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综合研究”开题报告

一、首席专家及课题组部分成员基本情况

首席专家：

高华平，男，1962年生，湖北监利人,1987年考取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师从周勋初先生等，1990年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师从萧萐父先生，1999年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工作，在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领导下研习中国历史文献学，历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室主任等职。2001年调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指导组长、学科带头人。兼任东亚人文学会会员、多个全国及湖北省文、史、哲学会的理事和常务理事。

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勤奋努力,坚持走文、史、哲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道路，科研方向明确，近年在出土文献与先秦学术思想研究等领域科研成果十分突出。1991年第5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古乐的沉浮与诗体的变迁----<诗经>四言诗的音乐属性及兴衰探源》一文以来，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10多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3篇，并有10多篇论文分别或同时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要，出版《中国学术批评史略》等学术著作15部，其中《老子评传简明读本》被翻译为英、日文，在国内外出版发行。先后主持完成了“楚国诸子学研究”等一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和专项基金项目、以及湖北省社科项目共5项，参与完成了国家和教育部重大项目多项，成果多次获省部级奖励。2002年带头创建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和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为华中师大培养了第一个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分别获得湖北省优秀学士论文、优秀硕士论文和优秀博士论文。本人曾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本人与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在开展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楚简文字的文化学研究”中，发表于《哲学研究》《学术月刊》《中国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诸子学刊》等刊物上的“楚简文字与先秦思想文化”约10篇系列研究论文。该成果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先秦学术研究中的若干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该成果发表后有的曾被《新华文摘》《国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受到了相关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本人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之二，是本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楚国诸子学研究”过程中，以论文形式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史哲》《文学遗产》《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诸子学刊》等刊物发表的10多篇系列论文。这一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首次从先秦诸子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入手，描述出了先秦地域诸子学----“楚国诸子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填补了此前中国先秦诸子学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该系列论文发表之后，有多篇曾先后或同时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长篇摘要或全文转载，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以上两种相关研究成果，前一种已整理成专著《楚简文字与先秦思想文化》，正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后者则加工整理成专著《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入选201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列入出版计划。

子课题负责人（请按重要程度排序）：

高华平 男 1962 教授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诸子学 简帛文献 宗教文献

郭齐勇 男 1947 教授 博士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中国哲学史 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张固也 男 1964 教授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历史文献学 先秦历史文化研究

王齐洲 男 1951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先秦两汉思想与文学研究

课题组成员：

郭齐勇教授（武汉大学国学院）、吴根友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张嵎（张涅）教授（浙江科技学院语言文学院）、秦平副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黄敦兵副教授（湖北经济学院社会学系）、黄燕强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华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韶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肖海燕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耀南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周海春教授(湖北大学哲学系)、赵建功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张固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刘固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全明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龚胜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人文地理系教授）、晏昌贵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

王齐洲教授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张三夕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韩维志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曹建国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安敏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傅林鹏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二、与会专家、开题时间及地点

2016年1月9日下午，由文学院高华平教授任首席专家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诸子综合研究”开题论证会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会堂举行。来自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我校党委副书记黄晓玫出席论证会，社科处、课题组成员共30余人与会。

开题论证会专家组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徐兴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曹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罗传芳教授、武汉大学哲学院丁四新教授、复旦大学哲学院李若晖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匡钊副编审组成，徐兴无教授任组长。

三、开题报告要点

选题背景与意义

先秦时期的“诸子”概念并不是对“学者先生”的称呼，而是一种爵位或官职；先秦时期人们对不同的学术群体和学派只称“百家”，而不称“诸子”。“诸子”概念起自汉代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志》，其内涵指与“六艺”（“六经”）相对的“诸子”著作。此后中国的学术界，先秦诸子学一直被作为传统“四部”之学中的“子（部）学”而加以研究的。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也被时代的大潮带入了现代学术的行列，先秦诸子学以其内容与西方“哲学”概念的近似首先被划入“中国哲学”学科的范围；接着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又因其属于“中国思想史”中“先秦思想史”的重要内容而进入到历史学科的领域、先秦诸子的文章则因其属于“中国文学史”中“先秦诸子散文”而进入到文学学科的领域。----这就形成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特有的一种现象，同一学术研究对象，同时被文、史、哲等多学科圈进了自己的领地，而且长期并行不悖；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状况也不会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中国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此起彼伏，中国国内的先秦诸子研究更加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在海外和西方，原本只属于诸子“九流十家”中组成部分的儒家哲学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研究则可谓“两枝独秀”，几乎成外国人眼中“汉学”或“中国学”的代名词。为了更简明清晰地梳理国内外先秦诸子研究的学术发展和现状，下面我们分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的先秦诸子研究

（1）中国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初京师大学堂及其后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史”教学，如陈黻宸约完成于1914-1915年的《中国哲学史》和《诸子哲学》讲义，就给冯友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因该书当时并未正式出版，故而几无影响。1916年谢无量正式出版《中国哲学史》一书。此书第一编上、下（篇）对先秦诸子儒、道、墨、法、名、杂六家及代表人物的思想做了较全面的论述，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先秦诸子学的格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于1919年。虽然它只出版了上卷，但它一反以往经学研究的立场，改用西方的观点（杜威的观点）研究先秦诸子，把儒、道、墨诸家置于平等的地位，特别是它对墨家和名家讲得较为深入，出版后影响很大。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现代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它的第一篇出版于民国十九年（1930），全书出版于民国二十二年（1934）。它将先秦哲学称为“子学时代”，视为一个时代的“哲学精神”。冯书也一改前人叙述中国哲学史必自三皇五帝始的惯例，直接从“子学时代”开始叙述。尽管由于受学术分科的限制，冯书只论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而略于人物事迹的考述，对先秦诸子“家”“派”的源流和比较研究都有所忽视。但此书先秦诸子学的论述已占到全书的一半，其对先秦诸子儒、墨、道、名、法之学的论述十分深入，尤其是论先秦儒家、墨家及名辩家。而且，它还以专章论“战国时之‘百家之学’”，点面结合，详略得当，可谓是一部全面论述先秦诸子学的专著。冯氏书中的论述立场，“很赞赏中国古代的理性主义”，尤其是先秦儒家和宋明理学，（张岱年语）故冯氏被人列入“现代新儒家”之一。在同时代，学术界还出版了钟泰的《中国哲学史》（1929）、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1）、以及稍后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讲义完成于1937年、1958年正式出版）等“中国哲学史著作”。钟书以“学案体”的形式论及先秦诸子，范著被称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范书以“子学”等同于“先秦时代的哲学”，凸显了其“历史主义和批判精神”；张书侧重于哲学逻辑范畴的考察，对先秦诸子学虽有论述，但不成系统，影响也不及胡适和冯友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后，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下，中国大陆包括先秦诸子研究在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到了严重干扰。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看似也在先秦诸子研究的范围，实际上是把学术思想批判混同于或上升为政治批判，即使那些认真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僵化教条理解，把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变成绝对公式，也多用阶级斗争和“唯心”、“唯物”两军对垒的简单模式解说先秦诸子，即使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样的著作也不例外。这一期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以1963年出版的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影响最大。此书第一篇的第四、五两章和第二篇的第一至第十一章，以大篇幅论述先秦诸子学。第一篇的第四、五章两章将老子和孔子的哲学思想放在“中国奴隶社会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中加以论述；其他诸子学派的人物，则放在第二篇的第一至第十一章中加以论述（这个分期实际是沿自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其论述虽对自老子、孔子到墨子、宋鈃、尹文、庄子、孟子到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子、韩非等先秦诸子人物的哲学思想都有较详细的分析，但由于是其写作中坚持阶级斗争和“唯心”、“唯物”的观点先行的原则，故此书有强烈的独断论倾向。另外，此书不重对先秦分“家”分“派”的研究，故其先秦诸子学研究只见对一个个单独的“诸子”思想论析，而似乎不见某一“家”或“派”的哲学思想，更不知其有何发展演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步入了新的征程，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82）率先打破此前固有的叙述模式，以“中国哲学历史发展中的固有的‘圆圈’”为线索梳理中国哲学史，以“早期稷下道家在《管子》一书中保留的”“‘精气说’的宇宙观和‘静因之道’的反映论”为“这一时期哲学运动的逻辑起点”，而认为荀子“以‘解蔽’的方法……把百家争鸣中的哲学劳动成果都作为一个个必要的认识环节而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标志着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真正把先秦诸子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实例。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1983），是此时出现的另一部以探求我国民族思维特点和哲学思想逻辑发展规律为目标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此书“第一篇 先秦”几乎直接从先秦诸子写起，以“儒、墨、道、法诸子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高潮”作为先秦哲学思想的重点，认为此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中国）哲学进入了哲学家建立体系的时代。”这实际也是把先秦诸子学当成了中国哲学发展上的第一个逻辑圆圈。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成果积累的日益深厚、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教材建设的需要，以“中国哲学史”为书名的各种通论性的著作不断涌现。刘文英、张立文、冯达文、郭齐勇、刘学智、杨国荣、詹石窗、郑洪峰等个人、北京大学等高校“中国哲学教研室”、“马工程《中国哲学史》编写组”等集体编写的《中国哲学史》，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有的著作，如冯达文、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论述，注意结合儒、道、墨、名、阴阳诸“家”的思想以论孔、老、墨、庄、孟“诸子”的哲学，特别是在汲取了前人成果的同时，兼采出土文献来探讨早期儒家的学说，具有引人注目的特色。与此同时，在中国港台地区，除“海外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其中国哲学史论著中以“新儒家”立场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外，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1980）第一篇“先秦哲学”，以“基源问题研究法”论述中国思想及儒、道、墨、法诸“家”学说，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近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曾春海的《中国哲学史纲》（2014），援引儒道两家出土文献的新材料以论说先秦诸子，亦较有特色。

