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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进展情况
1、课题开题与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课题自立项以来各项研究平稳开展，取得了一定数量的成果，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本课题的基础材料是2010-2013年在东非肯尼亚实地调查获得的当地出土中国瓷器的资料，目前我们逐个将调查的47个遗址中出土中国瓷器较多、种类丰富的几个遗址的资料进行发表，出版了乌瓜纳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报告，并已基本完成了耶稣堡遗址和上加遗址的报告。同时，基本完成了耶稣堡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中国瓷器的研究性图录的整理工作，正在着手编撰这本图录。耶稣堡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绝大多数是肯尼亚沿海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曾经长期在世界遗产耶稣堡内作为最主要的展陈内容，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将这些资料汇集出版，将是一个重要学术成果，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基于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相关研究也开展了一些。如对通过对肯尼亚发现的元代到明初的中国瓷器的整理和统计，得出元代是中国瓷器外销非洲和环印度洋地区的一个高峰时期，指出国际上流行的关于明代初年中国瓷器输出的空白期（Ming Gap）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通过肯尼亚的发现认为这时期并不存在“空白期”现象，这时期主要的输出器物是龙泉窑瓷器，而以往这些瓷器多被判断为元代。在肯尼亚发现了明初的龙泉窑官器，这些官器带有仅供宫廷使用的特点，肯尼亚遗址发现的中国瓷器是郑和曾经到达过东非肯尼亚的重要证据。通过对肯尼亚沿海地区一万多件片瓷器的整理统计，产地、时代的判断，总结出中国古代瓷器外销非洲地区的几个高峰时期，分别是晚唐到宋初的9-10世纪；元代到明初的13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初；明代中期的成化到正德时期，以及晚明到清初的17世纪等。以肯尼亚马林迪区域的两座柱墓为例，通过对中国瓷器在以柱墓为中心的遗址中的出土形式和分布特征，探讨了古代东非沿海居民对中国瓷器的使用方法。从考古发现来看，东非沿海地区是中国瓷器的一个终端市场。中国瓷器在使用过程中完成了去商品化的过程，装饰墓葬是其最终消费形式之一。在东非沿海社会中，中国瓷器盛装食物的实用功能被弱化，而财富象征、促进商贸等其他功能通过展示的形式大大增强。中国古代瓷器在东非沿海人群社交生活和公共空间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是古代中国商品在异质文化的消费地“本土化”的典型例子。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非洲北部地区最重要的商业集散地，也是出土中国瓷器最丰富的地点就是埃及福斯塔特遗址（旧开罗遗址）。这个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已有100年左右的时间，开展过许多次的发掘工作，本课题立项以来，我们持续收集历次福斯塔特考古工作发现的中国瓷器的资料，基本完成了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史的梳理。福斯塔特遗址的研究工作是一个国际性的课题，日本学者的研究引人瞩目。部分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的重要资料现收藏于日本，目前已经联系好日本的收藏单位，将于近期前往日本调查这些资料。我们还在联系前往埃及，探讨与开罗大学合作研究福斯塔特出土的中国瓷器的事务。
南非地区出土中国瓷器的资料主要是17世纪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主导的环球贸易中输入的中国景德镇窑为主的瓷器。通过调查发现，在非洲南部的马达加斯加有一些更早期的中国瓷器被发现。我们对收藏于法国人类博物馆（de muse de l’Homme）的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VOHEMAR）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做了初步的调查，并与法国人类学博物馆商定，将于近期对这批资料进行全面的考察，出版一本学术性的藏品图录，出版的图录的事情已与相关出版社商定，正在与发放协商购买版权的事项。我们也一直在积极联系与开普敦大学的相关学者合作开展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销到南非的中国瓷器的研究。
国内的调研主要集中在对江西景德镇镇区的重要民窑遗址落马桥窑址出土资料的整理研究，已经出版了发掘简报，这项工作对于建立景德镇元明清时期民窑的时代标尺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古代瓷器外销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我们还持续对北方地区的重要白瓷窑址定窑的发掘资料进行整理，完成了分期研究和早期白瓷的外销研究，正式的发掘报告不久就可以完成了。
在对非洲，特别是东非出土中国瓷器的科技分析研究方面，我们完成了一篇对耶稣堡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科技分析的论文，其他出土中国瓷器的科技考古研究工作也在积极开展，未来还会取得一定的成果。我们通过发掘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得到了时代发展序列清楚的从元代到清末的青花瓷器资料，并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的科技测试，建立了数据库，正在开展我们从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发掘出土的青花瓷器的对比研究，将会取得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
此外，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还开展了一些，比如派出课题组成员5人前往日本冲绳整理今归仁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其中一人已工作了一年有余，但这项工作由于工程过于浩大，发现我们从人力和经费上都难以完成预定的计划，所今年7月已对计划进行了调整，收缩实际的调研工作，主要进行已刊布资料的梳理和开展二次研究。
3、学术会议与学术交流活动
