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立项两年来,项目计划总体执行情况良好,课题组各子课题、各成员之间团结协作,研究正在逐步深入。
(1)及时召开开题报告会,并将其扩大为学术研讨会,迈出了集体研究的第一步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备,项目组于2016年3月19日至20日召开了开题报告会暨首届“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丝路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办,南开大学和历史学院的相关领导,世界史与丝路研究方面的特邀专家,《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西域研究》、《全球史评论》等重要史学刊物的代表,以及课题组的国内外成员共50多人参加。
(2)讨论制定写作提纲,落实任务到人
针对开题会议专家们提出的意见,课题组于2016年6 月29 日在南开大学召开了项目分工会。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落实各子课题参与人员及其承担的写作任务。会议议定,每个子课题除负责人外,均设2位学术联系人,负责组织、联系本子课题成员,统筹各卷/分册的撰写任务。课题组还对课题的具体章节设计和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初步确定了课题的基本大纲和具体分工。要求各位成员在2017年初拟出自己承担部分的写作提纲。
(3)在原有基础上,对研究队伍做了调整补充
增补国外学者3人,国内学者2人。其中有牛津大学古典艺术研究中心主任Peter Stewart副教授,美国休斯敦大学古代史博士Frances Joseph,伊朗的德黑兰大学历史学博士Hamidreza Pashazanous(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合作导师杨巨平教授)、雅典大学博士余琛瑱以及中央美院博士邵学成。五个子课题的队伍各有专家领衔,实现了老中青结合和中外学者结合,各位成员的学科与研究方向特长得到充分发挥和合理搭配。根据本项目有两位外国专家担任子课题负责人的特殊情况,给他们负责的子课题各配备一位中方负责人,以便于协调工作。对于身体突然患病或其他原因无法坚持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成员也及时果断进行了调整。
(4) 各子课题的具体进展情况
从各子课题组的进展情况来看,大部分都能按计划进行,也有个别子课题由于主要成员出国或突然患病稍有落后。具体如下:
第一子课题“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开通”
成员已经确定,也完成了最后的写作提纲,即将进入最终写作阶段。这一部分的子课题负责人是首席专家杨巨平教授。他和他的团队多年专注于希腊化文明和丝绸之路关系史的研究,前期成果较多,有较为深厚的积淀,因此,有望率先完成初稿。
第二子课题“希腊化城市与丝路重镇”
成员也已经确定,但由于参加者众多,学术界的观点又多有争议,使得该子课题的提纲迟迟难以定稿。不过,经过多次讨论,近期有了较大进展。课题组成员接受杨巨平教授提出的“将研究对象缩小为丝绸之路上的希腊式城市”的建议,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分歧已经弥合,写作提纲也基本确定。文献和考古资料搜集也正在进行,一些细节和一时难以解答的问题,将会在其后的研究中逐步解决。但囿于经费所限,国外城市遗址的实地考察一直无法全面铺开,令人遗憾。
第三子课题“希腊化钱币与丝路钱币”
由于专业性很强,我们在积极吸收国外专家参与的同时,注意培养自己的专门人才。本子课题的负责人波比拉赫奇教授2016年9月接受本课题成员王杨博士到巴黎高师进行为期一年的联合培养,另有一位成员齐小艳博士在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联合培养时,曾在美国钱币学会专门进修过钱币学课程,还有一位成员正在准备出国进修,专门研究丝路钱币。国外有一位博士将承担主要写作任务。目前该子课题写作提纲已经基本拟定。不过,由于该子课题现有的材料多来源于钱币图录,如何保证在论述时突出问题意识、防止将钱币研究图表化,是目前第三子课题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第四子课题“希腊化艺术与丝路艺术”
难度最大,人员变化较多。由于原负责人突患脑病,不能正常工作,其团队也有新课题要承担,第四子课题的成员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目前,该子课题的主要负责人是杨巨平教授、牛津大学古典艺术中心主任Peter Stewart副教授,成员有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的董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邵学成博士、雅典大学余琛瑱博士和南开大学刘成博士、王坤霞博士和赵家田博士。虽然,课题组起步相对较晚,但是调整后的团队年富力强,密切合作,写作提纲也已基本完成。
第五子课题“希腊化文明遗产在中国”
主要由国内考古方面的专家负责。团队成员大多是在新疆地区进行多年考古发掘的青年学者,有的对犍陀罗艺术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很有研究。本课题已经在国内做过一轮实地考察。不过,由于该子课题个别成员工作调动,部分成员尚在国外访学,影响了写作提纲的进度。现在虽然基本完成,但还需要进一步补充、修改。目前,该子课题负责人正在积极协调,争取2017年8月底完成提交完整的写作提纲定稿。
总的来看,目前课题研究进展顺利,基本实现了研究计划所预设的要求,各子课题虽然进度不一,但基本都完成了写作提纲的拟定,下一步主要是完成资料搜集、实地考察,进入写作阶段。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虽然本课题现阶段的经费非常有限,但是,课题组首席专家杨巨平教授以及部分成员还是努力开展了一系列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活动。具体如下:
(1)邀请部分国内外专家到南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2)参加国内外的相关学术会议
(3)实地考察和参观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1)自立项以来,课题组定期将主要活动整理成简报,发给全体成员以供分享交流,同时按照要求向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报送。
