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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艾冲教授携论文参加2016年7月16-17日在吉林长春市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
2016年7月16-17日，全国历史地理学年会“新时代的历史地理学暨东北历史地理研究——2016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艾冲教授携论文《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民族分布与变迁》参加此次学术盛会，并同与会的其他代表展开积极的学术讨论及交流活动。在听取其他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同学术认识与见解的同时，扩展个人的学术视域和思考范围。
会后，部分与会代表考察了位于长春市的伪满皇宫、吉林省博物馆、中朝边界附近的长白山天池区域和图们江的中国一侧。。
02. 艾冲教授率研究生参加8月14-17日西北研究院召开的“西北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8月14-17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在雁塔校区崇鋈楼召开“西北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艾冲教授偕其博士研究生孟洋洋、硕士研究生刘晓姗和马玉洁，皆携各自的论文参加此次学术交流会议。
艾冲教授向大会提交题为《两汉时期奢延泽故址初探》的专题论文，并在大会上做主题报告。三位研究生也相继在研讨会分组会上作学术发言，宣读个人撰写的学术论文，报告自己的专题研究成果，同与会的其他代表进行学术交流，拓展其学术视野。
3. 在读博士孟洋洋的专题论文《西汉朔方郡属县治城考》正式发表
在读博士孟洋洋的专题论文《西汉朔方郡属县治城考》已在《西夏研究》2016年第3期（9月）正式发表。
西汉元朔二年( 前127) ，汉朝中央政府在新收复的“河南地”北端增设新的郡级政区———朔方郡，并陆续设立10个属县。关于西汉朔方郡所辖10县的治城位置，《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所标注，但因未公布文字考证成果，故难以得知是哪一座古城遗址，且其所标绘的某些县城所在区域，汉代城址不止一座。侯仁之、王北辰、张郁等就某些县城位置有详细探讨，且存在分歧，故该问题尚有继续研究的空间。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南河”为界，分南、北两个区域 对西汉朔方郡属县的治城位置试作探究，以期系统地复原西汉朔方郡属县治城的空间分布原貌。
该文认为：窳浑县治城即今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的土城子古城；三封县治城即今磴口县哈腾套海苏木的麻弥图古城；临城县治城即今磴口县河拐子古城；沃野县治城即今临河区黄羊木头古城；临河县治城即今五原县塔尔湖镇西北约30公里的五星村古城；广牧县治城即今乌拉特前期西小召镇的西局子古城，修都县治城即今杭锦旗敖楞布拉格古城；朔方县治城即今杭锦旗独贵塔拉镇的什拉召古城；渠搜县治城当在独贵塔拉镇东、中和西镇西黄河两岸附近，故城可能被黄河冲毁，或湮没于库布其沙漠中；呼遒县治城当在今杭锦旗塔然高勒乡政府驻地北，可能湮没于库布其沙漠之中。
通过对西汉朔方郡10个属县县城的系统定位，可发现其地理分布呈现出两个特点: 第一，窳浑、三封、临戎、沃野、广牧、临河、渠搜等县城分布在阳山南、北河与南河的附近。这既有利于军事防御，又便于发展灌溉农业，符合边疆地带寓兵于农的政治军事形势需要。第二，呼遒、修都、 临戎、窳浑、三封诸县城分布在汉代从西河郡沿今东胜梁西去、由鸡鹿塞出塞的交通线附近。 在人口稀少的边郡，置县城于交通线附近，扼守交通要道，也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
04. 王兴锋博士的论文《西汉五原属国都尉驻地——蒱泽县城初探》在核心期刊发表
王兴锋博士的论文《西汉五原属国都尉驻地——蒱泽县城初探》已在《历史地理》（复旦大学主办）2016年第2辑发表。该文作者认为，西汉时期蒱泽县故城遗址应在今内蒙古达拉特旗白泥井镇城圪梁村附近。得出这个结论所持证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蒱泽县名称的来历。蒱泽县得政区名称乃因该县境存在一个名为“蒱泽”的大型湖泊而来。而作为天然湖泊名称的“蒱泽”，盖因其湖滨生长大面积挺水植物——蒲草而命名。巧合的是，在今达拉特旗的诸多黄河支流河川的河床上就生长着蒲草，甚至有的湖泊就因湖滨及浅水区生长着蒲草而被称作“蒲淖”。
其二，古代湖泊遗存的证据。西汉时期的“蒱泽”究竟在今何处呢？据《达拉特旗地名志》载：白泥井镇北有巴彦淖尔等村，意为“富饶的海子”。白泥井镇西北的王爱召镇有小淖村、大淖村，民国初年此地为“硝淖滩”。可见在今白泥井镇、王爱召镇以北的哈拉什川下游曾经有一个面积广阔的湖泊沼泽。在这个湖泊存在的古代，湖滨低洼地带生长着茂盛的蒲草，该湖因而得名“蒱泽”。而坐落在湖滨的县级行政区域遂因此湖而得名为“蒱泽”。
