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

根据本项目成果的整体设计和有关会议决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的《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应有一篇能够统揽全书的“绪论”，并委托首席专家执笔起草，经项目编纂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定稿后，冠于《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一卷正文之前。鉴于项目组下一阶段工作重点将转入撰写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拟将《中华民国新闻史：绪论》（征求意见二稿）提交会议讨论，以便达到凝聚智慧、统一思想的目的。秘书处决定在本期《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上刊发，以便各位专家学者有较多时间对此进行思考和斟酌，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在会上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中华民国新闻史：绪论》

（征求意见二稿）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第二批）“中华民国新闻史”（编号13&ZD154）的最终主体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亦简称“民国新闻史”）是再现和研究中国新闻业数千年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中华民国时期新闻业”（亦简称“民国新闻业”）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及内其规律的专门史学，既是与“中国新闻通史”对应的“中国新闻断代史”组成部分，也是与综合性“中华民国史”对应的“中华民国专门史”组成部分。本绪论主要就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进程、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民国新闻史的阶段划分、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思想原则、本项目研究的成果体系和工作组织等涉及全书的问题作一总的介绍。

一

本课题研究是在中国新闻史学界发端“民国新闻史”研究后数十年学术积累基础上进行的。自孙中山1912年元旦领导在南京创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至今为止的100多年间，中国新闻史学界以“民国新闻史”为对象进行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分成如下四个阶段：

（一）民国新闻史研究的起步发展阶段

以民国新闻史为对象进行的学术研究始于袁世凯死后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第一部涉及民国新闻史内容的著作是姚公鹤所撰并于1917年公开发表的《上海报纸小史》。《上海报纸小史》所述内容的时间跨度上自《申报》创办的1872年起，止于袁世凯称帝失败病逝的1916年。作者在书中对“上海报界实体上变迁沿革盛衰兴废之大要”做了图景式的描绘与分析，尤其是关于“上海报纸的经营与印刷情况”、“上海报人地位的演变”、“上海新闻报纸报道形式的发展”、“民众对上海报纸的态度”及“上海报界公会”等内容，已具有较明显的“研究”色彩而不仅仅是史料记录。

自《上海报纸小史》开先河后，记载和研究民国新闻业的著作就连绵不断。主要成果有：申报馆编印《申报馆纪念册》（上海申报馆1918年）、陈冷主编《时报馆纪念册》（上海时报馆1921年）、上海新闻报馆编《新闻报卅周年纪念册》（上海新闻报馆1922年）、黄炎培编《最近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申报馆1923年）、汪英宾著《中国报刊的兴起》（英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24年）；蒋国珍著《中国新闻发达史》（上海世界书局1927年）、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张静庐著《中国的新闻纸》和《中国的新闻记者》（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黄汝翼著《新闻事业进化小史》（上海中央日报社1928年）、上海日报公会编《上海之报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黄天鹏著《中国新闻事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项士元著《浙江新闻史》（杭州之江日报社1930年）、杜超彬著《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赵敏恒著《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燕京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界交通录：新闻学研究第2号》（编者1932年印）、胡道静著《上海的日报》、《上海的定期刊物》和《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通志馆1935年）、杨家骆著《中国期刊社报社通讯社一览表：民国史稿副刊之一》（南京中国辞典馆1935年）；郭步陶编著《本国新闻事业》和谢六逸编著《国外新闻事业》（上海申报馆出版）、林语堂著《中国报刊与舆论史》（英文，上海凯利尔和威尔士有限公司1936年）、马荫良著《中国报纸简史》（英文，上海申报馆1937）、邵介著《中国报史述略》（福州中央日报社1937年）和吴成著《非常时期的报纸》（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等。

这一阶段既是民国新闻史从起源到起步发展的阶段，也是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迅速发展阶段，更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黄金阶段。从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的1927年4月到1937年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制造的“七?七事变”爆发前的这十年间，中国学术界包括民国新闻史研究在内的新闻史研究出现一个高潮：1918年至1926年间的8年间一共出版（印行）与民国新闻史有关的书籍6种（5种大报“纪念册”及汪英宾《中国报刊的兴起》）；从1927年到1937年10年间共出版（印行）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34种，除了3种大报 “纪念册”外，其他都是研究性质著述或编著。这一阶段对民国新闻史研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在宏观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著作中顺延介绍到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发展历程，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该书撰于1925-1926年间，全书6章约28万字。其中第五章“民国成立以后”和第6章“报界之现状”即是对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其篇幅占全书一半。二是一些著名大报如《申报》、《新闻报》、《时报》等纷纷编辑出版“纪念册”介绍到各报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勾勒出了中国进入民国时期近二十年间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三是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新闻史为学术特长的学者。最著名的是戈公振，其《中国报学史》是20世纪唯一的一种有外文译本、享誉国内外的中国新闻史代表作。

（二）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战时”发展阶段

就在新闻学界对中国新闻史（包括民国新闻史）研究方兴未艾的1937年，中国政治军事外交态势发生了重大变故。这年7月7日爆发的“七?七事变”，迫使中国从原先发展轨道转向“战时”状态下全民族抗日救亡阶段。包括新闻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也随之进入战乱动荡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在中国抗战胜利后因美国的介入延续到国共两党军队决战尘埃落定的20世纪40年代结束为止。

这一阶段产生的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如：赵君豪著《中国近代之报业》（香港申报馆1938年）、胡道静著《报坛逸话》（上海世界书局1940年）、戈公振著《新闻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法）淮尔（G.Weill）著，宋善良译述《日报期刊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中美日报读讯会编《新闻史纲》（上海罗斯福出版公司1941年）、余戾林编《中国近代新闻界大事记》（成都新新新闻报馆1941年）、章丹凤著《近百年来中国报纸之发展及其趋势》（上海开明书局[桂林]1942年）、寄鸥的《武汉新闻史》（1943年）、容又铭编著、马星野校订《世界报业现状》（桂林铭真出版社1943年）、管翼贤著《新闻学集成》（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赵君豪著《上海报人的奋斗》（重庆尔雅书店1944年）；程启恒著《战时中国报业》（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年初版）；程其恒编《各国新闻事业概述》（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初版）；龙之鹏编著《各国新闻事业透视》（重庆大华书局1944年）、蔡天梅编著《新民报社史》（新民报社1944年）、吴宪增编著《中国新闻教育史》（石门新报社1944年）、史梅岑编著《新闻学纲要》（河洛日报社1945年版）、胡道静著《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等等。

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的动荡年代——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延续14年的共同目标，围绕抗战胜利后中国走什么道路进行的国共两党三年决战所带来的战时频仍和对社会文化积淀以及生产力的破坏，决定这一阶段是学术研究极端困难的年代，不少处于学术研究盛产期的学者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从而使包括民国新闻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力量大大减弱，成果数量和质量都明显下降；更是一个鱼龙俱下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是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不屈奋斗的仁人志士坚持民族气节披荆斩棘；另一方面是一些认贼作父的汉奸文人（报人、学人）借“学术”之名恬不知耻地为主子效劳，为自己脸上贴金。纵观这一阶段民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有如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在极端困难的社会环境中，一批新闻史研究者克服困难坚持研究，使得民国新闻史研究在困难环境下保持了研究脉络的延续。由于“九?一八事变”是发生在地处相对边陲东北地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行径对内地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干扰还须时间，所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内地的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受影响还不明显。从1932年到1937年的6年间，仍然产出了17件成果（其中学术性著述有11种，占所有成果的64.7%）。 二是这一阶段的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被烙下了清晰的时代印记。一些成果名称或成果生产者署名中出现了“战时”、“非常时期”乃至“战时新闻检查局”、“新闻监察局”等，为当时的“战时”氛围和管理机制留下了印记；另外一些成果的产出者则是众人皆知的汉奸文人（报人、学人）如管贤翼的《新闻学集成》、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等所谓“学术著作”出版。三是由于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的属性，中国抗日战争一方面需要世界各国的支持和声援，另一方面也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做贡献，所以在民国新闻史研究方面也就出现了一批把民国新闻史放在世界新闻史中研究或是把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如《世界报业现状》（容又铭编著、马星野校订）、《各国新闻事业概述》（程其恒）和《各国新闻事业透视》（龙之鹏）等。四是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此后，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退却到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则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再到全面溃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被解放军占领后一迁再迁，最后在祖国东南沿海台湾岛苟延残喘。在全面内战环境中，“和平建国”成为泡影，学术研究无从谈起，包括民国新闻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成果寥寥，几乎空白。