总体来看，上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对先秦诸子学有自己的论述，但都侧重于其哲学思想的逻辑分析，而少有文、史、哲结合的深入探讨；多论诸子个人思想，而少有重点在诸子某“家”某“派”思想的综合考察。因而，重复的叙述多，而独创之见少。

（2）现代中国学术界最早出现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可从章太炎《国故论衡》《国学史讲演录》等和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类著作算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则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基础性研究工作。1942年侯外庐先单独完成了《中国思想学说史》，四十年代末又开始撰写《中国思想通史》，至1957年与赵纪彬、杜国庠等合作完成了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这可以说标志“中国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建立。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钱穆的《中国思想史》（1952）和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1954）出版。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影响很大，其《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以“中篇”和“下篇”超出三分之二的篇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及社会思潮进行论析；其论儒、墨思想皆分前期和后期，显示了出对诸子学派思想发展演变的重视。而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则明确地以阶级和新旧势力对立来论述先秦诸子思想，代表了当时较激进的学术思想观点。钱穆的《中国思想史》认为“每一思想家之生卒年代及其师友渊源、生活出处以及时代背景，均为研究思想史者必须注意之项目”，但或许是因为其《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已详于诸子生平事迹和时代背景的考辨，故此书中探讨先秦诸子思想时仅强调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的区别，并以之论孔子、墨子、杨朱、孟子、庄子、惠施与公孙龙、荀子、老子、韩非诸人的思想特点与成就。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大陆影响较大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著作，早期有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张岂之《中国思想史》（1989）等。李著其实是一部论文集，其中的《孔子再评价》《墨家本初探》《孙老韩合论》《荀易庸记要》为先秦诸子研究专论，分别论述了孔子思想“仁”内“礼”外的结构、墨家思想小生产劳动者的特征、孙老韩辩证法思想的异同和荀《易》《庸》思想的一脉相承之处。李著注重考察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和差异，但并无对先秦诸子的全面研究。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初版于1989年，近年又进行了修订，并与人合撰有多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2007）。张氏主编的这些中国思想史著作中的先秦诸子学研究，将孔子与儒家、墨子与墨家团体、老子与道学派结合起来考察，而且注重社会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研究，是对侯外庐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的继承。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之“先秦编”论析了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名辩思潮、法家韩非等学派或思想，特别是其《中国思想学说史》以“儒学篇”、“墨学篇”、“道家篇”、“法家篇”、“名学篇”、“纵横家”等论述先秦诸子思想学说，具有以“家”或“派”论先秦诸子学的意识。近年在中国思想研究领域影响很大的，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第一卷初版于1998年）。葛著在研究先秦诸子时重视诸子思想发生的知识背景、信仰背景，这是过去的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常常忽略的，比如其论述诸子学兴起的背景，重视王官之学的失守，士阶层的上升，思想与权力的分离，礼仪中制度与意义的剥离等，更接近诸子学兴起的真实状况。但该书对先秦诸子的论述并不全面。另外，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对先秦诸子人物老、庄、孔、孟、荀、墨等皆有专书研究，只是这些“评传”都不属于对先秦诸子分“家”分“派”的研究。在台湾地区，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1979）是一种影响最大的中国思想史著作。此书作者不仅详尽阐述了从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孔子、墨子、老子、庄子、惠施与公孙龙、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人的思想，其称春秋战国时代为“子学时代”，则明显是吸收了冯友兰的观点。该书评价各家持客观立场，是其所长；但其论诸子百家实亦只见“子”而不见“家”。

（3）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先秦诸子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初窦警凡、林传甲、黄人受西方、特别是日人影响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时至今日，据保守的估计，各种以“中国文学史”（含“中国文学批评史”、“先秦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和教材，早已在千种以上，学术界已有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并已出版多种《中国文学史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之类的著作。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只有胡云翼、郑宾予、刘经庵等少数学者，因持“纯文学”观点而将先秦诸子排除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出版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基本都将先秦诸子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先秦文学”部分加以论述。在上世纪五十至八0年代，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游国恩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1963）；近二十年间影响最大的则应数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1996）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初版，2005年修订）等。此数种中国文学史皆以“诸子散文”的概念论先秦诸子文章，偏重于阐释先秦诸子文章在语言、词采、论说方式、人物形象等方面的文学成就，尤其集中在《孟子》《庄子》《韩非子》《荀子》诸书文学成就的考察上。而其中出版最晚的袁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讨论先秦诸子文学时，格外注重先秦诸子文学与先秦文化的相互关联。

总之，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注意对先秦诸子文学形式特点的探讨，充分肯定了先秦诸子的文学成就，但这些研究也往往缺少对诸子文章的文学特征和文本形式与诸子思想内在关联的深层探讨，几乎使中国文学史中的先秦诸子成为了孤悬于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之外的一块“飞地”。