其三，汉代墓葬群和“城圪梁”村的地名学证据。考古工作者在达拉特旗白泥井镇白泥井村内、村南及村西近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均有汉代墓葬分布。在白泥井镇西稍偏北4公里的城圪梁村发现了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汉代墓群。一般而论，大范围汉代墓葬群的存在，标志着其附近必然存在过一座较大的汉代居民点。白泥井村、城圪梁村一带大型汉墓群预示着其附近极可能存在汉代蒱泽县故城遗址。在此基础上，“城圪梁”的村名颇引人关注。依据地名学原理，城圪梁村之得名必然来自建村之初此地仍存的汉代古城残址。换言之，该古城经过千百年的风雨侵蚀和人力破坏后，仅在地表遗留下一个或一道夯土圪梁，“城圪梁”村名即由此遗址特征而确定。地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随着晚近农事活动的发展，建村时的古城圪梁也已被平毁，但“城圪梁”之村名则沿用至今。这标志着汉代古城就在其侧近。“圪梁”意为小土丘。此“城圪梁村”之北面地势低洼、南部地势平缓。其附近曾有一座古代城址，或湮没于千百年风雨侵蚀中、或被当地居民平毁。因此，城圪梁村侧近应是西汉蒱泽县故城所在。
通过以上分析，判定西汉蒱泽县故城址在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城圪梁村侧近，五原属国都尉府治城就在此处。据此，五原属国管内的匈奴族牧民大致分布在今达拉特旗大部和准格尔旗西北部地带。
05. 李宗俊教授的论文《<汉书·地理志>所记先秦地理与石峁城为上古帝都之解读》正式发表
李宗俊教授的专题研究论文《<汉书·地理志>所记先秦地理与石峁城为上古帝都之解读》已在核心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3期正式发表。作者认为，秦汉 “上郡”之 “上”是对黄帝之敬称或避讳，因黄帝陵所在和黄帝生前活动之地即为上郡。《汉书? 地理志》远绍 《禹贡》和《周官》，其所记秦汉上郡与其境内的有关遗迹及地名应该都是周代的地理，保留了存留在周人记忆中的关于黄帝部族活动的历史信息及周人早期兴起与迁徙过程的重要信息；《汉书?地理志》等史书互相印证，反映出秦汉上郡曾为黄帝部族活动的中心地，以及黄帝部族后来向南迁徙的历史事实；石峁城作为目前所见中国 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以及其与上古史之紧密联系和巧合，称其为上古帝都应该是名副其实。
近年来石峁遗址被誉为本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 成果的相关报道中，初步认定 “皇城台”建造年 代最早，属于龙山中期或略晚一些，距今4300年左右；内城、外城兴盛于龙山晚期，约在夏初时期（4000年前）毁弃，该“石城”使用寿命超过300年。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已经有学者关注到此，并根据一些古籍文献资料推断其与传说中的黄帝有关，而也有人提出了异议。那么，石峁遗址究竟是否与传说中的黄帝有关？有关黄帝传说的可信度究竟怎样，今天能否将古籍文献与现代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紧密结合，进一步探究考察？另外，若用战国、秦汉之际的有关黄帝传说的文献，首先必须探明先秦有关文献之间的传承与史料来源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就不能用后世文献去印证上古历史。
综合石峁城及其周边遗址说明，位于今陕、山、内蒙三省区交界处包括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在内的上述聚落遗址，在历史上曾为古人类集中生活、居住的一个地带。需要指出的是，上古时代我国北方先民最早培植出的粮食作物是粟、黍，都是产量较低的耐旱作物。而自古以来，这一地带就是粟、黍的主要产区（至今陕北的小米蜚声中外）。人类社会的早期，在农业尚不发达而不足以为人类生活所依赖的时代，在这个宜农宜牧的地区，发挥农业与游牧业各自的优势，半农半牧，二者互为补充，一并为早期人类社会所依赖，便为自然之事。而这一地区成为上古人类集中生活、居住的一个地带也是自然之事。
在这个地带，其中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黄帝部落及早期周人活动的地域，其实是共同以洛河、无定河为中心分布的。这里其实是一个气候适宜，水源充足，农牧业发达，非常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的地区。加之，这里西北背负库布齐沙漠，东临大河，南屏横山，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安全的地理单元。三面环河，以河为守，在军事上显然具有防守的优势。而且以此为中心，明显具有向四周辐射扩散，以及文化向后世延续的特点，向北可以辐射到河套地区，向东辐射河东汾水流域，向南辐射关中地区，向西辐射陇东、河西，在条件成熟时出现统一强大的部落联盟或早期国家政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于石峁遗址发现一定规模的城垣与大规模的玉器，应该就是一个幅员宽广，赋役来源稳定，影响范围广泛而初具规模的一个早期文明国家政权曾经在这里出现过的明显标志。