（三）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曲折发展阶段

20世纪中叶的中国，隔着台湾海峡的两岸实行两种政治和社会制度。两岸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经济方面互不往来，两岸人员隔峡相望，军事外交剑拔弩张。这边大声宣示“一定要解放台湾”，那边发誓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种现实对海峡两岸的民国新闻史研究造成了直接影响和制约。

播迁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仍然实行国民党主导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因为国民党台湾当局为稳定政权采用以军警宪特为主导的“戒严状态”和以高压政治为核心的“威权统治”，严重禁锢了学术界的思想思考和学术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台湾地区新闻史学术界同人按照“隔代修史”的惯例，还没有对“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进行专门的研究，只是在“中国新闻（通）史”、“台湾地区报业史”或报人们的回忆性类著作中叙述到这一历史阶段新闻史的内容。由于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后需缓神喘气，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新闻史学者开始牵头启动新闻史教材研究和编撰工作。1962年6月，曾虚白在美国亚洲协会主持者巴克资助下，约请在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任教同仁李瞻、陈圣士、阎沁恒、黎剑瑩及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校友常崇宝、卞氷峯、张玉法等分章进行研究，朱传誉后来也参与其中。1965年1月完成初稿，1966年4月由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初版。此后出版的该类著作有：冯爱群著1967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华侨报业史》；赖光临著1971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1977年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和1981年台湾中央日报社出版的《七十年中国报业史》；李炳炎著《中国新闻史》1986年由台湾陶氏出版社（再版）、李瞻主编由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史》则是从台北市新闻编辑人协会1951至1973年创办的《报学》半年刊40期中选辑有关中国新闻史的26篇文章汇编而成，从时间角度包括宋代、清代和民国时期、从地域角度则涉及到上海、广东、东北和台湾等地报业。程之行著1995年3月由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史》；郑贞铭著由远流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百年报人》（系列著作）；王天滨著《台湾新闻传播史》和《台湾报业史》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于2002年8月和2003年4月先后出版，等等。从台湾地区出版的上述新闻史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台湾地区的新闻史学者对民国时期新闻史的研究包含在“中国新闻史”和“台湾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中。直到进入21世纪已过去近20年的现在，台湾地区还没有出版以“民国新闻史”为著作题名的新闻史专著，这一方面有特定的社会环境背景，另一方面也是传统文化认知习惯所致。

台湾海峡对面的大陆地区，对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则是另一种情况。由于新政权是在国民党政权废墟上建立的，对国民党溃败台湾前潜伏特务的警惕及对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警惕，使执掌新政权的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方面是全力宣传新政府的方针政策，打击对新政权的破坏活动，全力宣传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新闻业的光辉历程，以增强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思想政治运动，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极“左”社会氛围，更使得学术界人人自危，“中华民国新闻史”乃至与“中华民国新闻史”更成为学术界不愿也不敢触及的研究对象，尤其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对民国新闻史研究更是避之不及，从解放区出来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则因在领导岗位无暇从事学术研究。因此这一阶段大陆地区对民国时期新闻史的研究主要是对这一阶段中共产党和民主新闻业发展史的研究，对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新闻业发展史的研究基本是空白。只是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从1959年开始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中收录的民主人士回忆录中涉及到这一阶段新闻业及一些业务单位编印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一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方汉奇1965年完成了《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讲义》（1973年1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印成册）。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并开始“改革开放”后才渐次改变。尽管大陆地区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不断深入，学术视野不断开阔，但一是数十年积压下来需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二是在学术界唱主角的仍是从民国时期过来或建国前十七年间培养的知识分子，思想观念转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三是新的学术队伍形成更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所以直至20世纪结束时，大陆学术界一直没有出现以“中华民国新闻史”为著作标题的学术专著。但大陆学术界对“中华民国”这一历史阶段新闻史的研究没有完全停滞。只是尽管研究的“民国时期”新闻史内容，但却不以“民国新闻史”的标题出现。研究成果问世主要有几种方式：一是在“中国新闻史”的大框架内从古代一直延伸到“中华民国”时期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种情况在各种“中国新闻通史”的专著或教材中常见，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如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白润生编著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吴廷俊著《中国新闻史新修》、刘家林的《中国新闻通史》及方晓红的《中国新闻简史》（再版时改名为《中国新闻史》）等；二是在“中国古代新闻史”、“中国近代新闻史”或“中国现代新闻史”著作或教材中涉及“中华民国新闻史”中的某一阶段内容，如王洪祥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其中第五章“北洋军阀初期的新闻传播和名记者的出现”介绍的是民国创立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这八年的新闻史；又如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最后一章（第七章）“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报刊”以“五四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报刊的出现，中国报刊的历史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为结束，表明该书也研究到民国初期八年间的中国报刊。三是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及其他专门史的著作或教材中作为背景或陪衬的内容出现。在1972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由李新、孙思白牵头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1981年出版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民国史《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到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时，《中华民国史》十二卷全部出齐。在这期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自1979年开始陆续出版；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于1991年出版；韩信夫、姜克夫主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于1997年出版，南京大学张宪文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大辞典》于2001年出版；接着张宪文等著的《中华民国史》（四卷本）于2005年12月出版；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十卷本）于2006年1月出版，这些“民国时期”史学著作多有涉及“民国新闻史”的内容。

（四）“民国新闻史”成为学术概念的阶段

2007年第8期的上海《新闻记者》杂志上刊载了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咏梅撰写的书评《研究民国新闻史的新资料——读〈胡政之文集〉》，这是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所发表的学术文献标题中较早出现“民国新闻史”这一学术概念的文献。2008年12月，胡小平著《民国新闻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1949年后大陆学者撰写出版的学术性著述中较早出现“民国新闻史”学术概念的专著。该书大32开，有“引言”1页。全书339页。内容体例是全书分四“编”（“第一编 北洋时期新闻业的成长”、“第二编 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业”、“第三编 抗战时期的新闻业”、“第四编 内战时期的新闻业”），每“编”设“章”，数目不等（第一编12章，第二编8章；第三编10章，第四编5章），“章”不分节。如“第一编 北洋时期新闻业的成长”中“第一章 辛亥革命后的暂时辉煌”内容共6页加3行，不再分“节”。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含21种图书及其责任者、出版单位、出版年月及版次信息）。 2011年1月出版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期上刊载倪延年《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意义、体系和实施》一文，这是大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以“民国新闻史研究”为主题的专业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同年第5期全文转载）。同年3月，作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的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和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成舍我与民国新闻史国际学术探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是目前所知大陆地区新闻史学界举办的、在活动名称中较早出现“民国新闻史”概念的第一个学术交流活动,也是台湾地区新闻史学研究单位参与主办的第一个与“民国新闻史”研究直接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2014年5月，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承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计划中承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再现历史，探寻规律：首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这是中国新闻史学会举办的、立足大陆地区新闻史学界、以“中华民国新闻史”为主题的第一次专题学术研讨活动，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4）》。201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文摘系列”之一的《新闻学传播学文摘》正式创刊出版2014年卷（总一卷），选取论文的时段为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这本文摘分为三大板块：其一是全文转载，即我们认为这些论文值得你花时间认真阅读的；其二是观点摘登，即我们认为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有新意，值得你了解一下的；其三是论文题录，即我们认为这些论文有一定价值，值得向你推荐，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按图索骥地查找原文”（唐绪军：《（新闻学传播学文摘）编纂说明》）。该卷文摘第一板块第二类“新闻史”中全文转载两篇论文，一篇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姜华《从良心自由到出版自由——西方近代早期新闻出版自由理念的形成及演变》（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另一篇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倪延年《论民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进程及阶段特点》（原载《现代传播》2014年第5期），可见2013-2014年的大陆新闻史学界“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受关注之一斑。

