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
目 录
一、编印说明
1、关于编印本期《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的说明
二、有关文件（摘录）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分册书稿的修改意见》
三、具体修改情况说明
1、修改前书稿整体情况
2、修改后的书稿整体情况
3、修改前后书稿结构之比较
四、《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绪论》（修改稿）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外新闻交流之溯源
本章结语
五、《关于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特约专题稿及有关事宜的通报》（补载）
关于编印本期《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的
情 况 说 明
项目组各位专家学者：
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及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有关决议的要求，项目组核心成员、本次会议决定新列入“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出版的《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分册著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倪延年教授依据会议决议的有关要求，对《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书稿作了修改，现已基本完成。经研究，由秘书处通过编印《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4期））的途径转呈项目组各位专家，请各位专家就该分册修改对会议决议的理解和把握、书稿修改是否妥当等事宜共同把关，以使之符合整套《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要求。（具体修改情况见附件）
本期“动态”把不久前由秘书处于2017年9月25日单独编发的《关于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特约专题稿及有关事宜的通报》收入，以便各位保存资料。
谢谢！
“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
秘 书 处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编纂委员会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
对《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的修改要求
（2017年8月14日）
一、各分册书稿修改的整体性要求
（1）撰稿者应科学处理好坚持学术性与坚守政治底线的辩证关系，既要坚持学术，更要坚守底线。不能把坚持学术和坚守底线对立起来。尽管《民国新闻史专题研究丛书》各分册是文责自负，但仍然要坚守底线。不能因个别分册的个别地方或个别字句影响全书，进而影响项目的正常结项。
（2）《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在内容上都不能出现“硬伤”，引用的史料最好是原始的即第一手的，尽量少用二手资料。引用第一手资料也必须正确完整，不能断章取义。
（3）《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是学术性著作，且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应以学术专著的规范语言进行叙述，不能说成“大白话”，语言要精炼。
（4）必须尽可能地有所创新。要突出“民国新闻史”，要在“民国框架”下写“民国新闻史”，不能写成“1912-1949”中国近代新闻史。在史观、评价上要力求视角、观点上的新意。
（5）按照《投标书》的承诺，本项目研究工作计划于2018年12月底左右如期申请结项，《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撰稿人会后要根据统一安排，抓紧文稿修改完善，保证负责的分册按照统一的计划推进。
二、对《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分册的修改意见
（1）“绪论”部分太拖沓。第一节关于“新闻”、“交流”、“新闻交流”和“中外新闻交流”的概念的界定似乎多余，低估了专业读者的水平。建议把第一节去掉，以节省篇幅。
（2）第一章“民国时期前的中外新闻交流溯源”的篇幅太大，应进行较大的压缩。建议进行压缩后成为“绪论”的内容。“绪论”包括概念界定的第一节“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第二节“民国时期前的中外新闻交流溯源”。
（3）建议把第三章第四节“民国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闻教育交流”中的“一、在国外新闻教育理念影响下的中国新闻教育”的标题改为“西方新闻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
（4）建议对一些章节标题进一步凝练。如第五章第一节中的“一、中国新闻界的创办对外交流新闻媒介活动”和“二、外国新闻界的创办对华交流新闻媒介活动”中的“的”可以省略；第四节标题“敌伪势力与新闻交流有关的活动”中的“敌伪势力”改为“日伪势力”等等。
（摘自《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3期）
关于《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书稿
修改情况的具体说明
一、修改前后书稿整体情况之比较
1、修改前的《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书稿的基本情况：
（1）总篇幅：270663字。
（2）全稿包括：目录（3121字）、第一章：绪论（10809字）、第二章：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溯源（39278字）、第三章：民国初期的中外新闻交流（29834字）、第四章：民国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闻交流（40226字）、第五章：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中外新闻交流（54965字）、第六章：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中外新闻交流（65147字）、第七章：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闻交流（27160字）。
2、修改后的《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书稿的基本情况：
（1）总篇幅：248434字。
（2）全稿包括：目录（2936字）、插图目录（1326字）、总序（10233字）、绪论（31384字）、第一章：民国初期的中外新闻交流（24403字）、第二章：民国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闻交流（37444字）、第三章：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中外新闻交流（51634字）、第四章：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中外新闻交流（55964字）、第五章：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闻交流（24940字）、本书引用文献目录（4428字）和后记（3611字）
（3）修改稿增加部分包括插图目录（1326字）、总序（10233字）、本书引用文献目录（4428字）和后记（3611字），合计19598字。
（4）修改稿共删减原稿文字41827字（包括合并“绪论”和“溯源”）。
3、修改前后两稿的结构对比
序号 （本次修改前稿） （本次修改后稿） 说 明
1、 目录：3121字 目录：2936字 删减：185字
2 插图目录：（无） 插图目录：1326字 增加：1326字
3 总序：（无） 总序：10233字 增加：10233字
4 第一章：绪论：10809字 绪论：31384字 修改前稿的绪论+溯源篇幅为50087字，两者合并成31384字。
5 第二章：民国时期中外新闻交流溯源：39278字 溯源（并入绪论）
6 第三章：民国初期的中外新闻交流：29834字 第一章：民国初期的中外新闻交流：24403字 删减：5431字
7 第四章：民国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闻交流：40226字 第二章：民国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闻交流：37444字 删减：2782字
8 第五章：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中外新闻交流：54965字 第三章：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中外新闻交流：51634字 删减：3331字
9 第六章：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中外新闻交流：65147字 第四章: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中外新闻交流：55964字 删减：9183字
10 第七章：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闻交流：27160字 第五章：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闻交流：
24940字 删减：2220字
11 引用文献目录：4428字 增加：4428字
12 后记：3611字 增加：3611字
《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绪论》
（修改后稿）
【根据项目组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决议，此次修改把前一稿中的《绪论》和《民国时期中外新闻交流之溯源》两部分合为一个部分，删减了原稿中关于“新闻”“新闻交流”等基本概念】
“绪论”之“绪”本义“丝头”。《易林?豫之同人》曰“饥蚕作室，緍多乱缠，绪不可得。”后人引伸为头绪或开端。“绪论”是在正文前对那些应该有所交代而又难在正文中找到适合地方表述的内容先作简单说明。本书“绪论”拟先界定本书基本概念“中外新闻交流”和“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后略述民国创立前的中外新闻交流概况，以作为叙述的学理和历史基点。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
“中外新闻交流”是在中国和外国（一国或多国）间发生的与新闻传播相关的交流活动；是以中国和外国的新闻人、新闻媒介、新闻团体等为主体发动、组织或参与的社会性活动。“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则是“发生在民国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外新闻交流”。
一、“中外新闻交流”的内涵外延
“中外新闻交流”是中国和外国（即国与国）间发生的新闻活动或与其相关交流活动的总和。既不是国内“同一区域两个/数个新闻媒介（新闻业者、媒介内组织、媒介间团体）交流”；也不是国内“不同区域新闻媒介（新闻业者、媒介内组织、媒介间团体）间的交流”；也不等同于中外新闻界的“新闻交换活动”。“中外新闻交流”的形式和内容特点可从不同的视角或维度认识：
（一）从“组织者性质”可分为官方交流和民间交流
官方交流是由官方（政府或代表政府）组织或由官方提供条件与外国新闻界进行的交流。如政府新闻代表团赴外国参加国际性会议、政府代表团应邀到某一外国进行考察访问、或者是某一个/数个官方新闻媒体人员组成代表团的出国访问交流等。
民间交流是虽然经由官方（政府）批准但交流的内容由非政府方面（新闻媒介）根据自身需要与对方商定且交流活动所需条件由非政府方面（民营新闻媒介或民间学术团体）自身提供的交流活动，如代表特定新闻媒介的新闻人个体或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组织特定代表团赴某一国或数国进行新闻考察交流等。
（二）从“中国视角”可分为“出去”和“进来”的交流
“出去”是指中国新闻人走“出”国门到外国“去”进行新闻交流活动。“出去”又包括成为新闻人后出国进行新闻交流和先以非新闻人出国，出国后才从事/参与新闻交流活动。前者如汪康年是在担任《时务报》总理后到日本进行考察；后者如王慕陶（字侃叔）是先在清政府驻比利时大使馆任随员，后以个人身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创办“远东通讯社”；还有一些新闻人（如萧乾）则是先到国外留学后来从事新闻采访成为著名新闻记者。
“进来”是指外国新闻人“进”到中国“来”进行新闻交流活动。包括外国人士进入中国境内创办新闻媒介，外国新闻记者来中国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外国新闻媒介组团来中国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外国新闻学者来中国进行游历考察或讲学，外国新闻媒介人士来华进行新闻技术交流及外国新闻学者来华从事新闻专业教育等。早期来华创办新闻媒介的外国传教士基本属于“不请自来”，他们来华创办新闻媒介的直接目的主要不是传播新闻而是为传教服务——从更大处来说，是为其帝国进入中国拓展利益的政策和目标服务。
（三）从“交流内容重点”可分成业务交流和思想交流
业务交流主要是指偏重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中外交流。比较典型的是中外新闻记者到对方国家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中外新闻人到对方国家从事新闻教育/进行新闻专业知识和理论学习，及中外新闻界人士就新闻专门技术（如印报机械、新闻用纸、新闻油墨以及报纸版面编排、报纸印刷、报纸发行销售等）方面的相互交流等。
