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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完成了课题开题论证
2016年1月18日，课题组举行了开题论证会。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副会长，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国家卫生计生委，西安交通大学领导，课题组子课题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参与。与会专家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在吸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课题组进行了内部讨论，细化了研究内容和方法。
召开了人口普查与人口学方法研讨会
2017年6月17-18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人口普查与人口学方法研讨会。来自政府部门、学界的领导、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共130人参加会议。会期两天，设立了两个大会报告单元和12个专题报告单元。围绕着“人口普查与人口学方法”这一主题，报告涉及普查数据质量、普查与调查、人口研究方法、人口健康研究、空间地理人口、生育研究、死亡研究、老龄人口研究、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等议题。
子课题一——普查数据质量整体评估理论创新研究中数据问题描述部分
课题组搜集了大量的文本资料和数据资料，内容涉及普查数据存在的问题，用间接估计方法估计人口相关指标，对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等指标进行预测等。在子课题一中，系统描述了普查数据中总人口、生育率、死亡率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应用这些数据应该注意的问题，相关文章见“Data uncertainties in China’s population”。
子课题二——人口普查生育数据质量评估理论创新研究中有关生育率变化分解和出生性别比变化分解部分
在子课题二中生育下降分析方面，根据影响因素对1990、2000和2010年生育率下降进行分解，得到各个影响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效应，并对中国的各省份进行对比，相关论文是“The decline in China’s fertility level: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此论文目前在审稿状态中。将1980年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变化分解为各孩次出生性别比影响和各孩次结构影响，相关论文为“Changes in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A decomposition by birth order”，此论文于2016年发表在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上。论文“中国生育水平的时空演化：基于1975—2010年数据的分析”着重分析了生育水平在时间上的变化和在空间上的差异。
子课题三——人口普查死亡数据质量评估理论创新研究中老年预期寿命变化部分
在子课题三中，从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发展趋势、健康状况、经济来源、日常照料、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挑战，相关论文为“Can China afford rapid ageing?”，论文于2016年发表在Springer Plus上。使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多状态生命表方法，将老年人的自理状态划分为完全自理、部分自理和不能自理，计算了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和自理预期寿命，并对比了城乡和性别差异，相关论文为“中国老年人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化分析”。
子课题四——人口普查婚姻数据质量评估理论创新研究中婚姻挤压部分
在子课题四中，通过构建婚配性别比及其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分解方法，使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预测数据，研究了中国2010-2050年婚姻挤压中年龄结构因素和性别结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相关论文为“China’s marriage squeeze: A decomposition into age and sex structure”。
与政府部门合作，完成相关报告
与陕西省统计局合作，基于陕西省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撰写了《陕西人口发展现状与未来》，报告中分析了陕西省人口的现状与特点、对陕西省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与国家卫生计生委科研指导所合作，基于1990、2000、2010年普查数据，建立了分解方法，研究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相关报告提交给卫生计生委领导审阅中。
专著《中国的生育——水平和性别》
这是一本包括8-9章的专著，研究涉及到中国的出生数据和生育水平、性别的评估，矫正，预测等方面。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2017年4月27-29日，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2017年美国人口学会年会上，姜全保、刘一笑做了题为“Changes in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A decomposition by birth order”的报告；
2017年4月18-20日，在肯尼亚内罗毕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肯尼亚人口与发展理事会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非人口与发展论坛中，李树茁做了题为“Mi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China: Evaluation and Policy”的报告，姜全保做了题为“The decline in China’s fertility level: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的报告；
2016年12月3-4日，姜全保在南京参加了由南京邮电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举办的“人口大数据的采集与应用”学术研讨会，报告题目是“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动——基于孩次的分解”；
2016年11月29-30日，姜全保、杨淑彩在北京参加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大数据时代：接力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报告题目为“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一个分解”；
2016年7月21-24日，杨淑彩在福建厦门参加了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年会，报告题目为“中国老年人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化分析”；
