研究》第2卷、第3卷，子课题负责人韩昇的《良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一书，还荣获了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倡导，全国各地图书馆及读者、专家、媒体共同参与评选的公益性优秀图书奖项——2018年第13届“文津图书奖”。
（2）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课题组根据开题论证会专家组的建议，调整了子项目的设置，分为先秦卷（项目负责人韩昇教授）、秦汉魏晋南北朝（项目负责人林生海）、隋唐五代卷（项目负责人金滢坤）、宋代卷（项目负责人周扬波）、辽夏金元卷（项目负责人张希清）、明代卷（项目负责人施克灿）、清代卷（项目负责人李世愉），共7卷。
目前各子课题大体按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总体而言，目前隋唐五代卷、辽夏金元卷进展较快，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清代卷稍显迟缓，其他3卷匀速推进，较有保障。
先秦卷：完成约6万字的研究报告，发表核心论文2篇，普通期刊论文1篇、会议论文2篇，共计5篇论文，出版相关专著1部，收集童蒙文化资料约30万字；大概完成了本卷的30%，囿于先秦童蒙资料的缺少和时段长，尚需要在相对较丰富的战国诸子百家文献中寻求相关童蒙资料。
秦汉魏南北朝卷：完成约5万字的研究报告，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篇、普通期刊论文3篇、会议论文2篇，共8篇，其中1篇被人大报考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收集童蒙文化资料约50万字，还有约60万字的资料以及大量的今人研究成果需要吸收和补充。
隋唐五代卷：完成约8万字的研究报告，发表权威期刊论文2篇、核心期刊10篇、普通期刊论文14篇、会议论文15篇，共计40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3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篇。整理敦煌蒙书约10万字，收集隋唐五代童蒙文化资料约70万字；大概完成了本卷的40%，还有大量童蒙文化资料和今人研究成果需要补充和消化。
宋代卷：完成约8万字的研究报告，发表权威期刊论文1篇、核心期刊论文1篇、普通期刊论文2篇、会议论文2篇，共计6篇，其中1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转载。整理两宋蒙书约6万字，收集宋代童蒙文化资料约60万字，尚有大量的今人研究成果需要补充和消化。
辽夏金元卷：完成约6万字的研究报告，已发表核心论文4篇、普通期刊论文2篇、会议论文2篇，共8篇。已收集童蒙文化相关资料约50万字，仍须补充资料约40万字。
明代卷：明代卷已经完成研究报告约6万字，发表权威期刊论文1篇、核心期刊论文1篇，会议论文2篇，共计4篇，其中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篇。收集、梳理与明代童蒙教育及童蒙生活相关的论著347种，约70万字，收集明代新撰儿童读物和各种地方性蒙书16种，还有约40%的资料需要收集。
清代卷：由于清代是中国传统童蒙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近代童蒙文化的转型时期，需要查阅的文献资料众多，头绪复杂，故而目前清代卷仅完成约6万字的研究报告，发表权威刊物论文1篇、普通刊物论文4篇、会议论文3篇，共计8篇。目前正在整理的清代蒙书主要包括《有诸己斋格言丛书》、闽台蒙书等，约计60万字。此外，共收集了有关清代义学教育、清代族学、私塾教育、清代著名蒙学大家、清末蒙学改革等相关资料约40万字。此外，还有海量的今人研究论著需要阅读、消化与吸收，更需进一步就清代蒙学教育内容、蒙学思想、满蒙的少数民族蒙学教育等主题展开研究。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1）文献资料收集整理
根据项目组共同制定的资料文献搜集整理方案、总体进度安排和年度进展计划，并参照开题论证会专家组意见，重新审定的研究大纲和体例，由子项目负责人负责各卷的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相关工作开展顺利。
首先，对《四库全书》、先秦诸子、二十四史、历代文集、历代类书、历代丛书、历代笔记小说等传世典籍，利用团队优势，组织大量人手，进行人工查阅、收集，辅之以电子检索，进行分类整理，此类资料收集了200万余字。目前，在此类文献查阅的范围和细致程度上要超越以往的学者，力求在资料占有方面做到最大穷尽，在史料考证、解读等方面实现大的突破。这部分资料是研究童蒙文化史的基础，也是勾勒童蒙教育机构、教育内容和思想的坚实基础。
其次，对简帛、敦煌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徽州文书、太行山文书等新出土文献中有关童蒙文化的资料进行查阅、整理。重点对新出土文献中新发现的《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百行章》《崔氏夫人训女文》《兔园策府》《文场秀句》《孔子相橐相问书》《杂抄》《碎金》等大量早已失传的蒙书进行录入、整理和校注，同时对敦煌文书中发现的《蕃汉千字文》和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西夏文《孝经》《番汉合时掌中珠》《三才杂字》等罕见蕃汉蒙书、少数民族语言蒙书进行录入、整理、注释和翻译。这些蒙书对于了解唐宋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文蒙书的改造、编写和使用情况，弥足珍贵。此外，新发现太行山文书中的《老百姓庄农杂字》《农家杂字》《士农工商买卖杂字》《买卖杂字》《绘图应时杂字》《老百姓日用杂字》《便蒙六言》等各种便民字书和童蒙读物，对了解明清太行山区的民间童蒙文化、大众文化普及化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项目组也对其进行了录入和整理。同时，项目组还通过协同合作的方式，与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高田时雄、越南社科院吕明姮副研究员、（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耿慧玲教授合作，委托他们分别收集、整理汉传《千字文》《蒙求》《三字经》等中国古代蒙书，以及日本、韩国、越南等汉文化辐射圈国家注解、改写和仿作的日文、韩文、汉喃蒙书，为课题组了解中华传统童蒙文化对亚洲各国的影响夯实了文献基础。此类资料，目前已经收集了100多万字，约为总量的三分之一。由于出土文献或新发现民间文书都是当时留下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和史料价值很高，弥足珍贵，能够用于分析、研究很多具体的学术问题，将助力本项目取得更多的重点突破。
其三，检索墓志、金石资料中有关童蒙文化资料。从汉魏以至明清遗存的大量中国古代墓志中，收集墓主及相关家庭成员的童蒙教育信息。很多墓志中都会记录亡者幼时的情况，或者其子女的情况，从而保存了不少有关童蒙文化的信息。特别是早亡儿童的墓志，通常都会提到其开蒙教育的情况，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儿童教育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妇女的墓志主要是讲其养育和教育子女的情况。课题组重点对《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宋代墓志辑释》《碑传集》《碑传集补》《续碑传集》《广清碑传集》《新中国出土墓志》《洛阳新获墓志》等墓志汇编，以及散见于地方志、文集中的墓志材料进行了全方位的翻阅和检索，已经搜集了约100多万字的资料，可以充实正史和文集对古代儿童记载。当然，墓志的内容有时难免存在溢美之词，我们在使用墓志资料时，必须分辨真伪，客观分析。
其四，收集和整理家训、族谱中有关童蒙文化的资料。家训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家庭、家族训诫子弟的重要内容和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的兴起，士族之家都非常重视编撰谱牒，以此作为维护门第的主要手段。谱牒除了记载家族的世袭、官位、婚姻、田产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记载家训、家范、家规、家约、家语、家箴、家矩、家法、家则、家劝、庭训、世范、宗训、宗约、公约、祠规等，其内容多为涉及教诲子弟读书、做人、为官、处事、劳作、礼仪等等，与童蒙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项目组在充分吸收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等近年来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安徽博物院等藏书机构，重点查阅宋元以来的家训、族谱资料，目前已经收集了相关资料50万字以上。我们的设想是，从族谱中的家训及其特点来分析中国古代家学、家族、宗族文化与童蒙文化的关系，对研究儿童收养、过继和家塾、助学等问题很有帮助。
其五，重视考古资料和文物遗存中有关儿童文化的实物、图像资料的收集和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界无论在考古发掘，还是在文物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对涉及中国童蒙文化文物、图像等资料的研究则明显不足。本课题组试图通过大范围普查、翻阅考古报告、出土文物、建筑遗存，寻找跟童蒙文化有关的器物、遗迹、图像等，鉴别儿童住所、学堂等；通过翻阅历代名画、画像石砖、壁画、石刻、木雕等图像资料，寻找、发现有关儿童形象、服饰、游戏、儿童书画等图像资料，也可以从古代文物中寻觅儿童玩具、衣物、用具、工具等实物。这项工作由于学界尚无人进行专门研究，研究基础比较薄弱，现在主要收集到了敦煌壁画、汉画像石砖，以及历代名画中有关童蒙文化的不少资料，但在研究和解读方面，成果还很有限。
其六，调查民俗资料中的童蒙文化资料。中国各地有很多与童蒙文化相关的司空见惯的风俗传统，诸如小孩抓周、满月、百日、长命锁，以及虎头鞋、虎头帽、五彩线、荷叶灯、供兔儿爷等育儿习俗，它们内容丰富，饶有趣味，历史悠久，至今流传。课题组根据此前研究计划，从童蒙文化的角度，从现存的不同地域、民族的儿童民俗入手，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但总体而言比较杂乱，多为图像资料和口述史资料，数量也比较有限。今后拟结合相关史籍、考古和文物资料，重点梳理和探讨儿童民俗的文化起源和寓意。
其七，整理童蒙相关书目，收集今人研究成果。组织人员收集研究历代童蒙文化论著目录，已经编写、出版了《2016年童蒙文化研究论著目录》《2017年童蒙童蒙文化研究论著目录》《敦煌吐鲁番童蒙研究目录》《宋辽夏金元童蒙文化研究目录》，正在编写《先秦童蒙文化研究目录》《秦汉魏晋南北朝童蒙文化研究目录》《明清童蒙文化研究目录》，以及2016年以前的每年童蒙文化研究的论著目录。在编写论著目录的基础上，对良莠不齐的相关研究论著，进行筛选，按照时代分期，分时段购买相关研究论著，包括童蒙文化专题的论著，以及与童蒙文化紧密相关的中国教育史、科举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等经典论著，以便扩大学术视野。重点对日本、韩国、越南和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著，进行收集、购买、复印，主要是吸纳在外留学博士生、研究员来完成。目前主要有日本广岛大学的荒见泰史教授和林生海、任占鹏博士，越南社科院潘青皇博士，台湾刘怡青博士后帮忙收集购买，确保在资料方面做到最强。此外，建国前也有不少民国学者的童蒙文化论著，课题组通过各种办法，复制了朱元善《儿童学研究》、凌冰《儿童学概论》、王稚庵《中国儿童史》等非常难得的早期研究中国童蒙文化的经典著作。