（二）专门的先秦诸子研究

中国学术史上专门以“先秦诸子”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工作的，可以说自先秦以来即已有之。《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已肇其端；至西汉刘《略》班《志》，“诸子”之名始定，而从目录学角度研究“先秦诸子”，遂成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学术之一大部类。即使刘勰论文，亦不能不专设《诸子》之篇。但由于“先秦诸子”不尽合经学，而极为“踳驳”，间“杂诡术”，故唐、宋、元、明，历代除文献编纂著录涉及诸子之学外，其余几湮没无闻。至清代乾嘉诸公，先因“以子证经”，发明经义；既则经世致用，复兴古学，沟通中西，使先秦诸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子书的校勘、注释、辑佚、“平议”等，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王念孙、汪中、俞樾、王先谦、孙诒让等等，无不在先秦诸子学研究上成果斐然。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承晚清诸子学研究之余绪，加之经世图强的时代风潮和西学的刺激，先秦诸子之学显示出极其兴盛的面貌。章太炎、梁启超可谓此期先秦诸子学研究的先驱。章太炎1906年即发表了《诸子学略说》，平议先秦诸子学说；数年后出版《国故论衡》，并于同时各地讲演“国学”之际，专论先秦诸子哲学。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中国学术）全盛时代”亦专论先秦诸子之学。此时，于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哲学史”的陈黻宸则有《诸子哲学》讲义传世。陈氏的《诸子哲学》对先秦诸子包括老、庄、列、管、商、韩、墨、荀、以及屈原和《吕氏春秋》在内的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皆有论述，其中尤以老子思想研究值得关注。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间，出现不少著名的先秦诸子研究学者和专著，有陈钟凡的《诸子通谊》（1925）、刘汝霖的《周秦诸子考》（1929）、陈柱的《诸子概论》（1930）、高维昌的《周秦诸子概论》（1930）、嵇文甫的《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1932）、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1933）、罗焌的《诸子学述》（1935）、罗根泽的《诸子要略》（1934）、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1935）、王遽常的《诸子学派要诠》（1936）、胡耐安的《先秦诸子学说》（1936）、李源澄的《诸子概论》（1936）、郭沫若的《十批判书》（1945）杜守素的《先秦诸子思想》（1946）、蒋伯潜的《诸子通考》（1946）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批判》（1948）等。然就其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我认为仍应首推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二书。钱著属于一部从历史考据学立场研究先秦诸子的专著，该书“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以古本《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与生卒年代有了一个细致的考证，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脉，而且也考订了许多战国时代的重要史实，澄清了不少问题，奠定了战国史的研究基础。该书研究先秦诸子学，在考辨的全面和系统上来讲，应该是空前绝后的。当然，由于缺少直接史料以为证据，钱氏的考辨主要采取了博综传世文献和“理据”的方法，既有少地方囿于前人的成说而曲予回护（如以老子为太史儋、詹何即《庄子》中的任公子、墨子生于孔子卒前十年、杨朱晚于墨子等）；而且由于他没能采用新的出土材料，他考证的某些结论已被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所否定。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则是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方面的典范。该书对先秦诸子儒、墨、道、法、杂等众多诸子学派的哲学、伦理、政治等思想进行了全面研究，特别是对诸子思想的源流和演变予以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讨。作者的思维极其活跃，常能透过历史的蛛丝马迹，发现诸子学派思想上的内在联系。如他以前期法家人物多属儒门出身、庄子“维系了老聃的正统”、墨学“盈坚白”和“离坚白”两派即是《墨子》书中的《经上》《经说上》和《经下》《经说下》两派、吕不韦的杂家“对于各家虽然兼收并蓄，但却有一定的标准：主要是对儒家道家采取尽量摄取的态度，而对于墨家法家则出以批判。”等等。在这些地方，可以说都是他的天才创见，为常人所不及。当然，郭书在不少地方，想像过于丰富，论证不够严密，有些结论（如以《老子》为环渊所作等）是经不起推敲的。另外，在这一时期还有些重要的先秦诸子研究成果，即发表于《古史辨》中的一批考辨性的论文，在当时的先秦诸子研究中也颇具代表性。其中，罗根泽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一些先秦诸子研究的主要论文，收入《古史辨》第四册（即《诸子丛考》）和第六册（即《诸子丛考续编》）中，在学术界影响颇大。罗氏的这些专题论文，除了数篇“通论”、“通考”之外，依次对墨家和名墨、老庄、孟荀、名家、小说家、法家商君和慎到等诸子进行考论。在这些考论中，如对荀子游历年代和《管子》一书的考证，已为大多数的学者所认可；特别是其《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之长篇大论，材料丰富，论证严密，经过罗氏此论证之后，“战国无私家著作”说已成定论。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先后出版了多种有关先秦诸子的研究著作，如刘及辰的《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与思想体系》（1951）、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1955）和《先秦诸子思想概要》（1955）、胡耐安《先秦诸子学说儒道墨三家评介》（1958）、以及罗根泽汇集了自己在《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和《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续编》）中的论文而编成的《诸子考索》（1958）等。其中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和《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二书书，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于公孙龙子、荀子、韩非等先秦诸子学说进行思考，着重在探讨先秦诸子思想的来龙去脉，各家的思想体系构成，以及各学派之间的渊源关系。又如他“抑孔扬墨”、高度重视《荀子?成相篇》等，都能给人以启发，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但此时的先秦诸子研究，整体上并未达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水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则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出于严肃学术立场的先秦诸子研究几乎完全中止，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恢复正常。八十年代出版的先秦诸子研究著作主要有高亨的《诸子新笺》（1980）、金建德的《先秦诸子杂考》（1982）、童书业的《先秦七子思想研究》（1982）、刘毓璜的《先秦诸子初探》（1984）和张少康的《先秦诸子的文艺观》（1981）等。这些成果，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对五、六十年代先秦研究的一种恢复和承续，有的甚至是作者更早论文的结集。九十年代以来到二十一世纪这二十多年间，中国的先秦诸子研究则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兴盛发达的新时期。

新时期这种先秦诸子学兴盛发达的标志，一是研究先秦诸子学的著作和论文数量巨大。除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郭齐勇、吴根友的《诸子学志》（1996，2015年以《诸子学通论》再版）、黄开国、李刚、陈兵的《诸子百家大辞典》（1998）等之外，二十一世纪这十多年间，即有李玉洁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2000）、朱志凯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2002）、饶龙隼的《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2002）、冯铁流的《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2005）、黄朝阳的《中国古代的类比：先秦诸子譬论》（2006）、赵怀仁的《先秦诸子思想撷英》（2007）、常森的《先秦诸子研究》（2008）、陆建华的《先秦诸子礼学研究》（2008）、刘义绪的《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2009）、刘学的《先秦诸子思维研究》（2009）、易中天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2009）、林晓平的《先秦诸子与史学》（2009）、孙开泰的《先秦诸子精神》（2010）、王澍的《先秦诸子新探》（2011）、高正的《诸子百家研究》（2011）、鲍鹏山的《先秦诸子十二讲》（2012）、李中华、周桂钿等的《诸子源流》（2012）、黄坚的《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2013）、张晓芒的《先秦诸子的论辩思想与方法》（2014）等众多著作。这还并不包括各种学位论文和报刊刊发的论文。新时期先秦诸子学研究兴盛发达的另一个标志，是现阶段的研究已不限于以往对诸子哲学伦理学和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的论析，而已伸展到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管理思想、以及军事、环境、养生等许多全新的领域，这些先秦诸子研究，视角多元，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如任海涛的《先秦诸子政治法思想萌芽研究》（2012），从法律角度对诸子进行思考，对于各诸子学派的人性论、民主决策、保护与限制权力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林存光主编的《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研究》（2006），则从政治哲学方面对先秦诸子进行了深入思考。樊国华的《先秦诸子与管理哲学》（1991），是从管理学方面探讨先秦诸子的专著；饶龙隼《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2002）是从文学视角对先秦诸子进行的研究；王成的《先秦诸子领导思想的现代解析》（2006），则对先秦诸子的领导思想作了现代诠释。其它如路新生的《先秦诸子与现代营销》（2003）、蔡泽华的《先秦诸子经济思想述评》（1999）探讨先秦诸子的经济思想，胡顺萍的《先秦诸子的大自然观》（2010），赵麦茹的《先秦诸子经济思想的生态学阐释》（2010）等，则从生态学的角度阐释研究先秦诸子。另外，近年来文学研究界的杨义教授花了大量精力开展其“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在学术界形成了相当的影响。新时期先秦诸子学研究兴盛发达的第三个标志，是先秦诸子“九流十家”中的许多“家”或“派”，特别是儒、道、墨等数“家”，皆已有十分深入持久的研究，以至于形成了许多专门之学，如研究老子的“老学”、研究庄子的“庄学”、研究孔子的“孔学”（此后研究范围差不多已延伸至整个儒学）、研究孟子的“孟学”、研究荀子的“荀学”、等等。有关先秦诸子儒、道、墨数家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迄今为止已有多种“中国儒学史”、“中国老学史”、“中国庄学史”和“中国墨学史”问世，故此处对其研究现状不另综述。