二

民国新闻史的宏观研究对象是民国新闻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涉及到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

一、“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内涵

“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内涵是指“民国新闻史研究”这一特定学术性研究活动所涉及的社会事物总和。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而言，“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内涵应该包括如下方面：

（一）民国时期新闻业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要素

新闻事业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中华民国时期新闻业是中国新闻业发展到中华民国这一特定阶段的产物。只有民国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出现民国时期新闻业。回顾民国新闻业（乃至中国所有历史朝代或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民族新闻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社会环境与新闻业构成要素间的密切互动——社会环境为新闻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人力、物力、技术、理论、经验、需求及社会认知等基本条件和动力，新闻业的出现和发展则为社会环境中的传统文化和新的知识、技术、观念的社会性“流动”和普及增加了新的传播途径和提高传播效果的可能。

在民国新闻业起源、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新闻业所处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宗教、科学技术等构成要素，一方面具有历史文化传统延续性，在众多变化中难以改变数千年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又具有时代潮流推动下的变化性，各种要素如“移步换景”一样在不断变化和运动的同时塑造“新闻史”的形象。研究民国新闻业发展历程中不同阶段社会环境的差异和变化，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新闻业为什么会在那个社会阶段发生那些具有显著特点的变化？为什么会在那个社会阶段中出现那些具有个性的新闻媒介和新闻人？为什么会在那个社会阶段出现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新闻事件和新闻团体？这些既是研究民国新闻史必须回答和阐述的问题，更是离开了对当时社会环境要素的研究无法解答的问题——毫无疑问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二）民国时期不断发展变化的新闻业物理要素

假如把民国时期新闻业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环境比作表演的舞台，构成新闻业的物理要素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人们感知民国新闻业存在的最直接体验是构成民国新闻业的具体物理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括：

1、民国时期的新闻人。是构成“民国新闻史”这一研究对象的所有要素中最具有主动性和革命性的要素。“民国时期新闻人”是指“民国时期社会成员中专门从事社会新闻传播活动的那一部分社会成员”。“社会新闻传播活动”是一个包含众多工作环节的完整社会活动过程，具体包括新闻消息的采访（获得）活动，新闻消息的选择（编辑）活动，新闻消息的荷载（印制）活动，新闻消息的传播（发行）活动，对新闻消息的采访、选择、印制、传播等活动进行的行政性管理活动以及新闻传播活动所需特殊专业人才（采访人才、编辑人才、管理人才等）进行专业性教育（培训）活动等等。从上述方面认识，民国时期的“新闻人”就涵盖了采集新闻消息的新闻记者及为报纸专栏提供文学艺术作品的作家和艺术家、对记者采集获得的新闻消息及作者投稿的其他文字（图像）内容进行筛选录用和报纸版面设计的文字编辑和版面编辑设计、根据值班编辑编定（当然要经过报社高层管理人员审定）的报纸文稿进行排字、校对及印刷的报纸印刷人员、把印制完成的新闻报纸通过报摊销售或投送到订户等方式传播到报纸受众手里的发行人员、从事新闻教育及研究的专业人员，当然更少不了为保证上述活动正常运行而存在的各个环节的新闻和业务管理人员。即使是在“民国时期”这也应该是个庞大的社会成员群体，但并不是其中每个人都能成为研究的具体对象，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新闻人”可能成为“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中的“新闻人”之一。他们或是在新闻活动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得到同行和学界认同，或是因特定新闻事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而名留青史；再或者是在新闻媒介运作或新闻学术研究等方面引人关注。而在实际的“民国新闻史”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新闻人”又主要是处于新闻活动链上游的新闻采访、新闻编辑以及新闻管理环节的人物，至于新闻纸制造、新闻报纸印刷及新闻纸发行环节中的人物则更少有机会被新闻史研究人员所关注。

2、民国时期的新闻媒介。是构成“民国新闻史”这一研究对象的所有要素中仅次于“新闻人”要素的基本要素。民国时期虽然不到四十年，但却是中国新闻媒介家族增加成员最为频繁也是发展较快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传统的旧式新闻报纸完成了从以朝廷新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报纸向以社会新闻为主体的近代报纸的转型，从明末就出现的以翻印朝报为主要内容的民间《京报》在辛亥革命后因皇帝退位自行消亡；在代表不同政治理念或治国方略的政党报纸随着各式各样政党政团的出现成为新闻界主力的同时，由外国在华势力在背后支撑的少数民营大报影响力不断增大（北方以天津《大公报》为牛耳，南方以上海《申报》为马首）；辛亥革命期间登上新闻传播舞台的新闻纪录电影成为新的新闻媒介。武昌起义后由著名杂技幻术家朱连奎和美利公司洋行在前线合作拍摄的记录武昌新军起义后几次重大战斗实况的《武汉战争》于当年12月1日在上海南京路谋得利戏院朱连奎的杂技节目上演时同场映出。1917年秋商务印书馆经手盘进美国商人一套摄影设备，1918年拍摄了报道1918年12月上海焚烧大量烟土实况的新闻纪录电影《上海焚毁存土》，1920年7月董事会决定正式成立我国第一个专门的电影摄制机构“活动影戏部”。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广播电台是1920年11月2日开始播音的美国匹兹堡的KDKA广播电台。1922年12月，美国人奥斯邦（E.G.Osborn）来到上海和英文大陆报馆（The China Press）合办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并于1923年1月23日晚首次播音。再加上20世纪初就传入中国的照相铜版制版技术使得辛亥革命后新闻报纸更加广泛使用的新闻摄影照片，基本完成了民国时期包括新闻报纸、新闻电影、新闻广播及新闻摄影等中国新闻媒介体系的完整构建。对民国时期新闻媒介史的研究毫无疑问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3、民国时期的新闻活动。民国时期的新闻采访、编辑、印制、发行和传播等业务性活动是构成“民国新闻史”的基本要素，也是“非新闻人”感知和接触新闻的唯一途径。“新闻”的运作路线图是“从受众中来，到受众中去”，即新闻采访人员（专兼职记者）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现新闻受众可能感兴趣且具有正能量的新闻线索后经过采访、收集、追踪或调查等环节写成新闻稿件，报纸编辑经过编辑、排版、印制后成为新闻报纸，又传播给新闻受众的过程。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步，新闻活动的理念、技术、方法、技巧及专用设备（设施）等不断发展和进步，使得新闻活动的质量、水平和效果不断提高。研究“民国时期”新闻的采访、撰稿、编辑、排版、印制、发行和传播等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创新和进步，自然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民国时期”新闻活动过程中发生的新闻性社会事件或者是由于新闻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反响导致的社会性新闻事件，更是“民国新闻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4、民国时期的新闻活动成果。主要是指民国时期新闻活动形成并流传给后世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文字的或图像的、公开出版物或档案文献等类型的成果。它们是当时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具有难以替代的史料功能。现保存在各种类型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以及其他学术机构图书馆或文献信息中心的生产于民国时期的数量巨大的新闻报纸、杂志、画报及其他载体的原始性文献，肯定是研究民国新闻史最基础、最宝贵、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史料。现收藏在各类档案馆、博物馆以及个人收藏处所的产生于民国时期的与新闻有关的大量档案文献、照片、胶卷、电影胶片以及实物等，也是研究“民国新闻史”的重要史料支撑和原始信息的重要来源。现收藏于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得后人手中或委托收藏于有关文献单位的当时历史见证人的日记、手稿、书信等，同样是探寻民国时期新闻人的思想、心理、情感变化的重要依据，更是深度研究“民国新闻史”必不可少的参照文献。由于各种各样以及众所周知的原因，民国时期新闻活动的数量巨大的各类成果流散于民间甚至流散于海外，成为当今研究民国新闻史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把上述各类民国时期新闻活动成果进行综合的而又有条理的、历史但又辩证的研究，方能尽可能真实地再现民国时期新闻史的真实面貌，从中探寻到民国时期新闻史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三）民国时期新闻活动的管理和支撑系统。