总之，在资料文献整理方面，课题组成员有步骤、有计划地借助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广岛大学图书馆等各自所在大学、院系的图书馆，对其所收藏的中外典籍和研究论著，分步骤、有针对性地搜集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的资料，加以分类整理，并用文献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初步考订。再就是有重点地组织课题组成员分批次前往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等查阅有关蒙书和儿童读物的资料，未来将组织课题组成员前往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和台湾地区搜集传入该地区的汉文童蒙读物，及其翻译、改编过的中国历代蒙书。
（2）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
一是，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举行了4次项目组工作会议。2017年7月27—29日，第一次“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项目组工作会议在山东聊城同心国学院顺利召开。项目首席专家金滢坤，王凌皓教授、耿慧玲教授、韩昇教授、施克灿教授、郭娅教授、陈中龙副教授、张国旺副研究员、蔡春娟副研究员等20余位课题组负责人、核心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2017年12月8—9日，第二次“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项目组工作会议在北京紫玉饭店第一会议室顺利召开。特邀嘉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丽娱研究员、国家图书馆张廷银研究员、《中国史研究动态》苏辉编审等，金滢坤、韩昇、张小锋、施克灿、周扬波、张国旺、蔡春娟、盛会莲、林生海、常荩心等20余位课题组负责人、核心成员参加了会议。2018年6月2—3日，第三次“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项目组工作会议在北京紫玉饭店顺利召开，特邀嘉宾高田时雄、柴剑虹，以及课题组首席专家金滢坤、子项目负责人施克灿、毛晓阳、核心成员朱凤玉、郑阿财、张小锋、常荩心、任占鹏等10余人参加了会议。2018年7月5—6日，第四次“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工作会议在日本广岛大学中央图书馆会议室顺利召开，是在“中华童蒙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举行。特邀嘉宾有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教授、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会长徐勇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田澍教授，荒见泰史、朱凤玉、郑阿财、韩昇、王凌皓、杨秀清、施克灿、张小锋、毛晓阳、周扬波、常荩心、任占鹏等课题组负责人与核心成员参加了会议。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对过去一年半来项目进展情况、研究进展的总体评估进行了汇报，重点讨论了中期检查事项，并对后续研究作了比较明晰的安排。经过会议的充分交流，课题组的前期成果基本得到了肯定，团队对迎接中期检查有了较为坚定的信心；同时也对课题存在的不足有了进一步认识，更加明确了后续的研究思路，整个队伍的士气有了大幅的提升。目前，项目组正积极筹划，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诚邀各地嘉宾，于2018年8月23—24日举行第五次“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项目组工作会议。
二是，与日本广岛大学合办“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大会的最初计划，本来只是项目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与广岛大学荒见泰史教授商议在广岛举办一次主要由课题组成员参加的项目组工作会议。在商议过程中，双方觉得机会难得，仅仅举行一个小型会议，不足以体现两国在童蒙文化领域的交融关系。最后，决定由广岛大学、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童蒙文化委员会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广岛大学来承办。此次会议已经在7月4—7日在广岛大学圆满举行。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除了本重大项目子课题组负责人、核心成员外，还特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的名誉会长王子今教授、会长徐勇教授、副会长杨秀清和王凌皓教授，以及童蒙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郑阿财教授、朱凤玉教授、韩昇教授、高田时雄教授、田澍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代表了童蒙文化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这次大会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走出国门，与东亚国家的高校首次合办童蒙文化的国际研讨会，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因此，本次大会上，中日两国的学者共聚一堂，探讨中国、日本和越南的童蒙文化，具有非凡的意义，既是对中日两国童蒙文化交流的回顾，也是对两国童蒙文化领域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促进两国在儿童青少年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展望其美好的未来。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本课题子项目负责人韩昇、施克灿、张小锋、毛晓阳、周扬波诸位教授，与会课题组成员有王凌皓、杨秀清、郑阿财、朱凤玉、荒见泰史教授等，刘怡青博士后，常荩心、任占鹏博士生。此次会议十分圆满，与会代表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童蒙文化史”进行了探讨和交锋。
三是，项目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积极主办了两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7月27—29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聊城圆满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越南的90多位海内外学者参加了会议。2018年6月8日至10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童蒙教育实践研讨会”在安徽合肥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英国、日本、越南的100多位海内外童蒙文化研究者及热爱童蒙教育事业的各界人士与会。
四是，参加学会年会。本课题组的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和主要成员都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的成员，均有参加学会年会、讨论学会发展的义务。本重大项目立项以来，课题组成员集体出席了两次学会年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山东聊城同心书院，2017年7月27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安徽国祯书院，2018年6月8日）。本课题组的子项目负责人、主要成员都提交了论文，做了主题演讲或小组发言，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
五是，参加各类相关学术会议。为拓展学术视野，提升研究水平，课题组负责人、核心成员等还分别参加了其他各类学术会议。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参加了“第十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研讨会”（南京科举博物馆，2016年12月）、“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十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2017年9月）、“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福建师范大学，2017年11月）。课题组子项目负责人施克灿教授参加了“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山西师范大学，2016年9月）、“第十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教育史研究论坛”（浙江大学，2016年11月）、“全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11月）、“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教育史论坛”（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11月）、“郭齐家先生教育学术思想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12月）。课题组子项目负责人毛晓阳教授参加了“第十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教育史研究论坛”（浙江大学，2016年11月）、“第十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2016年12月）、“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黄河科技学院，2017年4月）、“首届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福建师范大学，2017年11月）和“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教育史研究论坛”（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11月）。郑阿财教授参加了“北京论坛”（北京大学、钓鱼台国宾馆，2017年11月）、“纪念林尹教授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11月）。蔡春娟副研究员参加了“2017年全国元代文学与西域文学研讨会”（新疆大学，2017年8月）。
