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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
根据项目申请书中的研究进度安排，目前项目的执行要点如下：
收集、分析国内外有关文献和数据资料；
开展理论研究及确定理论分析框架；
对中国合作研发促进技术升级的微观机制进行研究及设计；
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路径研究；
旧技术范式转化及新兴产业演化过程分析；
环境规制倒逼传统产业生产率提升和产业绿色升级的实现机制研究。
其中，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以及理论基础研究是本年度工作的重点之一。项目组通过网络调研、典型企业、机构的实地调研、国内外有关文献整理等方式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为推进本项目后续工作的开展做好了铺垫。在理论基础研究中，项目组对中国传统产业发展现状、产业升级的演进过程及特征分析、中国企业技术联盟的实现机制、组建策略及运行机制和基于科技中介的技术转移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以此构建了理论研究框架。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项目组进行了第三到第六部分的研究。
第三部分对中国合作研发促进技术升级的微观机制进行了研究及设计。课题组在对制造业升级的三条路径（即外商直接投资、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合作研发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机理，以及产学研技术联盟、R&D结构对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作用，并对合作研发促进技术升级的微观机制进行了研究。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是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结果。众多先进制造的分支演变中，服务型制造无疑是最具分量的一个。只因服务型制造不仅是制造业演变的结果，更是制造和服务融合的结果。因此，研究服务型制造对制造业升级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第四部分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其中重点分析了服务型制造带动制造业升级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其效应。
如何突破传统主流技术的限制，促进新兴技术逐渐成熟，直到被消费者广泛接受，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第五部分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对旧技术范式转化及新兴产业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
传统产业亟需利用合理的环境规制来推动绿色创新以及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并最终驱动产业高端化升级。因此，第六部分对环境规制倒逼传统产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其中重点分析了环境规制倒逼传统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绿色绩效提升的激励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科学设计与创新趋势等问题。
（2）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子课题1：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合作研发机制及相关政策创新
? 制造业技术升级路径比较
外商直接投资、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是实现技术创新的三种重要途径。自主研发能使企业获得优势与领先地位，通过研发活动创造和积累知识，促进产品和工艺的创新升级，从而实现制造业整体的技术升级。随着社会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技术创新难度增强，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和实施日趋复杂，企业进行合作研发的趋势日益显著，通过与不同的外部组织开展合作研发，获取发展机会，交换各种信息、知识和其他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知识资源共用、利益共享，从而获得持续发展。
研究运用2005-2014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三种不同创新模式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就制造业总体样本而言，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研发对制造业技术升级呈显著促进作用，自主研发的作用效果更明显。（2）考虑三种创新模式在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FDI技术溢出与合作研发均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对知识溢出吸收消化能力的增强，FDI技术溢出与合作研发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逐渐增强。这表明，吸收能力是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力，增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识别和吸收能力，获取对手的新知识并转化为自身所用，在合作中实现“干中学”，有利于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突破创新发展的“瓶颈”，进而促使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技术升级。（3）就制造业分组研究而言，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回归结果具有行业间差异。自主研发对两组回归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合作研发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升级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呈负相关关系，表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了大量资本和科技资源，创新意愿较强；而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知识存量与储备较差，对创新敏感性不高，容易产生创新“惰性”。另一方面，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中FDI与技术升级呈负相关关系，这与该行业依赖劳动资源，以加工组装为主和技术溢出“封装化”等密切相关。
研究对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升级转型的创新模式和外资引进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随着外资外规模的进入，要着眼于产业间关联的大环境，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全局衡量，多管齐下，趋利避害。同时要注意提升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加强国内研发投入、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培养高层次、高技术的人员，以此增强FDI的技术转移效用。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突破制造业升级中的“瓶颈”，需要实现由技术跟随向创新驱动的升级转型，政府应继续大力提倡并推进我国制造业行业的研发活动，包括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加强对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进一步强化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发展战略，同时完善对研发成果的产权保护机制，加强诚信体制的建设，为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环境，提高技术创新补贴与税收减免的力度，为企业自主研发与合作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 合作研发影响制造业技术升级的机理分析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速换挡、产业升级转型攻坚时期，创新驱动逐渐替代资源投资和人口红利等驱动方式成为实现技术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合作研发作为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机制，通过与不同的外部组织进行技术合作，获取信息、资源和发展机会，应对技术升级中的复杂性、系统性和社会协作等问题，帮助企业突破自身资源和能力限制，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探讨合作研发对当前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两种合作研发模式均与制造业技术升级呈“U”型关系，合作水平较低时，制造业技术水平落后处于起飞阶段，未形成合作惯性与默契，对其他资源存在挤占，合作研发对制造业技术升级呈扭曲效应；随着合作深入和规模扩大，跨过极小峰值后，正向效应抵消负面效应，合作研发成为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中坚力量。（2）中国绝大多数制造业行业中合作研发处于“U”型曲线右侧，越过极小峰值，表明技术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对制造业技术提升有推动作用。其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本身集聚着大量资本和资源，合作意愿较强，处于U型曲线右侧较高位置。（3）就制造业分组结果而言，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回归结果有差异性。考虑线性关系，产学研合作研发对两组结果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间合作研发对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系数为负，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作用显著为正。表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创新激励，形成自我强化机制，能通过企业间合作研发实现技术进步。而劳动密集行业以简单加工、组装为主，对劳动力较敏感，知识储备和基础相对较弱，易产生创新“惰性”。
