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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会议通知及议程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暨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会议议程
二、会议纪要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纪要（2017年8月14日通过）
三、会议决议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关于2018年研究计划及下一阶段工作的决议》（2017年8月14日通过）
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分卷书稿的修改意见》
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项目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的修改意见》
四、前期研究成果通报
1、王灿（执笔）：《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三卷第四章第三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图像新闻业”（特约专题稿）
会议通知及议程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
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暨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通 知
根据2016年项目组工作会议决议并与有关同志商定，现将召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和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及地点
1、会议时间：2017年8月10-15日
2、会议地点：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学院（南区）
二、日程安排
1、2017年8月10日（星期四）到安徽黄山学院报到。报道地点：黄山阳光大酒店（黄山学院对面）
2、2017年8月11（星期五）-14日（星期二）会议，（开会地点：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会议室）
3、2017年8月15日（星期三）离会。
三、会议议题
1、交流各子课题和特约研究专题的进展情况，讨论项目组下一阶段研究工作安排及有关事宜。
2、初次审读有关书稿：（1）《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相关分册；（2）《中华民国新闻史》相关分册书稿；（3）部分特约专题稿。
3、第二次审读《民国新闻专题研究丛书》相关分册修改稿。
四、会议经费及其他
1、会议不收会务及资料费。交通及住宿费按有关文件办理。
2、请各位专家学者及早安排好有关工作和时间，做好相关准备，认真参加会议，共同完成会议既定目标。
特此通知
“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秘书处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日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
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
会 议 议 程
会议时间：2017年8月11日-14日
会议地点：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会议室
一、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时间：8月11日上午8:30开始
会议地点：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会议室
会议主持：国家重大项目编纂委员会主任吴廷俊教授
会议议程：
1、讨论邓绍根教授《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分册有关事宜。
2、逐册审读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相关分册和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分卷书稿。
（1）听取刘亚教授介绍《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2）听取韩丛耀教授介绍《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3）听取倪延年教授介绍《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4）听取王润泽教授介绍《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5）听取刘继忠副教授介绍《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6）听取艾红红教授介绍《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3、第二次审读《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有关分册书稿。
（1）艾红红《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
（2）白润生《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
（3）李建新《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
（4）万京华《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
（5）徐新平《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
（6）方晓红《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
（7）张立勤《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
（8）倪延年《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
三、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
会议主持：项目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
会议议题：
1、讨论《关于2018年度研究工作计划和下一阶段工作目标的决议》（草案）。
2、讨论2018年度项目组会议时间和会议地点等有关事宜。
3、讨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纪要》（初稿）。
4、编纂委员会主任吴廷俊教授进行会议总结
四、会议结束。
与会人员15日返回。
会议纪要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
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纪要
（2017年8月14日通过）
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于2017年8月10-14日在安徽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举行。
项目顾问兼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顾问、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项目组核心成员：艾红红（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韩丛耀（南京大学教授，博导）、何村（渤海大学教授、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李建新（上海大学教授）、李秀云（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亚（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博导）、刘继忠（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倪延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徐新平（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参加了会议。方晓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委派高山冰副教授（子课题组成员、南京师大新传院网络与新媒体系主任）代表参加了会议。白润生教授、邓绍根教授因身体原因，张晓锋教授、万京华研究员、张立勤副教授因工作原因请假。
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合并进行。编纂委员会主任吴廷俊教授主持了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项目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主持了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
本次会议主要议题为：（1）听取秘书处倪延年同志受托就项目组核心成员、暨南大学邓绍根教授关于“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特约研究课题成果情况说明，并就有关事宜进行讨论；（2）初次审读《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中《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和《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分册书稿；（3）初次审读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一、第二、第三和五卷初稿；（4）二次审读《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5）听取并讨论秘书处关于2018年度项目组工作的初步计划以2018年度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五次工作会议有关事宜（6）讨论并原则通过本次会议纪要；（7）听取编纂委员会主任吴廷俊教授对会议的总结。
与会同仁克服困难，专心致志，满腔热情，畅所欲言，共同努力，达成众多重要共识，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一、关于《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分册及特约专题稿事宜。由于项目组核心成员、特约研究专题“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子课题负责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邓绍根教授被组织选拔担任学院副院长并兼任主持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工作任务头绪多且繁杂，时间和精力难以按时完成《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中《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分册撰写任务，于2017年5月7日正式向秘书处提出“《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分册不再纳入《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请求。会议决定：（1）非常理解邓绍根教授的实际情况，充分尊重并接受他的请求：原先由邓绍根教授撰稿并列入《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分册不再列入《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出版；（2）根据邓绍根教授建议，把已成初稿的《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分册纳入《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以使丛书能有10个分册如期出版；（3）邓绍根教授尽管工作繁忙，但表示将“努力完成《中华民国新闻史》五卷本中的特约专题稿”。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特约专题稿仍由邓绍根教授负责撰稿；（4）《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分册有关内容不作为“特约专题稿”纳入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
二、关于初次审读《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与《中华民国新闻史》有关分卷书稿。与会人员听取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刘亚教授就《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南京大学韩丛耀教授就《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南京师范大学倪延年教授就《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王润泽教授就《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中国传媒大学艾红红教授就《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有关情况的说明，与会人员在编纂委员会主任吴廷教授主持下以“逐册过堂”方式进行了讨论，达成了重要共识（详细内容见本期载《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中华民国新闻史>分卷书稿修改意见的决议》）。