由以上对学术界“专门的先秦诸子研究”现状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以来“专门的先秦诸子学研究”的成果虽然很多，但真正在学术史上能够标志一个时代学术发展高度的成果则并不多见；近三十年来的先秦诸子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但许多从新的视角研究先秦诸子的著作都带有“跑马圈地”的性质， 在研究的深度上有待进一步拓展。

对儒、道两“家”的研究，在整个先秦诸子学研究中是成果最多和最为成熟的领域。

（三）文献整理、期刊出版、学会交流等先秦诸子研究活动

可能有受清光绪年间整理诸子文献出版《百子全书》《二十二子》等丛书的启发，现代学术界以整理出版先秦诸子文献的形式参与先秦诸子研究之风甚烈。上世纪三十年代，由国学整理社辑、世界书局出版了《诸子集成》，共汇集先秦至汉魏的诸子著作校本和注释本二十八种；中华书局则于1954年、1956年和1959年三次重印此书。自1983年开始，中华书局开始编纂出版《新编诸子集成》，历时30年，至2013年止，共出版诸子校注著作40种60多册（其中先秦诸子著作25种，辑入高明《帛书老子校释》，则开网罗出土“先秦诸子”文献先例）。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辑的《中华诸子宝藏》第一辑----《诸子集成补编》。近年中华书局又开始了《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的编纂出版工作。台湾地区学者严灵峰力求网罗更多老、庄研究资料，以一人之力编纂了《老子集成》和《庄子集成》，开现代“集成”某一诸子研究资料之风。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投入的加大，各种大型先秦诸子学著作整理与研究工程纷纷上马。先是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华中师范大学编纂出版《老子集成》总计15卷、1100万字，收录自战国至1949年关于《老子》的传本和注疏本265种（含简帛《老子》）。随后，山东大学开始《子海》编纂、华东师范大学开始《子藏》编纂。《子海》编纂第一期成果----《子海珍本编》（第一辑）包含大陆卷124册和台湾卷50册，已经出版。《子藏》编纂的首批成果《庄子卷》共搜辑先秦至民国时期《庄子》文本及校勘、注释、研究著作303部；《子藏》第二批成果包括道家部的 《鬻子卷》、《列子卷》、《文子卷》、《关尹子卷》、《鹖冠子卷》、《子华子卷》、《亢仓子卷》以及法家部的《韩非子卷》等12个系列，收入了相关诸子学古籍672种。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持的《儒藏》工程，其所收著作中先秦原始儒家的资料所占比重并不大，但它的完成无疑可将有关先秦原始儒家的研究资料网罗殆尽。《儒藏》工程中的《儒藏精华》2014年已出齐178册，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的《儒藏?史部》也已出齐七辑274册。这些大型先秦诸子文献整理工作，为学术界更全面深入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文献便利。与之相应，各种研究诸子学的刊物也不断刊发先秦诸子研究（不限于先秦诸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孔子研究》《管子研究》和陈鼓应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郭齐勇主编的《儒家文化研究》、方勇主编的《诸子学刊》等。尽管以上各种以资料整理为宗旨的文献编簒（集成）有的贪大求全，并无多少整理研究成分，其编纂体例多采用《四库全书》的分类法，把数术、方技、医药、兵书等一概收入；有的又多为汉魏子书而非先秦诸子著作；各种号称“诸子学研究”的刊物，所发表的论文范围也十分广泛、而主要并非先秦诸子研究的内容。但这些文献整理的成果毕竟为先秦诸子学提供了文献资料的便利；众多刊物的出现，也很好地推动了先秦诸子研究的开展。另外，包括各种以孔、孟、老、庄研究或“先秦诸子研究”为名的研究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不同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对加强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气氛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国外的先秦诸子研究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先秦诸子的研究，始于对《论语》《老子》等先秦诸子经典的翻译。但基本属于儒、道哲学思想研究的范围，真正属于对先秦诸子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则并不多见。近代在英国最早出版的《论语》英译本，是由詹姆士?雷吉（Janmes Legee）1893年的译本。二十世纪以后，阿尔思沃尔?华莱（Arthur Waley）出版于1938年、刘殿爵（D.C.Lau）出版于1979年的《论语》译本，质量较高。1990年以来又先后出版了许多新的译本，如1998年安乐哲（Roger Ames）和罗思文（Hen Rosement）的合译本、2003年E.思格兰德（E.Slingerlamd）的新译本，就影响较大。近三十多年来，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陈汉生、芬格莱特、受奥斯汀等用西方德性伦理学的视角来研究研讨先秦儒学、并使之成为了当前西方儒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他们侧重于研究先秦儒家关于“天”、“道”、“仁”、“德”及“义”与“利”、“性善”与“性恶”等一些具体哲学概念和具体哲学问题，喜欢在这些问题上进行论证和争论。美国哲学家芬格莱特的 《孔子: 即凡而圣》 ( 1972) ，还有郝大维和汉学家安乐哲合著的 《通过孔子而思》( 1987)，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西方学界对先秦道家的研究，则始于对《老子》一书的翻译。西方最早的《老子》译本出现于英国，1898年保罗?卡尔斯（Paul Carrs）的英译本《道与德的经典：中英对照老子<道德经>》出版；二十世纪初先后又有海星格、老活尔特?高尔恩、沙畹等人的英译本。1944年宾纳的《老子论生命之道》，已是翻译与研究并重；1990年厄休拉?吉恩的《老子<道德经>：有关道及其力量的一部书》、1994年米凯尔?拉法格的《道与方法：对<道德经>的推理的探讨》，在英国学术界都影响较大。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的《道家与道教》一书，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二《科学思想史》，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力。1913年法国神甫戴遂良所著二卷本《道教》出版，该书第二卷为《老子》《列子》《庄子》三书的法汉对照本，这是法国最早出版的先秦道家著作的法文译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则以刘家槐、梅底西斯、克娄德拉、贺碧来等人的《老子》译本影响最大。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著有《<老子>和<庄子>书里的圣人与神秘经验》一文，并于1963年出版了《老子与道教》一书，对推进法国的道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德国的道家道教研究被称为“汉学中的汉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1911年即发表了《道德经》的德译本，接着又出版了《老子及道家》一书。史怀特在1940年前完成的《中国思想史》一书，对孔子、孟子、墨子、杨朱和老子、庄子、列子思想一一进行了论析，他称老、庄、列思想为“道家神秘主义”；后来德国的学者，仍喜欢从神秘主义角度研究道家道教。 1991年霍姆斯?库恩出版的《中国早期的神秘主义：道教传统中的哲学与救世学》一书，其中第七章以老庄为中心，从理论和现象学上分析了中国的神秘主义。此外，西欧的荷兰、瑞典等国，也出版了以其本国语言翻译的《老子》等先秦道家著作译本。

由于处于“汉字文化圈”之内，东亚的日本、韩国的先秦诸子研究历史更为久远。日本从儿岛献吉郎的《诸子百家考》（1931）到原富男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考》（1981），长期有一个以考据学研究先秦诸子的传统，只是这一传统现已逐渐消失殆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日本人所写的《支那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1967年赤塚忠等编写的《思想史》等，都有对先秦诸子重要学派和人物的论述。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受西方学术的影响，日本学者对儒教和道教研究的兴趣超过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孔、孟、老、庄虽不是中心，但都有涉及。武内义雄的《儒教精神》（1982）、小野精一等编著的《儒教思想》和福永光司的《庄子：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影响较大。但这些研究即使就其中所涉及的先秦诸子学而言，也存在沟口雄三所说的“头脑里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的偏颇。