2016年11月向规划办报送第一期简报,对立项以来的工作做了重点介绍。分为三个栏目:“项目进展”栏目通报了课题组的具体工作,包括举行开题报告会、申请正式成立“南开大学丝路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召开项目分工会及邀请一批国内外学者加入课题组等;“学术交流”栏目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外国学者应邀来华讲学及项目成员出国访问学习情况。如法国学者Pierre Leriche教授访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巨平教授赴英访问等;“阶段性成果”以条目清单的方式列出了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这段时间内各位成员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5篇)。
2017年5月,课题组发出第二期简报。由于这段时间课题组活动较多且形式多样,故本期简报将主要活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些活动既有项目成员为扩大项目影响力所做的努力,如杨巨平教授在国图文津讲坛发表演讲、参加《融通之路》纪录片的录制、在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二届文艺复兴(丝路)高峰论坛做主题发言、Hamid博士在伊朗、德国参与学术会议等,也有课题组内部的交流协调,如第四子课题成员雅典大学余琛瑱博士访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并参与课题分工会议,牛津大学Peter Stewart教授向课题组成员分享会议直播,以及对写作提纲的讨论会等。本期简报也对已发表的项目阶段性成果做了汇总整理(15篇)。
(2)研究成果得到广泛关注和采用,社会效益和影响逐步扩大。
课题组成员的一些论文被国内主要文摘刊物转载、摘录。杨巨平教授在《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发表的论文《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世界史》2017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2期先后转载。截至目前,该文章在“中国知网”等网络数据库的下载量达 552 次,热点关注度4.2。此外,杨教授的《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弥兰王还是米南德?——<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化历史信息考》;第二子课题成员庞霄骁博士的论文《贵霜帝国的城市与丝绸之路在南亚次大陆的拓展》等论文,也分别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微信号等刊物或媒体进行转载或转发。
(3)本课题得到南开大学社科处和历史学院的大力支持。
2017年1月,南开大学正式发文,成立丝路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该中心挂靠历史学院,以东西方文明互动为主线,对丝路古国的文明史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史进行研究,重点关注境外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艺术、钱币、宗教与城市遗址。可以说,这个新的学术平台的建立,既有利于历史学院汇聚校内外科研力量,全力实施重大课题攻关,更好地展开中外学术交流,也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本课题在国内外的影响。
4、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存在问题
首先,课题研究涉及面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多学科、多领域,时空跨度巨大,这对参与者的专业水平和研究能力以及知识基础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何处理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的关系是本课题研究中的一大难题。
其次,队伍由国内外多学科成员构成,他们的学术背景差异较大。其中既有蜚声海内外的专家,也有刚入门的硕士研究生;既有历史、考古学者,也有艺术、宗教和钱币学领域的人才。如何将不同学术背景、资历和能力的成员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合理地配置研究力量,协调好各子课题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必须首先面对的难题。
再次,经费严重不足。主要原因在于:
(1)本课题的涉及面不仅广大,而且专业性强。不论是希腊化与丝路的城市、钱币和艺术还是希腊化文化遗产在中国,每一个子课题都需要该领域的专家来做。但由于国内这些方面人才的匮乏,这就决定了我们队伍中需要较多的外国学者参与。现在共有7位外国学者应邀担任本课题的子课题负责人、学术骨干和学术顾问。他们经常往返于中国和欧美之间,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差旅支出。
(2)本课题研究的地理范围或者中心区域是现在的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和中国的新疆地区。除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国家由于安全原因暂时不便实地考察以外,其他地方均有希腊化城市遗址和丝路遗迹需要去实地考察。第二子课题的负责人,法国国家科学院的Pierre Leriche长期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掘,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成员借此机会能亲临发掘现场。这样,原来计划中的考察地就需要扩大,人数也需要增加,经费自然也需要增加。
(3)原计划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仅邀请本课题成员参加,现在由于外国成员的增多,会议的经费(国际旅费、食宿、国内考察)等相应大幅度增加。而且,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知名学者参与本课题的研究,吸收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希望扩大邀请范围,邀请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国家的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参会。国内也扩大范围,邀请北大、人大、社科院考古所等专家学者参会。这样,原来设计的会议经费就远远不够。
