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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①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项目于2010年12月27日获准立项，2012年6月、2014年6月相继通过中期评估及检查。到2014年6月，完成并出版《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8-10卷，总字数大约88万字。从2014年6月至今，完成并出版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1-15卷，修订出版了第1卷（上下2册），总字数约248万字。课题组本着“慢工出细活”的宗旨，按照每年出版一卷的进度在执行。虽然从整体上看进度较慢，但每一卷的质量在业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为了保证质量，项目组一直采取“读书班”的形式会读文献，同时辅以读书班中心组作为最终成稿的核心成员，保证每一件文书至少经过6个人的审读。这种创新工作方式得到了以往评估检查专家的认可，认为这种模式值得推广。因此，本课题组一直坚持这样的工作方式。经过第8-10卷的摸索阶段之后，课题组对于本项目的体例进行了再次总结和提炼。由于参加本项目的团队成员都在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工作，现今的考核体制很难使年轻学者安于文献整理工作，因此，每一卷的参编人员几乎都不一样，除了首席专家郝春文教授是“铁打的营盘”之外，其他都是“流水的兵”。在这种情况，如何保证参编人员变化了，但本书的质量不变？项目组解决的办法是在《凡例》上下狠功夫，制定了极为细致详尽的“凡例”，等于为本书的编纂设置了一套“规定动作”，几乎没有“自选动作”。这样，在保证全书体例统一的同时，也保证了本书参编人员变而总体质量不变。
②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为了保证本项目研究成果的高质量，定期赴英国国家图书馆核查敦煌文献原卷，这是必经的程序之一。继2012年、2014年之后，项目组一行四人于2016年7月3-12日再次赴英核查敦煌文献原卷。本次赴英核查原卷，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果，项目组修正了之前释录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几种。第一，据原卷改正之前释文中错误之处；第二，据原卷释录了朱书文字及朱笔校改之处；第三，据原卷增补了遗漏的文书和文字。第四，据原卷辨认出之前释录中遇到的图版不清或完全不能释读的文字；第五，据原卷了解了文书形态，纠正之前图版拍摄中顺序错误等问题。这些都是依靠图版无法解决的问题。项目组成员深切感受到核查敦煌原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践证明，郝春文教授提出的以收藏地为单位按照流水号逐一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方法是科学、切实可行和卓有成效的；到世界各地敦煌文献的主要收藏地去核查敦煌原卷是完成“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必可不少的环节，是本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基本保障，因而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项目组成员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2014年6月以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2014年8月23-24日，游自勇副教授参加“制度与权力——第八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会议”（北京），担任综合讨论主持人。
2014年10月10日，郝春文教授参加甘肃省西北师范大学第三届国际文化产业大会“文化交流交汇交融的典范——敦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兰州）。
2014年10月10日-13日，杜立晖副教授参加“黑水城文献与西夏学学术论坛”（宁夏），提交学术论文《黑水城文献所见元代地方仓库官选任制度的变化》
2014年10月25-26日，董大学讲师參加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敦煌学研究所主办的“经典、仪式与民间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论〈金刚经〉信仰之仪式化倾向——以敦煌遗书为中心的考察》。
2014年10月30日，郝春文教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中国古文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并作主题发言
2014年10月31日-11月3日，聂志军副教授参加第八届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提交学术论文《敦煌景教写经P.3847中“尊经”考辨》
2014年11月1-2日，杜立晖副教授参加“宋元明公文纸本文献学术研讨会”（石家庄），提交学术论文《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孤老文书研究之一 ——兼论黑水城元代孤老文书的数量构成》
2014年11月8-10日，游自勇副教授参加“重绘中古中国的时代格：知识、信仰与社会的交互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提交学术论文《中古时期佛教神异故事与正史的关系——从<晋书?艺术传>谈起》。
2014年11月14-16日，么振华讲师参加第十一届中国灾害史年会暨“灾害史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北京），提交论文《政治视角下的隋代灾害研究》。
2014年12月12-15日，聂志军副教授参加第十二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杭州），提交学术论文《日本杏雨书屋藏三种敦煌本<佛说父母恩重经>再研究》
2014年12月18-22日，赵贞副教授参加“汉化?胡化?洋化——新出史料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宣读论文《杏雨书屋藏羽41R所见“杂字”辑释——兼谈归义军时期的童蒙识字教育》
2015年3月7-8日，游自勇教授参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中古时期丧葬的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李蠙赎寺碑>所见唐代的墓田》。
