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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进展情况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自2015年11月立项以来，课题组围绕人类合作行为前沿问题，参照研究计划完成了多项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理论方面，经过大量的文献分析与专家论证，初步确立项目的基本立论点“有限理性合作观”；在实证方面，围绕“人类合作启发式”和“人类合作行为的认知机制”，进行了系列实证研究，为“有限理性合作观”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较好，各子课题进展顺利。具体说明如下：
1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
课题组按计划开展了如下工作：（1）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课题组围绕人类合作行为，收集整理了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前沿和经典文献，逐步理清了人类合作行为的研究脉络。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合作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信任、公平和奖惩等，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2）“有限理性合作观”的提出与初步确立。在综合认知心理学和合作行为领域的大量研究，并征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课题组提出“有限理性合作观”。该观点认为人类合作决策并非以追求经济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纯粹理性计算过程，而是基于有限的线索、启发式规则做出的具有环境和社会适应性的有限理性过程。该观点为项目提供了整体理论框架。（3）围绕“有限理性合作观”的系列实验研究。启发式是有限理性的重要体现。课题组通过系列实验，探讨了合作启发式使用的条件和个体差异。具体地，关注了时间压力、社会价值取向和依恋类型等对启发式使用的影响。根据“有限理性合作观”，人类合作行为应该受个体对自我和环境的认识的综合影响。据此课题组探讨了影响合作行为的自我和环境因素。具体地，探究了权力感、感激/愤怒情绪和自然/建筑环境对人们合作行为的影响。
2 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子课题之一“人类合作启发式的现状描述”。该子课题的主要任务是：基于“有限理性合作观”，提炼人们遵循和采用的一般合作启发式规则。课题组成员在综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四种可能的合作启发式：社会启发式、以牙还牙启发式、公平启发式和情感启发式。社会启发式（social heuristic）主要运用于单次博弈情境，认为人们会沿用社会互动中的优势策略。在一般的社会互动中，如果合作是优势策略，人们往往表现出较多的合作行为。以牙还牙（tit for tat）启发式适用于双方多次博弈情境，认为人们会沿用对方的策略，若对方合作自己就合作，对方背叛自己就背叛。公平启发式认为人们会遵循公平原则，比如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个体会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情感启发式则认为，人们的合作决策依赖一定的情绪线索，比如愤怒可能会使人难以合作。
子课题之二“人类合作启发式的条件及功用”。该子课题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启发式作为“有限理性合作观”的重要体现，其使用条件和功用如何。目前该子课题围绕合作启发式的使用条件进行了系列实验研究，发现合作启发式的使用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在时间压力条件下，人们倾向使用合作启发式，而在时间充裕条件下，人们会权衡利弊，更可能不合作。进一步地，时间压力/延迟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受到个体差异的调节。不论是在时间压力还是延迟的条件下，亲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均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合作，但是亲自我价值取向的个体仅在时间压力下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合作。高依恋回避个体在时间压力和延迟条件下，都表现出较低程度的合作，而低依恋回避个体仅在时间压力下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合作。
子课题之三“人类合作行为的认知机制”。该子课题基于“有限理性合作观”关注内外部因素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以挑战传统的绝对理性的观点。目前该子课题组主要探讨了个体状态变量和外部环境变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权力感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低权力感个体，高权力感个体会表现出较少的合作行为，信任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感激和愤怒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感激情绪会促进人们的合作，而愤怒情绪会抑制人们的合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情感启发式的观点。尴尬情绪对合作行为的研究发现，尴尬个体倾向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进化而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建筑环境。研究比较了自然或建筑环境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发现相比于建筑环境，在自然环境下的人们更倾向合作。这可能是由于自然环境激发了人们的敬畏感。
