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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
“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15ZDB067）自2015年底立项以来，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下，首席专家董乃斌教授带领团队成员，通力合作，攻关克难，取得一系列可观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课题的进展，并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兹将研究进展情况呈报全国社科规划办，并呈请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审核。
研究计划的总体执行包括调研与查阅资料、撰写论文、出版著作、举办讲座、学术交流等方面。在课题申报之前，课题组成员即遍阅四部，对国内古今诗歌的传世文献、古代文论中关涉诗歌叙事方面的内容，作了广泛的搜辑。立项以后，资料搜辑的范围由传世文献扩大到出土新文献与域外文献，购置了大批图书资料及电子文献、数据库，为课题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课题组还在对已搜辑的资料，分类整理，拟整理出版古代诗歌与现当代叙事理论资料的汇编，现这项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中。
由于本课题的理论性较强，涉及叙事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史学等，具有跨学科的特性，了解学界前沿成果，听取学科一流专家的指导，尤为重要。自立项以来，课题组邀请中国社科院、北大、复旦、南大、浙大及台港、海外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来校讲座10余人次，先后召集中型学术会议数次，就研究所涉广泛请益。除了把学界的最新成果、最杰出的专家请进来，课题组成员积极参加各类相关学术会议几十次，与同行交流讨论，一方面修正、深化我们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宣传、扩大团队及课题的影响，获得更多的反馈。课题组内部每个月也都有小型学术会议，通报学术动态及各自研究进展。此外，课题组成员赴美国两人，赴韩国一人，展开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对域外汉学及国外叙事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了广泛搜辑与深入考察（具体情况详下）。所有这些学术活动，使得我们的思考与钻研始终站在学科前沿，并沿着正确的路径前进。
本课题按历史时代与诗歌叙事传统发展演化的内在脉络，分为五个子课题组：先秦两汉组、晋唐组、宋元组、明清组、近现代组（实际研究中，朝代多有交叉跨越），各子课题组都有成果出产，只是进展不尽相同。
秦汉组在研究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传世文献与出土新文献的结合，在资料辑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先秦文化，从先秦的礼制、哲学、政治等层面，深入探析诗歌叙事发生的根源及其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动因。子课题负责人邵炳军教授在项目组成立前，就有《春秋社会形态变迁与诗歌叙事主体构成形态演化》《从〈诗经〉“自述其名”方式的演进看叙事主体自我意识的强化》《春秋诗歌“叙述者”介入叙事的多元形态》《从“自述其名”方式看“卒章显志”叙事模式的变迁》等论文，以《诗经》为中心，考察先秦诗歌的叙事主体、叙事模式、叙事形态等问题，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立项后，邵教授发表《〈诗?唐风?椒聊〉〈蟋蟀〉〈山有枢〉创作年代考论——兼说春秋时期晋国吉礼、军礼与嘉礼的基本状态》（“《诗经》与礼制研究”会议论文），从诗经中择取代表性作品，据其叙事推论诗歌创作年代，并结合其他文献，将诗歌叙事传统置于先秦诗礼文化大传统中，在考察春秋古礼的同时，也揭示了相关诗歌的叙事成因与特征。该组成员杨秀礼博士发表《〈周易〉古歌事象组合方式及其影响研究》（“《诗经》与礼制研究”会议论文）、《耶律楚材汉代人物情结诗歌的互文性研究》（《文学与文化》2017年）《昭君故里题咏的叙事功能研究》等论文，吕树明发表《仪式的“绾合”与“漂荡”——〈诗经〉农事诗》（“《诗经》与礼制研究”会议论文），石强以《春秋诗歌叙事》为题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 该组围绕先秦两汉诗歌叙事研究，对先秦文化进行了深入研考，由此又孕育出另一个课题：“《诗经》与礼制研究”，入选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
晋唐组所研究的阶段，是文人个体普遍自觉，诗歌抒情性大为增强的时代，诗歌叙事传统在与抒情传统消长磨合、互融互渗中向前推进，本段研究注重结合抒情传统，来探析叙事传统的发展和变化。子课题负责人李翰副教授发表《陈世骧“抒情传统”反传统的启蒙底色及其现代性》（《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对抒情传统说奠基者陈世骧的学说进行了学理与思想溯源，为叙事传统研究釐清了理论背景。该文入选2017年第3期《新华文摘》论点摘编。李翰副教授又完成了《叙事、抒情之消长与新体诗之萌生》，从叙事、抒情消长的角度，对东汉末至齐梁间的诗史作全面梳理，为齐梁新体诗的出现提供新的观照。姜玉琴研究员在近现代组做现代诗叙事研究，同时又关注唐诗，发表《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上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从唐诗看古代诗歌的"无我"创作范式》（《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等论文，对唐诗叙事问题作了初步探索。课题组成员杨长正以杜甫诗歌叙事为博士论文，目前完成《杜甫组诗叙事类型研究》一文，另两位成员李佳卉研究谢灵运山水诗叙事，王传秀研究汉乐府叙事，各以之为硕士论文选题，目前均取得一定进展。
