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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2014年11月，“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以下简称“本项目”）获立项，项目批准号14ZDB113。12月，厦门大学财务处收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下拨的72万元项目经费后，本项目研究正式启动。
2015年3月14日，在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一楼举行了开题报告会。出席报告会的有：项目合作单位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主任张中复副教授及台湾政治大学“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林修澈教授、黄季平副教授，社科处处长陈武元教授，各子课题负责人及项目组核心成员。人文学院副院长刘泽亮教授主持会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云南大学文化产业学院陈庆德教授担任评议组长。
在开题报告会上，首席专家董建辉教授就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历史记忆、日据时期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国民党威权体制下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解严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及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未来走向等5个子课题的研究设计和预期目标都做了详细汇报，并与各位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专家学者不仅高度评价该项目的重大意义，认为该项目将从广度与深度两方面促进台湾原住民研究，提升国内台湾原住民研究理论水准，并且有利于促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而且对该项目进入实质研究后应注意的角度和问题等，提出了若干具有专业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
根据原定研究计划，2015年1月—2018年6月，本项目的主要任务是前往国内各主要图书馆及境外相关高校、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开展相关文献的调查和搜集工作；与境内外同行开展短期学术交流，了解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各子课题前往台湾原住民住地进行田野调查，并交流调查心得，总结调查成果，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将来的应对办法；在初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各子课题结合文献资料开展专题研究，形成部分阶段性成果，以及2本专著或1本专著、1本论文集；邀请少量境内外知名学者，召开1次小型国际研讨会，就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问题展开研讨，并就已取得的前期果包括基本观点、初步结论等，征求专家的意见。
对照申报书计划，课题组各项研究工作进展顺利，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原定阶段性研究任务。截止目前，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具体工作：
1.赴国内图书馆及与台湾原住民有关的档案文献、研究成果最集中的日本、台湾等地收集相关资料，或复制，或购买，迄今已收集图书近500册，涵盖研究所需大部分文献资料，为后续拓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2.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邀请境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入境交流、讲学，另一方面主动出境开展访问、交流，在交流研究心得、密切研究联系的同时，也充分了解该领域的国际研究现状及最新进展。截止目前，已在厦举办学术报告6场，主讲人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等专业领域。举办国际及两岸学术会议2场，与会者来自日本、西班牙、台湾及我国大陆相关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两岸部分少数民族乡。
3.已安排课题组成员及学生30余人次克服各种困难，先后前往台湾地区开展田野专业，时间短的半个月，长的3个月，范围涵盖台湾原住民族所有16个族群，包括离岸兰屿岛的雅美族；并以子课题为单位，就田野调查中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努力的方向等多次开展研讨。
4.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赴台湾原住民地区进行连续性的长时段调查，并在调查基础上开展博硕士论文写作，目前已有2名博士和4名硕士以不同原住民族群为对象完成博硕论文6篇。另有1名博士生拟于2018年10月份提交博士论文，5名博硕士生将于2018年下半年再度赴台开展田野调查。
5.结合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及已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形成了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除6篇博硕士论文外，还包括两本会议论文集，并在国内各类学术期刊上已正式发表论文18篇，另有一些论文已联系期刊杂志，将于2018年年底前刊发。
6.于2016年4月底组织召开了1次“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来自日本、台湾、西班牙和国内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共收到与会论文19篇。
7.于2018年6月上旬组织召开了“两岸民族乡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和少数民族乡代表共约100余人，来自海峡两岸多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少数民族乡村，其中台湾与会学者、原住民代表近40人。论坛共收到论文（包括摘要）48篇，内容涉及两岸少数民族族群关系与社会文化、两岸观光旅游产业发展与文化艺术交流、两岸少数民族乡镇的发展等。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2014年9月10—20日，首席专家参加于15—17日在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举办的“台湾原住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顺道访问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及台湾政治大学，就合作开展本项目研究与政治大学民族学系进一步磋商。
2014年9月23日—12月20日，课题组成员周慧慧博士研究生受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之邀赴台进行短期访学，并在此期间集中在南投县赛德克、泰雅、布农等族群进行文化调查，初步考察台湾中部原住民族的族群关系状态。
2015年3月13日，特邀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教授、政治大学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林修澈于厦门大学举办题为“台湾原住民族的民族识别”的学术讲座，并与课题组成员、在场师生就台湾原住民族识别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讨论。
2015年3月14日，邀请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詹素娟教授举办题为“成为‘原住民’——台湾平埔族群的复名运动”的学术讲座，介绍台湾平埔族群的发展历史及复名运动的始末。
2015年5月1日—7月31日，首席专家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季伟杰应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之邀，赴台东地区开展学术考察，并以“卑南族与周边族群的历史及现实互动”为主题展开田野调研。调查以卑南族为主体，旁及台东地区的阿美、排湾、布农等原住民族群。
