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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再读《神盖记》
刘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兄弟失和”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鲁迅与周作人这两位伟大作家，自此后分道扬镳，几至“老死不相往来”；然而，在二人的创作生涯早期，特别是留日时期，却一同翻译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这也为日后的研究者留下了一个独特的困惑——如何在这批“合作”作品中，详细剖析出哪一部分是鲁迅的观点、哪一部分是周作人的“独有遗产”，并进而追索描绘他们各自在文学理念上的发展历程？二人早年的创作与思想，在“相似”中是否又体现出了微妙的分歧？不得不说，在缺乏原始资料的前提下，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所幸，现代科技手段的发达，为我们通过对手稿的读解、探寻作者的创作历程，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王锡荣教授对周氏兄弟早年合译的手稿《神盖记》所进行的研究，便是极好的一个范例。作者通过详尽的分析，深入翻译活动的“内部”，全面揭示了其中鲁迅与周作人分别所做的工作，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现在，笔者想根据王锡荣先生对手稿的读解，进一步分析周氏兄弟在翻译策略上的“相异”之处，从而更为全面地梳理他们翻译理念的发展变化历程。
在解读《神盖记》手稿时，王锡荣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借助现代照相技术的发展，辨识了过去无法辨识的字迹，纠正了过去辨识的错误和标点的不当之处”，并且更进一步区分了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字迹。 这使我们得以看到更为清晰的手稿“本来面貌”、还原两位译者的工作过程；否则的话，“区分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声音”的目标，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在两个人的具体分工中，周作人主要负责翻译初稿，鲁迅则负责修订润色，“周作人做的是粗活，鲁迅做的是精加工”。 而从鲁迅改动过的文字里，亦可以看出两个人的翻译方式与理念有着细微的差别。王锡荣教授所辨认整理出的手稿上的两处改动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第二章第一段中周作人原译作“格罗戈洼之为地何若，非特迦毕札尼所见之然，即著者亦尝在其处”；鲁迅改作“格罗戈洼为地，见之者非特迦毕札尼一人”。 在张春风、冯植生的译本里，该句为“不仅柯彼尼查去过格洛柯瓦，本书的作者前不久也到过那里。” 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翻译更接近于直译；而鲁迅的修改，尽管文辞上更加简洁有力，但是却删除了“本书的作者前不久也到过那里”这一分句。实际上，以独立于小说人物的“叙述者”身份发表评论，正是米克沙特?卡尔曼这部小说的特色之一。检视前后文，我们可以发现诸多这样的例子，如在第一章中叙述小学教师妻子的葬礼时，他反复强调“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请相信我”，而后文描述格洛柯瓦的景色时，他又写道“现在，眼前这个小小的斯洛伐克村子，还是一八七三年时的老样子（我早在那时就已经到过那里了）”。 非小说人物的独立叙述者与全知视角的结合，这种叙事模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它一方面可以向读者指明这是一个已经发生过的“故事”从而起到时间上的间离效果，另一方面却又可以通过叙述者对细节的一再“亲身证实”而产生“现实感”。而鲁迅在为了精简文字而删除上述细节的时候，却无意中抹杀了这一特色。
另一个例子是同一段中，周作人原译作“为黄色槁壤，草木不生，除恶克山蕏以外，即易滋杂卉蔓草亦止敛迹”；鲁迅改为“皆为黄壤，出产至渺，唯燕麦橡木生之”。 此处在现代译本中翻作“这里的土地是粘土，土地硬邦邦的，不爱长庄稼，只能栽种某些植物，例如燕麦和土豆，别的就不长了。” 可以看出，周作人稍嫌啰嗦的翻译方式，实际上是为了对应原文中意义重复的两个分句“不爱长庄稼”和“别的就不长了”。卡尔曼此处实际上是在刻意用重复的方式，来强调小村庄的贫瘠；而鲁迅的修订，更注重的是译文的通顺性，相对牺牲了原文的特点与作者的用心。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发现：在翻译《神盖记》时，周作人较为重视“信”，因此在“达”与“雅”方面常常有所欠缺；而鲁迅所做的工作，却主要是通过对文辞的修改，使之更加通顺雅洁，但是在此过程中却往往造成了对原文的删削，甚至有不够忠实之嫌。这实际上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鲁迅后期的翻译观，众所周知，是以晦涩难解的“硬译”而著称的。