三、关于二次审读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事宜。与会人员听取了中国传媒大学艾红红教授就《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湖南师范大学徐新平教授和天津师范大学李秀云教授就《民国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就《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教育》、南京师范大学高山冰副教授受方晓红教授委托就《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及南京师范大学倪延年教授就《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分册书稿修改情况的说明。秘书处倪延年同志受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万京华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张立勤副教授委托分别就《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和《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的修改情况作了说明。与会人员在编纂委员会主任吴廷教授主持下以“逐册过堂”方式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详细内容见本期载《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修改意见的决议》）。
四、关于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的各卷篇幅和进度安排事宜。鉴于《投标书》承诺的成果总字数为350万，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10个分册的总字数将近200万。根据各卷书稿撰写中的实际情况，会议决定：（1）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的各卷篇幅由原定每卷50万字调整为每卷36万至40万字。（2）《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主编可根据每卷36万至40万的整体要求确定本卷的总字数；根据本卷情况确定各特约专题稿的具体字数；根据本卷情况明确各特定特约专题稿的完成要求；根据“章节框架稳定，点目标题灵活”的原则决定调整本卷各章第三、四级标题和内容；（3）2018年8月的项目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五次工作会议审读完整的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书稿。
五、关于特约专题稿事宜。韩丛耀教授领衔“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课题组按照2016年工作会议要求如期完成并提交了课题特约专题稿，充分体现了言而有信品格和严谨治学精神。会务组向与会人员印发了“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特约专题稿，为本项目各特约研究专题组将全面展开的特约专题书稿撰写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范本，会议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六、与会人员认真讨论了项目秘书处提交本次会议讨论的《关于2018年度项目研究进展及工作目标的决议》（初稿），认为“决议”（初稿）对项目进展的分析比较客观，对2018年项目研究工作设想比较符合实际，所提方案基本可行。会议决定通过这一文件，请项目组全体成员继续努力，如期完成研究任务，保证如期申请结项。
七、关于项目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五次工作会议事宜。与会人员听取了项目组核心成员、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秀云教授关于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2018年度项目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五次工作会议的初步计划。会议决定：（1）拟于2018年8月中下旬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召开项目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五次工作会议；（2）对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领导班子尤其是李秀云教授全力支持并热情承办会议表示真诚的感谢（3）会议筹备工作由秘书处配合李秀云教授按计划进行；（4）具体事项由秘书处另行通知。
八、会议希望项目组各位专家学者继续支持理解和配合秘书处工作。继续重视项目研究前期成果（论文和专著）的生产；发表论文时请标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号：13&ZD154）”；努力扩大学术成果社会影响及研究成果统计汇总等方面继续予以配合和支持。
九、编纂委员会主任吴廷俊教授用“充分”、“周到”、“深入”和“明显”对会议进行了总结。首先是会议筹备工作准备“充分”，提交会议讨论的15种材料在会议前全部印制成册，为会议的顺利举行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是会议承办单位安徽黄山学院对会务工作安排“周到”，从住宿房间安排、餐饮安排以及会议期间的接送等，都是热情周到；再则会议的讨论认真“深入”，与会同仁抱着对国家、对同行、对项目负责的态度，认真思考，真诚相助，畅所欲言，深入探讨，体现出团队良好的求学治学氛围；最后是“明显”，由于会议准备充分，安徽黄山学院尤其是何村教授的周到安排，与会同仁认真负责的讨论，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为各种书稿的下一步修改完善和按计划完成研究工作如期申请结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2016年8月项目编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及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后，项目组成员按照会议形成的共识，精心安排时间，全部完成了“丛书”各分册书稿，为本次会议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克服高温酷暑，认真负责，畅所欲言，融洽友好，实现了交流思想、增进友谊，统一认识、明确任务的预期目标；在会议筹备和举行过程中，项目组核心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一子课题负责人、安徽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何村教授及学院新闻学教研室的老师给予会议全力支持和周到安排，为会议顺利召开和实现预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对此表示真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 目 秘 书 处 整理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会议决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
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
关于2018年度研究工作计划和下一阶段工作目标的决议
（2017年8月14日通过）
本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组在向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提交的《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投标书》中承诺“计划完成时间为2018年12月底”。现在距承诺项目完成并申请结项验收的时间只有16个月。为保证本项目按照《投标书》上的承诺如期申请结项，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就此作出如下决议：
一、本项目基本具备如期结项的基础。由于项目组各位核心成员以及各子课题组全体同仁的竭诚合作和努力工作，在经过近四年的团结奋斗和扎实工作后，各项研究工作按照《投标书》中设定的目标顺利推进：
（1）已超额完成“承办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的约定。自2014年起，项目责任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新闻史学会先后联合主办了第一、二、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项目秘书处具体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论坛先后邀请清华大学李彬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叶言都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倪延年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上海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暨南大学邓绍根教授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张晓锋教授作了专题学术报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新闻学、历史学、档案学及图书馆学界的近200位学者专家参加了“民国新闻史”专题研讨；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都出版了具有专题研究集刊性质的会议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4、2015、2016年度本），共计刊载“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专题论文154篇；
（2）前期成果已基本满足申请结项要求。截止到2016年底，项目组成员已公开发表“民国新闻史研究”专题论文计80篇左右（其中发表在四大权威期刊上的论文20多篇）；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10个分册已全部完稿，并先后经过编纂委员两次会议审读；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书稿的第一、二、三、五计四个分卷已初次审读，第四卷将按计划在2017年底左右完成。
（3）国家社科规划办规定“课题组每年至少要提交1-2分《工作简报》”。截止到2017年5月，秘书处编印上报了22期《情况通报》（《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其中5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新闻史研究”情况通报》和17期《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共计达660563（66万563）字。
二、为保证本项目在2018年底完成，并申请结项验收，项目组各位成员应抓紧进行如下各项工作：
（1）已通过会议初审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和《中华民国新闻史》分卷的编撰者，按照会议的修改意见于2018年5月底前完成对文稿的修改完善，以便提交2018年度暑假举行的项目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五次工作会议第二次审读；
（2）各特约研究课题组应在2017年底前在审读通过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内容基础上完成特约专题稿，并于2017年12月底前汇总到《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分卷主编处，以便各分卷主编按照全书风格进行统稿；
（3）编纂委员会议已二次审读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负责人，根据会议审读修改意见对文稿进行完善，于2018年6月底前完成书稿的修改并提交秘书处，以便印刷成册提交2018年8月举行的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五次工作会议最后审定。
（4）为圆满完成会议集体审读成果书稿，2018年暑假将召开项目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五次工作会议，其主题（1）审读完整的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2）第二次审读《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中的“军事新闻业”和“图像新闻业”分册；（3）审定《民国新闻专题史丛书》各分册；（4）讨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结项申请表》（初稿）。
