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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进展情况
1、课题开题与子课题进展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15ZDB032）自立项以来，首席专家、各子课题负责人及全体课题组成员，按照预定的研究计划部署，分工协作，全面启动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已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达到了阶段性研究目标。
自2015年11月接获课题立项通知后，课题组即在前期申报工作的基础上，就研究计划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在研究计划整体、细节和各方面的配合上进一步加深了认识，在研究团队内进行了广泛的协调与沟通，为项目研究的全面展开作了卓有成效的准备。
2016年3月26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项目开题报告会，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全部出席，与会学者在讨论中充分肯定了课题的研究构想，并就如何深化和拓展课题研究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这些建议从理论与方法上进一步开拓了课题的研究空间，丰富了课题的研究内涵，明确了课题的重点任务，为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随后，项目研究全面启动，课题组成员积极开展工作，深入基层，与各地县博物馆合作，广泛搜集并考察馆藏青铜器资料，了解最新田野考古工作动态，与国内外学术同行进行交流，搜集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学术史梳理，认真思考有关学术问题，撰写相关学术论文，现已取到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初步统计，已在《中国史研究》、《考古》、《文物》、《江汉考古》、《东南文化》及《史语所集刊》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简报20篇。
此外，为提高课题组内部合作，更好地协调研究团队和各子课题的配合，2017年6月10日，在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以“秦里程简与战国秦汉之际的南方地理”为专题，举行了一次在汉课题组成员的学术讨论会，围绕着战国秦汉之际的南方地理景观为主题进行交流。提交讨论会的六篇文章，其中五篇为新近完成的未发表论文。
同时，各子课题亦取得了较大进展：
子课题一“汉淮地区周代有铭青铜器资料汇集与整理”，是整个项目研究的基础。课题组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仅在信阳地区就搜集了周代有铭铜器151件，其中樊国13件、番40件、黄56件、东蓼5件、息6件、蒋2件、江3件、弦1件、楚2件，域外诸侯国铜器和国族不详者23件，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工作，包括有铭铜器的尺寸、著录、收藏或出土情况，铜器、纹饰和铭文之高清图片获取、收集，铜器年代和铭文内容的初步校理，按国族、时代对上述搜集铜器进行分类和排比。
首席专家徐少华亦于2017年6月前往信阳考察商周青铜器，据悉信阳市博物馆已将这些珍贵的青铜器编辑成图录，预计于今年出版。在南阳地区实地观摩、研究了未刊青铜器资料。
在湖北汉东地区搜集473件周代有铭青铜器资料，以随州境内历年出土有铭青铜器为主，其中安居桃花坡1件、汪家塆3件、羊子山9件、环潭鲢鱼嘴4件、均川刘家崖11件、万店周家岗7件、义地岗27件、文峰塔38件、叶家山110件、曾侯乙墓226件、征集6件，计449件，随州相邻的京山12件、枣阳10件、襄阳2件，计24件。目前除叶家山、文峰塔墓地尚在整理未发表和流散外地的铭文铜器，随州境内绝大多数铜器都收集到位，枣阳郭家庙和京山苏家垅新出铜器暂未收录，待发掘资料公布后补充收集，相邻地市博物馆馆藏周代有铭青铜器计划下一阶段联系收录。
子课题二“汉淮地区两周青铜器分国分族与分期断代研究”，主要目的是在子课题一的基础上，对该地区周代青铜器按区域进行全面整理，明确汉淮地区周代青铜器的国别族属，建立汉淮地区周代列国青铜器各自明确的年代序列，构建总体的年代框架，并进一步分析汉淮区域周代列国青铜器的工艺特点，揭示青铜业发展水平与生产状况。强调在多学科视角下对汉淮地区周代青铜器进行综合考察，运用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和科技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与技术揭示该地区周代青铜文化面貌与青铜技术水平，阐释该地区周代青铜文明的形成与流变过程。
目前这方面已取得一些初步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田成方发表论文《申氏铜器与楚申氏的族属》(《考古》2016年12期)，该文在全面汇集出土申氏铜器的基础上，结合《左传》等传世文献和清华简《系年》等出土文献，对楚申氏的族属作了细致的考据，指出楚申氏为申国之后，非楚王族，而是申氏贵族在楚灭申后转仕于楚，以国为氏。