六是，举办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的学术报告。项目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先后邀请王子今、王三庆、郑阿财等三位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行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的专题演讲，并与课题组成员及本校硕、博士研究生就相关话题展开互动和讨论。三次演讲的题目分别为：王子今《汉代的童蒙教育》（2017年1月10日）、王三庆《敦煌类书的编纂与应用》（2017年5月8日）、郑阿财《中国传统蒙书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与接受》（2017年6月3日）。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在成果宣传推介方面，本课题做了如下几点工作：
第一，开辟童蒙文化、家训专栏。在《中国社会科学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核心期刊合作开辟“奕世载德：传统家风家教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笔谈”“古代蒙学研究”“中国古代家训、家风及其历史影响”等4组系列专栏、笔谈，将本课题的研究成果集中发表，向学界、社会和中小学教育战线推介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2017年10月20日，正值两会期间，课题组与《中国社会科学报》联合特别策划了“奕世载德：传统家风家教及其当代价值”的童蒙文化专栏，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的《“蒙以养正”：唐代童蒙的孝道教育》、课题组子项目负责人林生海的《〈颜氏家训〉教诲子孙务本崇实》、课题组核心成员朱凤玉教授的《敦煌典籍中的庶民家教》、耿慧玲教授的《家训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发展》等4篇文章，十分契合十九大提倡的重视家风、家教的主题，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金滢坤、朱凤玉、耿慧玲教授的3篇文章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被《新华文摘》2018年第1期全文转载。2018年2月，课题组又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合作，于该刊2018年第1期开辟“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笔谈”专栏，刊登了本课题组的系列文章：金滢坤《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韩昇《中国童蒙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王三庆《论中国历代启蒙识字书籍的编辑与发展》、郑阿财《中国蒙书在汉字文化圈的流传与发展》、张小锋《秦汉童蒙文化的特点与研究视角》、施克灿《明代童蒙教育的特质》共计6篇论文，其中有3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幼儿教育导读》全文转载，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的《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一文又被《新华文摘》2018年第10期转载。2018年3月，课题组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合作，在该刊2018年第2期开辟“古代蒙学研究”专栏，刊登了金滢坤《论古代家训与中国人品格的养成》、张国旺《论元代的女童教育与女教书》、周扬波《知识社会史视野下的宋代蒙书》3篇论文。另外，课题组还在《光明日报?理论版》2018年7月9日开辟“中国古代家训、家风及其历史影响”一个整版，刊登了金滢坤《唐代家训、家风、家法与社会教化》、施克灿《〈郑氏规范〉中的家庭伦理及其影响》、杨纳名《从范仲淹家训看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3篇论文，它们符合当前国家弘扬家训、家风教育的需要，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既通俗明了，又有理论深度的文化大餐。
第二，提交学术简报。通过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向国家社科规划办提交了两次简报。2017年8月提交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第一次工作会议简报”，2017年12月提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第二次工作会议简报”。目前，课题组正在提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第三、四次工作会议简报”。
第三，出版学术专著。子项目负责人韩昇出版了专著《良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还获得2018年第13届“文津图书奖”。该图书奖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发起，由全国各地图书馆及读者、专家、媒体共同参与投票评选，客观公正，体现民情，是最受读者喜欢与认可的奖项。
第四，通告项目进展。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利用在山东聊城主办2017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的机会，做了国家重大社科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进展情况的报告，向与会专家、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代表，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发展与突破情况。
第五，开办系列讲座。主要是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开办“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童蒙文化专题”系列讲座。其中包括，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唐五代童蒙教育中的经典教育》（2017年4月23日）、课题组成员王启涛教授《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童蒙教育》（2016年12月23日）、课题组成员张小锋教授《童蒙文化与两汉社会》（2017年1月7日）。
第六，主编《童蒙文化研究》。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人民出版社合作，自2016年起一直担任《童蒙文化研究》主编，目前已经连续出版了3卷，刊登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论文近80篇，得到学界一致好评和密切关注。这一期刊是当前中国童蒙文化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刊物，也是本课题组成果刊登和发表的重要平台。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1）本项目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是，中国童蒙文化史的发展时段跨度大，很难把握其基本脉络和内容细节，更难准确定位不同时段的童蒙文化特点。本项目的研究对象时间跨度极大，所探讨的主题复杂多样，每个时段的童蒙文化均有其特定的内容，要从长时段、多角度归纳和总结其历史变化情况颇具难度。即便是一些具有一定共性的问题，在不同时期里也存在较多的变化，较难分析和阐述其时代的特点。为此，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改进措施：第一，为了解决时代跨度问题，增设子项目，依据开题委员会的意见，将原来的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2卷，将宋辽西夏金元卷，分为两宋、辽西夏金元2卷，以便突出中国童蒙文化的时代特点。第二，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史，必须熟悉每个时段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迁情况，才能准确把握童蒙文化相关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原因。在选择子项目负责人时，主要选择有史学学科专业背景的学者担任，以便更好地把握中国童蒙文化发展的时代脉络。
二是，中国童蒙文化史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因而在研究中单个研究者很难掌握多种研究方法。中国童蒙文化是以儿童启蒙教育为核心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主要包括养育、启蒙、教育、生活、健康、心理、文学、艺术、服饰、游戏、交友、礼俗、劳作、选拔等一切相关的社会活动、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相关文化、思想、风俗和文物遗存等。因此，中国童蒙文化研究涉及多个学科的视角和方法，缺乏可供借鉴的研究范式，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协同配合，相互启发，全景观照。因此，在组建团队的时候，根据中国童蒙文化内容涉及多学科的特点，邀请历史学、教育学、文学、语言学、文献学、文化学、儿童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儿童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参加课题，进行交叉研究，协同攻关，重点突破，还请德高望重的学者作为学术顾问，以保证课题研究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通过召开工作会议的形式，有针对性地请不同学科的专家提供建议和指导，以解决跨学科知识不足的问题。