思想交流主要是指中外新闻人士间的新闻思想及其固化形态（新闻学研究成果）的交流。中国第一批近代新闻报纸是由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的，近代资产阶级新闻思想也是西方传教士引进中国的。但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报刊却是采用中国线装书版式，封面上刻印诸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择善而从之”等中国经典话语；报刊编辑出版发行者使用“爱汉者”等笔名。可见即使在中国近代新闻业肇始时期，中外新闻界也是互有学习和借鉴的。在新闻学成果交流方面，既有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及美国记者休曼的《新闻学》等传入中国，也有中国学者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传播到日本被译成日文出版发行。
二、早期“中外新闻交流”的复杂属性
“交流”应是参加“交流”的双方（或多方）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交换” 或“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 。从这个意义上认识，“新闻交流”中的“中外双方”应该是双方“平等”和“自愿”的。如果参与活动的双方不是“平等”和“自愿”的，那就构不成“交流”关系，实际上就是一方的“主动进入”和另一方的“被动接受”。
随着鸦片战争硝烟进入中国公开办报的西方传教士，无疑是带着传教乃至为帝国势力进入中国扫清思想障碍的使命来华传教或创办新式报刊的。当时中国处于任人宰割状态，根本不具备与西方进行“平等”和“自愿”新闻交流的可能和条件，西方传教士以胜利者的倨傲姿态进入中国办报，宣传西方的宗教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目的是“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 ，这种行为无疑属于“新闻侵略”的性质。
我们认为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立场和观点来认识清末西方传教士在华新闻活动。吴廷俊先生在评价早期“西人在华办报”时指出“西人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序章”、“在华外报是列强入侵中国的文器”、“在华外报在客观上充当了西文东进的桥梁”和“从新闻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在华外报是国人办报的启蒙之师” 。说的通俗一点，就像一伙强盗凭借（带着）坚船利炮侵入较落后的另一国家，为以使当地人“臣服”便屡屡向当地人炫耀其武器先进和文明高雅，渴求改变落后状态的当地人通过观察强盗使用武器等行为学会了自造武器并用以构筑起反对侵略的阵地。尽管外国人无意把较先进的办报经验、办报技术和办报理念传授给中国人，但中国人在和外国人接触过程中学会了并用于发展中国新闻业。中国人不愿把自己的思想市场出让给外国人，但外国人凭借其先进的资产阶级理论挤进了中国思想市场。这样就客观形成“相互沟通；相互交换”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暂且把早期乃至民国时期的某些外国在华新闻活动也算作“中外新闻交流”的范畴。
三、“民国时期中外新闻交流”的研究对象
“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包括“中国新闻界”为主体“出去”与外国（地区）新闻业进行的交流和“外国新闻业界”为主体“进入”中国在新闻学界、业界或管理界进行的交流。
（一）以“中国新闻界”为主体的对外新闻交流
“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首先研究的是以“中国新闻界为主动方”进行的对外交流，即中国新闻界“出去”的交流活动。具体包括：
中国新闻业管理界与外国（地区）新闻业管理界的交流活动。这一类交流的成果主要是中国政府（政党）新闻管理机构及新闻行业性团体和相关国家的政府（政党）及新闻行业性团体通过交流、沟通、协商后达成的各种合（协）作协议、条约、规则及合作项目管理制度、具体合作方案等。
中国的新闻业界（新闻报纸、新闻广播、新闻通讯、新闻摄影、新闻电影等）与相关国家（地区）新闻业（新闻报刊、新闻广播、新闻通讯、新闻摄影、新闻电影等）进行的交流。这类交流活动的成果主要是中国新闻业界与相关国家（地区）新闻业界的业务交流成果，如参观考察、新闻分享、合作制片、互派人员、物资交换等。
中国新闻学术界（新闻教育单位、新闻学术研究团体、新闻学者等）与外国新闻学术界（新闻教育单位、新闻学术研究团体、新闻学者等）的交流活动。这类交流活动的成果如与相关国家（地区）新闻教育的合作、互派学生访学、共同举办学术活动、合作进行专项科学研究、中国新闻学者应邀到相关国家（地区）进行学术演讲等新闻交流活动等。
中国其他领域的政府机构、学术团体、社会成员到外国（地区）进行的与新闻业相关的行政性、学术性、事务性交流活动。如中国的交通管理部门与相关国家（地区）相关部门进行的海底电缆建设合作、中国的邮政部门与相关国家（地区）相关部门进行的通邮合作、中国的军事部门与相关国家（地区）相关部门进行的军事电信合作、中国的机械研究生产部门（厂家）与相关国家（地区）相关部门进行的有关合作等，都或多或少地与新闻业相关。
中国新闻人在外国（地区）创办新闻媒介为国内政治斗争服务的新闻活动。如大革命运动失败后共产党人在法国、苏联等国家进行的宣传中国革命斗争的新闻报刊活动；抗日战争时期那些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闻（文化）人在海外进行的宣传中国抗日正当性和正义性以及所处困难以争取世界各国主持正义人们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的新闻报刊活动。
（二）以“中国”为受体的外国新闻人来华新闻交流
外国人在民国时期“进来”的新闻业交流，既有外国新闻人员应中国方面“邀请”来中国进行的新闻交流，也有一些外国新闻人员“不请自来”的新闻活动，还一些外国新闻人依仗列强洋枪洋炮威势“强行进入”中国进行新闻活动，更有一些打着“新闻人”招牌的文化特务怀有某种卑鄙目的进行的“新闻交流”。外国新闻人来华新闻交流的主要形式有：
外国（地区）政府或派出代表来中国进行新闻交流。这类新闻交流主要是外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层面的新闻交流活动。如相关国家（政府）派出的由政府官员带队组成的新闻代表团来华与中国新闻业管理界、新闻业界学界进行的交流活动；或业务性的参观考察；或为合作项目进行的国家（政府）间的谈判活动等。
外国（地区）教会团体派出人员来中国进行的新闻交流活动。这类活动起源于在十九世纪中期前后，尤其在鸦片战争后的五十年间特别集中。由外国教会组织派遣来华的传教士一边传教，一边办报，一边为中国政客出谋划策，后来又扩大到进行新闻教育。通过传教熏陶人心，通过办报扩大政治影响，通过出谋划策为“帝国”谋求利益，通过新闻教育培养亲西方的新闻人才，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被推翻之前。
外国（地区）新闻团体派出人员“进入”中国与新闻界进行的交流活动。包括外国新闻通讯社（如美联社、路透社、同盟社及塔斯社）或报纸（如美国《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等）在中国设立常驻机构采访中国新闻消息并向本国媒体提供新闻讯息的新闻活动；外国报社（通讯社）派遣来华的常驻记者（临时记者、战地记者）进行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等。
外国（地区）其他非新闻领域的政府机构、学术团体和专业人员在“民国时期”来中国进行的与新闻有关的交流活动。
（三）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时空范围
“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这一特定社会现象，涉及它所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有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
一、以作为“中央政府”的民国政府从创立到被推翻为时间范围
孙中山在南京领导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正式运行，标志着“中华民国”诞生，也标志中国新闻业的“中外交流”进入了“民国时期”。正如“民国新闻业”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样，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也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民国前的中外新闻交流”基础上发展的。因此，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必须从源头上梳理，必须追溯“民国前的新闻业交流”起源和发展过程，揭示“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的来龙去脉，探寻其中规律。以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主导的民国南京政府首都南京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并运行，标志着“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的终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的开始。
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经历了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主导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以北洋军阀为主导的民国北京政府、以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为主导的民国南京政府，直到“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后，一路颠簸，最后落脚在中国东南沿海孤岛台湾。尽管台湾当局依旧打着“中华民国”招牌，但行政管理权所达地区事实上只有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岛屿，与孙中山当年签署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领土疆域相比，是个典型的地方政府。因此本书内容的时间下限截止1949年9月底前。
二、以作为“中央政府”的民国时期法定领土疆域为空间范围
“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当以作为“中央政府”的民国时期法定的领土疆域为空间范围。尽管民国南京政府行政管理权事实上难以有效管辖到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红色政权地区，但共产党领导红色新闻业与外国新闻业的交流活动发生在“民国时期”这一特定时段和在作为“中央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领土疆域内，所以理应是本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建立“满洲国”及“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地区扶植汉奸新闻业并进行所谓“新闻交流”，尽管其性质与“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有本质差异，但被建立伪“满洲国”的辽、吉、黑等省及“七?七事变”后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都在“民国时期”中国“固有疆域”中，这些活动也发生在“民国时期”。为“立此存照”，暂且把这些地区的中外新闻交流活动纳入研究范围。
从孙中山领导创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前的数十年间，中国先后发生过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国共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国共三年决战等重大事件。为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声援和支持“国内”的政治运动，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人到海外创办新闻媒介进行政治宣传；海外华人华侨因关注国内政治形势、宣传国内政党立场、动员华人华侨关注或参与国内政治运动及向传播国内新闻创办新闻媒介，本质上应属于国内新闻界对外交流的延伸，所以也含在本研究之中。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外新闻交流之溯源
在中外人民交往的同时就出现了初级形态的新闻交流——人们把各自曾看到听到的新奇事情与对方分享。“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不是在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1912年元旦突然产生的，而是在此前已有中外新闻交流基础上的发展和深化。在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前，有必要先探究“民国前”中外新闻交流的起源和发展简况，作为该话题的出发基点。
一、民国成立前外国人“进入”中国的新闻交流
中外新闻界的互动交流在民国前就已出现。中国新闻界与外国新闻界的交流是从“被交流”开始起步的。早期的中外新闻交流的形式是创办新闻媒介，最早进入中国创办“新报”的是英美等西方国家传教士。
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报刊活动
中国自古就有新闻传播活动，至迟在唐朝出现古代新闻业形态，此后延续了数千年。但那是以“帝国”朝政新闻发布和传播为主体的官方新闻体系，新闻传播活动对象是朝廷大小官员，主要内容为圣旨谕旨和臣僚奏章。旨在“劝惩”各级官吏、“沟通上下之情”的朝廷官报是不传播到普通民众的。中国近代新闻业是在外国传教士到中国创办近代报刊后才出现的，近代性质的新闻交流也是在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出现的。他们创办的报刊尽管开始不是创办在中国大地，但是为了“进入”中国并围绕“中国”主题所办。首先从事报刊“进入”工作的是英国人。他们是第一批为办报积极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士。