在科技考古方面，课题组成员李洋对南阳盆地青铜工艺演进、 随州地区出土青铜器和辽瓦店子铸铜遗存进行了科技分析，收集到270余件南阳盆地出土周代青铜器残片样品，已完成其中150余件青铜器样品的科学检测与分析工作，初步获得了不同考古学文化、年代和器类的青铜器制作工艺特点，发现一些制作工艺在不同考古学文化中有不同的应用，如用于制作器壁较薄器物的热锻技术，在具有典型周文化特征的墓葬中多被发现应用于盾鍚和棺椁的饰件，而在楚墓中多被发现应用于盘、匜等水器；又如高锡青铜合金配比技术，在楚器中的使用比例明显高于具有周文化特征器物，应用的器类也更丰富，这些现象反映了南阳盆地周代青铜工艺演进历程与考古学文化变迁存在直接关联。结合利用扫描电镜、能谱仪、金相显微镜、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仪等仪器对曾侯乙墓出土465件青铜构件基体及表面残留物的显微组织、合金成分、物相组成等进行了系统表征。
对湖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东周时期单位中出土的12件与青铜器冶铸有关的陶制遗物（包括陶范、陶模、鼓风管等）表面形貌和化学成分进行初步表征，并分析陶范、陶模和鼓风管等各类陶制铸铜遗物的制作工艺特点。
子课题三“汉淮地区周代遗址、墓葬与地理环境调查分析”，主要是综合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调查方法，摸清汉淮地区周代遗存的家底，全面掌握其分布与环境状况，将零散的资料整合为一体，从而把握周代汉淮地区复杂多变的历史文化背景，还原地理景观，探讨地理因素对文化、族群演变的影响，分析周代汉淮地区重点聚落的分布特点、地理环境及与相关国族、城邑的对应关系，建立该地域从周王朝政治秩序的构建、发展、瓦解到楚国政治秩序建立、发展、瓦解这一历史过程连续完整的资料体系。
项目组成员贾连敏、武志江，依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信阳地区古城、古国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以高精度RTK-GPS与全站仪为测绘工具，结合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建立覆盖整个遗址的坐标系统，通过地面调查，搞清各个城址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与保存现状，了解遗址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与地质构造，在全面搞清遗址的布局、功能分区与文化变迁的基础上，采用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了解遗址不同半径范围内的景观生态与文化遗存分布，研究信阳地区先秦时期古城古国考古调查的资源利用与支撑体系以及不用聚落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信阳地区先秦时期城址地理信息系统。
项目组成员黄建勋，依托随州博物馆，对随州地区两周遗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区域调查：以淅河叶家山为中心，沿漂水下游进行调查，对小蒋湾、蒋家寨、庙台子、沙河庙、朱家湾、高家滩等遗址实地勘探；以安居羊子山为中心，沿溠水下游进行调查，在羊子山北侧新发现了长堰遗址，面积约5万平米，时代为两周时期，发现以羊子山为中心，分布着10余处两周时期遗址和墓地，具体有待进一步考古勘探；以随州城区为中心，沿厥水下游和涢厥交汇地带，新发现了望城岗、文峰塔、朱家湾、科技园、枣树湾、马家榨、六草屋、邓家湾8处周代遗址，另外新发现了梨子园和狮子头2处墓地，时代均为两周之际，遗址文化堆积深厚，采集遗物标本丰富，但两处墓地被盗严重。
子课题三负责人叶植，课题组成员王先福、尹弘兵、王琢玺等，先后在湖北襄阳、钟祥、天门、京山、沙洋、荆州等地进行了3次考古遗存与地理环境调查，实地考察汉水中游、大洪山南麓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商周秦汉遗存分布之间的关系，为详细分析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构建汉淮地区周代遗存分布地理信息系统、将汉东大洪山南麓地区两周遗存分布与地理环境统一起来进行调查和分析作一些前期准备工作，以期能为整个课题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地理基础。
子课题四“周代汉淮地区列国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主要是对周代汉淮地区列国的族属来源、立国背景、历史发展、疆域消长、文化面貌进行深入分析和认真考辨，明确其具体地望和范围，厘清汉淮地区内部诸国族之间的相互交融及与外部各地的联系。探讨周代汉淮地区三大区块在西周王朝政治架构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准确把握其区域特征。将地理因素与政治进程、社会变迁融合起来，在整体上把握周代汉淮地区人文地理环境演变的全过程，为进一步探讨周代南土政治、文化结构的演变和民族融合进程奠定可靠的基础。