(4)由于本课题是国际性课题,我们的成员也需要走出去,参加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有的子课题专业性很强,甚至需要国内的博士生成员到国外短期听课、进修。课题组成员也需要专程到各大博物馆观摩丝路实物,尤其是钱币、碑铭、雕塑艺术。我们的研究仅仅依靠文字资料、或第二手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直观的感觉,也就很难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研究特色。这一项以前没有设计到。现在发现很有必要走出去。这也需要新的经费投入。
(5)还有一项支出我们以前没有考虑到。我们的骨干成员中,有一部分是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博士后。按照学校规定,他们参与导师的项目是应该有一定的劳务补助。我们原来也考虑过,但数额太少,杯水车薪。总之,经费不足已经严重影响项目的正常进行和深入。比如,一些国外非常重要的会议不能参加,一些实地考察迟迟不能成行。
最后,项目组成员中有近一半是各高校的青年教师,他们各有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难免分心。在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又面临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毕业论文的问题,如何把学位论文选题和课题承担的任务协调一致,能否在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保质保量完成既定的课题研究任务,也是他们面临一个实际问题。
改进措施
(1)及时调整补充队伍,努力协调各子课题的交叉研究,避免重复和遗漏。这一工作基本完成,但还有个别问题需要解决,另外,在撰写过程中估计还会有类似的问题出现,但我们都制定了应对预案。
(2)积极申请滚动资金,解决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为研究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
(3)课题组将定期对项目进展进行检查,每年召开1-2次子课题负责人和学术骨干会议,统一思想,凝聚精力,共襄大业。尤其是明年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既是本课题组中期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展示,也是对各子课题近期研究进展的一次检查。
(4)课题主持人将与成员所在高校联系,请求给予项目成员更多的时间从事课题研究;对于在读研究生,导师将与他们认真讨论,在尊重学生研究兴趣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研究任务,尽量做到学位论文选题与课题任务协调一致或密切相关。
研究心得
(1)在一个由多个国家、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中,如何培养、加强团队合作事关重大。为此,必须统一认识,把课题研究提高到对历史负责的高度,提高成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2)必须高标准、严要求,与国际接轨,接近或达到国际前沿水平,这样才能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和支持。
(3) 必须考虑到成员队伍的个性化研究特点和要求,尽量使人尽其才,各尽所能。同时,要保证基本研究队伍的稳定。
建议
(1)加大经费投入。(2)我们也希望国家社科规划办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协调,给参与重大课题的博士生或青年教师一定的出国名额,定向培养,补充个别领域专门人才之不足。(3)尽早落实出版基金。
需要说明的问题
1. 已经将因患病无法正常主持子课题研究的一位负责人调整为学术顾问,补充新的子课题负责人。相关审批程序正在进行之中。
2.本课题经费每个子课题先行拨付7万元,除第五子课题外,其余均在南开大学报销,所以账面经费不能反映实际分配情况。此外,国外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国际会议、购书、购置设备等重大开支项目还未实施,账面结余远远无法满足未来几年的经费需求。
二、研究成果情况
1、 杨巨平:《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27-143页。
主要观点:(1)远东希腊化文明是亚历山大东征中亚、印度之后形成的区域文明。它是希腊化文明的组成部分,但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2)这一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是先后在这一地区活动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他们虽然孤悬远东,难免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仍然坚持希腊文化传统,保持他们的民族特征,从而和其他民族一道,创造了这一以希腊文化为主导,同时融合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因素的多元文明。(3)该文明对当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以阿姆河为中心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文明圈”或“远东希腊化文明圈”。(4)这一地区正好也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该地区的文明遗产借助于丝绸之路的辐射作用迅速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希腊化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接触与交融。
学术价值:在国内首次提出了“远东希腊化文明圈”的概念,对其时间、空间、内涵做了明确的界定,对其文化遗产分门别类进行了历时性的分析,并特别揭示了这一文明圈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本文利用了最新的国际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保证了本研究立足于国际同类研究的前沿。作者历年来在欧美各大博物馆搜集的图片、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实地考察的材料,都纳入了本文的研究之中。
