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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川:作为政治哲学的人类解放理想

——评《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林育川2018年05月22日15:06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系中山大学副教授

刘同舫教授的《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已入选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是一部以“政治哲学”定位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力作。这种政治哲学的定位,意味着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被视为实证科学,而是以个性自由和人类解放为价值追求的“哲学”。当然,这种“哲学”不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设定,而是从现实生活中萌发出来的关于人类应当如何生活的理想及其追求。

该书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展开了全面解读,充分揭示了马克思对近代启蒙主义政治哲学思维的超越。作者认为,马克思早期的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共产主义”,它希望通过人类解放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实现对异化和私有财产的扬弃,在政治层面上消灭政治统治和压迫,在社会层面上消灭私有财产和社会不平等,在历史层面上消灭脑体差别和实现每个人在人类共同体中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政治哲学的“哲学共产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哲学,它不再是纯粹思辨的理论体系,而是以人类的彻底和全面解放为目的的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它将消灭传统西方哲学,以一种追求人类个体和类之间的最终和解的实践哲学取而代之。

该书将“犹太人问题”作为解读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逻辑的钥匙,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并没有将“犹太人问题”作为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通过“犹太人问题”来把握启蒙运动以来政治哲人所构想的自由社会秩序的内在缺陷,将“犹太人问题”普遍化并上升为人的本质问题,从而将犹太民族问题扩展到对人类解放的思考。正是基于对“犹太人问题”实质的深刻把握,作者将“犹太人问题”作为分析早期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线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论断。

该书强调马克思所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即政治解放是有限度的解放。作者认为,尽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得出市民生活决定政治国家的结论,但当时他最关切的主题并不是市民社会,而是政治国家,只有到《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才真正将论述的核心指向市民社会及其成员。对“犹太人问题”的市民社会根源的分析,使马克思断定“犹太人问题”不可能在自由民主制的框架内得以解决。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政治解放的三重局限性。第一,政治解放将人民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但同时阻碍了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真正统治,排除了人民在社会生产领域的民主诉求。第二,政治解放赋予市民社会成员平等的“公民权”,但“公民权”的实施却存在不平等的因素。第三,政治解放废除了通过出身获得政治统治权的合法性,但却陷入到用金钱特权来代替已往一切个人的特权和世袭特权。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决定了犹太人的解放不可能局限在政治领域,而应该推进到市民社会领域,推进到对世俗的、经济的市民社会生活的改造。对市民社会生活的改造又要求对追逐金钱、自私自利的世俗犹太精神的改造,从而必然演进到对产生犹太精神的总根源——私有财产的改造。

从人类解放的角度批判私有财产则是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开的。作者指出,马克思认为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只能依赖于一种彻底的、完全的人类解放,这是一种全新的解放,它是马克思解放理论的终极目标,并且只能通过哲学的革命和建构“共产主义”来实现。这种哲学的革命就是通过确立一种“哲学共产主义”,实现对传统西方哲学的超越,即消灭哲学。在作者看来,这种“哲学共产主义”与全人类彻底的、完全的解放是一体两面,前者本质上就是一种足以实现个体与类的和解的“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理论,后者要求人类个体彻底克服异化,成为“社会主义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

该书通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细致分析,呈现了马克思在宗教批判思想中所提出的哲学“二重”救赎方案。一重是把人从被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自我意识的“内在之光”;另一重是把人从混乱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是自我意识的“外在之明”。第一重救赎使人确立理性、自由和独立的自我,第二重救赎则致力于解决孤立的、封闭于自身的原子式个人如何融入人类共同体的难题。该书作者指出,马克思深刻感受到共同体本位论与个体本位论之间的张力,认为个体本位论所持有的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原则必然导致否定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共同体本位论所持有的把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原理,却会为迷信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如何避免陷入这两种偏向中,探求既有利于个体的自由与完善,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和谐的社会形态,就成为“救赎”哲学的最高任务。

在对自我意识哲学的第二重救赎(即自我意识的“外在之明”)的解读中,作者指出,马克思反对和超越原子式个人自由的思想跃然纸上,它表明马克思的哲学救赎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而马克思的哲学救赎追求的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得以落实的“定在中自由”。这也表明,马克思哲学救赎思想在深度上与他后来关于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真正自由(在哲学层面上就是个体和类的和解)的主张是一致的。

作者对于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挖掘,有助于使马克思思想中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维度得以凸显,这对于深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责编:孙爽、程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