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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按照研究计划进度安排要求有序、有效地进行，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目前，已经完成课题研究所需的相关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学术史梳理工作，并完成作为中期研究成果的3部学术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发展40年》已于2018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深圳经济特区年谱（1978-2018）》已于2018年5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简史》将于2018年9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已经完成阶段性学术论文5篇；政府资政研究报告1部。
各子课题研究进展正常、顺利。子课题（一）是中国经济特区酝酿与初创时期（1978-1984）研究。目前子课题组已完成两个中间过程的图书出版撰写，组织编撰了《经济特区研究文献索引》，已出版四辑，第五辑正在搜集整理过程中。
子课题（二）是中国经济特区探索与起飞时期（1984-1992）研究。子课题组已完成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发展40年》第三章《经济特区与市场经济的探索》及第四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写作，完成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简史》第二章《中国经济特区探索与起飞时期（1984-1992）》的撰写。
子课题（三）是中国经济特区提升与成长时期（1984-1992）研究。子课题组参与了首席专家组织的两本著作的写作。一是《中国经济特区发展40年》，写了其中的两章：《经济特区的二次创业》，《经济特区的示范效应》；二是《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简史》，章节标题为《中国经济特区的提升与成长时期（1992-2002）》。研究成果：在《北大经院论丛》第三辑《时代节点的眺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发表《文化传统与金融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第四辑《身向雄关那畔行》（北京大学出版社22018年出版），发表《“一带一炉”战略中的约束与启示》。在河北学刊（2017年04期）发表《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在《国企管理》（2018年05期）发表“弘扬企业家创新精神”。
子课题（四）研究的是中国经济特区转型与深化时期（2002-2012）。子课题组参与了《中国经济特区发展40年》及《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简史》两本著作的撰写，分别完成第七章《经济特区与转型发展》、第八章《经济特区与创新精神》及第四章《中国经济特区转型与深化时期（2002-2012）》的撰写任务。
子课题（五）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创新与拓展时期（2012-2018）研究。子课题组已完成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发展40年》第九章《经济特区的新形态》及第十章《经济特区的新使命》的写作，完成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简史》第五章《中国经济特区创新与拓展时期（2012-2018）》的撰写。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1.在调研数据整理运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方面做的工作主要包括：
第一，重要史料档案发掘还原。在已有文献馆藏资料积累基础上，充分发掘中国经济特区40年发展过程中中央以及各个特区保存的史料、文献，将经济特区的产生、发展及功能演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与重大战略部署的产物，把各类新兴和新型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社会深化改革的结果加以记录、记载、论述、分析。
第二，经济特区研究数据库建设。在已编辑出版四辑《特区研究文献索引集》基础上，开展经济特区研究文献搜集，自主开发建成经济特区研究数据库（Sezdata，网址www.sezdata.org），实现作为研究平台供国内外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开放使用。
第三，出版159万字的《深圳经济特区年谱（1978-2018）》，为当代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研究、特别是经济特区史研究提供史学史料支撑。
2.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在大型学术论坛主旨演讲：
2017年9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的2017世界经济特区（哈尔滨）发展论坛；2017年10月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的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CIRD)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共同举办的第83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暨2017新兴经济体智库年会；2017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第31次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年会；2017年12月在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举行2017岭南经济论坛；2017年12月在山东大学举行的2017年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2018年1月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一带一路”理论体系建设高峰论坛暨2018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智库联合体年会；2018年6月在深圳市紫荆山庄召开的2018世界经济特区发展（深圳）论坛等。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学术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发展40年》一书作为本课题的中期研究成果，以1978―2018中国经济特区酝酿与初创、探索与起飞、提升与成长、转型与深化、创新与拓展的历史进程为时代背景，沿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间进程，把经济特区的产生、发展及功能的演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重大战略部署的产物加以记录、记载、论述、分析，通过撰写、研究、完善中国经济特区40年的发展历程来生动讲述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故事。本书已经获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列入中宣部《改革开放研究丛书（1978-2018）》。
政府资政研究报告：《缅甸密松水坝搁浅带来的警示：实施“一带一路”应注意破解“制度—文化约束”》获选2017年12月人民日报内部参阅。
研究成果受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者与官方的高度关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解决方案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其学术价值。2017年11月16日为柬埔寨官员介绍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和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2017年12月20日应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厅邀请赴伊斯兰堡演讲为巴官员介绍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和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2018年1月5日为越南广宁省官员介绍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和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2018年1月30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越南国家特区委员会副主任范明政先生到访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专门提出希望赠予一批经济特区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带回越南；2018年5月6日至12日应柬埔寨、泰国政府邀请为两国官员、学者、特区CEO介绍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和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2018年7月6日为澜湄合作六国秘书处官员介绍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和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