（一）率先建议美国杂志介绍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782年出生于英国诺森伯兰，1798年加入长老会。1807年1月在伦敦被按立为牧师。1807年1月31日从英国乘美国商船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在获得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向美国驻广州领事卡林顿（B?Garrington）推荐自己的亲笔信后，于该年5月12日乘坐“三叉戟”号货轮从纽约启程，9月4日到达中国澳门，9月8日抵达广州。 刚到中国广州的马礼逊以全部精力学习中国语文。他学习进步如此之迅速，曾使广州的外国商人为之吃惊 。
1810年的6月29日，美国教会组织公理会领导人议决成立 “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简称“美部会”）后，即“表现出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传教站” 。1811年，美部会接管宗教杂志《麻省教士报》并改名为《传教先驱报》。因马礼逊来华途中在美国纽约停留期间和美国宗教界人士建立了联系，因此经常向《传教先驱报》投稿介绍自己在中国的活动。几乎每卷的《传教先驱报》“传教通讯”、“宗教信息”栏目都有马礼逊在华活动消息。1820年3月，美部会秘书沃瑟斯特致函马礼逊，聘请他为该会的在华通讯委员，明确希望他向美部会提供对华传教资料。马礼逊建议美部会注意中文的学习和研究，并去信建议在《传教先驱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化。
（二）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种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因印刷《新约》等宗教资料，马礼逊1810年起结识了一些中国刻印工人，其中就有参与创办第一个中文近代刊物《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中国刻工梁发 。1813年7月，伦敦布道会派遣的传教士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经澳门抵达广州与马礼逊会合。受马礼逊委派，米怜偕妻子带着刻工梁发等1815年5月22日左右抵达马六甲。经过紧张筹备，面向中国读者进行宗教宣传的第一种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于8月5日正式出版第一期。该刊英文刊名是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中文似可直译为《中国月刊》。为增加中国读者对它的亲切感，该刊采用中国人较易接受的音译和意译相结合方法，把“中国”英文单词“Chinese”音译成“察世俗”，然后把“Monthly”和“Magazine”直译成“每月统记传”，刊名就成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采用中国传统古籍版式，还在封面加印上“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文字。该刊内容以“阐发基督教义为要务”，主体是宗教内容，但不限于“神理”（教义和《圣经》），还包括“人道”（评论伦理道德）、“国俗”（各国情况）及“杂识”（天文地理知识及诗歌、寓言等）。该刊不但刊载已发生的新闻，还刊载预告性新闻。如1815年9月出版的该刊第2期就刊载了标题为《月食》的预告性新闻 。因是第一种近代中文报刊并刊载过首条预告性新闻，使得该刊在中国新闻史具有重要意义。
（三）向海外报道中国的第一份英文报刊《印中搜讯》
英国人米怜1812年7月从高斯波特传教院毕业受按立为牧师，8月即偕新婚妻子启程来中国。不久，马礼逊和米怜向伦敦会理事提交建立“恒和外方传道团”（The Ultra-Ganges Mission）的计划，提出了在马六甲设立一所培养传教士的免费中文学校，发行一份中文月刊和一种英文杂志的设想 。根据该计划，米怜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办编辑第一种近代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并是主要撰稿人。根据“恒和外方传道团”计划第8条要在马六甲“编印一种小型的英文期刊，用以促进印度（注：原文如此）各处本会传道团之联合与合作，并促进基督教道德及其实践 ”，米怜1817年5月在马六甲创办名为《印中搜讯》（The Indo-Chinese Gleaner）的英文期刊（自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该刊内容为“来自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各种消息；各种有关印支国家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的介绍，中文和马来文作品的译作；关于宗教的文章；关于在印度的各传道团所取得的进展的记述；以及基督教的一般状况。”尽管创办在马六甲，但“来自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各种消息”位列该刊内容第一，因此有人认为是“以报道和研究中国的现状、历史、文化和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情况为主的期刊”。 《印中搜讯》也是第一份向海外读者介绍和传播中国现状、历史、文化的期刊，在中外新闻交流史上有一席之地。
（四）为维护“外国公众利益”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因多种原因在当时并没产生很大影响。大概受已停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启发，由“政治投机的传教士”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qust Gutzlaff,1803-1851）1833年8月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方面在版式上模仿《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国传统书籍,封面加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中国传统文化语句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诸多不同：首先是该刊宗旨由《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以阐述教义为主”转变为“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利益而开办”；其次是用大量篇幅介绍西方社会的好处和西方近代科学的成就，以“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的观念。” 三是每期刊载新闻内容，言论关注现实问题，并有固定栏目；卷首有目录以便读者查阅，部分文章末尾还加“按语”以表达编者观点，更加“近似新闻杂志” 。该刊1843年3月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是目前所知中文报刊发表的第一篇论述“西方近代报纸的起源、现状及新闻自由等话题” 的文章，在中国新闻史及新闻学术史上具有历史意义。
（五）由教会报刊“转型”的政论报刊《万国公报》
1868年9月5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中国教会新报》。和当时其他宗教报刊一样，该刊重在宣传基督教并主要在基督教徒中流传，每期仅发行1000册左右。为吸引中国读者，林乐知1872年8月31日把《中国教会新报》改名《教会新报》，设政事、教务、中外、杂事、格致等五栏，“教务”仅为全刊1/5，宗旨改为“参详天道为务，而其中或附中外新闻”，内容涉及天文、地志、人物、禽兽、草木、金石、舟车、气球、电线等方面，“莫不是究是图以明其秘旨”。 该刊由是从“宗教报刊”转型为“知识性刊物”。两年后，林乐知觉得中国人对科学知识的热心远不及对时事政治的关心，为增加刊物对中国社会的直接影响力，林乐知于1874年9月5日把《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内容包括时事、教事、中外新闻、杂事、科学知识，完全脱掉“宗教”外衣，从“知识性刊物”变为“时事新闻报刊”，直到1883年7月28日休刊。《万国公报》1889年2月复刊后改为月刊并成为英美在华基督教组织“广学会”机关报。首先是社说、评议、政治、中外时事，译介西方政论和伦理、学说等，其次是光绪政要，包括摘录谕旨和奏折，然后是各国新闻和电报辑要 ，完成了由传教士办报向教会团体办报的转型。作为广学会机关报的《万国公报》在当时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康有为创办的第一份鼓吹维新变法的报刊就仿其取名为《万国公报》，发行后“在京师引起强烈反响”。 林乐知们创办报刊“以改变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目的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了。
二、西方政界人物（或商人）“进入”中国的新闻活动
传教士的探路性办报实践在前，一些不具有传教士身份的外国商人（洋行）或政客（政治团体）也随之纷纷“进入”中国新闻界。
（一）葡萄牙政界人物“进入”中国创办的第一种近代新闻纸《蜜蜂华报》
非传教士外国人“进入”中国最早创办的新闻报纸当属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外报” 的澳门《蜜蜂华报》。由土生葡人首领波巴沙（Pauliino da Silva Barbosa）中校和医生阿达美（Jose de Almeida）1822年9月12日在澳门创办，神父阿马兰特（Antonio de S.Goncalo de Amaarante）编辑，官印局印刷，每逢周四出版 。该报大量篇幅刊登立宪党人言论，详尽刊登政情消息、会议记录、名人演讲、议事会与市民的往来信函、王室谕旨与报告等；同时一如自己的名称——蜜蜂那样痛蜇保守派，使其手足无措，狼狈不堪。 《蜜蜂华报》不十分关心中国政治动向，对当时中国政局也无明显影响，但作为“中国境内近代第一报”和“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创办的第一份外报”，它在中外新闻交流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英国商人“进入”中国创办的第一种新闻周报《北华捷报》
外国商人“进入”中国创办的第一种新闻周刊是1850年8月3日（道光三十年五月初八）在上海创刊的英文《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创刊时只有North China Herald英文名称 ，直到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意译”为《北华捷报》后渐为学术界所认同 。该报由英国商人亨利?希尔曼（Henry Sheerman）创办，目的是“要使公众懂得，不能只顾暂时和眼前的利益，而应具有全局和长远的观点，认识到这样做对于英国和整个文明世界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并看到这个巨大的帝国拥有惊人的丰富资源。” 《北华捷报》主要收集和刊载关于商船来往和商业方面信息，还开设与居沪英国侨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学习上海话”、“一周天气综述”等栏目。亨利?希尔曼1856年3月22日去世后，英籍报人查尔斯?斯潘瑟?康普东（Charles Spencer Compton，康普东）应聘主持《北华捷报》。不久创办《每日航运新闻纸》 (The Daily Shipping News)以弥补周刊《北华捷报》报道商业新闻及时性的不足。因社会影响力受到外国驻华机构关注，至迟1859年6月13日被指定为上海驻华使临署及首席商务监督公署的公告发布机关。同年增刊North China &Japan Market Report(《北华与日本市场报道》)，1861年合并扩充为The Daily Shipping News and Market Report（《每日航运与市场报》）。1861年秋末接盘墨海书馆中文铅字筹办上海最早中文报纸《上海新报》（Chinese Shipping List and Advertisers）。 1864年7月1日增出日刊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后成为该报的星期附刊。1865年改名为North China Overland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北华海外捷报与市场消息报道》， 1867年4月8日改称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北华捷报与市场报道》 。1869年购入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1870年1月合并成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 继续出版，直到1942年12月停刊。
（三）英国洋行“进入”上海后出资创办的第一种中文新闻纸《上海新报》
外国洋行“进入”中国后出资创办的第一种出版时间较长且影响较大的中文报纸，是由英国商人爱德?匹克伍德（Edwin PickWoad）1861年11月下旬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ertiser,直译应为《中文船期广告纸》） 。创刊时为周刊，1862年5月7日起改为周二、四、六出版的周三刊。1866年左右，匹克伍德成立字林洋行后成为洋行的报纸。1872年7月2日改周三刊为日刊（周日无报），同年12月31日停刊 。发刊词称“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馆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 “此外如近日贼踪，以及中国军务，不分远近巨细，采有的信，本馆亦即附刊闻报” 表明创办者首先是想办成一家以交流商业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报纸为商业活动服务，但又关注中国社会政治新闻：国政军情（朝廷动态）、近日贼踪（太平军动向）、中国军务（清军调动及战争进展）以吸引中国读者。《上海新报》一直将各种商业信息放在首要地位，以大部分版面刊登商业信息，常见的是商业航运消息专栏、洋银钱价专栏、各地行情专栏及商品广告专栏，内容集中，编排清晰，便于读者阅读。但也注意以报道新闻方式介入中国社会生活，除转载香港报纸的国内新闻外，还报道上海本地社会新闻。尤其是通过从清朝地方政府“探报”和上海和香港外文报刊、与太平天国有接触的外国传教士、上海会防公所“侦探”提供情报等获得有关新闻消息，以“探得”、“探报”、“探称”、“探回称”等吸引人眼球的说法 在报上集中报道，使该报成为人们获得太平天国运动消息的最重要途径，由此赚了一笔大钱。此前外人所办的《蜜蜂华报》和《北华捷报》只是在外国来华人士圈子里发声，《上海新报》因用中文出版，报纸言论和新闻倾向直接对中国读者发生影响。这是外国人在中国新闻报坛上的“越界筑路”，外国人办的报纸“从洋人圈子出发，跑到华人社会中来了”， 完成了从“洋文化”向“中文化”的进步，为西方政客和商人“进入”中国新闻业界打开了通道，也为中国新闻业近代化转型提供了学习的“模本”。
