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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负责人、福建武夷学院研究员
人类社会诞生之时，人与自然就发生了关系，就有生态问题。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论域的主流。中国的生态文化是人文生态。宋代理学伦理观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道德原则向人际关系以外的人与万物间拓展。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伦理道德思想，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将人与万物视为自然界的生命共同体。朱熹在吸取前人思想智慧的基础上，形成了对此问题的独到理解，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价值观。
“天地万物一理”的生态精神境界
朱熹说：“天地之间，万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其分未尝不殊也。”这种宇宙间人与物共有的“理一”，强调人与万物之间保持共生共存的“理一”。人作为自然界之派生物，体现了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即天地宇宙的生生之理，自然界的人与物必须保持动态的平衡。
与此同时，朱熹又强调人与万物各有其所分，即“天人所为，各自有分”。自然界人与万物都有其存在合理性，应尊重各自的生存权利。“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在整个自然界中，每一个人、任何一物都有独立存在的生命价值。
朱熹把人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视为“同得天地之理以为姓，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天人本只一理”。然而，人与动植物又各有其分之殊。“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者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是虽其分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则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这种人与万物共生共存的“理一分殊”思想，包含了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观念。
朱熹在肯定自然界价值时，也意识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人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主动者，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不是无主体的发展，也不是人与自然的“联合主体”发展，而是以人类为主体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朱熹认为，“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人要实现“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的和乐理想世界，必须完善人性修养，回归自然界本体之存在，只有一理，“理会得”天人一理，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之目的。
可见，儒家的生态文化，从“天人合一”到“万物一体”，再到“天地万物一理”，体现了人文生态观的发展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对于改变人们的生态思维模式有着积极的意义。
“天地生物之心”的生态基本原则
程颢说：“天只是以生为道”，因此万物有“生意”。朱熹进而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故有不忍之心。”“仁者，生之理”，仁就是生，是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天地生物之心”就是“仁心”，人有了“天地生物之心”就有“不忍之心”，就会对自然万物无所不尊，无所不爱，就会实现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朱熹又说：“盖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为心，则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尝不贯通也。虽其为天地，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实则有一条脉络相惯。”人与万物不仅统一不可相离，而且是可以贯通的，这种贯通是通过“天地生物之心”来实现的。人心之理来自天地之理，人心之仁本于天地之仁，天地万物充满生意，只是人心一片。而人身也是生气团聚，不忍之心自然流露，如此识得仁者，能将自己人心之生、之仁与天地自然之生、之仁相接触、相感同，这就达到了“仁者与万物一体”的生态境界。
朱熹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万物虽皆天地所生，而人独得天地之正气，故人为最灵。”人之所以为贵，就在于人有仁心，本质在于“爱物”。仁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人出于“所以然而不可易，所当然而不容己”的生命的内在本质和要求。
“天地生物之心”所强调的是仁的生态内在化。这对于人们培育内在德性，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
自孟子提出“仁民爱物”思想后，“爱物”就成为儒家生态哲学最重要的内容。这种“爱物”不以功利为目的，而是出于生命情感的内在需求。“仁民爱物”用爱心将人与万物连为一体。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生态道德，也是将人际道德扩展到宇宙万物。
朱熹对“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作了新诠释，“人物皆己之兄弟一辈，而人当尽事亲之道以事天地。……物则亦我之侪辈矣”。这是一种普爱众生、泛爱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盖骨肉之亲本同一气，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故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朱熹认为，物不能推，而人则能推。人类须将“仁道”由人际社会推向自然万物，把对人的爱施向自然万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并且是“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的道德实践。
人类生存所需资源都来源于自然界。为使自然资源能被永续利用，朱熹根据动植物依时变化而发育成长的生态规律，提出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道德。人若能以“仁民爱物”的胸怀，以“万物一理”的境界对待自然界，那么利用和开发自然就是建设性的。
朱熹还倡导“即物穷理”，要认识万物之理，穷万物之“至理”，即“生理”，即仁。朱熹认为，仁就在人的心里，即物穷理的最终目的是“爱物”。人们认识事物是为了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感通”，唤起人性的自觉，做到朱子所说的“无所不爱”，而不是无所不为。朱熹说：“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在他看来，这种“合内外之理”以“爱物”为目的，是为了万物的生存权利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是以“仁爱之心”获得人类必要的资源，“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从而做到“无一物不被其泽”。人既要顺应万物，又要对自然变化做出制约，引导好自然万物的发展。
朱熹既主张人们关爱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资源，同时也提倡“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这种通过仁民爱物、节用爱人以寻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是将传统社会中的伦理性转化到自然属性中，是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的统一。“仁民爱物”是朱熹仁学的一种道德诉求，有益于人们树立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伦理立场。
“中和”的生态和谐观
朱熹将人道与天道、人性与天道贯通，追求天人和谐。他说：“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只要人能行“中和”之道，天人关系就能达到和谐，天地万物就能正常发展。“中”是天地万物生长发育的常态，对待自然要符合这种常态。这就是《中庸》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中和”的路径，是由人内在的心性和谐而达至人与万物的和谐。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多样性。这是人类和自然界能够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朱熹说，“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这就是说，既要保持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化和适量，又要使万物各得其宜，使自然生态系统实现“和”的状态。
朱熹的“中和”思想，对于人与自然来说，既要考虑人类的价值和利益，也要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在二者中达到平衡。这是朱熹“中和”生态智慧给人们的有益启示。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历久弥新，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儒家长期培养起来的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区域的自然环境。近代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从自然中获取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感受到生态环保危机带来的威胁。解决这一危机，除了发展科技、制定法律外，更要解决好人的生态道德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朱熹的生态智慧，对于转变人的生态价值观，增强自然保护意识，有着积极的意义。发掘朱子的生态思想，有利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