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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2014年10月立项，2015年1月17日举行开题论证会。论证会专家组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陈尚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研究员刘跃进，长江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长江学者、武汉大学教授尚永亮组成，子课题负责人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浙江大学王德华教授以及课题组核心成员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项目负责人胡可先教授重点汇报了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情况、研究意义与总体框架，同时也简要叙述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创新之处、预期目标、课题组架构和经费预算等多方面的内容，对项目的总体情况作了全面规范、详略得当的汇报。
论证专家围绕开题报告提出了许多较具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论证专家以为，出土文献自身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拥有极大的文化史价值，因此本课题围绕着考古发现进行研究是极具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在目前的学术界，出土文献的历史学研究已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文学研究则略显薄弱，在出土文献的文本阐述方面也仍有待挖掘，因此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和前沿性；选题在文史结合的互证，传世文献、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结合探研，以及文字材料与图像实物甚至包括遗址、空间的结合研究设定得很好，这几个“结合”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样综合的基础之上，就文学的层面进行纵深开拓，是这个选题重大价值所在。
专家论证意见，重点提出两项建议：一是选题集中凝聚为“考古发现与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二是加强出土文献本身的文学性研究。
近几年来，在课题负责人的带领和统筹计划安排下，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工作进展顺利，并已取得预期的理想成果。已完成著作3部（其中1部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发表学术论文53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20余人次，组织重要学术考察活动4次。
本项目下设五个子课题：⑴新出土隋唐五代文学家碑志考释与研究；⑵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⑶新出写本与隋唐五代文学传播研究；⑷考古资料与唐五代诗词名物研究；⑸丝路考古与唐代文学关联研究。
⑴新出土隋唐五代文学家碑志考释与研究
这一子课题正常进行，并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已经整理了唐代诗人墓志的全部资料，完成了《新出土唐诗人墓志校证》著作一部，50万字。发表《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叙录》《新出土唐代文学家韦瓘墓志考论》《盛唐英灵交往之遗踪：由<刘复墓志>看以王昌龄为中心的天宝丹阳诗人群》《新出土唐代诗人李当墓志考索》等重要论文。
⑵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
这一子课题基本完成，目前已经出版了《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专著一部，69.3万字，入选“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7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表了《新出墓志与卢氏文学家族研究》《石刻史料与诗人王维、王缙兄弟述论》《新出土唐代鸳鸯墓志综论》《出土墓志与唐代河东薛氏文学家族考论》《新出墓志与隋唐诗人卢思道、卢藏用家族的考察》等重要论文。
⑶新出写本与隋唐五代文学传播研究
这一子课题按计划顺利进行，并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已经完成了基本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写了30余万字的成果初稿。发表了《论中古写本文献的署名方式》《从题写到编集：论唐诗题注的形成和特征》《写本时代的诗歌》《薛道衡<典言>唐写本残卷的来源、体例和学术价值》等重要论文。
⑷考古资料与唐五代诗词名物研究
这一子课题按计划顺利进行，并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已经完成了基本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正在撰写《丝路重镇与唐代文学研究》的专著。发表了《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唐代“遗簪堕珥”的名物实意和文学代言》《唐诗与井：一个诗歌名物意象的个案考察》等重要论文。
⑸丝路考古与唐代文学关联研究。
这一子课题按计划顺利进行，并取得一定进展。目前已经完成了基本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以及部分专题的研究，发表了《论鸠摩罗什译经中的文学想象对王维诗文创作的影响》《论王维诗文对鸠摩罗什译经“譬喻”的运用》《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等论文。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⑴调查研究情况
2015年8月25至9月5日，课题组成员胡可先、孟国栋、杨琼、屈玉丽、胡秋妍、胡凌燕、虞越溪赴西安、天水、敦煌等地调研，主要考察以唐代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东部沿线的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献情况。8月27日，考察组与西安碑林博物馆裴建平馆长、赵力光研究员、王其祎研究员进行了学术交流。胡可先应西安碑林博物馆之邀，作了《出土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报告。西安碑林博物馆门户网站报道了该讲座的情况。