这方面已取得初步研究成果，首席专家徐少华已发表《从鄂君商贸析战国时期的关税》(《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鄂君启节与战国中期的楚国疆域形势》(《丙申舆地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曾侯与钟铭与曾（随）若干问题释疑》(《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五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年)、《楚远祖陆终娶女媿之传说的考察》(《中国研究集刊》（日文）第62辑，2016年6月)等四篇论文；项目组成员还发表有：《谈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中的几个地名》(《丙申舆地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晉侯蘇鍾軍事地理問題研究——從柞伯鼎“昏邑”問題談起》(《史語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四分， 2016年12月)、《多维视野下的楚先祖季连居地》(《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周代汉淮地区的历史、地理与文化诸问题。
子课题五“周代汉淮地区的族群融合与统一进程研究”，力图系统揭示两周长时段内该地区从文化漩涡走向一统帝国的历史，侧重于分析文化、政治、地理面貌的演变。目前子课题主持人郑威副教授已在CSSCI期刊发表相关论文一篇：《从“楚国之楚”到“三楚之楚”：楚文化地理分区演变研究》（《江汉论坛》2017年第4期，与课题组成员易德生合撰），该文于2016年12月16-19日在“全国历史地理青年学者论坛”（四川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宣读。
此外，研究论文《春秋战国时期汝水流域楚化过程探析》（与陈若松合写）梳理了周代淮水支流汝水流域政治、文化上的楚化过程，发表于《楚学论丛》第六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其他项目组成员发表有《清华简〈系年〉楚县唐县蔡补说》(《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中西书局2016年)、《西周早期汉东地区政治地理》(《丙申舆地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论文，亦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两周时期汉淮地区的人文地理进程。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本课题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全面调查、统计研究范围内的铜器分布、收藏、著录情形，实地调查、踏勘周代汉淮地区的地理环境、遗存分布情形。自立项以来，在前期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为课题研究的全面展开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2016年3—8月，课题组成员田成方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访学，期间在傅斯年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搜集相关有铭铜器及研究资料，并与课题组成员、史语所研究员陈昭容老师多次讨论子课题一的图录编纂体例、有铭铜器搜罗的范围、具体著录条目等。同年7月13日，参加“古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研习会”之“丕显商周”工作坊，作了“从有铭铜器看楚国的异姓宗族”的学术报告。陈昭容、田成方还于8月11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提请特别参观鄝公缶、曾姬无恤壶、鄂侯簋、麇侯钟等十件有铭铜器，其中鄝公缶过去未见著录，铭文十分珍贵。
2016年4月，子课题三负责人叶植，课题组成员王先福、尹弘兵等，前往襄阳、宜城一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古与地理环境调查，并就如何实施子课题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实地考察了邓城遗址和邓城工作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漳、宜城地区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现场，观摩了出土遗物。
2016年11月，子课题二课题组成员易德生，到湖南郴州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长江流域矿冶考古联盟、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联合举办的矿冶考古培训班并参加了矿冶考古实习与调查活动。