本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获得较大反响。(1)《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2期摘要转载,第79-81页;(2)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心《世界史》2017年第1期全文转载。(3)获南开大学2016年社科优秀成果奖。(4)“中国知网”等网络数据库下载 555 次,热点关注度4.2。(5)作者应邀国家图书馆(2016.10.16)、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2016.12.4)邀请,做与本文内容相关的学术报告。(6)北京电视台邀请参与大型系列纪录片《融通之路》的录制采访(2016.10.17)。
2、杨巨平:《弥兰王还是米南德?——<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化历史信息考》,《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第111-122页。
主要观点:(1)所谓的“弥兰王”就是公元前2 世纪中期统治印度西北部的著名国王米南德(Menander);(2)他的出生地阿荔散应是“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他的都城舍竭可能只是他的偏安栖身之所。(3)他和他的希腊随从可能都皈依了佛教,但他并未出家为僧,而是做了在家的居士,最后死于军营,备极哀荣。
学术价值:(1)首次从佛教经典和钱币学、考古学相结合的角度对“弥兰王”与米南德的身份做了辨析,确认他们属于同一人。(2)对米南德的出生地做了新的考证,厘清了学界对“大秦国”、“阿荔散”方位的理解误区。
本文发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微信号全文转载此文,阅读量千余次,“中国知网”累计下载180余次。
3、 杨巨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第78-90页。
主要观点:(1)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不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二者都有交集之处。(2)尽管欧美日学者曾在丝路研究方面领先发展,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学者借助于天时地利,已经成为国内丝路段研究的主力,中国西域(新疆)文明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全面,新的考古材料不断刷新人们对丝路文明的认识。(3)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的交叉研究没有得到国内外学界应有的关注。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推进这一研究的深入。
学术价值:在于首次对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关联性、必要性及其现有的研究进展做了回顾与总结,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重点。
此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2016年第6期论点摘编,第163-164页。“中国知网”已累计下载250余次。
4、杨巨平:“Some Clu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Roman East Hidden in China's Early Four Historical Books”, Talanta. Proceedings of the Dutch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 46/47 (2014/2015):121-143.
主要观点:(1)希腊化文明的部分遗产及信息在两汉之际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史籍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2)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与西方古典文献、近年国内外考古发掘材料的比对得到证实。(3)目前可以证明的信息有希腊式城市的存在,希腊式钱币的流通、通用希腊语的流行,葡萄、苜蓿的传入,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与神话人物随着犍陀罗艺术在中国境内的传播,西域地名中涉及到的希腊化、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地区等。
学术价值:(1)首次对《前四史》关于汉代西域记载中所暗含的希腊罗马世界的信息做了系统的发掘和解读;(2)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流通于西域各地的有国王头像的钱币都可归于希腊式钱币之列,大宛以西的“相知言”有可能是普通希腊语Koine,,“画革旁行”的书写材料有可能是来自帕加马的特制牛皮纸,条支有可能是指叙利亚的安条克,马人的传说可能与希腊化遗产的影响有关,罗马金银钱的比例与希腊化时期的比例相同等等。
此文是本人在莱顿大学讲演稿的基础上改写的。同类内容也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古典系做过演讲。本文能在荷兰考古与历史学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可以证明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该刊主编Diederik Burgersdijk 博士曾在国际著名学术网站Academia.edu上推荐此文(原文为:This is a perfect overview of the Roman-Chinese connections in Hellenistic times, with discussion of all relevant questions .Highly recommended!)。
5、 杨巨平:“Some Notes on Dayuezhi, Daxia, Guishuang, and Dumi in Chinese Sources”,The Silk Road, 2016, pp. 97-105.