（4）英国商人“进入”中国后创办的第一种“中国化”新闻纸《申报》
在《上海新报》后面创办却打败《上海新报》的《申报》是由英国商人安纳斯特?美查（Ernest Major）1872年4月30日创办的。针对匹克伍德在《上海新报》聘请外国来华传教士担任报纸主编，报纸主要体现匹克伍德“为促进商业贸易服务”思想和美英传教士的新闻取舍标准，与中国读者兴趣存在距离而发行不广的不足，安纳斯特?美查创办《申报》首先确定以“华人读者利益”为中心的办报宗旨，说“所卖之报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持者惟华人，对国家使除其弊，望其振兴，是本馆所以为忠之正道”。 大胆任用华人主持报纸编务，放手由他们主持笔政。其次是从《上海新报》重在关注“在沪外国商人圈”进入“居沪中国普通读者”，采取针对社会关心热点或事件发表言论、注重社会新闻采集和刊载、发表中国文人文学作品、刊载上海戏馆、新开饭店及游乐场等与上海读者日常生活相关的广告等手段，使得上海市民读者乐于购阅《申报》而扩大发行量；再则是在一些新闻中以“华人利益”立场发声，使中国读者觉得《申报》在为中国人说话、壮胆、撑腰，使其社会影响更加扩大。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说“中文报纸，上海当以《申报》为最先 ”，忽视了早在1861年就创刊的《上海新报》。《上海新报》仅完成了舶来新闻纸的“中文化”，《申报》才达到“中国化”的水平 。《申报》不仅“进入”了中国土地，更“进入”了中国读者的生活。
（五）天主教“进入”中国后投资创办的第一种新闻报纸《大公报》
1902年6月17日，第一种具有鲜明天主教色彩的新闻报纸《大公报》在中国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现哈尔滨路42号）创刊。虽然创办该报的是中国满族人英敛之（1867-1926，名华，字敛之，号安蹇），但创办该报却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提议集资办报，并邀请英敛之主持报馆工作”， 而英敛之早 “自22岁（1899年）时信奉了天主教 ”， 所以该报具有鲜明的天主教色彩。因投资该报的天主教资本家柴天宠只是提供办报所资本，把钱交由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因而英敛之是独立创办和全职负责报纸运作。正因这种特殊环境，《大公报》在开启民智、转移风俗、舆论监督、反对严设报律、主张君主立宪、倡导白话文及宣传妇女解放 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在报道“沈荩被棒杀事件”和支持社会各界反对美国“禁约”等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沙俄和日本人“进入”中国后的新闻活动
英国殖民者凭借“大英帝国”余威在中国新闻界“拓土开疆”后，美、法、德、葡萄牙、沙俄及日本等列强的各色人等也纷纷“进入”中国办报，其中最为穷凶极恶的是沙俄和日本。
（一）沙俄人“进入”中国后的办报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1858年6月13日和俄国签订《天津条约》，沙俄据此取得在中国沿海通商的权利。俄国人“进入”中国后创办的第一种报刊是1895年创刊于汉口的俄文小报《来自东方》。创办者为俄国人安德烈耶夫，目的是为在汉口的俄国茶商服务，提供贸易竞争对手的信息，介绍当地棉毛布匹商人的情况，刊行的时间不长。可能是一种为商人提供市场信息的单张小报，或是砖茶厂内部的商情通报之类的文件。
1899年8月在中国旅顺创刊的《新边疆报区》 是沙俄人在华创办的第一份俄文新闻报纸。周三刊。主编彼得.亚历山大.阿尔捷米耶夫是俄国太平洋舰队中的中校，时任舰队检事长。创办该报得到沙皇政府以及沙俄陆军部、海军部的支持，每年从沙俄陆军部和海军部领得5000卢布办报经费。主要刊载总督府及各官署的命令、告示与法规等，并报道本地域“邻国”的新闻。 报名中的“边疆区”是沙俄地方行政区域名称，阿尔米捷耶夫把报纸取名为《新边疆区报》，反映了当时沙俄把根据《旅顺大连租地条约》“租得”的旅顺和大连视作沙俄领土一部分的基本观点和企图将中国东北三省变为“黄色俄罗斯”的侵略野心。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际，沙俄人在北京创办第一种中文新闻报纸《燕都报》。为与北京《燕都报》呼应，沙俄中东铁路管理局先后在旅顺创办中文《关东报》，在奉天创办中文《盛京报》。这些报纸出版时间都不长，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日俄战争结束后，中东铁路管理局1906年3月14日在哈尔滨创办中文《远东报》。社长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史弼臣是海参崴俄国东方学院高材生。为吸引中国人阅读，该报除用中文出版外，还学习英商美查聘请华人担任报纸主笔，并在版面上仿效上海《时报》和《申报》，要闻版首载清廷“上谕”，除了报头三字的俄文译名和俄历年月日外，俨然是一家国人报纸的模样 。这一阶段沙俄在中国所办报刊，一是集中在哈尔滨，和日本人争夺人心和市场，二是渗透性强，从新闻到生活，从铁路到商业，从行政到学术，都伸出魔爪，意欲攫为己有 。
（2）日本人“进入”中国后的办报活动
日本是后起的军国主义暴发户。日本出现近代报刊迟于中国。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中文报刊《香港新闻》、《六合丛谈》、《中外新报》等被传至日本翻印（加注日本读法符号）发行，这就是现在看到的《官版六合丛谈》、《官版中外新报》、《官版香港新闻》等。
日本人“进入”中国后创办的第一种新闻报刊是1890年6月5日松野平三郎主持的修文书馆创办的日文周报《上海新报》 ，一年不到即停刊。1892年由上海的日本青年会创办的日文《上海时报》（杂志），不到一年即停刊。第三种是由日本居留民在上海的“共同活动所”（亦称“共同活版所”）1894年创办发行的日文《上海周报》， 内容侧重贸易消息。1894年1月，日本人在上海的“东本愿寺别院”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佛门日报》创刊。“东本愿寺别院”院主佐野则悟主编，发行中国各地，声称阐扬佛教以“济度支那人为目的” 。1895年，日本人中曾根在福建福州创办日文《闽报》，标志着日人在华新闻活动“进入”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线”，直接配合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和活动。
英美两国传教士在1827年-1911年创办72种英文报刊；法国、德国和葡萄牙人创办的报刊共计20种；阿尔捷米耶夫1899年在旅顺创办《新境报》到1911年，沙俄在中国创办了20种俄文报刊。自松野平三郎1890年6月创办《上海新报》到1911年8月，日本人在上海、福州、天津、大连、安东、奉天、汉口、营口、辽阳、长春、香港、铁岭及图们江北东滩等地一共创办了28种日文报刊 ，不但超过法德葡三国在中国所办报刊的总数，也超过沙俄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既要插足全国，又重点盘踞东三省的狼子野心。
四、外国人“进入”中国新闻通讯业、新闻电影业及新闻团体界
外国人“进入”中国后除了创办新闻（宗教或知识）性报刊，还逐步进入中国的新闻电报、新闻通讯和新闻电影业。
（一）外国人“进入”中国新闻电报业
自19世纪60年代初起，在华各国外交官及外商屡屡向中国政府提出由外国电报公司在中国设立电报，均遭拒绝。 60年代后期，清政府在被迫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海面敷设海底电缆后规定不准上岸。但外国人在上海租界内私自“上岸”。1871年4月18日，上海到香港的电报线路竣工。6月3日，香港到新加坡的有线电报线路竣工。6月6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收到了直接沟通上海和伦敦的有线电报送来的第一份电报。 1872年，大东电报公司海底电缆延伸至上海，路透社伦敦总社即派人来上海组织远东分社。电报使伦敦的银价和证券交易，利物浦、纽约和新奥尔良等处的棉价，伦敦、里昂、纽约的丝价，及世界各重要地点的金属价格，都可以在12小时之内通报到上海、香港或远东其他任何贸易中心，同时也把上海本埠金标、国外汇兑、证券、股票、棉市等，迅速传达到上海当地客户的办公室， 商业信息的传递和交流，为上海英文《北华捷报》、中文《申报》等商业报纸提供了内容，创造了需求。中国人自办的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竣工通报，1882年10月24日，清廷顺天乡试在北京发榜，上海中文《申报》驻京记者连夜用快马将江浙皖三省士子中榜名单送往天津，电传上海，次日见报，距发榜时间仅24小时，这是国内报纸第一次用电报传递朝廷科举考试结果的新闻消息 。1883年，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海底电缆展接到上海吴淞并获得登陆权，上海与欧洲经过这条线路便可直接通报。上海英文《泰晤士报》在法租界霞飞路口设置的广告牌称为“世界在你的家中”。 中国朝政新闻和西方国家政治新闻，极具有明显政治属性和特殊新闻价值，就此在地球上空来往的电报中增加了“新闻电报”一类。外国人由此“进入”中国新闻电报业。
（二）外国人“进入”中国新闻通讯业
1870年英国路透社和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的沃尔夫通讯社签订《通讯社条约》（Agency Treaties），规定“路透社的势力范围是大英帝国下属的国家和东亚地区。” 据此路透社在中国及亚洲地区享有独占发稿权。 1871年，路透社伦敦总部派记者科林兹抵达上海。次年，科林兹在上海组织路透社远东分社，主要任务除搜集有关中国及亚洲重要消息发往总社外，还向《字林西报》供稿。为显示其新闻的权威性，《字林西报》特地在报纸上标明“路透社特别供给字林西报”字样。 随着中国电报基础设施发展，路透社在中国迅速发展。短短几年，路透社特派记者已入驻中国主要的电报枢纽城市如上海、汉口、南京、天津、北平、广州、香港、奉天、威海卫、烟台、成都、云南府、青岛和福州。 因有“三国四方”协定，其他外国通讯社在辛亥革命前没有“进入”中国新闻通讯业。
（三）外国人“进入”中国新闻电影业
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内“又一村”茶楼放映“西洋影戏”《马房失火》等十四部短片，是外国新闻纪录电影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公开放映，标志外国人摄制的新闻纪录电影正式“进入”中国。 同年，美国缪托斯柯普公司拍摄了《李鸿章在纽约》，内容是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前和乘车经过第四号街和百老汇。日本解说员德川梦声曾担任放映时的解说 。1897年，美国爱迪生公司派摄影师来到中国，先去香港，后又到上海，拍摄了很多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情景，爱迪生公司把他拍摄的素材编辑成《香港码头》、《香港商团》、《香港街景》、《上海警察》、《上海街景》等六部短片，1898年上映。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中国并攻占北京。伴随八国联军士兵的皮靴，英美日法及意大利等国的新闻记者随军到北京拍摄了一批新闻电影。如1900年英国摄影师米歇尔(Mitchll)和勘永(Kenyon)摄制的《袭击教会》；詹姆斯.威廉逊（James Williamson）摄制的《中国教会被袭记》；日本泽吉泽商店摄影师柴田常吉和陈谷驹摄制的《义和团世界》（16本）；法国百代公司摄制的《中国对联军的战争》、《中国的各国代表会议》和《中国事件》；美国摄影师阿曼拍摄的《中国北京南城门的战斗》等， 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镜头。有些西方新闻摄影者为表现既定立场而“摆拍”。如英国摄影师詹姆斯.威廉逊（James Williamson）摄制的《中国教会被袭记》，讲英国传教士遭到义和团攻击，一小队英国步兵闻讯后赶来，营救了传教士的过程。这部影片的前半部用了英国摄影师米歇尔(Mitchll)和勘永(Kenyon)拍摄编制的《袭击教会》，后半部则将营救传教士者换成了英国水兵。法国电影史专家乔治.萨杜尔指出，詹姆斯.威廉逊在制作《中国教会被袭记》过程中，除用一些新闻素材外，那是作者在自己的花园洋房前，由他一家人担任演员拍摄的。这种排演伪造的新闻片并不是“新闻片”，而是“从当前的时事取材，根据自己的想象，随意加以渲染”。
（四）外国新闻人组团“进入”中国的开始
1909年4月，日本《大和新闻》、《东京每日新闻》、《京都新闻》、《东京二六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报知新闻》、《万朝报》、《中外商业新报》、《东京朝日新闻》、《中央新闻》、《日本新闻》、《日本英报》以及太平洋通信社等新闻单位宣布组织记者团来中国考察。 1909年5月4日，由上述十四家新闻单位共计14人组成的日本记者团抵达奉天今沈阳。日本人所办《盛京时报》（中岛真雄兼任该报总办，主笔菊池真二 ）及中国官办报纸《东三省日报》（房秩五主编）联合宴请来访的日本记者团。
1910年6月2日，日本新闻界以“增进两国国民情谊”为由组织的记者观光团到中国上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盛宴招待，上海各报馆主笔均应邀出席宴会，《神州日报》代表钟璞岑代表上海报界同仁发言，对日本记者团来上海观光考察表示欢迎。6月3日，上海报界同人设宴回请日本记者团，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日本记者代表团代表加藤、三谷、伊东等24人及东亚同文书院大原信（由根津代表）参加。日本记者团结束上海之行后，前往南京参加劝业会，《劝业报》记者亦开会欢迎。
二、民国成立前中国人“出去”的新闻交流活动
民国成立前的中国人“出去”的新闻交流是在外国新闻业来华新闻及交流活动的启发或推动下才出现的，中国新闻人自发的而不是业界或政府有意识组织和推动的，部分新闻人或若干报馆“自顾自”式运作。
一、民国前中国人“出去”新闻交流的开端
目前所知民国前中国人“出去”进行新闻交流活动是从参加外国人办报并向当地华侨、华人及外国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情况开始的。