2015年10月23日，借参加中国李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与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朱玉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薛天纬教授、西北大学李浩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等就“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进行小型的学术研讨，进一步厘清了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间，课题组相关成员考察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以及新出土的何家村遗宝展览。
2016年8月4日至16日，课题组成员胡可先、孟国栋、咸晓婷、杨琼、屈玉丽、胡秋妍、胡凌燕、虞越溪赴洛阳、西安等地调研，主要考察洛阳千唐志斋、龙门石窟、洛阳古墓博物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阿房宫遗址等地。在千唐志斋，课题组与千唐志斋负责人于小春等专家、洛阳日报社原副社长贾海修、新乡学院副教授左健召开有关千唐志斋石刻研究的座谈会。
2017年8月7日至20日，课题组成员胡可先、孟国栋、咸晓婷、屈玉丽、胡秋妍、胡凌燕等赴新疆考察丝路重镇遗址。在吉木萨尔北庭博物院由副院长马生岩召集举行座谈会，研究北庭遗址与中古文学关系；在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与著名学者薛天纬、朱玉麟就新疆考古发现进行学术交流，并参观了新疆师范大学西域研究中心与黄文弼博物馆；在吐鲁番，考察了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并与正在当地考察的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在新疆龟兹研究院，与驻院学者苗利辉副研究员进行学术交流；在塔里木大学，与文学院师生交流该校西域研究的情况。
⑵学术交流情况
2015年4月23日至24日，胡可先参加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举办的“人文—第三届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唐代墓志集本与石本对比研究》。
2015年9月15日至12月15日，胡可先邀请唐宋文学研究专家、日本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教授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来浙江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与本课题相关的合作研究与交流。
2015年10月23日至26日，胡可先、戴伟华、胡秋妍参加西北大学举办的“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盛唐英灵交往之行踪》《敦煌写本李白诗研究述评》等。
2015年11月21日至24日，胡可先、查屏球、戴伟华参加华南师范大学和连州市刘禹锡学术研究会共同举办的“中国连州国际刘禹锡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新出土刘禹锡书<崔迢墓志>考论》《探寻刘禹锡研究的新视角》《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朝鲜刊<刘宾客诗集>考述》。
2015年12月4日至7日，胡可先参加香港大学举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新出土唐代鸳鸯墓志综论》。
2016年5月7日，胡可先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开设“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的学术讲座，并就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与南开大学卢盛江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刘真伦教授等进行学术交流。
2016年5月11日，胡可先参加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举办的“会通视野下的唐宋文学研究高层论坛”，并作了“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几个误区”的主题发言。
2016年5月27日，课题组邀请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西北大学李浩教授作《唐代长安与唐诗》的学术报告。
2016年6月4日于5日，咸晓婷参加浙江大学举办的“宫廷?贵族?官僚：失落的上层文学世界—古典文学青年学者研讨会”，提交论文《唐代士大夫寄赠诗的书写体式及其在别集中的变貌》。
2016年9月2日至4日，胡可先参加“文体?文心?文化——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新出土唐代诗人李当墓志考索》。
2016年9月9日至11日，胡可先、查屏球、戴伟华、咸晓婷、孟国栋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唐代墓志形制与文化内涵的地域因缘》《范文教材印本化与宋初对唐末诗风的传承》《从题写到编集：论唐诗题注的形成与特征》《李白与科举相关问题分析》。
2016年12月17日，胡可先、胡凌燕参加“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研究心日藏汉籍讨会”，提交论文《正仓院藏王勃〈滕王阁序〉异文考疏》。
2017年4月16日至17日，胡可先、查屏球、咸晓婷、孟国栋参加“浙大高研院集部文献整理之经验与问题工作坊”，提交论文《唐诗诗题异名及其成因探析》《抄本文集的编纂与流传方式——日传有关〈白氏文集〉成书资料三则试析》等论文。
2017年9月22至24日，胡可先、查屏球、戴伟华、咸晓婷参加“中国刘禹锡研究会2017年年会暨中唐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白居易与刘禹锡书事实考证》等论文。
2017年10月11日至12日，胡可先、查屏球参加在安徽大学召开的“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提交论文《杜甫与京兆韦氏家族关系述论》《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中杜甫行迹考论》。
2017年10月18至20日，胡可先、咸晓婷、孟国栋参加“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讨会”，提交论文《上林湖新出瓷墓志的地域属性与文本特征》《唐代寄赠诗的书写体式及其在别集中的变貌》等。
2017年10月28日至30日，胡可先、查屏球、孟国栋、杨琼参加“西安碑林930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参观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特别策划的“桃花依旧-----唐代诗人墓志特展”。提交论文《唐九卿考增订》《由墓志看长庆科场案内幕》《纸?石?纸：唐代墓志的生成与流传》。