2015年4月18日，史睿副研究员参加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中华礼制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发表《北朝士族音韵之学与南北交聘》。
2015年5月15-16日，史睿副研究员参加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罗格斯大学、里德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一届 New Frontiers in the Study of 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研究新前沿）国际工作坊，发表“中古墓志研究方法谈”。
2015年8月10-11日，陈于柱副教授参加甘肃省文物局、瓜州县委主办的“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5年8月14-15日，郝春文、刘屹、游自勇、周尚兵、聂志军、陈于柱参加由敦煌研究院举办的“2015敦煌论坛：敦煌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9月18-19日，陈于柱副教授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
2015年10月8-9日，郝春文教授参加浙江大学主办的“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10月24-25日，刘屹教授、游自勇教授参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合办之“第四届中国古文书学学术研讨会”。
2015年10月23-24日，聂志军副教授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出土文献与古汉语语法研讨会暨第九届海峡两岸汉语语法史研讨会”。
2015年11月25-26日，杜立晖副教授参加福建师范大学与中国唐史学会合办的“唐代东南社会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
2015年12月28-29日，游自勇教授参加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科技、思想、文化史的分野与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艾尔曼教授荣退纪念会。
2016年6月20-21日，史睿副研究员、游自勇教授参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博物学与写本文化：知识-信仰传统的生成与构造”学术研讨会，分别提交论文《唐代书画鉴藏家的收藏与著述——以张彦远〈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为例》、《唐代“墓田”的名与实——以两个墓田争讼案为中心》。
2016年5月20-23日，韩锋副教授参加曲阜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敦煌本儒家文献的来源》。
2016年6月2日至6日，郝春文教授赴敦煌参加首届敦煌文化学术论坛。
2016年6月10至12日, 郝春文教授赴芜湖参加“中国古代史名词”审定委员会定稿会。
2016年7月22-25日，游自勇教授、陈大为教授、宋雪春博士参加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游自勇提交论文《唐代墓田的名与实——以两个墓田争讼案为中心》；宋雪春提交论文《唐律“未庙见之夫”的婚姻形态——兼论夫随妻居等问题》。
2016年7月28—29日，刘屹教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首届国际道教论坛”，提交论文《劫之譬喻的来源问题》。
2016年8月19日—23日，郝春文教授、陈大为教授参加敦煌研究院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联合举办的“2016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郝春文作总结发言，陈大为提交论文《敦煌三界寺再研究》。
2016年8月24-26日，游自勇教授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政府合办的“国学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吐鲁番所出<老子道德经>及其注疏》。
2016年9月26-28日，韩锋副教授参加“山东社科论坛：儒学与当代诚信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敦煌遗书<庐山远公话>所体现的诚信观》。
2016年10月29-30日，郝春文、游自勇、陈大为、杜立晖、董大学、宋雪春参加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联合举办的“2016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郝春文提交论文《全面揭示唐代发生的历史变革——<世界性的帝国----唐朝>评介》；游自勇提交论文《敦煌写本S.2506V等唐代<失名史书>再探》；陈大为提交论文《佛教在西域的传播研究》；杜立晖提交论文《国图藏<魏书>纸背元代孤老文书浅识》；董大学提交论文《敦煌写本伯2165号背〈金刚经疏〉研究》；宋雪春提交论文《英藏敦煌写本斯三三三〇号背诸文献综合研究》。
2016年10月6-9日，么振华副教授参加2016中国洛阳第十二届武则天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题目：《武则天杀邵王李重润案探考》。
2016年11月10-12日，韩锋副教授参加山东省文物考古所、曲阜市文物局、曲阜师范大学主办的“保护与传承视野下的鲁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6年11月11-14日，么振华副教授参加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年会暨“江南灾害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五代十国灾害救治特征略论》。
2016年12月3—4日，刘屹教授参加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硏究院主办“中古宗教史硏究工作坊”，提交论文《法灭与末法：佛灭之后的两种末世观》。
2016年12月23-24日，韩锋副教授参加由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外交遗产研究中心发起，山东省孔子与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协同创新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重大理论专题研讨会”。