（5）为讨论审定向国家提交申请验收结项的成果和文档，2018年底（或2019年初）召开项目编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暨项目组第六次工作会议。为准备该次会议审定的成果书稿，秘书处将在适当时候（2018年国庆节长假左右）举行一次由项目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分卷主编参加的项目最终成果审读统稿会，请有关同志提前安排好工作时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及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要求项目组的各子课题（特约专题研究课题）负责人及全体成员，继续奋发努力，孜孜不倦追求，按照本决议精神和要求如期完成研究工作，为新闻史方面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圆满完成和申请结项作出新贡献。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会议决议
“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分卷书稿
修改意见的决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廷俊教授主持下，于2017年8月11日上午开始，先后初次审读了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第2卷、第3卷和第5卷书稿，就书稿的下一步修改达成如下共识。决议如下：
一、《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书稿的整体性意见
（1）既要坚持学术，更要坚守底线。不能因个别分卷的个别地方或个别字句影响全书的正常结项。引用史料最好是第一手，尽量少用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须正确完整，不能断章取义。应以学术专著语言进行叙述，不能说成“大白话”。要在“民国框架”下写“民国新闻史”，在史观、评价上力求创新。
（2）关于各卷“结语”。目前撰稿依据的《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目录是2013年为开题报告准备的文本（载于项目组《情况通报》第1号）。会议决定：“本卷结语”以分别总结民国初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国南京政府前期、中期、后期等特定历史阶段民国新闻事业的特点为主要内容，可不涉及原目录中“历史进步”、“时代局限”及“研究的不足（或遗憾）”等内容。
（3）为使表述更加严密和符合实际，考虑到“民国时期的新闻报业”实际上由“新闻报纸”和“新闻刊物”两个部分，各卷章节标题及行文中的“新闻报业”统一改为“新闻报刊业”。
（4）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特定朝代的新闻史，应有这个历史时期代表性的新闻人物和新闻媒介。建议各卷有选择地重点介绍有关历史阶段的著名新闻人和代表性新闻媒介，并配以必要的插图，以体现重点和一般相结合的叙述原则。
（5）各卷篇幅由原定每卷50万字调整为每卷36万至40万字。各卷主编可根据每卷36万至40万的整体要求确定本卷的总字数；根据本卷情况确定各特约专题稿的具体字数和明确各特定特约专题稿的完成要求；根据“章、节框架稳定，点、目标题灵活”的原则，决定调整本卷各章第三、四级标题和内容。
（6）为增加本书内容的历史直观性和版面可读性，各卷主编负责收集并选择30-50幅插图，并提出拟插入文中的具体位置建议，与本卷文字内容一起提交编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定。
二、对《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书稿的修改意见
1.对《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的修改意见
（1）第一章“孕育民国新闻业的社会环境”篇幅太长，应予精简。起源与孕育主要是国内因素，但也应充分关注国外因素尤其是从日本传入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启发，要侧重于“文化民国”的启蒙：说清（a）过去的专制是如何打破的？新闻业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b）过去的自然农业经济是如何改变的，报刊宣传的洋务运动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c）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如何出现的，新闻媒介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起了什么作用？建议把第二节改为“孕育民国新闻业的文化环境”。“孕育”的动因应回归本体，阐明“新闻”的功能，价值在于满足社会需要。
（2）第二章“民国新闻业的起源与孕育”内容比较单薄。建议第二、三章合为一章。现有第三章“民国新闻业的萌芽和发展”的结构与第一、第二、第四章的结构不一致，写成了“人物与媒介”的罗列，建议调整第三章结构，以和其他章结构相一致。加强办报主体、办报内容、办班特点和影响等内容。侧重于从内容、形式、手段、特点等方面进行归纳性叙述。说清“谁在发展”，“谁给新闻业发展以机遇”。总的背景是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宣传”，也要关注“晚清新闻业的发展分化”，关注当时“民营报刊的反清新闻宣传”。概述较多，总结不足。
（3）第四章的“结语”应增加民国新闻业社会功能的表述：如政权建设的号角、西风东渐的结果，以夷为师的体现。说清媒介在重构新的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功能。新闻媒介成为政治家实现目标的“工具”，所以才“孕育”“培养”新闻媒介。第四章中地域概念模糊交叉。第二节“留日学生的反清新闻宣传活动”，第三节“革命党人在海外反清活动”；“日本”应与“中国”相对，“海外”应与“海内”即“国内”相对。对应交叉，容易造成混乱，应予调整。
（4）建议全书前半部分调整为绪论“民国新闻业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第一章“民国新闻业的历史渊源（1893-1911）”、第二章“民国新闻业的诞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第三章“民国北京政府袁世凯时期的新闻业（1912-1916）”，后半部分由特约专题稿组成三章，即第四章“新闻通讯业”、“军事新闻业”和“外国在华新闻业”，第五章“图像新闻业”和“少数民族新闻业”，第六章“新闻业经营”和“新闻管理体制”，最后为“本书结语”。
2.对《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的修改意见
（1）根据《中华民国新闻史》每卷字数控制在36-40万的决议精神，由本卷主编负责的导论和第一、二、三章的篇幅应有较大幅度的充实和扩展，达到22-26万左右，后面4章特约专题稿约占14万左右。
（2）建议把现在的“导论”改为“第一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新闻业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和其他各卷相一致。
（3）建议把第五章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都市小报刊业”内容调到第三章“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民营新闻报刊业”成为这一章的第四节；
（4）建议把第四章的“军事新闻业”调到第五章，成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军事新闻业和外国在华新闻业”。
3.《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的修改意见
（1）根据《中华民国新闻史》每卷字数控制在36-40万的决议精神，由本卷主编负责的导论和第一、二、三章的篇幅应有较大幅度的充实和扩展，达到22-26万左右，后面4章特约专题稿约占14万左右。
（2）建议把“导论”改为“第一章：民国南京政府前期新闻业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和全书其他各卷相一致。
（3）建议调整第三章“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民营新闻报刊业”内容。建议按照“沪浙地区”、“京津地区”、“苏皖地区”及其他地区等设“节”叙述“民营新闻报刊业”，每节内容应包含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报刊”和“都市小报”。
（4）为避免和本卷后半部分的特约专题稿第七章第三节“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学研究”重复交叉，建议删掉第二章“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共产党新闻业”第五节“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便和第一章“民国南京政府前的国民党新闻业”和第三章“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民营新闻业”相一致。
（5）章节标题需进一步斟酌。如“导论”第二节“二、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中的“南京民国政府”应统一使用“民国南京政府”；第三节“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扩散”建议改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第四节“日本侵华对民国南京政府前期新闻业的影响”建议改为“日本侵华与国内民族矛盾上升对新闻业的影响”；建议第二章标题改为“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共产党新闻业”，以便和“国民党新闻业相对应”；第一节“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新闻报业”改为“国统区的共产党地下新闻报刊业”；第二节“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新闻报业”改为“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新闻报刊业”；第三节“长征后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报业”改为“长征开始后的共产党新闻报刊业”。
4.对《中华民国新闻史》第5卷的修改意见
（1）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建议把章节标题及行文中的“民国南京政府末期”改为“民国南京政府后期”。以“学者”而非“胜利者”视角研究本时期新闻史。
（2）建议把“导论”改为第一章。在第一章前另写“绪论”，增加“新闻自身”发展的需求促进新闻业发展的叙述，阐述在什么背景下用什么方法，依什么路径，研究什么对象，研究出了什么。
（3）第三章“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共产党新闻报业”第二节“三、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报刊”提法不妥，因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具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建议把这部分内容移入第四章第四节“走向民主的民营新闻报刊业”。第三节“适度保留发展民营新闻报业”作为“共产党的新闻报业”也似乎不妥，建议移入本章第四节“二、民主新闻业框架的基本形成”中叙述。
（4）建议对部分章节标题进一步斟酌。如第二章第三节“二、国共内战结束与国民党新闻报业大举迁台”中的“大举”可斟酌；第三章第四节“国统区和解放区新闻业的胜利会师”中的“胜利”似可略；第四章第四节“二、《大公报》在与《新华日报》几次论战后最终转向”似可简略些，等等。
（5）建议对第四章“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民营新闻报业”的内容结构进行整合，按照“复兴”、“挫折”和“抉择”的路径构建内容结构；在适当地方增加本阶段特色的国共以外“政党报刊”的内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
秘 书 处 （根据记录整理）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会议决议
“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项目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
修改意见的决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廷俊教授主持下，于2017年8月11日上午开始先后初次审读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中的“军事新闻业”“图像新闻业”分册和第二次审读《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中的“新闻广播业”“少数民族新闻业”“新闻教育”“新闻通讯业”“新闻学术研究”“新闻管理体制”“新闻业经营”和“中外新闻交流”，就“丛书”分册的修改完善达成重要共识。决议如下：
一、《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书稿的整体性要求
（1）撰稿者应科学处理好坚持学术性与坚守政治底线的辩证关系，既要坚持学术，更要坚守底线。不能把坚持学术和坚守底线对立起来。尽管《民国新闻史专题研究丛书》各分册是文责自负，但仍然要坚守底线。不能因个别分册的个别地方或个别字句影响全书，进而影响项目的正常结项。
（2）《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在内容上都不能出现“硬伤”，引用的史料最好是原始的即第一手的，尽量少用二手资料。引用第一手资料也必须正确完整，不能断章取义。
（3）《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是学术性著作，且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应以学术专著的规范语言进行叙述，不能说成“大白话”，语言要精炼。