（一）海外第一份中文报刊《金山日新录》
1848年，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由于常住人口、各类企业及政府机构剧增，使原先只有数百人的小镇旧金山很快成为加州最大都市。1854年4月22日，美国人威廉.霍华德（William Howard）在旧金山创办美国第一份华文报刊《金山日新录》（The Golden Hill’News亦译《华夷日新录》）。周二报（第10期后改为周报），每期4页。第1页是评论和新闻，“评论”是英文，“中外新闻”用文言文和粤语方言编写。第2页是“中西工商广告”，第3页是“国内外船期”；第4页是“货物行情和杂俎”。 出版几个月后停刊。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李根（Lee Kau）参与了《金山日新录》中文部分的编辑。首先是《金山日新录》和《东涯新录》都是中英文合璧的报纸，都是石印报纸，都刊载来自中国的新闻消息。其次是两种报纸在创刊启事中都称“今加利科尔一埠，乃四方云集之区，各国均有新文（原文如此）附刊，而唐人独不行焉”（《金山日新录》创刊缘起 ）或“本埠名为散泛思歌，乃四方云集之区，重客馆垣之地，各国均有新闻录刊，而唐人独不行焉（《〈东涯新录〉创刊启事》）”，再则是两种报纸的创刊词不但内容相同，且行文风格甚至遣词造句都明显相似。两份报刊创刊启事的内容和文笔相同，因而也许都是出自李根之手。 假如这一推断成立，李根就是目前有案可稽从事新闻对外交流的第一人。
（2）海外第一份明确由中国人参与编辑的中文报刊《东涯新录》
1855年1月4日，华人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威廉.士比亚（Wiliiiam Speer）在旧金山创办“传播基督教义和中外新闻，沟通加州华人信息，促进其互通与互惠”的中文报刊《东涯新录》（Tung-Ngai Sanluk,或Oriental）。该报为周三报，周二、周六全部是中文；周四为中英文各一半。内容为“一，金山正埠之新闻并国家规矩；一，录唐山东边带来的新闻；一，纸内常云及本埠货物行情。” 该报英文部分由士比亚编辑，内容比华文部分充实，读者对象是美国商界人士。中文部分由李根（Lee Kau）编辑。李根曾在澳门马礼逊学校肄业，与容闳、黄平甫同学。除编辑中文版外，他还充当翻译和美商经纪人。由于经费困难，《东涯新录》创刊数月后将华文版改为周刊，英文版改为月刊，勉强维持到1856年底，因创办人威廉.士比亚患病而停刊。
（3）第一份由华侨在海外创办的中文报刊《沙架免度新录》
1856年12月，美国“最早的中文日报” 《沙架免度新录》（Chinese Daily News）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沙加缅度（Sacramento，今译“萨克拉门托”)创刊。鉴于此前华文报纸《金山日新录》和《东涯新录》的老板是美国人，在报纸工作的中国人不可能无条件地为华人说话。广东四邑华侨司徒源（Ze Too Yune，黄泰）遂于1856年12月独资创办“无条件为华人说话”的日报《沙架免度新录》。由于读者不多和经费不足后改为周三刊，再后来又不定期出版，维持到1858年停刊。 《沙架免度新录》是中国人在外国领土上创办的第一种新闻报纸；也是第一份由华侨创办“为华人说话”的新闻报纸；更是第一份由华侨创办、华侨运作的真正华侨报纸；此外还是世界上第一份华文日报，因而“以世界上最早的一批近代中文报纸而载入报刊史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海外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新闻通讯社
国人自办的最早对外发稿的通讯社是清政府驻比利时使馆随员王慕陶（字侃叔）1909年成立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远东通讯社”。当时赋闲在京沪的汪康年联络当时正在比利时大使馆李盛铎处任职的王慕陶，得到清廷外务部以“津贴”方式和清廷驻比利时大使李盛铎以个人“资助经费”方式给予支持和鼓励，以个人名义在布鲁塞尔办起了远东通讯社。
远东通讯社初期好像就只有王慕陶和汪康年两个人在操作。汪康年写好新闻稿后寄给身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王慕陶，由王慕陶负责向欧洲各国报纸发布有关国内政治、外交以及对有关国际事务表示国人立场态度的文稿，供欧洲国家报纸采用 。后来规模渐具，北京通讯由汪康年、黄远庸供给，上海稿件则由雷奋、陈景韩寄送，并渐向国内外报纸双向供稿，京沪各报都有采用者。1911年初，熊希龄依仗有川粤鄂吉黑浙等行省督抚作后台致信汪康年，以“王侃叔曾以相托”为名吞并远东通讯社，成立“在上海、奉天等处设通讯社，与欧洲相接”的“环球通报社”，远东通讯社在国内各地机构并入环球通报社，王侃叔在北京的远东通讯社机构改称环球通报社“外洋之机关”，这一图谋因遭到抵制反对未能得逞。
远东通讯社在中外新闻交流史上具有多重意义：它独立向欧洲各国报纸发稿，突破了英国路透社对中国新闻发布权的垄断和封锁，向世界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开了中国人在国外创办新闻通讯社并独立发布新闻稿的先河；其次所发布中国新闻稿由中国人撰稿并由中国人向欧洲报纸发稿，外国读者听到了“原汁原味”的中国声音，而不是由外国传教士嘴里讲的中国事情；第三是远东通讯社采取新闻人自愿结合、分散运行，地区分工、整体展现的运行模式实践证明是可行的，为后人提供了借鉴。
二、民国成立前中国政治派别在海外的新闻宣传活动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必须改变，且须有大的改变才能避免亡国灭种，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的共识。差别在于革命派认定须推翻专制政府建立合众政府才能实现大变；维新派则主张在原有封建君主制度框架内进行维新改良就能实现大变。为争取海外华侨华人及世界各国支持、同情和帮助，两派都十分重视在海外进行以“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政治宣传活动。
（一）民国成立前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新闻宣传活动
1893年7月18日，孙中山参与发行的澳门《镜海丛报》（周刊）创刊发行，包括“中文版”和“普文版”，中文版每期6页，16开，铅印，每期约一万余字。葡文版，每期4页，也刊载中文的商业广告。“丛报主人”为澳门土生葡萄牙人飞南第（Francisco H.Fernades），曾在香港法院中任翻译，与当时正在香港学医的孙中山结识，并成为挚友。 孙中山在广州开办的“双门底圣教书楼”、“石歧西门东西药局”成为《镜海丛报》“代派纸之处”之一。
1894年6月，孙中山由沪抵津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未被采纳。同年秋持“在海外为农学会筹款” 护照前往美国檀香山。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创立中国兴中会，把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檀山新报》的经理、编撰人员全部吸收进兴中会，并以报馆为机关，秘密聚议，筹商进行。报纸的言论也从言商转为言政，进行一些爱国救亡的宣传。 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由檀香山返港成立香港兴中会策划广州起义。由于计划泄密起义失败。《镜海丛报》对广州起义作了多次报道，如起义失败第3天的1895年10月30日，《镜海丛报》在《本澳新闻》栏中用“谣言四起”标题报道了起义准备过程； 1895年11月6日又在《本澳新闻》栏“要电汇登”中叙述了广州起义失败的过程，客观上宣传了这次起义。1895年11月27日再在《本澳新闻》栏用“事必再发”的标题报道失败了起义者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活动，“在河南开张生理西商”、“在附省近处制造炸药”、“搭船东来至横滨”及“杭州官巷口地方贴有无头告示”，告示上“盖有印章，内有‘平清王’”等 。《镜海丛报》向澳门中外读者传播了革命党人广州起义的消息，扩大了革命党人活动的影响。
1900年1月25日，孙中山直接领导、陈少白具体主持的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在港英殖民当局管制下的香港正式创刊，不久又出版《中国旬报》。《中国日报》日出4开一张半，大张包括论说、国内新闻、外国新闻、广东新闻、香港新闻、来稿和来件等；小张登载广告和货价船期表。并“日撰英文论说一篇，附录报纸，俾供洋人快睹”。 《中国日报》爱国救亡、排满、抨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制、揭露和反击保皇党诬蔑及宣传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等宣传，为在港外国人了解中国政治动态提供了信息渠道。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自法国马赛东返抵达日本横滨。7月30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11月26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报馆设在日本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作为大型政论时事性刊物的《民报》设有论说、时评、谈丛、纪事、译丛等栏目，每期6-7万字。编辑与发行人署张继，实际主持人为胡汉民。自第6期起由章炳麟主持。恰逢革命派与保皇派的矛盾发展到高潮，很快演变成一场以《民报》等革命党人报刊和以《新民丛报》等改良派报刊“关于中国前途问题”的论战。虽然是围绕“中国前途”展开，目标是争取华侨华人对各自的支持，但发生在日本并波及到欧美东南亚的这场论战，为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政治提供了渠道，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政治信息的海外传播和交流。
（二）民国成立前维新派在海外的新闻活动
因康有为、梁启超等是在皇帝支持下企图通过维新改良实现国家振兴与强大，所以一直在京沪等政治中心创办报刊鼓吹。直到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等人“劾奏”，光绪皇帝1896年1月20日下旨封闭北京强学会并禁止该会一切活动，北京《中外纪闻》及上海《强学报》被迫停刊后，才想到去清政府管不到的地方创办宣传变法维新报刊。1896年2月22日，重要的维新派报刊《知新报》在澳门创刊。报馆经理康广仁（康有为弟）和何廷光，康门弟子徐勤、何树龄等主笔，梁启超通讯主笔。因是在清政府“管不着”的澳门出版，所以在慈禧1898年9月21日再出训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各地维新派报刊受到影响，自即日起纷纷停刊 的情况下，《知新报》仍继续出版。直到1901年1月20日停刊。
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流亡日本 。改良派在国内的舆论阵地丧失殆尽 。回国必死但仍想说话，由冯镜如任名义发行兼编辑人，梁启超实际主编的《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刊。该报以“拥帝反后”鼓吹改良为政治主张，宗旨为“维持支那之清议”、“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及“发明东亚学术” 。自创刊至1901年3月，梁启超用“哀时客”、“任公”、“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和“定远”等笔名，为《清议报》写了31篇论说及多篇专栏文章 ，产生了很大影响。该刊“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的宗旨表明梁启超意在通过该报向日本读者宣传其“拥帝反后”政治立场和观点。后因报馆遇火灾停刊。
1902年2月8日，冯紫珊为发行人而实际主编人和主要撰稿人仍是梁启超 的《新民丛报》在横滨创刊。该报创刊初期继续进行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寻找武器并以此向中国民众进行说教的“新民”工作，在青年中间产生很大影响。1903年正月，康有为主导下的美洲保皇会邀请梁启超游历美洲一年。1904年正月游美结束回到香港 后思想大变，认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随着梁启超思想“大变”，《新民丛报》“言论”也随之“大变”。后来演变为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战场的那场“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多、斗争之激烈”、“双方投入这场论争的国内外报刊有几十种之多”的“全面大论战。” 在更广阔范围向更多海外读者传播了两大政治派别的不同观点和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动态。
三、民国成立前“走出”国门开展新闻交流的中国新闻人
自西方传教士把近代新闻报刊带进中国后，使一些中国人的眼界逐渐打开。打开了眼界的国人又更加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于是出现了第一批具有“新闻意识”的国人，他们的活动推动了中国新闻界的对外交流。
（一）第一个“把眼光看向海外”的林则徐
林则徐1838年末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次年3月10抵达广州。为“采访夷情”，“定控制之方”，林则徐派人搜集葡萄牙殖民统治下澳门地区出版的外文报刊，精选译员进行翻译编印《澳门新闻纸》，现存6册。其内容是1839年7月23日到1840年11月7日澳门出版的外国报纸所载与禁烟、抗英作战有关的新闻报道和评论选译，重点是外国报纸对林则徐在广州所采取的禁烟措施、施行的政策等方面的反映。译稿忠实原文，不做任何修改。尽管《澳门新闻纸》只是有关报刊资料的选译汇编——但说明中国人已经“把眼光看向海外”，这是“走出去”看世界的先声。
（二）第一个“为学习办报经验”出去的钱昕伯
第一个以“学习办报经验”为目的“走出去”的中国人是曾担任《申报》第二任总主笔的钱昕伯。在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申报》的1872年之前，当时香港的华文报纸《中外日报》在上海已有发行，外号“天南遯叟”的王韬，常在《中外日报》上发表文章。美查为取得办中文报纸的经验，便请与王韬相识的钱昕伯去香港，向王韬学习经验。钱昕伯去港学习办报经验回来后，美查便在公元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着手进行筹备工作 。另一说是美查于1871年5月19日与伍德沃德、普赖尔、瓦其洛等4人订立合同，集股1600两，由美查负责，筹备在上海创办一份中文日报，并派专人赴港学习办报经验。