主要观点:(1)大月氏分两次西迁,因此,其活动地祁连、敦煌之间可以理解为现在的甘肃西部到天山一带;(2)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应该是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3)五翕侯有可能先分布于阿姆河以北、黑萨尔山以南,后来扩展到阿姆河以南。(4)都密是五翕侯之一所在地,可能是贵霜都城之一,此城的前身是希腊式城市。后来持续存在到隋唐时期。
学术价值:如上所述,在一些有争论的国际学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文是作者201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稿,经修改后于2016年以英文发表。此文在Academia网站和美国Silk Road网站均可阅读下载。
6、杨巨平:“Hellenization or Indianization: A Research on Yavanas”, Ancient West and East, 16 (2017), pp. 177-208.
主要观点:(1)Yavanas自波斯帝国时期即为印度人所知。他们在印度的大规模出现是在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之后,一部分希腊人滞留印度,阿育王一度向他们宣扬佛法。这是希印文化直接交流的标志。(2)公元前2世纪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大举入印后,解开了希印两大民族和文明大规模接触融合的序幕。他们在竭力坚持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出于统治的需要开始了自身的印度化进程。他们铸造希印双语币,接受印度的神祇,信仰佛法,最终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诞生。(3)Yavanas在印度的消失并非印度人的胜利,而是希、印两种文明合二为一的必然结果。Yavanas的历史既是希腊化文明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也是南亚次大陆古代历史的一部分。
学术价值:(1)首次对Yavanas在印度的历史活动轨迹与文化贡献做了全面、系统的探讨;(2)由于国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塔恩和纳拉因观点的对立,本文的研究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这一国际学术问题上独立发声,得出了与二人不同的结论。(3)本文为犍陀罗艺术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笔者倾向于印度-希腊人时期是犍陀罗艺术的萌芽阶段。
社会影响:本文中文版发表后,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世界史》2012年第3期全文转载),获南开大学社科优秀成果奖。这次能够通过匿名评审,在欧美学术界颇有影响的Ancient East and West 杂志以英文修订版的形式发表,证明其学术水平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7、邵大路:《塞琉西亚建城考——早期希腊化城市与帝国统治》,《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7-141页。
主要观点:(1)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是希腊化时代早期建城运动中最典型的一座希腊式殖民城市。塞琉古在公元前308年左右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并发起东征,在东征过程中称王。前304—前302年,塞琉古结束东征,返回巴比伦尼亚地区并建立塞琉西亚城作为王国都城。(2)塞琉西亚位于塞琉古王国东部核心区域巴比伦尼亚,有利于监控巴比伦城等原生民族地区,加之地处两河流域水陆要道交汇之地,具有天然防御和交通优势,所以成为新都的首选之地。(3)尽管其后塞琉古王国在叙利亚另建都城,但是塞琉西亚作为东都的地位并没有下降,仍旧是帝国的核心城市之一。包括塞琉西亚在内一系列希腊化城市的建立,是希腊—马其顿人重要的殖民统治手段。塞琉西亚的建立与演变,实际上也是塞琉古王国统治兴衰的缩影。
学术价值:(1)本文利用了古希腊语、拉丁语、阿卡德语等古典语言的文献史料,借鉴了塞琉西亚以及周边城址的考古材料,并全面、准确地把握了英语、法语、德语以及意大利语等现代语言的前人研究成果,对塞琉西亚建城的历史背景以及地理环境做了细致的梳理。(2)以往学术界在建城的时间、背景和选址的原因等方面争议较大,本文认为“王国统治的需要”是塞琉古建城的根本目的,建城时间、背景和选址的原因等都体现了这一建城目的,而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人明确、系统地阐发此类的观点。
8、Jeffrey Lerner, “The Emergence of Wakhan Fortresses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ANABASIS 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2016(7),pp.107-131.
