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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时间过去了一年多，课题组成员工作重点由以前的以整理契约文书转向对问题的研究，并在山西高平及河北张家口两开展了田野考察活动，考察的目的还是寻找线索，丰富各子课题中所设定的晋商商业金融史及明清经济史、华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时课题组也开展了多次学术讲座、这些讲座有些延续以前的文书读书班的形式，即集体研读契约文书或搜集到的山西一些地方的碑刻材料，并发表看法，同时也有课题组成员及研究生报告所撰写的论文。其中为年轻老师及研究生做报告最多的是子课题负责人之一孟伟教授，领导田野考察的则是杨波研究员（河北大学兼职研究员）、何慕博士、杨建庭博士。以下分三个部分对一年多来的活动及成果概括如下：
（一）
首先依时间顺序对一年多以来所开展的学术讲座、文书读书班、田野考察活动概述如下：
第一次，2015年11月7日，课题组主要成员与其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生、部分年轻教师，举办了2015年度的最后一回读书会，内容是在对山西碑刻资料进行了部分阅读的基础上，对与山西高平市碑刻相关两个问题作了报告与讨论。一是高平乡村文庙及其引起的宋元以后高平兴学碑刻及其教育发展。北宋理学开创人——程颢曾在泽州为官，据当地碑刻及方志，程颢曾在泽州乡村办起了七十二所文庙，但此事似乎又无明碑刻材料记载，在高平伯方村存留的碑刻中，乡校兴起是从元代泰定年间以后才开始的。何慕博士的报告对此进行了扎实的考证及论述。二是高平各地乡村存留大量自明中后期以来的禁约碑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禁赌碑，对这些碑的时间段及其内容加以考订，是认识历史上的晋东南地区乡村治理的重要侧面。陈添翼硕士作了关于《清代禁赌碑与乡村治理——以清代高平县禁赌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
第二次，2015年12月12日课题组举行读书会，内容共有两项，一是硕士二年级的练燕同学报告了所做的《由＜行氏诉讼簿＞看曲沃行氏家族》，此报告以乾隆二十年左右的《行氏诉讼簿》作主体材料，对曲沃商人——行日昌为代表的行氏家族演变、商业经营、家族捐纳职衔等作了论证。目录因为文献资料匮乏，对于晋南商人研究还很薄弱，对曲沃行家的研究，对这一研究领域有所弥补。二是宋史研究中心杨建庭博士以山西高平市琚庄所见庙宇碑刻中的商业、商人演变情况作了个案分析。另外，杨建庭还做了关于在研究过程中如何查阅网络资料，尤其是各种数据库作了报告。使大家开阔了眼界。
第三次，2015年12月26日，举行了学术报告会，内容包括两项，一是由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三年级研究生刘建哲以自己参与孟伟教授团队田野考察所得碑刻材料主体，对清代平定州东村镇的商人及本地商业进行了全面论述，概述他们在河北平原各地经营的状况、考察了他们挣了钱之后回家进行的各类公益活动，尤其是对村里各类庙宇修建工程的捐助。是对晋东商人的最新的有学术价值的研究。二是硕士三年级研究生石兴荣以账局放款账本为主体材料对清代后期账局存放款进行实证的研究，包括放款金额、放款利率、所服务的字号等。此文对账本材料进行了仔细的解读，对账局业务做了最新的、相当微观的研究，是颇有学术价值的。
第四次， 2016年1月9日到11日，课题组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宋史研究中心双聘教授、重大课题子课题负责人孟伟教授作了两次学术报告，并与课题组成员探讨了如何结合重大课题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申报2016年度国家社科课题的问题，整个课题组成员，及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与社会经济史相关的年轻教师及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及讨论，报告内容是晋商与张家口问题，前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邓亦兵研究员、高福美副研究员也应邀作了北京市清代以来市场及其与晋商关系等方面的学术报告。
第五次，2016年04月16日下午，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1011室，由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刘秋根主持，邀请重大课题子课题组重要成员杨波对主要课题组成员及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做了“田野调查的理论与实践”的学术讲座。杨波研究员多年与孟伟教授一起从事山西诸区域社会经济史、 民间信仰、社会治理及演变的田野考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累了丰富的与社会经济史研究、山西区域史田野考察、研究方面的经验。报告对以下开展的张家口经济文化的田野考察打下了前期基础。是一次田野考察技能及意识培训。
第六次，2016年4月17日 （周日）上午八点半，河北大学二区19号楼201室，刘秋根教授对课题组的部分成员及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介绍了重大课题——《山西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第一子课题中晋商契约文书的情况及其与明清商业金融史、晋商等问题研究的关系，并与大家探讨了如何研读商业商人文书的问题。
第七次，2016年5月8日星期日课题组全体成员及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进行了晋商运输企业《锡和明记》、及三份晋商“底里册”的解读为内容的报告会，地点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会议室即主楼1011室。关于《锡和明记》由杨建庭老师主讲，关于晋商底里册则唐晔主讲，大家就晋商字号规模、晋商运输字号及其运作诸问题、商业金融文书的阅读与学习，进行了讨论。
第八次，2016年6月20号下午在主楼1011教室举办读书班，由孟伟教授主讲，刘秋根教授主持。主要内容是对八集纪录片——《晋商》的内容进行评述。宋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方向研究生及课题组主要成员参加了会议。孟伟教授共讲了三讲，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晋商兴衰的各个层面，对晋商数十年研究过程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宏观的评说，有些评论还相当地尖锐。
第九次，2016年7月4号，举行了契约文读书会，按排了两种文献的阅读，一种是山西商人账本及记账注意事项，这是山西典商为了促进记账水平的提高，而对当时账本体系及记账方法的一个系统说明，是晋商会计理论及方法的一篇重要文献，仔细阅读，对晋商契给约文书的释读会有较大的帮助。另一种是民国16年的初级小学补习课用商业课本，这是民国前期，山西小学学习商业基本知识而编的教材，虽然简单，但反映民国年间晋商经营的一些基本制度，是学习研究晋商入门教材。在大家普遍阅读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经济史方向研究生，及课题组大部分成员进行了细致的研读。
第十次，2016年9月6日（星期二）上午8:30在河北大学主楼1020，举行学术报告会，孟伟教授作了《晋商与戏曲关系》的学术报告。学术界的戏曲史研究或是对剧本本身进行研究，或是对戏曲演出场所——戏台进行考察研究。与此同时虽有人提出了商路即戏路的观点，但研究还相当缺乏。孟伟教授在本报告中，结合梆子、晋商发展轨迹，从社会经济史与文化史关系的角度，就戏曲发展与晋商经营、商路的进展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为一种戏曲史研究的新方法作了开拓性的探讨。
第十一次，2016年10月9日至11日，刘秋根教授与研究生王新磊对张家口进行为期两天的考察，在张家口著名文史专家常忠义的带领下，详细考察了张家口上堡、下堡，尤其是即将被拆迁的、位于上堡外围的、张家口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街区——草场巷。参观了察哈尔文化博物馆，与张家口著名收藏家——李国欣就察哈尔尤其是商贸史、旅蒙贸易发展史进行交流。并就张家口社会经济经济研究达成了合作意向。
第十二次， 2016年10月18日，周二下午2:30在主楼1020又进行了两次学术活动，首席专家刘秋根教授主持，第二子课题负责人孟伟教授就由他主持的高平历史文化谱系及其应用的大课题，给课题组成员及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做了介绍，并号召大家进入这一领域研究，因为在这一总课题之下，有大量晋商及山西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课题可以进行。以下是孟伟教授及其助手初拟的高平课题在今后若干年里想撰写的书稿目录，也即是研究课题的目录。
（二）
这一时期，首席专家刘秋根教授与课题组成员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经济史、新史料与历史研究、契约文书史料的研读等方面的学术研讨论，绝大多数提交了学术论文。这里部分罗列如下：
课题组其他成员多次参加学术会议，并提交了与课题内容相关的论文。
1、2015年10月23—24号在韩国仁川大学中国学术院参加了《实‘史’求是——资料发掘与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提交了《山西契约文书与中国商业金融史研究》的论文。并与中国学术院签订了对明清民国民间契约文书进行解读的合作协议书。
2、2016年6月24—26日，刘秋根教授参加了首都师大举办的《农商社会、富民社会与传统经济再评价学术研讨会》，提交了《汾阳皮张商人书信研究——以王富堂书信为例》的论文（与孟伟教授合作）。