（三）第一个以“报纸总编辑”身份出去的王韬
第一个以“报纸总编辑”身份“走出去”与外国新闻界进行交流的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王韬 。1874年1月5日，王韬创办了香港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 并亲任印刷商兼出版商 。1879年4月29日，王韬踏上赴日本参观考察新闻业旅程，至同年8月31日返回香港，历时125天。在日期间，王韬先后访问长崎、神户、大阪、京都、横滨、东京等地，在东京最初下榻于上野附近的精养轩，一个多月后迁住日本桥附近的《报知新闻》（全称为《邮便报知新闻》）（1872年创刊）社，共住80多天。王韬这次赴日本考察新闻业获得两个标志性的成果，一是记载“中日两国新闻工作者之间第一次交流”（方汉奇语）的三卷本《扶桑游记》；二是和日本新闻界建立了新闻报纸交换关系。日本国会图书馆现藏有1880年夏至1884年底的《循环日报》。入藏起始的1880年恰是王韬访日归港后第二年，终止的1884年又正是王韬辞去《循环日报》工作离开香港的那一年。方汉奇认为：王韬访日前，日本朋友没有订阅这份报纸，所以没有收存。王韬离开该报后，接替他主持报纸工作的负责人不再送阅，因此日本也就没有收存，所以保存的就只是这一段时期内的报纸了。
（四）第一个以“报馆总理”身份出去交流的汪康年
第一个以“报社社长”身份“走出去”进行新闻交流的是《时务报》总理汪康年。《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8月9日。汪康年任负责馆内“事务，兼外间应酬”的“总理”（相当于后来的社长），梁启超任主持“报中文字”的总主笔 。1898年1月，《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和该报翻译曾广铨受罗振玉等创办的农学会委托赴日本访问。他们在日本除办理农学会事务外，主要活动就是与日本新闻界接触交流。考察了解日本报业发展情况，拜访日本新闻界名人，并特别参观了日本著名的新闻机构朝日新闻社，为期半月后回国。汪康年回国后即应朝日新闻社之约，向该社寄赠了《时务报》第1期至30期缩印本和第31期至50期《时务报》，《朝日新闻》在报上向日本读者介绍《时务报》并转载了部分内容。日本其他新闻机构如日本精神社（办有《中外讨论》）、《日本》及《日本人》也把所处报刊送给时务报馆进行交流。 汪康年对日考察访问开启了中日新闻界的交流之旅：《大阪日报》曾以《上海时务报》为题介绍维新派重要报刊《时务报》，扩大了维新派报刊在日本的影响；因汪康年曾和日本的《日本人》、《日本新闻》和《中外讨论》三家报刊达成交换协议，日本精神社在其主办的《中外讨论》月刊和《时论》周刊刊登“社告”称可为日本读者代购中国《时务报》和《知新报》；后经汪康年介绍，日本《日本日报》和天津《国闻报》、澳门《知新报》；日本《日本人》和湖南《湘报》也建立了报纸交换关系。
（五）第一个参加国际记者组织“世界记者公会”的王慕陶
1910年7月24日，世界新闻记者公会（亦译“万国记者公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万国记者大会”。时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翻译（一说参赞 ）和汪康年一起创办远东通讯社的王慕陶（侃叔），因所办远东通讯社在西方新闻通讯界的影响，作为中国新闻记者代表参加了这次世界新闻界同人的盛大聚会，并应邀出任常年会员 。这是中国新闻人首次以国人所办新闻通讯社代表的身份被世界新闻界同人组织吸收为会员，更是以中国新闻界“代表”首次参加世界性新闻记者国际会议，是中国新闻界代表走进世界新闻界同人组织的第一步。后来，王慕陶又介绍和他合办远东通讯社并在国内新闻界有很大影响的著名新闻人汪康年、《北京日报》主笔朱淇、时在北京“为《亚细亚报》撰文兼为上海《东方日报》通讯” 的著名记者黄远庸（远生）、上海《申报》主笔陈景韩等人参加世界记者公会。
四、民国前中外新闻交流的新形态
在民国成立前的中外新闻交流中逐渐出现一种新情况，即中国人“选择性”地引进外国新闻著作翻译出版和主动邀请或接受外国新闻界来华请求并予以接待的新闻交流活动。这是与外国人强行“进入”中国和中国人“走出”国门的交流活动有所不同，是中国新闻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出现的新态势。
（一）中国新闻学界“引进”外国新闻学著作的开始
从外国传进中国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是1898年由《岭南报》馆译印的《泰西新报源流表》。这部著作在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中著录在“报章二十九”最后，为顾燮光所补。云“为《岭学报》本”,但未作提要。甘韩所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辑》第二十一卷“杂纂”中收录《泰西新报源流表并序》。介绍该书正文前有一千三百多字“序言”，正文《泰西新报源流表》分“中国纪年”、“地名”、“报名”、“纪事”、“西历”等五栏， 记载从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到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共240年间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瑞典、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丹麦等9国计41种报纸创刊和刊行情况，其中英国最多，有24种。从文献内容的丰富和准确来看,在整个19世纪无出其右者,当是据相关西文著作编译成。 《岭学报》创刊于1898年2月10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旬刊，出至第16册停刊时应在1898年7月20日左右停刊。《泰西新报源流表》由《岭学报》馆译印，应不迟于1898年7月20日。
1903-1904年间，国内出版了名为《报章源流》的新闻史译著。此书见录于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报章”。“提要”称“英姑连氏原著,南洋官报馆节译。是书作于十九世纪, 原名《报章沿革》,书欧美各国报章沿革言之极详。按西国报章,始于罗马,由官主持,以当文告,未有论说,迄罗马分裂以后,言论自由之说出, 而流弊益滋。读是书者, 知文明诸国于报章定以专律,此民志所由定,而国政所由立者矣。”大英图书馆藏十九世纪作品目录中有种名为The Newspaper press:Its Origin,Progerss and pers ent Position.的著作,二卷, 1871年出版,作者为James Grant(1802—1879)。此书在书名、出版时间及题目显示内容与提要所述《报章源流》十分吻合, Grant又与“姑连”音近,估计此即为《报章源流》一书翻译所据的英文原本 。《南洋官报》创刊于1903年，所以该书出版不会早于1903年。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自序》说“著录各书由前清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止”，所以不会晚于1904年,即1903—1904年间。
1903年10月，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这是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第一本外国新闻学著作。该书1899年在日本出版后产生较大影响，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清议报》第100 册（1901年12月21日出版）上发表的《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中称：“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判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骇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谅哉言乎!” 在国内，1903 年 8月 7 日在上海创刊、章士钊主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报纸《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写道:“故以吾《国民日日报》区区之组织,詹詹之小言,而谓将解脱‘国民’二字,以饷我同胞,则非能如裁判官,能如救世主(松本君平之所颂新闻记者),诚未之敢望。” 可见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出版后,在清末无论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人,还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人,都是有影响的。
（二）民国成立前中国新闻界“有意识”与外国新闻界的交流
随着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在民国成立前出现的中国新闻界主动与在华外国新闻人进行交流，或组团出国考察，或“各报馆”一起开会接待外国新闻代表团来访等活动，已具有一定的“有意识”成分。
第一次“有意识”与外国在华新闻同行交流合作的活动是英敛之领衔发起创设天津报馆俱乐部。上海《时报》1905年3月13日发表《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一文倡议成立报界同业组织。上海《申报》于次日及16、17日发表社评响应《时报》关于“成立记者同盟会”倡议。提议虽出自上海报界，但上海报界却“由于内部矛盾丛丛，各报馆意见不一，尚未建立自己的同业团体”。 1906年7月1日，负责“董其事” 的《大公报》英敛之和天津《北洋日报》足立传一郎（日本人）、《北支那每日新闻》木村笃（日本人）、《天津日日新闻》方若、津村宣光（日本人）等联合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 倡言组建天津报馆俱乐部。天津报馆俱乐部即日在日本租界旭街芙蓉馆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正式成立。
第一次由“各报馆”开会欢迎外国新闻界同行的是1909年4月北京各报开会欢迎美国《希露报》主笔欧路来京访问 。据载“美国希露报主笔欧路君日前来京时，曾由京师各报馆开会欢迎，兹于二十一日由欧路君假座六国饭店酬答各中报主笔。时日与会者为朱季箴诸君，并由欧路君提议中美交谊各问题，应有中美各报担负责任，鼓吹提倡，以期直达目的” 。尽管北京报界公会已于1908年正式成立（《北京日报》朱淇为会长，《中央大同日报》康士铎为副会长）；参与“开会”的报馆都是“北京报界公会”成员单位，参加人员也大多是平时积极参加报界公会活动的“北京报界公会”成员，但这次欢迎美国新闻界同行欧路的活动却不以“北京报界公会”而以“京师各报馆”名义举办，其中原因有待探讨。
第一次由报界出面组团出国考察的是1910年由沈阳（奉天）的《东三省日报》和《盛京时报》发起组织的考察日本活动。1910年3月16日，日本名古屋举办劝业博览会。《盛京时报》和《东三省日报》“以扩见闻”为倡议，共同发起组织“游东（洋）考察政学农共商观光团”，得到社会各界响应。在两个报馆的鼓吹和鼓动下，成行者达23人之多，最后组成以《东山省日报》主笔汪洋为团长的东三省赴日观光团。4月11日该团抵达日本，按计划考察商品陈列馆、大学和专门学校，报社、博物馆、动物园、工厂、监狱、美术馆和银行等，收获颇多。 4月25日，东京各报馆主笔与各通讯社联合设宴欢迎观光团，《盛京时报》中西正树、《东京朝日新闻》池边，《时事新报》石川、《国民新闻》德富等三十余名日本记者参加了欢迎宴会。
第一次以中国新闻人团体名义接待外国来访团体的是北京报界公会接待日本“赴清游历团”的活动。1910年4月，日本实业界决定组织由日本邮船会社社长近藤谦平任团长的“赴清游历团”，前往中国东北、北京、汉口等地考察，并前往南京参加劝业会 。经过筹备和组织，日本实业团当年5月底抵达中国首都北京。北京报界公会5月31日设宴欢迎日本实业考察团。《北京日报》、《帝国日报》、《中国报》、《帝京新闻》、《英文北京日报》、《宪志日刊》和《顺天时报》等七家报馆代表出席欢迎宴会。北京报界公会会长、《北京日报》主笔朱淇代表北京报界公会致欢迎词称“我等同人亦系实业家，故欢迎实业家之贵团；敝报界是中国国民，故欢迎大日本国民之贵团” 。参加欢迎宴会的北京报界公会代表是北京报界公会会长、《北京日报》朱淇，《帝国日报》的陆鸿逵，《中国报》的黎宗獄，北京报界公会副会长、《帝京新闻》的康士铎，《英文北京日报》的罗星楼，《宪志日刊》的孟昭常及《顺天时报》上野岩太郎等人。
本 章 结 语
“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是发生在“民国时期（1912.1.1-1949.9.30）中外新闻界以新闻传播为主题的相互交流活动”。既包含“民国时期”中国新闻界“走出去”的交流活动，也包含外国（地区）新闻界“走进来”的交流活动。