本课题目前已经发表的学术成果已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以这些学术成果为基础，我们在多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了这些成果。如在大英博物馆举办的“Ming: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明：盛世皇朝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做邀请发言：“Ming Ceramics Discovered in Kenya and the Related Issues（肯尼亚发现的明代瓷器及相关问题讨论）”，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考古文物与历史阐释”学术研讨会，作“试论早期阶段海上贸易的模式——9-10世纪的文献记载及沉船资料”的报告。在由吴哥文物局，悉尼大学和法国远东学院主办的“the Conference on Special Topics in Khmer Studies, Siem Reap（高棉研究专题年会）”，作大会发言“An Overview of Early Ming Dynasty Ceramics in the Indian Ocean Trade Network: Implication for the Study of Ming Gap--On the Chinese ceramics unearthed in Kenya（明初环印度洋贸易圈发现的中国瓷器概说：以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为中心）”。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举办的“‘东亚白瓷’——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纪念开馆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做“定窑白瓷的历史地位与工艺贡献”的主旨发言。在由法国汉学研究所（la première journée d’étude Intitule）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The Storage Jar for the Maritime Trade: New data from the Kiln Sites in China and in Southeast Asia（海上贸易中的储物罐：中国与东南亚瓷窑址发现的新资料）”中做主题发言：“Materials on Ancient Kilns Producing Porcelain Storage Jar and Some Related Issues（储物类瓷罐的古代窑址资料及相关问题初探）”，并提交三篇在会议编撰的资料集中的资料论文：“The Cizao Kilns，Jinjiang City，Fujian Province，China（福建晋江磁灶窑）”，“Guanchong Kiln site, Xinhui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广东新会官冲窑）”，“The QishiKiln site, Shiwan Town,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广东佛山石湾镇奇石窑）”。在韩国高丽大学和“Lee & Wen”基金会举办的第八次国际学术讲坛“Porcelain Road: Ming Dynasty Trade Ceramic in the Age of Great Voyage（陶瓷之路：大航海时期的明代贸易瓷）”, 做“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所体现的海上陶瓷贸易的阶段性及相关问题讨论”的讲演。在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举办的“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Maritime Sea Silk Road in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元末明初青花瓷海上丝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从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发掘资料看元代青花瓷的生产年代”的大会发言。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新安沉船发掘四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做“元代的海上贸易与新安沉船的相关问题”的主题演讲。在韩国光州高兴郡举办的“第三回高兴云垈里粉青砂器国际学术大会”，做主题发言：“中国瓷器化妆土工艺的产生与发展”。此外，还在国内举办的多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如在河南郑州举办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做“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行动”的大会发言。在北京举办的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上做“中国瓷器与东非柱墓”的发言。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和扬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从元代的部分沉船和海外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看庆元港的重要性”的主题报告。其他国内的学术会议还有许多，兹不一一。
同时，以这些关于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的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为基础，在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做学术演讲，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在海外的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伊朗德黑兰大学历史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艺术馆，韩国光州市立民俗博物馆，美国旧金山中国文化研究会等；在国内则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非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复旦大学文博学院，中山大学艺术学院，国家文物局水下遗产中心，信息中心，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贵州省博物馆，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等高校和学术机构。
二、 研究成果情况
本课题自立项至今，发表论文13篇，其中英文文章4篇，SCI检索杂志1篇，CSSCI检索杂志5篇；还有已接收待刊文章4篇，以及多篇已完成等待接收的论文。另有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9篇，其中英文5篇，韩文3篇。以下是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
1. Qin Dashu, “Ming Ceramics Discovered in Kenya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肯尼亚发现的明代中国瓷器及相关问题讨论)”, in Craig Clunas, Jessica Harrison-Hall, Luk Yu-ping eds, Ming China: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1400-1450，明代中国：宫廷与交流）,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2016, Chapter 28, pp. 245-252.
