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
“鲁迅致郦荔丞信札”考
王锡荣
12月4日，北京匡时秋拍鲁迅佛偈303万成交的消息刚刚引爆舆论，12月16日上海朵云轩2015年秋拍又传出惊人消息：鲁迅的一封信拍出360万天价，成交价则高达414万。看来是前年鲁迅的两件手迹各自拍到600多万后，有些人按捺不住了。但是，吊诡的是：前年鲁迅一页纸，拍到600多万，而朵云轩的这封信，两张纸加一个信封，拍卖价却仅一半多。这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件东西不太“对”。对此，当然不妨见仁见智，收藏也尽管珍藏。作为鲁迅研究者，尽可以不问。但是，既然此次成交了，接着就出现一个新问题：这封信既未收入《鲁迅全集》，以后是否该收进去？这却是作为两版《鲁迅全集》编辑工作参与者的我所不能无视的。因此，我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供大家研究参考，以免将来说不清。
对这封信，我是不看好的。为什么呢？且听我从头道来。
这封书信，看手迹似乎很神似鲁迅手迹，特别是有位“画事君”从手迹的书法分析，举了不少例子证明其为鲁迅真迹。初听也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考证手迹，光从书法分析，够吗？时至今日，书法分析早已不能作为鲁迅手迹的证据！原因也很简单：有一些人在那刻意模仿。至于为什么要模仿：原因同样简单：如今鲁迅手迹造假，已经不是“一本万利”，而是“一本百万利”的营生了。其实，临摹鲁迅的字，要形似并不难，只要临摹功夫到家，略得几分神韵，就可以蒙骗不深知鲁迅的老实人。
考证书信的真假，第一看人物关系，看称呼是否合理，包括抬头落款；第二看史实与背景；三看文字包括语气、所谈事项、观点等；四看书法笔致；五看纸张笔墨，以及邮票等；最后看流传经过。
按此，第一件：称呼就不对。“郦荔丞”原名郦永康（1882-1942），字荔臣，并无“荔丞”之称。鲁迅在日记里共五次提到他。第一次1923年12月6日：“后得三弟信，三日发，附郦荔臣笺。”第二次1924年5月14日：“得三弟所寄荔丞画一帧。下午寄三弟信。”第三次1930年6月12日：“得荔臣画二幅，以其一赠内山。”第四次1931年7月10日：“后得荔臣所寄赠自作花鸟一帧。”第五次同月24日：“寄荔臣信。”实际上，鲁迅提及他只有一次是“荔丞”，只是取其谐音而已，而这封信却不称“荔臣”而称“荔丞”。在日记里借用谐音字当然无妨，只要自己知道就行，而在通信中把对方名字写错，就很不礼貌了。其次，还加上什么“老棣足下”，后面又有“吾棣”，这都是不合鲁迅习惯的。虽然在鲁迅与许广平信中有“嫩棣棣”和打了引号的“愚兄”之称，但那“嫩棣棣”却是许广平戏称鲁迅，而“愚兄”却是鲁迅戏称许广平，纯是亲密的逗趣，岂能拿来作证据呢？其三，郦荔臣只比鲁迅小三个多月（1882年1月4日出生），这种情况，鲁迅一般是称“兄”，怎么能称“老棣”？例如对同乡好友许寿裳（生于1883年），则早期称“君”，后期称“兄”。连生于1887年、与鲁迅经常玩文字游戏的钱玄同，鲁迅都是称其为“兄”。后来对更年轻的人，鲁迅也都称“兄”，从无“老棣足下”这类油滑强调、老气横秋的称呼。落款就更是离谱。首先，鲁迅写信，从不自署比对方大的身份。对母亲署“男”，对蔡元培等前辈，则自署“后学”。对熟悉的人，一般都只署名而不写身份，除非自署“弟”。对郦荔臣，根本不必、也不会特地写上一个“愚小兄”这种鲁迅从不用的别扭自称。而署“愚小兄周树人”更不合理：鲁迅既然与他是总角之交，既然用这种油腔滑调的语气写信，说明两人熟稔之极，可为什么署名却突然庄重起来，居然署个正式的学名呢？谁都知道，故乡的人，都称鲁迅为“豫才”，对于郦荔臣来说，这个表兄就叫“豫才”。鲁迅如果说一定要自称“小兄”，那么应该是“豫才”。即使称“树人”，也不可能自称“周树人”。“周树人”这样正式、严肃的全称署名，只在正式场合、陌生场合使用。鲁迅在书信中使用“周树人”落款的绝少，目前所见，除了对同乡前辈蔡元培、张琴孙，就只有1932年8月17日致杜海生（1876—1955）信用过。但那显然也是因为比较正式，对方年纪又比自己大好几岁的缘故。看鲁迅1931年前后的书信落款，对较熟悉的人，基本上是三个自称：“迅”、“树”和“豫”。对郦荔臣这样身份的人，鲁迅不可能那样生分地写上全名。一方面随意戏谑，一方面毕恭毕敬，这样矛盾、错乱、无礼的写法，不被郦荔臣耻笑才怪！总之，这封信的抬头和落款，不伦不类，显然不符合鲁迅与郦荔臣的关系。