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鲁迅曾有一段极其出名的阐述：“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王宏志指出，鲁迅的“硬译”实际上指的是一种“逐字翻译”的方法，即尽量按照原文的语序和用词进行“对译”，以求在汉语中“移植”原文的风格；这种理念在当时引起了诸多非议，甚至连鲁迅自己，也未尝认为这是最好的翻译方法，而更多地视其为“退而求其次”的无可奈何的选择——然而，鲁迅尽管认识到了其中的问题、却还是要坚持这一翻译方式，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试图通过“硬译”，移植西语的词汇、短语、句法，以扩展现代汉语的表现力。 这实际上也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作家们共同思考过的一个重要命题。傅斯年早在1919年就曾断言，现在尽管白话替代文言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但白话文的表现力不足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软肋；为克服这一缺陷，只有“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鲁迅的“硬译”，实际上也可视作是这一主张的推广，因此，他在讨论“硬译”的前途时，也曾指出：“一面尽量地输入，一面尽量地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换而言之，“硬译”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尝试，也可以视作是对现代汉语的“弹性”的试探。
近年的研究者，如王宏志先生，在讨论“硬译”观的时候，往往会追溯回《域外小说集》，认为鲁迅和周作人从那时开始便确立了“直译”的翻译理念。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当我们简单地把《域外小说集》看作是鲁迅翻译观的源头的时候，实际上往往会忽视该时期鲁迅所主张的“直译”观与后期的“硬译”观之间的微妙差别。实际上，从《神盖记》手稿中可以看出，当时鲁迅所主张的“直译”，更多地是相对于晚清林纾、严复等人为了保证译文的通达顺畅、甚或为了传播自身的理念，而不惜故意误译曲译、乃至对原文大加删改的翻译行为而言的，实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严格直译”。周作人在1925年曾经阐述过他对“直译”的看法：“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需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著’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雅了。据我的意见，‘仰卧著’，是直译，也可以说即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著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 如果按照周作人1925年的观点，当年他们在翻译《神盖记》时为了文辞通顺而删削整个分句的行为，无疑不能算“直译”，而是更接近于后来他自己所嘲讽的“胡译”。可见，在《域外小说集》时期，尽管周氏兄弟的翻译观逐渐从“意译”转向了“直译”，但此时的直译更多地指向的是对于内容的绝对忠实，而非对语句的尽可能忠实。
那么，为什么在后期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的翻译观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便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从“文言”转变成了“白话”。一方面，在语言层面上，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对白话的表现力和逻辑性感到不满，从而希望“改造白话”、通过“欧化”的方式促进现代汉语的精密性，是五四之后诸多文学家的共同追求。另一方面，从思想层面来看，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书面语，文言具有相对固定的文体范式；而这种文体范式，对于译文而言，实际上构成了严格的限制。但是相对于此，白话却是一种“未定型”的文体，它有着“自由生长”的更多可能和更大的弹性。翻译是一种具有双重性的实践，它所试图传达的同时有“同”和“异”的两个层面：当我们看到异文化中的精神与本土精神相同或类似时，我们可以对人类共同的追求与取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这实际上是较为次要的一种目的；更为重要的，实际是在“异”的方面，也就是来自于“他者”的新思想与“我们”的传统思维发生冲击与碰撞之时，才能促使我们返观自身，对曾经以为是“天经地义”的想法产生怀疑，从而在“我们”与“他们”的冲突-融合间，得到新的活力与发展。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而在翻译中对于语言的改动和舍弃，无疑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它所承载的思想的传播。而这也正是鲁迅坚持“硬译”的着力追求。今天，当我们检视这份珍贵的原始资料——《神盖记》手稿时，不仅可以看到当时周氏兄弟翻译理念之间的细微差别，更可以由此探寻二人翻译观发展变化的过程、更深地了解两位大师的心路历程，进而对语言、翻译、社会三者间的关系，达到更为全面深刻的认知。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