3、2016年7月15—17日，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河北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七届年会及《制度?生态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提交了《票号的业务和收益研究——以光绪三十二年日升昇天津分号《年总结账》为例》的论文（与孟伟教授合作）。课题组唐晔副教授、兼职研究员杨波、杨建庭博士、博士生郭兆斌、陈添翼，硕士生张鹏参加了会议，分别提交了《晋商底里册与晋商企业规模研究》、《泽州庙宇修建中的摇会研究——以碑刻文献为中心》、《信封的商业信息解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山西票号谦瑞益商号商业文书研究之一》、《清代前期“双轨制”运算的演变——以晋商年终结算清单为例》、《清代平定大阳泉村商人在华北的经营》、《转本底账与晋商印局研究》等六篇论文。
4为了让参与课题组的学生及年轻老师能够理解、释读契约文书，开阔眼界，已经四次派出学生及课题组成员中的年轻老师参加上海交通大学、安徽师大等地举办的契约文书读书班，学生均提交了交流论文。
以上统计是不完全的，还有子课题负责人封越健教授、何平教授、廖声丰教授、殷俊玲教授等也参加了一些社会史、经济史等方面的一些会议，有些与课题内容关系也是有关系的。
（三）
一年多来，课题组成员及与课题组相关的学者，在运用晋商文书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史、民间信仰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计有专著一种，论文十多篇。罗列如下：
一 专著:
1.冯学伟《明清契约的结构、功能及意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10月。
二 论文：
1.刘秋根 彭志才《清代典商的经营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乾嘉两份典商诉状为中心》，《人文杂志》201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11期页69。
2. 宋燕鹏《晋东南二仙信仰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人大复印资料《魏晋隋唐史》2015年第2期全文转载。
3．刘秋根 杨帆《清代前期账局、放账铺研究——以五种账局、放账铺清单的解读为中心》。《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页58—66。
4. 冯学伟《云南马龙县猓猡冲李氏文书》，载《法律文化论丛》（第3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1月。
5. 冯学伟《明清时期契约的形式及其制作、收藏》，《兰台世界》2015年6月。
6. 冯学伟《中国传统契式初探》，载《清华法治论衡》第2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7. 冯学伟《束鹿杨家庄张氏文书》，载《法律文化论丛》（第4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8月。
8．刘秋根、练燕，《<曲沃行氏诉讼簿>与晋南商人家族的捐纳及商业》，《文物天地》2015年第10期。
9. 张强《从“武氏家书”看晋商家庭教育》，《山西档案》2015年第6期。
10.廖声丰 孟伟《明清以来山西村落的庙宇与商业发展——基于对高平市寺庄村现存庙宇碑刻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1.宋燕鹏《金元时期崔府君信仰在华北的传播》，《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15年版。
12.孟伟 廖声丰《明清以来的高平商人研究——针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盐城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1期。
13.王中良《新发现的晋商恒裕典往来信稿整理及研究价值》，《山西档案》2016年第6期。
执笔：刘秋根； 协助： 杨建庭、杨波、陈添翼、王新磊、赵公智、王晶。
三、问题意识
1.需要注意的具体问题和特别现象：
（1）通过整理碑文，发现碑刻的归户性问题。在释迦寺内，发现《重修灵岩寺佛像围墙碑记》《补修樊家庄重庆寺碑记》；在玉皇阁内，发现《重修玉泉寺碑记》。
（2）有待深层思考、归纳总结的一系列“地理位置问题”：
①单个古堡的建设结构和村庄的发展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分析堡门朝向、道路、地形地势，研究新村区域与旧村区域（古堡）的地理位置关系。
②不同神灵的庙宇的地理位置问题：例如，观音庙位于堡外正对堡门；真武庙位于堡内正北；关帝庙位于堡内正对堡门。
③容易发现庙宇的位置：古堡正中心、古堡东西南北中轴线上、等等。
④考虑地理位置因素的重要性：作为史料的碑刻的数量“不多不少”适中最好；在完全没有碑文的情况下，亦可根据地理位置分析研究问题。
⑤考虑堡内外的庙宇的不同功能。
⑥五道庙的朝向与村庄民居分布的关系。
⑦在庙宇集群（玉泉山的玉泉寺、龙王庙、药王庙、玉泉书院等）内部，各个庙宇之间的关系。
⑧关于经济地理学范畴的一些问题：古代官道周围的村庄分布，等等地理现象的经济问题。
⑨可以考虑的问题：墓地与古堡的关系问题——古堡因素是否影响到了墓地风水位置的选址？
（3）有待研究的代县到北京的商路情况：
①代县、雁门关、大同、阳高、天镇、怀安、万全、张家口、怀来、居庸关、北京。
②代县、（非雁门关）、繁峙县、灵丘、广灵、蔚县、（非桑干河谷）、涿鹿、怀来......
③代县、雁门关、浑源、广灵......
疑问：阳原和蔚县关于地理位置与经济地位的关系。
（4）古堡性质：通过古堡选址探讨古堡性质，古堡与山的关系等等。蔚县地区的古堡建造是否真的主要发挥军事防御功能，还是张家口地区独特的古村落样式、生活习惯、思想文化影响？以及建设时间？等等。
个人浅层推论：明代创建城堡起初多为防御蒙古军队性质。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内化思想，作为民间建筑样式延续下来。甚至影响后世清代民国新建城堡的村庄风貌。
（5）关帝庙为什么被村民俗称为“老爷庙”？浮图村的文昌阁为什么被村民和蔚县城鼓楼对比并俗称为“鼓楼”？
（6）古代广灵县、蔚县地区剪纸的性质：民俗性还是商品性？
（7）苏邵堡的水门专题可以研究：（20160721）苏邵堡的排洪性质的（考察所见唯一）水门反映了什么问题？
（8）注意区别村庄的正式名称，例如，“村”“堡”“庄”
（9）现存和曾存庙宇的区别统计，庙会的时间，信仰和性别的关系。
（10）可以考虑村庄的主要农作物等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因素。
2.同一村庄存在很多不同的庙宇，可以从民间信仰和社会经济史两个方面解释：从社会经济史方面来看，每一个庙宇背后都存在着一个群体性的组织，村庄内部可能存在各种矛盾（社钱等经济矛盾是根本），导致各种组织的出现。古代商号也是如此，现代快递行业也是如此。例如，曹疃村的古堡分为“东堡”和“西堡”两个部分和两个姓氏（董、刘）的家族，存在两个堡门及其对应的两个戏台和真武庙，推测与此有关。
3.其他的技术性小问题：在同一碑刻中，同字出现不同写法。
4.在县城进行考察时，据蔚州署旅游景点的工作人员称，南安寺塔的地宫中存有大量资料，可惜我们没有机会见到；还有一些调查点，例如常平仓、玉皇阁，正在修缮，因此，我们未能全面接触、了解。因此建议，我们需要适当的与当地文物管理部门联系、合作。
5.对本人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帮助和不足：关于戏曲的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整体保存情况不容乐观，戏台损毁、舞台题记漫漶，均十分严重。
6.与山西考察活动情况的对比：山西与河北的地上遗存保留情况的差异性和研究的不适合性。
（赵公智系中国古代史方向二年级硕士）
2、关于山西商人兴衰及其经营的几个问题（初稿）
晋商兴起的原因、阶段性、垄断性
此前学术界土地贫瘠、人口密度大被说成了各大商帮兴起的原因，但这种看法是很有问题的，对山西商人也是如此。实际上未必如此，以山西为例，至少以下几点值得再讨论：第一、山西是非常广泛的区域，晋北、晋中、晋南、晋东、晋东南各个区域的物产、人文、地理、人口、土地等情况相差极大，所谓人口密度大、土地贫瘠，粮食不能养活相对应的人口等，对于孕育了平阳、泽潞商人的现在临汾地区、孕育了晋中商人的现在平遥、祁县、太谷、榆次等地区都是不适应的。如明中叶以来，平阳府、泽州府等地不但粮食够当地居民食用，百姓还喜欢“窖粟”，即利用山西土厚水深、粮食不易腐败的优势，盖藏粮食，用于食用，甚至用于商品粮出售。而且，如晋中各县，其地是不能说贫瘠的，相反其农业生产还相当发达。第三 从商人集团所在地域考察其兴起的原因，得摆脱单纯的农业思维，及自然经济的价值观。得更多地树立商品经济的观点。如相对而言，山西地区粮食生产可能并不是充足的，但山西特产，能够成为商品的并不在少数，著名的、为学术界关注较多的如煤、铁、丝绸、旱烟皆具有成为长途贩运物品的潜质。事实证明，如平阳泽潞商人之所以最早成为著名商人集团的，与他们铁器、丝绸贩卖有密切关系。既使是比较笨重的煤炭在清代也成了长途贩运的商品，如晋商平定的煤炭、依附于国家禁榷系统的——解州池盐也是如此。 此外，“江西商人”的兴起也是同样的问题，江西南部、西部的一些地方是山区，且贫瘠，但并不是所有府县都是如此。江西商人的兴起，也得更多地从其地区特产，如夏布、纸张、茶油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及其商品化说起。）第四 生活贫困下的生存是商帮兴起的原因吗？外出经商确实能够解决部分的就业压力，但既使是山西，明中叶以后的经济发展，是否就到了需要考虑生存问题地步了呢？这是值得考虑的，诚然许多地方志都有此类记载，但问题是这样的记载不是明中叶以后才有的，也不是只有徽商所在的徽州府及山西商人所在的山西一些府县，也不是只有江西商人所的江西地区有？中国还有许多同样有此类记载的地区没有能够兴起一个商帮。故而主体的因素还得从当时即社会分工、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因这种发展而导致的商帮兴起的外在条件，如市场、货币、金融、交通、法律，乃至价值观的变动中寻找。对于以“晋”、“江右”这种以一个省的范围来命名的商帮必须非常尤其应该注意地域的差异、区别考察。