其次，看史实和相关背景是否吻合。按此信日期署“七月廿四日”，查《鲁迅日记》确有“寄荔臣信”的记载。但是，信中说“日前乔峰持来所惠妙绘一帧”，“乔峰”即周建人，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不是秘密，不足为证。那么这“日前”是指哪天呢？《鲁迅日记》7月21日有“夜同广平访三弟”，假定是这天得到，但却不是“持来”，而是“取来”或“转来”，所以是对不上号的。在此之前，是7月10日，有“午后得荔臣所寄赠自作花鸟一帧”，看来“日前”即指这个记载了。但却同样看不出是周建人“持来”。周建人确曾“持来”过人家赠送给鲁迅的东西，一般鲁迅都会注明。例如1931年6月9日：“朱稷臣赠鱼干一篓，笋干及干菜一篓，由三弟转交。”所以，这封信里的“乔峰持来”是无法落实的。后面又说“睽离故乡且三十载”，就出问题了：鲁迅离开故乡，不是三十载。诚如“画事君”说，“且三十载”就是“将近30年”，如果从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到写信时倒是正好30个年头。但是，其实鲁迅是1898年就离开故乡了，应该是34个年头了！鲁迅对于自己离开家乡“走异路，逃异地”是看得很重的，应该从1898年算起才对。下面又说“与情亲不相谋面者亦已久矣”，更不对了：首先是“情亲”的用法出问题。“情亲”本指至亲，那么，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夫妇，还有他们的孩子们，不都是“情亲”吗？前二者朝夕相处，后数者过从甚密，每周见面至少一次，怎么谈得上“不相谋面者亦已久矣”呢？鲁迅有诗：“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他会不懂“情亲”的内涵吗？即使再扩大一点，把“亲戚”也算进来，不也时常来往吗？不说鲁迅在北京时期亲戚来往之频繁，就说上海时期，1928年10月8日日记：“下午和森及其长男来，晚同至中有天晚餐，并邀三弟”；1928年12月4日“和森来，交以火腿一只，铝壶一把，托寄母亲”，这是鲁迅姨表兄父子，阮和森（1880-1959）也是郦荔臣的表兄，其子阮善先生于1919年。这来访离开这封信的时间不过两年半而已。还有其他亲属也时常相见。1929年鲁迅北上探亲时，还曾见过郦荔臣的妹夫车耕南等，何况还有许广平的广东亲戚冯姑母等也时常来往，连“扩大版”的“情亲”都经常见面，何来“不相谋面者亦已久矣”？
后面又有“如见儿时相见于皇甫庄时之梦也”，也是不合情之处。迄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郦荔臣曾经与鲁迅在皇甫庄见面。除了祖父科场案发时，鲁迅曾在皇甫庄暂住过不到一年，再就是儿时偶然去扫外祖父墓、看戏和吊丧（1896年大舅父鲁怡堂及其子佩绅相继在皇甫庄去世）。假定在那时候两人见过面，也是极偶然的，不是他们见面的代表性地点，不需要特地提出来说。鲁迅家住城南东昌坊口，郦荔臣家住城东广宁桥，两地相距不过3里地，鲁迅不提他们经常在城内见面（应该会有，但也无明确记载），倒要特别提到在偶然去的30里外的皇甫庄见面，极其不合情理。还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指出的：郦荔臣家原住广宁桥，而据周作人日记，1915年1月郦家把广宁桥旧宅卖了，全家搬迁到了宝幢巷，离鲁迅家更近。而这信封上却写“八士桥”（本该是“八字桥”，鲁迅经按民间讹称写作“八士桥”，也是很可怪的），可是郦家好像并不在八字桥住。
再看语义，就更加不合情理。“老棣”（老弟）是十分随便、很不谦恭的称呼，很不礼貌，可是接着却来一个“足下”，却又是十分谦恭的语气，这两个词搭配，是很不妥帖的。如果说鲁迅是因为太熟了，故意开玩笑，可是，信中不是明明说已经很久不见面了吗？何况对他的绘画又评价得那么高超，这种口气，是对一个自己那么尊重的人应该用的吗？
“发视怅然”，好像鲁迅很惊艳似的。如果这是真实的，那应该是初次见到他的作品。但其实，早在1924年5月14日，鲁迅就收到过郦荔臣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的一幅画，当天鲁迅就给周建人回了信，要惊艳，那时恐怕已经表达过了。而且就在上一年（1930年6月12日），鲁迅还刚刚收到过郦荔臣的两幅画，就算评价再高，也不至于等到那么多年后，第三次收到他的画才表现出这么惊讶。何况，鲁迅似乎对他的画评价并不很高。他收到郦荔臣的两幅画，当即将其中一幅赠送给内山完造。1932年又送了一幅给增田涉，在给增田的信中，鲁迅这样说：“对于我的表兄弟的画，不必还什么礼。他在乡下过着清闲日子，让他画几张画，并不费事。而且他恐怕已感到满足，也许在藏于他心里的自传中，已经写下‘我的画已传到东瀛’了。”（鲁迅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信，《鲁迅全集》第14卷第196页。）玩其语义，好像鲁迅并不认为他的画有多“妙”。