2017年4月21-23日，韩锋副教授参加由山东省社科院、曲阜师范大学和全球文明中心共同主办的“大同之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玉文化与大同之道》。
2017年5月5-7日，韩锋副教授参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曲阜师范大中国外交遗产研究中心、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传统文化与外交理论创新”研讨会，提交论文《探索历史规律，汲取经典智慧——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新时期外交理论的方法与途径》。
2017年7月3日，游自勇教授参加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文研论坛“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
2017年7月13-15日，郝春文教授、刘屹教授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长安”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17年度理事会。刘屹提交论文《大谷光瑞与中国（一）》。
2017年7月25-26日，游自勇教授参加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担任评议人。
2017年7月30-8月2日，刘屹教授参加“少林寺与北朝佛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那连提耶舍译经论（一）》。
2017年8月3-4日，游自勇教授参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道经及占卜文献的学术价值》。5-9日，考察吉木萨尔北庭遗址、吐鲁番等地。
2017年8月7-9日，杜立晖副教授参加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韩国宋辽金元史学会举办的第七届“中韩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年8月10-11日，游自勇教授、杜立晖副教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古文书学国际研讨会”。
2017年8月22-23日，游自勇教授参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中国中古史的实像与虚像”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隋唐凶宅故事中的长安记忆》。
2017年8月22-25日，刘屹教授、董大学副教授参加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论坛：纪念段文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法灭思想”与“法灭尽经类”佛经在中国流行的时代》。
2017年9月16-17日，游自勇教授参加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敦煌吐鲁番法制文献与唐代律令秩序”学术研讨会，担任评议人。
2017年9月23-24日，董大学副教授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古宗教史青年工作坊”。
2017年10月13-15日，杜立晖副教授参加中国元史研究会、南开大学举办的“庆祝蔡美彪先生九十华诞元史学术研讨会”。
2017年10月14日，游自勇教授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主办的“宗教历史遗存与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摘要《敦煌写本〈百怪图〉补考续缀》。
2017年10月28-30日，游自勇教授参加西安碑林博物馆主办的纪念西安碑林930周年华诞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摘要《魏征家族世系补证》。
2017年11月1-2日，刘屹教授、游自勇教授参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中古研究新前沿国际研讨会”，分别提交论文《佛灭之后：中国佛教末法思想的兴起》、《中古时期茔域的标识及其意义》。
2017年11月6-7日，刘屹教授、游自勇教授参加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新疆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提交论文《像末的忧思：〈像法决疑经〉硏究之一》、《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子部非佛教文献的学术价值》。
2017年11月23-28日，郝春文教授参加韩国外国语大学举办的“敦煌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年11月24-27日，韩锋副教授参加曲阜师范大学主办的《东亚儒学研讨暨“一带一路”儒家文明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提交论文《唐宋时期儒学在敦煌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以敦煌遗书为中心》。
2017年12月8-11日，董大学副教授参加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的“第二届中古宗教史青年工作坊”。
2018年7月13-14日，郝春文、刘屹、游自勇、周尚兵、陈大为、聂志军、陈于柱等参加西华师范大学举办的“写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18年理事会”。
2018年7月21-23日，郝春文、刘屹、游自勇参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汉化?胡化?洋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
项目组成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交流，2014年6月以后的情况如下：
2014年9月5日-9日，郝春文教授、游自勇副教授出席普林斯顿大学“展望未来二十年的敦煌写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11月9-15日，赵贞教授参加匈牙利匈牙利中欧大学中世纪研究所主办的“中西中世纪社会动态与联系（真实和想象）透视”（Perspectives on Medieval Social Dynamics and Contacts (real and imagined) in China and the West ）学术研讨会（布达佩斯），宣读论文《中古时代传入中国之“拂菻”物品透视》（Study of Goods coming from Byzantium to China in the Middle Ages）。