山西商人兴起确实是在开中制的背景下既贩盐、又贩粮的，这也因此成为一个为人注目的商帮的重要原因，为不少家族及地区积累了财富，所谓“非数十万不称富”也。但山西商人兴起是分阶段的，其兴起的契机也就不一样。大体说来，就其兴起路径而言，应分两个时间节点：
一是明中叶，这是平阳、泽潞商人兴起的时间节点，其最初兴起原因，依赖于当地手工业，即铁器、丝绸的生产与贩卖，当然与盐、布、江南地区丝、绸的长途贩运也有关系，其贩运区域后来实际上已遍布全国至少华北、西北、长江流域。山西商人已经突破了单纯地区性商帮的局限、突破了本地手工业产品贩运的局限，走向全国大市场。并已开始开始羊毛、羊皮等产品的贩卖。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讲晋中商人的兴起，在上一个时间点，晋中商人也是有相当势力的，但促使以平遥、祁县、太谷为代表的晋中商人走向辉煌的则是晋中商人由长途贩运走向金融业。本来山西商人对金融业的经营也是有悠久历史的，对典当的经营、对钱铺、账局、放账铺的经营均是其例，典当可上升到其兴起的明代，而对钱铺的经营可上溯到清代康熙年间，账局、放账铺至少可上溯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甚至更早一些。但这些金融机构的兴起与经营，并不只是晋中商人，是整个山西 商人，包括晋南、晋东南、晋北等。而晋中商人的真正辉煌还是茶叶对蒙古草原的贩卖、通过恰克图对俄罗斯及西方的出口，以及与此相关的专营白银汇兑的票号业的兴起。故而探讨山西商人的兴起，得从平阳泽潞商人的兴起说起，而不是只从晋中商人兴起。将晋商兴起置换成票号兴起，或将晋商故里说成只是晋中是不全面的。
本来可能还有第三个时间节点，这就是晋商的财富走向近代工业、近代金融业、近代商业。但这一过程似乎未能启动，如至少自乾隆以来，晋商账局、典当、钱铺、银号乃至私人高利贷者都曾对工商业字号及个人家庭进行经营资金及资本的放贷，近代也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一些票号、银号也曾投资近代工矿业。但晋商作为一个群体的近代化转型似乎不是成功的，其原因如何？颇值得探索。
山西商人从行业性来看，也能发现其阶段性，早期晋商经历了从手工业到手工业产品的贩卖的转换，这大体相当于明代中叶以来的平阳泽潞商人为主体的阶段，具体说来，如铁产品、潞绸、酿造、池盐、烟丝等等的加工及其贩卖，所及地域以直隶、河南为主；到了清代前期中期，因为茶叶贩卖的成功，引发了长途贩运商业的兴起，由长途贩运引起资金融通的需求的旺盛，于是山西商人又向金融方面转化的阶段，此次转化是围绕白银展开的。这表现在晋中商人部分地走向账局、票号的经营，甚至达到垄断中国金融的地步，但是最终未引发近代工业，未赶上近代城市化浪潮，大部分晋商资本近代以后都回了老家。
晋商兴起过程中还有个走西口的问题，值得专门论述。走西口问题为晋商学术界、移民学术界所重视，但也存在不少的认识误差，首先走西口的人，与平阳泽潞商人无关，大体上只是晋中、晋北，即从灵石到忻州、及忻州以北的商人。就晋中而言，十个晋商大院，其祖先、兴起年代、所从事行业皆与走西口、东口有关，或是闯关东 。但
走西口虽然历经艰难，但也不是白骨累累，因为走西口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对大草原开荒种地，这些人是“雁行客”，即春暖花开、地开了，可以包地垦种，才过去，到了秋天，收了粮食，天气也凉了才回到老家。不会数九寒冬出去的，因为没有必要，晋中到归化也就十二三天。第二种情况是出去经商，绝大多数是出去当学徒，或是伙计，而能出去的人，多数是商人子弟，由人推荐进入字号工作。
其次，所谓“西口”究竟具体是什么地方，值得重新考证。所谓“西口”应该是针对“东口”来说的，在《金瓶梅》中便有“东口贩马客”的说法，说的是西门庆的马是从张家口贩卖过来的。如果说《金瓶梅》写作于万历时，那么，这就这反映出自从隆庆议和之后，草原上的产品已经长途贩运了内地。相对于东口，“西口”，指的是归化城，即今天的呼和浩特。这是以大同为中心的、去草原经商、种地的人用来区别方位的概念。也是众多商人账本、书信、路程、规程等晋商民间文献中证明了的。到了兰州，可能就不是那么分了，而且，也就只有晋中人这么称呼。而为学术界所关注的杀虎口，则只是走西口的人所经过的一个关口而已，是政府的一个税关。是一个隘口，有户部关衙门，但不是西口。但说它很繁华，甚至说成是“小北京”，显然是有渲染之嫌。
关于“走西口”的原因，目前一般认为是因为山西地区穷、老百姓穷，但实际上这一说法是说不过去的，应该说，免不了一部分人是因为家里贫困出去讨生活，到了草原各地以后，也是给人佣工，但是大部分不是这样，不妨说，其中一部分人是因为想出去发家致富而走西口的，即使是出去种地，也是需要一定的资金的，至于出去经商，从整体说来，更是对草原输出商人与资金了。而且，草原也不是不毛之地。
山西商人走西口及其在草原上的生产与经营，促进了广阔的大草原商品的交流及开发，也促进了城市化的进展，长城沿线，许多市镇以晋商字号命名，许多地方因为晋商经营而兴起为城市，如“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西宁、兰州、朝阳等城市都是如此。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家口，隆庆议和以后，在城门开了个洞，便是后来的大境门，从此以后，张家口便出了堡子里，已经不是原来的张家口堡了。尤其是与俄罗斯条约签订以后，恰克图贸易兴起，国际贸易的兴盛，再加上蒙古大草原商业的开展，使张家口成为中国唯一的陆上贸易口岸城市，与广州、上海、天津并列，至民国年间，三个地方均发展成为省会城市。并且都发展成为区域金融中心。
走西口开始有规模地进行，可能是在康熙二十四年，多伦会盟，允许王爷收留内地汉人经商、种地，至乾隆时，东口各地土地平衡了，便往西，到了西品，往东便到了关东。
我们还要提出来的问题是：盐作为一种地区特产品、其产销又是处在政府禁榷制度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商业体制控制之下。与粮食、布匹、丝、绸等产品相比，这种商品是没有商业自由的。那么，对于山西商人而言哪种商品对他们势力的壮大作用更大呢？盐业如果经营顺利，那么他们得利可能更为稳定，也可能积累更大规模的资本。但同理，如果经营得法，粮食、布匹的经营也未尝不可以稳定地获利并积累较大的资本，第一次兴起时期的平阳泽潞商人便是如此，当然，这也包括典当、钱铺等为晋商较早经营的金融业，以及对草原来的毛、皮等产品的经营。这些行业及产品的经营对于山西商人的兴起意义是同样巨大的。应该说，晋商绝不是一两种行业的经营就可以得利的，他们可以说是对明中叶以后几乎所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甚至于农业的经营而利的，山西商人的资本往各地的流动，渗透，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入，如果机会得当，他们会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各行各业中形成垄断局面。
其原因正像徽商兴起有赖于徽州地区特有的比较强烈的宗族意识与无所不在的宗族组织一样，山西商人兴起端赖于像水、与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山西地方村社组织、宇庙祭祀组织、晋商会馆组织等，后者正是在前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的作法，它构成了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合伙制形式，聚集资本、及经营人才，出来闯荡经营的社会的及文化的基础。因为晋商特有的资本与劳动、即银钱股与人股合作的合伙正是建立在商人从小习以为常的村社会传统组织及及文化基础之上，不仅如此，他们经营理念、思想如诚信经营、沉稳经营、和谐经营，既重资本得利，为股东牟利，又考虑掌柜、伙计及劳动者的利益，谋取最重大、最长远的利益，而不是单纯的短期利润最大化，等等无疑也是建立村社、庙宇祭祀等集体主义之上的。总而言之，是文化与社会因素成就了晋商。也就是说，也有了这样社会的、文化的基础，经营什么行业都有可能作大。其他的条件：如明政府开中制导致的粮盐贩卖、全国范围内的长途贩运的发展、货币制度的变革乃至于随着清朝对全国的统一而来的全国市场的扩大等不过是其兴起的外在条件而已。
票号起源、兴盛、及衰落的几个问题
票号的起源、兴盛及走向衰落，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从卫聚贤先生算起到黄鉴晖先生等人编撰的《山西票号史料》出版及再版，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可谓悠久。但就对票号起源、兴衰的过程的叙述来看，却存在着史实及逻辑上的一系例问题。以下大致分三个方面，稍加辩析。
第一 票号的兴起与货币的汇兑究竟有什么关系。票号是从事货币的汇兑的。但如果按照以下的看法，就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了。如有些学者认为：山西商人分布全国各地，他贩运货物开始往往都是运送现银，那么山西商人就体会到这个问题，体会到这个困难，所以首先由山西商人创办了账局、票号，解决了山西商人本身就有的困难，也为其他地方的商人的经营解决了这些困难。
还有学者指出：日升昌的出现，是中国金融领域里边一个划时代的产物。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远途贸易的普遍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纲，历史地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应该说山西票号是经营汇兑的，后来发展到有借贷、有存款，这样又为商人融通了资金，但是要注意的是，票号不简单地是因为商人资金汇兑、融通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票号诞生之前早就解决了，如果说至道光初年票号才正式产生的话，那么，在票号之前至少典当、钱铺、账局、有信誉的商号以及众多的富商大贾、私人高利贷者、一些士绅、贵族之家从明代后期就开展了白银的汇兑业务，清代此类铺店更广泛地对商人及商人字号进行汇兑或资本性、资金性的放贷，商人资金的异地汇兑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长途贩运商人也好、本地经营的坐贾也好，乃至牙行也好，资金的借贷及异地汇兑都相当方便，利率也有了相当的下降。