2017年7月10-20日，杨淑彩、梅丽、淡静怡在中山大学参加了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举办的第二届“人工社会与计算社会科学讲习班”，学习了Agent-based Modeling、Netlogo软件、在线网络与大数据分析、博弈论与社会试验、大数据文本分析。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目前，正在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合作，把研究论文“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一个分解”改写成政策咨询报告，上报给相关部门。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对普查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缺少其他来源的数据与之对照。
以往的间接估计方法不适用于现在变化较大的人口数据，缺乏对不稳定人口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的方法。
二、研究成果情况
1、研究报告《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分解》
基本内容：
中国的生育水平下降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本报告使用1990、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总和生育率和粗出生率两个生育指标进行分解得到使其下降的因素。把总和生育率变动分解为已婚生育率变动（数量效应）和已婚比例变动（结婚推迟，进度效应），把出生率变化分解为如下四个因素的结果：已婚生育水平变动（数量效应）、婚姻推迟（进度效应）、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变动。研究发现中国的生育水平1990-2000年下降幅度较大，而2000-2010年下降幅度很小；已婚生育率在1990-2000年促使总和生育率和粗出生率下降，2000-2010年，已婚生育率开始增加并使得总和生育率和粗出生率上升。婚姻推迟使得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的生育水平都下降，但2000-2010年下降幅度小于1990-2000年。已婚生育率影响和婚姻推迟影响还存在年龄、城乡和地域上的差异。年龄结构在1990-2000对粗出生率的影响较大，在2000-2010年对其影响较小，性别结构对粗出生率的影响较小。这些因素的变动也影响了中国人口的粗再生产率。
主要观点：
（1）已婚生育率变动是影响生育水平变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已婚生育率变动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在不同的时期作用不同。从1990年到2000年，已婚生育率下降促使总和生育率和粗出生率下降；从2000年到2010年，大部分省份的已婚生育率开始促进生育水平的提高。从各省的分布来看，1990年到2000年，已婚生育率下降使得生育水平下降最多的地方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和部分中部地区；从2000年到2010年，大部分省份的已婚生育率开始促进生育水平的提高，影响较大的省份集中在中部偏南地带（包括陕西、重庆、湖北、湖南和广西）。使得生育水平仍然下降的省份集中在西部地区，这些省份也是在2000年生育水平仍然很高的省份。可以看出，已婚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将有上升的可能并使得生育水平提高。
（2）婚姻推迟以及相应的生育推迟使得生育水平下降。1990年代生育推迟对于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较大。但2000-2010年婚姻推迟现象对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减弱很多。1990到2000年，婚姻推迟对生育率影响较大的省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2000年到2010年，婚姻推迟对生育率影响较大的省市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这体现了婚姻推迟在地域上的传递效应。
（3）从1990年到2000年，已婚生育率变化导致的总和生育率的和粗出生率的下降幅度，从中国的西部到东部，逐渐减小。西部省份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婚姻推迟导致的总和生育率和粗出生率的下降幅度，从中国的东部到西部，逐渐增大。东部省份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而从2000年到2010年，婚姻推迟导致的总和生育率和粗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最大的省份，已经从1990-2000年间的东部地区转移到西部地区。
（4）不同年龄段的已婚生育率变动对于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不同。1990-2000年几乎全部年龄的已婚生育率下降，使得生育水平降低。2000-2010年低年龄组（25岁以下）的已婚生育率下降使得生育水平降低，而在26岁及以上育龄妇女的已婚生育率上升促使生育水平升高。
（5）分城市、镇和农村来看，1990-2010年，影响城市和镇生育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是婚姻推迟，影响农村生育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是已婚生育率下降，这两个因素在1990-2010年的跨度上都使得生育水平下降。由于缺少2000年数据，所以没有把城市、镇和农村的数据分解为1990-2000和2000-2010年间。但如果像全国的数据一样分成两段的话，可能已婚生育率的影响也会像全国的数据一样在1990-2000和2000-2010年间发生方向上的改变。
学术价值及社会影响：
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贡献并将中国各省份的情况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不同影响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历史贡献大小及趋势，这对于分析生育率的未来趋势有更大的把握性，对于完善和调整生育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建议。
2、研究报告《陕西人口发展现状与未来》
基本内容：
本报告基于陕西省2015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汇总数据，分析了陕西省人口的现状与特点。利用Padis-Int软件根据总和生育的不同设成高中低三个方案对陕西省2015-2030年的人口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分析。最后根据陕西省的人口现状、特点及对陕西省人口的预测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主要观点：
（1）陕西省人口发展现状的主要特点有：一是人口总量低速增加，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平稳；二是人口进入稳定低增长阶段，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三是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四是人口年龄结构上，出生人口少，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五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一定回落，但是开始高于全国水平；六是人口流动数量进一步增加，主要以省内流动为主；七是城镇化水平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八是家庭户规模逐渐缩小，家庭类型更加多样化；九是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农村老龄化形势更加不乐观。
（2）陕西省人口的发展预测。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下降，而老年人口持续上升，未来的社会抚养比逐步上升，陕西省人口在逐渐退出人口红利期。