（4）必须尽可能地有所创新。要突出“民国新闻史”，要在“民国框架”下写“民国新闻史”，不能写成“1912-1949”中国近代新闻史。在史观、评价上要力求视角、观点上的新意。
（5）按照《投标书》的承诺，本项目研究工作计划于2018年12月底左右如期申请结项，《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撰稿人会后要根据统一安排，抓紧文稿修改完善，保证负责的分册按照统一的计划推进。
二、初次审读《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时》有关分册的修改意见
1.关于《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分册的修改意见。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刘亚教授就《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撰稿有关情况的说明，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同意该分册在原定内容框架中增加“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军事新闻活动”一章，以在内容上完整叙述“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并和书名的内涵外延相一致；
（2）建议第一章标题改为“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发展的基础”，而不突出“晚清军事报刊”；第二章标题改为“北洋军阀的军事新闻活动”，以涵盖这一章第四节的有关内容。
（3）鉴于分册主要是介绍由军事单位或军人的新闻传播活动及其新闻传播活动所凭借的新闻媒介，建议在分册适当地方对“军事新闻业”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分册书名仍用《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以和“新闻广播业”、“新闻通讯业”、“少数民族新闻业”及“图像新闻业”相一致。
（4）本分册书名以《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各章节标题可根据章节具体内容分别称之为“军事新闻报刊”、“军事新闻广播”、“军事新闻通讯业”及“军事新闻纪录电影”等，不一定每章节都称为“军事新闻业”。
（5）第三章“国民党的军事新闻业”的章节内容建议作如下调整：第一节为“国民党军事新闻业的背景”，第二节改为“国民党军事新闻业的结构”，分别叙述“军事报刊”、“军事广播”、“军事通讯社”、“军事新闻电影”，第三节改为“国民党军事新闻业的主要特点”，关于“国民党政治工作体制”内容可在本章第一节加一个“点”予以叙述。
（6）关于书稿中对国民党军队的历史性称谓“国民革命军”的使用问题。章节标题使用“国民党的军事新闻报刊（广播、记录电影）业”，在内容中介绍具体报刊（通讯社、广播）的创办单位或主编（负责人）时，可使用这些单位或人物当时所属单位的称谓如“国民革命军第十二集团军第118师235团”和具体任职如“政训处主任（少校参谋）”等。具体称谓建议参考“马工程”有关专著。
2.关于《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分册的修改意见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韩丛耀教授就《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撰稿有关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建议注意章与章间的相对平衡和各章体例统一。建议增加著名大报的图像新闻，“外国在华图像新闻”，著名摄影家和漫画家介绍，图像新闻技术发展与图像新闻传播艺术性与时代进步等相关内容。
（2）“新闻电影”是指以记载和报道新闻事件为主要功能的电影。分册的论述主体是“新闻电影”即“纪录新闻的电影”或称之为“新闻纪录影片”，不涉及故事片。第四章第一节“1937-1945年的新闻电影”应侧重于新闻电影的摄影主体、过程、主要特点及社会影响，不必介绍电影的具体内容。
（3）各“个案”叙述结构注意内容次序的相对统一。第一章第三节“《民呼日报》的图像新闻报道”从新闻特色、总体特征和报道题材三方面展开，第二章《世界画报》是从研究综述、新闻统计分析、新闻特征分析、新闻内容分析三方面展开；第三章《时代画报》和第四章《晋察冀画报》从出版发行概况、新闻生产场域、新闻构成场域、新闻传播场域等方面展开；第五章《华北画报》又是从研究综述、新闻统计分析、新闻生产与传播场域、新闻构成场域等方面展开。
（4）建议考虑每章“个案”插在每章中间（第一章的个案“《民呼日报》的图像新闻报道”是第三节，第二章的“个案研究：《世界画报》”，第三章的“个案研究：《时代漫画》”是第四节；第四章的“个案研究：《晋察冀画报》”是第四节，第五章的“个案研究《华北画报》”是第四节。在每章“个案”之后还有一节，似乎有一点被插队后割断思路的感觉，是否可以考虑把每章的“个案研究”作为该章最后一节。
（5）本书重点是“图像新闻业”，建议把叙述重点集中在与“新闻”直接相关的“图像”上，紧扣“图像新闻”选材。从大量“图像”素材中把“新闻”内容抽出来叙述。电影只限于纪实性的新闻电影纪录片而不包括故事片，画刊只限于“新闻画刊”而不包括生活类画刊。摄影（照片）和漫画也以“新闻”为选择标准，非新闻的艺术人像和讽刺漫画等不属本书主题范围。
（6）第二章第五节“1916-1927年的图像新闻出版”以逐年罗列的方式介绍每一年创办的画刊，一是仅介绍“创办的画刊”与“图像新闻出版”不完全一致，二是以罗列方式“逐年”介绍缺少可读性和学术归纳。建议参照第三章第五节“1927-1937年的图像新闻出版”叙述范式，把这一阶段的有关内容按照主体（或内容主题）进行类别划分后叙述。可考虑把这一部分内容抽出作为附录。
（7）分册目前篇幅为29万多，尚有绪论、第四章第二节“1937-1945年的新闻摄影”和第三节“1937-1949年的新闻漫画”、结语及各章的“本章结语”篇幅未计。为保持整套丛书各分册篇幅的相对平衡，建议在修改中注意简练文字，使分册保持在25万以内（含图片所占篇幅）。
三、二次审读《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的修改意见
1.关于《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分册的修改意见。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艾红红教授就《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书稿修改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由于新闻广播业必须以新闻广播技术为支撑，建议在这一稿的基础上再适当增加广播功率、频率等基本资料；
（2）第二、三、四、五章的标题中都出现“抗战”一词，容易使人产生本书以“抗战”为框架构建内容体系的错觉，建议用“民国南京政府”的发展阶段作为各章内容的划分标准。具体如“民国南京政府前期”、“民国南京政府中期”和“民国南京政府后期”等；
（3）鉴于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章都采用“民国南京政府”的发展阶段作为民国时期新闻广播业发展历史的划分标准，第一章的标题是否也可改为“北洋政府时期新闻广播的初创”。
2.关于《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分册的修改意见。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秘书处倪延年受白润生教授委托就《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分册书稿修改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需要补全现有第四章“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和第五章“民国南京政府中后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的本章结语，以保持全书结构统一；
（2）关于《奋斗日报》（P128）。刘亚教授在《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分册（P58-60）中对《奋斗日报》有更为详细的叙述，可作进一步考证辨析。
（3）可能考虑压缩篇幅，这一稿去掉了上一稿中的插图，建议在维持总体篇幅在25万以内的前提下，适当选用人物或报刊插图，以丰富版面。
3.关于《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分册的修改意见。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李建新教授就《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在2016年8月项目组长沙会议后书稿修改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文稿中没有呈现当时关于“战时新闻学”教育（培训）的史料记载，建议不作为“新闻教育”叙述。“战时新闻学”去掉后，可把现第六章改为“民国时期的日伪新闻教育”，覆盖日本侵略军对战时新闻人员的培训、汪伪政府统治地区新闻教育及伪“满洲国”新闻教育等内容。“汪伪”改为“日伪”，以便涵盖所有汉奸政府。
（2）建议对章节标题中的“内外因”、“另类”等用词再作斟酌。标题一般以“叙述性”为基本立足点，尽量少用诸如“必然性”等评价式的标题。
（3）建议把第四章“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与壮大”分为两章，分别为“民国时期的民办新闻教育”和“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新闻教育”，一方面各章篇幅相对平衡，同时也和第五章“共产党在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相对应。
（4）建议把第三章第三节“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接受新闻教育”的内容并入第二节“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七章“民国时期的研究生培养与教育”因内容比较单薄建议分别纳入有关新闻院校叙述；第八章“对民国新闻教育的理析与思辨”改为“本书结语”。
4.关于《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分册的修改意见。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秘书处倪延年受万京华研究员委托就《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分册书稿修改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根据《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整体设计，尚有分册的“导论”、“结语”及本章结语需要完成。
（2）第四章第一节“民国初年的民营新闻通讯社”，建议改成“，民国初年新闻通讯社发展的背景及第一个高潮”，以涵盖这一节的有关内容如“空前的报刊出版高潮给新闻通讯事业起步提供了市场”。
（3）第四章第三节“三、总体发展良莠不齐”系评价式内容，与该章的叙述主题不相一致，建议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全书结语”中叙述。
（4）建议对“点”的标题予以进一步凝练。如第五章第一节“三、通讯垄断的强化：从‘日满通讯网一元化’到‘新闻新体制’”，再如第六章第五节的“一、外国通讯社是中国新闻同行的启蒙者、领路人，为推动近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启蒙和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二、外国通讯社对中国新闻界来说又扮演者殖民者、干涉者角色，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充当了外国侵略势力、殖民统治的帮凶、爪牙”。
5.关于《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分册的修改意见。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徐新平和李秀云教授就《民国时期的新闻学研究》分册书稿修改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本书以学术史的思路确定研究路径。要体现中国新闻学、中国新闻学研究中不同党派同时存在于新闻学研究界，且不同党派新闻学研究的宗旨和成果结论完全相对立；先有术、后有学，相当长时间盛行“新闻无学论”等特点。鉴于“新闻学研究”可以涵盖“新闻理论研究”、“历史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实务研究”等侧面，本分册的名称仍为《民国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不采纳秘书处关于使用《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书名的建议。
（2）建议把第一章标题改为“清末民初的新闻学研究”，主要介绍民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人的“新闻学研究”和“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对新闻自由与法制的争论”。第三章第一节“一、党化宣传”的标题建议改为“党化宣传观”；又如第二章、第三章的节标题中都是“新闻学研究”或“新闻理论研究”，建议灵活、参差或交叉使用意义相近的词汇，以使章节标题显得更活泼些。
（3）建议加强对民国时期新闻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和代表性成果的介绍。进一步处理好主与次、新闻史与新闻学理论，作品与人物，本土与引进，史、论、技、法、评等方面的关系。对可能产生歧义的概念要在适当地方有说明性界定。
（4）建议对文中的某些提法进一步斟酌。如第四章第五节“日伪新闻人的新闻理论探讨”以及该节的“点”标题、第五章第三节“民营报人的新闻理论探讨”的“二、纸荒问题”等。