从总体来看，国外的先秦诸子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儒、道两家，且早期都始于对《论语》《老子》的翻译。由于有美籍华人陈荣捷、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人士的提倡与推动，近数十年来，美国的儒家研究显然要比道家研究更为热络。对于儒家，西方的研究者侧重于“德性伦理”的哲学层面对具体哲学概念和问题进行探讨；对于道家，则爱从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神秘主义等方面解读《老》《庄》。欧美学者研究先秦诸子思想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以美国学者史华慈（B.Schwartz）为代表，“更喜欢把中国人看成和我们自己一样”，从中西文化的各种相似性出发来研究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另一种以英国学者葛瑞汉（A.C.Granham）为代表，从“中文与印欧语言之间文化概念体系及结构差异”出发来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史华慈和葛瑞汉二人的成果也被视为现代西方汉学界的颠峰之作。史华慈的名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是其集大成之作，他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对先秦主要思想流派如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以此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与对话，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元典作出了新的阐释。他认为中国的先秦诸子都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倾向，一种追问和反思，一种新型的积极的视野和通见”，这就是“轴心时代”人们共同的“问题意识”。葛瑞汉的名著《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1989）一书，被李约瑟称为“这是我迄今所见有关中国古代哲学流派的最使人兴奋和最具洞察力的描述”，也是一部集中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先秦诸子思维方式的专著。在书中，葛瑞汉认为先秦诸子各家的全部思考，都是要对正在经历的“天命秩序崩溃”作出自己的回应；而诸子各家思想辩论的焦点都是围绕着“道在哪里”，而不是像西方思想家一样关心“真理是什么”。----这实际也是葛瑞自己所关注的焦点----“逻辑的命运”与 “理性的证明”。当然，西方学者的另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史的通论性著作，如美国学者H.G.顾利雅的《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美国学者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以及《剑桥中国上古史》等，也都对先秦诸子学有一些较全面的论述。一些西方研究者探讨先秦诸子的视角往往比较独特，如美国学者艾兰以隐喻理论研究先秦诸子，得出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哲学范畴都起于水的隐喻”的结论；比利时学者戴卡琳从政治论辩学的角度研究《鹖冠子》一书，认为这“是一部注重论辩艺术的著作”；而加拿大学者森舸澜则认为，“无为”是贯穿中国早期思想发展史的一条主线，是孔、孟、老、庄等先秦主流思想家共同的精神理想，等等。对个别比较冷僻的先秦诸子著作，西方学者的兴趣似乎超出了中国学者，如对《鹖冠子》一书，西方先后有哈克曼、李约瑟、佛尔克、高本汉、诺伊格鲍尔、威廉姆斯、葛瑞汉、戴卡琳等人做过专门研究。但由此也同时显现出了西方学者的先秦诸子研究的优长与不足，即他们往往以自己的思维习惯来论述先秦诸子思想，长于理论分析而几乎无法结合先秦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实证性和综合性研究。

综合以往的国内外先秦诸子学研究，可以看出已有的先秦诸子研究的三个基本特点：其一，以往国内外的先秦诸子研究，对先秦诸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其数量明显不及单独研究儒、道、墨、法、阴阳、纵横、名、农、杂、小说等“九流十家”者；而在研究儒、道、墨、法、阴阳、纵横、名、农、杂、小说等“九流十家”者中，研究墨、法、阴阳、纵横、名、农、杂、小说等“九流十家”的成果，不仅在数量上远不及研究儒、道“显学”之多，而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与前者相比也是望尘莫及的。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原因，可说是极其复杂的；改变这一研究局面，更绝非是本课题所能做到的；但这无疑说明了本课题研究的首要目标和主要努力方向----即我们的研究应着眼在先秦诸子的“综合研究”上，是对先秦诸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不是再为以往的研究模式锦上添花。其二，以往的国内外先秦诸子研究，不论是整体研究先秦诸子者，还是单独研究儒、道、墨、法者，其成果皆以固态的平面的研究较为多，而动态的立体的研究较少。实际上，在先秦时期不仅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某家学说，即使是孔、老、墨、孟、荀在世时，诸人的思想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就告诉我们，除以往的那种思想的逻辑分析、学理考察之外，从学术演变、地域文化、历史渊源等文、史、哲多学科多层面综合研究先秦诸子是一条创新之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还原”先秦诸子，建构一部丰富的、整体的和鲜活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史。其三，以往的国内外先秦诸子学研究，特别是近年国内的先秦诸子研究，在资料整理为宗旨的文献编簒（集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真正精深的专题研究工作则相对较少，尚未出现那种标志学科发展新高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故本课题的研究目标，不把目标框定在文献编纂整理方面，在研究上也不一味贪多求全，再做一些浅层的重复研究；而是要清理出先秦诸子研究领域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以问题为中心进行深度研究。另外，在先秦诸子研究领域国外的汉学界也取得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成果，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故本课题的研究会十分重视与国外学术界的学术交流；但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先秦诸子学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学术（“国学”），所以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可以作为参考和借鉴，但我们应该更好地发扬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使本课题的研究形成我们真正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成果。

本课题的研究是充分吸收了现有先秦诸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学术界先秦诸子研究的现状而展开的，它必将极大地推进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进程，使我们的先秦诸子和先秦思想文化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同时，本课题实行文、史、哲多学科综合研究，这不仅有利于打破当前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先秦诸子研究领域的学科隔阂和已有的僵化模式，极大地深化学术界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研究，而且对时下中国的文、史、哲各学科、特别是“国学”学科的建设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课题总体框架思路

本课题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对先秦诸子的文、史、哲多学科综合研究，全面把握先秦诸子历史面貌，理清先秦诸子百家各家内部的思想流派之间、百家思想流派相互之间、各家各学派与各个地域文化之间的繁杂历史文化关系；并通过对先秦诸子各种思想流派、所有人物、事件及其学术源流关系展开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全方位考察先秦诸子思想发生、形成、发展、演变、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力求寻找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术大繁荣、大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其历史文化原因，绘制出先秦诸子学思想发展的全息图和一幅立体的先秦历史文化的结构图。

本课题的总体框架可概括为四个支撑点、两个切入点和一个中心。本课题总体框架的四个支撑点，即思想研究、源流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和著作文本研究。通过这四方面的研究搭建起“先秦诸子综合研究”的整体框架，让整个研究显示出一种立体的结构图形。两个切入点，就是要以思想源流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作为“先秦诸子学综合研究”的两条主要线索，由思想源流研究和地域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入手，综合考察先秦诸子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轨迹，把握其思想特点及发展规律。一个中心，就是要使整个研究始终围绕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研究而开展，所有对先秦诸子思想、人物、事件和流派的地域文化和学术源流关系的研究，都应以解析其学术思想为目的，而不能把我们的研究变成为先秦学术人物和学术事件的历史汇集，或变成为纯粹诸子文章学的叙述；而应该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建构一部丰富的、整体的和鲜活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史。

本课题的主要内容由四个子课题组成：

一、先秦诸子“九流十家”思想及其源流关系研究。以往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既主要集中于儒、道、墨等少数几家“显学”及孔、孟、荀、老、庄少数几位诸子“巨擘”的研究上，故形成了先秦诸子研究中的许多盲点和薄弱环节。本项目的研究首先是要对整个先秦诸子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努力改变原有的研究格局。特别是要下大力加强对以往先秦诸子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某些学术盲点和某些薄弱环节的研究，力争绘制出最完备和最详尽的先秦诸子思想史图谱。同时因为要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对其源流关系做系统深入的考察。这种源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诸子百家思想的起源和先秦礼俗文化、“王官文化”的渊源关系；二是先秦诸子（同一学派和不同学派）之间的师承关系，如孔子师老聃、七十子师孔子、子思师曾子、墨子和邹衍早年皆学儒术，习孔子之业，法家吴起师子夏、韩非和李斯师荀子，等等；三是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关系，如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儒家的礼法与法家的法术，墨家的“尚同”与法家专制和独裁，等等。

