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社会学中国化 新时代的使命与责任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体经验与社会学质性方法研究”负责人、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社会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然而，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问题却显得十分紧迫和突出。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求社会学中国化

社会学中国化，在于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促进社会学对中国本土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认识、解释、解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

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在中国属于舶来品。一般认为，1903年严复翻译介绍斯宾塞的著作《群学肄言》，是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他将“社会学”译为“群学”，体现了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表现出自觉的本土化意识。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孙本文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同一时期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吴文藻先生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社区学派”，吴先生1985年去世后，为纪念其毕生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商务印书馆于2010年出版吴文藻文集，书名定为《论社会学的中国化》。老一辈社会学家早在一百年前就已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命题，并为之努力，有人认为，“二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开始恢复重建。4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以费孝通、陆学艺、郑杭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沿着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不可否认，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解释力和影响力还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那种止步于照搬照套西方概念理论、方法话语乃至评价标准，“言必称西方”的做法，实则是一种弱国心态。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但却未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学重大成果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的作用。

根据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我们需要加快完善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建设，还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这为社会学中国化指明了方向。社会学理论的创新，本质上是学理的创新。从当前学科发展实际出发，有必要倡导一种基于深入“扎根”的个案研究而非泛泛的大面积问卷调查、基于平等的人心交流沟通体悟而非只依靠数学运算逻辑演绎的研究方式，建构一种基于本土概念和语言文字讲述“中国故事”，而不是千篇一律把统计分析数学模型奉为规范来进行表达的社会学话语体系，进而促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社会学中国化

如果说百年前社会学先驱所致力的社会学中国化，主要是让沉睡封闭的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那么今天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以及正在强起来的中国，则更多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因此，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学中国化，不仅是单向的引进消化吸收，更要在学术上与世界平等对话交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人类社会由“人”构成，不同“社会”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文化。全球190多个国家、约70亿人口，因何而紧密相连，成为利益相关、命运攸关的共同体？需要从社会学视角做出回答。

如同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在某一工程技术领域拥有平等话语权一样，社会学国际交流对话的“话语权”就体现在建构起既具本土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理论、概念、方法体系。社会学中国化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于世界社会学体系之外的“中国社会学”，而是要在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体系中融入中国元素，总结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文明绵延至今虽未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学科，但孕育形成了丰富深刻的社会思想，包括“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的和平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利益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情怀，“为万世开太平”的长远眼光，等等。这些概念和思想方法对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融入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之中。

社会学中国化，不是强加于人的价值观输出，而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必然需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学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坚定文化自信为社会学中国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总量占世界人口近1/5，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中华文明从未间断，可以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且最复杂的“社会”。当我们讨论“社会学中国化”时，不禁要问：为什么学科意义上的“社会之学”未能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类似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是19世纪伴随近代自然科学学科群的诞生而诞生。社会学鼻祖、法国人孔德把社会学看作像自然科学一样，并认为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他对科学的排序依次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学拥有自然科学的“血统”。“李约瑟难题”实际隐含一个命题：西方科学文化优于“非科学”的东方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看，西方文化孕育出的近代自然科学，要求在思维方式上追求精确、量化，而这一标准则起步于“分析”思维——将高层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的、简单的对象来处理，将整体分解为部分来研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师都坚信，世界的本质在于简单性。这种量化分析思维方式方法的哲学基础，可以归结为“还原论”。化学可以还原为物理学，生物学又可以还原为化学。基于还原论的数理实验科学在探索物质世界中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奠定了还原论在人类思维中的权威地位，成为“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的代名词，由此也成为西方文化优越感的来源。

发轫于20世纪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标志的第三次科学革命，颠覆了科学家对物质实在结构、定域性、确定性的理解，动摇了17世纪以来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形成的还原论、决定论思维方式和分析主义的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太空探索、量子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人类处于新的科技革命前夜，对现代科技发展的方向、伦理的反思和担心又达到一个高点。即使现代科学已发展到几乎无所不能的程度，但人类对于宇宙、生命和自身的认识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一些生命科学、量子科学、宇宙科学等前沿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开始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出路和答案。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整体论思维方式被重新发现，成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哲学基础。

当把社会学归于一门“社会科学”，它显然属于超级“复杂性科学”。探讨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是否需要和能够完全照搬自然科学的模板，以所谓客观、精确、量化、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性”为唯一标准？正在到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首先是思维认知方式的革命。在此背景下，社会学领域“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深刻科学思想内涵需要重新发掘。

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方式着眼整体思维，注重辩证思维，擅长关联思维，习惯类比思维，突出直觉思维。古老的中华文明虽未产生近代自然科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统计社会学”，但也应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化的社会学不仅可以和世界平等对话，经过努力也完全可以引领潮流走在前列。

人类文明总在不断前进。不同文化反映不同思维方式，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东西方文化互融互补，可以殊途同归。新时代社会学中国化的深层意义就在于，摒弃那种只以近代数理自然科学为唯一标准的狭隘科学观，正确认识中华文化思想内核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以科学自信找回失去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