2015年1-12月，陈大为副教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
2015年1月28-31日，郝春文教授参加京都大学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并做了发言。
2015年10月15-20日，刘屹教授赴吉尔吉斯斯坦参加“李白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12月4-8日，郝春文教授参加香港大学主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1-12月，聂志军副教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
2016年5月19日至23日，郝春文教授赴日本东京参加中日第八届中国古代史论坛。
2016年9月1-3日，郝春文教授、游自勇教授应邀赴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市参加“敦煌古写本”暨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诞辰9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7月3-12日，在游自勇教授的带领下，项目组成员董大学、宋雪春以及博士后侯爱梅赴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进行为期10天的核查敦煌文献资料工作。
2016年11月3日至6日，郝春文教授参加由台湾中正大学举办的“汉化?胡化?洋化：传统社会的挑战与回应”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年7月，董大学副教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青年佛教学者学术研讨会”。
2017年8月至11月，应美国耶鲁大学邀请，郝春文教授赴该校任客座教授。
③ 成果推介情况
2015年9月17日发行的《光明日报》第16版上，全文刊登了首席专家郝春文教授对《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1卷）的介绍性文章。郝教授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本项目的内容、意义、整理研究方法、创新性工作等几个方面。
2017年12月18日，首席专家郝春文教授撰写的《石室写经：敦煌遗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名单。本书中文版于2007年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2013年被译为日文由日本东方书店出版，韩文版于2017年韩国召命出版社出版。
2018年7月22日，《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出版发布会在北京紫玉饭店举行。出席本次发布会的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孙璐女士、首都师范大学孟繁华校长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甘肃简牍博物馆、台湾中央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中央大学的五十多位知名学者。孟校长和孙璐女士在致辞中均对郝春文教授及其团队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和敬意，希望能够通过本书的编纂，带动学科的发展，培养一批敦煌学的中青年人才，继续推出代表国家水准的传世之作。在随后的嘉宾发言阶段，与会嘉宾从不同角度都高度肯定了本书的价值。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员认为本书释文工作细腻、质量上乘，以严密的凡例来规范本书的编纂，这是保证本书在人员不断变动下能一直保持高质量的原因，这样的做法值得推广。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认为本书是敦煌学者贡献给学界的大规模成果的代表之作、是推动“写本学”与“古文书学”发展的有力推手，本书的整体质量已经超越了日本学者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孟彦弘研究员从使用者的角度肯定了本书的价值，认为它为非敦煌学专业的学者提供了权威可靠的资料，是一项“善莫大焉”的工作，强调这样的学术基础性工作非常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本书不但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读者的热捧。初版已经脱销，目前正在加印，已成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畅销书。发布会的信息通过微信媒介广为传播，点击量过万。
按照规定，项目组及时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送交了13期《工作简报》，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④按照项目申报时的进展计划，本项目应在2020年结项，但目前整体进度较慢，主要原因在于人才培养的长期性上。本项目采用读书班和中心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显然有助于培养敦煌文献整理的后备人才。但参与的研究生因为撰写毕业论文、毕业等因素，流动性较强，不可能长期从事这项整理工作。作为主力的博士后人数有限，通常需要经过将近半年的训练之后才能真正上手从事这项工作，但很快又面临出站等问题。古籍文献整理工作不同于论著的撰写，它需要极大的耐心、细心和对文献的敬畏之心。本项目又不同于一般的古籍整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千年之前以原始面貌流传下来的文献，又多西北方音、俗字，文献内容包罗万象，极大考验我们的知识储备，整理难度远远大于一般的古籍。因此，本项目不能采用“外包”形式由专人分头承担，只能是以集体形式一卷一卷去完成。现今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对年轻学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耗费了大量时间整理敦煌文书不被当作“成绩”，在职称评定上无法作为成果申报，这使得不少团队成员逐渐淡出。尤其是近三年来，在教育部学科评估和国家“双一流”的指引下，各大高校对于论文发表刊物的等级要求越来越高，并直接与职称评定、待遇挂钩，年轻学者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去，只能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在论文的写作上，无暇顾及文献整理工作，项目组的成员不断萎缩，对项目的运行造成了极大困难。