2017年11月18日至19日，胡可先、查屏球参加“北京大学第一届古典学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新出土“大历十才子”耿湋墓志及其学术价值》《从科场明显“白舍人”到中隐官场的“香山居士”》。
2017年12月2日至3日，胡可先、戴伟华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新出土“大历十才子”耿湋墓志考论》《王湾〈次北固山下〉诗学史意义的确立》。
2017年12月28至31日，胡可先参加成都杜甫草堂举办的“杜甫与中国传统文化前沿论坛”，提交论文《新出资料与杜甫研究的新开拓》。
2018年3月16日至18日，胡可先、咸晓婷参加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文章学理论与评点实践暨史汉研究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中古墓志与陶渊明研究述论》《唐诗诗题异名及其成因探析》。
2018年4月22日，胡可先参加“广西师范大学石刻文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石刻文献研究高端论坛”，提交论文《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及其学术价值》。
2018年5月26日至27日，胡可先、杨琼参加并协办浙江大学“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提交论文《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的价值定位与内涵探析》。
2014年9月23日至2015年9月24日，课题组成员博士生武晓红获教育部公派留学基金资助赴日本大阪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交流，主要研究课题是“唐五代诗词与名物专题研究”。
2015年2月4日至2016年2月3日，咸晓婷获浙江大学人文学部资助赴美国伊利诺伊厄巴纳-香槟分校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访问，主要研究课题是“唐五代时期唐诗写本研究”。
2015年5月18日至19日，课题组博士生胡凌燕、胡秋妍参加澳门大学举办的“东亚汉学研究学会第六届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的特色与价值》《张弘靖、李德裕太原唱和群体考论》。
2016年8月31日，课题组成员博士生杨琼获教育部公派留学生基金资助赴美国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交流，主要研究课题为“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研究”，并参加著名学者包弼德教授主持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研究，负责唐代墓志的整理。
2017年10月23日，课题组成员博士生胡凌燕获教育部公派留学生基金资助赴日本九州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交流，主要研究课题为“日本所藏唐诗写本研究”。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⑴成功举办“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开题论证会”
2015年1月17日在浙江大学举行开题论证会。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浙江大学的专家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大学学报》负责人就项目的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⑵成功举办“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专题研讨会暨《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新书发布会
2017年7月1日在浙江大学成功举办“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专题研讨会暨《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新书发布会。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十余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共三十余人出席了会议。重点研讨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内容架构和需要突破的问题，对于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入选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意义进行了高度评价。
⑶“国家社会科基金专刊”专文发布本项目成果
第一，《光明日报》2016年4月18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刊”发表本项目首席专家胡可先《新出墓志：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一文，论述了诗人墓志、鸳鸯墓志和自撰墓志的文学价值，并阐述了新出土墓志可以探讨中古文学史演变进程中的各种背景和联系。
第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6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刊”发表本项目组成员咸晓婷《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的新体系与新建构—— 评胡可先著〈新出石刻史料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从家族墓志文学的研究、文学家族世系的梳理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成果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意义。
⑷浙江大学校报专版专题报道项目情况
《浙江大学报》2015年5月5日第3版专版刊登了本项目组的四篇文章，展现了本项目的总体格局、研究方法和研究进程。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网站都对本项目的开题和进展情况做了跟踪报道。
⑸重要学术期刊开设主题栏目发表本项目研究成果
《浙江大学学报》（CSSCI）开设“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主题栏目，已发表或即将发表本项目重要研究成果11篇；《学术界》（CSSCI）杂志“唐诗学研究”栏目已发表本项目成果4篇；《陕西师范大学报》（CSSCI）“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栏目发表本项目成果2篇。
⑹部分报刊专门评价、转载本项目阶段性成果