2015年6月18日—7月1日，首席专家率受课题组成员及博士生共5人赴兰屿雅美族、台东卑南族、宜兰泰雅族等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并参访大同乡泰雅生活馆、宜兰县史馆、兰阳博物馆等各地文史工作单位，搜集到大量文献资料。
2015年6月18日—9月10日，课题组成员周慧慧在兰屿雅美族、台东卑南族及南投县赛德克族等族群进行文化考察，搜集相关口述及文献材料，深入研究台湾族群关系的特征。
2015年12月23日—2016年1月9日，首席专家及课题组成员黄铭松受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之邀赴台开展学术访问，期间与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师生就当前人类学、民族学界关于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热点课题进行了探讨。二位先赴台东卑南族部落参加传统祭典——大猎祭，亲身体会并观察卑南族的传统文化，并就此对社区耆老进行了深入访谈。之后又深入新竹、苗栗的原住民族部落，就赛夏族与泰雅族、客家的族群关系进行实地考察。
2016年4月30日—5月2日，课题组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召开了“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首度在中国大陆地区召集两岸及海外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举行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专题研讨会。受邀出席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48人，除课题组主要成员外，还包括日本、西班牙的学者以及来自台湾“中研院”等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同时还特别邀请台湾卑南族孙大山等9位原住民代表为与会嘉宾。7场主题演讲和讨论的议题主要涉及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教、艺术等诸多面向，并且结合台湾在史前、荷领、明郑、清治、日据、光复后等不同时期的时空和区域背景。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应该更加关注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在当代的发展变迁，以此为中国的多元主体共存提供经验借鉴。
2016年6月29日—7月24日，首席专家受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之邀赴台进行学术访问，与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王雅萍主任及中研院民族所、台史所相关研究人员就目前在台湾族群关系研究上取得的进展进行了交流。之后又赴乌来、宜兰、花莲、台东、屏东、南投等地开展实地调研，走访了泰雅、噶玛兰、太鲁阁、撒奇莱雅、阿美、卑南、鲁凯、排湾、邹、赛德克等族的部落社区，并参与观察卑南族、鲁凯族、排湾族等族群的丰收祭典，对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族群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2016年6月29日—9月25日，首席专家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朱志林到高雄市那玛夏区、桃源区及嘉义县的阿里山乡，开展邹族与薩阿鲁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的族群关系历史与现状考察。
2016年7月10日—7月24日，课题组成员黄铭松及周慧慧赴台开展宏观视野的实地考察，先后走访泰雅、噶玛兰、太鲁阁、撒奇莱雅、阿美、卑南、鲁凯、排湾、邹、赛德克等族部落社区，足迹遍及几乎整个台湾本岛，并有机会参与卑南族、排湾族及鲁凯族等族群的祭典活动。
2016年7月10日—10月3日，由首席专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郑伟斌赴台湾花莲市撒奇拉雅族社区、阿美族社区、太鲁阁族社区，及宜兰县的噶玛兰社区，围绕撒奇莱雅族、噶玛兰族、阿美族和太鲁阁族的族群关系及社会文化开展田野考察。
2016年11月1日，邀请台东大学林清财副教授举办了一场题为“台湾南部地区原住民族的族群关系”的学术讲座。讲座先简要介绍了台湾南部地区的地理概况及原住民族群的分布，接着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清代以来至台湾光复后原住民族的称呼与分类的变迁，指出国家统治的政策与实践对原住民族群分布带来的影响，最后通过图片、表格等多种形式，展示了台湾南部地区原住民族复杂的迁徙路线与互动过程。
2016年11月2日，邀请原台湾暨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潘英海副教授举办了一场题为“从家屋社会探讨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组织”的学术报告。报告通过引入列维—斯特劳斯的“家屋社会”概念，结合台湾原住民族以及海南岛疍民、黎族及苗族的案例，重新对台湾原住民族各族群的社会组织形态进行思考，甚至考虑将此概念的适用性扩大到更广泛的所谓“第四世界”族群，即用“家屋社会”的概念取代“亲属”概念，用于解释所有具有移动性生产模式（mobile production）的族群。
2017年4月18日—4月30日，首席专家率博士研究生黄铭松、何茂旭、花苗苗共4人赴台开展“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复振与族群互动”的专题考察，范围包括新竹赛夏族与泰雅族、屏东排湾族，台东雅美族、卑南族、排湾族，高雄拉阿鲁哇族、卡那卡那富族、布农族，南投泰雅族、赛德克族，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原住民地区开展文化复振活动的大致经过，及其对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影响有了初步的了解。
2017年4月18日—7月16日，首席专家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易紫君在新竹五峰乡和桃园南庄乡开展田野调查，重点了解当地赛夏族与泰雅族及客家人之间的历史与现实互动，并对五峰乡和南庄乡族群关系表现的差异性进行考察。
2017年6月10—25日，博士研究生郑伟斌前往宜兰县，围绕“加里宛事件”，调查噶玛兰族与撒奇莱雅族的历史互动。
2017年6月10日—9月6日，首席专家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刘留在台东市太麻里乡，以几个主要家族为中心，调查排湾族、卑南族与阿美族的族群关系。
2017年6月20日—7月5日，课题组成员周慧慧前往南投仁爱乡，就当地泰雅族、赛德克族及布农族的族群关系开展补充调查。
2017年6月、7月和12月，首席专家分别于中央民族大学、燕山大学和山东枣庄学院参加了3次“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专题研讨会，就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中的话语权问题、两岸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与路径等问题，与两岸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交流研讨，并专题发言。
2017年9月10日—2018年1月23日，首席专家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陈子祎赴台访学，期间利用中兴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料及学校其他资源加深对台中地区原住民族群关系的了解和认识。并实地走访了位于台中和平区的泰雅族，重点考察泰雅族南势群（位于大甲溪中游，今谷关一带山区）和色拉茅群（位于大甲溪上游，今梨山一带山区）之间的关系。
2017年12月18日，特邀前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馆长张善楠于厦门大学举办题为“博物馆的前世与今生”的学术讲座，张馆长以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对台湾原住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与保护为例，提出博物馆服务模式应结合现代需求进行几方面转换，强调科技对于博物馆经营的重要性，指出博物馆应向智慧博物馆转变，参与到台湾原住民传统文化的保存、维护及诠释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为“未来”典藏“当代”。