民国新闻业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发展变化的特定社会活动，即产生并受制约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又推动或促进特定的社会环境的改善或变化。

1、国家新闻业管理体制、运作机制。从一般意义上讲，早期的新闻活动是自发产生的，到了社会统治阶级感觉到新闻活动对其统治权威或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或威胁时，才会动用行政乃至法律的资源或手段对新闻活动进行管理或限制——这就出现了社会（政府）对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活动成果以及新闻人依托新闻媒介所进行的新闻传播活动的专门管理机构以及作为工作依据的新闻法令制度。研究“民国时期”政府对社会（也包括政党）新闻活动的管理体制及其组织形态、内在构成、运作机制；研究不同阶段政府新闻政策、新闻法制等产生发展的社会动因及社会效果等多种要素的发展历程，当然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2、新闻传播活动形成的社会氛围。新闻人依托新闻媒介进行新闻活动社会价值的体现方式之一，是受众在接受新闻传播以后在思想、观念、知识、技能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进步和发展——这就是最近兴起的阅读史研究，新闻报刊由于其荷载内容信息的新颖性特征比图书更为明显，所以对受众思想、观念、知识、技能的积极影响也更加明显，而受众的这些积极变化又必然会在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乃至民国时期新闻业本身的进步和发展中得到体现。民国时期的中国新闻业经历了一个明显而又巨大的转变和进步，除了新闻事业的规模和实力得到迅速发展外，政府及社会民众对新闻人、新闻媒介及新闻活动的社会认可度等都有了历史性进步。以民营报纸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为例，明末清初出现的民营《京报》、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如《万国公报》等外国在华传教士所办报刊，19世纪后期出现的《申报》、《新闻报》等外商所办新闻纸，其影响力的确在不断增强，但和民国时期由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合办的《大公报》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相比，其间悬殊之巨不用赘言——形象地说明了民国时期新闻报业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在政府和民众意识中的提升，这是民国新闻史研究不应该忽视的内容。

二、“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外延

“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外延是指“民国新闻史研究”这一特定学术性研究活动所涉及社会事物的时间、空间范围。我们认为“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外延应该是：

（一）“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时间范围以“中华民国”创立后的新闻业为主体，但应从探寻民国新闻业的“起源”开始。

对“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胡小平《民国新闻史》开篇第一章是“辛亥革命后的短暂辉煌”，该书第一句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组成临时政府，并就任临时大总统。全国出现一个短时期的前所未有的办报高潮”，表明作者是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月1日”书写这本《民国新闻史》的。但“民国新闻业”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构成“民国新闻史”主体的为“创建民国”奋斗的革命党新闻人创办的新闻媒介及其新闻传播活动也不是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创立的1912年1月1日才突然出现的；构成1912年1月1日后民国新闻业的主要新闻媒介如同盟会的《民立报》、《大陆报》及商业性新闻报纸《申报》、《大公报》等也不是在民国创立后才创办的。历史不能割断，割断的历史不能揭示来龙去脉。要探寻民国新闻史之所以产生、发展、壮大和取得胜利，必须从源头上探究。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组成和实际办事人员中，同盟会基本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所以民国创立时的新闻业是以“同盟会”为主导的“民国新闻业”，因此把同盟会政治领袖孙中山新闻活动的起源时间作为“民国新闻业”的起源时间应该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二）“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时期的新闻史，不包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为地方政府后的新闻史。

在经历了自1946年6月正式打响的三年多时间国共两党军队内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渡江等战役中获得完胜，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于1949年4月23日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自后来成为国民党领袖（总裁）蒋介石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就一直在南京市长江路292号“总统府”门楼上飘扬了二十多年的“青天白日旗”被解放军战士扯下，升起象征革命胜利的红旗，标志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已经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的政府机构仓皇迁往广州；广州被人民解放军攻占后又撤到重庆，重庆被解放军攻占后又迁到成都，最后落脚在东南沿海孤岛台湾）。到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军各部解放了除西南滇、黔、川、康、藏及中南的两广以外的全国大陆大部分地区。1949年 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法律，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国歌、国旗及决定采用公元纪年；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主席和副主席以及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成员。1949年10月1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标志着管治中国大部分领土和人民的中央政府更迭过程顺利完成。尽管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依旧打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招牌，蒋介石也仍于1950年3月1日复任“总统”，但其管理权力所达到的地区范围只有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岛屿，与“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于1912年3月11日签署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的领土疆域相比较，实在只是个典型的地方政府了。因此本项目研究的时间下限截止到作为曾经的中国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被共产党领导成立的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替代的1949年9月底以前。

（三）“民国新闻史”空间范围以“中华民国”的领土空间为主体，同时涵盖当时具有“中国”属性的海外新闻活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度，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友好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凭借创造的四大发明源源不断地把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学习世界各地的文化和文明。从中华大地出发的华人华侨遍布世界各国，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仍然心系祖国和乡亲，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民国时期”是一个跨越时间长达近四十年的历史朝代。从孙中山在南京领导创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前的数十年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国共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国共三年决战等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事件。为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声援和支持国内的政治运动，国内政治派别纷纷派出新闻人主动到海外创办中文新闻报纸进行政治宣传。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对世界各地海外华人华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海外华人华侨也以关注国内政治形势、宣传国内政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华人华侨关注或参与国内政治运动以及向华人华侨传播国内政治新闻动态为宗旨的中文新闻报纸；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而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割占的香港地区、被澳门殖民者趁火打劫占据的澳门地区和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的台湾地区，因中国政府当时不能行使国家主权，而使不同政治力量得以利用这种特殊社会政治环境创办宣传不同政治观点的中文新闻报纸。这些“中文新闻报纸”尽管不是产生存在于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所能达到的地域范围内，但它们一是由到海外的中国人或与中国有着天然联系的华人华侨创办而不是由纯粹的其他民族成员创办；二是他们创办这些中文新闻报纸的宗旨是为国内的政治军事运动服务而不是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三是他们创办的中文新闻报纸在国内特定的政治运动结束后就迅速转向或停办而不是一直经营下去，因而具有明显的“中国”属性，所以本项目也把这些在海外的中国新闻报人、中文新闻报纸以及这些中文新闻报纸的新闻活动纳入研究的对象范围。

（四）“民国新闻史”的空间范围以“国民政府”主权和管辖权所达到地区的新闻业为主体，同时涵盖“中国固有疆域”其他地区的新闻业。

“民国新闻史”是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为前提下的中国断代新闻史。民国时期的中国尽管经历了外患内忧、政治纷争、军事血拼、外交失败乃至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入侵，但中央政府延续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文明，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对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进行力所能及的抵抗，促进国内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得到较快发展进步以及尽力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死决战中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中华民国”政府治理区域范围的新闻业应该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主体。但这一阶段又是中国政治格局剧烈动荡、政治力量消长多变、外敌入侵和民族反抗达到顶峰的时期。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就开始出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媒介、新闻人和新闻活动等组成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业。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直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被推翻，就正式出现并一直存在与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建国方针、治国方略等处于阶级对立地位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称为抗日根据地，国共三年决战时期称为解放区）及诞生、存在、发展于这些地区的人民新闻业——它们和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官方新闻业及在政府支持下以新闻和言论与政府合作、为政府服务的民营或半民营新闻媒介之间是一种阶级意识对立关系，是国内阶级斗争在新闻界的反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建立“满洲国”后，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出现了中国人主持但公开听命于幕后主子日本人、为日本侵略政策和战争利益服务的傀儡新闻业。1937年 “七?七事变”后，日本凭借数十年积累的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中国的大片国土，随之出现了以听命于日本军部报道部、为日本侵略战争涂脂抹粉和欺骗沦陷区中国民众为主要特征的汉奸新闻业。尽管“民国新闻史”应以“中华民国”政府国家主权和行政权所达到地区的新闻业为研究主体，但日本人操纵建立“满洲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是“中华民国领土”的“固有疆域”，“七?七事变”后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地区被国民政府称为 “沦陷区”。无论是溥仪的伪“满洲国”傀儡新闻业还是汪精卫等的伪“民国”汉奸新闻业都出现在“民国时期”中国“固有疆域”内，所以应把它们纳入“民国新闻史”的研究范围。至于“民国时期”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共十年内战时期、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三年决战时期）领导创建的红色根据地新闻业、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闻业和解放区人民新闻业，正是在和执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新闻业的艰苦曲折浴血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业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因为这一历程发生在“民国时期”，所以也应是“民国新闻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三