子课题之四“合作启发式的理论模型及实例分析”。该子课题旨在上述三个子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建构“有限理性合作观”理论模型，并选取现实中的正反两个典型案例，进行案例分析，以检验理论模型的合理性和普适性，并尝试将理论模型应用于现实情境。目前课题组的初步模型是：合作行为受到已有经验、稳定性个体差异、相对不稳定的个体状态以及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根据社会启发式的观点，启发式的形成依赖已有的互动经验。在良好的社会互动氛围下，人们会形成合作启发式。但是在理论模型的具体化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数据的支持。另外，根据前期讨论，课题组目前拟选定上海市的河道治理作为正面典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民族矛盾作为反面典型。课题组成员已与相关单位建立联系，并获取相关资料开展研究。
子课题之五“规范、引导集体行动的政策对策”。集体行动是合作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而群体事件本质上是民众和政府合作关系的破裂。该子课题组的任务是基于项目研究的理论成果，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集体行动，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截止目前，课题组主要关注三点，一是政府信任，二是程序公平，三是群体情绪。通常群体事件的发生源于政府在程序公平上存在不足，程序公平可能是群体行动的直接原因。而背后则体现的是人们对政府信任的缺失，即政府信任是集体行动的深层原因。为什么程序公平会引发集体行动，甚至一些过激行为？没有得到适当缓解的、集聚的群体情绪可能是主要原因。相应地，在集体行动的应对上，管理部门应首先考虑缓解群体情绪，然后回应相应的民众诉求，而政府信任是需要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在项目准备前期，特别是立项以来，课题组进行了广泛地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具体说明如下：
1 文献资料收集整理
人类合作行为是一个宏大的课题，经济学、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对该课题都有着相对数量的研究。为梳理相关研究进展，整理文献资料，课题组形成博士负责、硕士具体实施的专门的文献资料收集、分享机制。广泛搜集了人类合作行为的前沿和经典研究文献，并跟踪重要期刊文献，如Nature、Science、Psychological Bulletin、Psychological Review、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等。文献上传到百度网盘，分享给课题组成员。在文献阅读上，每周用大约三个小时的时间，集体分享学习2-4篇文献。通过大量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课题组理清了人类合作行为的研究脉络，为下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2 调查研究情况
课题组在“有限理性合作观”的观点下，围绕“人类合作启发式”和“人类合作行为的认知机制”开展了多项调查研究。课题组围绕合作启发式的使用条件进行了系列实验研究，发现合作启发式的使用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在时间压力条件下，人们倾向使用合作启发式；而在时间充裕条件下，人们会权衡利弊，更可能不合作。进一步地，时间压力/延迟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受到个体差异的调节。不论是在时间压力还是延迟的条件下，亲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均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合作，但是亲自我价值取向的个体仅在时间压力下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合作。高依恋回避个体在时间压力和延迟条件下，都表现出较低的程度的合作，而低依恋回避个体仅在时间压力下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合作。另外，课题组探讨了个体状态变量和外部环境变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权力感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低权力感个体，高权力感个体会表现出较少的合作行为，信任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感激和愤怒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感激情绪会促进人们的合作，而愤怒情绪会抑制人们的合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情感启发式的观点。研究比较了自然或建筑环境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发现相比于建筑环境，在自然环境下的人们更倾向合作。这可能是由于自然环境激发了人们的敬畏感。
3 学术沙龙
自立项以来，课题组每半年举办一次沙龙，以总结现有工作进展，展望未来工作，并征询与会专家们的意见或建议。
2015年11月21日，课题组组织召开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合作行为的前沿问题研究：认知的视角”开题暨二次论证会。课题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代表课题组就课题的整体思路以及研究计划等做了全面汇报和介绍，在座专家们对项目进行了认真评议和充分讨论。课题组对各位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并表示将认真总结和吸纳，优化研究方案，完善研究计划，以期充分落实研究计划并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