三是，童蒙文化史的资料分散，查阅、收集史料十分困难。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的文献资料内容庞杂，分布较广，搜集、整理和利用的难度颇大。同时，有关童蒙文化的蒙书和相关文献相对内容浅显、稚嫩，往往被官私史籍、文献所忽视，完整保存至今的史料有限。在私人笔记小说、类书、墓志、杂史、野史等非正统文献中虽然记载较多，但也都极为分散、零散。这也导致本项目必须耗费数倍于其他项目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同时，由于笔记小说、墓志等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存在一定的欠缺，需要借助文献学方法来鉴别真伪，去伪存真，这也将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无形中也增加了课题研究的难度。针对这一难题，课题组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采取人海战术，尽量多聘请相关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对重点典籍进行拉网式查阅，同时辅之以电脑检索，并聘请计算机专业人员，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第二，邀请文献学、简帛学、敦煌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专家，对金文、简牍、敦煌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徽州文书、太行山文书等新出土文献中有关童蒙文化的资料进行甄别、收集、整理和考订，以填补童蒙文化史资料的不足，发现童蒙文化的新问题。再用历史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协同研究，结合新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进行分析，这也是本课题创新的重点。第三，着眼国际视野，广泛复印、抄录世界各大知名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童蒙书籍、家训、族谱以及相关文物，深入发掘童蒙文化史料、文物。第四，以合作形式，邀请日本、越南、韩国、英国、美国等外国学者和硕博士研究生参加本课题。目前，已经邀请京都大学的高田时雄教授、广岛大学的荒见泰史教授参与本课题，指导台湾籍刘怡青博士后做“越南童蒙文化研究”、日本广岛大学博士生任占鹏做“《蒙求》与日本童蒙文化”的课题，从而解决课题组对东亚史料收集困难和研究不足的问题。
四是，中国童蒙文化对东亚世界影响十分广泛、深入，研究和总结童蒙文化对周边影响难度极大。中国童蒙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最基本内容，在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民族传播的过程中，充当了先行者的作用，为亚洲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东亚民族、国家更替频繁，语言、文化和疆域、政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便是现代，受中国童蒙文化影响较深的有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十余个东亚、东南亚国家，仅依靠课题组的现有力量全面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对其的影响，不太现实。因此，我们采取如下策略：第一，邀请日本、韩国、越南的相关学者参加研究团队，实现国际合作，共同攻关。第二，举办国际会议。如今年7月4—7日，与日本广岛大学荒见泰史教授合办“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东亚20余位研究童蒙文化的知名教授、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世界的关系，加深了对中国童蒙文化影响东亚的认识，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第三，联合培养博士，合作研究，通过项目来组织博士生搜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收藏的中国古代《孝经》《千字文》《蒙求》《李峤百咏》《三字经》等经典童蒙读物，及其注解、改编和撰写的相关古本童蒙读物，分析古代周边国家、部族在童蒙教育中使用情况，来探讨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传播和影响情况。
（2）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一是，资料是学术研究基础。中国童蒙文化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往学界将童蒙读物、蒙书视作孩童幼稚、浅显之作，历代官方、民间都不是很重视，相关史料、信息都很少，导致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幼儿）教育，研究蒙书更是局限在《千字文》《弟子规》《百家姓》等经典蒙书，学者使用的相关资料很有限，导致研究内容、结果多很片面，千人一面的现象比较普遍。本项目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开拓童蒙文化的资料收集，不仅重视简牍、敦煌吐鲁番等新出土文献，以及墓志、石刻等金石资料，而且注意到古代壁画、画像石、书画中的图像资料，以及考古文物、遗迹资料、民俗资料等等，无疑丰富了童蒙文化的资料来源，扩大了讨论对象，提供了充实的论证依据，有效地保证了本课题的质量。
二是，理论和方法是拓展童蒙文化研究领域的利器。现有中国童蒙文化研究领域普遍存在选题单一、内容重复的问题，学界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儿童教育史、童蒙教材，对儿童心理、游戏社交、健康、心理、劳动、服饰、文学、艺术，以及童蒙文化相关的古迹遗存等领域，还有很多亟待突破的空间。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跨学科的协同研究。因此，在课题实行的过程中，我们是尽量组织教育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音乐、美术等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召开会议，探讨相关问题，在商讨中不断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深度突破，改变中国童蒙文化研究方法、手段单一的情况，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协同创新，对中国童蒙文化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从而界定童蒙文化的概念，开阔童蒙文化研究更广泛的视野，这也是本课题在立项以来，取得较多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心得。
三是，加强问题意识，提升研究的深度和质量。针对以往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意识不强、通论化、表面化的缺陷，本课题组是由多学科的专家组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队伍，凭借多学科系统、综合研究的优势，扩大学术视野，拓宽研究范围，抓住问题的核心，探索问题的发展规律，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交叉分析，比较容易提升研究的深度和质量。问题意识的提升，还在于整体史观的把握，现有的童蒙文化研究往往是就事论事，没有放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讨论，究其原因是因为缺乏整体观念和学科问题意识。在课题执行过程中，强调在最大限度地搜集纸质文献和考古材料中与童蒙文化相关的资料，确保资料的全面性，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用历史、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确保研究、探讨问题客观、真实和全面，准确把握其发展规律，深入解决各类问题，避免研究问题表面化，最大限度避免出现研究内容、结论过于单一的弊端，防止盲人摸象，争取做到客观、科学、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史。
四是，主办研讨会和参加学术交流，相互交流，力争站在学术前沿。首席专家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的身份组织两次童蒙学会的年会，并与广岛大学合办“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国际研讨会”，召集课题组子项目负责人、主要成员参加，与英、美、日、越南，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外童蒙文化领域权威学者、专家进行深度交流和探讨，全面掌握了中国童蒙文化研究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汲取、丰富童蒙文化研究的资讯、理论和视野。
五是，以子课题为核心，召开小型学术讨论会。本课题组定于2018年8月23—24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宋辽金元时期社会思想、教育思想的书写与童蒙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邀请研究宋、辽金元时段的历史学、文献学，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对“宋代”“辽夏金元卷”的研究大纲、具体问题进行会诊，并请课题组成员以及与会专家提交相关论文，来补充和扩展课题组的研究思路和内容。
六是，开辟学术专栏，组织系列文章。首席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理论版》《首都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组织了有关家训、家风和童蒙文化史专题论文和笔谈系列文章，邀请课题组项目负责人和成员发表了16篇论文，其中有4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4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幼儿教育导读》全文转载，转载率达50%，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也宣传了本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的研究成果。
最后，建议提高咨询费、劳务费和间接费的比例，便于课题实际花销使用，将经费使用监督，改为研究报告的质量验收监管。
5.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一，关于报账管理问题，因学校财务管理制度和科研实际需要相互矛盾的问题，使得既定研究计划往往跟现实需要相脱节。如最初在给子课题负责人、课题主要成员分配经费时，大家都希望放在首都师大报销，但后来因为报销工作巨大，很多课题组成员是外地人员，票据内容不符合北京市报销要求，最终造成了无法报销或者不便报销的情况，使一些工作难以展开。希望相关管理部门能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调整政策，给北京市以外的课题子项目负责人、课题参与者外拨课题经费，减轻首席专家的报账压力。
第二，计划经费使用与实际设想往往脱节。如原计划去欧洲查找资料，但剩余经费，不能去欧洲，似乎很不科学。同时，希望放宽原计划经费的使用限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及时调整，如整个课题的参加人员有30多人，但只允许购买1台电脑，极为不合理。又如原计划购买一部价位比较高的相机，但现在想改为价位略低的相机，用节省来的钱买电脑，或买电纸书，也因为与原定预算不符而受到限制。
第三，由于报账不方便，经费使用不是很畅通，影响了个别老师的积极性，在分配任务之后，持观望态度，影响了课题研究的整体进展。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截止目前，本项目出版专著1部，主编2卷以书代刊的辑刊，已经发表了81余篇学术论文，其中权威4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4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4篇，核心期刊论文21篇，普通期刊论文27篇，会议论文29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学术成绩和社会效果。兹选取发表于各权威、核心刊物以及被《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11篇论文，分3个专题，加以重点介绍。