一、19世纪初外国人“进入”中国并从事围绕“中国”主题的新闻活动开始到20世纪初（1912年元旦前）外国人对中国新闻交流活动历程，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民国创立前外国人“进入”中国进行新闻活动不是为了“中国”。无论是早期传教士马礼逊、米怜，还是后来的林乐知和英国商人美查，本意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实现自己的目的：或是传播基督教，以西方“耶稣”和“上帝”开化中国“皇帝”和“愚民”，实现拯救“迷途羔羊”的“目标”；或是通过新闻宣传西方的先进和科学，摧毁中国人的“傲慢和自大”，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走向；也或是宣传其自身领土、主权及文化观，成为侵占中国的理由或依据；或是作为投资手段，以貌似公正、中立的言论吸引中国读者购阅发“新闻财”。其次，民国创立前外国人在华新闻活动是随着东西方列强强行“进入”中国推进的。外国人“想来就来”，“想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来”，“想到哪里去就去哪里”。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不必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办在外国租界的报纸中国政府管不着；外国新闻摄影记者拍摄新闻照片不须中国同意。被英国远征军、英法联军、日本军队及八国联军打败且打怕了的清政府既无胆量更无能力对外国在华新闻活动进行管理，中国政府（官员）乃至土地、城市统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没有也不敢有任何表示“拒绝”的态度。再则，早期外国人为了吸引并进而征服中国读者，在创办中文报刊时披上中国文化外衣和迁就中国读者习惯。无论是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还是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或是麦都思在巴达维亚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以及再后的《各国消息》、《遐迩贯珍》等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不但都采用中国古籍线装书版式，且采用“博爱者”、“尚德者”和“爱汉者”等称号，以表示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一致性；一改西方语言横写习惯而改用文字竖写，还在封面上印上诸如“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封面）、“子曰亦各其言志也已矣”（《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封面）等中国圣贤经典语录，为的就是让中国读者产生亲近感以接受它，使宣传的内容逐渐渗入中国人头脑，改变中国人观念。最后，东西方列强在华新闻活动范围与其国家利益和在华势力范围相对一致。民国前外国人在华新闻活动的范围，英美两国集中在中国上海、广州、福建、宁波、香港等东南沿海城市；法国集中在天津北京周围的北方地区；沙皇俄国主要集中在东三省等地尤其集中在哈尔滨。日本在华新闻活动则从上海、福州、天津、汉口和香港，到大连、安东、奉天、营口、辽阳、长春、铁岭及图们江北东滩等地，表现出既重点经营东北，又企图插足全国的野心。外国军舰在中国长江里自由航行，外国军队在外国租界及东交民巷等“国中之国”自由驻扎，中国对所有西方列强、日本及沙俄帝国都欠着战争赔款外债，甚至海关都由外国人直接掌控，在国家主权受到严重践踏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现象和结果。
二、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民国成立前中国人与外国新闻界的交流活动，有如下特点：首先，中国人开始在海外进行新闻活动的时间点迟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新闻活动。从米怜受马礼逊派遣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1815年开始，外国传教士围着“中国”转的新闻活动到民国成立时已近百年历史。而有案可稽的李根在旧金山参与编辑《金山日新录》则是到1854年4月才出现的。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新闻界的“进入”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为“进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服务就出现了，而中国人的对外新闻交流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的。其次，中国人在海外进行新闻活动的本意是为他人提供便利。如介绍当地政府的法律、介绍国内的新闻消息、提供来往商船和物价信息等，这些应是新闻报纸社会功能的“本意”。外国传教士或商人的在华新闻活动则是以教会组织作依托，以为自己利益服务或实现自己目的为出发点和归宿：或是传播基督教，或摧毁中国人的“傲慢和自大”；或是作为资本投资经营。再则，民国创立前中国新闻人的对外交流活动处于滞后被动适应状态。外国传教士先来中国办报，中国人也学着办报；外国租界报纸中国政府管不着，中国人学着在外国租界及日美和港澳等清政府管不着的地方去创办反清报刊；外国人组团来华“游历”，中国报界也组织出国考察。一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中国近代新闻业处于模仿学习阶段；二是在国家主权受到严重践踏、东西方列强横行无阻情况下，中国新闻界只能以被动适应态势参与对外新闻交流。最后，中国新闻界对外新闻交流起源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影响和熏陶的人群。第一个在美国参与中文报刊《金山日新录》和《东涯新录》编辑的是中国广东留学生李根，第一个在美国创办中文报纸《沙架免度新录》的是广东华侨司徒源（黄泰），第一个在国外创办新闻通讯社的是清政府驻比利时大使馆参赞王慕陶（侃叔），第一个出国考察新闻业的是创办过重要维新报刊《时务报》的汪康年，第一个在澳门参加报刊活动的是幼年即跟随其兄在美国生活的孙中山；第一个倡议并组建中国报馆团体的是接受西方文明影响并信奉天主教的英敛之。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当然更属于较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人物。
三、尽管民国成立前中国新闻界“与境外同业交流的规模有限”，交流效果也没有明显显示出来，但“却不失为中国报业史上的新动向”。中国新闻界在民国创立前的与境外同业的交流中，“取鉴异域，藉此扩充识力” ，不但对于自身发展有积极意义，而且促进了中国新闻业的对外开放，为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文件补载
关于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
特约专题稿及有关事宜的通报
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纪要》“决议”第四条：“（1）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各卷篇幅由原定每卷50万字调整为每卷36万至40万字。（2）《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主编可根据每卷36万至40万的整体要求确定本卷的总字数；根据本卷情况确定各特约专题稿的具体字数；根据本卷情况明确各特定特约专题稿的完成要求；根据‘章节框架稳定，点目标题灵活’的原则决定调整本卷各章第三、四级标题和内容；（3）2018年8月项目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五次工作会议将审读完整的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书稿”的要求和各分卷主编的建议，经项目编纂委员会主任同意，现就纳入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特约专题稿的有关问题通报如下：
一、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篇幅设计：
（一）《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民国创立至民国初年的新闻业，时间跨度为1893.7-1916.1），总体篇幅控制在40 万字。其中本卷主编倪延年负责撰稿25 万字左右，各特约专题负责人撰写的特约专题稿为15万字左右。
（二）《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时间跨度为1916.7-1928.12），总体篇幅控制在40万字。其中本卷主编王润泽负责撰稿25万字左右，各特约专题负责人撰写的特约专题稿为15万字左右。
（三）《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业，时间跨度为1929.1.7-1937.8），总体篇幅控制在40万字。其中本卷主编刘继忠负责撰稿 25万字左右，各特约专题负责人撰写的特约专题稿为 15 万字左右。
（四）《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时间跨度为1937.8-1945.9），总体篇幅控制在40万字。其中本卷主编刘亚负责撰稿25 万字左右，各特约专题负责人撰写的特约专题稿为15万字左右。
（五）《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新闻业，时间跨度为1945.9-1949.9），总体篇幅控制在 40 万字。其中本卷主编艾红红负责撰稿 25 万字左右，各特约专题负责人撰写的特约专题稿为 15 万字左右。
二、《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章节字数分配方案
（一）《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总篇幅为40万。章节篇幅分配如下：
全书绪论（2.5万，倪延年）
第一章 民国新闻业产生的社会背景（4.5万，倪延年）
第二章 民国新闻报刊业的历史渊源（5万，倪延年）
第三章 民国新闻报刊业的诞生（5.5万，倪延年）
第四章 民国北京政府袁世凯时期的新闻报刊业（5.5万，倪延年）
第五章 民国初期的新闻通讯业、军事新闻业和外国在华新闻业（5万）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新闻通讯业（1.5万，万京华）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军事新闻业（1.5万，刘亚）
第三节 民国初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2万，邓绍根）
第六章 民国初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和图像新闻业（5万）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2.5万，白润生）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图像新闻业（2.5万，韩丛耀）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业经营（5万）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新闻管理体制（2.5万，方晓红）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新闻业经营（2.5万，张立勤）
本书结语 （2万，倪延年）
（二）《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总篇幅为40万。章节篇幅分配如下：
第一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新闻业的社会背景（5.5万，王润泽）
第二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官用新闻报刊业（5.5万，王润泽）
第三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政党新闻报刊业（5.5万，王润泽）
第四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民营新闻报刊业（5.5万，王润泽）
第五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通讯业、图像新闻业和军事新闻业（5万）
第一节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通讯业（1.6万，万京华）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图像新闻业（2万，韩从耀）
第三节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军事新闻业（1.4万，刘亚）
第六章 民国初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和外国在华新闻业(3.3万)
第一节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1.5万，白润生）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1.8万，邓绍根）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业经营(4万)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新闻管理体制（2万，方晓红）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新闻业经营（2万，张立勤）
第八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团体、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4.2万)
第一节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团体（1.5万，王润泽）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教育（1.2万，李建新）
第三节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学研究（1.5万，徐新平）
本书结语 （1.5万，王润泽）
（三）《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总篇幅为 40 万。章节篇幅分配如下：
第一章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新闻业发展的社会背景（5万，刘继忠）
第二章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国民党新闻报刊业（5.5万，刘继忠）
第三章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共产党新闻报刊业（5.5万，刘继忠）
第四章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民营新闻报刊业（5.5万，刘继忠）
第五章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广播业、新闻通讯业和图像新闻业（5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广播业（2万，艾红红）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通讯业（1.5万，万京华）
第三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图像新闻业（1.5万，韩丛耀）