自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元旦）在南京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到蒋介石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被推翻后共产党领导人民于同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废墟上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数十年“中华民国”历史上，国内政治风云变幻，政府权杖屡屡易手，政治力量此消彼长，使得这数十年间的中国新闻业发展历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根据这一特点并为叙述方便，我们把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新闻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民国新闻业的起源孕育阶段

这一阶段从1893年孙中山在澳门参加他土生葡萄牙籍朋友飞南第创办的《镜海丛报》发行活动开始，到由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的1912年元旦前为止。中国同盟会政治领袖孙中山先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既标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并进入实质性运转状态，同时也标志着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理念为主要社会特征的“民国新闻业”的正式诞生和“民国新闻史”的正式起步。但是以1912年元旦为标志的“民国新闻业”诞生只不过是民国新闻业经历了起源、孕育、成长、发展并达到成熟状态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由中国同盟会为主导力量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属性的中央政府。孙中山早期进行的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新闻宣传活动，应该可以认定为中华民国新闻业的起源点。为此，本书专设“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和孕育”一章，探讨民国新闻业的起源时间点问题，也算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点思考和尝试。

（二）民国创建初期的新闻业

这一阶段从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1912年元旦开始，到袁世凯公开称帝后遭致全国上下一致反对，最后落入众叛亲离的悲惨下场，于1916年6月6日在病恐之中死去为止。以往一些史学著作把“袁世凯时期”划入“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我们认为这两个阶段尽管有共同的“北洋军阀”特征，但也有明显的区别。首先，袁世凯既是“北洋军阀”，但更是最大的“北洋军阀”；是可以调动指挥全国北洋军队的“首领”，而不是仅仅掌管一个地域、统帅一个派系军队（如奉系、皖系、桂系）的区域性“北洋军阀首领”；其次，袁世凯既是手中直接握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但同时又是北洋军阀的“政治首领”——在清政府中官至“内阁总理大臣”，在“民国时期”成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其政治地位和活动能量与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及张作霖等不在一个层次上。再则，袁世凯之所以得以接任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一职，与他迫使清廷宣布退位有直接关系。从这一点讲，袁世凯在结束中国封建专制君主统治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有一定历史贡献，我们不能也不必回避。最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过程是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于1912年2月15日公议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用记省名投票法，经投票选举获得临时大总统的任职资格。这一过程（即权力获得过程）是在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轨道上完成的，和袁世凯之后的其他北洋军阀首领担任“大总统”的任职过程是有差别的。因此，本书把“民国创建初期”阶段的时间下限划到“袁世凯时期”结束的1916年6月底。

（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

这一阶段是从袁世凯去世、黎元洪接任民国正式大总统后开始，至北京“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易帜的1928年12月29日后止。1916年6月6日，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来又通过玩弄政治手腕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因称帝遭致全国一致反对和众叛亲离，在病恐之中身死，时为副总统的黎元洪依据《中华民国约法》于次日（6月7日）就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死后，北洋军系统失去了核心领袖。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等北洋军派系首领跃跃欲试，个个想称王，“中华民国”随之进入了北洋军阀首领们公开凭借军队实力掌控政府权力的时期——俗称“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以往一些民国史著作把“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即“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时间下限划到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制造上海“四?一二政变”后于4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前为止（如张先文等著《中华民国史》），这种划分也不无道理。但客观情况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1927年4月18日举行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并于同日开始在南京办公。但广大的北方地区仍然在北洋军阀势力控制下。1927年4月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政变”时，民国北京政府称之为“临时执政府”，在“执政”段祺瑞1926年4月20日出逃天津后一直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务”。上海“四?一二政变”发生后的6月18日，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成立“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并自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因在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北伐军作战中失败，1928年6月4日回退东北途中在皇姑屯被炸身死。此后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及热河等省在奉系军阀新首领张学良掌控下，直到他于同年12月29日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后，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省于“同日”易帜，政府公署及各机关、学校、商店改挂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官，标志着被北洋军阀各派首领先后掌控的“民国北京政府”实际的终结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民国南京政府）实现全国范围“政令”、“军令”统一。因此，本书把“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时间下限延伸至1928年12月。

（四）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业

这一阶段大致从张学良宣布易帜后的1929年1月开始，到国共两党军队真正结束敌对状态进入合作抗日的1937年8月底为止。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1928年12月29日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标志着被北洋军阀各派首领先后掌控的民国北京政府实际终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中央政府“民国南京政府”于1929年1月开始正式运作。关于这一阶段的时间下限，以往一些民国史学著作或新闻史著作大多划在日本军国主义制造标志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的北平“七?七事变”的1937年7月7日之前。但尽管在日本制造“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蒋介石也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但因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政府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烟幕影响下，仍希望能够把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事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所以对共产党提出并积极促进的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日并不热心，还企图通过国共合作吞并共产党军队，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致使国共合作谈判延宕无果。直到平津沦陷、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近十天后的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委任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的命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及朱德、彭德怀等人任职的命令，才标志国共两党军队由十年内战时期的敌对状态正式进入合作抗日阶段。因此本阶段的时间下限应该延伸到1937年8月底。

（五）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

这一阶段大致是从国共两党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武装入侵进行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开始，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1945年9月初为止。1937年8月22日和8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分别先后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的命令，标志国共两党军队由十年内战时期的敌对状态正式进入合作抗日阶段。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于次日发表事实上承认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谈话，既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也标志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战争正式进入全民族抗战新阶段。20世纪出版的一些民国史学著作或新闻史著作习惯上把这一阶段的时间下限定在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国于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苏联于8月8日正式声明加入，并同时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9年12月23日公布的《全国统一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规定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并没有立即停止作战。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反攻仍在继续”，“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在对日军的全面反攻中，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其中包括华北重镇张家口等”。所以不能说在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后中国抗日战争就胜利结束了。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 “密苏里号” 军舰上，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自此，中国抗日战争才胜利结束。为此，这一阶段的时间下限延伸到1945年9月2日前更具科学性。

（六）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新闻业

这一阶段大致从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1945年9月2日后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前为止。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中国迎来了宝贵的和平建国“窗口期”。无奈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及其主导的民国南京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国共双方力量及民心所向对政治斗争天平的影响，真的以为“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队（陈诚1946年10月17日对记者谈话）。于是在美国的大量“军援”下终于在1946年6月26日向共产党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在不到三年之后的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主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于1949年4月23日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到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军各部解放了除西南滇、黔、川、康、藏及中南的两广以外的全国大陆大部分地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为标志，原“中华民国”国土上的中央政府完成了更迭，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为此，这一阶段的时间下限延伸到1949年9月30日为止。

综上所述，“民国新闻史”以孙中山1893年7月在澳门参与葡籍友人飞南第创办的《镜海丛报》发行工作为起源时点，经历兴中会和中国同盟会时期的孕育和发展，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翻开“民国新闻史”的篇章。而后历经民国创建初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国南京政府前期、中期和末期等曲折发展和由盛及衰的变化，到首都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中华民国”废墟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结束。