2018年6月7日，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蒙古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郝时远于厦门大学举办题为“2014：世界民族问题变局与中国抉择”的学术讲座。
2018年6月7日—10日，课题组在厦门白海豚大酒店举办了全国首届“两岸民族乡论坛”，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厅长黄进发等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海峡两岸多家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少数民族乡村的100余位代表参会。论坛共收到论文（包括摘要）48篇，内容涉及两岸少数民族族群关系与社会文化、两岸观光旅游产业发展与文化艺术交流、两岸少数民族乡镇的发展等。论坛为两岸民族乡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举办学术研讨、民族乡代表座谈以及民族乡参访等活动，让海峡两岸的少数民族有了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
2018年8月4日—10月29日，首席专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花苗苗将前往台东卑南族与阿美族部落开展田野调查，比较研究其传统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并撰写博士论文。目前正在申办赴台手续。
2018年8月4日—10月29日，首席专家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陈子祎将前往台中、苗栗原住民部落，调查了解泰雅族历史文化及其与周边族群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其硕士论文。目前正在办理各项赴台手续。
2018年下半年，首席专家还将率课题组成员黄铭松和博士生何茂旭、张雪婷、饶瑨雨等前往高雄、屏东、宜兰、花莲等台湾原住民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的选点工作，研究主题聚焦于台湾原住民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以及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对原住民的文化教育及其对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影响。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课题组结合课题研究的进展，适时召开学术研讨会，在总结、分享与交流课题研究的经验和成果的同时，一方面借助现代媒体传播扩散及时快速的优势，宣传推介相关研究，另一方面，根据调查研究和交流合作中掌握的实际情况，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同时努力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需求结合起来，透过学术会议的举办和科研平台的搭建，促进两岸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具体如下：
1.2015年3月举办的开题报告会，2016年4月底举办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2018年6月上旬举办的第十届海峡论坛的分论坛“两岸民族乡论坛”，课题组都适时地进行了平面新闻报道，特别是此次举办的“两岸民族乡论坛”，在全国尚属首次，受到了福建省、厦门市以及新浪、网易等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各媒体在报道会议实况的同时，也集中介绍了厦门大学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社科规划办开展本项目研究的主要目的和重大意义，引起了国家民委、福建省民宗厅等民族事务部门对该项目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2.在课题组的积极协调和努力下，借助“两岸民族乡论坛”成功举办之契机，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率研究室李红杰巡视员、国际交流司副司长兼港澳台办副主任兰海滨等与厦门大学校领导会商，拟依托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国家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和“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与合作基地”，进一步提升厦门大学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建立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双方已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3.2016年4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和2018年6月举办的两岸民族乡论坛，课题组都积极邀请台湾原住民代表作为嘉宾参与，同时也争取邀请部分的大陆少数民族代表，有些台湾原住民代表是第一次来到大陆，属于“首陆族”。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尝试透过学术会议和论坛的举办，搭建一个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平台，以增进台湾原住民对大陆的了解，促进两岸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交流融合，使理论研究服务于祖国统一的现实需求。
4.2018年6月，课题组首席专家通过厦门市委统战部、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向上级有关部门建言，鉴于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发展、其在台湾政治生态中的特殊性以及两岸交流交往中的客观现实，建议在对台交流与学术研究中采用台湾原住民自我选择的“台湾原住民族”这一名称。
5.2018年7月，课题组拟再次透过合适的管道，建议将大陆新近出台的“31条”惠台措施适当向台湾少数民族倾斜，这既是台湾少数民族的意见和需求，也是贯彻优化、提升惠台措施的政策要求。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从2014年年底立项至今，本项目距计划完成时间只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项目开展的三年半中，课题组无论在收集文献资料、开展田野调查，还是在筹办国际会议、两岸会议、促成相关研究基地和平台建设、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方面，均可谓殚精竭虑，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课题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研究经费存在较大的缺口。本课题立项经费80万元，实际下拨72万元。2016年11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经过专家评估，又获得滚动资助经费40万元，总共112万元。滚动资助的获批，为课题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保障，这是领导和专家对课题组前期工作的肯定，但对课题组而言，这更多的是一种鞭策，我们丝毫不敢懈怠。因为项目研究地点在台湾，涉及台湾原住民族16个族群，分布遍及整个台湾岛，其中雅美族还聚居在距离台湾本岛近3小时船程的兰屿岛上，田野调查工作量巨大，财务开支也居高不下。从8月份开始，今年我们至少还有7位研究人员需赴台湾开展调查，2019年还有多人次、分地点的补充调查，而目前课题经费总额仅剩余13万（不包括结项之后再下拨的8万元），其中可用于田野调查的“差旅费/会议费/国际交流合作费”一项，更只有区区5万元。因此，衷心祈盼全国社科规划办和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能给予更多的财政和政策支持，适当增加项目经费，以解决田野调查经费缺口的问题，保障本课题如期完成结项。