本项目阶段性成果《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出版后，《中华读书报》2017年7月12日专版发表书评3篇进行评论，影响广泛。发表书评的报刊还有《中国社会科学报》《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唐研究》《中国文学研究（辑刊）》等。本项目阶段性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多篇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转载。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首先，对于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同样重要。重大项目的选题要在较为深厚的前期积累基础上实施，在积累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才能使得学术创新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其次，通过各种学术活动以拓展跨学科的视野非常重要，但核心和灵魂必须定位在本学科的积累之上，研究过程中要不断发挥自己优势，而不必跟踪所谓的热点。再者，根据选题的需要组织和选择课题成员非常需要，而根据研究的进展增加、减少或调整团队成员更是项目能够高质量完成的重要因素。最后，要发挥年青研究者的创造力，放手让优秀博士生参与重大项目的核心研究，这不仅是项目研究的需要，也是培养学术精英人才的重要举措。
5.增补子课题负责人的说明
基于本项目的较大容量和实际运行情况，参考开题论证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保质保量地完成各子课题的任务，增补和调整部分子课题负责人和主要成员。
第一子课题将原课题组主要成员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孟国栋副教授增加为负责人，负责“隋唐五代文学家碑志研究”工作。
第三子课题将原课题组主要成员浙江大学中文系咸晓婷副教授增加为负责人，负责“新出写本与隋唐五代文学传播”的研究工作。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1.代表性成果简介
⑴《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
作者胡可先，共69.7万字，入选“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主要内容
本成果是以新出石刻为依据，展开唐代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该成果依据新出石刻文献尤其是墓志，探讨唐代的文学家族及其特征，唐代文学家族形成的教育条件，唐代家族文学繁盛的士族、地域、文化、学术等重要因素，唐代家族文学的精神与风格，家族墓志与家族文学，唐人婚姻与家族文学，唐代科举与家族文学，牛李党争与家族文学等方面的内容。这样的研究，充分地挖掘新出石刻特别是墓志当中有关文学家族的资料，以作为研究基础。就来源而言，新出石刻既具有本源性，又长期保存于地下，未受历史上文献转录的影响，从而较好地保持了独立性；就价值而言，新出石刻是在传统的文献材料之外独立形成的，对于传世文献，具有相互印证甚至是正本清源的作用。
本成果共十章：第一章《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总论》；第二章《新出墓志与唐代京兆韦氏文学家族研究》；第三章《新出墓志与唐代河东薛氏文学家族研究》；第四章《新出墓志与唐代弘农杨氏文学家族研究》；第五章《新出墓志与唐代京兆杜氏文学家族研究》；第六章《新出墓志与唐代太原王氏文学家族研究》；第七章《新出墓志与唐代崔氏文学家族研究》；第八章《新出墓志与唐代范阳卢氏文学家族研究》；第九章《新出墓志与唐代陕郡姚氏文学家族》；第十章《洛阳出土唐代李邕家族墓志考论》。
基本观点
本成果重点选定九个文学家族进行专题研究，分属于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等不同地域和类型的望族，也兼顾到对于唐代政治和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次等望族。在选取家族方面突出这些家族重要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影响，也体现出典范意义。京兆韦氏、京兆杜氏、河东薛氏和弘农杨氏代表以关中士族为主的文学家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代表以山东士族为主的文学家族，陕郡姚氏则为政治和文化方面颇具影响的次等望族。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两个方面：一是以新出土的石刻史料为研究基础，在材料挖掘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二是在唐代文学家族的研究范围内，就具体问题展开，以学术性作为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核心，略去背景性和知识性的描述，体现作者对这一领域的个人思考。
学术价值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材料的发掘。本成果尝试利用新出碑志展开唐代文学与家族关系的研究。如唐代弘农杨氏文学家族集中体现了中晚唐尤其是元和以后影响文学演变的很多环节。近年出土的杨氏家族墓志已逾百方，其中靖恭杨氏家族和修行杨氏家族中的文学人物墓志多达九方，尤其是新出土的《杨汉公墓志》和《杨收墓志》，堪称中晚唐政治影响下的文人缩影，这样的墓志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二是新视角的选取。本课题以新出石刻为基础，以重要文学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唐代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三是以文学为指归而对文学家族综合研究的推进。家族文学是唐代文学以至中国文学的一个特定类型，在学术界对唐代家族本身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以新出石刻史料特别是墓志资料为主要依据，参合传世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对唐代重要家族的文学内涵进行挖掘，梳理唐代文学的家族谱系，不仅有助于建构以文学世家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的特定类型，也是推进中国文学整体研究深化的重要途径。
社会影响
本成果在研究过程中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已超过30篇，发表报刊主要有《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唐研究》《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如《“城南韦杜”与“杜陵野老”释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15年第1期全文复印。中国知网显示，本成果研究过程中已发表的论文被引用共16次。