（一）“奕世载德：传统家风家教及其当代价值”特别策划专题论文
2017年10月20日，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报》联合特别策划了“奕世载德：传统家风家教及其当代价值”的童蒙文化研究栏目，刊登了本课题组成员撰写的4篇论文。当时正值两会期间，会议代表中不乏教育界、学术界的权威学者。本组论文由于十分契合十九大提倡的重视家风、家教的主题，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文章刊出后，金滢坤的《“蒙以养正”：唐代童蒙的孝道教育》、朱凤玉的《敦煌典籍中的庶民家教》、耿慧玲的《家训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发展》等3篇文章，被《新华文摘》2018年第1期全文转载，表明本项目研究的相关学术观点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这三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核心观点如下：
1.金滢坤《“蒙以养正”：唐代童蒙的孝道教育》
该文分三个部分，概述了唐代童蒙孝道教育的整体情况。文章认为，唐代将宣扬以“孝”为“百行之本”的《孝经》作为童蒙孝道教育的核心，从儿童时代开始，培养国人的忠孝观念。同时，将《孝经》作为科举考试最基础的经典，体现了唐代童蒙教育、教材的科举特征。
首先，《孝经》在童蒙教育中备受重视，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隋唐皇帝对《孝经》备加推崇。如隋文帝首次主持国子学释褐典礼，命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唐高祖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唐玄宗御注《孝经》，令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其二，《孝经》是唐代科举常科考试的基本内容之一，士人从事举业须从《孝经》学起。童子科考试的最主要内容是《孝经》《论语》，将《孝经》与科举直接挂钩。敦煌学郎诗云：“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词（辞）杖捶体，愿赐荣驱路。”
其次，培养孩童的忠孝观念。唐初杜正伦《百行章?序》云：“《孝经》始终，用之无尽。”作者认为士人学习《孝经》是要终身践行忠孝，尽节立孝，在实践的潜移默化中，将《孝经》的相关原则融入日常行止。《孝经》还可以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完善儒家人格修养——“立身扬名”。
最后，大量新编蒙书推动了孝道观念的传播。《孝经》对于孩童而言，艰涩难懂。唐人将《孝经》的重要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并加入实践性内容，改编成浅显易懂的各种蒙书。《太公家教》就是其中的典范，不仅用语通俗活泼，而且将原本抽象高深的道理具象为向父母请安、问候父母冷暖、忧戚、疾病等实践行为，方便儿童阅读、理解和践行。此外，以《孝经》为蓝本、以阐发“孝道”观念为中心的童蒙教材也大量出现，与《孝经》相辅相成，构成了唐代童蒙孝道教育的“教材”和教育体系。唐代孝道教育也与士庶家训相融合，成为训诫子孙的重要内容。以穆宁《家令》、柳玭《家训》最为著名。唐代《孝经》成为童蒙教育的核心读本，也是士人必备经典，终身受益。杜甫诗云：“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
2.朱凤玉《敦煌典籍中的庶民家教》
从广义上讲，教育贯穿人的一生，人一生的教育可分为孩提时代的家庭教育、青少年期的学校教育和成人阶段的社会教育三个阶段。“家教”是人一生中最早、最直接也最亲切的教导，大抵以基本的伦理道德和举止礼节为主要内容。
父母是子女“家教”的第一责任人，正如童蒙读物《三字经》所言：“养不教，父之过。”中国古代士族子弟读书，意在科举取功名。庶民百姓除农作必需的知识、技能外，还学习一些佛教义理与浅近日常的生活道理结合起来。敦煌文书中《太公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等训蒙类通俗教材。
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内容亦体现性别差异。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是“言传身教”，即知识、经验、道理的传授者为履践者本人，即“父教子，母教女”。如敦煌写本中既有以母亲口吻编撰的《崔氏夫人训女文》，也有以严父口吻编成的《新集严父教》。
敦煌写本《新集严父教》第一章以“家中所生男，常依严父教”起首，开宗明义地训诫男子应以“严父教”作为日常行止的依循；强调家中有子除了抚养之外，还得教育，这样才是有教养。之后每章首句均先列举一桩日常生活的事例或场面，如“遇醉客”“逢斗打”“争人我”等，而后叙述应对原则和方法，最后以“寻思也大好”结尾。总体来看，“严父教”训诫男子要以谦让恭顺、正直守礼为处事和修养原则。如“路上逢醉人”，需要“抽身以下道”，即尽量避让；“忽逢斗打处”，要做到“叉手却陪笑”；虽出身贫寒，但“宁乞勿盗”。
针对女子的家庭教育，重点往往集中在教导女儿如何做好媳妇的“本分”。敦煌本《崔氏夫人训女文》，以母亲告诫训示待嫁女儿的形式，阐述如何成为称职媳妇的“锦囊秘诀”。
“训女文”全篇为32句，七言韵文，以“香车宝马竞争辉，少女堂前哭正悲”起首，描摹出一副“悲喜交加”的婚礼场景。然后以“吾今劝汝不须哭，三日拜堂还得归”一句，将文脉导入“少女”之母“崔氏夫人”规劝训导的语境。这位母亲首先告诫“少女”需认清即将从“惯娇怜”到“作他妇”的“现实”，此后不能如“在家时”一样挥洒“本意”，一言一行必需“守规矩”。在母亲看来，“欲语三思”、“少语莫言”乃新媳妇务必遵守的“第一要务”，而且要“外言莫向家中说，家语莫向外人传”。无论是面对“姑嫜”还是“小郎”应答说话要注意“音量”。
这篇古代“女训”性质的作品，题名署作“崔氏夫人”，显然是托名当时居甲族四姓之首的“崔氏”。但《崔氏夫人训女文》的流行不完全因为借名，其内容简明扼要，文辞通俗，笔调活泼，将严肃抽象的大道理置于切近具体的生活场景，并加以形象地呈现，使得在封建社会谨奉“无才是德”的女子亦可通晓掌握。至于“训女文”所追求的家庭和睦，固然有着超越时空的伦理价值，但其体现的男尊女卑性别观，更需要我们警惕和思考。
3.耿慧玲《家训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发展》
家训是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环节，家训多见于上层士人，主要目的在于训导子孙，以求延续家业家风，香火永续。自汉代伊始，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道德规范成为家训的基础内容。随着朝贡体系在东亚世界的铺展，家训文化亦广泛流布于东亚各地。在古代，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越南在语言学上具有吸收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而越南自李朝（1010—1225）仁宗大宁四年（1075）首开科举，科举使越南形成了诸多仕读传家的士人家族，成为越南家训文化的承载主体。
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可知，现存越南家训书籍约有三十余部。有印本，也有抄本；有从中国传入家训，如《朱子家政》《明道家训》；也有越南自撰家训，如胡丕绩《穷达家训》和阮朝邓春榜撰《居家劝戒则》等。古代越南流传的家训，集中在后黎朝和阮朝时期。两朝家训又各有特点，后黎朝家训除吴维垣《吴公训子文》、阮逸《阮唐臣传家规范》现仅存汉文抄本之外，其如阮廌《黎朝阮相公家训歌》、胡丕绩《穷达家训》、裴杨瓑《裴家训孩》均在阮朝时有刻印本流传。意味着科举世家的声望，原本仅作为家族“训子书”的“一家之训”已转变为普罗大众“训俗书”。后黎朝家训多为汉文书写本，唯阮廌《黎朝阮相公家训歌》以喃文印本流传。在数量上，越南现存家训印本，多刊刻于阮朝。虽阮朝时遭遇剧烈“变局”成为法国殖民地，却是刊刻家训最多的时代。这与越南政治和文化脱离的双轨策略比较符合，也说明越南对于中国文化的坚持。家训均附存于善书中流传，也是越南家训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些家训通过善书或宗教的倡导，从个别家族训诫，成为普罗大众的道德教本。
越南流布的中国家训，除《朱子家政》《明道家训》外，其余多为清代流传甚广的家训类丛书，如邓淳《家范辑要》、石成金《传家至宝》、陈宏谋《五种遗规》等。越南现存的家训汉文版本均多于喃文版本，也反映出汉文化与儒家思想对越南的深刻影响。以黎朝阮逸《阮唐臣传家规范》与阮朝不详撰人以六八体喃歌著录的《教训演歌》比较，其内容均有摘录中国古籍或引用中国家训的现象，越南家训文化源自中国，契机在于儒学思想和科举制的影响。传入之初，儒家伦理规范仅流传于世家大族之间，形成独特的儒士群体。真正将家训文化和儒家伦理道德在越南的传播推向深入的是喃文家训及其与童蒙教育的结合。在此过程中，原为“一家之言”的《戒子书》，借助刊刻、宗教等媒介，转为面向普罗大众的《训俗书》，对越南民间风化教育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家训、家风及其历史影响”的专题论文
本篇文章为金滢坤教授应邀在《光明日报?理论版》（2018年7月9日）主持“中国古代家训、家风及其历史影响”专题的首篇，该版还刊登了本课题的2篇成果，为施克灿《〈郑氏规范〉中的家庭伦理及其影响》、杨纳名《从范仲淹家训看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该版已广泛被学界传阅，其内容符合当前国家弘扬家训、家风教育的需要，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通俗明了，且有理论深度相关文章。
本专题“中国古代家训、家风及其历史影响”主持语（金滢坤）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由家族中有威望和有学养者汲取忠孝、勤学、积德等古代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念，总结家族成功经验和教训，制定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生活起居、为人处世、入仕为官等方面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启蒙孩童，训诫子弟。家训对古代社会尤其是名门望族优秀人才的培养、良好家风的养成乃至社会风气的熏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的三篇文章或从宏观角度总论家训与唐代家风、家法和社会教化的关系；或以士大夫的楷模范仲淹为例，探讨家训与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或以《郑氏规范》为中心，探讨家训、族规与家庭伦理的关系和社会影响。通过剖析唐、宋、明三代家训与社会变迁、时代风貌的关系，总结中国古代家风养成和社会教化的一些特点，为培养良好的家风文化与社会风气提供借鉴与启示。
1.金滢坤《唐代家训、家风、家法与社会教化》