宋元组自立项以来，在学术理论准备、资料收集及论文撰写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子课题负责人杨万里教授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学习西方叙事学相关理论与批评方法，以异域文学理论为参照、借鉴，调整课题的研究思路与核心概念的建构。为课题拟定如下议题：A乐府体叙事诗；B以杜甫为范式的文人自叙体叙事诗；C由元稹、白居易为范式的长庆体叙事诗；D抒情诗中的叙事手法等。并指导研究生研究白居易诗歌的叙事性问题。课题组成员周剑之早期有《宋诗叙事性研究》为这一阶段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立项后，又发表《陆游记梦诗的叙事实践——兼论古代诗歌记梦传统的叙事特质》（《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通过典型诗人的具体诗作，将宋诗叙事研究推向深入。夏明宇发表《对话与突围：苏轼在黄州的空间书写》（《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应运空间叙事的概念考察苏轼的黄州诗，引起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该课题组将唐宋词也纳入研究范围，设定词序在词体叙事中的作用与价值，唐宋联章词与组词的叙事艺术，联章词与组词对杂剧叙事的影响，词的空间叙事等议题。李桂奎教授发表《唐诗宋词的年段叙事及其段位性》（《文学与文化》2017年），即将宋词与唐诗并观，扩大了诗歌叙事的研究畛域。
明清组结合明清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的兴起，通过与叙事文体的比较，从文体属性上考察诗歌叙事的特质，作出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成果。子课题负责人饶龙隼教授完成《明代人物诗传之叙事》，以诗化之人物传为切入点，考察其兼具抒情与叙事的互文性特质，并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其根源及意义。该文已被《文学评论》录用，将刊于2017年第5期。饶教授还在南开大学《文学与文化》杂志主持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专栏，组织课题组发表多篇论文；又召集2016年度明代文学的高端论坛，为课题的推进，集贤聚智。上述举措，同时也有效扩大了本课题的学术影响。饶教授指导博士、博士后分别以元、明、清诗叙事传统为学位论文，刘蓉蓉做元代，正着手撰写《丘处机西行的纪行叙事研究》一文；田玉龙发表《明诗制题之叙事》（《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3期），集中考察明诗制题的叙事问题，为进一步揭示明诗叙事特质作了有效的探索；石超（博士后）研究清诗叙事，已完成《“二次叙述化”与“诗”学阐释的本质》、《清代女性绝命诗的叙事艺术》、《子弟书的叙事策略》等论文。立项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饶教授与门下弟子对元、明及清代前中期诗歌的大致状况作了摸排整理，占有并熟悉了大部分文献，并通过多篇论文进行细致的探索，为下一步撰述打下厚实的基础。
近现代组的研究包括古典诗歌与白话诗，在诗歌由古典向现代的体式变化中，探索诗歌叙事传统的传承与新变。子课题负责人杨绪容教授擅治小说、戏剧，在本课题中，尝试从诗学的角度考察戏剧曲词的叙事特性，并着重研究戏剧评点中的叙事批评，《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上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将毛氏评点与当时诗歌叙事及相关文学批评相结合，探绎有明以降诗歌叙事的新变及其与戏剧、小说的姻缘。杨教授在研究中还注意与西方叙事学的比较，积极探索建立中国文学叙事理论之路。杨教授指导硕士生胡桑桑完成硕士论文《〈红楼梦〉诗歌的叙事分析》，于2016年6月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杨教授指导课题组另一成员晁冬梅完成《论庚子国变诗歌的叙事实践》，论述晚清道咸之际诗歌的叙事问题。文章认为该时段诗歌的成就正在于叙事规模宏大，内容更为广阔，使诗歌叙事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为诗歌叙事传统在近代的承传、发展，提供很好的个案观察。该子课题的现当代部分诗歌叙事研究，主要由姜玉琴研究员、傅华副教授承担。傅华完成《经验碎片下的叙事性书写》一文，研究当代先锋诗歌的叙事问题。文章结合不同先锋诗人群体及其具体的诗学话语实践，从“他们”的叙事、“知识”的叙事、“身体”的叙事三个维度考察当代先锋诗歌叙事性书写的不同形态与诗学特征，试图在经验弥散破碎的当下，对其诗学价值和内在的关联展开探讨。先锋诗歌研究关涉当代诗歌叙事诸多核心问题，以之切入，有助于建立当代诗歌叙事研究的学术根基与论述中心。
