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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自本课题立项以来，研究工作同时就展开了。
一年多来，本课题组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采买了大量的书籍，凡是宋明理学家的文集大体已经收集全了（当然，这也包括以前数十年各位作者自己的收集和购买的书籍）。
第二，督促各位课题组成员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以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凝聚自己的探索重心（仅主持人丁为祥教授就已经参加过十多次学术交流会议）。
第三，进一步展开对各个子课题研究重心、包括难重点的先行探索，这可以视为全书撰写之扫清道路性的工作（由于处于假期，收集不方便，所以后面所附的十多篇文章仅仅罗列了主持人丁为祥教授一年多来已经发表的文章，还不包括已经投出去等待发表的文章；另外，丁为祥教授所参加的大型《中国哲学史》学术卷中的《明代哲学史》一书，该书由丁为祥教授撰写，已经向出版社交稿，预计在2018年完成出版）。
第四，通过邮件、微信，与各位课题成员进行了大量的学术交流，对宋明道学核心价值、价值观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并且已经形成统一的撰写大纲。
按照目前的进度，本课题从下学期开始，就进入全书的撰写阶段。
二、研究成果情况
1、《王阳明“知行合一”之内解内证》，《哲学与文化》，台北：2016（8）。
基本内容：
“知行合一”是一个最具有阳明学特色的主张，也需要其全部学说的整体指向来理解。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知行合一”作为一个孤立的理论命题来理解，从而形成所谓道德知行、主客观知行以及道德实践中之知行统一等各种不同角度的疏解。实际上，如果将“知行合一”放在王阳明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来把握，那么，以“行着习察”为特征的“身心之学”就代表着其“知行合一”的基本关怀，而表里如一之“慎独”、内外在世界完全一致之“诚意”，也就代表着其“知行合一”的根本指向，由此才有所谓“知与行如何分得开”的“一个工夫”之说，也才有“困知勉行”、“学知利行”与“生知安行”三种不同的工夫进境。但是，由于其“慎独”、“诚意”诸说主要是借助传统的知行概念加以表达的，因而不仅造成了人们在理解上的各种纠缠，而且也影响到其正面作用的发挥。
主要观点：
（1）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根本就不是从所谓主客观或主客体的角度提出的，也不是要求所谓主观之知与客观之行的一时并在性或者说是以见于之客观的行作为对主观之知的落实与践行（虽然它也必然包含着这方面的涵义与要求，但却并不止于此），而是从现实人生之此在主体所必然含括的身、心两面之完全一致与同时并在角度所提出的“自觉”（“习察”）与“笃行”（“行著”）的一时并在性，——其之所以既要排除“冥行”又要排除“妄想”，并始终强调“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着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正说明其“知行合一”要求的就是身与心、内与外以及主观与客观两面的一时并在性。
（2）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他以明确存在着先后次第的知行关系来表达其内外在世界之当下统一与完全一致的关怀，其主要针对就是在知先行后——所谓“践行”背景下所形成的“知而不行”问题，从而试图将所谓“践行”扭转到“践形”传统上来。但是，由于他又完全不加甄别地运用了格物致知背景下的知行概念，因而在为人们的正确理解和接受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倡导与努力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为其努力不仅表现出将认知基础上的“践行”全然收归于“德之行”基础上的“践形”原则之下，而且也表现了儒家除恶务尽、扬善至极的人生信仰关怀。
学术价值：
（1）澄清“知行合一”的内涵并非主客观知行和道德实践之知行义，指明“知行合一”作为身与心、内与外以及主观与客观两面的一时并在性的内涵。