主要观点:(1)西部帕米尔,尤其是瓦罕河谷地区,曾被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征服并控制,并且可能给当地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带来了影响;(2)伴随着贵霜帝国领土的扩张,其边界也扩至西域地区,并成为休密-瓦罕地区的重要参与者;(3)贵霜时期,帕米尔的道路是大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段,而西帕米尔地区的南部是这条交通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穿越其中各处关隘山口最终成为了从巴克特里亚到塔里木盆地的主要商贸通道。
学术价值:(1)在文献史料记载缺乏甚至矛盾的情况下,作者在现有学者研究基础上,对瓦罕河谷一带的希腊化城堡做了历时性的梳理;(2)强调了这些希腊化城堡在丝绸之路瓦罕道开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中文翻译修订版将在《西域研究》2017年第3期发表。
9、Peter Stewart,“The Provenance of the Gandhāran ‘Trojan Horse’ Relief in the British Museum”, Arts Asiatiques 71 (2016), pp.3-12.
文章对大英博物馆最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品之一——表现特洛伊木马故事的浮雕,其发现地进行了文献分析与情景推断,认为它来自印度河的恒德地区附近。
“特洛伊木马”浮雕表现的场景与希腊人以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的故事十分相似,其布局、情节、人物刻画都表明了它对古典神话和古典艺术形式的采纳与改编。尽管如此,该浮雕却极可能应用于佛教背景中。从其外形来看,它属于某大型遗迹附近小佛塔的台阶立板。至于将古典图像运用到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动机,可能是对佛教故事的重新叙述。但若要有更进一步的正确解读,重新考察其发源地或许能够有所裨益。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其来源地有争议,认为其来源地最可能来自马尔丹或查沙达。不过通过文档和情景等资料分析,作者确定它发现于印度河信德地区附近的一口井中。
本文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严谨的文献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次,“特洛伊木马”浮雕来源地的明确推断为犍陀罗浮雕的艺术背景分析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10、庞霄骁:《贵霜帝国的城市与丝绸之路在南亚次大陆的拓展》,《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第49-62页.
主要观点:贵霜帝国时期是中亚和西北印度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也是其境内丝绸之路逐渐成形的关键时期。伴随着贵霜人的扩张,许多新兴城市得以出现在南亚次大陆的广阔区域,它们主要集中在犍陀罗为中心的地区,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城市也在恒河中上游、印度河河口及克什米尔等地兴起。这些城市以点带线,基本确立了丝绸之路在南亚次大陆的大致走向。
学术价值:(1)文章综合了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的考古成果,较为详尽梳理了贵霜帝国时期兴都库什山以南的主要丝路城市概况;(3)文章对贵霜帝国的疆域范围、贵霜人与周边民族关系等争议问题也做了一定的探讨。
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6期第78-79页摘要转引。
11、王坤霞、杨巨平:《流动的世界:<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中的海上贸易》,《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第37-48页。
主要观点:如果说中亚是陆上丝路的中枢,印度洋则为海上丝路的中央地带。它通过红海、阿拉伯半岛、阿拉伯海沟通了地中海世界与印度之间的海上商路,印度洋上的东西方贸易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就已经开始,在波斯帝国和希腊化时期得到更大的发展。罗马帝国时期,由于对季风的成熟运用,人们能够从红海出发经过印度洋直航印度; 同时造船业、航海技术与港口建设也有所进步,这些条件都大大推动了东西方物产的跨区域流通。从埃及到印度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物质文化双向“流动的世界”,从而为海上丝路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
学术价值:文章以古希腊语原文为基础,吸收最新英文译注本和考古研究成果,在物产流通的特点、印度洋古代商贸圈形成的特点以及对海上丝路的影响等关键问题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文章发表至今,在《中国知网》下载44次。
12、 徐晓旭:《古代希腊人族群认同的形成》,《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67-74页。