2016年4月16日，课题组组织召开以“认知视角下的人类合作行为——理性亦或有限理性”为主题的学术沙龙，课题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及主要项目成员出席了此次沙龙。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席李纾研究员也应邀出席此次沙龙。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总结了课题组在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提出从心理学中的认知视角去审视人类合作行为这个跨学科热点问题，有助于从更深层面上增加对合作的理解。课题组实验研究初步发现合作存在同伴效应，佐证了人们并非完全理性地进行合作决策，符合西蒙（Herbert Simon）和吉仁泽等学者支持的有限理性观。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以证明合作行为是有限理性而非纯理性。
2016年12月23日，以“社会困境下的合作——理性亦或有限理性”为主题的课题学术沙龙召开，上海科技大学周昊天博士与课题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以及课题组主要成员一同参加了本次沙龙。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就项目进展做了总结并指出，经过广泛的交流与跨领域的文献研读，本课题研究对象进一步明确为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课题组成员分别汇报了近期的研究工作，包括接触自然、时间压力、个体权力等因素对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着重讨论了信任的中介作用、基于社会启发式假设对合作行为的理解以及直觉式思维与分析式思维的作用，试图进一步探明社会困境下合作行为的有限理性本质。
2017年6月23日，以“有限理性合作观：一些实验的证据”为主题的课题学术沙龙召开，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子课题负责人及主要成员庄锦英副教授、王鹏副教授、陆静怡副教授、毕玉芳副教授、郑久华副教授及课题组博士、硕士生出席参加了此次沙龙的讨论。刘永芳教授就项目立项以来的进展情况作了总结，在理论探索上面，通过整理已有研究，以及与德国马普所著名专家吉仁泽教授等的交流沟通，初步确立有限理性合作观。在实证研究上，开展了系列研究探讨合作行为的启发式以及认知机制，为有限理性合作观提供了证据支持。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主要表明：（1）时间压力显著提高了亲自我个体的合作倾向与行为，对亲社会个体却无显著影响；（2）对于低依恋回避个体，直觉思维促进其合作，分析思维抑制其合作，但思维模式对高依恋回避个体没有显著影响；（3）相比于建筑物照片，观看自然景观照片提升了个体的合作行为。与会人员就研究及结果展开讨论，提出问题与改进，并就下一步研究重点达成一致：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继续设计实验探明有限理性合作观的内涵与可靠性，并逐步关注社会中合作的现实问题。
2017年7月14日，课题组邀请美国南达科他大学心理系X. T. Wang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谢晓非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郭秀艳教授进行学术沙龙，主题为“小我—促进合作的心理学路径”。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及部分课题组成员参加了讨论。刘永芳教授指出，目前已有研究中促进合作的路径多关注规范、制度等外在因素，而鲜有体现心理学特色的合作促进机制。“小我”指个体感受到更大实体的存在以及自身的渺小。这种弱化自我的概念可能使得个体较少关注自身利益，而较多看着他人利益，从而促进人们的合作行为。与会专家就概念的界定和操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为课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4 国内交流与合作
2016年10月，课题组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以及课题组成员陆静怡副教授、孙庆洲、张湘一和尚雪松等参加了以“心理学助推中国梦”为主题的第十七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2016年11月，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参加以“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第578次学术讨论会，并做了主题为“中国员工组织公平问题研究”的报告。
5 国际交流与合作
2016年7月，由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承办，以“变化世界中的人类决策”为主题的第三届决策与脑研究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全国决策心理学学术年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任大会主席。此次会议由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课题组负责筹备组织。刘永芳教授做了主题为“Persons with moderate level of self-esteem are more inclined to take risks”的报告，陆静怡副教授做了主题为“Hedonic Products for You, Utilitarian Products for Me”的报告。该会议被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网站、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网站等报导。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课题组与专家学者的广泛交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课题组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2016年8月-9月，项目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访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交流主题为“基于有限理性视角探讨人类合作行为”。刘永芳教授具体阐述了“有限理性合作观”的基本观点，以及项目整体规划和研究计划。吉仁泽教授等对项目整体设计表示赞同，并建议课题组围绕有限理性的概念，从“有限理性不是绝对理性”和“有限理性不是非理性”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以对“有限理性合作观”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