唐代是中古士族社会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士族名门的家风、家训和家法对新旧士族的兴衰有着重要意义。传统社会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风、家训、家法，它们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不仅关乎家庭之兴衰，也影响着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家训、家风、家法与士族的兴衰。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士族“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魏晋隋唐时期，士族之家普遍重视家风、家训、礼法和家法，注重传承家学教育子弟，“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成为社会共识。颜之推在开皇末作《颜氏家训》，开启世家大族重视编撰家训的风气。
唐代名门士族家风的形成和延续，离不开优秀的家训、严明的家法。中唐“言家法者，尚韩、穆二门”。又博陵崔邠兄弟四人进士及第，一人位至宰相。宣宗闻而叹曰：“郸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牛僧孺赞叹京兆柳仲郢良好的家教：“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
其次，家训内容与家风、家法的形成。唐代家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启了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大一统的隋唐王朝采取了削弱士族势力的策略，“以文取士”，富贵、财产不再恒久，“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诗书传家，求取功名的观念，成为士人的最高追求。杜甫作《宗武生日》，劝勉儿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韩愈劝诫子弟：“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苦读诗书是贫寒子弟通向富贵最有效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在唐宋成为现实。王安石便劝勉子孙，“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
唐代家训总体以“忠孝”教育为主。《太公家教》云：“事君尽忠，事父尽孝。”很多士族把“忠孝”作为家训的核心内容。柳玭《家训》云：“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
唐代家训对子弟的各种劝诫中还比较重视勤奋、节俭等作风的养成和坚守。唐代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勤奋程度往往决定个人成败。韩愈劝诫子弟：“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太公家教》对勤劳和勤学做了形象总结：“勤耕之人，必丰谷食；勤学之人，必居官职……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
唐代家训还重视谦虚礼让等美德。朱仁轨《诲子弟言》云：“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这是中国人谦让的经典阐释，谦让是个人的优良品格，受人尊重。唐代家训将礼让、谦让作为立身、修养之根本。《太公家教》云：“立身之本，义让为先……谦是百行之本。”
最后，家风、家训和家学决定子弟的学风与成败。家风、家训和家学就是现在经常讲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如《太公家教》所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家庭环境与风气的好坏，对儿童习惯和品行的养成非常重要，甚至从根本上决定了子弟教育的成败。家学传统和渊源对子弟成才的影响尤为明显。如颜氏一门自魏晋以来以世儒著称，出了颜腾之、颜真卿等许多书法名家，这应该与颜氏家族的子弟自幼就注重书法蒙训有密切关系。相反，缺乏书法家传的子弟，往往是“有知其门，不知其奥”，其结果多“不能遂”。
总之，一个家族的兴衰，与良好的家风、家训，以及严格的家法有很大关系。正如柳玼所云：“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士族之家“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如果世家大族家教不严、家风不正、家训不良，就很容易衰落，所以家风、家训、家教和家法无疑是维护士族门第的重要手段，客观上也为教化社会、繁荣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2.施克灿《〈郑氏规范〉中的家庭伦理及其影响》
浙江浦江郑氏家族以“孝义”治家，因累世同居而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旌表，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家族典范之一。其家族文献《郑氏规范》累积了郑氏家族数代为人处世、修身齐家、睦邻之道的经验，经数次修订、增删，至明初最终完成，在统治者的倡导下，逐渐超越家族的意义，成为明清社会教化的重要教本。郑氏家庭之所以历宋元明三朝不衰，得益于其“孝义冠天下”的家风；《郑氏规范》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其通篇贯彻儒家的“孝义”理念，将孝义视为立身处世的重要准则。郑氏家族“孝义立家”的宗旨，经过历世的提倡和强化，在其家族中也变得根深蒂固，成为郑氏家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一方面，《郑氏规范》将传承家风视为家族第一要务，通过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家族学校的教育，劝导族人要积善积德，凡郑氏子孙，皆以救难扶贫、博施济众为荣，充分体现了郑氏家族乐善好施的家风，在郑氏家族史上，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孝义”故事。另一方面，《郑氏规范》则是惩处不轨子孙、达到齐家睦族的重要法典，其治家功能与伦理宣讲同等重要。郑氏家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以保证家族各项事务的顺利运行，又选“端严公明、可以服众者”担任监视，对族人则教以人伦大义，不从则责罚。既有身体上的处罚，也有道德上的谴责，更要受到精神与心灵上的折磨。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家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家族伦理的具体实施。自元至清代，郑氏家族中出仕为官的达169人，除一人受诬遭辟，其余竟无一人因贪墨而被罢官者，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从中可见郑氏家族教育的成功之处。《郑氏规范》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治家法典之一，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郑氏规范》成为民间教化的重要材料。明初统治者希望通过树立这个典型，引领整个社会的教化，进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第二，《郑氏规范》被誉为中国传统家训的重要里程碑，对明清家训的繁荣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郑氏规范》兼有劝导与惩戒的双重功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明清时期大多数家规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郑氏规范的影响。《郑氏规范》虽然也存在不少专制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倡导的孝义治家、积德行善、睦族扶困、勤俭持家、廉洁奉公等伦理观念及其社会实践，对于当今树立文明家风、维护社会稳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中国童蒙文化笔谈”专题论文
本组论文是首席专家金滢坤教授在《首都师大学报》2018年第1期上主持的一组“中国童蒙文化笔谈”的专题论文，共7篇，其中金滢坤教授文章被《新华文摘》2018年第10期全文转载，金滢坤、徐勇、施克灿、张小锋4位教授的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幼儿教育导读（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6期全文转载。
主持人寄语：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童蒙文化’概念是针对‘蒙学’而提出的，从更广泛的文化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儿童的教育、养育、礼仪、劳作、游戏、才艺和选拔等问题，以扩大学界对儿童研究领域，吸引更多学科的学者参与儿童的研究。时值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之际，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承，离不开对中国童蒙文化的挖掘和继承。因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专门设立‘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的选题，来推动中国童蒙文化的研究。本期设置‘中国童蒙文化笔谈’栏目，邀请海峡两岸不同学科的7位知名专家和师友，除徐梓教授之外，均为课题组成员，从不同角度撰写了7篇相关文章，就‘童蒙文化’的概念、研究方法、理论和意义展开讨论，对中国儿童启蒙教育的演变与时代特点、蒙书的编撰、童蒙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等问题展开提纲挈领的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中国童蒙文化相关问题的争鸣与探讨，推动童蒙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展示了本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金滢坤《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
作者正式提出了“童蒙文化”概念：
童蒙文化，是指以儿童启蒙教育为核心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主要包括儿童养育、启蒙、教育、生活、健康、心理、文学、艺术、服饰、游戏、交友、礼俗、劳作和选拔等一切与儿童相关的社会活动、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相关文化、思想、风俗和文物遗存等。
值此笔谈机会，作者进一步阐释童蒙文化的含义、对象、内容和研究范畴，阐述研究童蒙文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推动学科体系建设，探讨童蒙文化研究与历史、教育、经学、文学以及科举文化等学科的关系，勾勒童蒙文化核心价值，论述研究童蒙文化对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学术支持和指导。本文将从以下几个角度阐述研究中国童蒙文化的童蒙文化思路、方法、视角和突破点。