课题组首席专家董乃斌教授在总体上把握课题的研究方向和架构，负责撰写课题的总纲与导论，还积极参加海内外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成果，扩大学术影响，并有多篇论文及著作发表。2015年12月，董教授以《从抒情叙事两大传统论中国文学史》的论文参加台湾清华大学主办的学术会议，该文细致梳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指出抒情传统唯一论的偏颇，深入阐述了以“抒情”、“叙事”两大传统论述中国文学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其全文收入《中国叙事学：历史叙事诗文》（会议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精编本发表于澳门大学《南国学术》2016年第2期。董教授还在《中华诗词研究》发表《从赋比兴到叙抒议——考察诗歌叙事传统的一个角度》，从“叙抒议”等三类表达方式上，考察诗歌叙事传统，探索寻找与赋比兴相对应的概念，为叙事传统建立自足的理论体系。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摘录。 《“唯一”传统还是两大传统贯穿——从“抒情”与“叙事”论中国文学史》，细致梳理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指出抒情传统唯一论的偏颇，深入阐述了以“抒情”、“叙事”两大传统论述中国文学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董教授的专著《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论稿》（东方出版中心，2017），全书30万字，汇集董教授关于文学叙事问题的主要思考成果，对本课题的研究既昭示了方向，也具有思想与方法上的启示。
以上是本课题立项以来，各课题组大致研究情况。通过具体时段的考察，单篇论文的撰写，逐步摸索课题的中心与边际，思考其总体架构与论述脉络，下一步的工作将围绕课题的总体设计，转向每一阶段子课题的专书撰述。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本课题究其性质而言，是带有一定文艺学色彩的文学史学，较偏重于理论建构，但我们的理论建构建立在对文学史客观考察的基础上，因此，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文学史史实的调查、考察，是我们调查工作的重点。课题组成员除了广泛收集、整理四部文献所见诗歌及相关评论资料外，还关注出土文献的新见资料。此外，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本课题相关学术史研究，也都是课题组的调查重点。如针对与叙事传统相对的抒情传统，课题组在经过学术史的梳理辨析，先后围绕陈世骧抒情传统、抒情传统唯一论等议题，写有多篇论文。
立项后，课题组在社科基金的资助下，积极展开学术交流，一是请进来，近一年来，我们先后邀请中山大学吴承学、黄仕忠教授，北京师大杜桂萍教授，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中国人大朱万曙教授，中国社科院张国星、张剑研究员，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西北大学李浩教授，河南大学关爱和教授，国家图书馆詹福瑞教授等前沿杰出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涵盖古代文学各个时段、各类文体，听取专家意见与建议，吸收诸位学者的智慧，打开了研究视野，拓宽了研究思路。项目组还专门成立了由傅修延、乔国强、谭君强、徐正英、赵炎秋等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上述专家含文艺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古代文学等学科领域，皆是各学科领军人物，我课题负责人及成员经常向他们请教，几位专家为我们的课题提供了雄厚的学术支持。在项目的开题与项目推进会上，上述专家与到会的其他专家都给我们提出很好的建议，在研究过程中，也给我们诸多帮助。项目组或各子课题组近一年还组织过数次学术会议，饶龙隼教授于2016年11月协同明代文学学会（筹）、《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明代文学高端论坛，扩大了本课题在学界的影响。 邵炳军教授以本课题研究为契机，拓宽研究领域，成功申请到2016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并于2017年3月主办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涉及先秦诗歌叙事议题，得到与会诸多专家的指导与教益。
学术交流的第二方面就是走出去，积极参加学术会议，与学界同行交流切磋。立项的一年多来，课题组成员累计参加学术会议达几十次。2015年12月，董乃斌教授与李翰副教授参加台湾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叙事学：历史叙事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董教授在会上作半天的专题发言与圆桌讨论，李翰副教授提交论文在大会作学术报告。董乃斌教授还参加了复旦大学和中华诗词研究院合办的“首届中华诗词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作了大会发言。2016年9月，周剑之副教授参加在杭州举办的“社会转型与文学变迁——国际中青年学者宋代文学专题研讨会”，在大会作学术报告。2016年10月，夏明宇博士在武汉参加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在会上发表《对话与突围：苏轼在黄州的空间书写》学术报告，从叙事空间的角度论述了苏轼的黄州诗，获得与会学者的好评。