很多语句都是毛病：“妙绘”是生造词，也正是鲁迅所反对的。“中表兄弟隔以云天，而俱已鬓垂斑白”，“隔以云天”与“鬓垂斑白”中间缺乏逻辑联系，绝非鲁迅那样精通古文的人笔下所能有。“覩高情于毫素，粲春华于萧斋”，“画事君”这样解说：“‘覩高情于毫素’，就是说自己怀有高远的情怀，只能眼看在纸笔之间表达，‘粲春华于萧斋’，将大好年华，在一间萧索的小屋中消耗。”变成孤芳自赏了，完全离谱。只看字面意思，前者应该是说“从作品中看到高尚的情谊”，称颂对方，过于肉麻。这画并非抒情作品，并不能看出什么“高情”；后者则莫名其妙，“萧斋”本是对自己书斋的谦称（不是什么“萧索的小屋”），这句硬要解说则是“在自己的书房里笑对春光”，则更莫名其妙，也与鲁迅与郦荔臣的关系不合榫。后一句更离谱：“如见儿时相见于皇甫庄时之梦也”，一句话里竟然出现两个“时”，也是低级错误；“如见……梦”也是病句。后面“恣为荒怪”，又是生造；“适是投沪上浅躁之心”，“适”后面再来个“是”，这是有旧学休养的人会犯的毛病吗？“浅躁之心”又是生造，“投……浅躁之心”又是语法不通；“萎花枯叶，奉为珍异”则是无的放矢，而“健实之作”还是生造。短短两页纸、190个字的信，可说满纸饾饤！以鲁迅这样的大文豪，写出这样的文字，真要打手心了。
这里鲁迅居然又来充当国画评论家，大谈绘画技巧了：“笔法清正，自是花鸟正脉”，什么是“花鸟正脉”？只有“笔法清正”才是花鸟画的“正脉”吗？这又从何说起！鲁迅会说赵之谦（撝叔）、吴昌硕（仓石）是花鸟末流吗？鲁迅买了好几种赵之谦、吴昌硕的书画印刷品，还明确说吴昌硕是中国现在的一个艺术家，证明鲁迅是喜欢他们的作品，肯定他们的艺术成就的，说他们是末流，未免太过分一点。何况此二人影响最大的是书法、篆刻，并非以花鸟为主，即使“末流”是说他们的弟子，从不画花鸟的鲁迅又怎么会大谈花鸟技法而举此为例，且将他们贬得一无是处呢？
再拿这封信跟鲁迅1931年的其它书信放到一起，还是不对：一是，鲁迅写信极少用类似“黄伞格”，即提到对方名讳时，换行顶格起的格式。基本上只有给母亲、给蔡元培等尊长的信上用。一般对比较陌生和尊敬的人，偶然只是升半格，最多的是跳格，即在提到对方名讳时空一格以示尊重。对郦荔臣这样的身份，是不可能用这种格式写信的。
至于“画事君”最重要的依据：书法本身，也是完全不足以证明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一是笔意断裂。最突出的证据就是：这封信的每个字都是单独的，相互之间缺乏气韵的贯通。鲁迅的字虽然不用连笔，但是气韵却是连贯的。间距多数比较紧凑，虽然偶然也有比较宽松的，但是，行间距可以松，字间距却不会松。如果对对方很尊重，就从头开始宽松，第一行就不会离纸边那么近！可是这封信却是头上很逼仄，而中间字间距很宽松，好像打了格子来写的，就不但松而且散了。至于字体的结体、运笔，不但可以模仿，而实际上这封信也还多有不合鲁迅书法特点之处。比如“郦”字，右耳旁写法，“荔”字的三个“力”字互不相干，信封上“周”字右脚的勾，都不是鲁迅习惯。当然，讨论这个，人们可以各执一词，若要模仿，也可以更加神似，所以，书法已经不足以成为鉴定鲁迅手迹的主要证据。
至于纸张、信封之类，更不能作为证据，因为时下要搞一点旧纸、旧邮票，并非难事。作为文物鉴定，是不会对这些太当真的。
最后，还有一处必须指出：据拍卖图录：“此信直接得自上款人家属”。据记载，郦荔臣1942年就去世了。承绍兴鲁迅纪念馆前馆长裘士雄先生告知：荔臣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月珍、玮珍月珍不知下落，裘与郦玮珍十分熟稔，关系很好，曾多次商谈将家藏名人书画捐赠鲁迅纪念馆事，她却从未提及有此信。郦玮珍终身未婚，1980年代就去世了，但曾收养一女，亦已与鲁迅纪念馆失去联系。所谓“上款人家属”，或即此女乎？但此件东西终究来历可疑。
市场有市场的规则，真假与买卖并不挂钩，争议与价格也并不牵连，而文物收藏机构鉴定的规则，是只要有一点可疑，便是整体可疑；只要有一点“不对”，就是整体“不对”。这封鲁迅致郦荔臣信，有着太多、太明显的“不对”之处，可说处处是病，破绽百出。所以，套用文物鉴定的术语，这件东西是显然“不对”的。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