2.台湾行政当局刁难、阻扰，造成赴台调研手续难办，田野作业深受影响。蔡英文于2016年5月上台后，非但不承认“九二共识”，反而制造各种障碍，刻意阻扰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制造各种形式的“文化台独”。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台湾“陆委会”、“原民会”、“移民署”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批课题组人员的赴台调研手续时，总是以各种借口，要求补充各种荒唐的申报材料，甚至公开指责我们“在原住民部落走村串户，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险恶用心和无耻行径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开展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也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克服困难、不忘初心、坚持前行的决心和动力。
3.原合作研究单位出于政治原因不愿配合，也给课题研究带来一定的困扰。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是本课题组的合作单位，原系主任张中復副教授大力支持本课题研究，并协调该校“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作为我们的具体联络和合作部门。但是，因为该中心主要负责人持“台独”立场，在学术研究中向我们提出了“对等”、“不矮化”等政治性要求，所以我们毅然决定终止与他们的合作，坚持我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反对各种“台独”势力的立场。
在研究中，我们深感台湾原住民族的族群关系有两大重要特征，其一是流动性与可变性，其二是深受外来势力影响。在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台湾原住民的地理分布是相对确定的，族群边界也比较固定。但是明清以降，特别是日本窃据台湾后，伴随着汉人的移民及殖民者的强力介入，台湾原住民族的迁徙、流动加剧，族群之间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均发生了很大的位移，由此导致原住民族族内与族际的关系均发生重大变化。这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应当充分考虑各种外来势力的影响，不是静态地看待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关系，而是要动态地把握其变化，从不同时期的变化中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简言之，应从时间、空间和人群这三个不同维度去深入考察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通过几年来的田野调查及与台湾原住民之间的深入接触，课题组认识到，与台湾汉人社会相比较，原住民部落的经济生活水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在都市区，原住民从事的多是一些繁重而又低薪的高强度劳力工作，由此引发都市区原住民酗酒、吸毒、卖淫等社会问题。我们认为，中央各部委以及上海、福建、厦门等省市推行的惠台措施应该向台湾原住民包括其他少数民族适当倾斜，以便他们也能够分享大陆经济发展的成果、增强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一）会议论文集
“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会议论文集（未出版），2016年4月。本论文集汇集来自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19篇论文、报告，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西班牙的学者均围绕台湾族群关系展开研究，内容既包括宏观的理论研究，又有微观的个案调查，涉及台湾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诸面向，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为当代中国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
“第十届海峡论坛分论坛 海峡两岸民族乡论坛”论文集（未出版），2018年6月。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包括摘要）48篇，汇集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内容涉及两岸少数民族族群关系与社会文化、两岸观光旅游产业发展与文化艺术交流、两岸少数民族乡镇的发展等。论坛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海峡两岸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也增进了两岸学术交流合作，推动了两岸在经济发展、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方面的成果与经验分享。
（二）论文
1.马腾嶽：“从台湾泰雅人的建构与分化看民族客观论与主观论之差异与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为了殖产兴业而对台湾土著民族多次实施人类学调查，并依其所获得的蕃情知识进行民族识别分类。台湾泰雅族原有25个方言群与地域群，因为共同的独特文面习俗，在20世纪初被日本殖民者划定为单一民族。但自2004年起由于不同方言群争取独立成族泰雅族从单一民族分化为三个民族。文章以泰雅族的建构与分化，论证在当代政府治理与学术研究中，关于民族客观论与主观论间的辩证发展。文章指出，现代意义下的民族是现代性的产物，与国家的政治形态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民族建立”的过程因而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的过程。在传统的政府治理中，民族客观论是民族识别与认定的主要依据，然而随着世界政治形态与政府治理的变迁，民族主观论在实务与学术研究上逐渐受到重视。本文为当代民族研究与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
2.黄铭松：“传承与创新：布农族传统文化的重建——以南投县仁爱乡中正村为例”，《三峡论坛》2016年第4期。伴随着自由化、民主化进程，台湾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所谓的“原住民运动”，原住民传统文化的重建活动自此方兴未艾。本文以台湾南投县仁爱乡中正村为例，探讨布农族传统文化重建的背景、过程，并对此作出评价。研究发现，布农族传统文化的重建，既不是捕风捉影的“发现”，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发明”，而是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是一种在“国家”意志及市场导向下的传统“再造”。这对大陆近年来开展的文化遗产运动、文化产业运动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季伟杰：“台东卑南族及其周边原住民族群的概况”，《三峡论坛》2016年第4期。卑南族是台湾“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简称“原民会”）立案正名的16个原住民族之一。据“原民会”于2015年5月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卑南族总人口为13487人，仅次于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和鲁凯族，是台湾原住民第六大族群。卑南族所处的台湾东部地区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后山”，历来是台湾原住民最主要的聚居区之一。除汉人族群外，卑南族与周边原住民族群阿美、排湾、鲁凯和布农等关系密切。区域族群概括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本地族群互动的历史及现状。
4.周慧慧：“试论经济转型对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影响”，《三峡论坛》2016年第4期。1895年以来，台湾原住民经济在日本及“国民政府”的治理下经历了不断调适与整合，传统生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新兴产业逐渐起步。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呈现出新特点，认识并理解这些新特征是制定相关民族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判断台湾民族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依据。