研究探讨不同合作研发模式作用机理，该研究对制造业技术升级转型模式和实现途径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制造体系完整、产业大而不强的国家，如何有效利用各类创新资源实现技术升级有重要意义。首先，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协同创新契机，将合作研发放在重要位置，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改造和提升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其次，应根据行业特征需求，选取适宜合作模式，有侧重进行合作创新。合作研发不仅是对某一特定技术研发，研发中带来诸多共性技术积累，转化为其他产品、技术和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技术进步。最后，完善对研发成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强诚信体制建设，为合作研发提供良好社会保障与制度环境。
? 产学研合作研发与区域创新产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和引进的FDI大幅度增加，大量涌入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了区域创新产出，但随着国内外技术差距的减小，FDI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逐渐减弱。与此同时，以产学研合作为代表的内部创新模式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创新在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创新资源稀缺，研发能力薄弱，应特别重视内外技术溢出的吸收和利用，以及如何能够合理协调不同溢出方式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
研究利用1999-201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地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面板数据，基于超模博弈和互补性理论构建了区域创新生产函数的拓展模型，以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检验了以FDI为代表的外部溢出途径和以产学研合作为代表的内部溢出途径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并对FDI和不同创新主体的产学研合作的互补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FDI与产学研合作存在互补效应，FDI外部溢出和产学研合作内部溢出相得益彰，两者同时发生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产出；FDI外部溢出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积极效应，沿海地区尤其显著；产学合作能够促进区域创新产出，但产研合作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甚至有负面影响，政府过度干涉会影响内部溢出的效果；产学研合作能够显著提升全国和内陆地区的区域创新产出，但不能显著提升沿海地区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沿海地区的产学研合作内部溢出需要与FDI外部溢出积极结合才能更好发挥作用。
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如下的启示和政策建议：中国的区域创新战略选择应坚持多样化和因地制宜，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在产学研合作中，企业应该逐步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体和成果应用的主体，加大与高校、科研机构在资金、人员和研发过程中的联接程度；在吸引外资方面，应结合实际有选择的引进，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出发点，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外商企业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外商企业与区域内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深入的创新合作；减少对产学研合作的直接干预，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的有效结合。
? R&D结构与产业技术升级研究
中国R&D经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R&D结构却不尽合理。中国企业97.5%的R&D经费被用于试验发展类项目，这表明多数R&D是以“高效利用既有技术”为目标的发展型创新，仅有不足3%的R&D经费被用于以发明新技术为目标的探索型创新。这一数字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其他追赶型经济体相比也大幅落后。横向跨国比较表明，中国企业R&D“重技术发展，轻技术探索”的倾向非常严重。鉴于探索型研究对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当前的R&D结构显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中国企业的R&D结构呈现出“重技术发展，轻技术探索”的特征，这越来越成为产业技术升级的障碍。本研究基于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规模对R&D结构的影响，以及不同技术获取方式的调节作用。研究的主要结论为：企业规模与R&D结构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R&D经费中用于技术探索的比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变化；内部研发和购买国内技术正向调节企业规模对于R&D结构的影响；引进国外技术对企业规模与R&D结构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结合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启示：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积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区域产业政策的壁垒，鼓励优秀企业的重组和并购行为；应鼓励企业建立更为灵活的创新机制，通过企业间或产学研之间的合作研发，扩大企业的创新资源和市场；应针对性地鼓励相关行业的企业竞争，首先应逐步消除政策壁垒、放宽行业准入，推动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同时限制低效企业盲目的扩张行为，抑制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应鼓励企业将内部研发和购买国内技术作为主要的技术获取方式，促使引进外国技术的企业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自主开展技术探索，以真正获得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
子课题2：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升级的产业共生机制研究
? 服务型制造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特征总结
服务型制造是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然而，当前服务型制造理论研究远落后于产业实践，仅笼统地定义了服务型制造的产业边界，缺乏进一步的行业深入，不利于多维度开展研究。且制造业升级非一日而就，服务型制造与传统制造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处在不同的带动阶段，主体地位、表现形式、内容特征及效应也都有所不同，需要分阶段进行阐释。
研究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借鉴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演变过程，着重分析服务型制造带动传统制造的互动关系、主体内容和方式特点后，将带动阶段分为顶点带动、核心带动和系统带动三个阶段，具体如表1所示。在服务型制造顶点带动阶段，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制造企业掌握着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最新信息，拥有较为先进的制造转变意识和主动倾向，拥有较为雄厚的制造基础、较为领先的制造联盟和合作伙伴，是各行业发展的领头羊和创新标杆，因此，领先企业将获得来自制造和服务的双重支持，加速制造升级和创新转变。在服务型制造核心带动阶段，制造服务的融合将进一步深化，服务型制造核心企业来源中，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转型比例将大大增加，新生的服务型制造企业将逐步成长和发展，由此形成核心企业对低端制造企业的带动效应，在区域上，服务型制造带动效应向中西部加速扩散。在服务型制造系统带动阶段，制造系统会对服务型制造重新加以考量，一些制造行业由于本身特征等原因并不适合进行服务型制造的升级改造，需寻求其他先进制造方向的转型升级，伴随先进制造的不断发展和演变，产生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将逐步解决，服务型制造将逐步成熟和完善，区域间发展差异也将逐步缩小。
表1 服务型制造带动传统产业升级阶段
工业发展阶段 带动阶段 相互作用 带动形式 带动的主要领域
产业视角 分工视角 纵向分类 横向分类 专业化分类
工业化中期 顶点带动 传统制造为主 服务型制造组织逐步独立和完整 传统制造价值链中下游低端环节 低端制造 物流、销售服务融合 一般性、普适性服务
工业化中后期 核心带动 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彼此间相互融合深刻影响 传统制造价值链中高端环节 中高端制造 资本服务融合 专业性、针对性服务
工业化后期 系统带动 服务型制造主导 产业升级转型完成 传统制造价值链高端环节 高端制造 知识信息技术服务融合 创新性、定制性服务
? 服务型制造带动传统产业升级的效应分析
研究发现，服务型制造带动效应包括三方面，即服务型制造要素投入对传统制造的溢出带动效应、服务型制造与传统制造彼此依赖交互的关联带动效应以及服务型制造由内而外的辐射带动效应。
基于产业分工和价值共创角度的服务型制造对传统制造的溢出带动效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微观的企业层面，服务型制造企业知识技术的创新对传统制造产业投资、生产研发、模仿学习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二是产业间层面，服务型制造发展到相当规模和影响力，可视为新生的制造产业，由此产生产业间溢出效应。
基于产业关联角度的关联带动效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品和服务方面间的关联带动效应；第二，知识传递和技术关联效应；第三，增值关联效应；第四，服务型制造和传统制造在人才流动和就业方面的关联效应；第五，市场竞争方面的关联带动效应。
基于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角度的辐射带动效应是指，制造业的整体升级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也会产生重要促进作用，其他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升级又会反作用于制造系统。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受到制造业推动的同时，又会辅助优化制造结构，为服务型制造企业提供支持，服务型制造对传统制造的带动同时，会促进区域性的制造业转移、转型和升级。