2016年12月，子课题二课题组成员易德生，到江西瑞昌铜岭新发现的焦炭厂冶炼遗址（距离铜岭商代古铜矿冶遗址约1公里）进行考察，时间两周，并参与考古发掘。同时搜集炼渣，矿石等样本。样本的年代为商代及战国时期。
2016年12月，子课题三负责人叶植，课题组成员尹弘兵、王琢玺等，前往湖北省钟祥市，对大洪南麓西段地区的两周秦汉遗存与地理环境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与钟祥市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就钟祥地区考古遗存的分布与保存现状进行了交流，并对如何利用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进行实地评估与调查。2017年2月，叶植、尹弘兵、王琢玺等前往湖北天门、屈家岭、沙洋、荆州等地考察两周秦汉遗存与地理环境，并实地考察正进行考古勘探的郢城遗址。
2017年5月，首席专家徐少华前往湖北随州、枣阳、京山等地博物馆和田野考古现场考察、收集资料，并与湖北省考古所和当地的同行交流、座谈。
2017年6月，首席专家徐少华及课题组成员王琢玺、刘维，在信阳地区进行了为期4天的专题田野考察，先后实地考察了信阳平桥南山咀墓地、息县息国故城、褒信赖国故城、淮滨期思故城，并认真观摩了信阳地区各博物馆所收藏的两周遗物。
2017年6月上中旬，子课题组二成员易德生，前往湖南岳阳市及所属县市进行商周冶金考古调查，历时三周。根据二普和三普文物调查资料，针对性地对岳阳商周遗址进行冶金考古调查，并采集商周时期的炼渣、陶片等样本。
2017年7月2日—8日，课题组成员陈昭容、田成方、朱继平等，赴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院、凤阳博物馆、武汉大学考古系固镇工作站、蚌埠博物馆、寿县博物馆、安徽省考古所寿县工作站、六安博物馆、钟离故城、寿县古城、古堆桥遗址、南城孜遗址等进行实地调查、田野踏勘，重点查看了安徽大学所藏战国楚简（有关楚史的部分），钟离国墓葬、铜器及相关遗址，春秋时期群舒铜器，春秋晚期以后的楚系铜器等，既增加了许多亲身的体会，也了解到一系列新的学术信息。
在学术交流方面，课题组成员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参与各种学术交流，跟踪国内外学术前沿，保持了学术研究的敏锐性。
2016年1月，首席专家徐少华出席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召开的“第五次古文字与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了“曾侯与钟铭与曾（随）若干问题释疑”的学术报告。
2016年7月，首席专家徐少华、子课题一负责人晏昌贵、课题组成员尹弘兵出席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作了“鄂君启节与战国中期的楚国疆域形势”、“谈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中的几个地名”、“西周早期汉东地区政治地理”的学术报告。
2016年8月，子课题三负责人叶植，受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湖北省历史学会、《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委托，承办“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叶植、晏昌贵、王先福、尹弘兵等参会并提交了论文，叶植、王先福先后作了大会发言。
2016年10月，课题组成员李洋参加在重庆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科技考古研讨会”，提交了《湖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出土陶制冶铜遗物的初步科学分析》一文。
2016年11月，课题组成员尹弘兵、张志鹏、王琢玺参加在荆州举行的长江大学“第二届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并作了小组发言。会后，尹弘兵、王琢玺等考察了荆州博物馆夏家台和刘家台墓地出土资料，考察正在发掘的凤凰地墓地及郢城遗址、纪南城遗址。
2016年12月，课题组成员尹弘兵、李洋、易德生、朱继平、田成方参加在湖北京山举办的“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暨纪念苏家垄出土曾国青铜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均提交论文并做了发言，会后参观了京山苏家珑正在发掘的春秋时期曾国墓地。
2016年12月，课题组成员尹弘兵参加在深圳举办的“首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论坛”，提交论文，并作了小组发言，以及大会的小组总结。2017年元月，尹弘兵参加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的“2016年湖北考古业务成果交流会”，了解湖北省最新考古发现。
3、学术会议与学术交流活动