本成果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好评。中国唐代文学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卢盛江在书评中说：“一个是细致，一个是开阔，一个是会通。在这几个方面，我觉得都是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它是利用新出的石刻文献，当然结合传世的文献，为很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史料，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提出了新的问题。”复旦大学查屏球教授在书评中说：“本书能够从闪烁其辞的墓志书写中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这种原创性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一大创获。”南开大学卢燕新教授在书评中说：“该著作以出土文献为基础，参照和印证传世文献，以重要的文学家族为切入点，研究唐代九个重要的文学家族，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考察唐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为唐代文学家族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建构了新的体系。”
报刊杂志对于本成果的专门评论文章有：1.《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会通问题》，卢盛江，《中华读书报》2017年7月12日。2.《墓志文献的利用与学术研究的预流》，查屏球，《中华读书报》2017年7月12日。3.《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的新体系与新建构》，咸晓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6日。4.《唐代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研究的新成就》，卢燕新，《中国文学研究》第26辑，复旦大学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5.《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书评）》，徐迈，《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7年》，广西师范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6.《新出石刻丰富唐代文学研究》，张春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19日。7.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书评）》，程耕，《唐研究》第2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⑵《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校证》
作者胡可先、杨琼，共50万字，已完成全稿，并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将由2019年出版。
主要内容
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研究，是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最核心、最主流、最前沿的基础课题。我们已经从超过万方的新出墓志中披沙拣金搜集了130余方诗人墓志，经过全面的整理完成了《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校证》一书，其主要体例为先录墓志原文，而后进行五个方面的整理：一是叙录，主要叙述墓志的形制、志主的简况、文献的著录、收藏的地点、研究的成果等；二是校订，主要校订墓志释的异同讹误情况；三是辑证，辑录这些墓志自出土以来各种文献的记载和著录文字；四是拓片，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墓志拓片，以呈现墓志的本来面目并资与释文参证；五是附录，主要甄录相关诗人配偶的墓志，并选录个别诗人族人的墓志。在这样综合整理的基础上，着手从事《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与墓志所载唐诗的综合研究》。
学术价值
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是出土文献的精华所在。它是唐代文学史研究得以凭借的最有价值的原始数据和实物载体。其中不乏著名诗人的墓志，如《张说墓志》《张九龄墓志》《上官婉儿墓志》《王之涣墓志》《韦应物墓志》《姚合墓志》《李益墓志》等等。这些墓志的价值是巨大的，诸如王之涣，在墓志出土之前，人们对他的家世籍贯、生卒年月、生平仕历等，几乎一无所知，而墓志出土以后，王之涣的生平经历就昭然若揭，墓志还记载了“歌从军，吟出塞，布乎人口”的文学活动，是王之涣作为盛唐边塞诗人的最为有力的坚证，也是他诗歌影响的最早文献记载。新出土的《张说墓志》则更有多方面的价值，志主为一代名相，又是引领文学潮流的文学大家，撰文者是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张九龄，后来也成为一代名相，同时是开启盛唐诗境的先驱人物，书丹者是朝散大夫中书舍人梁升卿，当时以八分书名震海内。再如大诗人《韦应物墓志》，堪称近百年来唐代新出土文献的重要收获，墓志的撰者是与韦应物同时的著名诗人丘丹，这一墓志不仅对于韦应物的家世、生平、科举、婚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文献，还为大诗人丘丹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线索。
社会影响
唐代诗人墓志的研究是本课题组具有较长时期和较多研究积累的工作，相关研究已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胡可先撰写过《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综论》，曾在2009年11月日本京都“东亚汉籍交流研讨会”上演讲，得到静永健、浅见洋二、内山精也、芳村弘道等学者的关注并提出建议，后来刊载于《唐研究》第十七卷。对于诗人墓志的专题研究，也是本课题负责人近年来重点关注的对象，分别写出了薛道衡墓志、上官婉儿墓志、苑咸墓志、廖有方墓志、姚合墓志、程修己墓志、杨收墓志等重要的个案研究论文，受到了唐代文史研究学者的关注。而本成果则是在诸多个案研究基础综合整理与研究的著作。
⑶《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
作者胡可先，共2.5万字，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CSSCI来源期刊），2016年第4期。
主要内容