此外，饶龙隼、杨万里两位教授获取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先后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访问交流，杨万里教授目前仍在访学中。二位教授在美国广泛接触到西方文艺理论研究资料及同行学者，以异域文论的视野，为本课题研究带来诸多新的启迪。二位教授访学期间，还做过多场学术报告，杨教授最近一次，在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作《论柳如是》的学术报告，受到热烈欢迎。李翰副教授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受聘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工作，广泛接触到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同行，并考察了韩国的汉文古籍，为课题收集了不少域外文献。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课题组潜心研究的同时，也较注意成果的宣传推介。子课题负责人李翰与首席专家董乃斌教授专门做了一次访谈，深入探讨了我们这个课题的缘起、特点与旨趣，发表在《文艺研究》2016年第5期，对我们课题的宣传具有很大力度。课题开题报告会，我们邀请上海社科报编辑参会，并予以报道；课题组的历次会议讨论、专家讲座与学术会议，我们在学院与学校的网页上都有宣传介绍。立项以来，我们编制了重要成果简介及课题的工作动态，通过校文科处报送上级社科办。我们还专门为课题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向学界及文学研究爱好者推送最新成果，发布研究动态。目前，我们公众号订阅者近五百人，其中不少都是各地人文社科学者。
课题组还得到《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及南开大学《文学与文化》的支持，两家刊物为本课题开设专栏，发表多篇文章。其中，《上海大学学报》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专栏，由课题首席专家董乃斌教授主持，前后陆续开设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论文，成为该学报的一大亮点，也帮助扩大了本课题在学界的影响。饶龙隼教授在《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3期主持“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专栏，一次性刊发课题组四篇论文，集中展示了课题组的成果与学术风貌，产生集群效应，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两份刊物慷慨给予我们课题大幅版面，也说明我们课题的研究价值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由于课题组成员工作及科研任务繁重，我们做得多，说得少，与研究比起来，宣传推介还是显得有些薄弱，后续我们会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
二、 研究成果情况
本课题自立项以来，在各类刊物发表论文近20篇，其中不乏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高端权威刊物，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质量，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研究站在学术的前沿，受到学界的欢迎与关注。以下就将其中较重要的一些成果作一简介。
课题组首席专家董乃斌教授2015年12月应邀赴台清华大学参加“中国叙事学：历史叙事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从抒情叙事两大传统论中国文学史》的学术报告，分析独尊抒情传统，既不符合文学史实际，也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强调中国文学是抒情、叙事两大传统的互融互渗，要以两大传统来论中国文学史，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该报告全文约25000字，后收入会议论文集《中国叙事学》， 于2016年12月由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董教授又在《南国学术》2016年第2期发表《“唯一”传统还是两大传统贯穿——从“抒情”与“叙事”论中国文学史》，进一步申论自己的观点。文章首先阐明抒情与叙事是同源共生的关系，并论述了“叙事”一词的源起，“叙事”与“叙述”的关系。接着引入“大文学史观”作为论述的背景，认为必须在“大文学史观”的范畴中讨论抒情、叙事问题，才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文章又从文体的角度，论述抒情、叙事固然与一定文体有关，但作为叙述，又是共存在一切文体中。叙事与史述有天然的关联，文、史的由合而分，也使得叙事、抒情分别趋向不同的文体。史与文最后留下的交集是人物传记，随着小说、戏剧的兴起，史著中的传记写人的艺术，完全转移到文学领域。文章还对“事”作了辨析与界定，梳理了中国文学由含事、咏事再到叙事、演事的进化过程，论述了“事”与“抒”、“叙”的关系，认为叙事在现实文坛中具有领先的份额，深刻地表现在读者的爱好倾向上。文章最后对叙事传统的意涵作了几点补充说明，尤其强调叙事传统论不能走向极端和偏颇，一定要与抒情传统并观互照。改革开放以来，旅美学者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说”在大陆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乃至上升为与整个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相关的一种宏观理论，并在实际上产生了研究范式的效应；个别论者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将本具独立性的叙事传统吞没，使抒情传统走到“唯一”和“独尊”，变得庞大芜杂、无所不包，这既不符合中国文学史实际，在文学史的研究与批评中负面作用也极明显。董教授鉴于此提出叙事传统说，其意在以叙事传统矫抒情传统唯一论之弊，最终以两大传统论中国文学史。董教授提出叙事传统说，在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对抒情传统唯一论构成巨大的挑战。本篇文章入选《新华文摘》2016年第15期的“论点摘编”，也说明了学界对董教授观点的重视。