本文是2015年参加大英博物馆举办的“Ming: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明：盛世皇朝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做的邀请发言。文章介绍了北京大学考古队对肯尼亚出土的中国古代瓷器的介绍，详细介绍了其中元代后期到明代初期出土中国瓷器的情况，包括数量，百分比，主要特点等。在此基础上就四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分别是：A. 关于明代初年中国瓷器输出的空白期（Ming Gap），这是以往国外流行的一个观点，文章通过肯尼亚的发现认为这时期并不存在“空白期”现象，这时期主要的输出器物是龙泉窑，而以往一些瓷器多被判断为元代。B.在肯尼亚发现了明初的龙泉窑官器，这些官器带有仅供宫廷使用的特点，肯尼亚遗址发现的中国瓷器是郑和曾经到达过东非肯尼亚的重要证据。C.明中期成化到正德年间是中国瓷器输往肯尼亚的一个小高峰。D.通过肯尼亚发现的中国瓷器在万历年间达到一个高峰的情况，看到葡萄牙人在开埠澳门以前主要从事近距离的走私贸易，开埠以后的嘉靖后期，特别是万历时期才开始大规模的开展环球贸易。本文以亲身调研的资料为出发点，提出了一些与以前的研究很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 崔建峰，徐华烽，秦大树，丁雨：《肯尼亚蒙巴萨耶稣堡出土克拉克瓷的便携式XRF产地研究》，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水下考古学研究》第二卷，138-14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
本文使用便携式XRF分析了肯尼亚蒙巴萨耶稣堡出土的部分克拉克瓷。结果表明使用便携式XRF分析瓷釉的化学组成，可以较为准确的对瓷器的窑口进行区分，这使得瓷器产地研究的原位无损分析成为可能。耶稣堡出土克拉克瓷主要有三个来源，与考古类型学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同时又对窑口判断失误的样品进行了纠正。通过分析结果还对不同组别的瓷片的釉料配方进行了讨论。认为第一组和第四组样品使用了釉灰，因此应该来自景德镇。而第二组和第三组样品配釉时可能采用了草木灰。学术价值：国际国内首次使用便携式XRF对瓷器进行产地研究，确立了便携式XRF分析瓷釉化学组成从而研究瓷器来源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根据本次研究，对肯尼亚蒙巴萨克拉克瓷的窑口进行了明确判断，同时也确定了部分存疑瓷器的产地。社会影响：开辟了瓷器产地研究的全新领域，使得使用化学分析研究瓷器的产地进入了真正无损、原位的新的阶段。
3. 丁雨，秦大树：《肯尼亚乌瓜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考古与文物》，2016年6期，26-46页。
基本内容：2010-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队对肯尼亚31处古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乌瓜纳遗址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处。本文对乌瓜纳遗址出土的299件中国瓷器进行了整理和介绍。这些瓷片包括了从南宋至清代的产品，产地涉及浙江龙泉、江西景德镇、福建、广东等地。主要观点：从统计数据来看，元代至明早期、明代晚期是中国瓷片输入东非的高潮阶段，代表瓷器种类分别为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从乌瓜纳遗址出土中国瓷片的个案出发，本文从政府政策、商人构成、流通环节等角度对东非输入中国瓷器的阶段性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学术价值：本文为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地区一手陶瓷调研资料报告，十分珍贵。在这批瓷器中，包含有明初龙泉官器，对于证明郑和航海到达过的地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4. 徐文鹏，崔建峰，秦大树，江建新，邹福安：《景德镇落马桥红光瓷厂窑址出土元代白瓷成分分析及工艺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1期，124-143页。
基本内容：本文使用ED-XRF（能量色散X 荧光光谱仪）对景德镇落马桥红光瓷厂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121 件元代白瓷（青白釉瓷、卵白釉瓷和灰青釉瓷）标本进行胎、釉成分分析，试图了解不同品种瓷器的成分差异，以及元代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变化发展规律。本文认为卵白釉瓷和青白釉瓷的釉色差别主要是因釉中主要助熔剂（Ka、Ca、Na）配比量不同所致，卵白瓷的烧成主要是由于釉料配方中出现了Na2O 含量较高的配料，而灰青瓷的外观则主要是由于胎中Fe 和Ti 等杂质含量非常高。景德镇落马桥窑场白瓷的制作工艺在元代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南宋末至元代早期，窑场采用了新的碱钙釉配方，并逐步取代了南宋时期高釉灰的配釉技术；从元代中期开始，窑场开始采用一种高Na2O含量的原料来生产卵白釉瓷这一新品种，其釉料配比到了元代晚期已十分稳定；元末明初，窑场的制瓷工艺再次发生了重要变革，釉料配方波动很大，制瓷技术非常不稳定。