新出文献中最重要的两类文献是石刻文献（其中最大宗是墓志）和写本文献，这两类文献是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原典文献。相较于传世文献，新出土墓志以原始的实物形态和文字形态反映中古时期家族文化的特点，这样一篇篇活生生的传记，展现了生活于三至九世纪的人物群像。特别是诗人墓志、自撰墓志和鸳鸯墓志，在形象塑造、叙事抒情和创作过程诸方面有了更加细致的呈现。中古文学写本以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写本居多，再加上东瀛回传的写本，这些写本不仅提供了文学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是文学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中古时期的新出文献呈献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促进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进展。中古文学史的书写，一个重要途径也是要从单线思维转向多元化叙事，要注重文学中心的凝聚与边缘活力的关系，关注中古文学中的女性书写以展现文学发展的特殊路径，通过文学家族传承的梳理构建中古文学的家族谱系，加强文学体制演变的研究以对文学本位研究的定位进行重新审视。
学术价值
中古文学史的编纂和研究虽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弱点、盲点、偏颇和歧见。诸如文学自觉问题，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文体和文学现象，使得文学史的书写与文学发展的实际逐渐偏离；单线思维问题，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大多按照时间线索叙述其历史发展脉络和演化进程，但由于时间向度的主导性，空间维度就难以得到强调和凸显，这使得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得不到真正的呈现；学科限制问题，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学科分类对于传统学术研究的限制，最明显的方面是文史研究传统的割裂。本成果就是随着新出文献的逐渐繁盛，力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有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社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12期转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5期转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11期复印；《学术界》2016年第8期摘要介绍。
⑷《新出土“大历十才子”耿湋墓志及其学术价值》
作者胡可先，共1.8万字，将发表于《文学遗产》（人文社科版，CSSCI来源期刊），已收到《文学遗产》即将发表的正式通知。
主要内容
新近发现的《耿湋墓志》是作为唐代“大历十才子”的重要诗人墓志。墓志透露出来的文学信息非常丰富，可以补充和订正耿湋的名字和生卒年、家世和历官；墓志记载耿湋的升迁和贬谪，对于理解他的仕途沉沦和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墓志叙及耿湋的文学交游，也昭示出中唐由代宗大历到德宗贞元年间文学环境的变化；墓志对于耿湋“才子”和“诗人”的定位，非常切合耿湋的文学个性和诗歌创作实际；考察墓志撰者侯钊，也提供了研究耿湋立身行事和平生交游的印证材料。《耿湋墓志》是我们研究以“大历十才子”为中心的中唐前期文学的重要文献。
学术价值
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新发现而没有公布的唐代“大历十才子”耿湋的墓志，是属于全新的资料公布，并且在资料公布的基础上研究了以耿湋为中心的诗人群体对于中唐诗歌发展的作用，以及他们受到政治牵连而身世浮沉的状况，从而对于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由耿湋推及到利用新出文献研究“大历十才子”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了是“一对多”研究的尝试。
⑸《盛唐英灵交往之遗踪——由〈刘复墓志〉看以王昌龄为中心的天宝丹阳诗人群》
作者查屏球，共1.5万字，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CSSCI来源期刊），2016年第4期。
主要内容
新近公布的《刘复墓志》的主体部分为刘复自撰，不仅完整介绍了刘复生平，而且述及他在天宝年间与王昌龄、李白交往之事，据此我们可以完整地认识刘复其人其诗。墓志中关于刘复早年生活的介绍不仅可让人了解到天宝学子的修业方式，而且还可对天宝年间以江宁为中心的江南诗坛有更真切的了解。这为解决天宝文学中几个悬案，如王昌龄被贬龙标时间、王昌龄在江宁主持雅集及授学之事，也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此可对著名的《琉璃堂诗客图》做出新的解释。借助这方墓志，我们可对盛唐时期京城之外的诗学活动有更具体的认识。
学术价值
这篇论文属于在新出单篇墓志考证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拓展研究。根据墓志提供的线索，探讨了盛唐时期诗人群体间发生的重要联系，由此勾勒以江宁为中心的江南诗坛的面貌，是属于利新文献以从事地域文学、文学群体研究的尝试。
社会影响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16年第6期转载。
⑹《论中古写本文献的署名方式：以唐诗写本为核心的考察》
作者咸晓婷，共1.5万字，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CSSCI来源期刊），2015年第5期。
主要内容
在我国古典文献的发展史上，署名并非从一开始即存在，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探讨古典文献署名的源起、体式及特征等必须以原始文献为基础。到隋唐时期，四部典籍和诗文、各类文体署名的方式基本确立，但又各有分野。四部典籍的署名，战国及两汉时期多以姓氏命书名，以题代署，汉魏之际在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之下出现独立署名，以姓氏或姓名署，最初由他署，后来渐渐由著者自署，魏晋以后渐成常例，就其方式而言，直至唐五代时期，仍以姓名署，方式简单。
就各类文体的署名而言，以诗歌的署名最为复杂多样，有自署，有他署，现存石刻、文集中的应制、唱和、赠答、呈递、题壁等诗歌大致保存了唐诗自署的原始面貌，而敦煌诗歌写本则大多为他署。就方式而言，有以姓名署、以字署、以官衔署，以官衔署又有繁简之别。赋、论、说的署名，由于现存敦煌写本多为传抄本，以他署为主，方式与诗歌他署的方式相类，相对简单，以名署或以官衔署。碑、铭、赞、墓志、行状的署名与诏、诰、奏、疏等官文书相类，最为繁冗，将全部官衔一一列出。在几种署名方式之中，以官衔“某官某”的方式逐渐成为后世文献署名的一般体式。宋代印刷术繁兴以后，文献署名的方式更加复杂多样，但其基本方式无疑是承继隋唐而来。
学术价值