国际合作方面，2015年11月，项目首席专家徐少华应邀前往日本京都、大阪大学讲学，在大阪大学作了“从《楚居》析陆终娶鬼方氏妹女嬇之传说” 、在京都大学作了“从新出考古资料析鄂国历史与文化”的学术报告；同时还访问了日本泉屋博物馆、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详细观摩了两地馆藏的中国两周青铜器，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座谈。
2016年10－12月，徐少华在日本先后访问了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日本东方学会，与有关学术同行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交流。11月出席在日本京都大学召开的“日本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2016）”；同年12月，出席在日本盛冈岩手大学召开的“日本中国出土资料学会年会（2016）”。此间，先后在东京日本女子大学作了“考古新发现与曾随之谜解析”、在仙台东北学院大学作了“近些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进展”的学术报告。
2017年5月，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李峰教授来校作“大遗址：归城考古的方法和实践”的学术报告。
子课题五负责人郑威借助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学的机会，与日本学者围绕本课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参加了2015年度日本東洋史研究会大会（2015年11月3日，日本东洋史研究会主办）、 “Crim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6.3.22-23，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办）、第4回“若手アジア史論壇”（ 2016.9.9，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
4、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目前，课题组已按照有关规定撰写并上报工作简报四期。
第一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第二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子课题三“汉淮地区周代遗址、墓葬与地理环境调查分析”课题组襄阳、宜城地区考察。
第三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子课题一“汉淮地区周代有铭青铜器资料汇集与整理”汉东地区工作进展成效显著。
第四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课题组赴信阳地区考察。
另有两期工作简报正在撰写并准备提交。亦在撰写国家社科基金专刊并准备投稿。
二、 研究成果情况
到目前为止，课题组成员已发表与项目有关的学术论文20篇，另有多篇成果已被录用，即将刊布。代表性的论文有徐少华《曾侯与钟铭与曾（随）若干问题释疑》（载《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五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2017年）；黄凤春《从叶家山新出曾伯爵铭谈西周金文中的“西宫”和“东宫”问题》（《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田成方《申氏铜器与楚申氏的族属》（《考古》2016年第12期）；朱继平《晋侯苏钟军事地理问题研究——从柞伯鼎“昏邑”问题谈起》（《史语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四分，民国一○五年十二月）；尹弘兵《多维视野下的楚先祖季连居地》（《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等。下面简要介绍诸篇论文的基本情况：
（一）徐少华：《曾侯与钟铭和曾（随）若干问题释疑》
1.基本内容
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和新近出土的考古材料，尤其是曾侯与钟铭和清华简《系年》，就多年来学界关于曾、随问题的不同看法，曾国的族姓及早晚发展阶段，新出“随”器的理解和价值，以及曾、随二名的区别与相互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得出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新认识。
2.主要观点
（1）多年来于随枣走廊及附近地区所出土两周时期的众多曾国铜器及相关墓葬属于同一个封国，其间并不存在族体的转换与姓氏的变化，即从西周初年南公（伯适）受封，历曾侯谏、曾侯犺、曾侯宝、曾侯乙，至战国中期楚宣王时所作的曾姬壶等，“曾”作为国名一直沿用不变，为其国其族正式且最通常的名称。