5.郑伟斌、王宏涛：“断裂与接续：撒奇莱雅族正名后的族群维系与文化重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撒奇莱雅族正名成功后，族群精英试图通过重构传统来弥合历史断裂，接续丢失的族群文化，聚合松散的部落与族人，重塑族群认同意识。这种族群重建的实践面临的诸多挑战与困难，表面上看是族群内部的意见分歧与利益纷争，实质上折射出部落社会在当代的变迁过程中所遭遇的社会与文化冲击。在文化日益多元与混杂的社会环境中，撒奇莱雅的族群重建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断层、接轨和再转化的过程，受到都市化、现代化和个体主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撒奇莱雅族未来的发展难以预知。
6.董建辉、周慧慧：“移民、土地与清代埔里盆地的族群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是多元且复杂的，因时代背景不同，决定族群关系走向的力量也有所差异。清代台湾埔里盆地的族群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动，人口迁移、土地资源竞争成为影响这一时期族群关系的主要力量。埔里盆地的先住民为埔、眉二番社。清中期，平埔族群开始迁入，形成多族群杂居共垦的局面。之后，平埔族群不断蚕食先住民的土地资源，导致其生存空间严重压缩，最终难逃被同化或他徙的命运。清末实施“开山抚番”政策，吸引汉人大规模进入盆地开垦，平埔族群逐渐失去其优势地位，并开始走向汉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此后当地族群关系的格局。该研究以埔里盆地的族群关系为个案研究，以期为台湾族群关系的历史发展提供一些线索。
7.石奕龙：“试论台湾地区族群关系的主流”，《三峡论坛》2016年第5期。近几十年来发现了不少台湾的古文化遗存，几乎每一种古文化都与大约同期的大陆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体现了先秦时期台湾的先住民与大陆有着经常的来往。另外，汉文对台湾的记载是越至近代就越多，且越详尽，对台湾先住民的认识也是从沿海到深山扩展的，这种顺序渐进的认识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族与台湾先住民的接触、交往，是日趋密切和日渐广泛的，也进一步促进了台湾先住民之间和台湾先住民与汉族之间的日益密切的交往，以致部分台湾先住民同化于汉族。所以，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族群关系的主流应该是各民族、各族群间的日益密切的接近。
8.陈慎：“从荷文史料看荷据时期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三峡论坛》2016年第5期。1624年，荷兰占领台湾并盘踞38年，该时期产生的荷文史料可视为我们今天所见最早的具有系统性与连贯性的台湾文史资料。以荷文史料为基本素材，简要分析17世纪上半叶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当时的台湾原住民以村社为基本聚居单位，支系庞杂，彼此间关系极不稳定，“冲突”大过“整合”，以至于这一时期的荷兰人甚至利用这种不稳定性来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笔者认为，17世纪台湾原住民的这种族群关系，是其在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组织结构复杂性上的一种体现。
9.邓相扬：“日月潭拉鲁岛与邵族原住民的发展变迁”，《三峡论坛》2016年第5期。位处中部的日月潭是台湾最大的淡水湖泊，山水秀丽，风光旖旎，是台湾闻名遐迩的风景区，也是中国的十大名胜之一。潭中之拉鲁岛虽只是蕞尔小岛，但体现出的邵族的民族文化意涵却相当独特。作为史前遗迹的拉鲁岛曾是邵族的旧社之一，同时也是邵族最高祖灵及氏族祖灵所居处的圣岛，因此成为邵族女祭师求巫之地、祖灵信仰的核心和文化传承的根源。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治台政府的更迭，拉鲁岛的名称亦屡遭更换。不同时代、不同的治台政府，曾给拉鲁岛赋予新的名称与意涵。拉鲁岛的神话传说、口传文学、祭祀、巫术、禁忌等，形塑出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产，不仅丰富了邵族文化的精神与内涵，更为邵族社会提供了族群认同的标地。随着拉鲁岛的正名，邵族逐渐实现对过往历史的正视与再认识，也正一步一步进行未来族群认同的再形塑。
10.郑伟斌、董建辉：“台湾原住民族传统人名制度及其变迁”，《三峡论坛》2016年第6期。台湾原住民族属南岛语系，其传统人名制度体现了南岛语族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蕴含着族群的社会结构、亲属关系、社会分类逻辑、疾病观、宇宙观等丰富的信息。在文中所讨论的10个原住民族群中，其人名制度可分为亲子连名制、氏族名制、家屋名制、亲从长嗣更名制四种类型。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人名制度在经历了代表不同国家权力的政治主体的改造与形塑后，由于部落社会固有的文化制度和社会秩序遭到冲击和破坏，文化发生涵化，因此演变成为一种多元而又混杂的形态。
11.朱志林：“夹缝求生：台湾原住民族‘南邹’的族群归属变迁”，《三峡论坛》2016年第6期。近些年来，台湾原住民的族群活动十分活跃，迄今为止，前后共有7个族群展开“正名”运动并获得官方承认的民族地位。“南邹”于2014年6月26日“正名”成功，距现在时间最近。以“南邹”为例，厘清“南邹”从原归属族——邹族内部脱离出来成为两个独立民族的过程与原因，并简单探讨其族群复振与发展的动向，对台湾原住民族族群研究以及了解台湾原住民族未来发展动向或有一定意义。
12.董建辉、黄铭松：“厦门大学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传统与未来展望”，《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林惠祥先生是大陆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拓荒者，他的相关论著开创了厦大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学术传统。20世纪下半叶，在无法亲赴台湾开展田野调查的情况下，厦大同仁继续坚持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在台湾原住民族的起源、族称、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及传统特色文化等研究领域有所推进。进入21世纪，厦大人类学者当在传承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境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求创新、突破。
13.董建辉、郑伟斌：“文化‘理蕃’：日本对台湾原住民族的殖民统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在有关“文化治理”的主流学术话语中，“文化治理”的概念与实践一直被放置于现代国家行政治理的脉络下讨论，忽视了如殖民统治这类特殊的历史经验。在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的“理蕃事业”，初期以“恩威并济”作为基本施政方针，后续的“理蕃”政策则一直在“威压”与“绥抚”之间游移，至后期转向以“绥抚”为主。在其“绥抚”政策下，文化治理的实践始终贯穿于“藩地”殖民行政的“抚育教化”工作之中。日本殖民政府的文化治理术重视人类学知识的运用，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建立在统治权力之上的文化霸权，对台湾原住民族群施行全方位的同化政策，促使他们的文化发生涵化。这种殖民主义文化治理术的迷惑性与毒害性所造成的后果及其长远影响，值得今天所有追求民主公义与民族自治的人们明辨和深思。