第六章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少数民族新闻业、军事新闻业和外国在华新闻业（4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1.3万，白润生）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军事新闻业（1.3万，刘亚）
第三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1.4万，邓绍根）
第七章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业经营（4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管理体制（2万，方晓红）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业经营（2万，张立勤）
第八章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团体、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4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团体（1.3万，刘继忠）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教育（1.4万，李建新）
第三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学研究（1.3万，徐新平 李秀云）
本卷结语 （1.5万，刘继忠）
（四）《中华民国新闻史》（第四卷）总篇幅为40万。章节篇幅分配如下：
第一章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新闻业发展的社会背景（3万，刘亚）
第二章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国民党新闻报刊业（6.5万，刘亚）
第三章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共产党新闻报刊业（6万，刘亚）
第四章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民营新闻报刊业（ 6.5万，刘亚）
第五章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广播业、新闻通讯业和图像新闻业（4.5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广播业（1.5万，艾红红）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通讯业（ 1.5万，万京华）
第三节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图像新闻业（1.5 万，韩从耀）
第六章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少数民族新闻业、军事新闻业和外国在华新闻业（5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1.5万，白润生）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军事新闻业（ 2万，刘亚）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1.5万，邓绍根）
第七章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业经营（3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管理体制（1.5万，方晓红）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经营（1.5万，张立勤）
第八章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团体、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4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团体（1万，刘亚）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教育（1.5万，李建新）
第三节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学研究（1.5万，李秀云）
本卷结语 （1.5万，刘亚）
（五）《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五卷）总篇幅为 40 万。章节篇幅分配如下：
第一章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新闻业发展的社会背景（ 5 万，艾红红）
第二章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国民党新闻报刊业（ 5 万，艾红红）
第三章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共产党新闻报刊业（ 5 万，艾红红）
第四章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民营新闻报刊业（ 5 万，艾红红）
第五章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新闻广播业、新闻通讯业和图像新闻业（5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新闻广播业（ 1.5 万，艾红红）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新闻通讯业（ 1.5 万，万京华）
第三节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图像新闻业（ 2 万，韩从耀）
第六章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少数民族新闻业、军事新闻业和外国在华新闻业（5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 2 万，白润生）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军事新闻业（1.5 万，刘亚）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1.5万，邓绍根）
第七章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业经营（3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新闻管理体制（1.5万，方晓红）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新闻业经营（1.5万，张立勤）
第八章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新闻团体、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5万）
第一节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新闻团体（1.5万，艾红红）
第二节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新闻教育（1.5万，李建新）
第三节 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的新闻学研究（2万，李秀云）
本书结语 （2万，艾红红）
三、特约专题稿撰稿任务汇总
根据经各分卷主编沟通协商和反复权衡决定的《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章节字数设计，各专题负责人撰写的特约专题稿汇总如下：
艾红红 （共三节，计6.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第五章第一节，2.0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第五章第一节 ，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第五章第一节， 1.5 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第八章第一节， 1.5 万；
万京华 （共五节，计7.6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节，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节，1.6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白润生 （共五节，计8.8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节，2.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节，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节，1.3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节，2.0万。
李建新 （共四节，计5.6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节，1.2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节，1.4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刘 亚 （共五节，计8.7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第五章第二节 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第五章第三节1.4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第五章第三节1.3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第五章第三节2.0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第八章第一节1.0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第五章第三节1.5万；
韩丛耀 （共五节，计9.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节，2.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节，2.0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节，2.0万。
邓绍根 （共五节，计8.2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节，2.0 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节，1.8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节，1.4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徐新平、李秀云 （共四节，计6.3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节，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节，1.3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节，2.0万。
方晓红 （共五节，计9.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节，2.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节，2.0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节，2.0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节，1.5 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张立勤 （共五节，计9.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节，2.5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节，2.0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节，2.0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节，1.5 万；
《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节，1.5万。
四、请特约专题负责人搜集选择特约专题稿的插图
根据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关于“为增加本书内容的历史直观性和版面可读性，各卷主编负责收集并选择30-50幅插图，并提出拟插入文中的具体位置建议，与本卷文字内容一起提交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定”的决定，请特约专题负责人在撰写特约专题稿的同时，收集并选择3-5幅与本稿文字内容有密切关系的插图，以备文中插图。
五、请在2018年2月底前提交特约专题文字稿和插图
为保证2018年8月会议审读完整的《中华民国新闻史》书稿，纳入《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的全部特约专题（新闻广播业、新闻通讯业、少数民族新闻业、军事新闻业、图像新闻业、外国在华新闻业、新闻学研究、新闻教育、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业经营）的特约专题稿以及有关插图最迟在2018年2月底前完成提交《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主编，以便各卷主编有较充裕时间整合统一，形成完整的各卷书稿，提交《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读。
敬请各位分卷主编及特约研究课题负责人统筹安排工作时间，保证研究工作如期推进，实现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