那么票号的诞生意义何在呢？也就是说，她的业务早就产生，它为何还会出现，并在清后期的经济发展、乃至政府维持运行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呢？应该说，票号兴起比较专业化地解决了资金汇兑的问题。也就是说，基于山西商人乃至其他地区商人的需要，依据山西商人在长期商人经营中形成的一系例制度，设立了一种专业化的机构，能够随时随地为商人服务，其经营也相对更专业化、更具有预见性、更保险。这就更能够满足商人的需要。在资金汇兑的基础上，商人有时在本地并不交给银两，但可以以汇票形式到异地需要用款的地方取得白银，商人取得资金之后，依据当时通行的利率给予一定的利息。这样资金汇兑便有了资金融通的意义。后来，票号还专门对企业放款，有了专门的放贷。此外，在票号资本充足、信誉昭彰时，商号及士绅贵族、富商大贾也常将银钱存款于票号。有了这些业务，我们可以说，票号有点像个银行业了，尤其是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票号业务更是以放贷为主了，其利润结构即收入也以借贷利息收入为主了，这样存款成了主业，就更像钱庄或近代银行了，即与依照西方银行体制建立的通商银行、大清银行比，也相差无几了。
第二 关于票号兴起还有不少大而化之的说法，如在解释票号为什么兴起于山西时，有学者指出：因为山西商人积累了财富，资金实力雄厚；信用卓著；山西本地居天下之中，但经商区域却以北方及西北为主，对资金的汇兑提出了客观需求；山西商人设立了分支机构，具备了创立票号所必须的组织、人员、技术条件等诸因素。故而票号就在山西、就在清代中叶的时候产生了。实际上，这都是些大而化之甚至似是而非的说法，如有了社会需要就会产生票号，为什么唐宋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便产生这样的社会需要，为什么不出现票号呢？另外，说资本雄厚、信用卓著、技术手段具备就产生票号也是难以成立的，这些都只是开展汇兑的大背景，有了这样的大背景，是否就会产生票号，还得有某些与票号经营具体相关的制度。
促使票号诞生及保证其业务开展所据以为基础的制度究竟是那些呢？大体说来至少有以下几种：书信经营制度、总分号制度、龙门账会计制度、白银货币区域化的制度。至于票号的创立者他们所根据的是不是还有其他制度，如镖局制度、山西商人会馆制度等，还值得探讨。以书信经营制度为例，清代商人经营多赖书信，但形成严密制度则非晋商莫属。不论何种行业的晋商，只要有相当的规模，不论是否有分号，皆利用书信联系、沟通、汇报号事，故而设立专门写信的职位，每封信必编号、必抄存，每一年或数月之信必编订成册，于是形成，内部多视之为信账。与账本可作为信用的凭证一样，书信也是一种信用工具，故而某写信伙计下班或更换写信伙计，必通知其他分号，每一字号的书信的格式、笔迹最为重要，甚至比后来为学术界普遍重视的票号的所谓密押制度更重要一些。（晋商分号设立是相当的广泛的，我觉得颇有在各地、各层级市场布局并试图垄断经营的理念在其中，当然也有扩大经营、分散风险之意）可见票号经营必有技术手段，而书信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票号汇兑当然有所谓的“票汇”，即运用汇票汇兑款项，但相比之下，在票号初创时运用尤其多。相比之下，书信可以将汇水之类详细通知。对于票号而言，信汇无疑也能表示信用、信任，总分号之间、分号与分号之间，只要是编号书信，如是总号发出的，分号必须执行，并回信，不能短号，如果短号，总号的账就会不平衡；
票号产生前书信便在各行业经营、及家人、亲友往来中运用，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些制度性的东西，如家书中也有编号、给人介绍工作时，给这个被推荐者一封，但同时还会给相应的字号写另外一封信，以便更真实地介绍此人能力、人品等；有时通过书信来延长信用，这就是各凭各信的问题，如甲借给乙，这个钱又得由丁付给，但丁又只听命于丙的。那么这个信用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当时一项有名的办法，就是各凭各信。形成信用的链条。总的说来，晋商书信制度源于山西地方性的熟人社会。
票号的产生还与清代中期以来白银货币的区域化有关。白银的区域化指的是不同地区比较固定使用某一种、两种或几种成色、重量不统一，但为市场所认可的白银。这为票号通过不种类、不同成色、不同重量的银两之间换算来赚了利润提供了条件。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详细论述。其他关于龙门账制度、总分号制度也是如此。
中国金融史发展至清代前期，因为某种专业化趋势的进展，金融机构表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日益综合化的趋势。即原本业务单一的机构日益走向业务化，如以抵押放贷为主体业务的典当铺，开始进行存款、汇兑，甚至信用放贷、发行钱票等；以银钱兑换为主钱铺、钱店开始接受存款、对商户及城乡居民放款，比典当更普遍、更大量发行钱票；康熙雍正时代产生的账局本以对官员放京债、及对商人、工商业字号信用放款为主，也发展到进行存款等经营。票号初起时以汇兑为主，后来也开始进行存款及直接放款。
一种是专业化趋势。这一趋势既表现如上所述的某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以某一种业务为主体，如账局以信用放款为体，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对某些业务经营方面专业化，最著名的如票号对资金的汇兑的经营，原本票号形成之前已经有了相当普遍的汇兑经营，当时的银号、当铺、大商号乃至富商大贾、士绅官宦之家，凡为人所信用者均兼营汇兑。票号形成之后，开始了票号的专业化经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能够为商号、个人提供全国性的服务、随时能够提供服务、而且能够保证资金的安全、满足各层次商人、居民的需要。更重的这种专门化的服务，还表现在：能够更好与手工业商业乃至矿冶业的运行相配合，为之提供资金服务，如账局擅长于给城镇坐贾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票号则擅长为长途贩运商人提供资金事通服务、印局则善于为城市中小工商店提供额定较小的资金融通服务、放账铺则擅于为农村、农民提供数额较小的、且表现为铜钱的资金服务。
关于票号的衰落问题。学术界提到了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过份紧密、帝国主义侵略论、没有能转化成近代银行等原因，尤其是后者，更为学术界所重视，因为清末两位重要的票号掌柜——李宏龄、毛鸿翰，都在奔走呼号，李宏龄还自著《票庄成败记》、《同舟忠告》记载其过程及总结其成败经验教训。但这里有一个悖论就是：票号改组成银行就不衰败了吗？自清末以来，且不论外国银行，中国自身创立的银行先后衰败倒闭者不知凡几，此其一；其二、票号资本转化成了银行资本，票号变成了银行，如票号银行，还是原来的票号吗？这不同样表明了票号的衰亡吗？此其二。其三、实际上有些票号其业务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银行业的特征，很像是近代银行业机构了。至于是不是搞公司制，是不是搞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似乎不是什么问题。银行就没有个体银行了吗？就不许搞有限公司吗？
至于与清政府的关系密切导致它的衰落，或者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票号衰落就更是不符合逻辑了，虽然道光票号起源时，与清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票号后来为了业务需要，与政府及政府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来往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咸丰接管饷银汇兑之后，就更是如此。可见票号走向辉煌，与清政府关系相当密切，难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理，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票号衰落的说法，也应作如是观。
至于不少票号为什么在白银制度废除之前一段时间即已走向衰落，就就要根据每个票号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主要从其经营周期、其利润结构变动等侧面加以研究。
实际上，所谓票号的衰亡根本不是个什么问题，因为票号本身就其主体业务来看，他就是依托白银制度来进行其业务的，白银制度结束，其衰亡的历史命运就不可避免。就像铜钱不用了钱铺必然衰亡一样，民国时代的银行玩的是那个时代与国民政府相关的纸币， 民国时代的约币制度结束，当时的银行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票号至此可以说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从历史评价角度，作为后人，我们也没有什么惋惜的，因为它该为中国经济作的事，它都做了，并适应当时经济及国家政治的需要，发挥了相应的历史作用。他所培养的金融人才，成了中国民族银行业中的重要人才，它的业务也由银行更好地担当。
关于山西商人会馆（行业公会）的几个问题
山西商人与其他地方商人一样，也在其他地方建立起了他们的会馆，这种会馆遍布全国，在山西商人的经营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与对一般商人会馆的认识不同，我们在对山西商人会馆的考察中也发现了大量山西商人会馆的独特的东西。如只有在清末商人建立以后才出现的大量行业公所，大量清代中期以前碑刻等文献中便有这种行业公所的记载，如在北京，平遥商人会馆中有颜料商业公所，太原会馆中有煤炭行业公所，汾阳会馆会馆中有皮张行业公所。并常在会馆中讨论本行业的问题。
山西商人是依靠行会的，但票号、茶叶贩卖两大行业却无行会。（也没有结算中心）
山西商人会馆，主要是由平阳泽潞商人所建立，其建会馆的繁盛阶段是在乾隆以前，到乾隆中期，大部分馆已经建筑完毕，等到晋中商人兴起，他们主要利用原有的会馆网络，较少新建会馆。故而会馆建成与晋中商人基本没关系。会馆的建设，当然模仿山西本土样式，于是乎会馆建筑样式便多晋东南的样式。而且其建筑样式直接影响到了晋中大院的建设。
关于张家口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几个问题
