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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进展情况
1、课题开题与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项目2016年01月06日举行开题报告后一周，课题组又召开了课题研究分工会议，讨论并确定了课题组成员的研究分工以及各子课题负责人，明确了各子课题组的任务和要求。
课题组分别于2016年6月26日、2017年1月15日和2017年6月22日召集全体课题组成员会议，每个人就自己研究的进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进行汇报交流，然后进行讨论，最后由首席专家（项目主持人）进行总结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要求和目标。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较好，除了一个子课题进展稍慢以外，其他各子课题研究进度符合预期。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目前已经完成的调查研究工作有：
1. 技术创新及其相关理论的文献回顾和新进展。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三大思潮评析：结构主义、制度主义与可持续发展。
3. 区域创新文献综述。
4.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
5. 2014年全国专利调查问卷（企业问卷）调查。
6. 中国内燃机企业创新情况调查报告。
7. 企业和区域创新指标体系构建（第一稿）。
学术交流情况
1. 2016年1月9日，本项目主持人方福前率3位课题组成员出席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新常态”学术研讨会，方福前在会上做“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理论问题”的主题演讲。
2. 2016年6月14-15日，方福前应邀赴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出席“第八届海峡两岸财经问题学术前沿论坛”，并做“在职培训与企业生产率”主题演讲。
3. 2016年7月3日，方福前出席西南财经大学收入分配与反贫困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并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着力点”的学术报告。
4. 2016年7月16-18日，方福前应邀出席在澳大利亚Cairns召开的“中国经济增长新源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做“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的演讲。
5. 2016年9月22日，方福前率2位课题组成员出席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的“大国经济论坛”，方福前在论坛上做“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与出路”的主题报告。
6. 2016年10月29日，方福前应邀出席在安徽阜阳召开的安徽省《资本论》研究会年会，做“警惕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主题报告。
7. 2017年2月21日，方福前应农工民主党中央的邀请，赴海口为这个民主党派的地市级主委做“中国经济如何脱险解困”的学术讲座。
8. 2017年4月17日，方福前应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邀请，赴鄂尔多斯在“全国煤炭行业大讲堂”做“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几个热点问题”的报告。
9. 2017年6月11日，方福前应邀出席安徽工业大学（马鞍山）商学院省级智库成立仪式，并做“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分析”的学术报告。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本项目正在进行研究之中，目前没有进行成果宣传推介。不过，本项目已有8篇论文发表在国内权威核心期刊上，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2篇，在《管理世界》和《经济学动态》上各发表1篇。2017年下半年和明年本项目成果将进入集中宣传推介阶段，目前已经形成2篇调研报告和1篇报刊论文初稿。
二、 研究成果情况
本项目已在国内权威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篇，其中2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1篇发表在《管理世界》上。以下是其中5篇文章的简介。
1、郑文平，方福前：“员工培训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2期，103-108页。
本文基于2001—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样本筛选法、多种倾向性匹配得分法对培训的生产率影响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培训确实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水平，这一溢价水平大约为6%。第二，不同企业之间的培训生产率溢价存在较大差异，无研发企业的培训提升效应显著高于有研发企业; 非出口企业的培训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出口企业。以上结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政策含义就是针对当前中国制造业整体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现状，短期内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大力倚重员工培训，通过对工人的专门生产技能的培训可以使其短期内熟练掌握生产技术，充分发挥企业生产潜能，助推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引进升级生产设备，加速企业转型升级，从而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获得更有利地位。
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升级转型，如何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命题。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注重教育水平提升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但并未考虑一国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初始状态，特别是在全球化产业价值链不断发展强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十年来仍然保持着70%初中以下劳动力比例的现状是对这一理论的挑战，也是给我们重新反思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一个重要警示。在上述大背景下，讨论人力资本形成另一重要组成形式，即员工培训对企业技术升级、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显得更富必要性、紧迫性，而已有研究基本上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却没有相应的研究。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供了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从而为制造业领域人力资本研究提供重要的补充。
2、詹新宇，崔培培：“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 [J]，《财政研究》2016年第8期，40-53页。
本文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方面构建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指数，使用均值化方法对各指标指数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以基础指标的协方差矩阵作为输入，对2000- 2014 年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对中国五大方面指数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估算和分析，不但能够明晰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趋势，还能较为清晰地发现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影响因素。该指标体系提供了一个观察经济发展的新视角，有利于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从总体角度来看，除青海和西藏外，2000- 2014 年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主要得益于五大方面指数的综合效果；第二，从分地区层面看，四大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但由于各地区区位条件、资源禀赋、所处发展阶段以及政策支持力度的不同，导致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存在问题也存在差异；第三，从分项指标来看，绿色和共享是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提高的重要因素，而创新、协调和开放对一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贡献是负的。