首先，中国童蒙文化总体研究的思路和构架。作者认为中国童蒙文化研究大体要把握以下几条主线：其一，从中华民族形成的渊源和演变的角度，考察中国童蒙文化的多元性、延续性和一致性。其二，着重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童蒙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演进。其三，探讨社会结构变化与童蒙文化的关系。其四，考察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其五，总结中国童蒙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核心价值观。
其次，研究理方法和视角。中国童蒙文化的内容跨越历史学、教育学、文学、语言学、文献学、文化学、儿童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儿童学等多学科，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手段，跨学科、多角度来观察、探讨，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丰富和深化童蒙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有鉴于此，对中国童蒙文化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须要多学科协同研究。因此，本文按各学科的相关性大小依次说明历史学研究方法、文献学研究方法、教育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儿童学研究方法、语言文字学研究方法、考古学研究方法、民俗学和民族学研究方法、统计学的学科方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童蒙文化研究的关系和作用。童蒙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需要不同学科学者发挥各自学术专长，确保立足学术前沿，取得科学结论。
其三，研究资料的突破与创新。作者认为应实现以下突破和创新：一是，中国童蒙文化的长远发展，必须依靠国家支持，组建多学科、专业化、国际化的团队，建立中国童蒙文化史文献数据库，实现资料占有的最大化。二是，从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徽州文书等新出土文献中发掘中国古代已经散佚的《百行章》等蒙书，加以整理和研究，实现资料创新。三是，通过搜集日本等周边国家收藏的中国古代古本童蒙读物，及其注解、改编和撰写的相关古本童蒙读物，来探讨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传播和影响情况，以拓宽研究视野。四是，充分发掘考古文物、民间民俗遗物、博物馆图像等资料的学术价值，通过实物形象学研究，还原古代童蒙教育的场所，以及儿童形象、服饰、玩具等历史原型。其五，运用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补充纸质文献记载的不足。
简而言之，童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民众日常行为规范体系的集中体现，始终承担着启蒙与传承传统文化的任务，肩负着士人和社会的教化及儒家伦理道德普及的使命。明确研究中国童蒙文化的方法和理论，有助于我们总结中国童蒙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价值，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特点，为少年儿童学习国学和传统文化提供借鉴。
2.韩昇《童蒙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教育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家族的赓续，直至个人的为人处世都具有根本的意义，自古以来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人的教育从小抓起，从家庭教育开始。孔子曾经对其子孔鲤的庭训故事，脍炙人口，成为讲家训的经典故事。古人从自己一生奋斗的经历和对于历史的总结，明白一条根本性的道理，那就是大到民族，小到家族，绵延不绝的关键在于人的培养，只要人才辈出，就一定长盛不衰。开启童蒙，建立良好的家训，是教育的初阶，也是培养国之栋梁的基础，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
开启童蒙始于家庭教育，因而家教尤其重要。家教不但是人生的起点，而且伴随一生，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举止。今天我们面对的教育现实相当严峻。父母一辈对传统教育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家教相当隔膜，不懂得如何去教育孩子；学校教育过分强调知识灌输，忽略品质教育与生活技能教育，人文素养的不足制约着孩子悟性的发展。孩子幼年时的品质，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成长的方向。中外成功的人才培养，都非常重视幼年时期的品质教育，而此时最有效果的便是家教。
主导行为规矩的背后是为人处世的理念。儒家强调“仁”与“礼”，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形态，并且被广大的中国人所认同，共同遵守，成为悠久的文化传统，而家训则是从这些优良传统提炼而成。家训首先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特点，反映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和人才观。第二，家训是经验之谈，所以，它不同于一般说教的书籍，读起来觉得亲切，而且踏实可靠，融合了社会的行为准则和家族的处世经验，很少有大话虚饰，其中不少是秘不示人的独家心得。语言朴实，寓意深刻，寄望殷殷。第三，家训具有实用性的特点。用来切切实实地调教子孙，因此，它必须把美好的道德化为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并且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从小做起，毫不含糊，最终成为生活习惯，无须刻意，却能自然而然地遵守。第四，家训还具备有效性，它经过了千百年实践的检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从来引领潮流，不曾落伍。所以，家训是从人生经验总结出来的智慧，把伦理道德化成日常的行为规矩和礼仪，培育文明而高雅之人，千百年来成效显著，潜移默化中规范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乃至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价值与族群认同的凝聚力。
中华文明延续到今日，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过许多次的改朝换代，甚至发生统治民族更替的情况。但是，朝廷崩溃了，中国文化却一直传承下来，为什么呢？就因为家庭这个社会基层细胞一直坚韧地维续着。在家族内部，恪守中国的文化传统，通过家训家教，顽强地坚守住自己的根本，并且一代代传承下去。只要家没有被摧毁，我们的文化就将薪火相传，家训家教扮演着中华文化传承者的角色。
3.郑阿财《中国蒙书在汉字文化圈的流传与发展》
蒙书是指孩童蒙养阶段所使用的教材，盖取义于《周经》蒙卦的彖辞：“蒙以养正，圣功也。”所以也称为“蒙养书”。又因其教育的对象是正式入学前的小儿，因此也有称为“小儿书”的。
以汉字作为书写与阅读工具的地区，我们称为汉字文化圈。它是以中国为主体，包括了周边国家北方、西北地区历史上的高昌王国、辽及西夏，东北亚的韩国、日本，东南亚的越南等。汉字在这些国家的使用，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渐衰退。在这段漫长的过程中，汉文文献在汉字文化圈的发展也存在着接受与变衍的历程。以下以《千字文》《蒙求》为例，谈谈这两种蒙书在晋唐以来到明清时期，北方、西北地区及东亚汉字文化圈诸国对于中国传统蒙书的流传与发展的情形。
梁周兴嗣《千字文》是隋唐五代时期启蒙识字、习字最主要的教材。敦煌文献中存有多达150多件的《千字文》写本，西北的高昌地区《千字文》写本遗存也不少，据吐鲁番文书统计，约有70多件。这些写本大抵为当地学生的习字，足见《千字文》是当时当地蒙学教育流行的用书。充分显示隋、唐、五代时期，在中原甚至远在西陲敦煌吐鲁番地区风行的盛况。隋唐以后周兴嗣《千字文》传入日本，很快的成为奈良贵族习字学文的重要范本。镰仓、室町的五山时期（1192—1602）佛教寺院里的世俗教育，《千字文》也常常被用作课本。《千字文》传入韩国很早，而且长久以来被用作学习汉字与认识汉文化的教材，至今仍然流行。《千字文》何时传入越南，虽不可考，但在明清时期越南已有不少《千字文》音解、翻译的出现，可以推知明代以前越南已有《千字文》的流传。
唐代李翰撰写的《蒙求》，是一部列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的蒙书。今敦煌文献中保存有P.2710《蒙求》白文写本一件，敦煌研究院藏敦研95号及法藏P.4877二件是唐代古注《蒙求》写本，说明晚唐五代时《蒙求》已流传至相距数千里外西北边陲的敦煌。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中发现有雕版印刷的《蒙求》，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考古中，也发现有西夏的汉文写本《蒙求》残页。至于东亚的日、韩等国，《蒙求》也曾流传。尤其是日本，既流传有《蒙求》，又有唐注《蒙求》写本，不仅有传抄，更有翻刻及笺注、校订的出版。
中国蒙书原本在民间广为流传，为大家习以为常，虽不如一般经、史、子、集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所重视，然却始终在文化传播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唐宋以来，高昌、西夏与辽等周边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越南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度里，蒙书被奉为学习汉字、汉文、汉文化的宝典，不断出现转抄、翻刻、注释、改编与仿作。
4.王三庆《论历代启蒙识字书籍的编辑与发展》
语言是人类沟通的重要媒介，它所代表的意义不只是个人的意志表达，也是群体之间共同的文化现象。《韩诗外传》云：“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指母亲怀胎，幼儿生命开始的一刻起，已经展开学习之旅，妈妈的行立坐卧一言一行都必须谨慎从事，自己心境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胎中小孩心智的发展。
语言产生后，便需要文字传承文明。《说文解字?序》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认为统一文字是统治者必须推行的首要任务，与正朔历法同等重要。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令，并且请李斯作《仓颉篇》七章、赵高作《爰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多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是为秦篆，成为有秦一代的文化系统符号。