2016年7月、2017年7月，美国南达科他大学心理系X. T. Wang教授两次应邀前来课题组交流。他认为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不足以解释当前信息及身处环境对经济博弈活动中参与者行为的影响，而结合过去经验的进化与生态理性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这启发了课题组可以从具体的决策情景和以往经验等角度切入验证有限理性合作观。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2015年11月，课题组召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合作行为的前沿问题研究：认知的视角’开题论证会”，被全国哲学社会规划办公室、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等网站宣传报导。
2016年6月，翻译出版了由德国马普研究所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主编的书籍《有限理性：适应性工具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学界和社会大众对有限理性观点的认识和传播。
2016年12月21日，项目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应邀出席“互联网+智慧交通”专家研讨会，提出智慧交通离不开社会心理需求的深度分析，并着眼于人类对未来需求的考虑，应该前瞻决策、合理决策，不能只关注现状。
2017年4月19日，项目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应邀出席“互联网+文化古镇”持续发展研讨会，为互联网时代的上海特色小镇建设献言进策。
2017年6月，整理出版了专著《当代组织公平感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组织和企业管理者对员工公平感的认识，以促进组织中的合作行为。
2017年6月，项目组首席专家刘永芳教授应邀出席“上海河道治理科技论坛”，基于项目现有进展，为河道质量建言献策。
2017年7月，2017上海市研究生暑期学校（心理学）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刘永芳教授给学员带来一场“人类合作行为的前沿问题研究”的专题讲座，向全国优秀研究生分享了课题组关于“人类合作行为的前沿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7年8月，应中国心理学会的邀请，为主题为“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的《2016-2017年心理学科进展报告》撰文，总结合作行为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
二、 研究成果情况
（一）主要观点：有限理性合作观
在综合认知心理学的大量研究，征询吉仁泽、X. T. Wang等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本项目提出“有限理性合作观”的基本观点。该观点认为，人类合作行为并非是博弈论和传统经济学等学科所认为的绝对理性，也并非是社会学等学科所认为的非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
博弈论和传统经济学研究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们在合作时能够清楚计算所有选项的可能结果，进而选择经济利益最大化选项。而根据西蒙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家们的研究，由于受限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人们在决策时往往不能清楚计算利弊，而是根据有限的线索，做出“满意”的决策。人类合作行为并非绝对理性，而是会采用启发式进行决策。
卡尼曼等学者认为人们普遍会采用启发式进行决策，并认为启发式往往会导致决策偏差，即倾向认为人类决策是非理性的。然而吉仁泽等人的研究指出，启发式并非一定导致决策偏差，反而在诸多情境中帮助个体快速、节俭地做出合理的决策，具有环境和社会适应意义。也即是说，虽然人类合作决策时可能会使用启发式，但并非导致非理性。
本项目现有研究围绕“有限理性合作观”，对“人类合作行为的启发式”和“人类合作行为的认知机制”进行了研究。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合作决策是纯粹的理性计算过程，而本项目现阶段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采用合作启发式进行决策。另外，如果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成立的，那么人类会选择经济利益最大化选项，合作行为应该保持稳定，不应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本项目现阶段研究表明，人类合作行为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变化。总地来说，本项目现有研究证明了人类合作行为并非纯理性，为“有限理性合作观”提供了证据支持。
（二）学术价值：对传统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观点的挑战
博弈论和传统经济学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即认为人们能够清楚计算利弊得失，进而选择经济利益最大化选项。合作意味着个体为他人和集体损失一定的个人利益（Rand，2016）。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在一般情境下人们肯定会选择背叛，进而推导出人类合作的社会困境。然而在现实生活和实验研究中，人们普遍表现出一定水平的合作行为。