子课题3：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升级的微观机制研究
?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研究新旧技术范式转化与新兴产业演化过程
在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下，传统技术经济范式陷入了收益下滑的困境。新一轮技术变革开始孕育，催生了新技术经济范式和新兴产业的萌芽。从演化的角度看，新兴产业发展伴随着新旧技术范式的主导地位更迭。如何突破传统主流技术的限制，促进新兴技术逐渐成熟，直到被消费者广泛接受，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生态位管理理论为此提供了适宜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
研究基于战略生态位管理理论，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考察对象，分析技术范式转换与新兴产业的演化过程，按照新旧技术范式的转换过程，将新兴产业的发展分为范式导入期、范式构建期和范式成熟期三个阶段，其中范式构建期按照新技术主导设计是否成型细分为构建Ⅰ期和构建Ⅱ期。在范式导入期，少数敏锐的创新主体发现旧技术无法满足经济长期发展的要求，预见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创造性探索新技术，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始导入。在范式构建Ⅰ期，旧技术的潜力达到极限，新产品开始进入市场，但产品性能存在明显不足，产品成熟度较低，市场变化较为频繁。在范式构建Ⅱ期，制造商通过渐进式创新对其进行改良和优化，高性能的表现和日趋合理的价格使新技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认可。进入范式成熟期，新兴产业的市场空间逐渐趋于饱和，新的技术范式基本完成了对旧技术范式的替代。从世界范围内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新能源汽车产业大致已经经历范式导入准备期、范式导入期和范式构建Ⅰ期三个阶段。
研究还认为，在新技术范式由导入期步入构建期再到成熟期的不同阶段，新技术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也在随之演进。技术系统分为内外两部分，系统内部由创新因子和创新主体组成。创新因子包括物化技术和工艺性技术，以及知识、信息、经验和技能等，创新主体是技术研发活动的主导者和承担者，主要包括企业、大学以及其他科研机构。在对新技术系统的结构演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发现，当前新能源汽车技术突破的障碍因素主要包括创新因子储备不足、创新主体合作缺失、创新资源供给有限和创新环境建设滞后，因此也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对新兴产业技术的生态位进行培育。
子课题4：环境规制倒逼传统产业升级的政策传导机制及创新
? 环境约束下传统产业升级的度量与评价
产业升级可从生产率提升和产业技术升级两个维度衡量。项目组运用数据包络法（DEA）和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传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变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速度及其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被看作是判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质量提升的主要依据，且随着数据包络技术和方向性距离函数等方法不断发展和完善，生产率指数经历了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Malmquist-Luenberger（ML）生产率指数到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的演进，从而能够将污染排放作为投入或非期望产出引入模型，实现了考虑环境约束下对传统产业TFP的测算。由于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可同时考虑投入的减少和产出的增加，而无需选择测度角度，比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ML生产率指数更具一般性。因此，运用数据包络法（DEA）和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SBM）测算传统产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环境效率、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及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变化，用以度量环境约束下传统产业升级的绩效，并通过对相关指标详尽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总结了我国传统产业动态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以作为该子课题的研究基础。
? 污染减排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传导机制
产业结构调整是企业微观行为的叠加。因此，研究环境政策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机制，关键是研究环境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面临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制度结构等，进而最终改变企业的行为选择。项目组分别从企业产品供给和生产要素供给两个角度，研究了环境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机制。
（1）商品需求结构变化引起企业产品供给结构的变化
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高质量、清洁型产品和服务的偏好和需求不断增长。需求结构的改变必然将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和产品供给结构，企业将自发退出高污染行业，由生产以污染密集产品转向更多的生产清洁的绿色产品，以及如计算机、电子产品等高端消费品，技术、知识集约化的高端制造业得以快速发展，并促进了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成长。
（2）对生产要素需求的改变引起要素供给结构的变化
能源消耗是企业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项目组以能源为例进行了研究。在污染减排压力下，下游企业对能源的需求将产生两种可能的变化：一是对石油、煤炭等可产生大量污染排放的传统能源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二是增加对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清洁型新能源的需求。这一改变，一方面将直接驱动能源开采部门的技术改进和升级，而升级失败的企业将被淘汰；另一方面将驱动新能源、新材料等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
? 环境规制倒逼产业升级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分析
CGE模型把基于微观经济学的各种经济主体的行为描述纳入到一个系统框架内，在其所描述的经济网络链条上，无论是哪个节点发生了变化，不管是外生冲击还是政策变动，只要它与经济主体的供给或需求决策相联系，它就会根据经济主体的最优化决策行为，将其影响波及到整个经济系统。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能源消耗或环境政策等变量，模拟环境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系统各方面的复杂影响，从而实现对“能源—环境—经济”系统的耦合分析。因此，环境CGE模型是分析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一个有效工具。本子课题构建了环境CGE模型，首先构建了环境CGE模型中的生产模块、收入和需求模块、价格模块、国际贸易模块、均衡闭合模块、环境能源模块和动态模块等，完成了CGE模型的数据基础—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的构造以及模型参数的校准和外生变量的估计。进而利用环境CGE模型对我国宏观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模拟，以水污染税和硫税为例，模拟分析了我国环境政策的创新和实施对传统产业升级的倒逼效应。
? 中国环境政策创新趋势研究
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创新点之一，是提出了中国未来环境政策创新的6大趋势，即：
①由命令—控制型政策向市场激励型政策转变。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自然资源，促进企业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转变。
②由事后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变。事前预防是指将环境整体预防的战略持续体现于生产过程、工艺流程以及产品服务中，是一种从源头对污染进行预防和控制的综合性治理手段。
③由强调生产性技术进步转向鼓励绿色技术创新转变。绿色技术创新，即指相关主体（如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为减轻环境污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采取的新的行动，包括改进技术、提升理念、应用引进新的产品和制造工艺等。
④由复杂、离散的状态向趋于整合与一体化的方向转变。对复杂和离散的环境政策进行整合，使得目标协调一致、政策之间相互配合，从而节约资源并提高效率。
⑤更加重视环境政策在污染治理的国际协调中的作用。重视国际环境协定主要体现在环境管理制度和国际环境标准的制定两个层面。
⑥由作用于生产者行为向作用于消费者行为转变。增加消费者导向的环境政策是未来政策创新的重要趋势，如引导绿色消费观念、征收消费税、对生活污染收费等。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1）调研数据整理运用
为了开展关于合作研发促进我国产业技术升级的微观机制及政策创新的研究，课题组还对若干辽宁省装备制造企业和辽宁省科研实力较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了调研，通过产学研技术联盟的组建、合作、利益分配和成果转化，总结联盟成功的经验以及合作研发在产业技术升级中促进效应，为我国更好地开展产学研技术合作，实现合作研发对产业技术升级的带动作用提供思路。
课题组以沈鼓-大连理工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产学研技术联盟的组建、知识转移机制和技术对接机制。大连理工大学与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在长期的合作中，尽管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沈鼓集团方面也受益匪浅，但双方从未停止对深度合作的期待和思考。因此，经过精心的运作，在打造“国内一流、国际高水平研究院”的总体目标驱动下，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沈鼓-大工研究院于2005年7月8日挂牌，2006年5月10日正式启动，沈鼓-大工研究院以更高层次的合作模式，建立起新型灵活的科研管理、人才培养及用人制度等，形成了有利于校企协同创新和解决企业重大需求的长效机制，宣示了一个全新“科研特区”的诞生。
