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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1.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项目自2016年11月下达之后开始启动，2017年4月召开项目开题会，之后分工进行研究写作。本课题研究基本上遵循从概念框架到经验证据，再到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的顺次展开研究。总体上看，本课题研究按照申请时的计划顺利展开。目前，已经完成一批学术论文、政策报告和理论文章，具体情况见下表。各子课题按照研究计划正常推进，正在进行研究报告的撰写，并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多数已完成了初稿，进入完善阶段。
2. 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根据课题研究需要，课题组成员先后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四川等省、市调研。总课题和子课题研究坚持实施例会制度，每2-3周课题组成员集中讨论研究进展，并根据需要邀请外部专家参与讨论。根据课题研究需要，课题组成员参与各类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分别在不同地方作了10多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报告。
3. 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截至目前，课题组在社科基金《成果要报》发表政策研究报告1篇，在《求是》上发表理论文章2篇，在社科院《国家智库报告》、《要报》等内部刊物上发表政策研究报告4篇、在《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8篇，已经取得一定的社会影响。
4.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近段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对项目研究提出新的要求。课题组正在根据现实情况，及时对研究计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必要调整。重点关注中美贸易战等突发性问题及其影响，联系项目的研究内容，用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式，深化项目学术研究，力争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政策措施建议。
二、研究成果情况
《补齐我国制造业创新短板的几条建议》，发表于社科基金《成果要报》2018年第14期。主要内容：一是加快建设新型国家实验室。建设以跨学科、高投入、长周期研发项目为特点的新型国家实验室，围绕解决制约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防安全等重大科技应用问题，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大力推进制造业综合性技术研发机构建设。借鉴德国和中国台湾工研院的经验，吸收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建设中国工业技术研究院，研究院采取“公私合作”的运营模式。三是鼓励发展多样化的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组织。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治理机制，如根据行业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性质特点，采取美国的会员制形式或者德国、台湾的公私合作形式，或采取产业联盟的形式。特别是鼓励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私营企业竞争力较强的行业，借鉴美国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市场化模式建设行业共性技术服务机构。四是加快建设先进适用技术扩散应用的服务机构。研究借鉴美国“制造业拓展伙伴计划”的做法，制定我国的“制造业技术扩展网络”，由政府、企业和大学、科研院所共同合作，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开发、工艺流程优化、生产管理、员工技能提升等方面的技术和管理支持，在工信部等部门设立相应办公室，通过在各地区设立服务中心，形成服务网络。
《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制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增长理论与实践分析》，发表于《经济研究》2017年第10期。主要内容：围绕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对现代增长理论的缺失问题和增长阶段转变的国际经验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政策选择。现代增长理论忽略需求因素的制约,对经济现实缺乏解释力和应用性,面临实践过程日益突出的挑战。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后长期增速大幅回落,主要是受到内需增长尤其是投资增速下行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需求扩张拉动的,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的长期增长趋势主要取决于内需增速的变化,影响需求长期增速的因素既有供给结构问题也有需求结构问题,长期增长政策应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简政放权改革中的政府监管改革》，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7期。主要内容：简政放权改革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将引起监管体制和方式的转变。政府监管是以一定的体制条件为基础的，随着简政放权改革的推进，传统的监管体制和方式面临挑战，必须在改革中适应新的体制环境要求，使新的监管体制和方式与简政放权改革的进程相协调。面对简政放权改革引起的体制变动过程，新时期监管体制改革创新的基本取向是，注重推进综合监管、实行审慎监管、加强依法监管和消除体制矛盾。要处理好监管体制改革中的上下互动关系，鼓励支持各地在监管改革中探索创新，加强监管改革过程的政策导向和协调，充分调动各方参与监管改革积极性。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问题及出路》，发表于《财贸经济》2018年第1期。主要内容：在确定房地产市场国际比较方法和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与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了比较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突出问题是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和房价收入比持续过高，直接原因是社会资金特别是信贷资金过多流入房地产市场，间接原因是土地供给模式使地价上涨过快和占房价比重过高，结果是房地产业发展规模超越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这些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大多数城市特别是一线热点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实质上是大量信贷资金推动和土地供给体制弊端的综合反映。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是：正确认识房地产市场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稳定和完善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调控政策，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后高速增长时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发表于《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14期。主要内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战略基点是依托快速增长的用户数量, 以互联网营销思维、流量思维、平台思维推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张。从用户数量、电商发展、融资数量等诸多方面来看,进入到基于创新的增长速度较高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用户数量增长放缓, 数字经济开始向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 数字经济开始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型, 这需要对以营销思维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进行全面调整, 转型为以创新为基础的新型发展战略。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根据课题研究目标和当前课题执行情况，结合近期环境变化，下一步重点研究的内容包括：1、从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出发，提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路。基于经典产业结构研究的战略，强调参照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不断培育和发展新兴的主导产业。然而当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和工业内部结构越来越趋于完备，产业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技术前沿的时候，先行工业国家的参照作用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通用技术与应用技术的融合来催生先导产业的发展，成为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主导机制。相应地，结构性的产业政策应当逐渐由培育产业向加大通用技术投资和促进通用技术与应用技术融合转变。2、从供需互动角度分析服务业发展趋势，构建分析模型。不同于国内既有的研究，本项目在服务业供需互动理论和服务消费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实证研究。我们认为，服务业的发展与其他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具有直接互动关系。如何将服务业的供需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进一步研究在此理论指导下的服务业发展趋势，是本部分研究的一个重要创新点。与此同时，服务消费不同于传统的物质消费，由于服务消费过程中，需要消费者直接参与，因此消费者在服务消费过程中，除了需要支出货币之外，还需要支出时间，这决定了服务消费的边际成本应该增加时间成本，因此，服务消费模型的结构就不同于现有的消费模型。这是研究服务业未来发展时需要进行考虑的。3、从培育核心能力和供给侧改革的角度研究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升级，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测度。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和挑战，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和企业充分吸收和学习发达工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制度、政策安排和共性创新实践，更要求中国从自身独特的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和文化特征出发，构建并不断提升其独特的制造业核心能力。