究其原因，人类合作行为并非纯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看来，传统的进化理论和博弈分析为主线建立起来的各式各样的关于个体竞争、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的理论，即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遭遇了无法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诸多现实问题的困境。不是人类社会遭遇了这些理论模型所谓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或社会困境，而是这些理论和模型遭遇了无法解释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困境。“有限理性合作观”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社会影响
如果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那么传统经济学基于绝对理性人假设推导出来的纳什均衡或合作困境就可以通过操纵或改变各种主客观条件被打破或削弱。如果找到削弱合作困境的因素，那么通过操控该因素即可提升合作水平，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增进社会的凝聚力。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困难，合作而不是竞争成为人类未来进程和前景的决定性因素。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角度来看，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已经到了唯有人类共同面对、通力合作、集体行动，才有可能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的境地；从人类内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角度来看，基于网络的全球化和扁平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大,参与竞争与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广，却又越来越相互依存和依赖；国与国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使得没有一个国家、地区、组织或个人可以无视其他国家、地区、组织或个人而谋求独立发展之路。合作成了唯一和必然的选择。合作问题是21世纪人类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寻求促进合作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本研究结果发现，时间压力、认知负荷、权力感、接触大自然、情绪、同伴影响、人际信任水平和性格相似性均可影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合作的困境。
（四）本阶段的代表性成果
1、翻译著作《有限理性：适应性工具箱》
本书从跨学科的角度来阐述了有限理性的含义及其合理性。作为一个在许多学科领域乃至现实生活中逐渐流行开来并多少有些时髦的术语，有限理性概念受到了许多误解或曲解。本书两位主编试图从赫伯特?西蒙提出这个概念的原始含义出发，正本清源，澄清这个概念的含义，至少表达自己关于这个概念的一家之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阐述了什么不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不是非理性，因而不能放在与传统的理性思想体系相对立的位置上来理解。它不包含任何贬义的或是低等的意味！有限理性也不是受限制条件下的最优化，因而不是与传统最优化思想相比次优的选择！它不是受限制条件下无可奈何的将就之举！有限理性是人类和动物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现实、稳定、可靠的资源，正是基于这种资源，有机体形成了应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策略、规则、方法和手段，它们构成了所谓的“适应性工具箱”。适应性工具箱中的工具是具有适应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是能够很好地拟合或匹配于现实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即具有生态合理性），这已经被进化的、个体发生发展的、社会文化演进的大量证据所证明。可以说，人类的整个进化史、发展史就是有限理性驱动和推进的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有限理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现实的！换一个角度看，适应性工具箱思想及其所包含的各种具体启发式策略和工具为有限理性提供了具体的特征，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有限性。有限理性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启发式，而启发式体现了有限理性所包含的智慧。
探索人类和动物的有限理性及其适应性问题不能局限于理性的或认知的层面，还必须延伸到情绪的、社会的层面。因为除了理性或认知属性之外，人类和动物更具有情绪的、社会的层面。因为除了理性或认知属性之外，人类和动物更具有情绪和社会属性，而且后一种属性既与前一种属性相互影响、交互作用，又更能体现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毋宁说，情绪和社会属性理应包含于理性和适应性概念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人类和动物基于情绪和社会属性而形成的启发式亦包含在适应性工具箱内。此类启发式和工具被作者称为社会理性，它是有限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吉仁泽教授及ABC研究中心此前出版的两本重要著作《简洁式启发——让我们更精明》和《适应性思维——现实世界中的理性》而言，本书用了更大的篇幅从跨学科的角度阐述了情绪、社会学习和模仿、文化等在有限理性概念体系和适应性工具箱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拓展了相关的研究，丰富了理论体系的内容，另一方面将原有理论体系向应用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2、社会启发式影响合作水平研究