06. 吕卓民教授的专题论文《石峁古城：人类早期文明发展与环境选择》正式发表
吕卓民教授的专题论文《石峁古城：人类早期文明发展与环境选择》已在核心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3期发表。
作者认为，石峁古城的发现揭示了一段被尘封的历史，也说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环境具有孕育和发展人类早期文明的有利条件。以石峁古城为中心和典型代表的龙山石城文化圈，可能是当时黄帝部族的活动区域，石峁古城可能是黄帝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石峁古城的衰落，或言与气候变迁有关，但还有一种可能，即进入青铜器时代后，掌握先进生产力的人们开始追求开发经济效益更好的中原地区，遂促成了经济中心区域的变迁。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榆林市文物部门开始对位于神木县的石峁遗址进行系统考古调查与重点试掘，陆续有一系列重大发现，启发人们对该遗址的新认识。特别是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的发现，为探索中国远古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石峁古城的时代得以确认，其历史地位得以确立，再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不难发现，这一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即新石器时代首先在北方的农牧交错地带产生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的高级形态；至青铜器时代，则促进了中原地区文明中心的形成；随着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又推动了江淮流域的开发，从而使中国经济中心开始了逐渐南移的过程。故在石峁文明时期，发达的史前文化能在生态相对脆弱的农牧交错带地区产生，应是早期人类社会对生存环境的合理选择与适应。这在理论上也是符合逻辑的。至于石峁文明的衰落，学者多用气候变迁来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随之提高，于是争取开发经济效益更好的土地和区域就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地区就取代了原以石峁为中心的区域，成为新的文明发展中心，即夏商周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成就与过程。最后，关于中国史传说时代的黄帝部落联盟及其活动区域，我认为还是应该在今陕晋蒙毗邻地区寻找，因为有历史信息给予的线索和方向，大致不会出现大的偏差。至于有学者认为石峁古城为黄帝都邑，则涉及黄帝具象化问题，以及黄帝活动的时间范围问题，均难以说清道明。沈长云先生认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 明确提出石峁古城与黄帝部族之间的关系，自有见地。但考古调查已在石峁古城周边发现多处石城遗址，规模有大有小，面积从数万平方米 到数十万平方米不等，考古工作者还将这些石城址分成至少四个层级的聚落。如此，就不好解释这些不同规模的聚落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因此，较妥帖的说法应是：石峁古城可能是黄帝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
07. 王兴锋博士的专题论文《百年来匈奴族历史地理研究综述》正式发表
王兴锋博士的专题论文《百年来匈奴族历史地理研究综述》在《唐都学刊》2016年第5期发表。
作者认为：匈奴是北方草原上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影响了当时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 最早开启匈奴历史地理研究的是清末学者丁谦。自此以后，关于匈奴族历史地理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关注。百年来，研究范围涉及匈奴族的相关地名考证、城址考证、人口数量、行政区划 以及民族迁徙与分布等方面，成绩斐然，其中，在匈奴族筑城问题等方面学界已达成共识，但仍需借助新发现、新技术、新观点，加强匈奴族历史地理的研究。
