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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顺利。
2016年3月29日，课题组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召开了项目开题论证会。应邀出席论证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付佳欣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华玉冰教授、吉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安文荣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林沄先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赵宾福教授。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课题的学术意义及实施计划，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2015年11月—2017年6月，项目所设的五个子课题分别按计划开展了研究工作，首席专家对各子课题的工作任务和计划进度作了必要的总体统筹和协调，目前已初步按计划完成了第一、二阶段的工作目标，取得了预期的阶段性成果。
在2015年12月底经费到账之后，首席专家按工作实际需要为“后套木嘎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研究”、“后套木嘎遗址青铜时代及辽金时期遗存研究”、“后套木嘎遗址动物遗存研究”和“后套木嘎遗址植物遗存与古环境研究”四个子课题作了项目经费分卡, 仍按总体预算中各项支出的额度执行。
2015年10月后套木嘎遗址田野发掘工作结束后，“后套木嘎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研究”课题组全面转入了对历年发掘所获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室内整理工作。截至目前，已基本完成后套木嘎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器物标本（石器、骨器、蚌器、陶器）的拼对与修复、标本绘图与卡片制作、统计分析、纹饰拓片、分类排序及数据登录等工作。发表了《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AIII区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9期,CSSCI检索期刊论文）和《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CSSCI检索集刊论文）2篇论文。
“后套木嘎遗址青铜时代及辽金时期遗存研究”课题组对124座墓葬的文字和图像资料作了核对、统计，完成了标本绘图与器物卡片、墓葬卡片的制作，并参考《天马-曲村（1980-1989）》报告修订了墓葬登记表中的统计格式和记录格式。
“后套木嘎遗址动物遗存研究”课题组已初步建立了2011-2015年后套木嘎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遗存的完整数据库。具体内容包括种属及相关信息、骨骼数据、骨骼痕迹等三个方面。这些录入的信息是进一步开展动物遗存综合研究、经济形态与相关人类行为分析的重要基础。已完成2011-2012年出土哺乳动物骨骼遗存与2011-2015年出土鱼类遗存（共计8613件有效标本）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以及出土骨角蚌器的分析研究工作。发表了《大安后套木嘎遗址DHAⅢG1动物骨骼遗存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CSSCI检索集刊论文）。
“后套木嘎遗址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综合研究”子课题，在人骨形态学方面已完成测量形态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非测量项目的研究。病理学方面已挑出特殊少见病理及异常现象进行个案分析，对于怀疑为多发性骨髓瘤及颅骨水平变形的个体还需结合X光及CT扫描等医学手段进行全面可靠的分析。人口学方面通过已整理的全部个体性别年龄数据正在进行合理的人口估算。古DNA研究方面，已对后套木嘎遗址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6个不同时期的104例个体进行了试验，对其中30个保存状态较好个体的颞骨岩部进行了建库。并成功获得了20个个体的基因组数据。涉及后套木嘎第一至第六期文化，每一期至少覆盖一个样本。研究表明，后套木嘎遗址各个阶段的人群自早至晚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替换和混血，与地域邻近的赫哲人、鄂伦春人都有紧密的遗传关系。这说明从距今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嫩江流域不同阶段的人群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强的区域连续性，应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单元，人群的遗传结构一直保持相当稳定，没有发生过大的人群替换。值得注意的是，后套木嘎第一期M45出土人骨标本中检测到了低比率的来自于远东地区的遗传信号，而这一信号在后套木嘎遗址其他阶段的人群中消失，可能是由于遗传漂变的作用所导致。该区域现代人群中所含中国南方的遗传成分，及东北亚或西伯利亚人群的影响，则可能来自于非常近期的历史事件。初步研究成果可见2016年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宁超的博士学位论文。在骨化学分析方面，目前已完成后套木嘎遗址第一至第六期不同性别年龄人骨个体的全部碳、氮同位素分析，正在开展食谱、生业模式及饮食习惯的分析研究。
“后套木嘎遗址植物遗存与古环境研究”子课题已经完成2011年度发掘区的孢粉分析与古环境研究，发表了《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初步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CSSCI检索集刊论文）。后套木嘎遗址及周边地区资源域的分析研究也已初步完成，目前正在结合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成果开展古环境的重建。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2016年5月至2017年6月，课题组首席专家王立新与子课题负责人陈全家、方启等先后至黑龙江、内蒙古、辽宁进行了学术调研。考察了周边地区出土相关遗存，在此基础上拟开展后套木嘎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与周边相关遗存的比较研究。