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重点乃至重大项目支持民国新闻史研究，标志着国家已把促进“民国新闻史”研究上升到了国家行为的层面。那么，国家这么做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研究民国新闻史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我们认为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一、展现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是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主导的共产国际影响下建立或改组的。但两党除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两次合作外，一直是敌对的政治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际环境险恶（建国第二年就爆发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军队的侵扰导致中印边界保卫战，中苏对抗发展到在中苏边境珍宝岛兵戎相见）、国内环境复杂（国民党溃败时在大陆留下上百万潜伏特务和土匪对新政权形成巨大威胁，加上农民贫穷、工人失业、金融混乱，国民经济几乎崩溃），所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时刻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

随着共和国建设的发展，国家政权益加稳定，尤其是毛泽东 “三个世界”理论和“联美抗苏”战略成功实施，1971年7月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机构，新中国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以后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逐渐扩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质的飞跃，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党和政府已经具有充分的政治自信心。客观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并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既成为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可能选项，也成为拓宽学术研究、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必然需要，更从一个方面展现出我们的政治自信心——研究原先政治敌人执政时期的新闻史，已不会对现实政权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威胁。完全有这个自信和力量支持和推动对已属于历史的前朝“民国时期”各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

二、昭示学术界思想解放达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以来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敌对政治关系。大革命失败后十年正是国民党凭借其军事和行政资源对共产党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红军不断进行“围剿”的十年（两党两军真是杀红了眼）。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共产党治国的基本立足点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华民国”自然成为应“扫进历史的垃圾箱”的东西。所有与蒋介石、国民党、民国政府等相关的新闻史人物、媒介、事件自然也就成为学术禁区。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思想解放，但人们的思想解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到位的。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国家各个方面都显示出全新气象，学术界思想解放也是不断深化和拓宽，并且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新闻史学研究领域的突出标志之一就是国家支持和推动对民国新闻史研究——研究成为“前朝”的民国时期新闻史已不是禁区，更不是雷区，而是新闻史研究领域的待垦区。有学者申请“民国新闻史”研究课题，不正说明学术界思想解放达到了新的深度和广度吗？倒退十年，学术界有人申请“民国新闻史研究”课题吗？

三、昭示新闻史学界恢复对民国新闻史的历史尊重

民族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续写和传承的，国家历史也是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不断延续形成的。不管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多么反动、腐败、无能，但总不会是社会中所有人都反动、腐败和无能。事实上也是具有不同程度进步意义、清廉本色和社会能力的社会成员总是绝大多数。而且我们有数千年优秀文化和文明传承的民族，是以“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及“修身、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理念的儒家文化传统为正统思想的民族。

在民国时期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难以计数的新闻人在他们新闻实践中为了救国救民而不懈探索、追求、奋斗、创新和提高，使当时中国新闻事业基本适应了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基本适应了团结动员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救国的民族需要，基本适应了新闻事业自身发展进步的需要。其中既有五四时期的“报纸杂志化”尝试，中共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创建、上海租界时期的“洋旗报”策略，史量才为报业托拉斯理想的奋斗，张竹平的“四社联合办事处”探索，程沧波在主持《中央日报》改组过程中提出“经理部充分营业化”、“编辑部充分学术化”和“整个事业制度化和效率化”改革目标，萧同兹在对国民党中央社改组过程中提出“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和“经营企业化”改革目标等等，对于当时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都具有明显积极意义，不应该视而不见，更不应该完全抹杀。国家支持“民国新闻史”研究就是表明应对民国时期新闻史的有关人物、事件、媒介、发展成绩及历史经验予以历史的尊重，既是对前人的最好回报，更是一种不可推却的责任。

四、为当今新闻事业改革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我们往往更多地习惯于站在“现在”看“民国”，而不大习惯站在“民国”看“现在”。但历史研究不应当是单向的。既要站在“现在”看“过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认识、阐释和评价；也要也要学会站在“过去”看“现在”，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启迪，以作为我们当今事业发展的借鉴；更要从历史失败或挫折中汲取教训，以避免历史错误重演。例如在民国新闻史上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和中央通讯社改革。为什么《中央日报》和中央通讯社可以不领政府津贴独立运行？为什么《中央日报》和中央通讯社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后还能履行国民党“喉舌”的功能？又为什么《中央日报》正报和副刊有时的政治步调不很一致？我认为最关键因素是选择既忠诚国民党政治理念又具有新闻才能的人物充任新闻媒介的主管，如中央通讯社的萧同兹和《中央日报》的马星野。由此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重要关键岗位上人选必须首先注重其政治素养，以保证新闻媒介的言论立场在任何时候都和党的意志保持一致。

五

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是一项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兼有、创新性和开拓性并存的学术研究。为此，主持和参与本项目研究的全体人员经过多次讨论和商量，确定了进行本项目研究的如下思想原则。

（一）尊重历史的原则

“民国新闻史”研究属于专门史研究的范畴。毋庸异议，在相当一个时间阶段，无论是大陆地区还是台湾地区的新闻史学者对民国时期新闻史的研究，一是由于双方的隔绝使得收藏在海峡两岸的这一阶段的新闻史料文献难以得到充分的共享和利用；二是由于各种原因，民国时期产生的新闻史料文献尤其是政府及政党档案和历史人物的日记、书信等，在相当时间内作为机密文件不向研究者开放，致使研究者只能根据有限的文献史料对复杂的历史进行解读或推理。三是海峡两岸研究者身处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两岸军队严重对峙以及双方都把推翻对方政权作为公开目标的社会环境了，因此难免在对这一阶段新闻史的解读和叙述中更多地突出政治倾向而相对看轻学术结论的客观性（这也是学者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自保措施）。现在已是21世纪20年代中期，产生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档案文献都先后进入解密状态，民国时期档案文献和报刊汇编出版成为大陆出版界新的增长点；一些民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如蒋介石等）的日记、书信（如胡适等）等也逐步向社会开放，两岸迅速扩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为分隔在两岸的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文献共享利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都为本项目充分利用历史文献史料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这些有利条件项目组成员在研究活动尊重历史的文献，尊重历史的事实，尊重历史的结论，尊重历史的环境，尊重历史人物的个性，以正式出版的权威历史文献记载、历史见证人所见所述及当时产生的历史著作为研究对象素材，尽最大努力使研究成果及其结论与全面客观的民国新闻业发展历程相吻合。

（二）辩证认识的原则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发展历程中的新闻人、新闻媒介、新闻活动、新闻成果及社会对新闻业（新闻人、新闻媒介、新闻成果等）的管理都是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立党宗旨、政治路线治国方略及新闻政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也是客观存在；民国新闻史上发生的诸如民国初期“暂行报律风波”、北京政府时期“癸丑报灾”、《申报》主人史量才被刺身亡、抗战时期对新闻业实行战时体制、抗战胜利后“拒检运动”等新闻事件也是客观存在。在一些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著作中，或是海峡两岸的新闻史研究者在同一时间段内因身处不同社会环境，或是各自在不同时间段身处发生或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环境，所以往往依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或不同政党（政府）或政治力量的政治立场观点出发对这些新闻事件及与此相关的新闻人物、新闻媒介予以解读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解读因代表特定政党（政府）或政治力量的立场观点，所以往往只说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而有意识忽视或淡化事物的另一方面（或其他方面），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离学术“信史”标准似乎有明显差距。我们主张对民国时期新闻业发展历程取辩证分析态度，既要看到“中华民国”各阶段政府在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主导下从“一己私利”或“一党私利”出发对新闻业的压制和统制的不合法、不合理及非必需性，也要看到作为“中华民国”各阶段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历史现实和作为政府行使国家主权及行政管理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必需性，以求更加客观全面真实地再现“民国时期”新闻业的发展历程，探寻其间蕴含的内在规律。