6.关于《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分册的修改意见。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高山冰副教授受方晓红教授委托就《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分册修改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建议对第三章第四节“关于北洋政府时期新闻立法及管理的思考”、第四章第四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统区新闻管理体制的实践效果”的“点”标题进一步予以凝练规整，尽量不要出现“长句”式的标题；
（2）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国的政府称谓采用比较中性的“民国北京政府”而不用“民国北洋政府”；蒋介石主导在南京的民国政府称为“民国南京政府”而不用“南京国民政府”，以和整体项目成果的相关称谓相统一；
（3）对第五章“民国时期红色新闻业的管理体制”采用写实性的“民国时期共产党新闻业的管理体制”；第六章“日本占领区新闻业的管理体制”改称为“日伪地区的新闻业管理体制”；
（4）建议增加“本书结语”，以阐述对“民国时期新闻业管理体制”的整体评价（规律、经验或得失等）。
7.关于《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分册的修改意见。
与会人员听取了秘书处倪延年同志受张立勤副教授委托就《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分册修改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分册的“节”标题紧扣“新闻业经营”主题，以体现本分册研究“民国时期新闻业经营”的基本特点，现在的“节”标题看不出“新闻业经营”的特点，如第一章的标题“民国时期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建议改为“民国时期新闻业经营发展的历史背景”，其他标题也建议进一步凝练规整。
（2）建议在现有“节”标题“民营报业”、“外国在华报业”、“通讯社及广播电台”、“中国国民党的报刊”、“中共成立前后的报刊”、“共产党的报刊”、“日伪报业”等名词后加上“的经营”，以区别于新闻史中有关内容标题。
（3）章节标题最好不使用标点符号。建议第一章第一节“一、政治空间：从‘立宪共和国’到‘弱势独裁政党’”改为“从‘立宪共和国’到‘弱势独裁政党’的政治环境”；“二、舆论控制：从法制乏力到‘党化新闻界’”改为“从法制乏力到‘党化新闻界’的舆论环境”；“三、租界：从有限自由的‘飞地’到虚弱的‘避难所’”改为“从有限自由‘飞地’到虚弱‘避难所’的租界现实存在”。
（4）第二章第二节“一、国民党的报刊”中的“（一）国民党对报刊的管理”叙述的“设置独立的宣传部门”、“津贴成为党报主要的经费来源”、“通过整肃出版物、发布宣传大纲和党报条例，指导和规范党报的宣传工作”以及“很重视党报宣传人才的培养”等内容，除“津贴”这点与国民党报刊的“经营”有直接关系外，其他几点与“新闻业经营”的关系都不密切和直接，建议从“新闻业经营”的角度阐述。
8.关于《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分册的修改意见。
与会人员听取了倪延年教授就《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分册修改情况的说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绪论”部分太拖沓。第一节关于“新闻”、“交流”、“新闻交流”和“中外新闻交流”的概念的界定似乎多余，低估了专业读者的水平。建议把第一节去掉，以节省篇幅。
（2）第一章“民国时期前的中外新闻交流溯源”的篇幅太大，应进行较大的压缩。建议进行压缩后成为“绪论”的内容。“绪论”包括概念界定的第一节“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第二节“民国时期前的中外新闻交流溯源”。
（3）建议把第三章第四节“民国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闻教育交流”中的“一、在国外新闻教育理念影响下的中国新闻教育”的标题改为“西方新闻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
（4）建议对一些章节标题进一步凝练。如第五章第一节中的“一、中国新闻界的创办对外交流新闻媒介活动”和“二、外国新闻界的创办对华交流新闻媒介活动”中的“的”可以省略；第四节标题“敌伪势力与新闻交流有关的活动”中的“敌伪势力”改为“日伪势力”等等。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
秘 书 处 （根据记录整理）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前期研究成果通报
王灿（执笔）：《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三卷第四章
第三节 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图像新闻业
（特约专题稿）
（1927年～1937年）
【编者按】根据项目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项目组第四次会议决议，本项目特约研究专题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是撰写纳入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的特约专题稿。为便于项目组同行撰写特约专题稿学习交流，现将南京大学韩丛耀教授团队承担的特约研究专题“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特约专题稿（之三）《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图像新闻业》（17900字左右）先行在本期《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上刊载，以飨同仁。
这一时期中国的画刊出版业空前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创办了500余种画刊。由于画报在识字较少的人民群众中具有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在启蒙心智、推介新知、报道时事、改变思想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共产党、国民党都把它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在国统区，国民政府十分重视画刊的出版和传播，鼓励政府领导下的文化部门多创办一些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画报，以宣传舆论争取国民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地区，画刊出版也十分兴盛，印刷质量还略显粗糙的画报成为了宣传鼓舞群众的有效途径。
一、1927～1937年创办的画刊
这一时期中国的画刊出版业空前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创办了500余种画刊，但目前收集到刊名确定的只有240多种。由于画报在识字较少的人民群众中具有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在启蒙心智、推介新知、报道时事、改变思想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共产党、国民党都把它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在国统区，国民政府十分重视画刊的出版和传播，鼓励政府领导下的文化部门多创办一些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画报，以宣传舆论争取国民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地区，画刊出版也十分兴盛，印刷质量还略显粗糙的画报成为了宣传鼓舞群众的有效途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文华》、《时代画报》等。
《文华》，1929年8月创刊，上海好友艺术社出版，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印刷发行，8开本，每期50页，月刊，间有脱期。至1935年4月出1至54期，在54期中宣称自本期起革新，继续出版。绘画编辑梁鼎铭、梁雪清，文艺编辑赵苕狂，摄影编辑黄梅生。
该刊称：“要之本社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本宣扬艺术之宗旨，务使本报大众化、普遍化、崇尚化。尚希各界同好予以有力之赞助，本社同人有厚望焉。”“本社之目的，在联合全国文艺家、美术家、摄影家为一战线，而齐向艺术之途进展。欢迎同志入社。兹将简章列下，幸垂察焉：一、凡绘西洋画国粹画、摄影、文艺、小说等具有一技一长，及能够表达名人作品者，即得为本社社员……”。
创刊号封面为美女画，第一页刊孙中山像及遗嘱，次页为本期目录，并刊出三编者头像。美术摄影及现代绘画共15幅，皆出自当时名家之手。还有下列栏目：《济南换防》，刊日本侵略军于1928年5月3日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并盘踞济南一年之后撤出时照片9张；《海外珍闻》，刊新加坡海岸及博物馆照片3张；《国内珍闻》，刊时事照片7张；《马六甲筹赈游艺》，刊照片4张；《华侨消息》，刊出照片为胡汉民招待华侨代表后合影和马六甲侨胞悼念北伐阵亡将士、华侨巨商之子之婚礼共3张；《小剧场》，介绍革命艺术家梁又铭，刊出此人之肖像与传略，此人北伐时任职黄埔，随兄梁鼎铭担任画报编辑及总政治部艺术宣传委员(郭沫若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党部农民画报编辑等职，并为京中《图画京报》作讽刺画；《体育消息》，刊出四大学学生运动员合影照片5张；《艺术界》，刊出现代绘画8张，其中1张为外国名画；《女子的作品》，刊出女画家作品6幅。还有《小朋友》(儿童照5张)、《旁观的心理》(介绍张光宇夫妇)、《妇女目》(刊女画家，交际花5人照片)等三个栏目，各占一版或二版；《航空》(沪蓉通航)、《海军》两个栏目，共刊6张照片；《西贡游记》，刊出照片4张，并刊文字游记；《小舞台》，刊讽刺画6张；《本社社员之一部分》，刊出好友社社员23人之照片，戈公振、陆小曼皆榜上有名有照片，另有图画，文艺特约选述72人名单；《电影界》刊中外女演员照片3张，并有文字介绍。44至50页刊文艺及后记，刊行征求社员的文章，还“征求外埠特约编辑员”，目的为搜集海外名作及精品。此刊这些做法都是为扩大资源。特约撰稿人屠哲隐，还在此刊登征求劳工照片的启示：“鄙人现征求关于国内外工业及农业之劳工照片，来件请于每张背后注明何地何种照片，寄南京×××屠哲隐收。仅以鄙人之风光艺术作品，相当名酬，即资交换，复谢厚谊，此启。”屠哲隐为当时有名的摄影家，《文华》曾为他出过作品集，他为《文华》提供了不少照片。
从创刊号所刊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妇幼等封面的图文来看，这一画报办得极有声有色。以后每期内容，各有侧重，日寇侵占东北、一?二八进攻上海、进犯热河，此刊都刊载了大量照片，并出了专集，揭露暴日之罪行。其中有些照片是该报特派摄影记者拍摄的。
《时代画报》，1929年10月10日创刊，初为半月刊，1936年改为月刊，由张光宇、邵洵美、叶浅予合组的时代图书公司的时代画报杂志社出版，上海中国美术刊行社总发行。张光宇、叶浅予、叶灵风、梁得所等先后任编辑主任。1937年冬终刊，共出版118期。第4期与《上海漫画》合并，简称《时代》，由月刊改为半月刊；2卷7期改名《时代》图画半月刊；1936年梁得所接编后，由半月刊改为月刊。
发刊词《时代的使命》一文中写道：“宇宙的世轮，循着他铁一样的定律，一刻不停地转变，昨日骄视一切的花儿，今天已被人篡夺了王位……为了弥补这莫大的缺陷，我们才创设了这时代画报……”在《寄给读者的话》中说：“本报虽然特约不少摄影家和文艺家，供给着最新颖的材料，但是一方面也很欢迎读者们来帮助着。”又说：“本报注重的图画稿，是含有艺术性与疗养性的照片，及一切富于意趣的绘画。”
该画报刊载时事照片很多。国内时事照片，每期都有刊出。陶行知的乡村教育、鲁迅先生逝世、萧伯纳来华、冯玉祥被迫下野在泰山读书等等都有报道。文教、体育、妇女儿童的照片也很多。各个摄影艺术团体，如华社、黑白社历届影展作品和著名摄影家的摄影艺术作品也常刊载。为画报提供时事新闻和各种内容照片的有通讯社、新闻摄影社、电影场等十余家，个人提供照片的有王小亭、沈逸千、伍千里，郑用之、倪焕章、黄仲长、金石声等。戈公振则寄回很多国际时事照片，有不少是介绍苏联的。叶浅予的滑稽画《王先生》，从1卷4期起连载，每期刊一组，每组八九幅，至1935年4月，共刊出77组，后单出了《王先生》专集3册。
此刊编者变动频繁，最初为张光宇、叶灵凤、第2期就增加张振宇、叶浅予、以后常有增减，多达7人，少则2人，出至8卷，编辑只剩张大任一人。时代图画公司原为张光宇、邵洵美、叶浅予等合组，年来因国内经济衰落，沪出版业大受打击，时代公司营业不振，亏累甚钜，出现了邵脱离、叶北游，使得时代的正常编辑与继续出版都难以维持，但还是苦心经营，支撑了近八年。1936年，梁得所接编后，重振旗鼓，《时代》又以新的面目出现，成了一个很受社会重视和读者欢迎的画报，但仅出了六期，就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了。这也是《时代》半月刊的一段艰难历程。
《天津商报图画周刊》。1930年7月6日创刊于天津，为《天津商报》附刊，曾改名“天津商报图画半周刊”、“天津商报画刊”、“天津商报每日画刊”。综合性画刊，8开4版，由天津商报馆出版发行，社址在法租界24号路。主旨是要规规矩矩为读者办一张画报，不给某人做宣传，不替哪一方面张目，不对某一件事吹捧、谩骂。主要内容有时事政治、社会新闻、美术摄影作品、名伶明星剧照、生活照、小说连载等。1937年7月停刊，出版至第23卷39期（每卷50期）。存1930年7月第1卷第1期至1937年7月第24卷第39期。
天津作为我国近代开放较早的城市之一，较早地体验到了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涌入的浪潮，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冲击。报刊作为宣传舆论的工具，在天津也得到了较早的发展，给天津新闻传播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庸报》、《大公报》、《益世报》与《天津商报》一起被列为上世纪20年代末天津“报界四强”。人们对前三者似乎耳熟能详，学者对天津近代报业的的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三张报纸，但对于出版时间长达9年之久的《天津商报》的研究几近空白，更遑论作为其副刊的图画周刊。