（2）从阳明学的内在依据和儒家思孟系统的经典依据论证“知行合一”的本旨内涵。
（3）从“践行”复归于“践形”，以彻底解决社会上言行不一、内外背反以及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心口不一现象。
2、《历史危机、人生信念与实践抉择——儒家性善论的发生学分析》，北京：《哲学研究》，2017（5）
基本内容：
性善论是儒家人伦文明的精神标志， 但它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 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 它是殷周以来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继起探索与人文追求的一种历史结晶。在这一过程中， 首先是周公的 “以德配天”并以制礼作乐的方式完成对殷商以来传统天命观的人伦落实， 使中国文化彻底告别了外在信仰的形态， 走上了以人伦文明落实天命信仰的道路。继起的孔子， 又以个体之士的身份深叩礼乐之源， 通过视听言动之内在性统一， 将德性文化与礼乐文明凝结为一种君子人格及其人生信仰。到了子思与孟子， 则一方面以 “天命谓之性” 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天命根源， 同时又通过实践生活中的 “大体”与 “小体”之辨， 将 “天之所予” 的道德善性直接落实于君子的日用常行之中， 从而完成了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信仰凝结与精神奠基。
主要观点：
（1） 性善论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性善论的思想背景首先是周公的 “以德配天”并以制礼作乐的方式完成对殷商以来传统天命观的人伦落实， 使中国文化彻底告别了外在信仰的形态， 走上了以人伦文明落实天命信仰的道路。继起的孔子， 又以个体之士的身份深叩礼乐之源， 通过视听言动之内在性统一， 将德性文化与礼乐文明凝结为一种君子人格及其人生信仰。到了子思与孟子， 则一方面以 “天命谓之性” 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天命根源， 同时又通过实践生活中的 “大体”与 “小体”之辨， 将 “天之所予” 的道德善性直接落实于君子的日用常行之中， 从而完成了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信仰凝结与精神奠基。
对孟子而言， 其人性论作为自儒学产生以来一直到战国时代七八百年间儒家对人生与人伦文明探索的结晶， 是包含着历史发生、天命信仰与实践抉择三个不同层面的， 而这三个不同层面又凝结为先验与经验的一致以及形上依据与形下道德实践的互渗， 是本善与向善之实践性统一， 也可以说是从先验指向经验、从本善落实于向善实践的一以贯之， 任何一种抓住一偏、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的理解， 都难免会割裂孟子的人性论。因为儒家的道德善性不仅是天命信仰的人生落实， 是中华人伦文明的精神地基， 同时也是人生道德实践与文明发展之一种根本性的精神动力。
学术价值：
（1）从发生学的视角梳理出性善论得以确立的三个关键环节：历史危机、人生信念与实践抉择。而这三个方面相互支撑，则又将性善论的内涵共同指向了一种人生信仰，并落实为人生道德实践与文明发展重之一种根本性的抉择，这就体现出文化发展中主体精神抉择的作用。
（2）理解儒家性善论的历史形成及其具体所指，尤其是将性善论具体落实到“君子所性”的人生实践抉择上来，再造儒家人伦文明的信仰根源和依据。
（3）由此形成对于儒家历史文献的一个新的解读视角，并努力纠偏那种仅仅将儒家历史文献理解为一种理论言说化或理论思辨化等种种导致言行不一、内外背反的恶习。
3、《“太虚”是怎样成为自然天道之形上本体的？——关于张载哲学的思想史解读》，澳门：《南国学术》，2017（2）。
基本内容：