“后套木嘎遗址植物遗存与古环境研究”课题组初步完成野外孢粉土样采集、土壤及岩石资源调查、水系及水资源调查，地形图底图的数字化处理、数字高程图的下载等数据采集和资料收集工作。其他课题组也基本完成了国内相关文献的收集工作。
课题组成员就后套木嘎遗址出土遗存的研究与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共参加国际会议4人次、国内会议4人次，开展国际合作3人次。
2016年10月3—7日，王立新应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的邀请，赴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参加第七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题目为《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国的7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通过商谈，该系列会议诸发起人一致同意吸纳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成为会员单位，并拟定于2017年9月10-15日在吉林长春召开第八届国际会议。
2016年12月7-10日，王立新应韩国济州大学博物馆邀请，参加“济州高山里史前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了“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报告。
2015年11月27-28日，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上，课题组研究生张哲作了《吉林省大安后套木嘎遗址2012IVG2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大规模宰杀行为和宴享活动》的学术报告
2016年6月8-12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召开的第七届东亚考古学大会上，课题组成员王春雪作了《Identification of Adhesive on Bone-handled Microblades from the Houtaomuga Site in Northeast China（中国东北后套木嘎遗址骨柄石刃刀的粘合剂分析）》的报告。
2016年6月8-12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召开的第七届东亚考古学大会上，课题组研究生张哲作了《Mass Procurement and Feasting in Houtaomuga, Northeast China（中国东北后套木嘎遗址的动物屠宰及宴享行为研究）》的报告。
2016年，课题组成员崔银秋、肖晓鸣、张全超等就后套木嘎遗址第六期即汉书二期文化墓葬中所特有的众多未成年个体的体质人类学、骨病理学、古DNA分析成果，在首届“中国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年会”、“全国第十三届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上与专家学者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并呼吁在今后的考古发掘及研究中重视对未成年人骨的研究，为古代居民的营养状况与病理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课题组成员还与国内外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了必要的合作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课题组王立新与日本东京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的专家合作，针对白城双塔和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开展了测年与人群食谱的重建工作。发表了Radiocarbon dating and dietary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ly Neolithic Houtaomuga and Shuangta sites in the Song-Nen Plain, Northeast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41(2017)62-68，SCI检索期刊论文）。
“后套木嘎遗址植物遗存与古环境研究”子课题负责人汤卓炜与美国俄勒冈大学人类学系李炅娥教授就白城双塔与后套木嘎遗址浮选碳化植物遗存及研磨石器上提取的淀粉粒遗存开展了合作研究。已完成The Earliest Neolithic Site in Northeast China---The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broad spectrum adaptation of ShuangtaSite in Baicheng City of Jilin Province during early Neolithic period一文。有关后套木嘎遗址碳化植物遗存和淀粉粒的分析正在进行中，有望在2017年9月获得初步成果。
课题组成员刘爽、王立新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峰教授合作，就后套木嘎遗址各期陶器的成分结构、烧成温度与制作工艺进行了合作研究。发表了《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出土陶片科技检测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CSSCI检索集刊论文）一文。
课题组成员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莫多闻、李宜垠教授合作，对后套木嘎遗址周边进行了自然沉积剖面的取样，研究后套木嘎遗址所在区域的地貌与环境变迁。目前相关检测正在进行中。
课题组还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对后套木嘎遗址各期遗存的数十例炭样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检测。已经得到了检测结果。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2015年12月25日，为吉林大学校史馆提交了该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简介及两张工作图片。