古代典籍的署名问题一向是学界较少关注的领域。文献署名始于哪一时期？它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学术背景之下出现的？它的体式渊源何自？其早期的书写形态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均有待发覆。本文即利用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古时期写本文献探讨我国古代文献署名的源起、体式及书写形态等问题。事实上，研究文献署名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署名而已，我国古典文献独立署名的出现和体式的确立是与我国学术发展和文体发展密不可分的，每一种署名方式的出现和广泛应用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每一种署名方式背后都是一部学术史和文化史。
社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3期全文转载。
⑺《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
作者孟国栋，共1.5万字，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CSSCI来源期刊），2015年第5期。
主要内容
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是六朝到唐代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是由其自身的应用文体性质所决定的。不过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与一般的应用性文体的程式化有所不同。墓志铭通常分为志文和铭文两部分，它们有着不同的功用和特质，特别是两者在行文方式和语言形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了程式化的创作模式在志文和铭文中的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志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行文方式的模式化、特殊类型的模板式和具体内容的雷同性；铭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化用经典诗句、抄撮志文成句和袭用固定模板。采用程式化的方式创作的墓志铭虽然形式较为单一，结构相对固定，但却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文士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唐人的文学作品中，从新出土的墓志铭来看，有两个人物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庞统，二是陶渊明。唐代墓志铭的作者在形容志主才高位下或隐居不仕时，往往以他们的经历和身世作比，并逐渐成为唐人作文时常用的一种程式。这对于考察他们形象的经典化和在后世的接受情况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唐代墓志铭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套语，如“看花落泪，听鸟心惊”、“生为人杰，死作鬼雄”等，经过杜甫、李清照等人的加工以后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名句。虽然这不仅仅是语句的袭用问题，其中还有语境的转移和情感的倾注等重要因素，使得这些俗语通过再创造而达到语益工和兴益远的境界。
学术价值
墓志铭作为一种应用性文体，通常会呈现出程式化的创作模式。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墓志铭创作中的程式化现象虽有所关注，但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并未能对此进行深入考察，个别学者还对程式化现象持否定意见。对墓志铭程式化创作模式的考察，有助于对诗歌创作中点化前人成句的创作方法和诗歌经典的生成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唐代墓志铭创作中的程式化现象也有必要进行恰当的评估，以充分挖掘其特有的内涵和价值。
社会影响
《新华文摘》2015年第22期摘要转载。
⑻《赋与唐代墓志》
作者郑真先、戴伟华，共1.8万字，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CSSCI来源期刊），2017年第1期。
主要内容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学术价值
新世纪来，唐代墓志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渐由边缘走向核心与前沿，但已有的成果集中于墓志与诗、墓志与文，以及墓志的个案研究，综合研究较为少见，诗文以外的研究成果不多。《赋与唐代墓志》一文，选题很新颖，又属于文体方面的综合性专题研究，很有学术价值。论文的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材料的发掘较多，如第一部分辑录新出墓志中的赋学资料共13条，其中7条是作者新辑的材料，超过前人辑录的总和，非常难能可贵；二是在类别划分的基础上，揭示墓志化用前人赋作的特点，这些地方分类恰当，比照精准，实属不易；三是对于唐人墓志以赋行文的特点加以阐述，从句型、结构、用词等方面，揭示出赋的墓志行文的特殊情况，且能上升到学理的层面加以概括，体现了论文具有的深度。
⑼《新出土唐代文学家韦瓘墓志考论》
作者杨琼，共1.7万字，发表于《文学遗产》（CSSCI来源期刊），2017年第3期。
主要内容
《韦瓘墓志》提供了韦瓘生平事迹的诸多信息，不仅可以纠正和补充传世文献失实、失载之处，而且对于考察韦瓘的家世生平、科举仕宦、文学成就及其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印证传世文献，可以进一步揭示：韦瓘家族是一个绵延数代的文学世家，也是一个极具影响的科举世家；韦瓘生长在良好的文学环境之中并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韦瓘的仕宦经历了入幕、升迁、贬谪和重新擢用的过程;韦瓘与牛李党争具有复杂的关系。
学术价值
《韦瓘墓志》是近年出土的具有重要文史价值的墓志，杨琼的论文利用这一新出墓志对于作为文学家的韦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证，尤其对于韦瓘的文学家世提出了新的解释，对于唐代牛李党争与文学的关系、科举制度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也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对于晚唐文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社会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7年第9期全文复印。
2.阶段性成果清单
见附件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清单》。包括著作3部，共159.7字；论文52篇（其中CSSCI期刊29篇），共87万字。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和经费预算
