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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课题研究按计划正常进行，课题组成员搜集有关“中国观”和“中国认同”方面资料约四五百万字，完成著作3部，论文23篇，超额完成预定计划任务。
课题组成员通过课题组成员会议讨论、个别交换意见、社会调研、咨询专家等多种方式进行讨论，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并有了新的认识。
（1）课题组在何为中国、中国古代“中国”认同的内容等方面形成了共识并有了新认识
第一，何谓“中国”？学界虽然几经讨论，但还是有人认为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是“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不是“中国”。确实，在中国古代留下的主要出于汉儒之手的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常常将“中国”和“四夷”对称，用华夏汉族及其政权代表“中国”，认为“四夷”等少数民族不是“中国”。其实，在中国古代，“中国”一词不仅仅指称汉族及其政权，还有指称“中原”的地理涵义、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懂礼即中国”）的文化涵义、指称政权的“国家”涵义，以及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的涵义，等等。当用“中国”一词指称“中原”时，则包括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用“中国”一词指称“懂礼”的文化涵义时，也包括“懂礼”的有文化的少数民族；用“中国”一词指称汉民族国家或中原国家政权时，也包括受汉族国家或中原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时，更是与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密不可分。可见，中国古代的“中国”一直与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何谓中国？一句话，“中国”不仅仅是华夏汉族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多个民族的“中国”，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第二，在中国古代“中国”认同内容方面，课题组通过讨论，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一词涵义众多，既有指称一国之中心的“京师”，指称中原、九州（十二州）及其政权，指称“华夏汉族”及其政权的涵义，又有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涵义，还有指称国家政权的涵义等等。因此，本课题所讨论的“中国”认同，就包含有对“中国”各种涵义认同的意思，包括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认同，是指各个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第二个层次的认同，是指各个民族对本国国家民族（国族）的认同；第三个层次的认同，是指超越某一个民族和某一民族国家的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地理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各个方面，而各个民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自称“中国正统”，则是这一认同的最高表达形式。
确实，中国古代，不仅华夏汉族及其政权自我认同为“中国”，少数民族也具有“中国”认同意识。这种“中国”认同意识，既包括各个民族及其政权的自我“中国”认同，也包括各个民族和政权对中国古代具有各种内涵的“中国”的认同，还包括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的认同，等等。认真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各个民族及其政权均存在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自称“正统”，互称“南北朝”等现象，他们均视中国历史为自己的历史，视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文化，具有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正是这种“中国”认同意识，才使各族逐渐从多元走向一体，共同凝聚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不仅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2）经过讨论，课题组对民族、民族形成于何时，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等问题形成了共识并有了新认识
第一，关于什么是民族的问题。近年来，由于西方民族概念的传播，使我们的民族研究有些无所适从之感。我们课题组通过讨论和研究，认为斯大林提出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民族定义，以及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的民族定义，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但要将民族区分为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两大类型：
狭义民族是指具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大特征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民族六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如华夏族、汉族、匈奴族、鲜卑族、蒙古族、满族等等。
广义民族则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也就是说，广义民族应该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原始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蒙昧民族、野蛮民族、文明民族等等；包括某一语系的民族，如汉藏语系民族、印欧语系民族、拉丁语系民族；包括某一种经济类型的民族，如渔猎民族、游牧民族、农业民族等等；包括某一区域的民族，如东北民族、亚洲民族、美洲民族等；包括某一政治地位的民族，如统治民族、被统治民族、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等等；也包括某一个政权内部的多个狭义民族，如唐朝民族、宋朝民族、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等，这些国家或政权的民族并非都由一个狭义民族构成，而是由多个狭义民族构成，台湾学者王明珂将这些国家或政权的民族称之为“国族”，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觉得，“国族”只能称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民族，无法概括其他各种广义的民族，因此，还是用“广义民族”的概念进行概括为好。