14.董建辉、周慧慧：“从雾社事件看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台湾原住民族在社会整合、行为规范及社会关系调解等方面有一套传统的制度原则，彼此的交往互动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日本殖民当局的“理蕃”政策改变了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传统格局，也直接导致了雾社事件的爆发。在雾社事件中，日本殖民者采取“以蕃制蕃”策略，利用原住民之间旧有的矛盾与冲突，分化瓦解原住民各族群，以达到其镇压反抗的目的。之后，又采取强制绥抚教化的新“理蕃”政策，使原住民的居住格局、社会政治结构及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等都发生改变，族群关系也因此被重新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雾社事件是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5.林钰琼、董建辉：“认同、想象与表达：华安高山族的文化重构”，《三峡论坛》2017年第5期。华安县是大陆高山族同胞聚居最多的县份，而华安高山族在近几十年的生活中经历了在地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高山族文化重构奠定良好基础，高山族文化逐渐获得发展，产生了以舞蹈和服饰为主的文化内容。高山族以集体或个体不同形象主动参与文化重构，其主体性意识逐渐提升，不断加强了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
16.郑伟斌：“复活的传统：台湾撒奇莱雅族火神祭的‘发明’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长久以来，“传统”常常被本质化为拥有某些固定特征的文化习俗——拥有独特的物质化表征，固化的展演形式，共享的行为规范或道德标准等，并视此为“传统”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撒奇莱雅族火神祭的创设过程及实践，显示出传统并非沿袭僵化的文化模板在运作，而是有其内在的演化逻辑。传统的“文化基因”犹如火种存在于社群的集体记忆中，具有生生不息的再生力。在日常实践中，文化主体可以发挥其能动性，在继承“文化基因”的基础上，重塑和再造传统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传统也在这种“改头换面”的实践过程中实现动态的传承与发展。
17.黄铭松：“从七脚川事件看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关系”，《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待发）。七脚川事件是日本殖民当局“理蕃”态度由怀柔转趋强硬、武力镇压台湾原住民的开始，标志着佐久间左马太总督“五年理蕃计划”的正式实施。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东部开发及官办移民的目标驱使下，借机对花莲平原原住民各族群采取了包括武力讨伐、“以蕃制蕃”、收缴枪支、分散移住等种种措施，迫使原住民屈服于其统治和劳役。七脚川事件涉及阿美、太鲁阁等多个族群，改变了花莲平原各族群的分布及关系格局，也引起了原住民的族群认同从部落认同逐步向民族、国家认同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七脚川事件是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8.董建辉、何茂旭：“台湾原住民的‘出草’习俗及其成因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待发）。台湾原住民谓之“出草”的猎首行为是曾广布于台湾本岛原住民各族群中的一种文化习俗，其主要特征表现为隆重而谨慎、仪式与禁忌并行和动机明确等。表面来看，“证明能力”似乎是“出草”最主要的原因。但深入的考察揭示出，宗教祭祀才是其原生原因，与我国大陆南方地区自新石器中期以来的猎首习俗完全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台湾原住民族及其所属的南岛语族与我国大陆南方地区的历史渊源。
19.郑伟斌：“当代台湾政党政治下的‘原住民’政策变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待发）。本文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梳理了1980年代以来台湾原住民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2000 年以前，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的原住民政策主要是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其终极目标是促进原住民的汉化。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将“新伙伴关系”确立为其原住民政策的核心主张，其政策取向是追求“多元文化主义”的落实，将原住民族视为建构“台湾主体”论述的重要一环，企图利用原住民文化为其“去中国化”的“台独”分裂行径做注脚。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对过去只重视经济发展的思维作出调整，开始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两者并行。但对于原住民族关注的自然主权、民族自决等涉及“国族意识形态”的议题，则保持审慎态度，仍将其框限在“多元文化范畴”。2016年，民进党二度执政，原住民政策继续回归民进党深耕本土文化、服务其企图以“多元族群”建构“新国族”认同的基调。在“历史正义”和“转型正义”等政治概念的导引下，原住民议题继续成为蔡英文当局深化台湾社会“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发展，建构“新台湾民族”，凸显所谓“台湾价值”的资源和工具。
20.张雪婷：“规训的技术：日据时期的台湾少数民族教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待发）。在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在原住民地区设立日语传习所、“蕃人”公学校及“蕃童”教育所，试图通过教育手段向台湾原住民输入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利用文化规训之术改变台湾原住民固有的语言及风俗习惯，以期创造出“驯服”的肉体，从而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
21.花苗苗：“台湾卑南族亲属制度研究述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待发）。台湾卑南族的亲属制度研究，曾置于两个历史阶段背景下，迈出不同的研究走向。一者在传统世系主义观点下，认为卑南族属于母系制；一者在后现代主义反思中认为应当打破传统“亲属制度”概念的藩篱，从族群成员自身对文化意义的理解去研究传统“亲属制度”的范畴，将卑南族亲属制度研究转为重点探讨“家”与“居住群体”的后亲属制度研究。无论处于哪种理论背景下，都是学者们在不断否定与反思中对亲属制度研究范式的探索与重构。但以今天来看，同时也存在着问题。社会在不断发展变迁，学者的认识也跟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反思及改变，当代亲属制度理论仍需在继承与反思中不断发展。
22.刘留：“‘流动’的共同体：大王部落的形成与发展”，《三峡论坛》（待发）。族群的生成与发展既是自身血缘与文化共同体的延续与发展，也是环境与文化交互作用中与其他族群融合及分化的结果。位于台东太麻里乡的大王部落在其初创与形成时期，便已成为融合卑南族与排湾族二元文化的共同体；在其发展时期，由于人口与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分化与迁徙，并接受了与自身来源不同的另一部落的融入，在经历不同外来政权的冲击之后，最终重新聚合成今日“异源同流”之大王部落。由此得知，族群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流动”的共同体，大王部落“异源同流”的变迁过程正是“流动”的缩影。
23.易紫君：“北赛夏群与周边族群互动的历史与现实”，《三峡论坛》（待发）。赛夏族是台湾少数民族群中人口较少的一个分支族群，分南北两个族群聚居在台湾苗栗县南庄乡、狮潭乡与新竹县五峰乡，本文的研究主体——聚居于五峰乡的赛夏族群也因位置较居于南庄、狮潭乡的赛夏族偏北而被称为北赛夏族群。日据前期，当北赛夏群迁移至新竹县五峰乡与泰雅族接触后，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因争夺渔猎资源以及原住民猎首习俗的存在，其与周边泰雅族常有流血事件发生。日据后期至今两族间则基本保持和谐稳定的交往，并产生了多方面的互动，如族际通婚、收养、日常交往、生产中的合作等。北赛夏群与周边族群的互动展现了族群关系由冲突到共生的动态性演变，这也是族群互动的必然趋势。
（三）硕博学位论文