主要观点:“希腊人”身份认同以及与之对立的“蛮族人”概念都形成于古风时代。不过,两者并非生成于同一情境。(1)以“希腊人”为族称的族群,以安泰莱近邻同盟和奥林匹亚赛会这两种国际性的宗教体制为核心,日益聚合和扩大,最后于公元前7世纪初形成。(2)荷马以及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古风时代相关文献表明,“蛮族人”作为与“希腊人”对立的一个概念,是由古风时代的伊奥尼亚人发明的,希波战争之后雅典人使得这一概念在希腊世界普遍流行,而非如当前普遍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由雅典人发明创造。
学术价值:族群认同问题是近些年来古希腊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国内学者就这一问题的探讨相对不足,本文通过对相关古希腊语文本的比较分析,结合最新国际研究成果,对古希腊人族群认同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探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13、 徐晓旭:《古代希腊人的族群话语》,《古代文明》,2017年第2期,第13-29页。
主要观点:(1)古希腊人对“族群”的定义有多种标准,如想象的或真实的血缘关系、语言、宗教、风俗、文化……这些标准未必需要同时满足。在某一时刻、场合或情境中,某些或某一标准也许更重要、更关键,更具有决定意义,而另一标准却不那么重要或缺席。族群的认定标准的选择,取决于族群互动的环境和族群主体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利益需求。(2)古希腊人对“族群”的定义与当前人类学和民族学普遍使用的“族群”一词的内涵和用法几乎是相同的。
学术价值:(1)研究对象是希腊人的族群观念,属于国内创新之作;(2)广泛利用了人类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等理论。
14、 肖小勇:《新疆早期丧葬中的用火现象》,《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56-65页。
主要观点:(1)新疆早期的葬墓用火,实际上包含三种不同类型的丧葬礼仪和习俗,即重在对死者尸体进行火化处理的火葬,体现生死观念的墓祭行为和作为埋葬环节的墓室焚烧。(2)这三种类型又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并且在分布上呈现一定的地域特点:火葬主要流行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其文化显示一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主要分布于西北边境从帕米尔至伊犁河谷至阿尔泰山一线。火祭习俗分布于克里雅河上游昆仑山中的流水墓地和塔什库尔干河畔的部分战国以前的墓葬。墓室焚烧习俗是继火葬习俗之后出现于丝绸之路沿线绿洲。
学术价值:新疆史前和汉魏晋时期考古中,丧葬用火现象一般被解释为火葬习俗。本文认为新疆早期丧葬中的用火现象实际上包括了三种形式,即火葬、墓室焚烧和墓祭。它们在目的、程序和具体操作上都有明显区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丧葬观念和礼仪传统。其中,焚烧墓室习俗随着丝绸之路开辟而传入,主要分布于丝绸之路通道上的大绿洲中,且多采用丛葬形式,并有祭火坛的运用,这很可能与拜火教存在联系。
社会影响:自发表以来,“中国知网”下载量累计200余次。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心《世界史2016年第6期全文转载此文。作者也曾在“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项目开题报告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此文。
15、邵大路:《希腊化时期两河流域农业经济初探》,《农业考古》2016年第6期,第211-215页。
主要观点:(1)统一的希腊化世界的形成,促进了物资、人员和信息的交流,改善了两河流域的农业经济结构,提高了经济效益。(2)该地成熟的灌溉水利系统,悠久的灌溉农业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3)和平的时代环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开垦农事废弛的军事要地提供了可能。(4)塞琉古王国王室土地、城市土地和神庙土地多采用大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学术价值:希腊化时期两河流域是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中心区域之一,也是繁荣程度较高、城市化速度较快的区域之一。学界对该区域的农业经济关注不多。本文结合希腊罗马古典文献、巴比伦天文日志等楔形文字材料、考古报告等史料对希腊化时期两河流域农业经济的繁荣的原因作了独立的思考。
本文发表后,在“中国知网”等网络数据库下载 40 余次。
16、齐小艳:《评瑞秋?梅尔斯<远东希腊化:希腊人统治时期中亚考古、语言和认同>》,《全球史评论》,2016年第11辑,第231-236页。
主要观点:(1)该书作者在该书中对希腊化时期的远东地区进行了历时性、延续性和多样性的探讨,这使我们对希腊化时期远东地区有了一种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2)该书具有自身的特色,强调从文化影响的角度界定远东地区的希腊化时期;运用族群认同理论,探索希腊化时期远东地区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互动;从延续性角度考察了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历史(3)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阿拉霍西亚和西北印度等地区被看作一个整体,但主要围绕受希腊化影响较深的巴克特里亚展开研究,没有对希腊化时期的索格底亚那进行相应的历史评价,也没有涉及希腊化时期远东地区的经济现象。