本课题研究整体进展顺利。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存在对深圳经济特区的研究着墨较多，对其他经济特区的研究相对较弱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在相当意义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代名词，成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像征。由于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试先行者，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田”它承担着改革、探索、示范的使命；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它承担着摸索、试错、寻找路径的使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它又与生俱来地承担着先行先试、敢闯冒险，创造、产生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的使命。所以不仅许多做法、经验是从深圳产生并推广全国的，而且许多改革和深化改革的实践也是率先由深圳去“干了再说”的。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里，深圳这种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经验的独特功能与使命几乎是唯一的。今天，深圳在中国深化改革，在率先实现四个全面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还依旧处于置关重要的率先制度创新的地位。尽管深圳几乎成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代名词，但是深圳经济特区不是中国经济特区全部。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普遍确立与完善，一方面原有经济特区在自身新的发展定位上不断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着不同方面的可复制、推广的发展经验，如上海浦东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再如珠海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的实践等等；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入，新的特区，尤其是作为经验特区的拓展形式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不仅证明选择创办经济特区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并进而确立、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正确，而且说明经济持区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下一步既要把经济特区作为一座城市或一个经政区域的增长极来研究，更应该把特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研究；既要研究经济特区特殊，又研究经济特区一般。只有跳出某一具体的特区来研究特区，只有把特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我们才能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和中国道路的高度来评价特区的价值与意义。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1.学术著作
（1）学术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发展40年》，陶一桃、鲁志国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本书获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列入中宣部《改革开放研究丛书（1978-2018）》。
全书共十章。第一章讲述中国经济特区酝酿与创办的时代背景；第二章围绕特区创办和早期探索的几个重大事件，还原经济特区的酝酿、决策、产生与早期开发建设的艰难起步过程，记述经济特区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历程；第三章将经济特区的市场经济探索和实践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发展、完善的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记录，阐述论证经济特区的创新实践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第四章全方位再现和还原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事件，并就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经济特区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进行归纳论述；第五章梳理总结经济特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分析阐释经济特区对全国各地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和示范价值；第六章考察经济特区发展的二次创业之路，比较阐释各经济特区差异发展的状况及动因；第七章讲解经济特区在各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及发展历程，揭示经济特区是在转型和发展的辩证统一中不断成长；第八章通过对经济特区创新之路的介绍，分析经济特区创新的深层动力，展现经济特区超越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建设成就和文化风貌；第九章提出新兴经济特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传统经济特区的延伸和拓展，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区域引擎，可以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第十章解析经济特区在新的发展时期和发展形式下有新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经济特区肩负着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及现代化国家的重任。
本书充分发掘中国经济特区40年发展过程中中央以及各个特区保存的史料、数据和文献，把经济特区的产生、发展及功能的演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重大战略部署的产物加以记录、记载、论述、解析，既有理论总结，又有案例分析，文字简洁，通俗易懂，有较强的可读性。
（2）学术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简史》，陶一桃、鲁志国、周建波、钟若愚、刘伟丽、章奇著，上海学林出版社，2018。
本书运用文献、数据和史料，以中国经济特区产生、发展及其拓展的历史进程为基础，全面、准确地记录、探索、研究、阐述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功能、地位、作用、使命，完整系统总结中国经济特区四十年发展理论和实践及其历史性贡献，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当代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研究提供史学史料支撑。
本书按历史发展的脉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形成，把中国道路的探寻与形成，置于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的梳理研究之中，置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之中，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3）著作《思变通久——深圳改革创新40年（1978-2018）》, 陶一桃主编、魏建漳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深圳改革开放40年，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而不平凡的变革历史的缩影，是一个国家、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大起来的辉煌历史实践。站在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不忘初心，重温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与国家转型的重大历史使命，回顾深圳改革创新的阶段历程及逻辑演变，本书从三大要素市场（劳动、资本、土地）、两大主体（国有企业和创新创业企业）、两大体制（开放型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共七个层面出发，深度剖析深圳市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领域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及历史贡献。深圳市在建设以人为本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沿着邓小平规划的以改革开放为宗旨创办经济特区的道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继往开来走进新时代，深圳提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型城市发展目标，勇担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与全球现代化的命运交汇点的新历史责任，唯有坚守改革创新精神，方能持续引领现代化。