从理论上看，沈鼓-大工研究院正是产学研双方实现技术对接的场所和平台，其主要功能就是通过知识共享或技术转移的方式，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移，使企业和学研方的知识和技术都能够得到提升。
沈鼓-大工研究院将校企合作推向事关双方战略性、全局性发展的高度去运作。沈鼓集团与大连理工大学之间的技术对接，不仅能够帮助产方解决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外，还能够促使学研方凝练出重大工程领域中的科学研究问题，校企双方共同进行研究，实现共赢，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提升了校方的科研能力。
近几年来，通过研究院平台合作，沈鼓集团多项重大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突破了核心技术，如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组、天然气长输管线压缩机、大型煤化工压缩机、核电机组用泵四大核心产品，均实现了性能高效、结构可靠、材料优异、制造精良的特点。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组核心技术，被行业誉为摘得压缩机皇冠上的明珠，使沈鼓集团跻身世界压缩机行业前三名。研究院攻破的技术难关助推沈鼓集团实现销售收入77.6亿元，利税7.27亿元，为用户创造数千亿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样显著，在此仅择一例：核二级泵的研制成功，平抑了国外同类设备的价格。沈鼓集团核电装备国产化的重要突破，终结了国外的长期垄断。
课题组认为，沈鼓-大工研究院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对产业技术升级有重要的推动效应。该效应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体现：1）资源共享。沈鼓-大工协同创新的知识共享过程是一个由知识技术源（大连理工大学）向知识技术受体（沈鼓集团）转移流动的过程，而合作双方良好的互动有利于沈鼓集团和大连理工大学之间知识的顺利共享，促进沈鼓集团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大连理工大学科研项目的市场化。2）人才培养。人才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实施自主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通过校企强强联合，可以打造高端科研团队，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到目前为止，研究院已引进国外优秀人才2人，国内优秀人才1人。6年多来，研究院引入企业、学校50多位研发人员，联合培养硕士以上人才80余人。3）政府引导。在政府的引导下，沈鼓-大工研究院通过建立“科研特区”，实现稳定科研方向、稳定科技投入、稳定产出成果、稳定培养人才、稳步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快速产业化，初步建成校企协同创新体系，这对推动产业技术升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文献资料收集整理
课题组对各个子课题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中英文的图书和期刊论文、研究报告等，其中中英文的图书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内网上书店或实体书店购买、北京国家图书馆复印、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借阅等渠道，期刊论文、研究报告等资料主要搜集、获取自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所购买的20余种电子期刊数据库，如荷兰Elsevier Science公司出版的2000种核心电子期刊的全文数据库Science Direct Onsite（SDOS）、德国New Springer公司出版的2600余种期刊的全文数据库SpringerLink，美国出版商John Wiley公司出版的700余种国际性期刊的全文数据库Wiley-Blackwell，以及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CNKI）等。
课题组成员按照各子课题研究内容的需要，对所有纸质文献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并按照时间先后排序；对于电子版的文献资料，课题组成员借助NoteExpress软件进行了文献资料的管理。
（3）学术会议
为确保重大社科项目的顺利进行，项目组加强与其他高校和学者的学术交流，多次参与学术会议，为实现“加快我国传统产业向中高端升级发展的微观机制和政策创新研究”这一项目提供新思想和新观点。参与的学术会议概况如下：
会议名称：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学术年会，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研讨会
参会项目组成员：原毅军、陈艳莹、孙晓华、黄菁菁、孙大明
参会报告：
环境认证、企业绩效与股价效应
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环境认证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研究环境认证对企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关注环境认证公告披露对上市企业的股价冲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探讨环境认证的股价效应现象下的影响机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对今后我国金融市场上的非财务信息披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研究中，将管理体系认证与产品认证放在一起考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国二级市场上投资者对利好信息的偏好及其影响，进行分类分析也让我们更方便探究到环境认证如何影响企业股价的机制。
文章的结果表明，环境认证对上市公司股价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产品环境认证可以对上市企业的市值产生显著正向提升效应而管理体系认证正向作用相较而言则显得微弱，其中自有我国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热衷于短期正向刺激以及对长期投资的不信任情绪因素影响，同时也暴露出我国政府主导标准第三方认证下的管理体系认证确实存在着有效性不足的问题。而对不同国际化程度企业进行的研究也发现，在国际化初级阶段的企业更容易获得环境认证的正向作用而获得未来整体绩效的提升。考察不同污染监察程度的企业的表现使我们发现，较之高污染行业中的企业，低污染倾向上市公司在认证公告披露当天获得更为显著的股价提升，即低污染企业在环境认证上拥有更小的“绿色”包袱，成本更低，获得的净收益也更可观。
工业集聚效应的来源：劳动还是资本
集聚式发展是各地方政府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然而现在文献关于产业集聚效应是来源于劳动集聚还是资本集聚，没有给出明确的研究结论。本文以产业集聚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地理上的绝对集中、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间经济往来程度为依据，对产业集聚程度的衡量方法加以改进，测算了中国2001-2011年13个制造业行业劳动集聚和资本集聚的水平，并与现有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进一步，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构建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按照通行的要素密集度标准，将制造业分为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三种类型，分别就劳动、资本集聚对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如下主要结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劳动集聚和资本集聚对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且以倒U型关系为主，说明过度的要素集聚会带来拥挤效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资本集聚的生产率效应都十分明显，而劳动集聚的效应不显著或为负；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适度的劳动集聚有利于提高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资本集聚对三种生产率依然存在明显的作用。综合来看，就现阶段的中国制造业而言，生产率的提升更多地依赖于资本集聚，劳动集聚的经济效应只体现于部分行业之中。
产学研合作驱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空间计量检验
产学研合作是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在遵循“风险公担、利益共享”的原则下，运用各自的优势资源相互协作所进行的优势互补的创新活动。制造业企业要实现技术创新，越来越离不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知识供给和人员合作。大学和科研机构拥有大量的学术精英，并且掌握着世界前沿科学技术，参与产学研合作是制造业企业降低研发风险，加速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
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以中国2012年31个省域制造业为例，研究了产学研合作与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空间现象。结果表明，制造业的产学研合作和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产学研合作形成了以江苏、上海为代表高-高集聚区和以西藏、青海为代表的低-低集聚区；制造业技术创新形成了以江苏、上海为中心的高-高集聚区和以甘肃为中心的低-低集聚区。根据空间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可得，产学研合作对制造业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邻接区域的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也会对该区域的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有正的影响。
政府政策在绿色供应链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绿色供应链是一种在整个供应链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经营管理模式，以绿色制造理论和供应链管理技术为基础，涉及供应商、生产者、销售商和用户，目的是使产品从物料获取、加工、包装、运输、使用至报废处理整个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最小，资源使用效率最高。在绿色供应链中，政府行为对生产产品创新激励的形成和纵向联盟的建立均有一定影响。政府的税收和补贴行为能够改变绿色供应链中各成员的讨价还价能力，进而影响纵向联盟的建立和联盟中各成员的利润分配问题。