（三）“国家-民族”的原则

“民国新闻史”是中国新闻业数千年发展历程中特定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发展史。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各种政治势力斗智斗勇，此起彼伏；全力博弈，此消彼长。尽管最后的结局不一，但都坚称是孙中山的继承者、民众利益的代表。但新闻史研究是不能光听民国时期新闻人自己的表白，而应既听其言，也要观其行，更分析新闻人在当时的新闻传播活动及新闻言行对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社会公共道德和民众的优良习俗以及新闻业进步发展的实际效果，而不能仅仅从政党、政治或某一阶级或阶层立场和角度予以认识和评价。从“国家-民族”、“社会-事业”角度来认识评价新闻人，即民国新闻人的言论行动对国家利益是否有利？是否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在国际生活中的民族尊严？是否有利于国家新闻事业的进步发展？是否有利于民众百姓养成优良的社会公德和习俗？等不同角度对当时新闻人的言行和社会效果进行认识和评价。中国共产党鉴于其“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属性的定位，对党的新闻媒介、新闻人和新闻活动提出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介、新闻人和新闻活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因此共产党人在民国时期的新闻活动同样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原则进行认识和评价。

（四）学术研究的原则

尽管“民国新闻史研究”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兼有的特点，但必须明确而牢牢地定位“学术研究”基点，以学术研究思维和方法研究学术问题。本书依照“时间-属性-类型”的逻辑体系进行内容的组织和展开。第一层次把“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的数十年按照“时间”划分成“民国创建前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国南京政府前期”、“民国南京政府中期”和“民国南京政府末期”五个阶段，由此产生本项目最终研究成果的国内第一套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二层次是每一阶段的新闻业按照“属性”划分成“新闻报业”、“专门新闻业”（含新闻通讯业、新闻广播业、军事新闻业、少数民族新闻业、外国在华新闻业）及“新闻业其他方面”（新闻业经营管理、新闻管理体制、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新闻业中外交流）等三个板块十个左右专题，由此产生国内第一套由十个分册组成的本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第三层次是在《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和《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按照“党派”、“民营”、“外国在华”或“民族”等不同的“类型”叙述介绍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

六

根据项目投标书研究成果体系的设计，本项目研究在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顺利展开并如期完成的基础上，其研究成果体系将包括支撑性研究成果、阶段性研究成果、最终研究成果三个不同层次和内容：

（一）支撑性研究成果：系列研究论文

本项目设计中列出了拟撰写的55个论文题目。项目组成员十分重视支撑性成果的产出，并努力通过以下途径生产和发表前期研究论文。首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国际新闻界》等专业报刊发表项目研究论文；其次是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传播学会、中国史学会等高层次学术团体主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和学术同行学术交流过程中发表研究论文；再则是在项目组内部交流刊物《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上发表前期研究成果。最后是项目组成员积极撰写“民国新闻史”论文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合办“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等专门性专题性学术交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项目组成员已通过不同途径正式发表“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专题论文近百篇。自2009年以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点“新闻史学”方向就招收“民国新闻人物研究”博士研究生。已有5位博士研究生先后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后以“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学术丛书：民国新闻史人物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已出版的有《民国新闻人胡道静研究》（关梅）、《民国新闻人黄天鹏研究》（曹爱民）、《民国新闻人马星野研究》（王继先）、《民国新闻人林语堂研究》（钱珺）和《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张朋）等。

（二）阶段性研究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

为了使最终研究成果建立在坚实前期成果基础上，本项目设计了由10个左右分册组成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阶段性成果。具体包括：《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教育》、《民国时期的新闻学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管理体制》、《民国时期的新闻职业精神》、《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管理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新闻业中外交流》等。根据计划，该丛书各分册大致在15-20万字之间。在验收结项后采用统一设计的版式出版。

（三）最终研究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

本项目最终研究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是集中项目组全体成员智慧和力量的精心之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分册作者均为《中华民国新闻史》相关专题研究的特约撰稿人，使国内第一套《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得以集中国内相关专家学者的智慧，达到较高的整体水平。对应于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五个阶段，本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由如下五卷组成：第一卷《民国创立前后的新闻业》（1893.7-1916.6），主要叙述民国新闻业（史）的起源、发展和诞生以及民国创建初期新闻业的发展历程；第二卷《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1916.7-1928.12），主要叙述民国北京政府在袁世凯死后至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前的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变化历程；第三卷《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业》（1929.1-1937.8），主要叙述民国南京政府实现“政令”、“军令”统一后，至国共两党及其军队为抵抗日本侵略完成国共合作后为止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变化历程；第四卷《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1937.9-1945.8），主要叙述民国南京政府自国共两党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武装侵略正式宣告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到日本代表向盟国代表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前的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历程；第五卷《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新闻业》（1945.9-1949.9），主要叙述民国南京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至“中华民国”首都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前的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历程。

七

为完成新闻史学界共同的重要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按照“借助全国学界集体智慧，体现多管并举协同创新”的基本思路，组织了体系完整、功能有别，目标一致，分层负责的团队运行机制。该团队体系包括三个不同层次功能和组成人员：

（一）决策咨询层面：顾问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

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本项目研究决策工作的科学性，项目组聘请著名新闻史学专家、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等学科专家、管理专家及出版界专家组成“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顾问委员会，在本项目研究的重大问题上为研究团队出谋划策，掌舵把关（顾问委员会名单置于本书各卷正文前）。根据国家关于“最终成果为大型文献典籍或资料整理、多卷本专著、系列丛书等形式的，要成立编纂委员会对成果质量、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审核把关，注意编纂体例的科学性、完整性和统一性，避免重复出版；阶段性成果出版须经编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报我办备案”的要求，商请有关专家同意，决定聘请著名新闻史专家、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吴廷俊先生等学科专家、管理专家及出版界专家组成“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编纂委员会，具体承担本项目研究最终和阶段性成果的成果质量、学术规范、编纂体例审核把关和上报备案等职能（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置于本书各卷正文前）。

（二）研究实施层面：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和项目研究专题负责人

由于国家对子课题设置数量的限制，所以本项目在研究实施的团队体系设计上采用了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和项目研究专题负责人两种形式。项目子课题负责人主要负责最终研究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各分卷的撰稿和组织撰稿工作，是各分卷内容的主要负责人；项目研究专题负责人主要负责阶段性研究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的撰稿或撰稿组织和《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分卷中特约专题文的稿撰或组织工作。无论是项目子课题负责人还是项目特约专题负责人，都是当今国内新闻史学界“民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或学术代表人物。他们不仅自身有较深厚的研究基础，而且所在单位或部门具有代表性。既有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学者，更有年轻有为的学术才俊；既有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人员，也有国家通讯社业务部门专业研究人员；既有新闻报刊史研究专家，也有研究新闻广播史、图像新闻史的专家；既有新闻传播学术界同人，也有出版和档案界的朋友。以求达到集中全国同人智慧，完成全国同行使命，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的目标。

（三）研究执行层面：项目子课题组或项目研究专题组成员

本项目团队体系中的执行层面是项目子课题组和项目研究专题组为数不同的成员。每个项目子课题组包括3-5名甚至更多的成员，他们或是在民国新闻史研究方面有较长时间的积累，大部分已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或者虽然是博士毕业不久但读博期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本项目直接相关，甚至已经是国家项目的主持人或重要参与者，更有一些是图书馆、档案馆及出版社业务骨干。他们的加盟和共同努力，为本项目研究如期推进和优质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项目组成员对“民国新闻史”研究起步于2010年，第一篇研究论文成果2011年1月正式发表。2012年6月申请的“民国新闻史研究（1895-1949）”于同年11月获准立项2012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3年1月申请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于同年6月获准立项2013年度国家社会基金重点项目。2013年9月投标的“中华民国新闻史”于同年11月中标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第二批）。本项目研究自起步至今已有九年时间，国家立项研究也足足五年。在这五年间，来自23个单位40多位参与者共同努力、克服了诸多的困难和不便，终于按预定计划完成了项目研究和书稿撰写，向国家、社会和同行交出了我们这个团队的答卷：近100篇专业论文、一套“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10个分册）以及国内第一套多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我们希望这些成果尤其是《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能够反映21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学界对“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和认识的整体水平，基本满足新闻史学工作者、新闻业务工作者及对新闻史感兴趣的读者了解“中华民国时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需要。毋庸讳言，本书肯定患有诸多的不足和遗憾之处：有些观点不一定十分妥当，内容详略还可更科学些，对新闻媒介和人物的评价不一定全面正确，分析不一定充分到位，由于作者人数较多而存在文风不够统一等等。我们衷心期待广大读者尤其是业内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指正，以便在有机会再版或增订时予以修改，使之不断趋于完善。