以上原因决定了本项目在进度上会比较缓慢，目前正常情况下一年可只能出版1卷。因此，我们非常希望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能够提倡、引导基础学科特别是基础文献整理工作，能提高文献整理成果在科研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传承、延续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本项目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经费问题。如前所述，8年光阴，我们完成了8卷《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按照这个进度，乐观预估，全部完成的时间当在2030年，总共20年时间。虽然本项目已经滚动过一次经费资助，但后续还有至少10年时间，我们仍然需要经费来支持。因此，我们恳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能够充分理解本项目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能够继续给予我们后续的经费资助。
二、研究成果情况
本阶段的代表性成果是《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1-15、新1卷总共6卷。
第11卷收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S.2099V-S.2352号文书，共69个写本号，96件文书，约36万字。第12卷收录S.2353-S.2613号文书，共90个写本号，133件文书，约40万字。第13卷收录S.2614-S.2710V号文书，共46个写本号，87件文书，约37万字。第14卷收录S.2711-S.2999号文书，共83个写本号，108件文书，约37万字。第15卷收录S.3005-S.3330V号文书，共88个写本号，142件文书，约39万字。第1卷修订版收录S.10-S.323号文书，共110个写本号，151件文书，约58万字。修订版增加了一些漏收的文书、补充了一些可以缀合的文书、吸收了近二十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所有文书都按照最新的细则重新整理，所以这个修订版基本等于重做，篇幅也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
之前各卷的出版质量极高，已经在学界产生了品牌效应，成为引用率极高的敦煌学著作，这6卷同样如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荣新江先生是本书的编委，是国际上少数几个通读了全部敦煌文献的学者之一，按照惯例，每一卷初稿都要送交编委审阅，荣新江先生就表示，他感觉往后的各卷质量愈来愈高，他能订正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这是对本书质量的高度评价。
本项目最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些文献进行全面录校，为学界提供一个最为准确的录文本。所以我们一方面收罗最全面的研究信息，另一方面借助于最清晰的彩色图版来辨识这些一千多年前的手写文字。在这样的基础上，这几卷在不少文书的释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一些早经前辈学者研究定论的文书又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
如S.2716“大悲曼荼羅法”目前尚无IDP图版，《敦煌宝藏》影印的图版质量欠佳，致使多处字迹和标识符号难以辨识。此件“其坛地皆内外作青色”句中，“内外”书于“其坛地皆”左侧行间的顶端，通过核查原卷发现，“内外”二字右侧尚有一微小倒乙符号，所以此句的正确释读应为“其坛地内外皆作青色”。另如同卷“瓶口上插莲花及柳枝”句，“插”字书于“着”右侧，系校改之义，但“插”上亦有字迹，难以确读，通过核查原卷，发现“插”上字迹乃为废笔划。由此消除了误读的可能。
如S.2506V，可与P.2810V、P.4073、P.2380V缀合，我们在释录的时候订正了以往录文的不少错误。同时，通过对文书上另笔书写的帝王庙号以及文中“大行皇帝”称呼的分析，我们区别出了文书创作年代和写作年代，认为编纂年代当在德宗贞元四年后不久，文书天头的皇帝庙号是抄写者为了阅读方便添写上去的，因此抄写年代应在大中五年（850）之后。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这件《失名史书》是传抄自中原的作品，而非敦煌本地人的创作。
又如S.5632包括三件文献： “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示会牒残卷”、“陈报山贷绢契”和“亲情社转帖”。由于《敦煌宝藏》与《英藏敦煌文献》影印图版的排序有异，致使读者难察该卷本来面貌。经过核查原卷发现，此件由五纸缀接而成，其中第二纸和第三纸由胶粘接，其他缀接处均为麻线缝合。第一和第三纸为同一文书由中间裁剪而成，第四和第五纸亦然，可参《英藏敦煌文献》之缀接图版。经过排列，此卷所存三件文献原本的关系大致是：第二纸“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示会牒残卷”在前，第一和第三纸的缀合件“陈宝山贷绢契”位于其次，最后是第四和第五的缀合件“亲情社转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纸与第三纸的纸张颜色不一，字迹不同，表明二者是完全独立的两件文书；“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示会牒残卷”正文出现的每个“麦”、“粟”的右侧，均有朱笔另书的“麦”、“粟”。此卷纸张颜色之不同和朱笔文字都是通过查阅原卷才得以发现的。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下一部研究计划主要有：
①继续以读书班会读的形式开展整理和研究工作，以中心组为核心，具体负责整理工作。创造机会，吸引更多研究生，特别是博士后、青年教师投入到这一项目中，把完成国家重大项目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带出一支高效、稳定、专业、敬业的敦煌文献整理团队。
②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掠走的敦煌文献原编号只是到6980为止，后面的编号是在整理修复的过程中不断揭裱下来的小断片。因此，难点基本都集中在S.6980之前的文书上。本项目组按照每年一卷的出版进度，有望在2025年左右完成6980前的文献释录工作，后面的因为是小断片，整理起来的难度相对较小，可以加快进度，争取每年出版2卷。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