董乃斌教授又有《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论稿》，于2017年6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前有2万余字引论，集中阐述了叙事与抒情作为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贯穿中国中国文学史的始终，提出文学史研究，需要引入叙事视角。
上编专论中国诗歌叙事问题，第一章对中国诗歌叙事作整体观照，提出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的构想与总纲，论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叙事视角及其应用等问题。次章论述中国诗歌的叙事性手法，第三章则以唐宋诗歌为专案，对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作具体研究。中编为中国小说与叙事传统研究，分三章。第一章论中国古代小说的的叙事及其文体独立，从现代小说观念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概念比较入手，对小说的发展、演化作了系统梳理。第二章论述了民间叙事、正史叙事与小说的关系。第三章则就唐宋的散文与小说，唐宋传奇叙事作专门论述。下编为中国古代文论与叙事传统研究，具体论述了《文心雕龙》《史通》及《艺概》中有关叙事的论述，讨论其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关系。
全书40余万字，是本项目立项以来，首席专家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与思考的集中展现，该著作的出版，对推动本项目研究的深入、拓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晋唐段子课题负责人李翰副教授在《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发表《陈世骧“抒情传统说”反传统的启蒙底色及其现代性》，对陈世骧提出抒情传统说的背景、因缘、旨趣等作了深入论述。文章认为，抒情传统说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文学精神，为陈世骧对中国文学本质之认识及其文学理想之所在。这一认知既与陈氏早期教育、交游背景有关，更是其寓居域外，乡愁与民族情感应和发酵的结果。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大传统乃家国天下的诗教传统，非但不符陈氏学说，甚至恰恰在其文学理想的反面。陈氏抒情传统说以个体主义为主要特征，显示出反传统的现代性；而诗教传统中的家国关怀，在现代文学中演绎为另一种现代性，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与陈氏抒情传统说互为映照。抒情传统说的传播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著述范式，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再写文学史，皆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参考。本课题之所以提出关注诗歌叙事传统，即因为陈氏抒情传统说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巨大影响，乃至导向抒情独尊的偏颇，追溯、清理陈世骧抒情传统说的理论根源与思想因缘，是本课题顺利进行前提，本文的写作，即有鉴于此。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新华文摘》2017年第3期“论点摘编”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摘编转载。
宋元组周剑之《陆游记梦诗的叙事实践——兼论古代诗歌记梦传统的叙事特质》一文，发表在《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也是本课题的重要成果。叙事性是记梦诗的重要特性，作者注意到在陆游的诗中，记梦的作品极多，以陆游为个案，通过记梦这一题材，能够非常好地观察到宋诗叙事的特性。文章细致考察了记梦诗的形成、发展与流变，与叙事密切相关。古代诗歌的记梦传统，以鲜明的叙事性成为整个古典诗歌叙事传统中的重要分支。将陆游记梦诗置于古代诗歌记梦传统中重新审视，可以清楚看到陆游的贡献。陆游记梦诗在叙事性质、叙事模式、叙事技巧等方面都有出色的实践，丰富了古代诗歌对梦境的呈现,代表着古代记梦诗的最高成就,并展示了古代诗歌叙事传统的一个重要侧面。
