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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皮古书”的记忆与文学手稿学研究
如若追溯记忆的形式与载体，不同时期记忆的形式与载体是不断变化的，古老文字是记录在黏土、石头和蜂蜡上的，而用复用羊皮纸比喻人的大脑记忆，一位记忆研究者阿莱达?阿斯曼发现始于英国浪漫派作家托马斯?德昆西，因为羊皮纸极其珍稀，所以会用化学制剂在将原来的字迹消除掉后继续书写，故而记载希腊悲剧的手迹被清除掉后再在古典后期继续刻写传奇，然后在中世纪时再在其上书写一部骑士史诗。德昆西通过复用羊皮纸的记忆载体看到，这种时序颠倒的回溯式阅读会激起回忆对遗忘的神秘支配力量，他将之描述为犹如：“在一个长长的复归中，我们回溯到每一只凤凰之后，并强迫它去揭示凤凰的祖先，而这祖先正安息在更深层的灰烬里”；人类大脑也就像一张“自然的、伟大的复用羊皮纸”，“不可磨灭的思想、图像、感觉一层层柔和得就像光线一样叠放在你的大脑中。每一层新的看起来都会把前边的所有层次掩埋。但实际上没有一层会被消除掉”。 这一对记忆的思考，后来不断被不同的理论家重新反刍、消化、再创造，从弗洛伊德的“神奇画板”到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关于记忆载体与形式的思考不断，但一个核心的问题并未有大的转换，即记忆的在场和缺席、记忆痕迹的固定性、不可消除性与记忆的缺席或潜伏状态的矛盾问题，记忆的“无限的接收能力”和“持久痕迹的保留”的互相包容问题。
无独有偶，当代左翼理论家马克斯?西尔弗曼（Max Silverman）的《羊皮古书的记忆——法国与法语小说和电影中的大屠杀与殖民主义》 ，就是接着弗洛伊德、德里达的理论来思考记忆问题的，同样借助了羊皮古书的比喻。此书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他将记忆研究，特别是灾难记忆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思考。此书一开始他就借几个法语小说与电影的典型片段说明记忆的重叠与杂糅结构。这一叠合杂糅的记忆结构也是民族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结构。比如他举例说，在弗朗索瓦?伊曼纽尔的小说《人类问题》中，叙事者，一个1990年代在德国总公司的法国分公司工作的心理学家，被分派任务调查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怪异行为，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位执行官的父亲与二战时期纳粹处决犹太人的政策有关。让叙事者更困扰的是与此同时他收到了许多匿名信，因为公司最近针对纳粹的金融解决方案要求裁员。为了暗示两件时间相隔有50年之久的不同的事件之间具有联系，发信者使用的策略，是在信件中插入部分著名的党卫军备忘录，里面记载了1942年6月纳粹为提高在海乌姆诺和切尔姆诺死亡集中营运行的“毒气车”的效率而作了技术修改，这一技术修改的资料直接与叙事者为调整他所在公司的裁员选人程序起草的技术资料相联系在一起，他发现后一文本的某些句子实际上奠基于第一个文本，它似乎把后一文本的逻辑推到了它的极端，并引出了邪恶的内涵，更重要的是某种熟悉的技术术语把一种人们通常不会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意义联合在了一起。这位叙事者描述了发信者这种写信的策略造成的效果：“我立刻有一种倍加的感觉，发现自己在那种意义突然变得奇怪的词语上犹豫，它（毫无疑问这里的参照物是两封信）显示第一个技术文本已经被入侵就好像被其他文本吞噬了。”作者由此推断，后来的记忆时刻，总是会不经意间唤醒前期的某个记忆。再比如当人们看到层累的海报的某一时刻，也会重新唤起在文本中更早的记忆，由此也会产生一种密集的凝结的意义。比如他又举一位法国作家迪迪叶?德伦克思的小说《为了记忆的谋杀》为例，该小说就是用这种叠加的广告和标语的意象作为他书中处于核心的两个互相联系的事件的隐喻。一个事件二战时期在法国聚集的犹太人被法国警察调遣去死亡集中营；第二个事件是宗主国对被殖民地，即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的暴力造成的灾难，以“十月屠杀”事件为典型，即1961年10月，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和平示威的阿尔及利亚人在巴黎被大肆屠杀的事件。作家通过在法国历史上跟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密切关联的人物原型莫里斯? 帕蓬（Maurice Papon）将之联系起来。他既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罪行，又在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任职期间，镇压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在德伦克思小说中类似莫里斯?帕蓬这样的人物是由一个叫安德烈的负责处理犹太事件的行政长官来演绎的，他在23年后，又接受了负责清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前线头领的任命。他既承担连接前后记忆的事件经历者的角色，又是两起暴力事件的见证者，并且因为后一个事件的变型的记忆，前一个事件的初始记忆也被重新挖掘出来。