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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进展情况
1、课题开题与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项目立项以来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科研计划开展工作，2016年3月在京召开了开题研讨报告会，课题论证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肯定寄予厚望，提出完善研究的建设性建议，课题组认真分析和吸收。开题会进一步研究经费分配、文献资料以及科研步骤等实施细节，奠定了科研工作的基础。立项至今，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科研工作得以稳步推进，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较好。五个子课题的进展情况基本顺利，首席专家与子课题负责人以及课题组成员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沟通交流，具体布置严格要求，对研究工作真抓实干。现已完成并发表中外文相关成果20余项（见阶段性成果清单），超过了原计划，这与较为扎实的前期准备分不开，一些研究成果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反响。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本项目涉及大量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调研数据的整理运用，这是十分艰辛的基础性工作，尤其是其中涉及国外文献资料，课题组下大气力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发掘搜集，包括一些数据库的运用，已取得初步成效，如已刊出子课题负责人张亚光等的《中国经济史学的新视野——欧美期刊中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受到学界重视。我们不仅与中外学者进行多方面的学术交流，而且召开多种形式的学术会议，如子课题负责人程霖主持主办“第48届英国经济思想史年会暨全球视野下的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研讨会”（2016年9月），又如多位课题组成员赴境外参加“第21届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年会”（2017年5月），在众多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介绍本课题的研究成果。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首席专家强调注重本项目的成果宣传与推介，开题会后即组织撰写工作汇报和会议综述，及时上报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刊登重大项目开题研讨会综述，多家媒体予以转载报道，如“经济所举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开题研讨会”（http://ie.cass.cn/xsdt/201604/t20160408_2958213.shtml）。在国内外多种学术会议或论坛上宣传与推介研究成果，如立项之初首席专家就在《人民日报》（2015年12月6日理论版）发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演进与走向》论文；在第二届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大会（2016年9月23日）上作《调查研究与经济史学——从实践反思研究方法》主题演讲；在第一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讨会（2016年10月29日）上作《中西交汇下的中国经济学术转型》主题报告；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17届年会（2016年11月19日）作《“史无定法”与学科发展》主旨报告，重点诠释本项目是集中体现中国经济史学“深化”与“打通”的科研探索。再如，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1月29日专访子课题负责人程霖，深入阐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和拓展。另外，本项目课题组成员熊金武筹办了两届“蓟门经济史学论坛”，此外其他一些学术活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更为重要的是，本项目在科研成果的推介方面进行系列集中推出方式的探索，由首席专家或子课题负责人担任专栏主持人，计划陆续组织推出多篇成果集中刊出的学术专栏，发表本项目的最新研究成果。应当说，这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发布的一种新尝试，这已在中国经济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二、 研究成果情况
迄今为止，本项目已完成阶段性成果二十余项，具体的成果目录清单附后。
在这些阶段性成果中，比较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即学术专栏成果。已经刊出的“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研究专栏”（《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系由首席专家担任学术专栏主持人和主要撰稿人，两个子课题负责人提交最新研究论文，三篇论文同时推出。这一专栏是本项目有计划、分步骤集中推出系列研究成果的第一个学术专栏。此专栏不仅被刊物重点推介，而且专栏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产生较大反响。
专栏由首席专家叶坦的“主持人语”及其论文《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发展——以1896年的经济学术公案为中心》、第四子课题负责人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史学的新探索——民国经济学术史中的胡焕庸》，以及第三子课题负责人张亚光等的《中国经济史学的新视野——欧美期刊中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组成。
“主持人语”强调作为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期专栏围绕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进行创新性研究探索，基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基础，将科研拓升到“经济学术史”层面。分别从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发展、新探索和新视野各推出一篇论文，涵括了重要事件、核心人物以及科研视域三大学术创新点。研究发掘出若干新的一手史料素材，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新的解读诠释，还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成论、甚至震撼旧有知识体系的新论点。
《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发展》提出中国经济史学具有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前者即传统“经世济民”之学，植根于华夏悠久的经济文化沃土而源远流长；后者即其现代形态，伴随“西学东渐”大潮逐步转型发展而来。1896年可视为这两种形态的转折点，突出标志就是围绕陈炽的《续富国策》及《重译富国策》引发的经济学术公案。120年来，学界对于陈炽到底是“续”亚当?斯密《国富论》，还是同文馆译著《富国策》等问题看法各异、莫衷一是。本研究将其置于中国经济学术转型历程中进行考察，通过深入考证辨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论点，并指出经济学术的现代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其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的闪光点不仅考察论证1896年为何是中国经济学术转型的转折点，而且提出在严复之前已有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
《中国经济史学的新探索》系统研究民国经济学术发展史中重要的代表性学者胡焕庸，指出作为经济地理学家，他对中国近代国情探索做出了以下重要贡献：一、他提出的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布线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适用工具；二、他首次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农业区，其基本构架至今仍有价值；三、他对“地大物博论”的质疑，以及耕地少、人口多的国情观，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共识。胡焕庸引起和参与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人口与土地问题的论战”，他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和“地大物不博论”的代表，他的“地理环境制约论”对中国地区经济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胡焕庸在民国经济学术发展史中颇具重要代表性，其贡献成为中国经济史学新探索的重要案例。
《中国经济史学的新视野》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国内学者对历代经济思想的梳理和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和深入。然而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史和学术史的整理主要以中文论著为对象，对西方学术界相关文献关注和着墨较少。本研究基于对西方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利用和研究表明，欧美学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相关问题的研究热度、广度和深度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多个领域，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借鉴。此研究从科研理路层面提示域外研究同样重要，即使研究对象是中国，甚至古代中国的经济思想，也需要树立“全球视域”，尤其是将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纳入我们的“学术史”，否则就是不全面、不完善的。
上述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资料、方法以及论点多新创。专栏面世之后，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2016年第6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6年第6期、《新华文摘》网络版2017年第4期等转载。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