隆庆议和以后，张家口的地位的日益重要，草原贸易、对俄外贸的开展，使其很快成为重要商业城市之一，作为对外贸易的旱码头，它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可以与天津、上海、广州等沿海水码头媲美。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清代以来全中国最重要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因为对外贸易的开展，也传统的内贸一样，采取的是赊货，即商业信用的办法。在广州也是如此，外国货轮载洋货，买丝、茶，在中国不需要这么多的洋货时，便来运来了大量的白银，有时直接就在船上熔化，或按七钱二、三左右的价钱折算成白银。于是，形成了每年两次定期结算的制度。
关于恰克图国际贸易及草原贸易中的结算问题，有两个著名的传说，一是说草原贸易为了防止土匪，商人有时候就地将银子铸成千斤锭，以便将它运到东口，再运回晋中，如榆次、太谷等地。这种说法实际上带有文学色彩，是不可信，因为商人可以运输大银锭，劫匪也能运输。再说，银锭也颇便于凿开，以减轻重量，便于运输。但交易中用银子，在与俄国的交易中，一开始俄国家不允许白银离境，商人便将银子铸成各种器物，与中国商人交易，偿付商品价格。嘉庆以后，俄国不再限制用银，但山西商人因为同时要购买回头货，也就不太大量的银子了。这时有时便采取了物物交换的方式。这种物物交换，不是自然经济之下的物物交换，这里在货币基础上的物物交换，虽然不必有大量实体货币的交割，但货币以记账货币的形式存在的。故而恰克图贸易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交易方式、什么样的货币形态，值得注意。
在张家口，采取的是以货易货的办法开展贸易，其结算则按照每年四次的办法，即形成了春夏秋冬四个定期结算，即四个标期的办法。
在张家口为贩茶商人、皮毛商人、绸缎商人的资金的需求，晋商除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之外，还建立了以对商人放贷流动资金、甚至开办资本的账局。与华北甚至全国各大城市、商镇建立了紧密的货币调拨、资金借贷联系。形成了繁荣的金融市场。
这样，在这种商业基础雄厚、制度构架明晰的前提下，形成了祁太平与张家口、归化、库伦一体的、以标期结算为特色的金融市场。
张家口因晋商而兴，没有晋商及其开展的贸易，张家口只是个小村子，只是个军事堡垒。更重要的是：适应商业贸易的开展，它还演变成了全国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关于山西商人的垄断性经营问题
垄断经营，不是近代大资本家的专利，明代中叶以来，晋商在许多行业、许多地区的经营都表现出了垄断的趋势，据笔者所知，华北地区各府县的典当业、盐业、票号业、清代对外、及对蒙古草原的茶叶加工及运销，毫无疑议的是晋商垄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实际上，除此这外，不少行业，只要有晋商参与，就容易走向垄断，其中有些商品不如以上所举盐、典、茶等商品通过长途贩运走向如此广阔的大区域市场，但仍能在一些小区域形成垄断态势，如豫东及与山东、安徽相邻的一大片区域农村放账铺的经营；北京煤炭的开采与供应、北京账局的经营、华北、东北、西北各地琉璃的烧造、华北各地颜料的生产、运销，全国尤其是华北、东北、西北食用油的运销、全国各地针的生产与运销。
但似乎晋商垄断经营并不是因为使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或违法的手段形成的。似乎是一种集团经营形成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村社精神、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合伙制组织，及其绝不用本家族成员的用人、雇佣人的原则，是其能够尽快扩张资金规模、扩张经营地域、解决经商人员人才缺乏的重大制度及组织基础。这种文化及精神使得山西各地区商人能够尽快在一种行业、或一个地区尽快地占领市场，形成垄断经营。还有就是山西商人缺乏竞争意思，山西商人之间，多分工，多相与，不搞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用分工的办法。形成一些地区性的分工，如晋中商人善票号、灵石、介休商人善典当、榆次商人善长途贩运茶叶、较早的平阳泽商人善贩盐、善搞矿冶业等，如一个群体善于某一行业，别的群体要想加入，是不容易的，既使原来的群体不加过份的排斥。
本文就土地贫瘠、人口密度大与山西商人兴起的关系、万里茶路的几个问题、票号起源、兴盛、及衰落的几个问题、书信传递、民信局、镖局及其与票号的关系、如何描述平阳泽潞商人、山西商人会馆（行业公会）的几个问题、张家口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几个问题、山西商人的垄断性经营问题等阐述了一些看法，并无一定的系统，也未提出材料来证明。是近年来阅读山西民间商业金融文书、民间庙宇碑刻，查阅其他传世文献、报纸杂志材料，阅读学术界一些学者的研究论文的初步的认识。
（这是孟伟教授报告的记录、整理稿。刘秋根记录。写于2016年6月，增补于7月12号等，再修改于2016年8月24日星期三）
3、王晶《解读锡和明记、晋商底里册的会议记录》
本次讨论于2016年5月8日，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会议室举行，此次会议共有两项议程：第一、唐晔老师和与会的课题组成员、青年学者及研究生针对底里册的解读情况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探讨了不少解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第二、由杨建庭老师以《锡和明记》为例，就如何解读运单及如何从纷杂的史料中提炼要素作了详细解答。
关于第一项议程。唐晔老师对底里册的解读情况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课题组的成员对于材料的理解都存在不少问题，解读文书是当前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关于此次会议上用于研讨的材料，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关于张家口的一些材料，主要记载了当时一些大商号的投资情况，唐老师主要是对此展开研究分析。关于商号的投资，唐老师首先讲到了关于沈祖炜先生从经营的角度将近代企业制度的标志总结为七个变化：从小本经营到社会化大生产；从单体经营到集团化经营；从直线制管理到分层制管理；从产权主体单一到产权主体多元化；从所有权经营权合一到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从独资合伙制到公司制；从无限责任公司到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这七个变化都可以归结为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规模扩大能带来许多好处，例如他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生产上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规模经济反映的是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优越性在于：随着产量的增加，长期平均总成本下降的特性。）但是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生产规模越大越好，因为规模经济追求的是能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生产规模。一旦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到超过一定的规模，边际效益却会逐渐下降，甚至跌破趋向零，乃至变成负值，引发规模不经济现象。也就是说企业最佳规模是一个受限值。
企业最佳规模，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分别是企业个体和行业整体。就企业个体而言，最佳规模要受到内部（主要是企业家个人筹资及经营管理能力）与外部条件（如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市场规模、上下游的产业配套情况、法规、习惯等）的双重制约。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家个人能力所给出的企业规模边界要小于社会现实条件所给出的边界，此时企业最佳规模实际上是由企业家个人能力所决定的；但是，也一定会有一部分优秀企业家，他们所能驾驭的企业规模会达到甚至超出外部条件所规定的边界，此时他们的企业最佳规模由外部条件决定，这就是行业层面上的企业最佳规模，企业家个人能力差异极大，以此各企业间规模差异也很大，外部条件实际上是社会现实条件，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状态，以此行业层面上的企业最佳规模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根据这个定理，唐老师提出可以根据当时晋商商号所投资的规模，大体上得出当时社会的一个最佳投资规模，即由内部条件来推断外部条件（当时的整个社会行业层面），因为当时的晋商几乎可以代表当时中国商业发展的最高水平了，而且当时的企业家个人能力（如乔致庸）在整个中国范围内也是相当卓越的，因此，唐老师提出可以反向推导的方法来。但是，杨建庭老师对这一方法提出异议，因为杨老师认为材料上出现的商号有些并没有记载准确的行业，因此，这样推导的话会因为各行业的投资情况不同出现错误，由此建议在更加详实的资料上进行这一推断。
除此之外，唐老师还针对关于当时商号的投资额和股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关于投资额，唐老师绘制了生动形象的折线图帮助大家加深理解，得出当时的最佳投资额大概在2万辆之间，这和当时各个家族的财力相比是相当小的一个数字，而且大部分都是各家联合投资，几乎没有独资的商号，这里固然有分散风险的因素，但可能也有关于企业破产时的一个赔偿问题，因为古代实行的是无限责任制。而且当时的股份构成也比较复杂，如某商号的投资人除了个体还有商号进行投资，那这样的分红情况也会有些疑问，因为这整个商号投资所得红利的分配是如何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除资本投资之外，即钱股，还有伙计的身股，除此之外，关于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大家也进行了讨论，如某商号的投资人之后，有这样一句话：“共项（顶）空俸3个”，郭兆斌师兄认为此处的“项”应为“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身股超过钱股。