“太虚”始见于《庄子》，是庄子对老子“有生于无”之时间维度及其反向溯源性思考的一种扭转与补充，并由此形成道家时空统一的宇宙论模式。与之同时，儒家则通过“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方式形成其创生性的宇宙观，以对万物作出生成上的说明。到了《中庸》，又通过“至诚”“尽性”形成主体实践性的宇宙观。由于其时儒道融合的趋势，因而从荀子始，就形成了以生化发展为指向的客观宇宙观。到了《七纬》，这种生化宇宙观又被划分为“四环节”说或“五运”说，这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宇宙观的主流。佛教传入后，僧肇先以其“缘起性空”化解“有无”向度的思考，接着又以其不落两边的中道智慧对生化世界进行相对的肯定。此后，经过范缜的“形神之辨”，儒家试图以“神灭”的方式反佛，并从实然存在的角度对圣人的教化之迹进行肯定，但又遭到宗密“万物与人，皆气为本”的反击。北宋五子崛起后，邵雍、周敦颐率先借鉴道家思想以集中阐发儒家的“太极”，由此形成或复归于汉儒以生化为特征的天道宇宙观；到了张载，由于儒学与佛老的理论对峙，他已经不满于“太极”这种始源性的生化流变论说，而必须进展到“至静无感”之形上本体的层面，这就表现为对“太虚”的改铸，其中既以“无形无象”“至静无感”响应佛道两家的指责，同时又以儒家的“体用不二”对佛老反戈一击。而在这一过程中，“太虚”之“至实”“至一”的规定，以及其“无动摇”之“至静”特征，包括其涵容万物、虚而善应的特点，正好成为天德的落实及其“神化”的具体表现。而儒家的道德理想不仅由此获得了天道本体的支撑，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形上”维度的理论生长点，整个宋明理学的形上本体意识也就由此而发展起来。
主要观点：
(1)“太虚”始见于《庄子》，是庄子对老子“有生于无”之时间维度及其反向溯源性思考的一种扭转与补充，并由此形成道家时空统一的宇宙论模式。与之同时，儒家则通过“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方式形成其创生性的宇宙观，以对万物作出生成上的说明。到了《中庸》，又通过“至诚”“尽性”形成主体实践性的宇宙观。由于其时儒道融合的趋势，因而从荀子始，就形成了以生化发展为指向的客观宇宙观。到了《七纬》，这种生化宇宙观又被划分为“四环节”说或“五运”说，这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宇宙观的主流。
(2)从僧肇以超越“有无”的方式突出“空观”，到范缜之“以形灭神”的方式护卫“圣人之教”，再到宗密“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的“三教”定位，明确地凸显了儒道二教沿时空维度之宇宙论思考的局限性。
(3)由于儒学与佛老的理论对峙，张载已经不满于“太极”这种始源性的生化流变论说，而必须进展到“至静无感”之形上本体的层面，这就表现为对“太虚”的改铸，其中既以“无形无象”“至静无感”响应佛道两家的指责，同时又以儒家的“体用不二”对佛老反戈一击。而在这一过程中，“太虚”之“至实”“至一”的规定，以及其“无动摇”之“至静”特征，包括其涵容万物、虚而善应的特点，正好成为天德的落实及其“神化”的具体表现。而儒家的道德理想不仅由此获得了天道本体的支撑，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形上”维度的理论生长点，整个宋明理学的形上本体意识也就由此而发展起来。
(4)张载天道观与人生论的双向撑开，即所谓诚明一致——既是尽性与穷理的统一，同时也是对天道观之虚气相即——“太虚”与“太极”统一的实现与落实，也就是“天人合一”之学，即“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之学。因而，所谓诚明一致，不仅是以虚气相即、“太虚”与“太极”的统一作为天道依据，同时也是其双重人性、大心小心以及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具体统一的表现。
学术价值：
(1)从“太虚”如何在先秦诸子中产生到汉代纬书的演变再到宋代理学中基本定型的角度，讨论“太虚”究竟是怎样成为张载哲学中自然天道之形上本体的。
(2)在梳理“太虚”形成过程中，总结中国传统生化宇宙观，划分为“四环节”说或“五运”说，构成中国传统宇宙观的主流。
(3)探索宋明理学形上本体意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儒家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界之立体性结构及其对整个民族精神世界开拓的意义。
(4)强调佛教超越追求精神对于宋明道学崛起的启迪与推动作用。并依据这一历史经验，认为拓展民族精神的立体间架既是当年能够成功吸取佛教智慧的根源，同时也可以为我们今天如何吸取西方文化、消化西方文化提供一定的思想基础与历史借鉴。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