二、先秦诸子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先秦诸子学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诸侯异政和思想纷争的时代，各地的政治经济及地域文化差异很大，故各地的诸子学在发生、形成、传播和接受等方面皆不尽相同。先秦诸子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就是要研究某家诸子学派与某一地域历史文化的关系，如儒家与邹鲁历史文化、道家与楚国历史文化、法家与三晋历史文化的关系，商宋历史文化与先秦诸子学、（西）周朝历史文化与先秦诸子学等；其次是要研究诸子学在各地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差异，或者说某一地域传播、接受诸子学时的选择及其思想变异，这就形成了某一地的诸子学，导致了同一“家”或同一“派”的学术思想在不同地域以不同面貌出现。如有楚国诸子学、齐国诸子学、秦国诸子学等，或同为道家则有南方楚道家与齐稷下黄老道家，同为墨家则有南方之墨和东方之墨等。这些不同特色的诸子学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地域历史文化根源。

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研究。所谓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主要表现就是各诸子学派之间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这种批评和反批评，如果发生在某一学派内部，就使该学派内部分化出更多的派系，如荀子对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及思孟的批评，《韩非子》所谓的“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批评如果发生在各学派之间，则表现为孔、老的相互批评，杨、墨的互“非”，墨家的“非儒”，孟子对杨、墨及农家的批评，庄子对儒、墨、名、法等的批评，齐稷下诸子对“立政九败”的批评，以及荀子的“非十二子”等，也就形成了先诸子各学派之间的“百家争鸣”。而本课题的研究还并不止于对诸子百家之间这种“百家争鸣”的研究，而是要通过这一研究，探讨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互绌互补、互斥互融，即既互相区别，而又互相吸收对方的思想优点，以不断完善自身内在理论结构的思想碰撞方式，以期更深层地把握先秦诸子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与内在机制。如道家在批判儒、墨、名、法之后，又“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儒家批评墨家的“天志”、“明鬼”和道家的“蔽于天而不知人”之后，但却吸收二家的思想以发展自己的“性与天道”之学；等等。

四、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研究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形式，包括先秦诸子著作的文体形式及其形成的原因。从文体形式上讲，先秦诸子著作有所谓“语录体”（如《论语》）、“对话体”《如《墨子》《孟子》等）、“论文体”（如《荀子》《韩非子》等）、“春秋体”（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多种，而“论文体”中又有“经”、“传”之分。而这种种形式的不同，又与先秦诸子著作的成书过程有关。弟子的追忆编纂，故有“语录体”；师生问答及学者间的辩说，故有“对话体”；老师的立说和弟子的解说，故“论文体”中又有“经”、“传”之分。这就是对先秦诸子著作的文体形式形成原因的研究。其次，是要研究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的传播。后世所能见到先秦诸子著作文本，有不少被人定为“伪书”。探讨这些先秦诸子著作的本来面貌和其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形”或“真伪”，就不仅是一个文献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因此，其三，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研究，还必须要通过研究这些诸子著作文本的形式、内容及传播和演变，探讨这些著作文本著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历史演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种先秦诸子著作的原初面貌，也就相当于其思想的本来样态；先秦诸子著作文本传播过程中的演变形态，也就是某个先秦诸子人物或流派思想的动态历史。

本课题总目标和四个子课题之间，是整体和局部、总的指导原则与具体实施细则的关系。离开了具体子课题的研究，就谈不上总体目标的实现；而没有了总体目标这一纲领性原则的指导，就会使我们的研究再次走支离破碎的老路，谈不上“综合研究”了。本课题的四个子课题之间，可以说既有一定的独立性，有自己明确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但又是密切联系的，是一种相互配合和互相补充的关系。第一子课题“先秦诸子‘九流十家’思想及其源流关系研究”的重点是思想研究，但这一子课题的研究，首先即离不开第四子课题“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研究”，因为这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最基本的文献材料；第三子课题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研究”，也是考察先秦诸子“九流十家”思想特点的重要途径；而第二子课题中的“地域历史文化关系研究”，也可以说本身就是我们“先秦诸子‘九流十家’思想源流关系研究”的一部分。反之亦然。本课题思想研究的部分主要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渊源关系研究的部分主要属于历史学研究的领域，著作文本研究则更多的应借助于文学研究的方法，文、史、哲互相补充，密切配合。

本课题的预期目标是：在学术理论方面，首先要建立起正确的先秦诸子之学的观念，即中国先秦时期只有一种动态的、丰富的、立体的诸子学，而并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抽象的和支离破碎的先秦诸子学；其次是要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路径，即研究先秦诸子学必须根据中国先秦时期的学术特点出发，实现文、史、哲多学科的综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再次，要解决若干学术长期未能解决的关于先秦诸子学的理论疑难问题，在该领域产生重大突破。在学科建设方面，困为先秦诸子学横跨文、史、哲多个学科领域，这就既可推动这三个学科领域的学科发展，使三个学科能在学科的交叉和综合中深化自己学科相关课题的研究，还要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寻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在目前既有学术格局下，可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国学”学科的学科属性和课程设置问题提供比较合适的解决途径，即“国学”主要是研读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先秦诸子学是文、史、哲多学科综合的，经、史、集“三部”也是如此。在文献资料的发现利用方面，本课题预计可通过国内外现有先秦诸子研究文献资料的全面搜集和梳理，整理出一份较为实用的“先秦诸子研究资料文献目录”，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电子信息化处理，方便更多人研究者使用；同时，由于现代先秦诸子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出土的简帛文献资料，因此有必要对出土文献中的“子部”文献加以分类收集整理，既可为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打下更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也可为今后的先秦思想文化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支撑、特别是为我国的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相信经过本课题对先秦诸子各种思想流派、所有人物、事件及其与地域文化和学术源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一幅先秦诸子学思想的全息图和一部丰富的、立体的和鲜活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史是可以描绘出来的。

子课题设计

一

本子课题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要釐清先秦诸子“九流十家”的思想特点；但对这一思想特点的清理，又必须要在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相互关系和渊源关系中进行探讨。所以本子课题重点研究内容主要有：（1）从先秦诸子“九流十家”各家各派思想的相互比较中探讨它们的思想特点。探讨先秦诸子的思想特点，不能只是就儒家论儒家、就道家论道家、或就墨家论墨家、等等。而应该在它们的相互比较----如儒家的“仁爱”与墨家“仁爱”的比较、道家老子的“无为”与儒家孔子的“无为” 等的比较中加以探讨，方能更准确而清晰地显示出它们各自的思想特点。（2）从先秦诸子“九流十家”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中探讨它们的思想特点。先秦诸子之间的师承关系，既有同一学派之中的师承关系，如七十子师孔子、子思师曾子、蜎子和文子师老子、禽滑釐师墨子等；也有不同学派之间的师承关系，如孔子师老聃、墨子和邹衍早年皆学儒术，习孔子之业，法家吴起师曾参和子夏、韩非和李斯师荀子，等等。通过对先秦诸子各家各派中这种复杂师承关系的探讨，把握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3）从先秦诸子“九流十家”与上古官师、礼俗文化的渊源关系中探讨它们的思想特点。上古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春秋战国“士”阶层崛起，学术下移，故诸子百家思想与先秦礼俗文化、“王官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是先秦诸子的思想资源，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必考原于上古官师文化和礼俗文化。