关于第二项议程，在会议后半段，杨建庭老师重点解读了以《锡和明记》为例的运单分析，在解读有关锡和明记的运单时，杨建庭老师从规格、形式、内容、专业术语等方面将选取的材料分析得十分清楚明了，目前整理出来的锡和明记的有关商业文书都是运单，其数量有百余张之多，这批运单就是它在河北等地买棉布的凭证。时间集中在道光二十五年、道光二十六年这两年，即1845 到1846年，这个时间点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的时间，此时外来因素远未冲击到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仍保持传统中国的生产和运输方式。与锡和明记相关的这些运单主体部分格式大体相同，最上面是表头，上面文字一般为卖家商品号。各个商号开出的运单有些微差别，但内容大致差不多，空白处时需要发货的商号填写信息。当代运单的概念是指由承运人签发的，证明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将货物交给指定的收货人的一种不可流通的单证。除此之外，杨建庭老师还提到了历史时期的运单契，主要是唐代和元代的史料，由此可知我国的运单契出现较早。对于运单的解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交易双方：考察交易双方，需要获取最重要的信息是地点，这是一个历史地理的考量，还有物产的问题和市场位置的问题：生产地、集散地、消费地，可以进一步探讨市场体系。二、关于运单中出现的脚夫有些问题，如运单上的脚夫是运输企业还是个人？卖方是否有相对固定的脚夫来运输？通过对脚夫姓氏统计，每一家布店的承揽脚户姓氏都相对集中，脚户是否是家族从业？比如鹿天顺亨店的赵姓、任县九如老店的张姓和王姓。一个脚户完成客户一个“订单”才能接下一个“订单”？杨建庭老师重点讲解的是要素的提取与整理，如：买卖双方、脚户、商品的种类和数量、脚价、发货及收货时间、交货的期限及逾期的赔付办法。关于这一点，杨建庭老师做了细致的表格分析，让人一目了然。
总体来说，我认为我们这些初学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阅读量太少，不能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对材料的定位不准确，部分专业术语不是很明白；第二、做经济史研究也需要跟金融学、经济学、会计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相结合，虽然看过一些文书材料，但多学科领域的学习并不够；第三、之前很少有机会接触此类文书材料的学者和研究生，刚开始入门，看不懂毛笔字书写规范等专业书写方法和格式。最后，老师在会上对刚入门的学者和年轻学者提出了多读材料，多提问题的中肯建议，也希望大家多读书，积累更多知识，能从小细节中发现大问题。（王晶，系专门史二年硕士生）
4、练燕、由《行氏诉讼簿》看曲沃行氏家族
一、家族捐纳
捐纳制度是明清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虽然学界多将之定性为弊政，但其能够从临时性政策发展至定例，前后存在了近五百年，这当中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捐纳制度生命力之顽强，及至当今社会，其影响久久还挥之不去。
其实，就捐纳制度的本质来说还是“卖官”，而“卖官”的历史则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管子》、《五蠹》、《八奸》等书中，并于秦王政四年得以明确记载于史书，之后两汉、魏晋、唐、两宋、元等朝均有明确“卖官”的记载，直到明朝景泰年间，“捐纳”一词才始出现于官方文书中，至此，捐纳制度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活跃于明清两朝 。
明朝后期，捐纳仍是临时性政策，意在缓解政府财政的压力；清朝前期仍沿袭明制，虽多次开捐，却视情况而定开停；及至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皇帝指出“夫议捐纳者，未尝不出于士子之口。而留生童捐监一款，是士子首以捐资为进身之始矣。” 至此，“生童捐监”成为定例被保留下来。之后，此定例伴随着“现行事例”、“暂行事例”，一路走至该制度的消亡。
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两个王朝，封建社会各项制度发展已经盯当成熟，封建时代一直强调的“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也仍然深入人心。在封建时代，通过科举取士获官毕竟非常困难，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钱财；及至捐纳风气一开，缴纳钱财即可获得任官资格，大量世人便趋之若鹜，稍有家财，便积极投之于捐纳。
行家捐纳有捐官职、捐封典两种。首先，捐纳官职。《诉讼簿》中多次提及“捐纳”，案件源起即因冒用三代捐纳，并且涉案7人中有6人参与捐纳：行有條（候选府同知）、行有偁（候选员外郎）、行有任（贡生）、行有储（候选州同）、行有俽（候选州同）、行日昌（候选知县）。此为乾隆二十一年时6人的捐纳情况，而根据《曲沃县志》所载，此6人捐纳之路并不止于此，下以行有偁、行有储墓志铭所载为例：
《广东肇罗道德堂行君墓志铭》：君姓行氏，讳有偁，字君平，号德堂，世为曲沃望族……循例筮仕，授工部虞衡司员外郎……仕满，升刑部广西司郎中，出知云南武定府……旋授山东沂州府知府……君引例量移，知直隶顺德府……君仍调任沂州……三年，升授河南河陕汝道之任……寻遵例引避，改授粤东惠潮嘉道，调任肇罗道……。
《运同仁堂行君墓志铭》：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庚子，长芦都转监运使司青州分司运同，仁堂行君卒于官……君讳有任，字柱廷，号曰仁堂，世居曲沃……君兄弟四人，长有偁，历官于东分巡惠潮嘉道；次有俽，候选同知；次有傪，候补知府；君其季也……岁甲午，遵例授职长芦监运使司青州分司运同……。
乾隆二十一年时行有偁仍为候选员外郎，时“年已三十岁” ，而后“殁于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六” 。如行有偁在乾隆二十二年就开始为官，那他便在宦海浮沉了二十余年，历任5处，“二十余年间，缟带满京华，宦迹半天下” 。
据《诉讼簿》所载：“有偁于上年十月内为伊胞弟有任在京捐纳贡生，换来部照”。 即有任为乾隆二十年捐纳贡生，乾隆二十一年时身份并未改变：“具呈候选员外郎行有偁，同弟候选州同行有俽、童生行有傪、贡生行有任，为一堂奉母，不忍分居”。 及至乾隆甲午年（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才得以“授职长芦监运使司青州分司运同”。 从乾隆二十年至乾隆三十九年，行有任共用十九年获得了官职，任官仅4年即过世。
如行有偁由捐纳而官至知府，乃至更高层级，是明清大多数世人理想中的光明大道。无疑行有偁是幸运的，能够获得官职，并且为官二十余年。然而由于清朝统治者多次实施捐纳，官场上出现了“冗员”现象，即使有月选、在外候补、在籍候补、花样等不同措施的保障，仍然有大量通过捐纳出身的人很难获得出仕机会，即使是幸运如行有任等候选十九年得官，却仅得以为官4年，更有甚者终其一生也无法圆他们的“出仕之梦”。
除行有偁、行有條、行有任等6人有捐纳行为，《诉讼簿》中有提及的行大巚（例贡）、行世遵（例贡，候选通判） 、行世缵（职同知） 、行有傚（例贡）、行日昱（候补知县）、行日昂（例贡） 均曾参与捐纳。
从高祖学孔起，经“惟”字辈、“大”字辈、“世”字辈、“有”字辈，至“日”字辈，共计25人，其中捐纳14人，占总人数的56%，占比之重，实为震撼。
《诉讼簿》中有一份《乾隆八年二月至二十一年八月清单》 ，为行有條持家清单，开列如下：
共收入银一十九万八千九百零一两零五分二厘
平长银九百二十七两零二分五厘
除十八年账错少银五百四十七两七钱八分八厘
净长银三百七十九两二钱三分七厘
计开使用
买地共使银一万七十两
典地共使银一千七百零七两
助军需使银三万零八百三十五两
捐纳共使银九千五百六十三两
捐封典并级共使银二千五百二十九两
修侯马南门外石坡使银五百五十二两
建崖上滚桥使银三千二百二十一两
建修共使银一万五千零三十八两
济饥杂米使银六百六十八两
借贷出并随会共使银一万四千三百八十两
生意入本银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三两
日用杂事并红白事共使银八万八千五百六十二两二钱九分
以上十二宗共使银十八万九千一百零八两二钱九分
现存银一万零一百七十二两
此清单中助军需、捐纳、捐封典并级共使银42927两，约占十二宗共使银两的22%，可见捐纳制度对行氏家族的影响之深。相信这并不是个例，稍有钱财便举家捐纳的在当时一定大有人在。
其次捐封典。在上文《乾隆八年二月至二十一年八月清单》中有提及“捐封典并级” ，在《诉讼簿》中也曾多次提及“孺人”，如“先考邑庠生行府君洎先妣董孺人行述” 、“皇清耆賔瑞吾行公洎配程孺人许孺人合塟墓志铭” ，皆为封赠。《曲沃县志》中行有條的墓志铭对于其所捐封典有详细记载：
《中宪大夫乐山行君墓志铭》 ：讳有條，字植南，一字乐山。其先闻喜人，高祖学孔，礼部儒官；曾祖惟善，乡饮耆賔，弟季三人友睦，共羹行氏，六世同居，其所坊也。以孙世缵候选同州循例请赠奉政大夫。祖贡生，讳大巍；考庠生，讳世法，并以君职循例请赠中宪大夫。妣周、妣王俱赠恭人……。
行氏一族并非行有條一人捐封典，可考有捐封典者至少有以下几家。如下表。
表1 行氏捐封典情况
姓名 因何人获封 与获封人关系 获得封典
行惟善 行世缵 孙 貤赠奉政大夫
行惟麟 行世遵 孙 貤赠承德郎
行惟新 行有任 曾孙 貤赠朝议大夫
行大崑 行世缵 子 赠奉政大夫
行大崙 行有储 孙 貤赠儒林郎
行有偁 侄孙 貤赠中宪大夫
行大巚 行世遵 子 赠承德郎
行有偁 孙 貤赠中宪大夫
行大巍 行有條 孙 貤赠中宪大夫
行大峩 行有條 侄孙 貤赠中宪大夫
行世法 行有條 子 赠中宪大夫
行世钦 行有储 子 赠儒林郎
行世遵 行有偁 子 赠中宪大夫
行大和 行有任 孙 貤赠朝议大夫
行九锡 行有任 子 赠朝议大夫
行世缵 行日昌 孙 貤赠奉政大夫
行有修 行日昌 子 赠奉政大夫
行有俽 行日曦 子 赠奉直大夫
行氏家族确实有足够的资本，在本身家族开销外能够拨出大笔钱财进行捐纳、捐封，反映出晋南商人财力的雄厚。