《图画周刊》，1930年5月创刊于上海，为《申报》的摄影附刊，戈公振编，周刊，上海申报馆出版。该刊为对开，逢星期日出版，随报附送，逢元旦及节日，即扩大为全张。内容除名画家的山水、人物之外，余为摄影作品，主要是“时事照片”和“学艺照片”。
该刊的出版主要归功于戈公振，当时在《申报》工作的戈公振在建议创办《申报》画报的意见书中说：“近世各国大报，未有不重视图画者，英国报纸每日有图画一大页。美国报纸每星期日有印刷甚精之图画增刊，日本且从电报或飞机传递照片，本报为中国唯一大报，似不能只付缺如。图画为新闻之真实者，不待思考研究，能直接印入脑筋，而引起其爱美之感，且无老幼，无中外，均能一目了然，无文字深浅，程度高下之障碍。故本报欲使销路增加不为功——本报尚有图画增刊，不仅增加声价，推广销路而已，且将为国家光荣有进一步之努力焉。”《申报》的史量才与中国照版公司订立合同，《图画周刊》由该公司用影写版印刷，图片质量较好，清晰美观。当时中国报刊印插图多用铜版，影写版印刷首次试用于《东方杂志》的插图，报纸摄影附刊采用影写版，申报《图画周刊》是第一家。
《图画周刊》刊登的新闻性比较强的照片有《梅兰芳赴苏俄演剧》、《赛金花六十时寓居北京小巷中》、《苏联版画展览》、《最近由港来沪之革命耆宿尤烈》、《史量才被刺在沪殡仪及遇害初》、《上海文化协会欢迎离国十年之郭沫若及救国会七君子》、《北平学生之救国运动》、《日人在绥之特殊机关松田公馆》等，都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或参考价值。邹韬奋评论说，戈公振先生主编的申报《星期画报》，是“目前我国各日报中星期画报最为精彩的”画报。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申报《图画周刊》停刊，时已出至81期。1934年3月15日复刊，更名《图画特刊》，对开半张，每周发行两次，星期一、四出版。1936年1月15日，《图画特刊》又改为每周发行一次。戈公振约编了200期左右，1935年10月他去世后由摄影家胡伯洲任画刊编辑工作，直至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时特刊，共出版265期。存第1期至第262期。
《中华》，为时事图画杂志（The China Pictorial），于1930年7月在上海创刊，文字主编周瘦鹃和严独鹤、美术主编胡伯翔与郎静山，第4期起，总编辑为胡伯洲，助理编辑为周志静、许和。上海中华杂志社出版，上海新中华图书公司负责总发行。杂志社社址位于上海海宁路北四川路口825号。该画刊为综合性刊物，规格为8开本，每期载有46页左右的内容，采用影写版印刷。画报约于1941年8月停刊，共出刊104期 。《中华》图画杂志主要登载中外时事新闻、科学发明、名人近影、博物美术、各地名胜、妇女儿童、电影戏剧、社会生活、漫画小品等丰富多彩的内容。该刊与《良友》画报一样，是三十年代都市风采画报的代表，只是其刊行时间较短，影响力不如《良友》，但在格调品位上远胜当时刊行的其他画报。
创刊号上，严独鹤写了这样的开场白：“为什么今天的新闻纸上，关于重要的新闻，不能同时将照片刊出，为什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各种标语而外，不能多多地张贴图画，为什么一般阅读者，对于图画刊物欢迎的态度有时还在文之上。这便是事实告诉我的，图画的效用，十分真切，也十分地伟大。同人所以创刊中华图画杂志。也是认定图画有真切和伟大的效用。想将文艺界的“真”、“善”、“美”三点，借图画之力尽量贡献于阅者。”
《中华画报》，1931年3月创刊于天津，周刊，后改为半周刊、二日刊。中华画报社刊行，8开本4版，道林纸印刷。存1931年3月第1卷第1期至1933年9月第3卷第346期。文化艺术画刊。以表现时代精神、介绍艺术结晶、暴露社会内幕、暗示人生片段为宗旨，主要刊载艺术品介绍、文史知识、书画作品、摄影作品、明星伶人照片、小说连载等内容。1932年1月22日之前为独立画报，此后则附属《中华新闻画报》合并发行。
谏果、梦人写的《向读者致词》（即发刊词，刊于创刊号上）中说 ：“我们的使命是：（一）表现时代精神，（二）介绍艺术结晶，（三）暴露社会内幕，（四）暗示人生片段。”然后它公开征求的则是名媛近影、时事照片、没事摄影、古今书画、讽时漫画、历史照片、学校写真、男女名伶造像等方面的照片和绘画作品，在刊行的350期中，所刊内容都不出此范围，只是在后期刊出的电影介绍较多，没有反映时代精神，也没有暴露社会内幕。
《上海战事》，上海战事即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中国19路军奋起抵抗的战争。良友新闻摄影社、申报新闻摄影社、联华影片公司、时报摄影部、随营作战之学生义勇军等等单位拍摄了数万张照片，选编成画刊三集。第一集有暴日挑衅、我军拒敌、上海商务印书馆及上海北火车站被炸毁等二十个栏目。刊出《惨无人道》照片5张，《死里逃生》的照片7张，还编入了宋庆龄到前线视察和与19路军军长合影。第二集有十六个栏目。第三集有二十个栏目，还录蔡廷锴写的抗日诗一首。每集之后，有《上海中日战争纪详》的长文（从1932年1月18日起至4月25日止），揭露了日寇的暴行和对中国的侵略。
《北晨画刊》。1934年5月创刊于北平，前身为《北晨画报》，北晨报社编，1937年4月终刊，这两份画报都是4开4版报，两者出版时间相隔不远，办报风格相近，纸型也相近，都类似今天的胶版纸。印刷精美，所刊的文字、照片至今仍然非常清晰，虽然字比较小，但读者看起来并不困难，栏目也辟有“摄影”、“杂谈”、“漫画”等，版面比较活泼，图文并茂。
此刊1934年5月19日至8月8日出第一卷1至13期，金石书画及评文占版面的一半有奇。8月18日至11月10日出第二卷1至13期，摄影所占版面逐期增多，每期刊照片十几张乃至二十多张，金石书画则仅占版面的三分之一。金石多为珍品，书画多为古今名作。摄影则有：一、时事，包括国内、国外时事新闻、中外文化交流，体育活动，学生生活等；二、艺术摄影及写真，有时也称艺术写真或摄影艺术或艺术摄影，虽不是每期都刊，但每卷总要刊出名家作品二三十幅，如张印泉、赵澄、郑景康的作品；三，风光摄影，凡国内名山、大河、古迹和外国的名胜，每期刊摄影图片八九张、乃至十多张，编者加以文字渲染，美景胜迹、引入入胜。其次，此刊也刊雕塑和漫画，不过数量不多。
《上海漫画》，英文名SHANGHAI SKETCH，1936年5月10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在上海创刊，上海漫画社编辑，主编为张光宇，其他编辑大部分是来自于上海漫画会的成员。16开，每期40页（包括封面、封底），上海独立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图书杂事公司总代售，内容以刊载漫画作品为主。该画刊前后共计出版了13个期次，终刊时间为1937年6月30日。
《上海画报》在内容刊载形式上承袭了上海漫画社成员所创办、出版的刊物，诸如《上海漫画》（1928年版）、《时代漫画》和《独立漫画》等。每期刊载大量漫画家的作品，无论是当时已声名显赫的叶浅予、张乐平和黄尧，还是初出茅庐或小有名气的漫画家汪子美、胡考和许若明等人，他们的作品在《上海漫画》中皆有一席之地。《上海漫画》出版社位于上海福州路三百八十号。
二、1927～1937年的新闻照片
在这一时期，摄影在中国的新闻传播业中的角色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媒介功能日臻完善，摄影在传播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影响力与时俱进，这10余年时间可谓中国新闻摄影从起步到发展，从幼稚到成熟的重要历史期，假如没有日本侵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对摄影的媒介价值的异化，那么摄影在中国的情景，完全可以理解为这一历史期状态的延续和提升，而不会成为其他的形态和结果。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素来重视照片及图画使用的《东方杂志》除编印了临时增刊外，还在二十二卷13期，系统地分栏刊登了反映“五卅”事件全过程的新闻照片45幅。与《申报》和《东方杂志》重视新闻摄影照片力量一致。中共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后，次年即创办了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也曾两次集中利用新闻照片进行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分别对“五卅”惨案和 “万县惨案”。6月6日出版的第117期刊出两幅曝露日、英帝国主义令人发指暴行的摄影图片——《被日人杀死之顾正红》和《南京路屠杀中之牺牲者》，烈士牺牲的惨烈场面，激发了读者更为强烈的爱国热情。1926年，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宣传报告》中，即强调了图画（包括绘画与照相）至于政党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人不识文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中只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党的文字宣传，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1926年张太雷在主编中共广东区委员会机关刊物《人民周刊》时，也十分重视新闻图像，该刊1927年出版的第44期，把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耀武扬威的军舰，铁甲车、炮兵、步兵、骑兵活动的照片，加以编辑整理，从中选出七幅在《帝国土义准备屠杀上海工人市民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真相》统一标题下发表出来，组成横跨两页的照片专栏；同时还用摄影图片的形式反映国际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的声援。
需求促进了新事物与新人的诞生。这一时期，一个相对专业的摄影记者群体开始在报刊和通讯社得到培育、成长，过去报刊主要以采用照相馆摄影师提供的照片，“××照相馆摄影”的署名既为照相馆发布了广告，也为报社省去了培养专人采访的费用，那是一种无可选择的被动；报刊社自主采摄照片的能力加强后，新闻事件的摄影报道逐渐被报刊摄影记者所取代，王小亭、方大曾等一批在中国摄影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的摄影记者，也正是在此时初见锋芒。
风格的形成，既体现了摄影在发展早期的自身规律，更包含了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对摄影的理解与滋养。这是摄影的纪实主义思想在中国被广泛种植并期待受到重视的时期，也是纪实摄影在参与社会改造与重建过程中，渐渐体现其无可替代的传播力的特殊时期；但同时，此时也正是摄影的价值观和社会功能，在中国出现分化的滥觞。周逖是当时活跃在上海的一名摄影记者，在1927年，他拍摄了上海五卅纪念日市民集会，上海租界戒严交通阻绝，跑马场民众举旗致哀，建筑中的五卅烈士公墓以及上海五九纪念大会，勿忘国耻，上海市民庆祝北伐胜利大会等一系列的新闻活动。长泽：1927年上海五卅纪念日市民集会。张建文是活跃在北平的一名新闻记者，他拍摄了1928年黎元洪出殡，1929年北平军队为总理铜像奠基建筑中山台，第四军团修筑迎柩大道；1930年的陕西灾区写真。黄河沿岸古式居屋，灾民居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棚中，中央慰劳团慰劳东北将士等事件。蒋汉澄镜头下的北平大水，街道被淹没，水势汹涌；北平的清洁运动中，学生们举着扫帚参与活动；1929年3月，北平举行总理铜像奠基典礼，林森发表演说，数千民众参加了典礼活动；他还记录了1933年动乱之中的平津：日军侵略平津，市民惶惶不可终日，车站挤满了离京逃难的民众，车厢中挤满了逃难的妇孺老幼，几无立足之处，北平街头布满工事，随时应对日军侵犯，天津南市区大街上商业清冷，满目荒凉；津南、海下一带，难民们乘船逃至津埠，内河停泊船只不下六七十艘；天津南市街口筑起沙袋工事预备防卫。他拍摄的另一下照片显示，1933年，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华北战局严重，特亲自北上视察。
从1931年开始，日本取代西方，成为对中国摄影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这既出于国家危亡的特殊境遇下影像战中知彼以“制彼”的主观需要，又是“以夷制夷”的战略战术过程中，不自觉的效仿和学习而成的结果。民族尊严，或者说学术的、艺术的尊严，被放到了迫切的家国生存之后。在被动中，中国摄影开始仓促上阵，被迫从慢慢改变自我开始，介入于两国间的影像战争。
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上海画报》刊发了南京中华社拍摄的两张照片，其一为日使重光葵迟进入国府向蒋介石呈交国书，礼兵乐队吹奏迎接的情景；其二为重光公使觐见蒋主席时的仪式。这一版面中还有一幅辽宁举行国术比赛的决赛的场景。9月18日发表，而事实肯定在此之前发生，画报对时事新闻的报道存在着必然的时间差，而今看来却颇不是滋味。1931年9月27日的《上海画报》开始大量刊载反日报道，其中有被日寇拘禁之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之近影，他手持礼帽，肃然站立；暴日侵略沈阳时首先占领的东北无线电台，照片中是电台的大门和主体建筑。9月24日又刊发“中日绝交”的新闻，但照片只有美国飞行家林白大佐夫妇抵京以及他们的飞机在南京玄武湖降落的情景。1931年9月30日的版面上抗战新闻照片激增，三幅采自美联社的照片显示“暴日在沈阳城外向华人射击”和“暴日占据沈阳兵工厂之后”大门外的情景，以及全副武装的日军推着大炮行进在沈阳的商埠间，“暴日铁蹄下的沈阳北陵”，沈阳文渊阁被日军捆载而去的四库全书目录及样张，上海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游行，密集的人群行进在街头，标语密布，口号如犹在耳；除了上海，无锡数百上千市民的抗日救亡大游行照片，反映了抗日救亡的全国性声势。