第二，关于民族形成于何时的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对民族形成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热烈讨论，多数学者不赞成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认为民族形成于古代。我们很欣赏老一辈学者对构建我国自己的民族理论所做出的贡献，也认为民族形成于古代，并具体认为中国的华夏族形成于夏王朝国家建立之后。因此，本课题在论述中国古代各族时，均使用民族一词。
第三，关于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中华民族”即是“中国民族”，属于广义民族中的“国族”。“国族”，顾名思义，应该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只要有国家，就应该有“国族”；只要有中国国家，就应该有中国的“国族”，即“中国民族”。因此，本课题不赞成中华民族形成于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形成于抗日战争之后、形成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等观点。实际上，梁启超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的1902年，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说明那时的梁启超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存在，开始用“中华民族”一词对这一民族实体进行概括，而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一定是在此之前，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而已。如此说来，“中华民族”的形成必定在梁启超对这一民族实体有了认识之前，也就是梁启超等人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之前。梁启超等人使用“中华民族”的时代是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代。清王朝也是国家，也应该有“国族”，清王朝自称“中国”，清王朝的“国族”就是“中国民族”。本课题组成员通过讨论，认为清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乾隆时期，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形成了“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的“共同地域”，在这一共同地域之内，生活有汉、满、蒙、维、藏等各个民族。乾隆皇帝反对“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完成避暑山庄的修建，用汉、满、蒙、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了丽正门额，同时，采用藏式、汉式、藏汉结合等多种形式修建了外八庙，等等。说明乾隆时期已经建成汉、满、蒙、维、藏等民族结合而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时，经过清人正统形象的塑造，清人自称“中国”意识增强，各民族“中国”认同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强化，统一的“清朝国家民族”的“国族”正式形成。据历史记载，清朝的国号虽然称“大清”，但他们又自称“中国”，因此，“清朝国家的民族”也就成了“中国民族”，“中国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就是在各族“中国”认同的旗帜之下凝聚到一起而正式形成。
子课题进展情况
子课题之一：“中国”认同观念的形成: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认同
本子课题自立项以来，研究进展情况基本正常。目前已经初步完成有关先秦秦汉考古材料及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搜集相关资料100多万字；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本子课题的研究框架和撰写提纲；8人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和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出版《辽海地区的史前文明》学术专著一部，发表相关论文6篇。预计于2019年年初，完成本子课题的全部研究内容的撰写工作。
子课题之二：“中国”认同形式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认同
本子课题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自立项以来，基本完成资料收集、史料整理工作，收集资料100多万字，相对文献资料而言，考古资料搜集相对欠缺。对子课题研究框架进行了充实与修改。发表《慕容鲜卑“中国”认同观念探讨——以前燕“中国”认同形式多样化为中心》论文一篇。目前，正在撰写《高句丽“中国”认同研究》，已完成15万字。预计2019年初完成本子课题全部书稿的撰写工作。
子课题之三：“中国”认同观念的升华：隋唐时期的“中国”认同
本子课题自立项以来，除了参加整个课题组会议以外，还单独在长春召开两次本子课题成员会议，按照本课题总体的研究计划，分工落实任务，并就本子课题的研究工作计划的实施状况进行讨论，进一步明确下一阶段的研究任务，加深对隋唐时期“中国”认同观念升华的时代特征的认识，注意在研究思路上保持协调和一致。目前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的阶段，个别章节和专题已经进入撰写阶段。
为了争取本课题研究信息量的充分化，本子课题加大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搜集范围既包括历代文献中有关隋唐时期最高统治集团、官员、学者、少数民族社会上层“中国”认同观念的言论、行为的记载，也包括当代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观念认同问题研究的著作、论文等。目前已搜集到相关资料大约100多万字。
个别问题和章节已进入专题研究和写作阶段，完成《唐中叶迄元朝东亚地区藩属体制的变局及其影响》、《王通的中国观及其时代特色》等论文。
子课题之四：“中国”认同观念的多元一体化：辽宋夏金时期的“中国”认同
该子课题自立项以来，除了参加整个课题组会议以外，还单独组织召开本子课题成员会议两次，按照本课题总体的研究计划，分工落实任务，并对本子课题的研究内容、撰写提纲及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以便在相关理论问题以及撰内容和风格保持协调和一致。立项之后，该子课题把主要精力用于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目前搜集相关资料超过100万字。同时，也进行一些相关专题研究，完成论文3篇。尤其是对辽宋夏金时期“中国”认同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认为辽宋夏金时期，各个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自我认同为“正统”，虽然没有得到他者的完全认同，但出现了部分他者逐渐认同的发展趋势。辽夏金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朝为“中国”，但在是否认同宋朝为“正统”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辽人不承认宋朝为“正统”，夏人则承认宋朝为“正统”，金人承认北宋为“正统”，但在是否承认南宋为“正统”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宋人既不认同辽夏金为“中国”，也不认同辽夏金为“正统”。宋金后期，金人中出现一部分人承认辽宋金都是“正统”的现象，宋人中也出现一些个别人承认金朝为“中国”的现象。元修辽宋金三史，在辽宋夏金出现复数“中国”和“多统”思想的基础上，承认了辽宋金都是“中国”都是“正统”的历史地位，打破了少数民族不能称“中国”不能称“正统”的单线性发展模式，创立了“中国”和“正统”的多线性发展模式。辽宋夏金均自我认同为“中国”并得到部分他者认同的发展趋势，说明中国古代的“中国”极具魅力、极具吸引力，不仅成为汉族及其政权引以为自豪的自称，也成为少数民族向往的对象。正是这一魅力，才使各个民族和政权逐步凝聚到“中国”这一旗帜之下，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