二、家族生意
行氏家族用大量钱财进行捐纳，背后定然存在赖以支撑的生财之道。早在票号的辉煌时代来临之前，山西的典当业就已经颇具名气。成书于清朝乾隆六十年四月的《晋游日记》中就记载了时人对典当业的印象：“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物价值十者，给二焉。其书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恶其物，所以贱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赎，则物非己有矣。赎物加利三分，锱铢必较。” 这有力地证明了清中期之前晋商典当业的兴盛。通读材料，发现行氏家族或多从事典当业，将它定性为典商家族应是可以的。
在《诉讼簿》中判分家产部分，出现了14个店铺。
表2 《诉讼簿》中出现的行家字号情况表
铺名 所在地 今所属地 生意行当 本银
义兴当 山东齐河县 山东省德州市 当铺 11000两
天章当 愽平县韩管屯 山东省茌平县 当铺 38410两
夏津当 夏津县 山东省德州市 当铺
冠县当 冠县 山东省聊城市 当铺
日益当 曲沃县史店庄 山西省曲沃县 当铺
长发当 闻喜县 山西省运城市 当铺 12700两
山聚当 闻喜县 山西省运城市 当铺 9200两
邯郸当 邯郸 河北省邯郸市 当铺 ＞2万两
义兴铺 东昌府城南 山东省聊城市 杂货铺 20251两
元泰号 山东 山东省 杂货生意 13213.46两
日章号 山东 山东省
甄见庄铺
北定铺 直隶 河北省邢台市
聚一铺 山东 山东省 9000两
由于材料中并没有准确提及每一处店铺的具体位置，只能根据已出现的明显信息进行考证。材料中义兴当在山东济南府齐河县，所属地或为今山东省德州市；天章当在东昌府愽平县韩管屯，所属地或为今山东省茌平县；夏津当或在山东东昌府夏津县，即今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冠县当或在山东东昌府冠县，即今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日益当在本庄，即山西曲沃县史店庄，所属地为今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史店村；长发当和山聚当均在闻喜县，所属地为今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邯郸当或在直隶邯郸，所属为今河北省邯郸市；义兴铺在东昌府城南，所属为今山东省聊城市，具体城南何处不可考；北定铺或在直隶顺德府，即今河北省邢台市任县下辖之北定村；元泰号、日章号、聚一铺仅知在山东；而甄见庄所属何处已不可考，可能是山西曲沃县离家很近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不必要在诉讼状中具体指明。可见，其家族生意分布在山东、直隶、山西等华北地区。
因为史料的匮乏，目前并不能肯定以上表格中的14家店铺即为行氏家族生意的全部。然而，由表3并结合《诉讼簿》的内容，也可大致知晓行氏一门所从事的行业：典当、杂货及贩茶。
首先，典当生意是行氏家族的重要产业。《诉讼簿》中出现的典当铺即有长发当、天章当、邯郸当、夏津当、冠县当、日益当、山聚当、义兴当8处，另有行当不详者4处。在现有史料佐证的情况下，应基本可以断定典当业为行氏家族主要从事的行业，是行氏家族主要的财富来源。而且，这些当铺获利应比较丰富。《诉讼簿》中有一份行有偁所支利银的“花单” ：
二十一年七月支取本年利银花账
邯郸当支银五百两
夏津当支银五百两
韩管屯支银三百两
冠县当支银五百两
以上四项共支取利银一千八百两
其余寄书之处分文未给，山东日章号虽与银五百两，而有條兄已从常习玉手中劫夺去矣，与伊呈单对勘自清，谨此附
呈
以邯郸当来说，乾隆二十一年，“有偁五月回家，在邯郸带来银五百两，是以日昱七月回家亦在邯郸带来银五百两，如许兆熊回家係带公中银五百两，交明日益当，有收账可查” ，单行有偁、行日昱、许兆熊就从邯郸当支银1500两，其他人还未曾支取。虽然邯郸当本银具体多少暂不得知，但至少有2万，因为行日昌曾称“邯郸伙中亦存昌本银二万有零” ，显然，有这么雄厚的资本作为后盾，邯郸当每年获利确实不少，故而东家支银数目也是不少的。
从这纸花单的内容可知支取利银的方式是“寄书”。书信往来一直是晋商在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交流方式，支撑起整个生意网络。但书信亦有其弊端，即不能辨真伪。花单上指出行有條将山东日章号的来银500两劫夺，实际上就是在书信往来的过程中发生了真伪莫辨的情况：“日章伙计常习玉带本号银五百两亲来交送，照应真假，條乃知其事”。可知此时书信尚未有防伪之说，至于在票号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书信必定也是多次因此类现象而逐渐有所改进的。
其次，关于杂货生意，表2中已经提及，义兴铺和元泰号为杂货生意，其中义兴铺本银有20251两，元泰号本银至少为13213.46两，皆为财力不俗之字号。
在《诉讼簿》中，就元泰号而言，有两个值得被关注的地方：一是“元泰係日昌所继曾祖母马氏钗环首饰应运”，与公中并无干系；二是元泰号“係杂货生意，寄居别人杂货行中，罟具皆店主供给”，并无店底什物。
关于第一个关注点，在中国封建传统的观念中，女子只能仰望男子而活，社会地位低于男性，然而此《诉讼簿》中却提及行日昌所继曾祖母马氏，即行大峩之妻，用自己的“体己”远赴山东经营杂货铺。在13213.46两本银中，仅有1513.46两为行氏公中族产，其余11700两皆为马氏私财。可见在山西，人皆可为商，不分男女，女性的财产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尊重的。
关于第二个关注点，所谓杂货生意寄居别人行中，并无店底什物。应指未设独立角面，只是寄居杂货，只需出本，即可运转。此处所寄居的“行”有多种可能性：可能是作为“中介”的牙行；可能是本行的字号“代销”；也有可能是为商人存货、发货服务的行栈。然而，无论是哪种“行”，皆显示出晋商在经营过程中已经具有了相当完备的商业制度。
再次，行氏家族也曾经营过茶叶生意。晋商从事的行业虽然很多，但为人所关注的向来是盐、茶叶、布匹、票号等，而作为茶商，有名的商号有长裕川、长盛川、大昌川、大玉川。在清前期，山西商人多是选择福建武夷山作为茶叶货源地，后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又重新选择湖北武昌府的羊楼峒及湖南的羊楼司等地为货源地。有清一代，晋商在茶事一项上付出了无数的艰辛，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在晋商发展过程中占重要地位的茶叶，行氏家族亦有所尝试。
经营茶事一项在行氏现有（于乾隆二十一年）的字号中并未有所表现，然而《诉讼簿》中不止一次提及曾经经营过茶事：“在雍正年间遭茶事之变，众皆畏缩，而储父一身担当” ，“雍正二年，储父盗窃公财贩卖私茶，事觉后关文指名拿伊，并非家众遴选才能，央其出头。后偁伯父恨伊盗财禳祸，大破家财，逐伊归宗。” 。
由于“茶事之变”的史料缺乏，现在并不能得知全貌，仅能通过只言片语得知行氏在雍正年间确实经营过茶叶生意，随后生意出现问题，在惊动官府后由异姓继子行世钦出面顶罪，最后通过钱财化解了危机。
著名的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均为祁县商号，故在人们印象中经营茶事多为晋中商人，而这份不太全的资料则非常明显地显示出晋南商人对茶叶经营同样热衷，应当能够稍稍弥补晋南商人在经营茶事一项上的空白。
三、结语
自明朝起便享有盛誉的山西商人，引领了诸多行业的兴盛与发展，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使得经济史领域一直对研究晋商有着浓厚的兴趣。鉴于当今对晋中地区的研究过于倾斜，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晋南商人中较少出现儒商大贾，与晋中商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晋南商人为晋商的发展，为古代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同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对曲沃行家商人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初步探讨，使我们对晋南商人应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晋南商人热衷于捐纳。捐纳制度是明清两朝一项重要的财政政策，在儒家思想统治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本能地追逐士人身份，这项政策的出现正使得处于社会末等的商人有了改变自身身份的机会。曲沃行氏族人行有偁、行有任、行日昌便是通过捐纳获得官职，成功立足于上层社会。学术界此前的研究重点大多在晋商的商业活动上，认为山西人皆以经商为荣 ，然而《诉讼簿》的内容则提醒了人们，山西人从未停止过对士人身份的追逐。
其次，晋南商人有其独立的生意类型与商业足迹。以行氏家族为代表的晋南商人选择了典当和杂货为家族生意，应是在当地具有普遍性；而行氏家族将生意设于山西、山东及河北甚至其他地方，在当地应当也有着普遍性。典当、杂货生意以及异地设号的普遍定然会催生出相应的商业制度。
当然因为史料的稀少，学术界对晋南商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值得继续关注。也期待学术界、收藏界关注晋南商人纸质文献、文物的收集，以使我们对晋商的认识更加全面。
（练燕，专门史三年级硕士生）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完稿
5、王新磊《张家口调查报告》
——清末民国张家口城市商业区分布探究
时间：2016年10月9——11日
调查点：张家口草厂巷、堡子里、大境门、市圈、张家口博物馆、察哈尔历史文化展览馆
明清时期的张家口由一座军事要塞转变成一座重要的商业城镇，在演变的过程中张家口城市的商业功能远远超过了其军事功能，城市商业职能的建设不断发展。再到清朝末年，张家口对外开放，大量的外国商人涌入张家口，以及对俄贸易的开展，使这座商业重镇注入国际影响力。京张铁路的开通以及张库公路的修建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近代化气息。直到清末民国时期张家口市区内形成了几大具有代表性的商业区，对这些商业区的认识有助于加深对张家口工商业的认识。
一、张家口城市商业性发展的过程