1.季伟杰：“台湾卑南族与周边族群的历史及现实互动”，2016年5月。卑南族是台湾第六大原住民族群，其聚落主要分布在台湾东部的山海平原之间。自古以来，与卑南族毗邻并且互动较多的原住民族群有阿美族、排湾族、鲁凯族和布农族，这几个族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共享台东地区的资源，日渐形成一种自然状态下的较为稳定的族群关系格局。然而，随着汉人族群在台湾的扩张，以及台湾数次被外来殖民者统治的特殊历史发展轨迹，使得台东地区以卑南族为主体的原住民族群互动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貌。历经明郑、清治、日据和光复后等数个时期的变迁，历史上的卑南族始终保持与外部族群及外来统治者的密切接触，在族群互动中赢得优势，慢慢成长为东台湾的一支强盛族群，并且曾经一度发展成为区域治权的代理人。但是，日据时代以来，日本殖民者和国民党当局治下的原住民沦为弱势族群，诸如强制性的移风易俗、欺骗性的土地买卖等加剧了原住民传统社会的崩塌。1980年代台湾原住民族运动兴起后，原住民社会长久积压的矛盾和问题进入台湾广大民众的视野，以卑南族为代表的原住民族群因应时势潮流，自发结成社团或联盟，围绕族群自治、文化复振、权益保护等议题开展抗争，为族群互动增添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在后原住民运动时代，卑南族原住民与周边族群互动的场域实现了从都市到原乡的转换，作为四大政治族群之一的台湾原住民族越发站在主位的视角，走向属于自己的文明之路。
卑南族以其不占优势的人口规模而能在区域称雄，其关键原因在于卑南族是一支最能接受外来文明的族群。而且在区域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卑南人总能够适应环境的改变，不断形塑自身的文化认同、信仰认同和族群认同，并经由人群的互动，校准和调适对内对外关系的尺度，以此维持族群的竞争优势。这一点在台湾原住民族群中较具特殊性。
2.朱志林：“夹缝求生：南邹族‘正名’的民族学考察”，2017年5月。20 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原住民族“正名”运动风起云涌。从2001年到现在，先后有七个族群“正名”成功，取得台湾官方认可的民族地位。这些族群为何要展开“正名”以及为何能“正名”成功，一直是学界和时政关注的热门议题。本文紧跟这一议题，选择“正名”成功时间距今最近的拉阿鲁哇族和卡那卡那富族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两族为何展开“正名”以及为何能够取得成功，借此增进对原住民族群关系的理解。
在2014年6月“正名”成功之前，拉阿鲁哇族和卡那卡那富族被归类在曹族或邹族中，曹族三族群这种分类自日据时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和分歧。三族群在语言、社会组织机制、传统祭仪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彼此之间从过去到现在的交往互动也很有限，牵连并不深。人口本就较少的拉阿鲁哇族和卡那卡那富族在汉化和“布农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族群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随着两族族群意识的觉醒，在政治和文化氛围良好的背景下，两族基于原先“错误”的族群分类，彼此之间以及与邹族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特别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等方面的考量，向台湾官方提出了“正名”要求，同时也因前面所述这些主、客观条件，两族均获得官方承认的民族地位。
“正名”成功后，拉阿鲁哇族和卡那卡那富族的族群处境得到部分改善，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处境依旧不容乐观。然而，两族从“正名”成功到现在毕竟不到三年，而族群处境的改善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因此，两族“正名”
后族群处境的变化及其对族群关系的影响，仍有待继续观察。
3.周慧慧：“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以台湾南投县仁爱乡为中心”，2017年7月。族群关系一直是多族群社会需要面对和正视的问题，族群关系是否融洽也是衡量多民族社会是否安定和谐的重要指标。台湾南投县仁爱乡是一个泰雅、赛德克与布农等多族群混居的地区，各族群文化殊异，且族群之下又有亚群，族群关系本就纷繁。1945年光复以降，在台湾地方当局新的族群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原住民族群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多样。
调查发现，第一，在文化方面，首先，各族语言并行发展，尽管多族群语言的存在有碍族际交流，但汉语的习得与使用，方便了各族群在社会生活的沟通与交流。其次，基督宗教取代了各族群传统的祖灵信仰，成为他们新的精神力量。虽然不同教派之间因争抢信徒或教义分歧曾引发族群内部摩擦，但统一性的宗教认同的建构及强化帮助他们弥合历史矛盾，促进族群间的融合。最后，随着社会交往的日趋频繁，族际通婚变得越来越普遍。族际婚姻关系的建立有助于打破族群间的文化偏见与隔阂，促进族群关系的改善。
第二，在经济方面，市场经济取代部落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将个人、群体和外部社会密切连接在一起。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体之间和族群之间难免产生某些利益方面的竞争与纠纷，但随着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增多，族群间的联系益发紧密。
第三，在政治方面，传统的平等主义社会政治结构趋于解体，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的形成和选举制度的发展使族群间的权力博弈变得激烈。多数治理主体权责分明、分工明确，配合相对默契、融洽；少数则因角色冲突、资源竞争或观念不合等原因相互排挤。在政治选举中，当支持倾向趋于一致时，与候选人有关的人际关系网络得到有效动员，实现了特定群体的利益共赢；而权力的失序竞逐、政治资源分配不公等负面因素，则导致族群分裂与政治分层。
最后，在族群意识方面，台湾原住民在社会运动中建构起来的泛族群意识受到质疑和挑战，个体族群意识和多元族群认同意识随之兴起。虽然多元族群认同意识有助于促进族群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但个体族群意识的过度膨胀却使台湾原住民社会面临严重的分化危机。
研究表明，台湾光复以来，仁爱乡各原住民族群已在文化、经济、政治及意识等多个领域开展频繁互动，并形成了竞争冲突与和谐共生两种关系形式。在这两种关系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牵引的张力。这一张力的“钟摆”性特征，使得地方社会秩序在稳定有序与躁动无序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摇摆，族群关系呈现出动态的样貌。就目前而论，各族群间还存在着各种纷争与矛盾，但这只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和可调和的，和谐共生仍构成了当前仁爱乡原住民族群关系的主流。当然，以“共生理论”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共生尚处在较低级阶段，一体化共生才应是族群共生的高级阶段。由于个体族群意识的蔓延，台湾原住民族社会正面临族群分化的挑战，从而严重阻碍一体化共生关系的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体化共生关系的集中体现。展望未来，台湾原住民族群应朝着“多元统一体”的方向发展，重视族群社会的整合和统一，避免族群分化的加剧。
4.郑伟斌：“东台湾的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历史变迁中的族群建构”，2018年5月。本文以两个“台湾原住民族”——“噶玛兰族”和“撒奇莱雅族”的生成历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脉络性的建构论（contextual constructionism）分析视角检视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如何“族群化”（ethnicitization）。研究分成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先对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首先回溯花莲地区的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的源流及其早期的社会文化，接着以重大历史事件——“加礼宛事件”作为切入点，探究造成今日花东地区噶玛兰后裔和撒奇莱雅后裔的分布格局与社会文化形貌背后的历史原因。最后，以回顾原住民族命名-分类体系的演变作为衔接，进入第二个层面的研究——围绕当代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的族群建构实践进行考察与分析。研究内容以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台湾政治转型发展过程为背景，分别从族群运动和文化政治两个方面考察“噶玛兰族复名运动”和“撒奇莱雅族正名运动”的历程，以及当代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透过文化政治路线开展族群建构的社会实践。