本文从绿色供应链中纵向联盟的视角出发，探讨绿色供应链中生产者与逆向物流供应商结成纵向联盟后，政府行为对纵向联盟成员产品生产的创新激励作用。运用三阶段的纳什博弈模型，证明政府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对可再生原材料价格和产量的影响、对生产者和逆向物流供应商的创新激励，以及对整个联盟的创新激励作用。基本结论如下：可再生原材料的价格与生产者的讨价还价能力负相关，可再生原材料的用量与生产者的讨价还价能力正相关；政府的补贴和税收与逆向物流供应商的利润正相关，进而说明政府干预对逆向物流供应商的创新活动有正向的激励作用；由于政府干预主要是向生产者征税，因此政府干预对生产者的创新活动呈负相关，政府的税收越高，对生产者的创新激励越弱，越不利于生产者进行创新活动。反之，政府的税收力度越低，越有利于生产者进行创新活动；政府干预在创新激励方面，与上游的逆向物流供应商有正相关关系，与下游的生产者有负相关关系；政府的税收和补贴与社会福利呈倒U型关系，存在最优的税收和补贴额度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会议名称：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学术年会，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发展”研讨会
参会项目组成员：原毅军、董琨
参会报告：
FDI、产学研合作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保持长期竞争力、推动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手段。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方针。区域创新系统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部分，区域创新产出的多少直接反映了国家创新能力的大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增加区域创新产出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以FDI为代表的外部贸易投资溢出，通过技术示范、市场竞争和人员流动等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另一条重要途径是以产学研合作为代表的内部研发合作溢出，通过依靠自身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在知识创造、积累的过程中实现创新产出的增加。两种知识溢出方式都对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研发资源和能力相对欠缺的现状而言，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和协调这两种知识溢出途径对有效提高区域创新产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利用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经过拓展的区域创新生产函数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学合作、产学研合作分别与FDI存在互补关系，产研合作与FDI不存在互补关系，在一个区域内同时采取产学合作和FDI或产学研合作和FDI的创新策略更有利于区域创新；政府的支持作用可能存在门槛值，产学研合作中过高的政府投入会影响产学研合作内部溢出与FDI外部溢出的互补作用；区域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通过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的启示和政策建议：（1）加强产学研合作的力度，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2）合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其对区域创新的正向的溢出效应。（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高层次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加研发投入，做好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吸收内外溢出、提高区域创新水平打好基础。
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依靠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进步外，通过充分引进、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也是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当前制造业亟待转型和升级的形势下，研究FDI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运用2002-2012年我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FDI技术溢出（水平和前、后向关联）和自主研发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研究结论主要如下：总体看来，FDI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升级具有正向影响，且后者的作用更加显著；在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中，FDI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吸收消化能力的增强，FDI的水平和后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效果逐渐增强，而FDI前向关联溢出并未有明显的门槛效应；从资源和劳动密集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分组结果来看，FDI水平溢出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果，而对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依然为负；FDI前向关联溢出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升级作用效果更显著，而FDI后向关联溢出则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效果更显著。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相比，自主研发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升级作用更显著。
研究结论对我国实现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以及对外资引进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随着外资外规模的进入，中国应着眼于产业间关联的大环境，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全局衡量，多管齐下，趋利避害。同时要注意提升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加强国内研发的投入和对教育的投入，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培养高层次、高技术的人员，以此带动FDI技术转移作用的增强。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需要实现由技术跟随向自主研发的升级转型，政府应该继续大力提倡并推进我国制造业行业的自主研发活动，加强对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进一步强化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发展战略，为企业自主研发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4）国际合作
邀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Anderw N. Kleit教授作为“海天学者”来校进行访问和交流，开展了多次学术交流活动以及举办了如下讲座：
讲座一：Estimating the Market Impact of a Natural Gas Pipeline Expansion
讲座二：How to write and publish English articles
项目组成员陈艳莹于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进行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升级的产业共生机制的相关研究。
二、研究成果情况
1.著作：“环境政策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出版社，2017.7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目前，中国的污染减排主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地方政府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强制性要求，企业则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压力。这一系列被动传导的结果就是经济个体缺乏污染减排的内在激励。因此，依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构建污染减排的倒逼传导机制从而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重点从政府角度研究污染减排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设计，政府角度则主要是指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二是重点研究排污权交易和环境税这两种主要的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其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企业行为的微观机制、中国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设计及创新、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等；三是基于中国现有环境政策体系存在单一化、碎片化等不足，提出了按照短期和长期、影响企业行为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而进行的环境政策创新的6大趋势。该著作的主要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阐述如下：
? 污染减排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政府机制研究
我国现有的污染减排一直以政府为主导。项目组将污染减排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政府机制，界定为以政府行政、命令手段为主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可大致分为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三类。项目组首先从制度体系（主要指环境法规）、环保机构以及环保人员状况、环境污染治理成效等方面，对命令—控制型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刻画。