（4）著作《深圳经济特区年谱（1978-2018）》, 陶一桃主编、王保卫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本书汇总编辑1978年至2018年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变迁，按时间顺序排列，总结了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大事件，记录了深圳经济特区成长的轨迹。本书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和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年的2018年出版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5）著作《经济特区研究索引（第四辑）》, 陶一桃主编、钟若愚、王保卫副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本书文献索引的整理和编辑工作是开展经济特区及中国道路研究的重要性工作，深圳大学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组织人员对海内外经济特区研究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编撰。第四辑收录1978—1990年外关于经济特区研究的期刊论文、著作、学术论文、报刊文章、文集析出文献及其他类型文献。此后将根据经济特区研究的进展情况，整理并补充编撰相关专题研究文献索引和后续年份文献索引。
2.学术论文
（1）陶一桃，《从经济特区谈中国道路的实质与内涵》，《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中国道路是指1978年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与路径。其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其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渐进式改革”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鲜明特质。这一改革的逻辑路线从一开始就通过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构成了中国道路前行轨迹。经济特区作为非均衡发展的产物，与非均衡发展道路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道路的内在前提，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道路的现实起点，以经济特区作为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试验田”是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道路的基本方针，“举国体制”是中国道路政治制度保障，而不断自我改革的政府，既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进行并渐进深入的内在原动力，又是中国道路的根本魅力。
（2）陶一桃，《经济特区与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澳门理工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经济特区作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同时开启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探索征程。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佳路径选择。以深圳为代表的典型经济特区的辉煌成就，使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中的“回流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都以“中国式”的作用机制“非经典”地展现出来，并诠释着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独特路径。从典型经验特区到广义经济特区，再到经济特区拓展形式的自贸区、湾区的建立与形成，是“梯度发展”与“反梯度发展”有机结合的结果，更是制度变迁的收获。这一制度变迁的轨迹既反映了经济特区与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又构成了其中的理论机理。
（3）陶一桃，《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制度—文化约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1期，CSSCI收录。从根本上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无论对中国还是沿线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大于资本，制度重于技术的非纯经济问题。相对于资本与技术而言，来自于制度—文化的约束，既是最软的约束，也是最坚硬的约束，从而也是最根本的约束。所谓制度—文化约束是指，由不同习俗、价值观等文化因素所形成的内在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认同障碍，以及这种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内在制度安排对更广泛区域或共同体内部，正式制度安排缔结和制度环境形成的影响。跨越制度—文化约束的关键是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彼此尊重、相互包容的可操作的制度—文化认知共同体系。这对一带一路倡议掷地有声地实施，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意义上说，都是应该先行的策略与智慧考量。
（4）陶一桃，《雄安新区与中国道路》，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从传统的“5+2”特区到自贸区、雄安新区,都是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与阶段中承担着不同的先行先试使命,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制度安排;都是实现社会转型的一条路径选择;都是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都是对中国道路实质与内涵的探索与丰富。这条发展道路在不断形成中国经济区域增长极的同时,也逐步实现着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与全面发展。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和路径选择来看,非均衡发展是占主导地位的战略选择。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特区、开发区、新区、自贸区的建立及市场经济的普遍建立,威廉姆逊倒“U”型假说所预测的状况逐渐显现出来，而雄安新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着这一假说。雄安新区的建立是梯度发展与反梯度发展路径选择的有机结合,它不仅会以实践验证着中国式的梯度发展与反梯度发展相结合的路径是富有制度绩效的,而且还会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诠释着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创造性。
（5）陶一桃，《创新型国家建设与深圳实践》，《开放导报》，2018年第6期。按照联合国“三元创新环境评价系统”,深圳创新已鲜明地呈现由创新要素禀赋决定的“塔形创新体系”结构,并在市场规律作用下,“自发地”形成了SSCP发展范式。深圳所形成的“塔型双创体系”,内含“工字型”双创与改革互动的逻辑关系。这一逻辑关系告诉我们,创新作为技术变迁的重要实践方式,还将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力量推动,促进正式制度变革的持续发生。
（二）阶段性成果清单
请见附件EXCEL表格。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按课题研究总体框架和预期目标要求展开下一步研究计划：
1.继续按子课题收集国内外经济特区发展史的相关资料，阅读和研究相关资料，赴各经济特区调研、与国内外学术界同行召开学术研讨会，深入研讨经济特区发展史相关问题；
2.并行推进五个子课题，构建数据库整理史料，提炼基本观点，形成一系列的子课题的研究报告和论文；
3.各子课题分别撰写最终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分工合作完成初稿；
4.召开高层次的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研究成果的学术研讨会，提出可能存在的不足，对最终成果进行修改定稿，完成学术专著《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1978-2018）》，并申请结项。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