匈奴族是中国历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它兴起于战国末年( 公元前 3 世纪前后) ，西汉中期以后，在汉朝大规模军事打击下日益衰落。直至东汉初期( 公元1世纪) ，匈奴族分裂为南、北两支，南匈奴附汉内徙，其属部在中原地区活跃了近两百年; 北匈奴逐渐西迁，其后裔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不断向西征服，直达地中海西岸，引起欧洲大陆民族大规模迁徙。纵观匈奴族历史，其活动区域涉及欧亚大陆，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长期以来，匈奴族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笔者就百年来匈奴族历史地理的研究状况略作梳理，以供学界参考。
百年来匈奴族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表现如下: 1. 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地理名词考证、城址考证、人口数量、行政区划以及民族迁徙与分布等等；2. 某些观点在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如关于匈奴活动区域的筑城问题。以上是笔者对百年来匈奴族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做了一个大体的回顾和总结，虽然成果丰富，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如缺乏整体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今后随着匈奴考古工作的深入，应继续加强野外实地考察，采用 GPS 定位、测距仪等技术手段，取得可信的第一手资料。结合比较语言学等方法的同时，注重外文相关论著的翻译，广泛吸取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提高匈奴族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
08. 项目组野外考察队再次展开鄂尔多斯高原内流水系与湖泊实地考察
2016年9月23日至9月29日，“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考察组对鄂尔多斯高原境内的内流河与湖泊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组由陕西师范大学艾冲教授、博士研究生孟洋洋、硕士研究生马玉洁、刘晓珊、吴丰享组成。考察组对鄂尔多斯乌审旗境内的昂柏淖尔古城遗址，杭锦旗境内的吉尔庙古城遗址、霍洛柴登古城遗址、摩林河古城遗址等进行了探寻、考察和测量；对乌审旗和杭锦旗境内的摩林河、陶赖沟、迈勒沟等河流，哈日芒仍淖尔（盐海子）、乌兰桃儿木（红海子）、阿日善因淖尔（桃儿木海子）、木凯淖尔、迈勒沟尾闾湖盆等湖泊，以及毛乌素沙地和库布其沙漠部分地区的地势地貌包括河流分水岭等进行实地踏勘。纳林霍拉霍古遗址，则因道路中断而未能抵达其地，只好留待日后有机会再去。
通过七天的野外考察，考察队搜集到很多重要身临其境的感性认识、实测数据和遗物资料，包括对地形地貌（分水岭与湖盆洼地）、沙地植被和内流水系现状的观察与记录，古城遗迹的新发现与复查结果，以及获得诸多实地测量数据。通过此次野外实地考察，纠正了现存的相关专题调查资料在位置、方向记载上的若干失误。这些新获考察成果将为继续推进“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相关专题研究提供必要论据资料。
09. 艾冲教授出席天津大学主办的“历史空间信息与中国长城防御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
2016年11月18日至21日，“历史空间信息与中国长城防御体系国际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召开。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天津大学、中国长城学会主办，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承办。艾冲教授应邀出席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10个省市及法国、希腊、意大利、日本等国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11月19日上午八点三十分，举行研讨会开幕式。其后，出席“历史空间信息与中国长城防御体系国际研讨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热烈的研讨，内容包括遥感技术探测、HGIS技术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地理学与古长城研究、长城军事防御体系、长城空间分布、明代海防体系、无人机应用与长城研究等。