继而，运用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并未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是呈现了明显的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却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中部地区的倒逼效应并不显著。这一结论意味着，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各地区对污染减排压力的承受能力和应对能力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现实情况，制定差异化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
? 污染减排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机制研究
要想更为有效的促进结构减排、倒逼结构调整，必须使企业的污染减排压力由外生转为内生，激励企业自发退出高污染行业而向低污染路径演化，这就需要运用市场的力量。市场激励型的环境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排污权交易和环境税两种。
1）排污权交易与产业结构调整
排污权交易市场中，企业是最重要的参与主体。项目组运用演绎博弈的方法，从利润增长的角度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政策下企业的行为选择。假设市场上存在三类企业：H企业属于优势环保行业，P企业属于普通环保行业，以及W企业属于非环保行业，因此三者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存在如下关系： 。模型推导的结果显示，随着排污权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获利的空间也越来越大，这将鼓励环保类企业H、P增加对污染治理设备和先进技术研发的投入，以进一步提升减排能力，取得更多的剩余排污权；在环保优势企业超额利润的吸引下，高污染排放的企业W将进行行业内部的绿化和升级，努力达到排污标准，并产生剩余的排污权份额以进行出售。因此，微观主体在利润最大化动机的引导下，实现了污染型企业向“清洁”生产的转型，最终实现了整个产业的结构升级。
由于中国排污权交易政策尚处于试点阶段，数据信息尚不完善。项目组选取参与排污权交易的22个欧洲国家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能够通过增加科技投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2）环境税与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目前尚没有成熟的环境税收制度，而是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而实施的排污收费制度。然而，中国的排污收费制度是一种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对企业的排污约束力不够，且缺乏强制性，难以征收到位，协商收费是普遍现象。因此由“费”改“税”是未来的必然趋势。项目组理论分析了环境税政策倒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4种作用路径：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环境税能有效控制“两高”行业的新增产能，并对高污染行业进行强制性的“精洗”。②推动绿色技术升级。开征环境税将激励企业选择自主创新从而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推出新型环保产品。③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并进一步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对其上下游产业产生积极的影响。④税收用于成立环保基金，推动环保服务业发展。通过数据分析可知，如果把环境税收的十分之一纳入环保基金，将使环保基金会的规模扩大三倍之多。
? 中国环境政策创新趋势研究
项目组首先对现有环境政策体系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主要归纳为5点：①政策自身的缺陷。②环境管理体制的障碍，如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执行的敷衍、歪曲和抵制行为，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合谋”行为等。③环保投入不足，环保资金在使用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④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淡薄。⑤市场机制的不健全，限制了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基于此，项目组提出了未来环境政策的6大创新趋势。
①由命令—控制型政策向市场激励型政策转变。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企业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转变，激励企业自发的进行污染治理和创新活动，有效弥补了命令—控制型政策的缺陷。
②由事后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变。事前预防是指将环境整体预防的战略持续体现于生产过程、工艺流程以及产品服务中，是一种从源头对污染进行预防和控制的综合性治理手段。
③由强调生产性技术进步转向鼓励绿色技术创新转变。技术进步已经被公认为实现污染减排的关键手段。然而大部分传统技术进步反而是导致污染排放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单纯强调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误导性的，必须引导和鼓励社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包括改进技术、清洁生产、提升理念、应用引进新的产品和制造工艺等。
④由复杂、离散的状态向趋于整合与一体化的方向转变。环境政策的整合与一体化是指摒除政府的冗余部门，提高政策制定的效率；对复杂和离散的环境政策进行整合，使得目标协调一致、政策之间相互配合，从而节约资源并提高效率（见图2）。
⑤更加重视环境政策在污染治理的国际协调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聚焦于环境管理制度方面，包含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共享、技术合作和环境标志等；二是指国际环境标准的制定，包括多层协调、中心协调和目标协调。
⑥由作用于生产者行为向作用于消费者行为转变。现有环境政策主要针对生产者行为进行规制，而忽略了消费者行为对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的影响。因此，增加消费者导向的环境政策是未来政策创新的重要趋势，如引导绿色消费观念、征收消费税、对生活污染收费等。
社会影响：该著作于201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依据该著作的主要成果而形成的政策建议《知识界动态：专家建议从四方面入手完善和创新我国环境政策》发表于《光明日报内参》，体现了本课题研究较强的现实价值，在社会上和政府部门获得了一定的影响。
2.论文：“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对“强波特假说”的再检验”，中国软科学，2016年第07期
主要内容和观点简介：论文首先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考虑“坏”产出的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及其来源进行了测算，进而分析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基于1999-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年均增长3.04%，其中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②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而投资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表明“强波特假说”成立与否，不仅与环境规制的强度密切相关，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的类型；③费用型规制与投资型规制在促进工业绿色生产率提升方面存在互补关系，意味着多样化环境规制组合使用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验证并完善了“波特假说”理论，同时对中国环境规制的创新及规制工具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
在论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1）加快中西部工业经济低碳、绿色增长模式的建立，避免重蹈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需要中央政府更为审慎的顶层政策设计，不仅应吸取东部地区发展模式的“前车之鉴”，阻止可能伴随产业转移而发生的“污染西迁”；亦亟需转变发展理念，加快其绿色生产率的提升，缩小与东部地区间绿色发展的差距。
2）借助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升工业绿色生产率，使其成为中国工业绿色增长的“助推器”。一方面，应不断提高中国排污费的征收水平，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应利用环境规制的约束力，激发企业环保的主观能动性，倒逼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和研发投入，以加强污染的深度治理，使企业不仅成为创新主体，亦成为环保主体。
3）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加强环境规制创新，实现多种规制工具的配套、组合使用。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工具较为单一，因此不仅应尽快消除现有不利于激发企业环保行为的环境补贴等优惠政策，更需加强环境规制创新，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综合考虑排污费、排污权交易、环境税等多种规制工具及其配套措施的设计及完善，以实现多种规制工具的配套、组合使用。
社会影响：论文发表于《中国软科学》，该期刊被JST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属于CSSCI检索。该论文在中国知网被引次数为5次。
3.论文：“工业集聚效应的来源：劳动还是资本”，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11期
主要内容和观点简介：在中国工业化深入推进过程中，产业集聚是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而集聚效应来源于何种生产要素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从产业集聚的三个本质特征入手，基于地理绝对集中、专业化分工和部门间经济往来，重新构造产业集聚指数，测算了2004-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集聚和资本集聚水平，发现劳动集聚程度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资本集聚程度则逐年攀升。进一步地，按照通行的要素密集度标准将制造业分为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三种类型，对要素集聚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本集聚对三类行业的单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反，劳动集聚仅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存在一定作用，但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效应有所减弱，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没有产生推动效果。因此，中国工业的集聚更多地来源于资本要素，工业集约式发展应该重视和发挥资本集聚的正面功能，同时避免过度集聚造成的拥挤效应。