本研究力图呈现历史、文化、社会与政治等多重力量建构“噶玛兰族”和“撒奇莱雅族”的过程，同时也将此过程放在台湾社会历史的整体演进脉络中进行审视。研究指出，近十几年来台湾原住民社会出现的族群再分类现象，本质上是台湾内部政治秩序调整的产物，它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以及“台独”势力企图在当代国际秩序中寻求“国家”身份认同的理念与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是“噶玛兰族”、“撒奇莱雅族”，还是其他“台湾原住民族（群）”，本质上都是历史过程中关于人群命名、分类的权力政治协商的产物。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化”建构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同时也是再创造历史的过程。
5.易紫君：“族群互动与文化变迁：以赛夏族为中心的人类学考察”，2018年5月。赛夏族是台湾原住民族群中人口较少的一个族群，分南北两个分支聚居于台湾苗栗县的南庄乡、狮潭乡，与新竹县的五峰乡，其周边的两大族群是泰雅族与客家人。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探讨了南北赛夏群群与泰雅人和客家人之间的族群互动与其在不同社会空间中产生的文化变迁。具体而言，五峰乡的北赛夏群与泰雅族历史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具体体现为族际间的通婚、收养、生产合作等。因为泰雅族人数占绝对优势，因此北赛夏群的文化也深受泰雅族影响，最为突出的标志是其在生活中已使用泰雅语。与北赛夏群相比较，南庄乡、狮潭乡的南赛夏群则与客家人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他们长期生活在客家人垦拓的区域，与客家人有着规模性通婚及族际收养、经济往来的互动，因此逐渐学会了使用客家语，并将后者的伯公信仰、祖先信仰等汉人民间信仰纳入其文化体系，生活习惯也与客家人较为相近。
南北赛夏群与泰雅人和客家人之间两种不同方式的族群互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即所谓的北赛夏群的“泰雅化”和南赛夏群的“客家化”。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南北赛夏群所处社会空间迥然不同，北赛夏群与强势的泰雅族比邻而居，而南赛夏群的主要交往对象为客家人。在与强大异族群的交往中，赛夏族因人口较少需将其文化不断进行重构从而适应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尽管南北赛夏群在不同社会空间以及族群互动的过程中，其族群文化表征由于不同的涵化方向而形成分异，充分表现出他们的文化适应能力很强的特点，但由于他们的核心文化：如矮灵祭、氏族组织等一直维持不变，所以他们始终未被另外两个族群同化，而是长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存在。
6.刘留：“融合与分化：一个排湾族部落的形成、发展与演变”，2018年5月。族群的生成与发展既是自身血缘与文化共同体的延续与发展，也是环境与文化交互作用中与其他族群融合及分化的结果。位于台东太麻里乡的大王部落被日本学者称为“排湾化的卑南族”，更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与浓缩了东部排湾群的演变历程。本研究以大王部落的初创、发展、变迁为基本历史线索，系统追溯其“异源同流”的早期历史，记述在人口、环境、政治等因素的作用下部落的融合与分化，并展示了新形势下大王部落以恢复祭仪、文化复振等手段谋求族群整合的过程。可以发现，大王部落在其初创与形成时期，便已成为融合卑南族与排湾族二元文化的共同体；在其发展时期，由于人口与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分化与迁徙，并接受了与自身来源不同的另一部落的融入，在经历不同外来政权的冲击之后，最终重新聚合成今日“异源同流”之大王部落。由此得知，族群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流动”的共同体，大王部落“异源同流”的变迁过程正是“流动”的缩影。同时，本研究引入族群研究相关理论，在以微观视角考察台湾原住民文化及其变迁的同时，对台湾原住民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深描。
“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与其它族群的互动关系中。大王部落的发展演变提示我们，对族群的研究不能仅着眼于这个族群本身，孤立地去看待，而是要将其放在与其它族群的关系和互动中来加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一个族群内部社会文化的复杂性。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1.与台东大学、东华大学等合作，在台湾东部地区建立田野调查基地
台湾东部是台湾原住民族分布的核心区域，在9个传统族群中，7个都在东部有聚居部落，占比2/3以上，他们分别是：卑南族、阿美族、排湾族、雅美族、布农族、鲁凯族和泰雅族。通过连续几年在台湾东部地区的田野调查与社会深耕，课题组与台东大学（台东）、东华大学（花莲）的研究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课题组拟在此基础上，透过校际、院际交流合作的管道，在台湾东部地区建立田野调查基地，既便于以后继续拓展台湾原住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也可以借此促进两岸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
2.争取国家民委和厦门大学的支持，设立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合作基地
今年6月份在厦门大学举办第十届海峡论坛分论坛“两岸民族乡论坛”期间，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率研究室李红杰巡视员、国际交流司副司长兼港澳台办副主任兰海滨等与厦门大学校领导专门举行了座谈会，就国家民委依托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国家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和“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合作基地”，进一步提升厦门大学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建立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等事宜，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课题组将进一步进行沟通协调，将设立基地的事转变为现实，既有利于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也为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合作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
3.充实研究力量，拓展田野调查范围，提升田野调查质量
现有课题组成员因为各种原因，有不少都不能全力投入到本项目的研究中来，导致研究的进度受影响。为此，我们拟充分调动年轻教师和博硕士生的新生代力量，拓宽田野调查的区域。同时，加强跟踪指导，通过讲座、座谈、研讨、培训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提升田野调查的质量。
4.在继续发表一批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广泛听取意见，为顺利结项做准备
本项目研究的时间只剩下一年半，我们感觉田野调查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足，理论提炼的准备也还不够充分。我们拟在刊发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组织发表一批阶段性成果，同时组织一次小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就相关专业问题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为后续的顺利结项做好准备。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