艾冲教授向大会提交了题为《近三十年中国古长城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论文，并在大会做主题报告。艾冲教授在肯定近三十年中国古长城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论述了近三十年长城研究发展中相继出现的五个方面问题，包括古代地名使用不当、长城长度数据不准确、历史地理学基础薄弱、判断古代遗迹出现失误和个别论著存在抄袭诸舛误与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五种途径与方法。最后，期待在切实纠偏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中国古长城研究从深度、广度两方面向前发展。艾冲教授的报告发人深省，引起听众的热烈反响，在研讨会间隙和会后纷纷展开交流与讨论，使与会学者收益良多。
10. 艾冲的专题论文《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民族迁徙与分布初探》正式发表
艾冲的专题论文《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民族迁徙与分布初探》已由《西夏研究》2016年第4期正式发表。
鄂尔多斯高原（即河套高原）地区在历史时期是诸多民族活动的舞台。在不同时期，生活于此地区的民族不同。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民族构成与分布格局就具有其时空特征。与西汉时期作纵向比较，可知东汉时期陆续迁入鄂尔多斯高原的民族包括鲜卑、乌桓、羌族，而汉族、匈奴族人口也较前出现明显的变化。各族在该高原地区的分布状态也较前发生显著变化。探讨鄂尔多斯高原东汉时期民族分布格局及其变迁，有助于复原区域历史、民族迁徙、民族关系和自然环境演替的真相，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民族构成与空间分布呈现新的时空特征。与西汉时期作纵向比较，该区域民族成分出现了新变化，乌桓、鲜卑、羌诸族部落陆续迁入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区域民族群体新成员；而汉族、匈奴族人口也较前发生明显的变动。各民族在鄂尔多斯高原交错分布，相互交融。乌桓人从东方迁入本区，匈奴人、鲜卑人由北方迁入该高原，羌族人自西方迁入本区，与本地汉族共同开发自然资源，相互影响。至汉灵帝熹平元年至五年间（172-176），鄂尔多斯高原的匈奴多数部落随单于庭迁往黄河以东的西河郡离石县境；汉灵帝中平元年至献帝建安二十年（184-215）间，汉族人口也因战乱而移徙。
鄂尔多斯高原东汉时期民族构成与空间分布具有新的时空特征。1.区域民族成份较前出现新变化，乌桓、鲜卑、羌族成为区域民族新成员。匈奴族部落自北迁入鄂尔多斯高原后，游牧于其大部区域；乌桓族部落由东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鲜卑族部落由漠北迁至漠南，再越过黄河进入该高原西北部；羌族部落由黄河上游东迁黄土高原，再迁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其数量不断增长。汉族人口较西汉大减，空间分布则相对均衡。2.各民族在鄂尔多斯高原交错分布，相互交融。乌桓人、匈奴人、鲜卑人、羌族人迁入本区后，与汉族居民同处一域，交错分布，互相碰撞学习，相互借鉴交流。3. 东汉后期，匈奴族多数部落、汉族人口先后迁出鄂尔多斯高原。汉灵帝熹平元年至五年间（172-176），该高原多数匈奴部落随单于庭迁往西河郡离石县左国城及其周边；汉中平元年至建安二十年间（184-215），汉族人口也因战乱相继移出。
该文探究鄂尔多斯高原东汉时期诸民族迁徙历程和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这有助于精准认知北部边疆史、区域历史民族演替真相，有助于把握历史地理演变的进程与规律，为当代文化发展提供历史动力。
11. 艾冲教授的专题论文《两汉时期“虎泽”地理位置探索》正式发表
艾冲教授的专题研究论文《两汉时期“虎泽”地理位置探索》已由《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3辑正式发表。
“虎泽”，是两汉时期“河南地”区域的重要湖泊之一，位于西河郡谷罗县境。其周边地带草原广阔、牧草茂盛，成为游牧部族从事畜牧业经济的重要牧区之一。东汉时期，“虎泽”周边曾经长期作为南匈奴单于及其直属部落的游牧草场。然而，由于时移境迁，今人已不能确指两千年前“虎泽”具体位置。探明汉代“虎泽”的地理位置，对于复原汉代鄂尔多斯高原水文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虎泽”（武泽）的地理位置在美稷县城的西方。且看如下分析：在勘定南匈奴单于檀叛乱的战争进程中，辽东郡太守耿夔统率鲜卑部族武装和诸郡兵进屯雁门郡（今山西省北部与内蒙古南部），继而与耿溥、刘祉诸将合军俱进，度过黄河，推进至属国故城（今内蒙古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南部城圪梁村城址），与南匈奴奥鞬日逐王的三千骑兵作战。