汉朝初年，闾里塾师曾经把《苍颉》《爰历》《博学》等三篇合而为一，即《三苍》。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这段时间以编纂字书为主，针对文字的形符、字义进行整理。当时小学教育以六书识字为先，是启蒙教育的初阶。两汉以来小学之童蒙课本，除了附属在《孝经》之《弟子职》一篇外，其余大都是汉人所编写的字书。
中国的启蒙教育发轫于六书的识字教育以及《弟子职》一篇，教导的是人际之间应对进退以及简单基本的做人道理。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才能进入《孝经》《论语》等小型经典的研读，然后才修习更高层次的大学课程。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迄于东汉初年，诸子并非大学的必修学分，然而六经也非初学者之所能研读，以至于面对秦火之余的经典，谨守师承，章句诂训，正是那时儒林师生所从事的工作。识解文字正是进入经典的一个必备基础，也是启蒙教育必需教授给予的内容，所以从《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以六十字为一章，编辑成五十五章的《三苍》篇什，到《凡将篇》《急就篇》及《元尚篇》，而扬雄之作《训纂篇》，顺续《苍颉篇》，班固则续扬雄之作十三章，以迄许慎《说文解字》，正好反映了这个时期文化系统的基因符号。小学识字启蒙教育的大概内容，更是继承汉初以来，字书编辑和考试内容的一个总结。两汉以后，《隋志》增入金石刻文，《唐志》又多加了书法书品，已非原来宗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加纷岐，也使后来的启蒙教育更呈多元。
5.张小锋《秦汉童蒙文化的特点与研究视角》
与历代相比，秦汉童蒙文化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确立为秦汉童蒙文化生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治国思想、文教政策、选人机制等无不影响到童蒙文化。第二，秦汉童蒙读物质量高、影响大，童蒙教育思想甚为丰富。秦汉童蒙读本的编篡者均为当世名臣硕儒，他们不仅博学多识，文采斐然，而且思想观点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完全合拍，确保了帝国思想向社会基层的渗透和蒙学读本的质量。秦汉时期留下了诸多关于如何进行教育、如何开展“童蒙”教育、乃至“胎教”的真知灼见。第三，秦汉童蒙文化中道德教育居于首位，家风家训引人瞩目。秦朝重法制、尚军功；汉代推崇德教、察举征辟选才、以“孝”治天下。汉代“尊师而重傅”、研习“五经”之风、尊老慈幼之气浓。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童蒙文化，既有长足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反过来，又促进良好社会环境和社会风尚的形成。秦汉的家风家训引人瞩目，涌现出诸多世代赓续的大家族。第四，秦汉时期太子教育和女童教育呈现新面貌。秦汉时期形成了严整的专门教育太子的制度规范。皇室勋贵和上流社会对子嗣的童蒙教育也极为重视，汉代女童教育极具特色。第五，秦汉时期童歌童谣颇为流行。童歌童谣，不惟儿童喜欢传习，而且统治者也十分重视。童谣中不乏隐刺皇帝、皇后行为不当行为、抨击政治黑暗、鼓噪政权更迭者，这些看似妄言不道的“童谣”，竟被统治者“容忍”或“默许”传唱于世，这是两汉童谣不同于其他时代童谣的显著特点，也是两汉童歌童谣颇为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开启秦汉童蒙文化研究的新征程，需要研究者转换新视角。一方面，充分利用且善于运用新出土材料。（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出土，大大丰富了秦汉童蒙教育的内容。（二）汉简中屡屡发现的《仓颉篇》《急就篇》残简以及大量习字简，为汉代童蒙识字教育提供了佐证。（三）众多的出土画像和碑刻墓志资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汉代童蒙世界的认知。另一方面，转换新视角，采用新方式。譬如秦汉时期“神童”不少，以往学者往往只关注神童本身，却忽略了神童诞生的家庭教育因素，可以说，每一位神童的出现，都是其父母或家族在教育上倾注大量心血的有力注解。又如，汉代的画像资料，研究者往往关注其文字信息，但却忽略了图像本身的教育功能，事实上，画像资料不仅是对文本史料的重要补充，更是对教育活动更切近历史样貌的真实描述。
6.施克灿《明代童蒙教育的特质》
结合明代特殊的文化特质与政治经济体制，着重探讨了明代童蒙教育的实施主体、童蒙教育的内容及主要蒙书、童蒙教育的教育原则方法等问题，概述了明代童蒙教育的总体状况，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认为明代童蒙教育的目的具有双重性的特点：一是肩负了童蒙识字教育的主要任务，它造就了大批能独立谋生的人，这也反过来促进了明代蒙学的发展；二是在科举教育的体系之下，童蒙教育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科举的印记。明代童蒙教育的实施主体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一些家训族规、家族文献、家谱族谱普遍成为明代教育子女的重要材料之一，对子弟的立身处世、日常行为等都提出明确要求，不仅使家族童蒙教育更加正规，更为社会提供了足以仿效的范本，此外，明代构建了以社学、义学、族学为中心的童蒙教育体系，具体说有三种办学主体：一是家族办学，主要由富裕家庭或家族集体提供办学经费；二是社会办学，主要是士绅捐资提供办学经费，由官方监管；三是政府办学，童蒙教育机构逐渐趋于正规化。在童蒙教育内容上，主要以承担民间子弟的启蒙教育，使之掌握日常知识、伦理规范、行为习惯及法律常识为主要任务，对旧有童蒙读物的考据与新创童蒙读物的编撰，亦产生了相应变化，出现了大批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童蒙读物。在童蒙教育方式方法上，明代上层精英人士开始关注童蒙教育，出现了许多童蒙教育的思想家，他们或者总结童蒙教育理论，或者直接投入童蒙教育实践，或者编著童蒙教材，他们针对当时童蒙教育中的弊病，提出诸多童蒙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在具体教育方式上，除了传统的个别教学外，明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童蒙教学组织方式，如分科教学、复式教学与分堂教学法等，这也是本文的重要发现之一，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思路。
本文最后概括了明代童蒙教育的三大特质：一是世俗性与伦理性的结合。明中叶以后，由于心学的盛行，传统儒学伦理观念开始逐步世俗化，儒家社会教化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童蒙文化。二是传承与创新的结合。就童蒙教育而言，这一时期，既建立了以社学为核心的启蒙教育系统，并结合“蒙以养正”的传统观点，在蒙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上有诸多创新。三是尊教化与尚个性的结合。明清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教化网络，培养统治者所需要的精英人才以及顺民，明代童蒙从小就接受贯彻政府教化意旨的教育，但与此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观念的变迁以及市民阶层的兴起，尤其是明末商品经济的产生以及早期的西学东渐，在一些地区，尊重儿童兴趣、崇尚个性发展的风尚也初步形成。
二、阶段性成果清单
阶段性成果统计汇总
成果形式 作者角色 等级 数量
专著 著作 权威出版社 1部
书刊 主编 权威出版社 2卷
论文 独立 权威 4篇
论文 独立 《新华文摘》权威 4篇
论文 独立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4篇
论文 独立 核心 21篇
论文 独立 一般 26篇
论文 独立 论文集 29篇
合计 论文 81篇 专著和书刊 3部
共计出版专著1部，主编辑刊2卷，发表论文81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4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4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4篇，核心期刊论文21篇，普通期刊论文27篇，会议论文29篇。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1.2018年7月—12月，在首席专家的总体规划下，各子项目负责人和参加人员对相关资料进行深度整理和研究，对一些重点问题、核心问题进行尝试研究和撰写，发现研究的困难与问题所在，并及时调整研究框架结构。准备在8月23—24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联合召开一次课题论证会，各子项目负责人分别介绍各自研究的问题，提取专家意见，进一步讨论和解决遇到的难题，调整研究思路和方法。
2.进一步完善资料搜集工作。在对童蒙文化研究有一定认识和思考的基础上，组织课题组成员分批次前往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图书馆查阅敦煌吐鲁番文献和黑水城文献中的蒙书和儿童读物，前往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和台湾地区搜集传入该地区的汉文童蒙读物，及其翻译、改编过的中国历代蒙书。同时聘请硕博研究生大规模搜集典籍和壁画、书画等各种资料中的童蒙相关资料。
3.准备申请新增“中华经典蒙书”子项目，拟增补新成员高田时雄（京都大学教授）、刘全波（兰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耀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怡青（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点校出版50种“中华经典蒙书辑校”，约100万字。主要收集已经散佚，但出土文献、考古发掘中新获的古代中国蒙书。主要收集已经散佚，但出土文献、考古发掘中新获的古代中国蒙书，如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和太行山文书中新发现的《仓颉》《开蒙要训》《百行章》《太公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文场秀句》《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新集碎金置掌文》、西夏文《三才杂字》等。对这些蒙书进行录文、整理和校注的同时，选取古代中国传入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的经典蒙书《幼学五言诗》，以及传入后经校注、改写的若干经典本，加以整理和点校，构成“中华经典蒙书”。同时影印出版国内外珍稀“中华蒙书精粹”50种，约100万字。
4.2019年1月—2020年6月，各子项目负责及参加人员全力以赴开始撰写研究报告，并完成初稿，各课题组负责相互评阅，并外请专家进行审阅，召开一至两次课题研讨会，并举行一次国际童蒙会议，提出修改意见，商量定稿事宜。
5.2020年7月—2021年12月，修改和完善研究报告。子项目负责人先分别审定各自负责的稿件，提交首席专家进行审定。然后由首席专家提出修改意见，交付子项目负责人修改并定稿，提交研究报告。期间召开一至两次课题研讨会，讨论修改意见，商量定稿事宜。
6.期间保证所有参加人员每年都参加1—2次的国内外有关童蒙文化的国际研讨会，并举办一次国际研讨会，交流研究心得，开阔学术视野，提升学术水平。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