根据“有限理性合作观”的基本观点，人类合作行为并非纯理性，即并非单纯的理性计算过程，而会使用启发式进行决策。本研究通过六个实验探讨个体是否使用启发式，以及启发式使用的条件和个体差异。前人研究发现时间压力、认知负荷和接触大自然均可诱发个体采用启发式进行决策（Rand，2016）。实验一要求被试在有时间压力下和无时间压力下完成合作倾向问卷，并测量其社会价值取向。实验结果发现，时间压力主效应显著F(1, 126) = 6.765，p < 0.05，η2 = 0.034，被试在有时间压力下（M = 6.81, SD = 0.93）比在无时间压力下（M = 6.50, SD = 0.87）合作倾向更强。社会价值取向主效应显著F(1, 126) = 4.497, p < 0.05, η2 =0.051，亲社会型个体（M = 6.84, SD = 0.78）比亲自我型个体（M = 6.41, SD = 1.00）合作倾向更高。时间压力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交互作用显著F(1, 126) = 4.263, p < 0.05, η2 =0.033（图1）。对于亲自我型个体，有时间压力（M = 6.75, SD = 0.98）比无时间压力（M = 6.11, SD = 0.93）条件下合作倾向更高，t (70) = -2.522, p < 0.05。然而，对于亲社会型个体，有、无时间压力下的合作倾向并无显著差异t (56) = -0.046, p > 0.05。
实验二要求被试在有时间压力下和无时间压力下完成合作博弈游戏，并测定其社会价值取向。本实验采用公共物品游戏，被试向公共池中贡献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时间压力主效应显著F(1, 125) = 4.406, p < 0.05, η2 =0.034，被试在有时间压力下（M = 5.51, SD = 1.15）比在无时间压力下（M = 5.06, SD = 1.46）合作行为水平更高。社会价值取向主效应显著F(1, 125) = 4.922, p < 0.05, η2 =0.038，亲社会型个体（M = 5.52, SD = 1.21）比亲自我型个体（M = 4.96, SD = 1.43）合作行为水平更高。时间压力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交互作用显著F(1, 125) = 4.222, p < 0.05, η2 = 0.033（图2）。对于亲自我型个体，有时间压力（M = 5.48, SD = 1.23）比无时间压力（M = 4.54, SD = 1.45）条件下合作倾向更高。t (71) = -2.594, p < 0.05。然而，对于亲社型个体，有、无时间压力下的合作倾向并无显著差异t (54) = -0.035, p > 0.05。
实验三要求被试在时间压力和时间延迟条件下完成合作两难游戏，并测定其依恋回避水平。本实验采用公共物品游戏，被试向公共池中贡献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时间限制对合作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24, p＜0.01),时间压力组( M =11.15, SD = 3.87)的被试相比于时间延迟组( M = 9.37, SD = 4.62)合作水平更高。依恋回避对合作预测作用不显著( β = -0.10, p > 0.05)。依恋回避在时间限制和合作之间调节效应显著( β = -0.19, p＜0.05)（图3）。对于高依恋回避个体，时间限制对合作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β = -0.14，t = - 0.13，p＞0.05)；而对于低依恋回避个体，时间限制对合作水平的预测作用显著( β = 3.69，t = 3.49，p＜0.01)，时间压力组个体与时间延迟组相比合作水平增加了3.69个单位。
实验四要求被试在低认知负荷条件下和高认知负荷条件下完成合作两难游戏，并测定其依恋回避水平。本实验采用公共物品游戏，被试向公共池中贡献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认知负荷对合作的预测作用显著( β = 0.19, p＜0.05), 处于高认知负荷条件下( M = 11.56, SD = 4.45)的个体相比于低认知负荷条件下( M = 9.78, SD = 4.91)的个体合作水平更高。依恋回避对合作预测作用不显著( β = -0.07, p > 0.05）。依恋回避在认知负荷和合作之间调节效应显著( β = -0.19, p＜0.05)（图4）。对于高依恋回避个体，认知负荷对合作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β = 0.09，t = 0.08，p＞0.05)；而对于低依恋回避个体，认知负荷对合作水平的预测作用显著( β = 3.47，t = 3.05，p＜0.01),与低认知负荷组相比，高认知负荷组的合作水平增加实验五要求被试观看自然视频和建筑视频后完成捕鱼两难游戏。因变量包括经历鱼季、捕鱼总量、总利润、鱼季1 捕鱼量、平均自我克制率(IR, individual restraint)和平均捕鱼效率(IE, individual efficiency)。其中鱼季1捕鱼量和平均捕鱼效率是合作水平的负向指标，其余均为正向预测指标。实验结果发现，观看自然视频的被试相比于观看建筑视频的被试合作水平更高（表1）。
实验六要求被试观看自然视频和建筑视频后完成敬畏感测量和合作两难游戏，以探讨敬畏感可能的中介效应。本实验采用公共物品游戏，被试向公共池中贡献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观看自然视频的被试（M = 26.72，SD = 3.19）相比于观看建筑视频的被试（M = 22.00，SD =3.46）在十轮游戏中合作水平无显著差异t(58) = 1.645，p > 0.05，而在首轮游戏中观看自然视频的被试合作水平更高t(58) = 2.157，p < 0.05，Cohen's d = 0.558。此外，敬畏感并未在观看视频类型影响合作水平中作为中介。首先，视频类型可以显著预测合作水平( β = 7.533, t = 2.157, p = 0.035)；其次，视频类型可以显著预测敬畏感(β = 0.900, t = 2.917, p = 0.005)；最后将敬畏感引入视频类型与合作水平的关系时，敬畏感不可以预测合作水平( β = 0.841, t = 0.563, p = 0.576)。这说明敬畏感没有在视频类型和合作水平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合作倾向和合作行为均会受到社会启发式的影响。采用时间压力、认知负荷和观看自然视频的方式促使个体采用社会启发式总体上提高了合作水平，可以显著提高亲社会型个体和低依恋回避型个体的合作水平。这样的结果说明合作受到社会启发式的影响，并非理性经济人人假设所推论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算清楚怎样才能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故而其合作决策或行为不应该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合作两难困境通过增加时间压力、增加认知负荷和观看自然视频的方式被削弱了。