显然，耿夔所部的进军路线是由东往西推进。而行度辽将军梁慬驻扎在五原郡曼柏县城（即曼柏营），他于永初四年正月驰援耿种、解救美稷城之围的进军路线是自北向南推进的，即自曼柏营城（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黑庆壕古城）向南推进至属国故城（今达拉特旗东南部），再进至美稷县城（今准格尔旗暖水镇榆树壕古城），击败南匈奴单于檀的八千骑兵。至于美稷县城的南方，属于黄河的支流——湳水（今黄甫川）、訚水（今窟野河）等河川，并无形成湖泊的地理基础，况且这些河谷正是东汉政府军由内地北征的进军途径，南匈奴单于檀失败后绝不可能逃向南方。鉴于上述战场兵力格局和水文地理情势，南单于檀“遂引还虎泽”的归宿地——“虎泽”的位置，绝不可能在美稷县城（今榆树壕古城）东、北、南三个方向，而只能是位于美稷县城（今榆树壕古城）的西方某地。依据史籍关于永初三年南匈奴单于檀叛乱事件的记载和区域地势地形初步推断：汉代湖泊“虎泽”大体位于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西部与伊金霍洛旗、杭锦旗接壤地带。其次，再参照如今该区域古城遗址与现存湖泊或干涸的“海子”遗址的空间关系，可以判定“虎泽”的具体位置。在今东胜区西部的泊江海镇南境，的确存在符合历史文献所载空间对应关系的古城与湖泊。这座古城遗址的名称叫“莫日古庆古城”，坐落在莫日古庆村西侧1公里处，东北距解家村（原漫赖乡政府驻地）约8.2公里。这是一座汉代古城遗址，占地面积较大。莫日古庆古城的平面布局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150米，面积约为45000米。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其西北方存在一个水面广阔的湖泊，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这就是泊江海镇境最大的湖泊——陶日木海子。此湖泊东南距莫日古庆古城约4.1公里。依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谷罗”县城与“虎泽”的空间对应关系判断，莫日古庆古城和陶日木海子适相符合。因此，判定今莫日古庆古城即西汉时期谷罗县故城、今陶日木海子就是汉代名为“虎泽”的湖泊。再次，从地貌地势维度论析，当今的陶日木海子，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中部的东胜区西境，南接今伊金霍洛旗西北隅的苏布尔嘎苏木地界、西毗杭锦旗阿门其日格乡地界。此地属于东胜梁的西段。东胜梁横亘在高原的中部地带，成为其南北两侧流入黄河诸河川的分水岭高地，更是东西、南北交通道路交汇之区。陶日木海子的北侧是纵贯达拉特旗西部的布日嘎斯太沟、黑赖沟、西柳沟的发源地：布日嘎斯太沟（亦称卜尔色太沟）源头出于杭锦旗塔拉沟乡，海拔约1539米；黑赖沟源头出于东胜区泊江海镇博龙梁，海拔约1505米；西柳沟源头出于东胜区泊江海镇宗兑壕张家山顶，海拔约1534米。陶日木海子的西方是内流河——陶勒沟的源头所在，即今杭锦旗阿日斯楞苏木阿斯尔嘎查油房梁村，其东侧高地海拔分别在1620米、1615米、1521米、1500米。这种地势使之成为内流型湖泊。据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测量数据，陶日木海子的湖面面积为5.38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0米。其水质较好，属于淡水湖泊。
依据《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古代文献所提供“虎泽”（武泽）的重要信息，结合现今莫日古庆古城与陶日木海子的空间对应关系、陶日木海子所在区域的地势地形条件和其附近地带出土的匈奴族遗址遗物，可得出结论：两汉时期湖泊“虎泽”就是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泊江海镇南部的陶日木海子所在地。这应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12. 艾冲教授的学术专著《河套历史地理新探》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艾冲教授的专题论文集《河套历史地理新探》已由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3月正式出版。