在论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政策建议：
1）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促进工业集聚式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资本集聚的潜在收益，发挥资本积累的规模经济优势，鼓励大型企业使用更为先进的成套技术装备，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加以配套，推进专业化的深度分工协作。
2）要加强制造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促进生产设备的租赁和制造外包，这样既有利于先进知识的流动和学习，又能够避免同一类资本的重复投人和低效率使用。
3）要防止一哄而上的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和配套环境的建设，消除工业企过度集聚产生的拥挤效应。
学术价值：该论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注重理论基础研究。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创新性的构造一个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产业集聚特征的测算方法。
? 分别选取劳动和资本作为要素集聚的代理指标，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04—2013年的工业集聚指数，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要素密集度标准把制造业分为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三种类型，实证检验要素集聚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寻找和验证中国工业集聚效应的来源，对现有研究普遍忽视的问题给予解释。
4.论文：“范式转换与新兴产业培育：自新能源汽车观察”，改革，2015年第09期
主要内容和观点简介：进入21世纪，全球气候变暖与不可再生能源耗竭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下，传统技术经济范式陷入了收益下滑的困境。新一轮技术变革开始孕育，催生了新技术经济范式和新兴产业的萌芽。从演化的角度看，新兴产业发展伴随着新旧技术范式的主导地位更迭，如何突破传统主流技术的限制，促进新兴技术逐渐成熟，直到被消费者广泛接受，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生态位管理理论为此提供了适宜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这里基于战略生态位管理理论，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考察对象，分析技术范式转换与新兴产业的演化过程，提出新技术系统结构的演进特征，根据新能源汽车技术生态位的构建障碍，提出依靠制度协同解决技术困境的思路，进而设计新兴产业技术生态位的培育机制。该论文提出了以下观点：
? 新兴产业演化实质上是一个新旧技术范式转换的动态过程，在该过程中，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按照新旧技术范式的转换过程，将新兴产业的发展分为范式导入期、范式构建期和范式成熟期三个阶段，其中范式构建期按照新技术主导设计是否成型细分为构建Ⅰ期和构建Ⅱ期。
? 在范式导入期，少数敏锐的创新主体发现旧技术无法满足经济长期发展的要求，预见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创造性探索新技术，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始导入。在范式构建Ⅰ期，旧技术的潜力达到极限，新产品开始进入市场，但产品性能存在明显不足，产品成熟度较低，市场变化较为频繁。在范式构建Ⅱ期，制造商通过渐进式创新对其进行改良和优化，高性能的表现和日趋合理的价格使新技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认可。进入范式成熟期，新兴产业的市场空间逐渐趋于饱和，新的技术范式基本完成了对旧技术范式的替代。
? 就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而言，虽然已开发出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整车平台，初步形成电机、电池系统的产业化能力，并且确立了短期内以混合动力汽车为主、燃料电池车等新能源汽车为辅，长期用纯电动汽车逐步替代混合动力及燃料电池汽车的技术路线，但是，由于关键技术发展尚未成熟，在电池寿命、续航能力等核心性能指标方面存在缺陷，产品更新和市场变化较为频繁，主导设计尚未成型，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已经有所显现。
? 当前新能源汽车技术突破的障碍因素主要包括创新因子储备不足、创新主体合作缺失、创新资源供给有限和创新环境建设滞后，因此也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对新兴产业技术的生态位进行培育。
学术价值：本文从新旧技术范式转换的视角，可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演化过程分为范式导入期、范式构建Ⅰ期、范式构建Ⅱ期和范式成熟期四个阶段。现阶段，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突破面临四大障碍，分别是：创新因子储备不足、创新主体合作缺失、创新资源供给有限、创新环境建设滞后。借鉴战略生态位管理理论，新能源汽车技术生态位培育应着力创新因子培育机制、主体激励机制、资源供给机制和环境优化机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以下新兴产业技术生态位的培育机制：
? 创新因子培育机制。包括创新因子的集聚机制、创新因子的交换机制、创新因子的再生机制和创新因子的融合机制。
? 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第一，推进技术标准的统一与规范。第二，鼓励产学研创新主体的深度合作。第三，纵向关联企业的协同发展。
? 创新资源的供给机制。一方面，构建多渠道、多主体的研发资金投入机制。另一方面，构建多层次的研发人才培育机制。
? 创新环境的优化机制。第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第二，地区市场的统一协调机制，推进建设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形成良好的技术竞争氛围。
5.论文：“服务型制造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效应”，经济学家，2016年第11期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作为21世纪先进的制造模式，服务型制造具有价值链整合、创新增值的特性，是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然而，当前服务型制造理论研究远落后于产业实践，仅笼统地定义了服务型制造的产业边界，缺乏进一步的行业深入，不利于多维度开展研究。且制造业升级非一日而就，服务型制造与传统制造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处在不同的带动阶段，主体地位、表现形式、内容特征及效应也都有所不同，需要分阶段进行阐释。本论文提出了以下观点：
? 制造与服务的融合分为初步、高速和深度融合三个阶段。初步融合阶段，传统的产品制造和销售逐步向单一产品服务化转变，生产要素开始部分流向服务环节。高速融合阶段，相当于产业发展的成长期，要素向服务聚集，由单一产品服务化向产品组合服务化转变。进入深度融合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渐趋成熟，要素向生产环节回流，服务型制造正兴起于此阶段。
? 研究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借鉴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演变过程，着重分析服务型制造带动传统制造的互动关系、主体内容和方式特点后，将带动阶段分为顶点带动、核心带动和系统带动三个阶段。
? 服务型制造带动效应包括三方面，即服务型制造要素投入对传统制造的溢出带动效应、服务型制造与传统制造彼此依赖交互的关联带动效应以及服务型制造由内而外的辐射带动效应。
学术价值：服务型制造是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研究认为，全球产业变革与中国经济新常态双重背景下，服务型制造带动传统制造转型升级需经历顶点带动、核心带动、系统带动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溢出带动效应、关联带动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亦有所不同。在处理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时，应根据理论分析得出的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三效应”的强弱，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阶段作出准确判断，以便明确产业发展的目标和重点。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 加强服务型制造顶层设计和规划，加速制造升级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演进。充分发挥先行行业的引领作用，推动服务型制造产业集群和技术联盟的建立及发展。
? 以趋利化、市场化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基本推动力，深化国有制造企业改革，推动政府、社会、市场关系向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方向转变。
? 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市场竞争，制定服务型制造战略规划并保证其动态完善和有效实施。
6.论文：“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的比较——基于制造业技术升级的视角”，科学学研究，2017年
主要内容和观点简介：技术创新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实现制造业技术升级的重要途径。运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考察了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三种技术创新模式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研发对制造业技术升级具有正向影响，企业间合作研发与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加入考察本土企业对知识的吸收能力后，随着吸收能力的增强，FDI技术溢出与企业间合作对技术升级的促进效果逐渐增强。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行业中，三种创新模式对技术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这表明，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阶段，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研发的创新模式是最佳战略选择，同时需要增强企业在合作中对知识的转移和吸收能力。