下一步研究计划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和各子课题进一步推进
2018年8月以后，全面开展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全面执行总体研究计划，不断推出阶段性成果，确保最终成果完成。五个子项目计划如下：
⑴ 新出土隋唐五代文学家碑志考释与研究
全部完成《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校证》中期成果，共50万字，于2018年底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正式出版。再发表“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考索”系列论文2篇单篇论作为阶段性成果。在整理考证的基础上进一加强研究，完成《新出石刻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的专著，作为最终成果之一。
⑵ 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
在目前已经出版《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的专著研究九个文学家族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唐代文学家族的拓展研究。再发表《新出墓志所见大历诗人的仕宦与心态》《诗人鸳鸯墓志与诗人家族研究》等2篇单篇论作为阶段性成果。
⑶ 新出写本与隋唐五代文学传播研究
开拓唐诗写本研究的重要领域，撰写《唐代寄赠诗的书写体式及其在别集中的变貌》《唐杜牧手迹<张好好诗>文本与流传研究》等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完成《新出写本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作为最终成果之一。
⑷ 考古资料与唐五代诗词名物研究
开拓新出文献与唐诗名物研究的领域，撰写《正仓院乐器与唐五代诗词乐器名物研究》等2篇单篇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完成《考古资料与唐五代诗词名物研究》，作为最终成果之一。
⑸ 丝路考古与唐代文学关联研究。
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重镇的考古遗址与唐代文学的关联研究，撰写《哥舒翰与盛唐诗坛》《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文学内涵探论》等2篇单篇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完成《丝路重镇与唐代文学研究》，作为最终成果之一。
2.调研和学术交流
2018年7月22日至27日，首席专家胡可先赴兰州考察，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师生交流，为文学院和萃英学院开设《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及其学术价值》《新出土唐代鸳鸯墓志专题讨论》《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中古墓志与陶渊明研究述论》《新出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五场讲座。
2018年8月，课题组考察蜀道及相关遗址，集中于汉中、剑阁、江油李白纪念馆、成都杜甫草堂、重庆大足石刻等，搜集石刻文献与考古遗址材料。
2018年8月13日，首席专家胡可先赴成都杜甫草堂进行学术交流，并开设《杜甫的家世、家学与家风》的学术讲座。
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课题组成员通过参加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加强对于本项目的学术交流，如2018年8月，胡可先、咸晓婷、孟国栋将参加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19届年会，并提交论文《中古墓志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骆宾王从军西域事辨证》等论文。
2019年7月，课题组分别考西安、洛阳等地的博物馆，进一步搜集新出土的墓志材料，并注重阶段性成果、最终成果与新出土实物相印证。
2019年8月，举行“新出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小型学术研讨会，集中研讨课题的进展，聘请本领域专家对于最终成果进行把关论证，以提高最后定稿的质量。
2020年在最终成果基本完成之后，召开“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规模40人左右，汇聚国际国内学者之力，全面推进这一研究领域的进程。
3.成果的推介和宣传
⑴凝炼课题进展报告，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开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刊”栏目刊登。课题阶段性成果写成《成果要报》报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
⑵在重要学术期刊上继续开设“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唐诗学研究”主题栏目，及时发表本项目的最新成果。
⑶将扎扎实实的研究和开辟广泛的宣传渠道结合起来。项目质量是项目的核心和关键，在做好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同时，拓展交流和宣传渠道也是重要环节。下一步将通过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推介本项目成果，扩大本项目影响。如撰写有关本项目成果的评论文章，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
4.最终成果的完成和出版
项目完成后，最终成果是6部学术专著，集合成“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书系”：
⑴ 《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综论》
⑵ 《新出墓志与中古文学家族研究》
⑶ 《新出石刻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⑷ 《新出写本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⑸ 《考古资料与唐五代诗词名物研究》
⑹ 《丝路重镇与唐代文学研究》
最终成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或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目前的阶段性成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各出版一部）。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