子课题之五：“中国”认同的定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元明清时期的“中国”认同
该子课题自立项之后，就进行了任务分工，分别对元、明、清时期有关“中国”认同方面的资料进行搜集，目前，已经搜集到相关资料约200余万字。同时，对有关“中国”认同的理论问题以及本子课题研究内容多次交流和协商，目前已基本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在搜集资料的同时，对部分专题展开研究，发表《蒙元诸帝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尊崇与认同》、《清代祭祀文化与“中国”认同》、《“崇德”与“德治”——清太宗“中国”认同观念管窥》3篇论文，完成《试论朱元璋的“中国”观》、《清代以法治边的经验得失》等论文，预计下半年发表出来。下一阶段将进入正式撰写书稿阶段，预计2019年初完成本子课题全部书稿的撰写工作。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本课题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的文献史籍虽然浩如烟海，但根本没有集中记述中国古代“中国观”和“中国认同”的文献资料，需要下大功夫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之中像大海捞针一样，将有关“中国观”和“中国认同”的文献资料辑录出来。
课题组成员采取分工协作的方式，按各个朝代辑录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观”和“中国认同”的资料。目前，辑录相关资料大约有四五百万字，有关25史（26史）、《资治通鉴》等编年体著作、各朝实录、十通等文献中有关“中国观”和“中国认同”的资料已基本辑录完成，各种笔记、文集、地方志、碑刻等考古资料、少数民族文献资料仅辑录一部分，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辑录。
课题组除了召开项目开题论证会，听取与会专家学者的意见以外，多次召开课题组成员会议，讨论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撰写体例，以及需要把握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等等。
在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方面，课题组成员自立项以来，先后有5人次赴日本、俄罗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有1人赴美国迈阿密大学、圣地亚哥大学等地讲学；有3人参加了2015年在郑州举行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并作学术演讲；1人次参加“第十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民族交融、文化变迁、国家认同”学术会议；课题组以“内陆欧亚草原东段史前的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为题，举办小型国际会议1次，吸纳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学科带头人扎比雅科?安德烈?帕夫洛维奇、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校长、蒙古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哈?拉哈拉苏荣两位外籍教授参加了本项研究。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没有召开成果发布会。曾向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金人自称“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一文，尚未刊出。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第一，是理论提升。本课题研究理论性较强，课题组成员虽然在理性思考问题方面下了大功夫，但还是有一些理论问题认识模糊，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第二，是资料搜集问题。中国古代的文献浩如烟海，从中将有关中国古代“中国观”和“中国认同”资料搜集出来，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目前，我们虽然搜集到大约四五百万字的资料，但有关笔记、文集、地方志、碑刻考古资料、少数民族文献资料的搜集还很不全面，应该说差得很远，还应该下大气力去完成这部分资料的搜集工作。
第三，课题组成员在研究思路及对中国古代“中国”认同问题的认识上还不够完全一致，需要进一步增强课题组成员之间的内部讨论，及时交流研究信息，保持协调和一致。
二、研究成果情况
1、赵永春等著《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学界对“何谓中国”的问题，虽然经过持续不断的讨论，但仍然有人认为将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说成是“中国”，是为今天的政治需要而做出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其实不然，这些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在历史上就具有“中国”认同意识，就曾自称“中国”。该书即针对上述不正确认识，对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慕容鲜卑、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的“中国”认同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认为这些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均存在自称“炎黄子孙”、自称“北朝”、自称“中国”、自称“正统”以及对中国历史及其传统文化具有强烈认同的，但并不反对汉族和中原政权称“中国”的现象。客观上，形成了各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国”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意识，成为中国各个民族凝聚到一起的重要因素，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该书出版以后，被评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优秀著作；“民族史”、“边疆时空”、“中古史研究资讯”等微信公众号进行了推介。