3、情绪影响合作水平研究
本研究通过四个实验探讨情绪对合作的影响。实验一通过回忆法诱发被试的感激和愤怒情绪，完成合作两难游戏。本实验采用公共物品游戏，被试向公共池中贡献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情绪主效应显著t (76) = 2.052, p < 0.05，诱发感激情绪的被试（M = 29.36, SD = 10.27）相比于诱发愤怒情绪的被试（M = 24.08, SD = 12.37）合作水平更高。
实验二通过回忆法诱发被试的感激和愤怒情绪，完成信任博弈游戏和合作两难游戏。本实验采用公共资源游戏，被试从公共池中拿走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低。实验结果发现，情绪主效应显著t (80) = 2.062, p < 0.05，诱发感激情绪的被试（M = 5.76, SD = 3.73）相比于诱发愤怒情绪的被试（M = 7.51, SD = 3.98）合作水平更高。信任并未作为情绪影响合作的中介。首先，感激和愤怒情绪可以显著预测合作水平 (β = 0.225, t = 2.062, p < 0.05)；其次，感激和愤怒情绪不能显著预测信任水平（β = -0.090, t = -0.810，p > 0.05）；最后当将信任水平引入感激和愤怒情绪与合作水平的关系时，信任水平不可以显著预测合作水平（β = -0.134, t = -1.225，p > 0.05）。采用Bootstrap进一步检验，样本量设定为5000，取样方法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置信区间为95%，发现中介检验的结果依然包含0（LLCI =﹣0.1161，ULCI = 0.7492），说明信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实验三通过书写任务诱发被试尴尬情绪后完成合作两难游戏。本实验采用公共物品游戏，被试向公共池中贡献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尴尬的主效应显著F(1, 22) = 5.845, p < 0.05, 诱发尴尬情绪的被试（M = 8.08, SD = 2.07）相比于控制组（M = 5.63, SD = 2.85）合作水平更高。
实验四通过书写任务诱发被试尴尬情绪后完成合作两难游戏，并测定其自尊水平。本实验采用公共物品游戏，被试向公共池中贡献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尴尬的主效应显著F(1, 53) = 7.76, p < 0.05, 诱发尴尬情绪的被试（M = 71.55, SD = 25.74）相比于控制组被试（M = 54.93, SD = 23.63）合作水平更高。自尊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3) = 2.04, p = 0.141。尴尬与自尊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 53) = 3.095, p = 0.054。对于低自尊水平和中自尊水平的个体，尴尬组被试与对照组的合作行为并无显著差异F(1, 53) = 0.00, p = 0.958; F(1, 53) = 1.62, p = 0.209。对于高自尊个体，尴尬组（M = 85.00, SD = 16.90）相比对照组（M = 44.75, SD = 24.94）合作水平显著更高F(1, 53) = 11.36, p = 0.001
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可以影响个体的合作水平。感激的积极情绪或者尴尬情绪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合作困境，提高个体的合作水平。
4、同伴行为对合作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同伴行为对合作的影响。实验一要求被试在提供同伴合作反馈、提供同伴不合作反馈和不提供反馈的条件下完成合作两难游戏。本实验采用公共资源游戏，被试从公共池中拿走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低。实验结果发现，反馈主效应显著F(2, 102) = 9.49，p < 0.001,提供同伴合作的反馈组（M = 7.89, SD = 3.20）合作水平最高，其次是不提供反馈组（M = 10.00, SD = 3.04），提供同伴不合作反馈组（M = 12.40, SD = 3.02）合作水平最低。
实验二要求被试在提供同伴一人不合作反馈、多人不合作反馈的条件下完成合作两难游戏和合作信念测量，并在随后的分析中将被试分为低贡献者和高贡献者。本实验采用公共物品游戏，被试向公共池中贡献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同伴行为的主效应显著，F(1, 56) = 4.17, p < 0.05, ηp2 = 0.07，即被试在一人不合作时的合作水平（M = 55.50, SD =18.66）要高于他们在多人不合作时的合作水平（M = 51.92, SD = 11.76）。决策阶段的主效应显著，F(1, 56) = 22.73, p < 0.001, ηp2= 0.29，即被试在第二次决策时的合作水平（M = 57.83, SD = 16.68）明显地高于他们在第一次决策时的合作水平（M = 49.58, SD = 18.44）。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56) = 48.97, p < 0.001,ηp2 = 0.47，即高贡献者的贡献水平（M = 61.62, SD = 14.06）显著地高于低贡献者的贡献水平（M = 40.98, SD = 7.18）。被试类型与决策阶段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6) = 11.53, p < 0.001（图6）。低贡献者在第二次决策中的合作水平（M = 49.13, SD = 13.71）要高于他们在第一次决策中的合作水平（M = 32.83, SD = 10.75），而高贡献者在两次决策中的合作水平没有差异（第一次决策：M = 60.00, SD = 13.99；第二次决策：M = 63.24, SD =16.21）