该书首先界定出“河套”的空间范围。所谓“河套”，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特定的自然地域，即黄河河道从西、北、东三面围绕的特殊的高原地域，是中国诸多高原之一。这个高原地域位于中国黄河中上游流域，南以白于山、大罗山等分水岭接邻黄土高原，自然地域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人们赋予这个高原地域不同的名称。战国秦汉时期，这个高原地域被称为“河南”、“河南地”；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这个地域又被称作“河曲”、“河西”；隋唐时期，以“河曲”之名为人们津津称道；明清时期，这个地域被人们冠以“河套”之名。在该地域南部的红柳河畔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被考古学界命名为“河套人”化石。河套高原自明代起，蒙古族鄂尔多斯部落移居于此，于是当代也有人依蒙语发音称道此地为“鄂尔多斯”地区，学界也称作“鄂尔多斯高原”。尽管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这个地域的名称各异，所指地理范围也不尽一致，但都代表着时人的地理观念。这个地域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无疑应以自然环境特征命名才是最为科学、客观的名称。在对诸多历史地名相比较之下，“河套”之名是最具有客观性、科学性的反映其自然地理特征的名称，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因此，本论文集作者经过慎重考虑而采纳这个地域名称。这是“河套”的基本区域。此外，“河套”地域还有其外延区域范围，即指从西、北、东三面围绕河套高原的黄河河道外侧支流流经地区，包括其西方贺兰山东侧的宁夏平原、北方阴山南侧的后套平原和前套平原、东方吕梁山西侧的黄河支流区域在内。
这部专题论文集收集了作者近三十年间关于“河套”地域历史地理问题的32篇学术论文。其中的大多数论文是探讨历史时期河套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的相关学术问题，还有少部分论文的论述内容涉及到“河套”地域的外延区域。这是必须向读者报告清楚的信息。
在收录的32篇学术论文中，依据探讨的专题不同而分划成五编（五个部分）。第一编“河套地区历史政区研究”收集14篇论文，分别探讨战国至唐代河套地域的行政区划建制发展与演变过程，既有宏观论述，也有个案研究。第二编“河套地区古城研究”汇集5篇论文，探索河套地域隋唐时期夏州城、盐州城、灵州城、榆林关城的地理位置，以及黄河大河湾南、北两侧的驻防城体系之发展与变化。第三编“河套地区古代民族与交通研究”收入4篇论文，主要探究唐代河套高原的民族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变化、民族迁徙真相，以及该区域交通道路的分布格局、夏州城与丰州地区的交通干道之位置与走向。第四编“河套地区古代人地关系研究”收录5篇论文，分别探索“河曲”地域的人类经济活动发展与变化，包括农业、牧业、手工业和商贸业的发展与分布，人类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力度和原因，以及唐代早期毛乌素沙地的形成原因和扩散过程、早期库布其沙漠的基本范围等问题。第五编“河套地区古代长城研究”则有4篇论文，分别研究明代榆林、宁夏两镇长城的营建过程和分布格局、若干尚未探明或存在争论的历史问题，以及定边县唐凹村长城工役碑的考证。
收入这部论文集的32篇学术论文，都具有一个共同之处：作者力图在每篇论文中探究未知或未明的问题，求得新的认识——创新的学术观点、历史地理的真相和学术思想的共识。例如《战国至西汉时期郡县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建立、发展与分布》、《东汉时期州郡县体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确立、调整和迁徙》、《北朝时期“河曲”地域行政区划建制的演替》、《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的都督府政区》、《唐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五篇论文，就是分别从宏观上力图再现河套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外延区域历史政区地理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真相，属于面上的整体研究。而诸如《两汉时期大成县故城初考》、《唐代六胡州和宥州故地新探》、《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关于唐代单于都护府的三个问题》、《唐代安北都护府迁徙考论》等篇，则是从微观上探讨一个行政建制单位的治城位置与迁徙历程、辖区范围、边界位置及走向和相关待解的问题，属于点上的个案研究。而这些学术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学术难题。这是因为在迄今为止的很长时期中，关于河套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外延区域的历史政区建制的定位与演变之系统研究处在空白状态，乃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无法直接在图面上显示相关历史政区地理要素。因此可以说，这14篇论文的研究结论较好地填补了长期以来河套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外延区域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学术空白。