2、赵永春《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历史疆域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该书收录作者承担本课题之前和之后发表的相关论文26篇，认为中国古代的“中国”一词，除了具有指称一国之中心的京师、华夏汉族、中原、文化中心等各种含义以外，也用来指称政权。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时，存在以“国号”为代表的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自称“中国”的情况。也存在几个政权并立之时，地处中原之外的政权常常依据中原即中国的地理观念称占据中原地区的政权为“中国”；当时和后来的“域外”政权（即中国之外的政权）称中国历史上某一政权或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各个政权为“中国”；后来的政权称以前某一个政权或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等他称“中国”的情况。其中，后来的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即继承性中国）的认识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如果我们将这一思路延展至今的话，那么，凡是为今天中国所继承的政权，就都是历史上的中国政权，认识中国历史疆域就应该以今天中国的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疆域。
3、赵永春《中国古代“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3期
该文针对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进行了考辨，认为中国古代所建各个政权，皆以“国”相称，具备国家形态，可以称之为古代国家。在这些古代国家之中，汉族建立的国家都称“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也没有自外于“中国”，也都称“中国”，无疑都是“中国”的国家。中国古代各个国家政权的名称虽然众多而异，但却用各个政权都愿意使用的“中国”国家的统称连接起来，才使“中国”的国家历代相承、连绵不断地延续下来，才使众多的“中国”国家凝聚到一起，逐步发展成为清朝以至今天的中国国家。中国古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历代相承、连绵不断的国家。中国古代“中国”国家的性质是不应该否定的。
4、赵红梅《慕容鲜卑“中国”认同观念探讨——以前燕“中国”认同形式多样化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争先恐后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以这一时期慕容鲜卑及其建立前燕政权对以周初封召公奭于“燕”建立燕国和汉初封卢绾于“燕”重建燕国为继承对象的在国号上的历史认同、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认为东胡系民族是黄帝有熊氏的后代，将慕容鲜卑说成是黄帝（有熊氏）后代的华夷共祖的民族认同、由慕容儁朝时所奉行的“水德”到慕容暐朝改奉“木德”之转变的正统观上的国家认同等“中国”认同为代表，突出五胡十六国的中国性及其政权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自称“正统”以及认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和历史等问题在“中国”认同观念在形式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特征。
5、赵永春、马溢澳《金人自称“中国”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发展进程》，《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该文认为，早在千余年以前，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就已经自称“中国”了。金朝太祖太宗时期，虽然以继承辽统为由而自称正统，但没有明确自称“中国”，是金人自称“中国”意识的孕育和萌生时期。熙宗完颜亶迫使南宋奉表称臣，开始自称“中国”，金人自称“中国”观念正式确立。海陵王完颜亮时期，金人自称“中国”明确见于史书记载。金世宗时期，金人自称“中国”的史料日见增多。金章宗时期，通过“德运”问题大讨论，进一步强化了金人自称“中国”的思想意识。卫绍王至哀宗时期，金人自称“中国”的思想意识得到了全面发展和普及。金人自称“中国”，主要是因为那时没有一个政权用“中国”一词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中国”一词未成为某一个民族和政权所独有的专有名词，而援引历史上“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理论而自称“中国”，当然，也有对“中国”文化认同以及方便统治汉族等各族人民之用意。金人自称“中国”，对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族史”微信公众号进行了推介
6、孙红梅《蒙元诸帝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尊崇与认同》，《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该文对蒙元诸帝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进行了探讨，认为蒙元统治者虽为北方之族入主中原，统有中国，但并非对中国的汉文化不重视，尤其是蒙元诸帝很早就认识到了汉文化中的精髓--儒家文化的重要性。早在太宗、宪宗时期就已开始逐步尝试和接受儒家文化，采取了优待儒士等政策；元世祖统治时期加强了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尊崇与认同，以儒治国的思想理念逐步深入和推广；元朝中后期的蒙古诸帝不改崇儒、敬儒之道，始终将儒学作为其治国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
7、徐洁《清代祭祀文化与“中国”认同》，《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该文对清代祭祀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认同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清统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认同意识，是清人“中国认同”的表现之一。认为清人吸纳并传承了中国传统祭祀文化，他们所沿袭和创建的祭祀文化，体现了他们的先祖认同趋向、中华传统的忠孝观念，以及对中华帝系帝统和儒家道统的传承，具有重要的“中国”认同意涵。
8、李玉君、崔健《“崇德”与“德治”——清太宗“中国”认同观念管窥》，《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该文对清太宗的“中国”认同观念进行了探讨，认为清太宗皇太极是清朝（后金）得以入主中原成为大一统政权的承前启后式关键人物。在后金从雄踞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转变为全国性政权之前，清太宗本人对“中国”的认同经历了一个逐步转变和加深的过程；年号从“天聪”到“崇德”的变换，也反映了清太宗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德治”的认同。其“德治”思想不仅左右了太宗朝政治运作的内容和方式，对清朝成为大一统政权之后的治国理念也有深远影响。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