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为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有序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第一，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减税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但是积极推进改革和培育创新能力，释放改革红利和技术进步红利，才是推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当前，世界产业发展版图正在重组，产业分工正在加快调整，中国面临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只要抓住并发挥好后发优势，中国就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抢占先机、迎头赶上。第二，坚持协调发展。提升公平正义，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创造力，释放制度红利。重点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与此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融资和管理机制，推进城镇化的同步发展，从而充分释放大国城镇化的红利。第三，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努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第四，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环境承载力的持续下降，传统外资、外贸红利正在衰减，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不够高的矛盾非常突出。只有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向中高端转移，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和集聚效应，不断吸引中高端外资进入，才能更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才能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以及TPP、TTIP 等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带来的挑战。第五，坚持共享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应继续致力于提升公平正义，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创造力，释放制度红利。当前，对低保人口、老年人、在城镇务工人员、上千万在特大城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近千万的失业人员等特定人群，要坚守底线，更加注重机会公平，着力保障基本民生，扎实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3、杨灿明，詹新宇：“中国宏观税负政策偏向的经济波动效应” [J]，《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71-90页。
本文在扩展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分析宏观税负政策偏向的经济波动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模拟及其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宏观税负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而且“盯住双重目标”模型的模拟结果与现实经济更为相符。“盯住双重目标”情形下消费、投资、资本和工资的负向偏离幅度比“盯住税负稳定”的情形小，趋于稳态所需的时间比“盯住支出需求”的情形短，其就业和工资的波动幅度比“盯住支出需求”的情形小。“盯住税负稳定”偏向于长期的供给管理加剧短期波动，“盯住支出需求”偏向于短期的需求管理扩大工资和就业的波动。而“盯住双重目标”则是对两者的综合加权，较好地融合了税收政策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两大效应，从而对主要经济变量表现出更好的稳定效应。考虑偏好冲击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以上分析结果是稳健的。反事实模拟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事实上实行的更加偏向于支出需求增长的“盯住双重目标”模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时期中国经济波动“大稳健”趋势的出现。
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特征之一，稳定的宏观税负是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宏观税负水平不宜过低。因为低税负尽管有利于释放市场活力，但它限制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宏观税负水平也不宜过高，否则会抑制市场机制的活力，也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宗旨相违背。在新常态下推进财税改革，肩负着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ＧＤＰ增速和防范经济周期性下行、熨平经济波动的双重使命，因而在制定宏观税负水平政策时，实施“盯住双重目标”的宏观税负政策是比较合理的选择。而且，在实行“盯住双重目标”政策时，还需要对“盯住税负稳定”与“盯住支出需求”的相对权重做好统筹安排。
4、方福前，马学俊：“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与出路” [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64-75页。（《新华文摘》2017年第4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7年第1期转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复印转载）
本文认为，研究者用经典的索罗余值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TFP)时通常假定资本一产出弹性系数a是常数，这既脱离经济实际，也导致估计结果偏差。运用广义的索罗余值法，把a看做是可变的，重新测算中国的TFP，并利用变系数模型分析中国GDP变化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自2010年开始减速，主要原因是2008年以后TFP增长率在波动中持续下降，由2007年的11．673 5 大幅下降到2009年的6．061 4 和2011年的3．836 1 。因此，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技术性减速”，而不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减速”或“劳动力增长减速”；技术 I进速度和自主创新速度分别自2008年和2009年开始在波动中双双下降，导致了我国技术进步速度放缓和TFP增长率下降，而自主创新速度增长不足以填补技术 l进速度降低是导致我国TFP增长减速的主因；我国自主创新速度不快的主要原因是R&D支出增长和设备投资增长双双减慢，而其背后是复杂的体制原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方式、实现经济新常态必须从改革入手，大力促进自主创新。
5、方福前，邢炜：“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金融发展的作用” [J]《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9期，4-16页。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取决于金融资源对两种投资项目的支持偏好，阻碍生产性金融发展会导致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偏向负相关，平衡性金融发展不影响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促进生产性金融发展会导致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偏向正相关。第二，总的来看，我国过去几十年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使得我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偏向正相关。第三，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金融资源对两种投资项目的支持偏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由金融机构行为和企业更新换代速度快慢共同决定。
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加剧和经济增速放缓的现象共存。根据本文的研究，利用经济波动这一契机来提升长期经济增速的关键在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要想走出此轮增长困境，应当从下面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减少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降低对落后企业的保护力度，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方式，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第二，在创新型、高效率企业层出不穷的地区或时期，尤其要注意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防止出现金融发展方式的退化。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