（2）出土资料所见的“曾”，就是文献所载的“随”，曾、随关系应即此前部分学者所分析的一国二名。古曾国之所以又称为“随”，当与其都邑从旧城迁于“随”地（今随州城区一带）的背景相关，时代可能在春秋初年以降。
（3）就一般情况而论，曾、随二名可以互用，然从具体史实来说，“曾”是国名，“随”是都城，且是其后期的都城，因而曾、随作为一国二名只能就曾国都随以后的时间而言，并不能贯穿整个曾国的历史时期。
（4）古曾国从西周初年受封至战国中期一直存在，国名称“曾”也长期沿用不改，何以传世文献都以“随”称之，而皆不言“曾”，这一方面是春秋中期以降，曾国实力大为削弱，疆土明显缩小，成为楚系附庸，且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影响极其有限的原因；同时亦与《左传》、《国语》等文献均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北方地区，主要从当时的情况和相关材料出发，对南土曾（随）的早期历史和演变过程了解不够全面、不太细致的背景有关。
3.学术价值
曾、随关系及曾国历史与文化，是最近三四十年来先秦史和商周考古学界经常讨论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对该问题的不断深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近年湖北随州叶家山、文峰塔等曾国贵族墓地的先后发掘和有关资料的相继刊布，为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了重要契机。然由于考古材料还存在一定的缺环，传世文献与实物材料的衔接、印证亦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以致学者们关于曾、随历史与文化仍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通过本文的分析、探索，基本厘清了关于曾、随问题的若干学术疑难，为下一步的材料互用、历史认知，以及综合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社会影响
（1）对学术界今后对曾（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清除了一系列障碍。
（2）对考古界下一步有关曾（随）遗址、墓葬的田野发掘及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借鉴与参考。
（3）为社会大众今后对曾（随）文化特征及精髓的理解和认识，厘清了迷雾，加深了印象。
（二）黄凤春：《从叶家山新出曾伯爵铭谈西周金文中的“西宫”和“东宫”问题》
1.基本内容
本文围绕叶家山M107所出土的曾伯爵“西宫”铭文，结合以往金文资料和宫殿考古资料，讨论了西周金文中的“东宫”和“西宫”问题，得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新认识。
2.主要观点
（1）金文中的多数“东宫”和“西宫”，可能是不同于传统所认为的后宫之制的名称，由已发现的西周宫殿建筑基址格局分析，作为官署的东宫和西宫西周可能是存在的。
（2）从西周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职掌分析，有别于王室后宫的处理国之政务的官署之宫，“东宫”和“西宫”可实指主政于官署的具体的人，“东宫”和“西宫”的主政者必定是王或侯之子及宗亲，由其官署演变为官名。
（3）由此认为叶家山M107 墓主就是主政曾国西宫官署的人，并再次论证了西周早期金文中的“南公”非南公适莫属。
3.学术价值
“曾伯爵”铭文中的“西宫”一名，是曾国青铜器铭文中继 1979 年随州义地岗发现春秋“季怡戈”所见“西宫”铭文后的又一次发现，也是曾国有铭青铜器中所见最早的一例“西宫”，对研究曾国的宫闱制度和曾国官署及官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本文的分析探索，基本理清了“西宫”、“东宫”的内涵，为西周时代宫闱制度、职官制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4.社会影响
（1）对学术界今后对西周宫闱制度、职官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2）对考古界下一步有关曾国都城的田野发掘及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借鉴与参考。
（3）回应了社会大众对曾国考古工作的关注，为社会大众对曾国文化特征的理解和认识，厘清了迷雾。
（三）田成方：《申氏铜器与楚申氏的族属》
1.基本内容
本文利用前些年发表的两则铭文——春秋晚期后段的叔姜簠铭文和春秋晚期偏早的州 簠铭文，讨论了楚申氏的的族属问题，厘清了人们关于申氏族属问题上的困惑。
2.主要观点
（1）湖北郧县肖家河春秋墓出土铜簠（XM：5）时代为春秋晚期后段，铭文所载“申王之孙叔姜”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黄锡全先生公布的“申文王之孙州 ”铜簠为春秋晚期偏早，早于叔姜簠。
（2）叔姜簠和州 簠所载铭文反映出申氏并非楚公族，申国国君一度称王，当在公元前600年之前。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申国国君可能还保留申王称号。