随着战事趋紧，媒体上的摄影新闻报道，越来越接近事件热点。良友画报在1931年第64期 以《黑龙江失陷》为题，表述此乃“党国奇耻”，照片显示：黑龙江省党部门前的国旗被撤下，换上了日本旗；齐齐哈尔街头骑着马趾高气扬的日军军队。由黄英拍摄的《国事纪要》专栏中，主要为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其中除了蒋介石正在作报告的会场和国民政府大楼外景，此版另有五幅照片均为民众在国府门口游行示威向政府请愿的照片，数十万学生聚集在国民政府门口高呼口号，警钟社在国府门口日夜不息地敲击警钟。到了1932年，第70期良友在《因九?一八事件而起之种种事端》中，刊载了两幅飞机在长城为上空飞翔的照片，文字表述：日本军机在热河边界侦查，另一幅为日军在榆关外实施陆空军演习。长城在这两幅照片中一以纵向透视，残破犹在，一以横向蜿蜒呈现，依然博大辽远，而盘旋之上的战机，将战争的紧迫感徒然凸显。这两幅由东北新闻影片社拍摄的照片，将长城这一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建筑，显现在敌机的威胁下，国难危亡之含义，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在《国内所见》栏，四个整版的内容包含了：我军镇守山海关、蒋介石由庐山到达武汉、上海男女童军大检阅等战况讯息，而沪杭公路在闵行举行通车典礼、抵制日货不如提倡国货运动、上海各界在清凉寺举行土布展览会等照片，显示了国难深重时期媒体提振民心的渴望。1933年，《日军大炮威胁下的山海关》等照片出现在报纸画刊中。“天下第一关”的匾额在关隘门楼上残存，浓雾弥漫中，编辑者将一幅可怕的骷颅图像悬于照片中的城门左侧，森森然，喻示着死亡和恐怖。而《榆关的失陷》，显示残破的关隘，失落的山河；蒋汉澄和东北社拍摄的这10幅照片，阅之令人痛惜。从山海关远望长城，关外已经是烟雾弥漫。良友杂志的编辑者慨叹：“东三省失地未收，此地亦已沦入敌人之手。同胞睹此，作何感想？”《悲壮的前线》整页7幅图片，显示中国士兵正在用高射炮射击，在战壕中作战，这是榆关失守后退守石河的战斗。
对于战争前线照片的重视以及大量的刊布，显示了中国新闻传媒业对于真实报道战事新闻的重视，以及对于战事舆论的正确把握。但战争环境下，许多照片均来自于占据的控制者，然而，中国的新闻媒体界仍然想方设法获取了战场照片以利于自我的宣传。从《上海画报》1931年10月3日刊发的多幅标注来自美联社的照片看，这些照片与日军最早发布、后来出版的摄影集中的照片高度相似，其中一幅标注美联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两名日军在沈阳街头由空油桶垒置的掩体后面向中国人射击，另一幅照片是一些日军在占领的沈阳兵工厂大门口守卫，门口的墙上书写着“非日兵出入此门者射杀之”的手书。10月12日发表的一幅照片仍然是美联社发布的日军自己拍摄并大量传播的照片：日军在挂有“东北军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司令部”的木牌边，依墙射击。由此可以推定：日军当年的战事照片在国内迅速传播的同时，几乎以同步之速向国际予以传播，当然其文字表述肯定以显示其战争的正义之说，而中国新闻出版界正是从西方通讯社的“转播”中，以相距数日的时间差获得了同样的照片；此时，关于战争的同样的一张战事照片，在战争对立的双方，完全获得了截然相反的意义表述——日军的耀武扬威以及所为的赫赫战绩，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正好成为其侵略中国的无耻行径的事实罪证。
三、1927～1937年的新闻漫画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国民政府改变孙中山三民主义建国纲领、逐步推行独裁统治的重要时期。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一方面，国民党建立起了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基本结束了国家在政治方面的分裂状态，相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家虽然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发展的环境中，但战乱仍不时发生。北洋军阀的混战随着他们的灭亡结束了，而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又接踵而起，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此起彼伏未有宁日，另一方面，日本侵华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随时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救亡成为全民族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急迫课题。经过近30年的孕育积累和摸索准备，在时代感召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有力推动之下，中国漫画新闻终于赢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时期，“这个新高潮以刊物多、作者多、作品多、专集多这‘四多’为标志。” 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呈现出一派蝶舞蜂喧、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上海是中国漫画的发源地。1926年12月7日漫画会成立后，即开始筹备创办会刊《上海漫画》，以使漫画会的活动成果能得到一个物化和展示的阵地。1927年12月25日，《申报》曾经刊出《新刊上海漫画出版有期》的新闻，对其筹备情况进行披露道：
漫画会会员王敦庆、黄文农、叶浅予三君，集合文艺界同志，将发行一种画报，以五彩橡皮版精印，每三日出版一期，命名《上海漫画》，其宗旨在以文字及图画艺术主吹国内工业、美化现有社会、传导革命精神。逐期内容，有长期及短期滑稽活动画各一套，美的装束画讽刺画笑画等约二十余帧，文字方面，有社会杂评短篇小说及富有趣味之记载等。对于图画材料之筹备、文字风格之拣选，已达一年之久，故将来录登作品无不与寻常画报及其他三日刊有所迥异，闻该报准定于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虽然《上海漫画》并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准时问世，但漫画会的几位同人确实一直在紧张而忙碌地筹备着。《上海漫画》原本有一个孕育和诞生的曲折过程，先是由漫画会的智囊王敦庆提出设想，邀黄文农、叶浅予参加，三人组成编辑部，“在一家小旅馆租了一间房做临时编辑室，大家夜以继日忙了三天，第一期《上海漫画》编就。” 这所谓的“第一期《上海漫画》”就是1928年1月2日出版的《上海漫画》“创刊号” 。由于资金和编刊经验，社会效果不理想。叶浅予曾回忆说：“画报印出，我和王敦庆送到望平街，报贩子看到只半面有字有画，另半面空白，就皱起双眉，说这哪像一张报，没法上市。几经商量，仍遭拒绝，我们垂头丧气，只好把画报都拉到废品收购站当废纸卖掉。”他们的失败尝试，却引来了张光宇先生的注意，就由张光宇出面重新组织编辑部，资金由张光宇负责筹集，将漫画和当时风气正盛的摄影、小品文章熔于一炉，于是，1928年4月21日，《上海漫画》就脱骨换胎重新问世了。《上海漫画》，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每期用道林纸半张摺成八版，其中彩色石印四版，单色铜版摄影和铅印文字四版，漫画由张光宇、张振宇、叶浅予负责，摄影由郎静山等负责。漫画部分第一版是封面漫画，第四、五版是名家漫画，第八版是叶浅予的长篇连载连环漫画《王先生》，其他版面则灵活机动。新的《上海漫画》内容丰富，印刷精美，结果一炮打响，1930年6月7日出至第110期时，因并入《时代》画报而停刊。当时的《上海漫画》每期发行量达到3000多份，被誉为“在中国漫画史上树起了一个崭新的旗帜”， 正是由于他们集团式的奋斗，使中国漫画新闻进展到一个新的时代。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军事进攻，迅速改变了中国政治形势，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成为中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和普遍要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工人、学生纷纷举行罢工、罢课，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和示威游行，反对不抵抗政策。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工人、市民、学生更是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十九路军抵抗日本侵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妥协政策。各地人民还组织“抗日救国会”等民众团体，募捐支援抗日军队和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郑振铎等283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赞扬“一二?九”学生运动，坚决反对伪组织，要求抗日。紧接着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也正式成立，参加的有北平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的马叙伦等150余人著名人士，该会宣言表示完全赞成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所提出的一切主张。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全国各地救亡团体的纷纷成立，各种救亡刊物、读物也风起云涌地出现了，“估计全国各地不下千百种，单上海一地就有百余种。如《大众生活》、《永生》、《现世界》、《新学识》、《东北知识》、《生活知识》、《妇女生活》、《中国呼声》、《中国农村》、《世界知识》等等，都销售达几万甚至十几万份以上（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 漫画新闻也与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相向而行，“国难当头，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民众对国家命运的重视使表达个人观点和活跃思想的杂文与漫画受到普遍欢迎，漫画界人士纷纷以画代笔，用漫画来抒发情感。” 仅上海一地，就有不下20种漫画刊物出现，如《时代漫画》、《漫画生活》、《独立漫画》等，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中国漫画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鼎盛期。其间，以抗日救亡运动为主题的漫画新闻主题量多质精，引人注目。
例如《“九?一八”之曲线的发展》。这幅漫画新闻发表在1933年10月1日出版、由徐朗西主编的《朔望》半月刊第1卷第11期。这是一幅四格漫画，它通过四个画面分格来叙述对“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妥协、实行不抵抗主义所造成的过程和恶果。第一格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沈阳被日军占领，陷入弥漫的硝烟大火之中，面对危在旦夕的急迫形势，我们却“镇静”处置，与沈阳近在咫尺的北平仍笙歌燕舞，管弦阵阵，一片升平气象；第二格是1932年的“抗争”，抗争的结果是日军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多，国民党的所谓“抗争”如同撑起一把纸伞来抵挡真枪实弹，弱不禁风，这样的抗争只能是如同儿戏一般；第三格是1933年，中日交战双方因谈判取得“谅解”而举杯言欢庆祝，画面上的日本人将中华民国国旗踩在脚下，高兴得咧嘴大笑；第四格则是表现1934年中国的“前途”，画面上是一幅“廿三年新中国形势图”，地图上东北全部和华北一部已经尽墨，沦入敌手。这幅漫画新闻以概括的手法叙述了中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抵抗日本侵略过程中的“曲线的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迫使下，二十万东北军几乎未作抵抗就退出了沈阳城，令人愤懑；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变期间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专依国联的教训，在一面抵抗之际一面交涉，与日本进行谈判，希望在“不丧失国权“的情况下达成停战，并未真心下决心进行抵抗，以致功败垂成，最后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但中国保留行政权和警察权）作结。1933年，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军双方签定关于处理“九?一八”事变停战的《塘沽协定》。日酋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限时中国代表作允诺与否的答复，对中方代表提出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弃而不顾。中国代表最后被迫在日方提案上签字。该协定等于中国默认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合法，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以致协定签字后南京国民政府不敢公开。漫画新闻前三格的内容为历史事件的客观叙述，为“实”，第四格是对未来的预测，为“虚”。由于有前三格“实”的逐步铺垫，因此，第四格的“虚”仍然具有逻辑上的“实”的品格和力量。这幅四格漫画新闻如同一个电影短片，虚实相生，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日军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的行径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和嘲讽。
四、1927～1937年的新闻电影
20世纪 20年代先后有大小近 20家影片公司拍摄新闻纪录片，摄制有 100多部，除以上所述外，有些影片记录知名人士，如《孙传芳》、《卢香亭》、《吴佩孚》、《冯玉祥》、《张学良》等。有些记录重大事件，如《上海光复记》、《济南惨案》、《张作霖惨案》等等。还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艺术大队为冯玉祥拍摄的许多资料。