本子课题研究的研究思路，拟以先秦诸子思想发生、发展中的各种内外关系为线索、着眼于先秦诸子思想这个中心，先按其内容设置分头研究，然后再综合探讨的形式进行。本子课题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主要采用历史考据和哲学逻辑分析的具体方法。

本子课题计划五年时间完成，前三年主要为各研究方向承担人分别就所承担内容开展研究，发表一定数量的相关研究论文 ；后两年采取综合研究方式，将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总结，形成专著。具体分工，郭齐勇教授负责本子课题的全面指导、并与秦平副教授共同承担本子课题的内容（1）从先秦诸子“九流十家”各家各派思想的相互比较中探讨其思想特点的研究任务；吴根友教授和黄敦兵副教授共同承担本子课题内容（2）从先秦诸子“九流十家”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中探讨其思想特点的研究任务；张嵎（涅）教授和黄燕强博士共同承担本子课题内容（3）从先秦诸子“九流十家”与上古官师、礼俗文化的渊源关系中探讨其思想特点的任务。

本子课题的研究目标，是要通过深入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各种相互关系及渊源关系，釐清先秦诸子“九流十家”的思想特点。本子课题研究过程中预期的阶段性成果是发表研究论文，最终结项成果是完成专著《先秦诸子综合研究》第一编----《先秦诸子思想源流论》（约20万字）。

二

本子课题所谓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实际就是先秦诸子各家各派之间和先秦诸子各家各派内部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本子课题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内容的研究，清理出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思想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并由此而探寻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所形成的学术繁荣之内在机制。本子课题重点研究的内容，有（1）先秦诸子各家各派之间的“争鸣”（学术批评与反批评）研究。如，儒、道自孔、老以来的相互批评、儒墨的“非儒”与“辟墨”、以及孟子对杨、墨及农家的批评，庄子对儒、墨、名、法等的批评，齐稷下的诸子争鸣（《管子·立政》和《立政九败解》），以及荀子的“非十二子”、法家韩非对儒、墨、名辩各家的批评等。而且，“百家争鸣”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争论重点，儒、道在孔、老时代争鸣的重点在“礼”、在庄子时代争论的重点在“仁义”、在荀子时代争论的重点在“天”与 “人”（《荀子?解蔽》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不同时代诸子争鸣重点的不同，正可以探讨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演变。（2）先秦诸子各家各派学派内部的学术争鸣研究。先秦诸子学的发展，使各学派内部发生分化，出现了众多的派系，《韩非子》所谓的“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发生在各学派内部的学术争鸣，如道家庄子和稷下“管子学派”对道家杨朱学派的批评，儒家荀子对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及思孟的批评，法家韩非对商鞅、慎到、申不害的批评，等等，都是先秦诸子各家各派内部的批评与反批评。研究先秦诸子各家各派内部的批评与反批评，可发现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思想“同源异流”的发展演变轨迹，以考察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时代特点。（3）研究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思想之间的复杂学术关系及先秦学术繁荣兴盛的内在机制和原因。“百家争鸣”表面上是诸子各家各派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其实质则是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它反映了先秦诸子思想间的复杂交流关系；“百家争鸣”既是先秦时期学术走向繁荣的象征，也是当时中国学术走向繁荣昌盛的内在动因。因此，研究先秦诸子思想间的这种复杂交流关系及其推动当时学术走向繁荣的内在机制和原因，不仅为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特点及其发展演变规律所必需，也可为促进当代学术的繁荣昌盛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子课题的研究思路是，先研究先秦诸子百家之间的“争鸣”（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以考察诸子百家间学术思想的异同、特别是诸子百家间学术思想的分歧之所在；然后再深入各家各派内部，分析先秦诸子各家各派学派内部的学术争鸣，研究其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以考察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时代特点；在此基础上，最后研究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思想之间的复杂学术关系及先秦学术繁荣兴盛的内在机制和原因，形成总结成果。本子课题的研究方法是，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主要采用哲学思辨、逻辑分析和历史文献学、考据学等具体方法。因为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反映了其思想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学术关系，所以在研究过程中逻辑分析的方法将发挥重要作用，具有重要地位。

本子课题计划五年时间完成，前三年主要为各研究方向承担人分别就所承担内容开展研究，发表一定数量的相关研究论文 ；后两年采取综合研究方式，将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总结，形成专著。具体分工，高华平教授负责子课题全面规划、并与周海春教授共同负责先秦诸子各家各派之间“争鸣”（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内容的研究工作；刘韶军教授和肖海燕副教授负责先秦诸子各家各学派内部的学术争鸣研究部分；李耀南教授和赵建功副教授负责对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思想之间的复杂学术关系及先秦学术繁荣兴盛的内在机制和原因的研究。

本子课题的研究目标，是要通过研究先秦诸子各家各派之间和各家各派内部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清理先秦诸子百家各家各派思想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并由此探寻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所形成的学术繁荣之内在机制。本子课题研究过程中预期的阶段性成果是发表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最终结项成果是完成专著《先秦诸子综合研究》第二编----《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论》（约20万字）。

三

本子课题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通过研究先秦诸子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探讨先秦诸子思想在不同地域发生发展、传播和接受的特点。本子课题的重点研究内容，（1）是要研究某一诸子学派与某一地域历史文化的关系，如儒家与邹鲁历史文化、道家与楚国历史文化、法家与三晋历史文化、阴阳五行说与燕齐文化，以及商宋历史文化与先秦诸子学、周朝历史文化与先秦诸子学的关系等；（2）是要研究先秦诸子学在各地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差异，或者说某一地域传播、接受诸子学时的选择及其思想变异，这就形成了某一地域的诸子学，导致了同一“家”或同一“派”的学术思想在不同地域以不同面貌出现。如有楚国诸子学、齐国诸子学、秦国诸子学等，或同为道家则有南方楚道家与齐稷下黄老道家，同为墨家则有南方之墨和东方之墨等。这些不同特色的诸子学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地域历史文化根源。

本子课题的研究思路，是以地域文化研究和思想文化研究作为“先秦诸子学综合研究”的两条主线，由地域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入手，综合考察先秦诸子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轨迹，把握其思想特点及发展规律。以往的一些通论性著作多属泛泛而谈，失之于浅；地方性著作受视野局限，则失之于偏。具体地说，本子课题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首先要深入地考察先秦诸子的发生、形成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如上述儒家与邹鲁文化、诸子与商宋文化、周文化的关系。其次以传世古书与出土文献相结合，进一步研究诸子学在各地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差异，或者说某一地域传播、接受诸子学时的选择及其思想变异。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某一地域的诸子学思想特征，导致了同一“家”或同一“派”的学术思想在不同地域以不同面貌出现。如同为道家而有南方楚道家与齐稷下黄老道家，同为墨家而有南方之墨、东方之墨和秦之墨，同为法家而有秦晋法家和齐法家等。而如郭店楚简同时出土道家简和儒家简，则是不同的诸子流派在这一地域水乳交融、形成楚国诸子学特征的极好例证。在研究方法上，本子课题将特别注重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文化地理学的方法和思想比较研究的方法。前人在考察不同地域的诸子学时，主要据诸子所在诸侯国说事，实即只关注了诸子的产生，而无法说明诸子在各地的传播和接受，其在研究方法上是存在明显缺陷的。

本子课题计划五年时间完成，前三年主要为各研究方向承担人分别就所承担内容开展研究，发表一定数量的相关研究论文 ；后两年采取综合研究方式，将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总结，形成专著。具体分工，张固也教授教授负责子课题全面规划、并和高华平教授、张全明教授等共同负责研究某家诸子学派与某一地域历史文化的关系；刘固盛教授、龚胜生教授、晏昌贵教授等负责研究诸子学在各地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差异及其影响。