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显示，任一工业强国都具有不易模仿、不易扩散的核心技术能力，而能够促成后发国家跃升成为工业强国的制度安排，必然要与该国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相匹配。与核心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既具有发达工业国家制度安排的一般性，更具有路径依赖和一国独特能力所决定的异质性，而只有制度安排中的那些异质性成份才能构成工业强国的组织能力，并与技术技术能力一起在具有“战略互补性”特征的演化过程中相互增强。与美、日、德、韩等工业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和大型复杂装备领域，而在产品架构一体化领域、制造工艺一体化领域以及既具有一体化特征又需要前沿科技支撑的核心零部件领域相对缺乏优势。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提升的可能方向，一是通过架构创新和标准创新加强将一体化架构产品转化为模块化架构的能力，缩短或者破坏产品生命周期演进的一般路径；二是针对国外技术与中国本土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机会，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制造优势，不断提升复杂装备的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这需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制造业核心能力，带动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4、从世界经济长周期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新时代的视角，探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潜在产出增速不确定条件下的需求侧调控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发展的转型，除了常规的工业产品去库存周期（基钦周期，3年）之外，以民间投资为代表的国内设备投资周期（朱格拉周期，10年）正在急剧深化，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建筑周期（库茨涅兹周期，20年）也在逐步走向拐点，国际上发达国家增长乏力和脆弱复苏意味着全球经济正处在创新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60年）的底部。世界经济周期叠加尤其是长周期叠加，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特别是需求管理政策的现实基础。这种周期叠加导致的长期结构性因素变化和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新确定，导致潜在产出增速的不稳定、不确定，给以潜在产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政策带来较大的挑战。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需求管理政策一旦出现偏差，可能引起较大的经济波动，将会严重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顺利推进。同时，新时期的产业政策要适应不同的经济周期所呈现的动力转换，尤其是设备投资继续下滑、房地产市场高风险和全球创新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有利于支持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所有这些，都要求课题研究进一步深化、提高针对性，并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措施建议。
下一步的研究写作方案是，争取8、9月份拿出专著的初稿，然后讨论修改。根据存在的不足继续进行实践调研和理论分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实际情况，补充新的材料，完善研究成果。同时，利用这些成果，再发表一批学术论文，提供一批政策咨询报告，并在报刊上推介宣传。
专著的写作框架如下：
总论：我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协同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趋势与政策研究
供给侧改革篇
第一章：深化国企国资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1. 搞活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微观基础
2.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3. 推进国企改革的中期目标和重点
4. 依托国企国资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第二章：深化金融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1.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2. 投融资体制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3.推进金融改革与促进产业调整升级的路径
第三章：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1. 现行财税体制下产业结构变动的特点
2. 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3.推进财税改革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政策取向
需求侧调控篇
第四章：“十三五”时期我国三次产业的增长格局与调控取向
1. 经济增长总量目标的结构性分解
2. 从旧动力转向新动力的动态路径
3. 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的战略选择
第五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
1. 适度扩大总需求下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配合
2.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财税政策取向和重点
3.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货币信贷政策取向和重点
第六章：抑制房地产泡沫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1. 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2. 房地产市场调控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系
3. 改善资源配置格局的政策组合和制度创新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篇
第七章：“十三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趋势与政策取向
1. “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2. 新常态下我国产业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趋势及影响
3. 产业融合对行业生产率及行业增长贡献的作用特点
4. 适应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的产业结构政策定位和主要取向
第八章：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
1. 三大产业增长趋势及问题的计量分析
2. “融合结构红利”的测度
3.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
3. 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取向
第九章：“互联网+”推动下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1. 构建涉及互联网资本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
2. 一个包含互联网经济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3. 互联网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和TFP增长的贡献测算
4. “互联网+”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篇
第十章：“十三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趋势与政策取向
1. “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外部环境（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2. 我国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结构变化的趋势与特点
3. “互联网+”对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
4. 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主要政策取向
第十一章：“十三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着力点
1. 依靠创新驱动工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2.培育新兴产业与改造传统产业并举
3. 制造业智能化与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
第十二章：供给侧改革条件下的工业结构政策转变
1. “十三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政策导向
2. 工业部门“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重点和目标
3.新常态下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机制创新
4. 完善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政策环境（科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走出去”战略）
服务业优化发展篇
第十三章：“十三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趋势与政策取向
1. 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的地位和作用
2. 服务业供需互动趋势的理论和实践分析
3. “十三五”时期主要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4. 促进服务业优化发展的政策框架
第十四章：新常态下服务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重点
1. 服务创新的模式与作用机制
2. 服务业产业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3. 新常态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
4. 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条件和目标
第十五章：推进我国服务业的改革开放和优化发展
1. 现阶段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2. 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取向
3. 服务业新一轮开放的基本要求和框架
4. 在深化改革中改善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