本文还认为，元代景德镇窑场采用的“二元配方”应该是使用了一种伴生有高岭土的瓷石矿或者是伴生有瓷石的高岭土矿，即一种天然的“二元配方”。本文的学术价值是为深入探讨景德镇元代白瓷的发展脉络做出了重要贡献。首次发现景德镇白瓷的制作工艺在有元一代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理清了长期困扰学界的元代卵白釉瓷和青白釉瓷的差异问题；对学界十分关心的“二元配方”和“御土”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为海外发现的景德镇元代白瓷的成分比对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作为一次跨学科的研究，本文的社会价值是为考古学与成分分析有机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为以后深入利用成分分析来解决陶瓷考古问题提供了思路。本文还为探讨社会变革和国家控制对手工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古代手工业的发展模式。
5.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执笔：翁彦俊，江建新，秦大树，江小民）：《江西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宋元遗存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5期，4-36页。
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因其1980年曾随工清理出土元青花瓷片和试照而备受世人瞩目，2012年底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窑址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发表于《文物》杂志2017年第5期的《江西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宋元遗存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介绍了2012年11月－2015年9月期间发掘出土的典型北宋至元末的窑业遗迹和遗物。并以类型学和地层学为依据，将这些遗存划分为三期五段。这是对宋元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特别是民窑的系统的考古学分期研究。揭示了以下重要启示：一、景德镇镇区早在北宋后期就已经有了窑业。以往认为南宋之前的窑业都集中在南河、小南河地区，落马桥则在北宋后期就开始了窑业生产。二、发现一些元代时期的重要器物，器型种类丰富、装饰手法多样，工艺水平较高，如制作精良的元代枢府瓷和青花瓷。从一些模印和青花彩绘五爪龙纹的产品来看，该窑址在元代很可能是浮梁磁局辖下的一处重要窑场。三、景德镇窑卵白釉瓷、釉里红瓷、元青花瓷的初创年代启示。卵白釉瓷早在元代早期即有生产。釉里红瓷和红绿彩瓷则在元代中期开始出现；而元青花则只出现于元晚期地层，从考古地层上印证了其它地区的发现。宋元时期的景德镇窑业繁荣兴盛，从工艺和产品上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时也为明清御窑厂的创建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简报》的发表填补了景德镇镇区窑业考古在这一时期的空白。落马桥窑址的分期工作极大丰富、补充、和完善了景德镇民窑的年代发展序列，其揭露的遗迹为研究当时瓷器的生产工艺和组织形式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出土的一些重要器物，则对研究元代官窑具有显著价值。特别是对研究海外发现的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非洲发现的景德镇瓷器的分期断代具有重要意义。
6. 丁雨：《中国瓷器与东非柱墓》，《考古》待刊。
基本内容：本文以肯尼亚马林迪区域的两座柱墓为例，通过展现中国瓷片在东非沿海地区的遗存形式和分布特征，探讨了古代东非沿海居民对中国瓷器的使用方法。进而结合其他考古发现与资料，分析中国瓷器在当地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
主要观点：从考古发现来看，东非沿海地区是中国瓷器的一个终端市场。中国瓷器在使用过程中完成了去商品化的过程，装饰墓葬是其最终消费形式之一。在东非沿海社会中，中国瓷器盛装食物的实用功能被弱化，而财富象征、促进商贸等其他功能通过展示的形式，大大增强。中国古代瓷器在东非沿海人群社交生活和公共空间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是古代中国商品在异质文化的消费地“本土化”的典型例子。学术价值：这一研究是我国学者深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深入沿岸市场取得一手资料之后进行了的深入分析，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瓷器在海外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社会影响：本文主要观点曾在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发表，演讲广受好评，并受到众多国际学者的关注。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