在论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对制造业升级发展的相关启示：
1）要着眼于产业间关联的大环境，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全局衡量，多管齐下，趋利避害。同时要注意提升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加强国内研发投入、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培养高层次、高技术的人员，以此增强FDI的技术转移效用。
2）政府应继续大力提倡并推进我国制造业行业的研发活动，包括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加强对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进一步强化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发展战略。
3）完善对研发成果的产权保护机制，加强诚信体制的建设，为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环境，提高技术创新补贴与税收减免的力度，为企业自主研发与合作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学术价值：该论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文章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对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上不同的作用效果，并指出三种不同模式的创新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影响。
? 将合作研发进一步细分为产学研合作研发与企业间合作研发，深入探讨那种模式更有利于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理清当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阶段更适于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于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以及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7.研究报告：“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合作研发机制研究”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实践产业升级的最终力量，这使得由多种异质性企业组成的各类技术联盟和产业升级之间必然存在密切关联。企业技术联盟主要包括产学研联盟、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跨国技术联盟三类。为了有效利用各类技术联盟通过合作研发实现产业升级，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技术联盟对产业升级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探讨技术联盟对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路径，建立企业、技术联盟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对接机制。本研究报告共9章。第1章为绪论，第2章为合作研发在推动产业技术升级中的作用，第3章为合作研发的主要类型及其运行机制，第4章为技术联盟视角的合作研发微观机制，第5章至第8章分别从产学研技术联盟、产业技术联盟、跨国技术联盟和中介平台四个方面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机制，第9章为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相关政策创新。该研究报告的主要研究成果和主要研究成果阐述如下：
? 合作研发在产业技术升级中的推动作用
技术联盟尤其是产业技术联盟是成为企业网络优质资源、提高创新效率、扩大市场规模、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方式，是知识经济社会一种重要的组织创新，也是国家、区域和产业响应知识经济时代挑战、自主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技术联盟在产业技术升级中的推动作用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考虑，技术联盟中的企业能够通过联盟降低创新活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分担研发中的巨额投入，规避可能存在的创新风险，缩短研发周期，从而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从而提高整个产业的创新绩效；第二，从创新来源的视角考虑，通过技术联盟，在开放式创新的情况下，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内部和外部资源，实现外部资源的有效获取与内部资源的充分整合，其创新模式实现由线性向网络模式的转变，增加了产业创新的机会；第三，从共生网络理论的视角考虑，技术联盟形成的网络关系，扩充了企业的社会资本，为企业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广阔的创新空间；第四，从知识学习的视角考虑，技术联盟增加了企业获取知识的途径和学习的深度，缩短新产品的研发周期，有利于企业获取与顾客需求相关的信息，对现有产品加以改进，有利于企业及企业所在产业的创新活动。
? 技术联盟视角下的合作研发微观机制设计
产学研技术联盟主要可以分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技术联盟和高校、科研机构主导的产学研技术联盟。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技术联盟是指，一家或者多家实力强大的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主动联合高校，并在企业的组织和带动下，在政府、中介机构的配合下，合作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其技术对接模式主要有共建经济实体、围绕龙头企业的产业链体系和技术并购，其技术对接机制可以分为技术合作机制和双向约束机制。高校、科研机构主导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是指，在产学研技术联盟中，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研究的方向和进度，其技术对接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内部协同创新实现技术对接，另一条是通过外部协同创新实现。研究进一步通过运用2001至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技术升级的推动效应。
产业技术联盟是指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引导、支持、协调和服务的作用。产业技术联盟推动产业升级的着力点在于大力开展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区、选聘并培养优秀的产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和制定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方案，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径在于发挥规模优势、加强产业技术联盟优势、制定优化产业技术升级政策、提升产业生产技术及加工技术、紧密联系国家政策、强化产业技术中质量监管以及积极利用国际条约应对产业技术升级摩擦。
跨国公司技术联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跨国公司为对整个世界市场的预期目标和企业各自总体经营目标的需要而采取跨国知识传递，知识分享，知识整合以及知识管理等多维互动过程在内的跨学科，跨部门，跨区域的合作创新组织形式。要实现跨国技术联盟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应完善跨国技术联盟与产业升级的运行环境，加强跨国技术联盟与产业升级的结构设计，合理审视跨国技术联盟与产业升级的对象。
? 基于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相关政策创新
通过对经济发达国家相关政策以及国内相关政策进行梳理和总结后，研究认为，从合作研发的角度推动产业技术升级政策应集中从技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合作研发模式三方面着手，在以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摆脱低水平重复性生产、全面促进合作研发、提高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促进产业升级转型为政策目标的前提下，从以下方面进行政策创新：通过政策鼓励充分调动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总结国际经验和教训，吸引国外技术和人才；通过搭建科技中介服务平台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建设激励创新的环境，完善成果奖励制度以充分调动全社会创造性；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推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合作效率；鼓励产学研合作，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中介平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学术价值：该研究报告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注重理论基础研究。本研究对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技术升级的内涵进行了区别与分析，并且结合当前我国产业技术升级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合作研发作为产业技术升级的有效路径的思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合作研发与产业技术升级的关系、合作研发在产业技术升级中的效应、合作研发的运行机制等，弥补国内现有研究在合作研发与产业技术升级理论方面的空白。
? 设计了合作研发促进产业技术升级的微观机制。本研究将合作研发细分为产学研技术联盟、政府引导下的产业技术联盟、跨国技术联盟等类型，分别分析了每个类型的合作研发在产业技术升级中的促进机理和微观实现机制，同时对基于合作研发的中介平台的组建和运行也进行了分析。
在对经济发达国家相关政策和国内现有政策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政策着力点，提出了营造开展合作研发的政策环境和实现产业技术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