而这些事件的挖掘，都始于对文本中记忆痕迹的发现与探索。类似这样的例子证明了马克斯?西尔弗曼在此书中意图揭示的记忆文本的两个方面，首先，现在是在过去的阴影下，过去的阴影可能不是立即可见的，但总是会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变得清晰可见，现在与过去的审美关系形式因此采用的是不同时间轨迹的叠加和互动的繁复结构，而这就像一个羊皮古书般的重写本，一层轨迹能够通过另一层被转换了形式的轨迹所看见。其次，这种作品中的复合结构不是过去与现在两个时刻的简单组合，而是大量不同的时刻，生产出丰富的意义，把看似全然不相干的时空抽离并杂糅在一起。马克斯?西尔弗曼认为，借助于羊皮古书般的重写本，我们才能看清穿越时空的多向文化与政治记忆的联系，才能在面临有关极端暴力和恐怖的现象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诗学与艺术文本时更具洞察力。许多文本正是这种坚持投入记忆的杂糅和动力性质的见证。这本书就是为了介入文化记忆在跨民族年代的争论，提出一种不同的看待过去的暴力以及它与现在和未来关系的方法。他采用“羊皮古书的记忆”这一术语来讨论记忆的杂糅形式，是因为羊皮古书暗含着所有这些通过类比、隐喻、分类、蒙太奇等手法将分立的元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特点，羊皮古书具有能彻底完全地抓住不同文本叠加与生产互动的特点。
马克斯?西尔弗曼这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的记忆观点，跨越单一国家、单一民族、单一文化与单一种族的记忆观点，对我们当代中国如何借助记忆文本比如口述史、书信、日记以及作家手稿处理历史痼疾与现实难题杂糅的集体记忆问题、边缘与中心的地缘政治关系及其书写问题，都有丰富的启迪。具体而言，这种启迪至少蕴含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记忆同一性的反思。马克斯?西尔弗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深化了前人对记忆功能与记忆形式等的研究。前已提及，维持记忆的永恒“同一性”或保留记忆痕迹的不变，这与记忆的缺席或潜伏状态是存在着矛盾的，记忆理论家们思考的重心也在于两者的包容性问题。阿莱达?阿斯曼甚至认为在当今数字媒介时代，把记忆看作固定的储存器已不太可能，在当下不断变换的视角下记忆更像是一个可塑的团块，被不断地重新塑形。张志扬的《创伤记忆》一书从中国本土的创伤性经验与境遇出发，也认为绝对的同一性记忆在伦理上也包含着困境。在此情况下马克斯?西尔弗曼的多元化文化记忆理论自觉地抵抗记忆同一性的诱惑，呈现并补救了记忆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删减，也有助于文化记忆承担反思现实的功能。重写本或手稿本正可见证文化记忆在固定的传承形式与不断变动的重构形式间的杂糅叠合关系。因而若将之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比如文革学的研究，将有望产生别开生面的研究局面。比如对巴金《随想录》手稿或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的研究，或将开拓其写作时代的历史的细枝末节，同时也丰富了个人记忆的细节，从而更好地去除历史遮蔽。以此理论来关照，记忆理论家马各利特所区分的“共时记忆分工”（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事件记忆的共时态分享与公共信息的交流） 与“历时记忆分工”（后代人从前代人或更前代人那里获得记忆） ，也有望在手稿研究中重新被激活，因为手稿的历时记忆的形态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历时记忆分工”的功能。二是即便是从个体身份认同或群体身份认同的角度而言，马克斯?西尔弗曼的杂糅叠合的多元记忆观也有助于重构对创作者个人或某一民族与共同体的认知，从而有助于构建共同体的可能性之实现。以鲁迅手稿为例，对其版本的来源、笔迹、涂改、删除等作知识考古学的还原与分类，对手稿本与初刊本、初版本、全集本作校对比勘，可发现其复杂的创作心理的隐秘与多元的记忆的轨迹。如学者符杰祥对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记念”一词的考订，就是在对手稿的稿本辨考认证基础上与当时社会通用的“纪念”一词作了鉴别之后的成果。指出“记念”、“纪念”的书写差异，绝非鲁迅的随意混用，而是鲁迅个人化的修辞选择，“纪念”侧重集体仪式，多用于鲁迅的各类“纪念文”中，“记念”更能“抒写自己的心”，在鲁迅各类“回忆记”的文体中，他倾向于用个人抒情色彩浓厚的“记念”一词；同时，“记念”对日本语的沿用也体现了鲁迅的“硬译”原则。因而坚持个人的“记念”，未尝不是对集体纪念仪式的有意的反思或补充。由此出发，方可进一步深究鲁迅对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不同价值思考与选择。因此，个人的回忆作为个人的动态记忆，其思想操练的痕迹是都呈现在手稿文本中的，文学手稿学作为这样一种“文本发生学”，贴切地呈现了记忆痕迹具有超越创作家情感与想象的固定的储存器功能，而成为一个微型的流动的图书馆，研究手稿因此也应致力于挖掘文本背后处于潜伏状态的记忆。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