学术价值:瑞秋?梅尔斯专注于古代远东地区的希腊化研究,论著丰富,《远东希腊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本著作。书评有助于了解目前关于希腊化世界,尤其是远东希腊化世界的一些学术动态。
17、齐小艳: 《索格底亚那农业经济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17年第1期,第221-225页。
主要观点:(1)索格底亚那首先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工灌溉系统的农业文明区。(2)建立在人工灌溉系统基础上的农业经济为丝路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3)发达的农业经济为索格底亚那城市的兴起、丝路沿线聚落的建立、政治上的灵活性以及多元文化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
学术价值:索格底亚那人一直是以善于商业著称,笔者尝试利用考古资料强调农业经济对于索格底亚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18、齐小艳:《古代撒马尔罕钱币的演变与多元文化的融合》, 《中国钱币》, 2017年第2期,第68-72页。
主要观点:(1)前伊斯兰时期的撒马尔罕先后受到不同外来势力的控制和影响,但政治上具有灵活性,这使其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也享有很高的自主性。(2)其钱币类型经历了从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一世仿造币、萨珊波斯仿造币到中国式圆形方孔仿造币的演变。(3)撒马尔罕钱币受到了来自伊朗、希腊、游牧民族、中国和地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是东西方文明长期互动的结果,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学术价值:(1)在文献记载欠缺的情况下,本文从钱币学角度为研究撒马尔罕地区政治历史演变、经济情况和文化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2)立足于长时段角度,以撒马尔罕为个案,分析了钱币上的多元文化因素。
19、齐小艳:Book Review:“Empire, Authority, and Autonomy in Achaemenid Anatolia”,ANABASIS 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2016(7),pp.259-265.
主要观点:(1)埃尔斯佩思?杜森贝尔提出的“专治与自治的模式”更适合于波斯帝国时期阿纳托利亚的研究;(2)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下,安纳托利亚的政治、军事、教育、宗教信仰、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专治与自治特征。(3)民族认同被置于政治统治之下,但两者在社会地位、族群、宗教和行政管理四个方面具有可比性。
学术价值:埃尔斯佩思?杜森贝尔长期致力于波斯帝国时期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研究,将“专治和自治理论”应用于她的研究中。书评有助于学界了解埃尔斯佩思?杜森贝尔的基本研究路径和观点。
20、张龙海:《希罗多德笔下的Araxes河略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66-71页。
主要观点:(1)在西方古典作品中,至少有4条不同的河流名为“Araxes”,希罗多德提到的Araxes河混合了其中两条河的信息,即阿拉斯河与阿姆河。(2)中亚地区的Araxes河为阿姆河,古代阿姆河下游河道众多,其中Uzboy河曾为其主河道,河口在里海。(3)西方古典作家可能不知咸海的存在或将其与里海混为一海。(4)希罗多德关于中亚地区的信息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阿契美尼德波斯,二是穿行于黑海北岸与阿尔泰之间的斯基泰和希腊商人、旅行家。希罗多德没有很好地将二者形成对接,或者信息本身有缺漏。因此他不知道锡尔河的存在。
学术价值:(1)对Uzboy河的论证,有助于我们理解古典作家提到的由中亚,经阿姆河、里海、外高加索,至黑海地区的贸易路线。同时,对丝绸之路开通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水路交通亦有借鉴意义。(2)对中亚Araxes河为阿姆河的论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早期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分布、迁徙和演变。(3)对阿姆河变迁史的有益补充。
此文发表后,被“中国知网”等多家数据库收录。
21、刘成:《萨拉皮斯崇拜探析》,《科学?经济?社会》,2016年第3期,第8-34页。
主要观点:(1)萨拉皮斯崇拜是托勒密一世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树立自己在埃及的合法地位,人为创造的一种宗教。(2)萨拉皮斯是托勒密把宙斯、哈德斯、奥西里斯、阿匹斯等神混合起来造出的新神。(3)它在向东方的传播过程中,与当地神结合,其形象和职能也发生了变化。(4)萨拉皮斯崇拜延续近七百年,传播范围遍布埃及、中亚、欧洲等广大区域。政治需要和时代背景是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学术价值:对萨拉皮斯崇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社会影响:该文曾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世界宗教传播与交流史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