2016年1月，项目首席专家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发表《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新尝试》一文的同时，在该刊同期的封二和封三介绍了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意义。
在2016年3月29日项目开题论证会结束后，向学校社科处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交了开题论证会纪要。
2017年3月，为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长春记者提供了项目研究阶段性成果的简介。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及建议
（1）各子课题的进度快慢不一，相互之间就成果和进展开展的交流不够。课题首席专家拟于近期召开小型工作会议，就各子课题小组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进行协调和督促。
（2）目前各子课题研究均已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但是宣传报道不够及时，力度也明显不足。尤其是与日本东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合作进行的碳十年代检测，表明后套木嘎第一期遗存的年代在距今13000—11000年之间，是中国东北乃至整个北方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遗存，可谓东北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需要向媒体宣传报道。对后套木嘎第一至第六期文化人骨的古DNA分析表明，后套木嘎遗址各阶段的人群在遗传特征上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并与现代的赫哲人、鄂伦春人有紧密的遗传关系。说明从距今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嫩江流域不同阶段的人群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强的区域连续性，没有发生过大的人群替换。这是首次通过前沿的古DNA研究揭示出我国东北北部地区的渔猎经济人群在遗传特征上的古今一致性，是近年我国科技考古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学术成果，也应及早报道和宣传。以上成果将以简报形式报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办公室。
（3）由于整理场地受限，目前2011—2015年度发掘区的线图的总平面图拼对、剖面图拼对还没有完成。新石器时代各期的完整或已复原陶器标本的线图和器物卡片已经完成，但是部分陶片标本的绘图、拓片和卡片制作尚未完成。急需在近期完成这些材料的整理工作。
（4）部分墓葬的记录不够完善，存在线图与照片、图像与文字记录不甚符合的现象，急需结合照片、原始记录进行调整。
（5）一些科技检测工作周期较长，例如动物遗存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测试及一些骨制品上所提取的粘合剂分析（需要蛋白组学分析，对比大量现生动物标本库）等工作。但科学研究必须遵循学科自身的规律，需要抓紧，也不能操之过急。
（6）需根据项目总体进展情况，进一步加强多学科、多角度的科技检测验证工作，例如食谱分析可以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与锶同位素分析相结合，粘合剂分析可以将X射线衍射、蛋白组学分析、红外光谱分析等方法结合起来，相互印证。
（7）在古环境研究方面，目前还缺少后套木嘎二期文化堆积中的孢粉检测工作。由于该期遗存没有地层单位，可以设法用第二期灰坑单位中收集的土样标本作孢粉分析。此外，生土层形成时期、第四期至第七期土样的孢粉分析工作也亟待开展。
（8）在整理中发现，对石器、陶器、骨器等人工遗物用水清洗会导致很多信息的丢失，建议今后在考古工地的资料收集中应该采用干刷的方式进行清理。
（9）数据库的利用为后套木嘎遗址资料整理带来了很大便利，建议继续在今后的发掘资料整理工作中充分发挥数据库的便利功能。
（10）初步分析显示，后套木嘎第六期即汉书二期文化合葬墓的个体间无母系关系（两个女性无母系关系，可能是堂姐妹，可能是同父异母等多种情况），面对复杂而遥远的古代社会，在研究和解释过程中应当更谨慎更全面，尤其是在整合阶段要加强不同子课题间的交流。
二、研究成果情况
1、《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新尝试》（王立新、Pauline Sebillaud、霍东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CSSCI检索期刊论文）。
在一定程度上，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取决于田野考古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发展。伴随现阶段中国考古学由文化史研究向社会史及人地关系研究的转型，急需开展田野考古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探索。该文分析了欧洲平面发掘法与我国流行的探方发掘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探讨了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可行性。同时强调了发掘中采用全程全站仪测绘、全程数字化图像采集与处理、系统采样与系统浮选，以及构建田野考古数据库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本项成果为推动我国现行田野考古技术与方法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2、 《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AIII区发掘简报》（霍东峰、周冰、梁建军、李玉彬、石晓轩、冯楠、王立新，《考古》2016年第9期。CSSCI检索期刊论文）