姜玉琴研究院《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上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从文化空间的角度展开对盛唐边塞诗的考察。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与西北地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关联，更重要的，这一风格还与西域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汉文本”如何在边塞诗中被改写，其在边塞诗中的存在状态，即是汉诗人在西域特殊的地理及文化环境下，以其艺术创造生成又一文化空间，其深邃而广阔的历史内涵，决定了边塞诗的审美风貌。文章认为，诗人们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要把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这其实就意味着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因而，盛唐边塞诗体显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从唐诗看古代诗歌的“无我”创作范式》（《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是姜玉琴研究员发表的又一篇重要论文。这篇论文通过对唐诗文本的考察，结合历代诗学家对唐代诗歌的认识与总结，发现以唐诗为代表的古代诗歌存在一个特殊的创作范式，大致可以命名为以“景”喻“情”的“无我”范式。即把“我”隐喻到“景”中，通过“景”来表达诗人的情感。作者认为这一创作范式出现在古诗中绝非偶然，它与古人那博大而雄浑的宇宙意识紧密相关。本文实际上是一篇将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相结合的论文，对景的描述与文学营造，是延绵悠久的叙事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无我”的范式中，抒情与叙事在文本上有隐显之别，然最终因显而达隐，缺一不可。通过本文，可以生动地观察到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如何互融互渗，共同推进着中国诗歌的演进。
杨绪容教授《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上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将视野延伸到戏剧曲词，考察诗歌叙事传统在戏剧中的表现以及古代文论家的理论批评。论文所论毛奇龄的评点，在清代戏曲评点史上堪与金圣叹并峙，地位极高，毛氏评点中的叙事批评，表面上看起来率性自由，随感而发，通观全篇，则不难发现其所特具的系统性与理论性。毛氏论叙事视角之“旁观”、叙事内容之“转变”、叙事照应之“暗度金针”、叙事节奏之“抑扬顿挫”，等等，无一不体现出毛氏的独到见解。且其叙事论又可与西方现代叙事学相通，如其所论析的叙述层次、叙事视角、叙事照应、叙事节奏、叙事方法等内容，大致涵盖了现代叙事学的叙述人、叙事时间、叙事方法等范畴。梳理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有助于我们构建古代叙事学与现代叙事学的内在关联，为中国叙事学固本培根，也为诗歌叙事传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杨教授通过名家的批评具例，整理、寻绎本土文学批评与理论资源，并将其与西方叙事理论作比较辨析，为建立本土叙事学，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饶龙隼教授在《文学与文化》主持“中国诗歌叙事传统”专栏，是课题成果一次重要的集中展示。专栏推出课题组四篇重要文章，分别从各自独特的层面、部位和视角，研讨唐宋元明诗歌的叙事要素及其艺术表征。李桂奎《唐诗宋词的年段叙事及其段位性》从年段叙事的层面，研讨年段叙事的组合方式、意义生成、功能结构及其段位性；李雅静《论欧阳修以文为诗对宋诗叙事性的开拓》从以文为诗的截面，分析诗歌用字、句法结构、章法结撰等节目，以认证欧阳修是怎样强化诗歌的叙事性；杨秀礼《耶律楚材丁亥年汉代人物题咏的隐性叙事》从汉代人物题咏，考索耶律楚材丁亥年所作诗歌古典契合今典的组合方式，从而展示其别具风神意味的隐性叙事；田玉龙《明诗制题之叙事》从诗歌副文本角度，深研明代诗歌制题的叙事功能及其连带的抒情、议论因素，并阐发诗题与正文的互文性及其效应。四篇文章以实例证明，中国文学在抒情与叙事分流发展的同时，两厢其实始终是相辅相成、须臾未离的，抒情中有叙事，叙事亦含抒情。我们的课题在诸多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越来越明确：恒与中国诗歌抒情传统并驾齐驱的，还有不容忽视的中国诗歌叙事传统；或者说，中国历代诗歌形成了抒情与叙事双线并行的艺术表现传统。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从而对文学史的撰述产生影响。
以上是本课题立项以来的部分成果的简介。我们的课题获得学界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也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都有我们成果的摘编；相关领域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注意到我们的的研究，一是表现在我们论文被征引的频率，如首席专家的部分论文征引频率有十多次，二是我们的研究也进入其他研究者的视野，成为研究与论述的对象。如谭君强《新世纪以来国内诗歌叙事学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对本课题首席专家董乃斌教授及子课题负责人邵炳军教授的成果都作了详尽的评述，充分肯定他们的研究在新世纪以来国内诗歌叙事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