（3）楚文王时将申国降为附庸，故其国君能在公元前600年前后有称王之举。仕楚的申国公族后裔“以国为氏”，成为寄居楚国的外来宗族。
3.学术价值
申氏是楚国望族，春秋时期涌现出申舟、申亥、申包胥等一批名人，然其族属却一直颇有争议。本文利用这几件新出与申相关的铜器铭文，解开了申氏族属的谜团。
4.社会影响
本文利用铜器铭文资料解决了楚国申氏族属问题，为楚文化研究、中国宗族制度研究奠定了有利的基础，丰富了楚文化研究内容。
（四）朱继平：《晋侯苏钟军事地理问题研究——从柞伯鼎“昏邑”问题谈起》
1.基本内容
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特别是晋侯苏编钟铭文和柞伯鼎铭文，重新考辨柞伯鼎铭所见“昏邑”地望，对学界曾广泛关注的晋侯苏编钟军事地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富有意义的新认识。
2.主要观点
（1）从柞伯鼎铭所见地缘政治格局出发，认为以胙伯为前锋主将、蔡侯为裨将一役所围昏邑，应位于东国南境，今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并进一步在读音、交通位置、族源与实力对比四个方面指出，昏应指故地在今山东金乡缗城堌堆遗址的有缗氏，夏商周三代始终活跃在此。
（2）受朱凤瀚先生昏邑或指晋侯苏钟铭所见“ 城”一说启发，通过对晋侯苏钟军事地理问题相关诸说进行全面梳理，指出目前占主流地位且在字形释读、行军路线设计上相对合理的西郓─宿─范县之论说体系，实质是以“东平宿国”为地理基点，始终面临不能解答文献中南北两宿并列史实的困境。论文从字形辨析入手，晋侯苏钟铭所见“濩水”应为更可靠的地理基准，不仅可有效化解两宿并存的难题，且为通盘解决钟铭军事地理问题带来重要契机。
（3）晋侯苏钟铭所记战事应发生在古大野泽以南而非以北。具体而言，晋侯苏东渡之“濩”指古获水，其在春秋时亦称“丹水”，两周时期上源大致在今曹县东南；宿夷地望虽无法确指，但结合铭意分析，应在获水上游东岸一带。至于周王与晋侯苏分行地当指汉高祖即皇帝位之氾水沿线，在秦汉定陶县境。最后，据钟铭所见诸地名间的内在地理关联，晋侯与周王合力攻打的 城应在今金乡境的古缗城，也就是柞伯鼎铭之昏邑。
3.学术价值
晋侯苏编钟、柞伯鼎是两周青铜重器，其铭文富含多重历史信息。对于其历史地理信息的理解，学术界遇到很多困难，如古今地名用字差异、行军路线的设计等等。通过本文的分析、探索，基本厘清了与晋侯苏编钟相关的军事地理问题，为先秦军事地理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社会影响
（1）对学术界今后对先秦军事地理研究及緡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清除了一系列障碍。
（2）对考古界下一步有关緡国遗址、墓葬的田野发掘及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借鉴与参考。
（3）加深了社会大众对铜器铭文的理解及緡国文化的进一步认识。
（五）尹弘兵：《多维视野下的楚先祖季连居地》
1.基本内容
本文在吸收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新近出土的材料，尤其是清华简《楚居》，从考古学文化地理和文化人类学等多重角度，对《楚居》所载楚先祖季连的居地加以考察，得出了一系列新认识。
2.主要观点
（1）季连初降之“ 山”，即今河南禹州、新密、新郑三市交界处的大騩山，但此山并不是季连部族的实际居地，而是季连部族的祖山，是季连作为部族的“祖先神”的居地，而季连部族最初的实际居地，可能就在祝融故地。
（2）季连部族形成之后，当在祝融故地附近活动，与同族比邻而居。
（3）唐虞夏时期，祝融各支在华夏集团和夏王朝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中原核心族群。虞夏时期祝融族团聚居在嵩山山脉以南、伏牛山脉以北的新郑、许昌、新密、禹州等地，今河南省中部地区。则季连早期活动地区，亦当在中原文化核心区内，不得远离祝融聚居区。
（3）商代晚期时季连部族与商王族联姻，其活动范围当在晚商文化殷墟类型范围内，亦在今河南中部地区。季连最后一个居地“京宗”，亦应在此范围内，与熊狂所居之“京宗”应非一地。
3.学术价值
清华简《楚居》与楚国历史地理，特别是楚先祖季连居地，是近些年来楚文化和历史地理学界经常讨论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对该问题的不断深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在《楚居》的体系中，从季连至熊狂均属传说时代。传说时代史事不能完全视作信史，也就不能以单纯历史学思维来对待，需要结合民族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来作相应的解读。
通过本文的分析、探索，基本厘清了季连部族居地问题的若干学术疑难，为传说时代历史地理研究树立了范本，为楚文化及楚国历史地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社会影响
（1）对学术界今后关于楚文化及楚国历史地理的深入研究清除了一些障碍。
（2）为社会大众理解清华简所涉及历史文化知识特别是楚国历史文化奠定了学术基础，加深了大众的印象。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