本子课题的研究目标，是要通过研究先秦诸子学与地域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在不同地域发生发展、传播接受的特点，认识先秦诸子思想讫点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本子课题研究过程中预期的阶段性成果是发表研究论文，最终结项成果是完成专著《先秦诸子综合研究》第三编----《先秦诸子思想与地域文化关系论》（约20万字）。

四

本子课题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探讨先秦诸子著作文本形式及其演变与先秦诸子思想及演变之间的联系、以及由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研究而复原先秦诸子思想的可能性。本子课题的重点研究内容有：（1）先秦诸子著作文本形式的特点研究。包括A.研究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形式特点，如所谓“语录体”（如《论语》）、“对话体”《如《墨子》《孟子》等）、“论文体”（如《荀子》《韩非子》等。“论文体”中又有“经”、“传”之分。）、“春秋体”（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B.研究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形式特点的成因或成书方式。因为不同的成因或成书方式，也是我们判断该著作文本思想内容的根据之一。（2）研究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的传播。A.先秦诸子著作文本传播的内容研究。著作文本中传播最广的，应是其思想中最主要和影响力最大的部分。如思、孟的《五行》，韩非的《孤愤》《五蠹》（见《史记·韩非列传》）等。B. 先秦诸子著作文本传播的方式研究。如“墨子献书（楚）献惠王”，属“自传”；韩非书乃“人或传其书至秦”；而《老子》则为关尹“强为我著书”；等等。C. 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的传播与其思想的关系。不同的传播内容和方式，是我们判断先秦诸子思想的原创性和影响力的重要根据之一。（3）先秦诸子著作文本与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关系研究。A. 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生成的语境。主要考察先秦诸子各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学术渊源，以及百家争鸣互动与文本生成的关系；B.由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的形成考察某家或某派思想的发展演变轨迹。如由《论语》的成书探讨孔子和孔子弟子曾参、有若等人思想的关系，由《孟子》探讨孟子和孟子弟子万章、乐正克等人思想的关系，由《庄子》内、外、杂篇探讨先秦道家思想的演变等。C.由先秦诸子著作文本“论文体”中的“经”“传”关系探讨先秦诸子思想的传承。

本子课题的研究思路是，以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的形式特点研究为主线，通过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的形式特点研究探讨先秦诸子思想的原始面貌和演变历史。本子课题的采用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历史文献的方法、文学分析和文艺批评的方法等。

本子课题的研究计划五年时间完成，前三年主要为各研究方向承担人分别就所承担内容开展研究，发表一定数量的相关研究论文；后两年采取综合研究方式，将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总结，最终形成专著，作为本子课题的结项成果。具体分工是，本子课题负责人王齐洲教授负责子课题的全面规划、并和张三夕教授共同承担（1）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形式的特点研究的任务；韩维志教授和傅林鹏副教授负责（2）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的传播研究的任务；曹建国教授和安敏副教授负责（3）先秦诸子著作文本与先秦诸子学术思想关系研究的任务。

本子课题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对先秦诸子著作文本形式及其演变的综合研究，深入探讨先秦诸子思想及演变轨迹、并力求由之而复原先秦诸子思想。本子课题的研究过程中预期成果是发表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预期最终结项成果是专著《先秦诸子综合研究》第四编----《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研究》（约20万字）。

研究重点难点

釐清先秦诸子思想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各种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关系，是本项目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既有其自身思想史的发展逻辑，又与其所处的时代、地域、族群和思想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理清了这些复杂的关系，也就可以说找到了认识先秦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根本特点及其特殊成因的密钥。

我们之所以把釐清先秦诸子思想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各种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作为本课题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从理论上来讲，是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处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因而皆与其它事物发生一定的相互联系；而且构成该事物的内部诸因素间也是处于相互的关联之中；离开了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之中的各种复杂的关系或关联，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会失去存在的根据，就更谈不上事物的发展了。先秦诸子思想及其发展演变亦是如此。如果离开了先秦诸子思想内部及各“家”各“派”之间的关系，离开了先秦诸子及其思想和一定的时代氛围、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所谓先秦诸子思想的存在与发展了。

从历史的实际来看，先秦诸子思想及其发展演变，本身也确实是与各家各派思想互相联系的，“诸子百家”的兴起、演变、传播等都存在某种特定的地域文化、历史渊源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要深入揭示其发生、发展的机理和复杂原因，就必须要通过“诸子百家”思想的比较、通过对先秦诸子思想与当时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和思想渊源上的各种复杂关系的全面深入考察，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比较准确和清楚的说明。

本课题的重点难点问题：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其发展演变。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本课题的研究目标，乃是要描绘出一幅先秦诸子学思想的全息图和一部丰富的、立体的和鲜活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史。所以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既是我们的研究中心，也本课题的研究重点。

本课题研究的难点是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其发展演变与其各家各派思想内部、与各种地域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本课题之所以把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其发展演变与其各家各派思想内部、与各种地域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研究的难点，一是这些关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研究起来难度非常之大。诸子百家本身的思想，除对那些思想“巨子”的思想，人们有较多的认识之外，对他们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的思想，则往往比较模糊，更不用说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一定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了。二是因为这些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成果有限。这一点从我们对先秦诸子研究现状的综述上即可见出。其三，还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本身即存在文献资料不足的问题。如果要从现有的传世文献中发现这方面的有用材料，因为以前基本无人加以收集和整理过，因此研究者即使是要发现一条相关材料，都必须花费很多的精力去寻找；而对于相关出土文献的利用，则需要研究者具备考古和古文字等相关领域基本的知识。

本课题研究的突破、创新或推进之处：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特色，就是综合、系统、全面和创新。文、史、哲多学科的综合，学术思想、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的全方位考察，注意观点和理论的创新是本课题的最高目标。

本课题选择问题时，并非像以往的先秦诸子学研究那样，仅按照直线和平面的思维，简单说明先秦诸子有多少“家”或多少“派”、每“家”每“派”的思想特点怎样，而是要以立体和发散的思维方式，从多角度全方位先秦诸子每“家”每“派”思想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每个环节，把先秦诸子思想放在先秦诸子之间、及先秦诸子与他们之前的历史文化背景、先秦诸子与他们当时所处的不同地域文化环境、著作文本的存在形态等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中进行考察。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观察问题的角度、以及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此前的先秦诸子研究所未有的，是一种思维创新和学术创新。

因此，本课题的学术观点，也与以往的先秦诸子学研究不同。我们认为中国先秦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诸子学，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和不同的著作者那里，存在着不同特色的诸子学；必须用文、史、哲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予以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才能真正准确把握先秦诸子学。这就是我们的学术观点的创新。

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也不会采取以往的先秦诸子学通常采用的，那种文、史、哲各学科单兵独进，各自为战的研究方法。而是采取文、史、哲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在对先秦诸子人物、事件及历史地理关系的考述时，必然要采用历史学的考据学、文献学、地理学等方法；在先秦诸子的著作文本的解读时，文学的解读法又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则必须使用哲学思辨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研究方法、或是同时使用某些研究方法，不可能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方案，只能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做决定，但文、史、哲多学科综合研究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本课题在分析工具方面，除了传统的图书资料、数据统计等方面之外，还必须尽量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广泛使用电脑、网络、电子影像和新媒休等新兴工具。

本课题在文献资料方面，除需要利用传统纸质文献之外，还要广泛采用最新考古发现的出土简帛文献和金石文献、方志文献等，还要尽可能多地使用域外汉文献和外文资料，以加强学术交流，以保证本课题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水平。

本课题在话语体系等方面，要努力实现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吸收国外先进学术理念的基础上，形成我们真正具有当代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先秦诸子研究学术话语体系。

预期成果目标

总的来说，预期成果目标，拟定出版一套书，分为4册，每册约20万字，共计约80万字。分为《先秦诸子思想源流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论》《先秦诸子思想与地域文化关系论》《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研究》。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