该文简要报道了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2011—2012年AIII区的发掘成果，根据层位关系和陶器特征将出土遗存划分为七个时期。其中第一至第四期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第五、六期遗存属于青铜时代晚期遗存，第七期属于辽代及稍早时期遗存。后套木嘎第一期与第三期遗存是在后套木嘎遗址首次发现或辨识出来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嫩江流域史前文化编年序列中的空白。此次发掘还在第六期即汉书二期文化中首次确认了洞室墓的存在。《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王立新、霍东峰、方启，《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CSSCI检索集刊论文）一文，重点对后套木嘎遗址第一至第四期，以及第六期遗存的内涵、年代、文化性质等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3、Radiocarbon dating and dietary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ly Neolithic Houtaomuga and Shuangta sites in the Song-Nen Plain, Northeast China. （Dai Kunikita, Lixin Wang, Shizuo Onuki, Hiroyuki Sato, Hiroyuki Matsuzaki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41(2017)62-68，SCI检索期刊论文）
该文系课题组成员与日本东京大学人文与社会学研究院专家合作研究的成果。本项研究重点针对白城双塔一期与大安后套木嘎一期两种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检测与食谱重建。研究结果表明，双塔一期的年代在距今11，000—7，800年之间，而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第一期遗存的年代则在距今13，000—11，000范围内。后者是我国东北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目前可以确定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据检测结果，后套木嘎第二期遗存为距今8，000—7，500年，后套木嘎三期遗存为距今6，300—5，500年，后套木嘎四期为距今5，000年前后。通过对陶器上的残留碳化物作C/N稳定同位素分析可知，淡水鱼类应当是该区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一个主要食物来源。以上研究对于东北亚地区早期陶器的出现及用途的研究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 《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出土陶片科技检测分析》（刘爽、崔剑锋、王立新，《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CSSCI检索集刊论文）
课题组从后套木嘎遗址第一至第四期，以及第六、七期遗存中选取了20片陶片进行了显微观察、成分检测和烧成温度分析。结果显示，后套木嘎一期的夹炭陶烧成温度不会高于600℃，系露天烧制；后套木嘎二期为夹蚌陶，存在练泥过程，烧成温度不超过730℃，亦为露天烧制；后套三期既有夹蚌陶，又有泥质陶，前者烧成温度不高于710℃，而泥质陶则可达770℃；后套木嘎四期仍有夹蚌陶和泥质陶之分，夹蚌陶所羼蚌粉较三期明显减少，烧成温度不高于700℃，但泥质陶的烧成温度则可达850℃，此期陶器仍应为露天烧制。至后套木嘎第六期，流行的薄胎沙质陶的烧成温度达到了1000℃以上，应当是在陶窑中烧制的；第七期的沙质陶烧成温度也高达950℃以上，也应是在陶窑中制成的。这是首次针对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的陶制品所开展的成分检测与烧成温度、烧制工艺研究，揭示了该区域一万三千年以来陶器制作工艺不断提高并趋于成熟的一个发展过程。
5、 《大安后套木嘎遗址DHAⅢG1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宋姝、陈全家、王立新，《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CSSCI检索集刊论文）。
大安后套木嘎DHAⅢG1是属于第三期（距今6，300—5，500年）的一条灰沟，沟内自沟底至沟口各类动物骨骼呈连续状分布，但散乱无序。骨骼间堆积为灰黄色夹黑色土块的沙质亚粘土。堆积中间杂烧土、木炭和少量陶器碎片、骨器与细石器等人工遗物。经鉴定，沟内共出有动物骨骼15036件，其中可鉴定标本6518件。以鱼类、哺乳动物和软体动物骨骼为多，还有少量爬行类和鸟类骨骼。表明当时渔捞和狩猎是很重要的生业手段，其中野牛是主要的狩猎对象，占可鉴定哺乳动物总数的81%以上。沟内动物骨骼有不同程度的风化痕迹，并已留有很多人工痕迹，其中有锯、切等制作骨器取料而留下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此沟是一处堆放动物骨骼并初步选取骨料的场所，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功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这批动物骨骼的鉴定分析，对于了解后套木嘎三期文化的经济形态、环境背景与人类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6、 《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初步研究》（汤卓炜、刘玮、王立新，《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CSSCI检索集刊论文）。
本文是2011年采自后套木嘎遗址DHAⅢT1006南壁孢粉土样的检测分析报告，其中采自后套木嘎一期地层（AⅢT1006③）上、中、下部位的样品各一例，采自后套木嘎三期地层（AⅢT1006②）上、下部位样品各一例。分析结果显示，后套木嘎一期当地属于典型草甸草原植被组合，结合遗址所在的沙丘环境，推测后套木嘎一期的早、中段沉积环境湿润，气候较冷，到了晚段虽然植被覆盖率有所提高，但气候向着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寒冷环境转变。到了后套木嘎三期文化时期，沉积环境湿润，气候温暖，植被种类更加丰富，植被覆盖率尤其是木本植物的覆盖率有所提高，显示当时气候较之后套木嘎一期更加温暖，适宜于人类生存。该成果对于后套木嘎第一期与第三期文化阶段的自然环境的复原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同阶段人类与环境的互动等，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