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进展情况
1、课题开题与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课题基于历史文献中数据的可得性,利用历史国民收入核算的方法估计中国北宋(980-1125)明代(1402-1626)及清代(1685-1840)的GDP,再结合人口估计研究人均GDP的长时段演变。首先估计GDP和人均GDP,在此基础上比较北宋、明、清的经济绩效,并进一步探讨朝代周期和政治波动。其次基于购买力平价与现有的欧洲和亚洲各国的GDP和人均GDP,重新解释世界经济大分流的准确时间和起源。最后基于土地人口和GDP数据,探讨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及落后的根源。课题目前进展顺利,古代经济中的重要指标,例如耕地面积,人口,矿冶产值,制造业产值的大部分数据,税收收入和支出的数据,都已经得到系统的整理,并运用历史国民收入核算的方法进行加总,得到了名义和实际产值,进行了初步的国际比较。目前已经有两篇中文文章《中国历史GDP核算及国际比较:文献综述》,《秦汉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财政分权的历史渊源回溯》,分别发表在《经济学报》2017年6月,第4卷第2期,和《经济科学》2017年第4期,英文文章“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980-1850”正在经济史领域的国际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审稿程序中。
各个子课题进展也非常顺利,管汉晖负责的子课题《农业及服务业产值核算》已经基本完成,徐毅负责的子课题《手工业产值核算》,目前数据收集和整理已经接近完成,正在建设《明、清两朝基本产业数据库》,刘光临负责的《财政收入及其结构》目前正在进行中,进展也非常顺利,Stephen Broadberry负责的子课题国际比较部分,包括中国与英国、荷兰的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国际比较,已经接近完成,李涛负责的子课题物价指数部分也已经基本完成。
本课题的下一步重点在于建设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基本数据库,同时进行数据费进一步分析,并进行增长分解,对中国经济980-1840年的长期演变进行分析,比较北宋、明、清三个朝代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基于中英两国的购买力平价,对中国和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均GDP进行比较,重新解释大分流。对中国和日本、印度人均GDP进行比较,探讨亚洲内部财富的逆转。基于土地、人口、政府规模和GDP数据,探讨我国历史上经济增长及落后的根源。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本课题的子课题负责人之一徐毅正在进行《明、清两朝基本产业数据库》建设,具体包括手工业(共14个行业)的行业布局、产量、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比和产品消费;服务业的国内外贸易量、商品运输量、货币流动数量、政府支出、私人服务,以及物价、工资,职业结构等等。本课题的子课题负责人管汉晖和刘光临一起,正在进行《我国长期税收收入及税收结构》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包括整理和估算宋、明、清一些年份的长时段税收收入数据。结合已有的人口史研究成果,分析名义和实际总税收收入、人均名义和实际税收收入,特别是人均田赋收入的长期演变趋势,并研究税收结构即总税收中实物税和货币税、农业税和工商业税的比例等,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古代社会的人均税负及人均田赋负担。
管汉晖赴英国参加Economic History society年会,及参加Asia Historical Economic Conference学术会议,加入国际合作项目Maddison Project,与国际同行交流了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徐毅也参加了Asia Historical Economic Conference学术会议,以及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ference, 报告了他在明清产业数据整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课题的子课题负责人,牛津大学的Stephen Broadberry将课题的基本结论发表在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7年6月15日)以及《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7月1日)上,此后国内的《参考消息》全文转载。课题首席专家李稻葵将研究的初步成果在《环球时报》2017年7月31日进行推介,撰写了《重新认识古代经济大图像》一文,加以宣传推广。
二、 研究成果情况
代表性成果简介
1、《中国历史GDP核算及国际比较:文献综述》,发表于《经济学报》2017年6月,第4卷第2期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水平究竟如何?各个朝代之间的演变趋势又是如何?还原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轨迹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础,因此,重构中国古代详实的经济数据,描绘中国历史长时段经济演变图像对于推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历史国民收入核算方法(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估计GDP及经济结构,是当前国际经济史学界一个较为前沿的研究领域。其中,麦迪逊的研究影响最为广泛,但其估算方法和结果都存在一定问题,这引发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一些学者开始对此进行探讨,他们采用历史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生产法,重构了中国北宋、明和清三个朝代的人均GDP及经济结构数据,对Maddison较为粗略的估算进行了补充和改进。
研究结果有如下三点发现:其一,中国GDP年增长率北宋、明代和清代分别为0.88%、0.25%和0.36%,人均GDP在经历了北宋和明代较高水平的波动之后,清代进入了下降的轨迹。其二,北宋时中国的生活水平领先于世界,但是在1300年之前已经落后于意大利。虽然中国的部分富裕地区仍与欧洲的经济发达地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是在1750年之前,中国作为整体与欧洲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分流”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发生了。其三,最新研究成果的估算数据发现,Maddison的研究成果存在较大的偏差。
本文综述历史国民收入核算的最新文献,重点在各国学者将国民收入核算的一般原则与本国历史数据结合估计历史GDP的具体方法,估计结果与此前Maddison估计的差异,并基于历史GDP数据追溯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及阐释东西方经济分流的原因。
2、《秦汉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财政分权的历史渊源回溯》,发表于《经济科学》,2017年第4期
1978年之后我国的经济转型相对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激发了更大的增长动力,学术界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曾出现频繁变动,其中关于财政分权的尝试客观上为改革开放后的地方竞争奠定了基础。基于已有的财政史研究成果,本文追溯了我国财政分权的历史渊源,包括秦汉至近代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例如征税方式、收入分成模式、支出模式、中央与地方对财权及事权的划分等。
本文发现:(一)财政分权属于历史现象,无论是财政承包还是分税制历史上都实行过,唐后期、宋、明及近代都实行过分税制,唐后期及宋代也实行过财政承包制;(二)集权和分权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具体来说,秦代高度集权,汉代集权中包含一些分权的因素,唐前期高度集权,后期高度分权,宋代集权中包含一些分权的因素,明代集权,清前期集权,后期分权,到了近代,前期由于地方势力坐大,北京政府时期分权中体现出中央政府的集权努力,后期南京政府时期则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三)除了唐代末期及近代北洋政府时期,绝大多数历史时期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伴随,无论财政集权还是分权时期,政治都是集权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财政分权的时期,地方上政治首脑的任命基本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四)虽然财政分权古已有之,但为地方政府提供经济发展的激励却是当代才出现的。在财政分权体制下,特别是在财政承包体制下,由于多增加的税收收入中的很大部分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的税收收入而努力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提高了,并且形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的竞争格局。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