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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整体上的研究在课题立项后，即全面展开。
首先，通过进一步的讨论与琢磨，整体研究框架的思路更加明晰化与具体化了，尤其是其中还不乏调整的成分。简单说，本课题做的工作可分为两大块，即呈现与阐释。呈现是指展示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实际状态，阐释是指诠释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价值与意义。现在，我们对于阐释这一部分的思考更为成熟了，计划加大其在整体成果中的篇幅与分量，以增强最终成果的力度与深度。
其次，子课题的进展也较为顺利。现在已经进入各自研究的过程中，进度不一，成效各异。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资料的收集是本课题研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从时间上看，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离现在并不久远。但是，苏区的红色文化普遍地出现堙灭与流失的现象。这与国民党政府当初有意识的摧残与毁灭行动密切相关。虽然资料的收集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收集的范围还要进一步拓展。在赣南、闽西的老区，活跃着一批民间收藏家，他们收藏最大的特色就是藏品以红色资料与文物为主，不仅数量多而且价值高。因而，课题组成员要与他们不断接触。此外，当时国统区的一些报刊多有涉及苏区的材料，在研究时参观并览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这方面的资料查阅工作也正在持续深入地展开。
在评估的这个时间内，我们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首席专家所在的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率先对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展开了全面研究，由此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2017年4月，在湖南师大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会上，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牵头，并且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近20所高校的新闻学院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新闻史学会党报党刊研究会。该研究会将成为研究苏区红色传播的堂奥与讲坛。
2017年5月，参加了福建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合作举办的“红色文化高端论坛”。在会议上宣讲了论文《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整体趋向》，受到与会者的充分肯定。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有两篇文章向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并且被采用，分别是《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整体取向》（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0日）、《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维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月5日）。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主要问题：实际的工作量明显比预计的更大，在研究的进度有些紧张。
改进措施：利用节假日，加快工作节奏。
研究心得：要在今天的语境下研究历史。
5、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一，人员参与情况作了调整。由于工作的变动与身体状况，本项目子课题的负责人做了必要的调整。而且，根据研究中出现的情况，任务分工也做了微调。
第二，项目经费还没怎么使用。原因：1.已经支出了一批费用，没有及时报账；2.产生较大费用的活动要在今年下半年以后才陆续展开。
二、研究成果情况
1、《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整体取向》（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0日）
本文探讨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在技术上的四个最主要的取向，分别是：
第一，议程设置聚焦中心，始终围绕大局而丝毫不容犹疑与游移。
苏区的各类传播平台都做到了有意识地围绕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设置议程，聚集焦点，以推动和促进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第二，传播过程原点前移，力求无障碍地抵达受众的接受阈限。
由于苏区工农群众普遍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自身难以跨越信息接受门槛，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组织者便将培训受众的信息接受能力作为传播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实际上是把一个传播过程的原点前移了。
第三、传播手段突破常规，使创新成为红色文化传播工作的常态。
红色文化传播的组织者与执行者不受任何既定框架的约束，利用和改造当地原有的艺术素材、格式，并且在有限的条件和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第四，传播格局恢弘壮阔，营造出了具有特定含蕴的舆论情境。
苏区的多种红色文化元素大面积高频率地出现，实际上就营造了一种以闹革命、求解放、反“围剿”为主旨的“舆论情境”。在这样的特定情境中，传播的形式感退却了，传播内容的外在性淡化了，甚至于整个传播流程似乎都消弭于无形。
以上的认识，解释了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特有张力与活力的来源，学术界尚无人提出过相近的意见。
2、《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维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月5日）
本文讨论的是阐释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三个维度，分别是：
第一，政治传播。
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充分体现了政治传播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从纵向看，文化传播机构与载体设置了中央级、省级、中心县委、县委等不同层级；从横向来说，则表现为报刊、戏剧、歌谣、标语、漫画等多样性的传播介质。它们之间纵横交错，共同构建了苏区相互协同与呼应的传播生态，形成了覆盖式与弥漫性的传播气势，尤其是在苏区社会中建构了一种含蕴明晰的信息环境与舆论氛围。在这过程中，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显示出了一种极强的组织力与执行力。
第二， 战时宣传。
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始终在战争的环境下展开，因而带上了明显的战时宣传的特点。苏区报刊中出现的号召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红色中华》《 红星》《青年实话》等直接在报刊上向读者发出号召，要求他们积极参与到节省经济、退还公债、扩大红军等活动中去。战时宣传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急迫感，中央苏区诸多报刊关于前线战斗的报道就显示了鲜明的选择性。
第三，受众本位。
在中央苏区，当传播的内容确定了以后，传播方向是恒定不变的，即让设定好的内容从空间上、心理上无限止地接近受众。开展识字运动与送戏上火线下乡村是接近受众的两种典型方式。苏区工农群众普遍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为了帮助他们克服接受障碍，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识字运动。送戏上火线下乡村，则呈现出了常规状态下的演出不具备的特质。
以上的概括为准确认识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特质，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此前也未见有相近论述。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