以被试自我报告的合作信念为因变量，进行 2（被试类型）×2（同伴行为）×2（决策阶段）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56) = 19.04, p < 0.001, η2 = 0.25，即高贡献者的合作信念（M = 5.80, SD = 0.68）显著地高于低贡献者的合作信念（M = 5.02, SD = 0.68）。被试类型与决策阶段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6) = 8.99, p < 0.05 （图7）。低贡献者在第二次决策时的合作信念（M = 5.21, SD = 0.88）显著地高于他们在第一次决策时的合作信念（M = 4.82, SD = 0.70），而高贡献者在第二次决策时的合作信念（M = 5.73, SD = 0.72）和第一次决策时的合作信念（M = 5.87, SD = 0.74）相比差异并不显著。
结果还发现合作信念中介了被试类型对合作水平的影响（图8）。首先被试类型和同伴行为显著地预测了合作信念增加值，R2 = 0.15，F(2, 57) = 5.19，p < 0.01；而且被试类型的效应达到显著水平，β = 0.37，p < 0.01。其次，同伴行为和被试类型显著地解释合作水平增加值的变异，R2 = 0.18，F(2, 57) = 6.31，p < 0.01；而且被试类型的效应达到显著水平，β = 0.42，p < 0.001。加入合作信念增加值这一变量显著地提高了对合作水平增加值的变异的解释，△R2 = 0.08，F(3, 56) = 6.51，p = 0.001；而且，合作信念增加值的效应达到显著水平，β = 0.30，p < 0.05。在第二层中，被试类型对合作水平增加值的效应降低，但依然达到显著水平，β = 0.31，p < 0.05。Sobel检验显示，这一中介效应达到边际显著，Z = 1.88，p = 0.06。
研究结果表明同伴的合作与否可以影响个体的合作水平。同伴影响很可能通过影响合作信念而影响合作行为水平。在两次互动的连续式公共物品困境中，那些先前做出高贡献的个体倾向于维持高的合作水平和信念水平，而那些先前做出低贡献的个体则倾向于提高他们的合作水平，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合作能够促进群体的利益。
5、权力感影响合作水平研究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个体的权力感对合作的影响。实验一采用回忆法启动被试高权力感和低权力感，要求其完成合作两难游戏。本实验采用公共物品游戏，被试向公共池中贡献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权力感主效应显著 t (74) = -2.107, p < 0.05，Cohen's d = 0.484，高权力感被试（M = 0.477, SD = 0.228）合作水平要低于低权力感者（M = 0.581, SD = 0.201）。
实验二采用回忆法启动被试高权力感和低权力感，要求其完成合作两难游戏和信任测量。本实验采用公共物品游戏，被试向公共池中贡献的代币数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信任在权力感和合作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表2和图9）。首先，个体的权力感可以显著预测合作水平（β = 0.284，t = 2.495，p = 0.015）；其次，个体的权力感可以显著预测信任水平（β =﹣0.237，t =﹣2.054，p = 0.044）；最后，将信任引入权力感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后，信任仍然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合作水平（β =﹣0.256，t =﹣2.243，p = 0.028），而权力感对合作的影响不再显著（β = 0.223，t = 1.961，p = 0.054）。因此，信任在权力感和合作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合作水平的高低受到个体权力感的影响。通过操纵个体内部的权力感，在任务不变的条件下合作水平发生了变化。
6、社会价值取向和人际信任水平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
研究测定了被试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人际信任水平，并要求被试完成合作两难游戏。游戏中贡献点数越多，表明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社会价值取向主效应显著F(1, 220) = 4.082, p = 0.04, 亲社会型个体（M = 3.12, SD = 1.22）相比亲自我型个体（M = 2.77, SD = 1.21）合作水平更高。人际信任主效应显著F(1, 220) = 6.580, p = 0.01，人际信任高者（M = 3.14, SD = 1.23）相比于人际信任低者（M = 2.68, SD = 1.17）合作水平更高。社会价值取向和人际信任交互作用显著F(1, 220) = 5.618, p = 0.004（图10）。对于亲自我型个体，人际信任水平不影响合作水平t (72) = 0.738, p = 0.39。对于亲社会型个体，人际信任水平高者（M = 3.78, SD = 0.81）相比于人际信任水平低者（M = 3.16, SD = 1.22）合作水平更高t (148) = 4.319, p = 0.04。
7、性格相似性对合作的影响研究
研究要求被试与其性格相似的同伴和性格不相似的同伴完成合作两难游戏，并测量其信任水平。游戏中贡献点数越多，表明合作水平越高。实验结果发现，性格相似性主效应显著t (64) = 2.485, p < 0.01，与同伴性格相似者（M = 467.09, SD = 37.458）合作水平要高于与同伴性格不相似者（M = 347.75, SD = 29.732）。
信任在性格相似性和合作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图11）。首先，个体的性格相似性可以显著预测合作水平（β = 0.30，t = 2.485，p < 0.05）；其次，个体的性格相似性可以显著预测信任水平（β = 0.67，t = 7.187，p < 0.001）；最后，将信任引入性格相似性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后，信任仍然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合作水平（β = 0.70，t =5.08，p < 0.001），而性格相似性对合作的影响不再显著（β = 0.17，t = 1.235，p > 0.05）。因此，信任在性格相似性和合作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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