（3）结合对陕西省人口发展现状和预测结果的分析，对陕西省未来人口政策的制定提出相关建议：一是贯彻落实全面两孩政策，稳步提高生育水平，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二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三是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四是全力拓宽就业渠道，大力推动劳动力转移和素质提升；五是应对大规模人口流动，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六是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夯实社会和谐稳定基础。
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及时、准确地把握人口动态、特征，并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做出科学预测，对于科学制定和调整人口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报告从陕西省人口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了陕西省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方便更好地认清陕西省人口发展的现状。同时又从现状和预测结果出发多维度地阐述陕西省人口发展态势，有利于认清陕西省人口的发展趋势，为制定人口及相关政策，科学应对老龄化提供有效参考信息。
3、发表论文“Changes in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A decomposition by birth order”
基本内容：
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偏高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本文把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分解为分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变化及女婴孩次结构的变化。利用这种分解方法，我们比较了中国和韩国的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和分解结果，呈现了城镇和乡村，以及各省份的分解结果。中国和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上升是因为各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上升，且会因为各孩次分布的变化出现抵消。当二孩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下降会带来出生性别比的停止上升。在中国2000年以前，农村各孩次出生性别比的变化的总效应要比城镇的大，由此农村的出生性别比要比城镇高。2000年以后，农村的所有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化效应降低了总体出生性别比，但是孩次结构变化增加了总体出生性别比，最后导致总体出生性别比出现略微上升。各省份的出生性别比变化、各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变化总效应、各孩次结构变化总效应没有呈现空间自回归现象。在大多数省份中，各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化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主要观点：
（1）中国和韩国的出生性别比变化在1990年代中期是非常相近的，但是之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继续上升，而韩国的出生性别停止上升。在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上升和下降期间，各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变化效应在促使出生性别比下降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在中国，2000年以前，出生性别比上升由各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化效应主导，而2000年以后，出生性别比的变化由各孩次结构变化效应主导。我们可以预测，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将会同韩国一样，由于各孩次出生性别比下降导致下降。
（2）从1980-2000年，农村的出生性别比上升量要比城镇多很多，农村各孩次出生性别变化的总效应要比城镇大很多。2000年以后，各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化的总效应是相反的，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下降。各孩次结构变化在2000年以前降低了出生性别比，在2000-2010年小幅度增加了出生性别比。
（3）大部分省市出生性别比变化的主导因素为分孩次出生性别比，主要是一孩出生性别比升高推动着各省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在2005-2010年间分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变化和女婴孩次结构变化的影响绝对值要普遍小于其在2000-2005年间的影响水平，各省市的出生性别的变化正在趋于稳定。
学术价值及社会影响：
分析出生性别比的变化从影响因素着手，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同时受到各孩次出生性别比和孩次结构的影响。通过分析历史数据的出生性别比，可以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变化的贡献大小及趋势，这对于分析出生性别比的趋势、把握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方向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把握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时机，科学高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
4、发表论文“China’s marriage squeeze: A decomposition into age and sex structure ”
主要内容：
目前，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大部分研究把婚姻挤压归结于性别结构因素，而忽略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因素，还有些研究考察年龄结构贡献的方法存在一些不足。本文通过构建婚配性别比及其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分解方法，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预测数据，研究了中国2010～2050年婚姻挤压中年龄结构因素和性别结构因素的影响。
主要观点：
（1）2010~2020年男性并不过剩，相反有些年份还存在短缺，但这主要是由于年龄结构造成的。2020~2030年，在婚姻挤压的构成中，年龄结构逐步下降，而性别结构因素的作用逐渐上升。而后性别结构占据主导地位，而年龄结构的作用很小。
（2）中国的婚姻挤压中，虽然性别结构可能是主要因素，但年龄结构因素也值得关注。简单地把中国的性别失衡等同于婚姻挤压问题或者简单地把中国的性别失衡等同于几千万“光棍”是片面的认识。
学术价值：
中国的性别失衡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当前对婚姻挤压的分析中往往强调的是性别失衡，而忽略了出生队列规模的变化和年龄结构对婚姻挤压的影响。本文纠正了把婚姻挤压等同于性别失衡的观念，认为性别结构可能是主要因素，但是年龄结构因素也需关注，这对以后的人口发展有关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