张家口建堡要追溯到明代，明宣德四年（1492年）指挥使张文筑张堡以张家口作为堡的名称 。这就是张家口作为军堡的开始，以军堡为主也有为士兵和军事服务的商业，但这不是主要的。后来在张家口堡周围形成了许多的村庄和聚落。张家口商业市镇的开始是在隆庆和议以后，张家口被开辟为蒙汉互市之地，成为茶马贸易的重要场所。但是标志性的事件还是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宣府巡抚汪道亨在长城之下修建了来远堡（即张家口上堡），来远堡紧靠长城，当时为了方便贸易在长城上开了个小门就是今天的小镜门直通来远堡，张家口的商业发展从此起步。
进入清代以后，张家口的商业迅速发展，清朝统一全国，蒙汉互市更为频繁、重要。政府在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设立三个历时厅，会称“口北三厅”。专门办理与蒙古人民交涉之事。 雍正五年，清朝指定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和西宁为出入蒙古经商的贸易孔道， 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地位更加突出，张家口的商业地位更为突出。张家口作为中俄贸易口岸开始于清代康熙年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1727年）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商定俄国官方商队每三年可来京城免税贸易。乾隆三十年（1755年），清政府停止俄国商人来京城贸易，将贸易口岸定在了恰克图，据方观承乾隆二十四年的奏折称查赴恰克图、库伦贸易商民多在张家口设有铺屋，其中资本较为雄厚的六十余家，依附于票商的散商八十余家。 可见从乾隆年间张家口就成了重要的对俄贸易“基地”，张家口的商业更加繁荣，张家口“北方旱码头”的地位更加巩固。
鸦片战争之后，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续增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 而后俄国又通过许多条约获得更多的商贸利益，京张铁路1909年通车后，为张家口传统商贸业又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张家口商业兴盛，直到1927年中俄断交而后外蒙古独立，张家口的商业一落千丈，商业重镇的地位开始下降。
二、清末民初张家口主要的商业区
在张家口商业发展过程中，城市商业区不断拓展。到清末民初张家口形成了以上堡、下堡、怡安街为核心的三大商业区，这些商业区的形成反映了张家口地区商贸业的繁盛，这些商业区也有自己的特点。
1、以上堡为核心的商业区
以上堡为核心的商业区主要包括：上堡、大门街、大境门外元宝山下正沟、西沟地区以及西坝子。上堡又称来远堡，俗称市圈。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修建，堡方长1021米、长343米、高10米，加上107米女儿墙，全堡共有两个门，一是永顺门，位于堡的西南方向，是上堡的主要通道，门外就是大门街。二是北城墙下的小北门，小北门正对长城的小镜门。 这是对俄、对蒙贸易的集中点，也是张库商道的起点。市圈内商铺林立，主要的大街称市圈大街。根据波兹德涅耶夫的记载在1989年的上堡大商号主要有：祥发永、匡全泰、恒隆广、大盛裕、裕庄成、兴隆永、万庆泰、公和全、大金裕、屠正、裕源永等等。 到1923年上堡主要的钱庄、银号主要有：裕源永、裕成庄、兴隆永、天兴昌、瑞通、义和源、义顺成、永义隆等6家。 到1927年俄国、外蒙古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阻断了张家口至蒙古库伦和俄国恰克图贸易往来后，上堡贸易市场的生意一落千丈，我们到市圈时市圈已经没有了一点商业和繁华的味道，没有了一点历史的感觉，到处都是新的城建工程。
上堡西侧墙外就是大门街，大门街北从大境门门洞起向南一直延伸到南面的牌坊（1951年拆除，现重建）这一条大街靠近上堡墙的一侧有一排商业店铺，大多经营与旅蒙商人相关的商品，按照波兹德涅耶夫的描述，张家口的税关就在这条街上。这条大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非常热闹。
大境门外元宝山西沟、正沟一带也是重要的商业区。据《万全县志》记载：“张家口清中叶商贾辅辏，市面繁荣，殷实商号麋集市圈，光绪二十八年中俄条约……大境门外元宝山开为商场，遂成为陆路大商埠之一”1917年以后，大境门元宝山一带从事蒙地贸易的商店和货栈栉比鳞次，大约有1500家，平均资本额为白银1200两，大街上终日车水马龙，骆驼云集，热闹非凡。这些旅蒙巨商中以大盛魁、天义德、元盛魁为最大，根据1941年崇礼县商务会对旅蒙业调查表可以看出西沟地区主要的字号有：亿会元（光绪三十一年）、永诚铭（光绪三十二年）、隆盛元（民国四年）、亿合通（民国五年）、积庆祥（民国十七年）、福兴隆（民国二十年）、德义隆（民国二十四年）、合盛隆（民国二十七年）。 大境门外峡谷中有一片空旷的地方叫“坝岗子”，本地区的牲口交易就在这里进行，“尤其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各旗蒙古人和察哈尔各旗的蒙古人在秋冬季将近几百千头牛羊赶到这里来出售，阴历五六月份坝岗子的牲口贸易特别兴旺”。 当地也流传着“大境门外一半牲口，一般人”的说法，可见牲口贸易的繁盛。
2、以下堡为核心的商业区
下堡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张家口堡，也就是张家口的发源地。张家口上下堡被八旗兵的校场隔开，在校场的南侧有一排碱店，土碱也是张家口特色的商品，土碱主要产自塞外察哈尔的正蓝、镶白等旗境内，土碱的经营也需要得到政府的特许，在张家口向政府领有盐引、正式从事土碱的字号有：德懋碱店、合成碱店、元隆碱店、全成碱店、德元碱店、天合碱店、元盛碱店、泰成碱店和裕源碱店。
在下堡最主要的商业街是武城街，武城街是张家口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相传在明成化年间因守将是武官，有武将思武之说，因而命名这条街为武城街，武城街南北长约为一华里。明成化年间在北武城街北口建了一座高大牌楼，上书“武城胜景”。到清朝乾隆二十六年在武城街南口筑起牌楼，上书“武城烟景”。根据《漫话张家口》所描述武城街主要的字号有“永发和烟酒茶糖杂货店”、“裕成泰绸缎庄”、“裕元银号”、“天一香茶楼”还有大昌元、德源茂、永德魁三家帽铺、永昌生香油店、顺泰聚瓷器店、南山药堂、中华药房、德兴元、森茂号糕点铺、文古斋画店、利文、晋文纸店、庄祥成五金店、天成店等等。 下堡还有一个金融聚集地——棋盘街。棋盘街有许多小巷，其中有一条是称为兴隆巷，这条小巷聚集了大量的钱庄、银号，前文所述下堡的钱庄基本上都集聚在这里，后来蒙疆银行、察哈尔银行也都集中在这里。
在下堡外也有重要的商业区，草厂巷就是其中之一，草厂巷为东西走向，东起新华街口，西至通顺街，全长622米，宽3.5米。其巷内南北均有小巷，有武家大门、缸房巷、南北万升玉巷、井棚巷、老茶店巷、东西骆号、三元巷、面铺巷、阳沟巷、口袋巷。草厂巷有许多大院，这些大院多是经营旅蒙贸易的大商号的货栈或者是为他们服务的小商号。在旅蒙贸易中从南方运过来的茶叶都需要在这里停留、分包。
3、以怡安街为核心的商业区
怡安街就是现在桥东区的发源地，这些商业区的出现和京张铁路的开通分不开。1904年前后在修建京张铁路之处，张家口一些商家纷纷在火车站周围购买地皮修建商铺和住宅，在火车站的西南角一带修建了怡安街、长安街、宝善街、长寿街等四条商业街，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后又修建了张家口东安市场、福寿街。根据《漫话张家口》考证，怡安街上大商号主要有：慎昌钟表店、南山堂中药房、开源布庄、恒源达百货庄、启元茶庄。
张家口的城市商业区的发展随着不同时间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从市圈正沟西沟到堡子里在桥东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城市发展的轨迹，但是由于史料的不足，我们还不能更明确的考证商业区内部不同行业的集聚和在时间上的前后延续。到1927年以后旅蒙贸易的衰落，张家口的整体商业地位快速下滑，“塞外明珠”开始暗淡无光。
三、以商业字号命名的张家口街道
张家口商业繁荣各种商业字号都非常多，许多街道就以本街道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商业字号来命名街道。打开民国时期的地图就非常明显，者也恰好证明张家口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商业文化的丰富。现将以字号命名的街道整理于下表：
序号 街道名 字号名称 街道地点 备注
1 日升昌巷 日升昌 桥西区上堡西太平山下，南起朝阳洞庙，北至牌坊 1977年和德顺斋巷合并，改名西山底
2 德顺斋巷 德顺斋 桥西区上堡西太平山下 1977年和日升昌巷合并，改名西山底
3 东、西骆号巷 东、西骆号 桥西区草厂巷
4 南、北万升玉巷 万升玉 桥西区草厂巷 万升玉可能是面铺
5 隆昌巷 隆昌洋行 桥西区东起冯窑厂、西至美人沟 俄国商人经营
6 三合店巷 三合店 桥西区北起古宏大街、南至西沙河路 镖局
7 四顺店巷 四顺店 桥西区东起三合店巷、西至西沙河路
8 大源永店巷 大源永店
9 锦泉兴巷 锦泉兴 堡子里棋盘街
10 丰茂巷 永丰茂
11 义顺斋巷 义顺斋 桥西区明德南街
12 怡安街 怡安公司 桥东区宣化路到花园路之间
注：以上资料来源于《漫话张家口》和《张家口文史资料》，目前还不能找到十分清晰的民国时期张家口的地图，现在张家口地图大多没有这些小巷名称。
张家口除了大量以字号命名的街道，还有以行业命名的街道如：当铺街、面铺巷、缸房巷等等。这些街道名可以反映出张家口繁荣的商业历史，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最后把张家口地区疑似字号的村庄名整理于下，由于不了解这些村庄的历史，只能从字面上判断是否是字号，还有经验不足，不能十分肯定。
保德堂、昌发厚、大美义城、德巨龙、德巨兴、福全美、和顺兴、合义庄、四顺永、天昌魁、天合永、天兴元村、通海店、永太昌、永太梁、永德堂、玉顺店
疑似和手工业有关的村庄名：
醋酱坊、大木厂、灯盏碗子村、东豆腐窑、缸房村、缸厂村、郭油坊村、木匠窑、铜匠湾
以上村庄名来源于张家口市政府网站
2016年10月20日
（王新磊系中国古代史二年级硕士）
2017年1月9日星期一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