中国早期的新闻纪录电影尚属幼年时期，所拍摄影片多为短小的新闻片，为数不多的纪录片也多属新闻报道性的。还谈不到什么艺术表现的特色。只是有的影片在编辑过程中对材料有所选择，进行综合概括地加工处理，如黎民伟摄制的《海陆空军大战记》。另如徐碧波写说明的《五卅沪潮》中的字幕说明已不是就事论事，而能阐明其含义，使影片具有鲜明的思想。这都说明中国早期的新闻纪录电影，虽属新闻报道的范畴，但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都是逐步向前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其反映的内容，对这个阶段的重大军事、政治事件，从辛亥革命、五卅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有所记录。在 1924年后关于广州革命政府、五卅运动至北伐战争期间，围绕孙中山先生生前的革命活动及逝世后的哀荣摄制很多影片，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可说是中国新闻纪录片开始摄制后就有了第一个小小的高潮。新闻纪录电影发挥了它紧密结合现实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以反映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及抗击日寇侵略为内容，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被称之为“抗战电影”。全面抗战是自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算起，但可以远溯到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前后，抗战的新闻纪录电影就开始形成新的局面。其出现这样新的局面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而加强了对电影战线的领导，影响和团结爱国的电影工作者到现实生活中间去拍摄抗战电影。“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文化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于抗战电影的发展，倾注了满腔心血。
进入 20世纪 30年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与苏维埃运动日渐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革命也日益发展，革命的文艺运动也日渐高涨。1930年 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之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也于 1930年 8月在上海成立。1931年 9月通过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中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电影战线上的斗争纲领和方针。它提出“本联盟目前对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为使电影为革命斗争服务，需要开辟自己的阵地，“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电影制片厂并动员盟员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特别提出“工厂与农村的电影运动暂时为主观与客观条件所限制……只能够利用‘小型电影’摄取各地工厂与农村相异的状况，映出于各地的工厂与农村之间”。 这里提到的“小型电影”即是新闻片，可看出当时已认识到了新闻片在工厂与农村的作用。最早介入电影界的是阿英，1926年他就和周剑云等组织上海六合影片营业公司。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等在瞿秋白同志支持下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为之编写剧本。1933年春，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由夏衍、阿英、凌鹤、王尘无、司徒慧敏组成。“电影小组”一进入电影界，就使中国电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艺战线只是有思想影响的话，那么可以说到了左联时期就是要实行有组织的领导了。在电影战线上，除夏衍、阿英等参加明星公司外，也有一些左联、剧联的盟员参加电影工作，并团结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于 1933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争取更多的电影工作者参加进来，使电影工作中左翼力量加强，团结人、影响人并摄制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好影片。还成立影评小组评论影片，既促进创作，又影响观众，使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总纲领在电影战线上体现出来，此后对摄制抗日救国为内容的影片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提到“小型电影”，其实就是提出对新闻片的重视。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 1月 28日日军进攻上海，爆发了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慨，群众要求抗日，也要求看到电影公司摄制的以抗日为内容的影片。如电影观众向电影制片厂提出“猛醒救国”的劝告，当时《影戏生活》杂志收到过 600多封读者来信，要求影片公司摄制抗日影片。在群众抗日热情的推动下，在左翼电影工作者对电影界的影响以及左翼盟员的参加下，一些大电影厂开始摄制抗日的新闻纪录片。如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十九路军血战抗日 上海战地写真第一集》、《上海之战》（导演程步高、摄影周诗穆、董克毅）；联华影片公司（1929年由民新、大中华、百合等四个影片公司联合而成）拍摄有《暴日祸沪记》、《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摄影师黎英、黄绍芬等）；天一影片公司有《上海浩劫记》。其他还有一些小的公司也拍摄了一些抗日的影片：如惠民公司的《十九路军光荣史》、亚细亚公司的《上海抗敌血战史》、暨南公司的《淞沪血》、慧冲公司的《上海抗日血战史》、锡藩公司的《中国铁血军战史》等，及时报道了中国部队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情况。
《上海之战》是一部内容较丰富的影片。它记录了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在闸北一带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情况。影片展现了闸北地区遭日寇飞机轰炸，大火焚烧、房屋倒塌、遍地瓦砾的凄惨景象。同时表现了十九路军抗日将士在巷战中，逐屋战、逐点战，战士的壮烈英勇，以及年青神枪手猎射敌人的机智勇敢，影片还表现了两个英勇的指挥员翁旅长和吴营长，还记录了吴淞口外敌人舰船巡逻以及对吴淞炮台的轰击。影片详细介绍了上海广大群众对爱国抗日战士的慰问和支援，街头讲演、募捐、做棉衣、送慰问袋……爱国的电影工作者到战地及伤兵医院的慰问演出，参加的有田汉、金焰、聂耳、王人美、黎莉莉、吴永刚等人。当战争对峙月余后，日本侵略军于3月20日从浏河登陆，十九路军奉命撤退到昆山、南翔二道防线时，影片又表现十九路军将士防守战线、严阵以待的情景。影片还拍摄了一场争夺石桥的战斗。表现了敌我隔河作战，敌人先占石桥，我军反攻，左右夹击，占桥杀敌，取得一个小胜利。但到 5月底，政府与日军签订上海停战协定，淞沪抗战结束，影片表现了群众抗日热情更为高涨的情景。 拍摄这个影片的导演程步高是著名故事片导演。他也曾拍摄过一些新闻纪录片，如1924年拍摄了《吴佩孚》、《洛阳风景》等。摄影师周诗穆也是著名故事片摄影师，他拍摄过的新闻纪录片有《孙中山》（生前和死后）、《北伐完成记》、《总理奉安》等。摄影师董克毅也是著名故事片摄影师，后来他又拍摄过纪录片《海京伯大马戏》。为拍摄这部影片，摄制人员多次深入闸北战场，拍摄一些难得的现场材料。又在部队撤至二线后，补拍一场石桥争夺战，使影片实战的战斗气氛更为激烈。影片表现出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意志与决心，表现出中国人民支援军队、军民一条心，因此，影片极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后来，虽然中国和日本政府间签订停战协定，但人民群众的爱国、抗日热情却更为热烈、更为深沉。
五、1927～1937年的新闻摄影机构
在专业的摄影通讯社诞生之前，照相馆是报刊新闻照片的一个重要的采制机构和图片渠道。上海等大城市照相馆林立之外，全国各地由于拍摄需要的激增，各省区县（特别交通闭塞和商业文化极其落后的县除外）几乎都有照相馆开业。上海王开照相馆、天津鼎章照相馆、北平同生照相馆可谓最为著名。数以千计的照相馆不仅承接人像、生活照片，还为报纸、杂志、画报提供包括新闻照片在内的多种题材照片。数量众多的照相馆摄影师为报刊拍摄照片，虽然以赢利为目的，但是他们拍下的工运、学运和时事政治等方面的照片，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新闻摄影报道是个补充，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
远见卓识者提出观念并大胆实践，引发了相关的摄影组织与机构的顿生，摄影新闻的采制与发布、出版与传播，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为了满足报刊对摄影图片日益增长的需要，“五四”运动后，摄影通讯团体不断涌现。这些新闻摄影机构有官办的，有民办的，也有外国人创办的。最早的迹象始于由个人和民间组建的、以为报刊提供照片为主的通讯社的出现。通讯社是搜集和供应新闻稿件、图片和资料并将其提供给其他新闻媒体的专业新闻组织。它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出社会对新闻信息需求的增长，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对新闻信息的重视程度。1912年，中国报界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特别大会，提倡创办通讯社是当时最重要的提案之一。该提案称：“报馆记事，贵乎详、确、捷。今日吾国访员程度之卑劣，无可为译。报馆以探访之实付诸数辈，往往一事发生，报馆反为访员所利用，颠倒是非，无所不知。试问各报新闻，能否适合乎详、确、捷三字？吾恐同业诸君，亦不自以为满意，而虚耗访薪，弥其余事。同人等以为俱进会者，全国公共团体，急宜乘此时机，附设一通信机关，互相通信”。 在民国成立之初的两年时间里，全国出现了公民通讯社、民国第一通讯社、上海通讯社、湖北通讯社、湖南通讯社、北京通讯社等多家地方性的通讯社。通讯社的集中诞生，也是民国初期新闻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的又一表现。 而摄影通讯社的创办，起初应该是受到外国在华新闻机构的启示或示范；但国内日渐发育的新闻生态，也是促使其快速生长的必要条件。
早期的摄影通讯社，其实就是志同道合者采集摄影新闻并集中供给需要照片的报刊社的民间组织，专业标准的确定和采制与传输流程的规定，喻示着新闻摄影传播在专业上的起步。中央写真通信社成立于1919年底或1920年初，是有据可查、向报纸杂志提供新闻摄影作品的机构，也是中国最早向报纸供应照片的新闻摄影机构。其核心人物是就是后来活跃于二三十年代新闻摄影界、颇有成就的褚保衡，当时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所组织的中央写真通信社就是由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业余摄影团体，活动范围主要限于北京的学界。他们“每月平均送稿八次，每月取费十元，其材料颇合报纸之用” 。他们提供的新闻照片质量很高，颇受报界欢迎。它开创了专业摄影机构向报纸供应照片的先河，不仅丰富了报刊的内容，而且提高了报纸新闻照片的质量。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国土沦丧，民族危机加重，民众关心国是，关注时局演变，报纸、画报和时事性刊物都加强了摄影报道，一些摄影家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摄影向“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摄影转变，他们顺乎时代潮流纷纷组建摄影机构。20世纪30年代初期，摄影机构已达数十家之多，遍及全国各地。如东北新闻影片社、中国新影社、新闻摄影社、中国新闻摄影社、北洋新闻社、新声摄影社、焕章新闻社，民觉社、国际社、亚东摄影通讯社、华北新闻摄影社、长江摄影社、东北摄影社、中国摄影社、世界航空新闻社、西北新闻社、中外新闻社、远东社等。从摄影机构业务范围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摄取和提供新闻照片的通讯社，如中国摄影社；一类是既发文字新闻稿又发时事照片的新闻机构，如中外新闻社等。从地区分布来看，不仅在文化较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地建立了新闻通讯机构，一些中小城市如南昌、长沙、唐山及较落后的绥远、广西等地也组织了新闻图片社。
在众多的新闻摄影机构中，发稿较多、影响较大的是东北新闻影片社和国际新闻摄影社。东北新闻影片社成立较早，社址在沈阳，专门发布东北地区的所闻照片。北平《世界画报》、《北晨画刊》以及上海等地的报刊都采用过它的稿件，如《张学良就任东北航空司令后全体官佐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光景》、《华北学生徒步旅行团摄影一张》等，说明虽较空泛、拖沓，但都有一定的新闻性。国际新闻摄影社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属下的一个新闻机构，1933年10月成立于南京。该社系官方机构，消息灵通，拍摄了不少政界要人和各类时事照片。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国际社迁到武汉，1938年撤消，前后经营了五年，这在中国的新闻摄影机构中寿命已不算短了。除了独立的摄影通讯机构外，少数报纸也建立了自己的摄影组织，如申报新闻摄影社，时报摄影部，良友新闻摄影社，西京日报摄影部等。这些组织除了供给本报新闻照片外，还向全国报刊发稿。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