正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人们对该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着力不多，因此，许多古城遗址的真实身份无法判明。这就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步与深入。因应这种客观状况，论文集第二编的五篇论文分别对古代夏州城、盐州城、灵州城、榆林关城和驻防城群体的地理位置逐一展开探索，判定其各自的地理位置，解决了过往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古城定位问题。尤其是历代灵州治城的真实地望问题，经过笔者的仔细爬梳史料和多重考证，从而得以复原其真实位置。其他诸多古城亦然。
河套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历史时期民族分布格局及其演替、民族及其部族部落的迁入与迁出等人文地理现象尚未有系统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在本论文集第三编中，《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论唐代后期沙陀突厥东迁的四个问题》两篇论文对此作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复原出特定时期河套高原各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状况、个别民族迁徙的真相。《论唐代“关内道”地域交通道路的空间布局》、《唐代夏州城通向丰州地区的道路考述》两文则在复原包括河套高原在内的“关内道”地域交通道路布局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夏州与丰州地区间交通干道的经行地和相关古地名，澄清了一千多年前的古道位置及走向问题。
在历史时期的河套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由于宏观气候条件的波动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先后形成两大沙漠化区域——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漠。论文集第四编的五篇论文对于该地域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做出具有积极意义的学术探索和思考。尤其是《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公元7—9世纪库布齐沙漠分布范围考实》两文，依据历史文献记载、文物考古资料和实地调研资料，对两大沙漠的分布范围及其形成原因作了初步探索，得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其他三篇论文主要考察区域经济活动的发生、发展和空间变化，以及各类经济活动对所在区域天然生态环境产生不同力度的影响。
河套高原历史时期军事工程设施的营建及其分布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论文集第五编的四篇论文以史实考证为主要研究类型，《明代延绥长城建置考论》、《陕西定边县唐凹村长城工役碑考实》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考察延绥镇长城营建过程、唐凹村长城工役碑所反映的长城建造史实；《余子俊督筑延绥边墙的几个问题》、《关于宁夏明长城的几个问题》则透过考证而探明两大军镇长城建造与分布的若干重要问题，从而辨清了河套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明代延绥、宁夏两镇长城历史的几个至关重要的疑难问题。
在同一历史地理专题研究过程中，不同研究者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或认识，这是正常的学术现象。通过讨论、商榷和辩论等学术交流，可达致研究者学术认识的趋同。在本论文集中的两篇论文属于学术商榷的文章，即《唐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有待继续探索》、《再论唐代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这两篇论文对于唐代“六胡州”治城位置进行了十分有益的学术讨论与鸣放，相信对于学界同志辨别正确与舛误、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皆有启示与警示作用。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