倪延年（执笔）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学术活动信息

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

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

（南京，2016.11）

征 文 通 知

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具体承办的“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已分别于2014年5月和2015年11月先后举办了两届。第一届应征的论文61篇论文，在会议前出版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4》；第二届应征的论文68篇，在会议前出版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经研究，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决定举办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会议的时间初步计划在2016年11月上旬前后（具体时间以会议正式通知为准）。现将会议征文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议题

1、民国新闻史的综合研究；

2、民国时期的地方新闻史研究

3、民国时期特定阶段的新闻史研究

4、民国时期新闻业经营管理及管理体制研究；

5、民国时期新闻报纸、广播、通讯社、摄影和纪录片研究

6、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海外华文及外国在华新闻业研究；

7、民国时期的新闻人职业精神、新闻学专业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

8、民国时期重要新闻媒体、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个案研究；

9、民国时期新闻史的史料解读、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

10、民国时期新闻史的其他研究

二、会议地点

中国?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三、会议日程

2016年11月上旬左右

第1天 会议代表报到

第2天上午，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

第2天下午，分组讨论及会议总结

第3天，会议代表离会

【具体日期以参会通知为准】

四、费用

会议代表的差旅交通费、住宿费自理。不收取会务费和论文出版费。

五、论文提交及录取公布日期

2016年7月31日 论文提交截止。

2016年8月31日 公布专家匿名评审通过的论文作者名单。

2016年9月10日前 发出会议邀请函。

应征本次会议并入选参加会议交流的专业论文，将由会议组委会秘书处出版正式论文集，会议期间赠送给论文作者和与会代表。

六、论文提交方式及联络信息

论文作者请于征文截止日期前，将应征论文的电子版本提交至本次会议组委会。具体联络信息如下：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

联系人： 鄢 放; 倪延年

办公室电话: (025)83598525; （025）83598141

移动电话：13813968987; 13851512190

电子邮箱:ypp@tom.com ynn@njnu.edu.cn

七、论文写作要求

1. 论文字数一般应控制在8000-10000字（包括图文及注释），其中摘要部分约为300字左右。

2. 凡应征的论文统一使用word文档格式。

3. 所有应征论文作者应在文末提供“作者简介”。

内容包括：姓名，性别，籍贯，工作单位，身份特征（如：讲师，副教授，副教授、博士，教授，教授、博导，研究馆员等），主要研究方向（如：历史学，档案学，新闻史学，新闻传播理论等），通信地址（城市、街道、门牌号码及邮政编码）、可随时联系到达的移动电话、电子信箱。

八、论文格式

应征论文请严格按照如下规定的格式书写。

（1）页面要求：

页面大小为A4，不分栏；行间距设为单倍行距，字符间距设为标准；页边距为上、下2.54厘米，左、右3.17厘米，页眉1.5厘米，页脚1.75厘米。

（2）整体格式：

论文标题（三宋，加粗，居中）

作者姓名（宋五，不加粗，居中）

作者单位 邮政编码（宋五，不加粗，居中）

电子邮址：（Times New Roman, 五号，居中）

（3）摘 要：“摘要”二字为宋体，五号字，加粗，退两格；内容为宋体，五号字，不加粗，字数200-300字。

（4）关键词：格式同摘要 词数不多于5个，关键词之间空一格

（5）正 文：宋五，不加粗

（6）注 释：注释一律为尾注。内容包括：作者、书(篇) 名（英文用斜体）、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版次、页码等。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民国新闻史研究所

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组委会秘处

二 〇 一 六 年 二 月

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中的

“民国新闻史研究”文献汇编（2014-2015）

严茂亮、闫洁搜集整理,刘继忠审定

本次检索查阅了2014-2015年度国内公开出版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70种（不含各类集刊、内刊、论文集），共发现430篇民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论文。本次检索以CNIC中国期刊网为检索数据库，以新闻学期刊为主，其它学术期刊涉及到《兰台世界》和各大高校的学报等。检索仍可能挂一漏万，特此说明。

一、期刊、作者方面的分布概况

刊登篇数在10篇及以上的期刊有11家，依次是《青年记者》（53）、《新闻春秋》（39）、《新闻世界》（33）、《编辑之友》（25）、《国际新闻界》（19）、《新闻传播》（18）、《新闻与传播研究》（18）、《新闻界》（13）、《现代传播》（11）、《出版发行研究》（10）、《中国出版》（10）。刊登篇数在5-10篇的有8家，分别是《中国编辑》（9）、《军事记者》（9）、《新闻大学》（9）、《新闻爱好者》（7）、《当代传播》（7）、《新闻知识》（5）、《新闻记者》（5）、《东南传播》（5）。有3家期刊刊登均在4篇以下（含4篇），它们分别是《新闻与写作》（4）、《全球传媒学刊》（2）、《出版科学》（1）。

其他学科或学报方面，刊登篇数在2篇及以上的有14家，依次是《江汉论坛》（4）、《兰州学刊》（4）、《近代史研究》（4）、《文史博览》（3）、《新闻战线》（3）、《史林》（3）、《山东社会科学》（3）、《广东社会科学》（3）、《江苏社会科学》（3）《中国图书评论》（2）、《安徽史学》（2）、《江西社会科学》（2）、《甘肃社会科学》（2）、《文史春秋》（2），另外，有《史学月刊》（1）、《江淮文史》（1）、《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浙江学刊》（1）《云南社会科学》（1）、《学术界》（1）、《学海》（1）、《社会科学辑刊》（1）、《南京社会科学》（1）、《湖南社会科学》（1）、《湖北社会科学》（1）、《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东岳论丛》（1）、《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理论与现代化》（1）、《社会科学论坛》（1）、《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和《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共32种其他学科期刊、学报刊登有1篇关于民国新闻史研究的论文。

在作者方面，413篇论文涉及388位作者，其中，刘宪阁（8）、陈力丹（5）、郭恩强（3）、徐新平（3）、邓绍根（2）、倪延年（2）、艾红红（2）、郑大华（2）、靖鸣（2）、孙健（2）、齐辉（2）、吴翔（2）、崔瀚文（2）、张雷（2）、蒋建国（2）撰写在2篇及以上，有近91篇论文2人或3人合写。

二、研究主题的分布概况

在研究主题方面，报人、报刊占据了主导地位，有58篇论文以报人为研究主题，主要研究了27位报人，其中以毛泽东、张季鸾为主题的论文最多，前者共有7篇，后者共有6篇，其次是范长江（4）、邵飘萍（4）、鲁迅（3）、邹韬奋（3）等。

有228篇左右论文以不同类型的报刊为研究主题，《申报》、新记《大公报》、《新青年》、《良友》画报及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报刊是研究的重点，此类文章占据了报刊研究的绝大部分，但国民党报刊、在华外人报刊、行业报刊、小报也有一些研究。其中，《申报》的研究数量最多，有32篇，《大公报》和《新青年》的研究数量其次，分别有14篇和9篇是以《大公报》和《新青年》为研究主题。另有对各类画报研究的论文有10篇。研究角度上呈现多元化状态，主要有报刊的媒介呈现、政治动员、报道特色、报刊与城市文化、报纸广告、报刊业务等。

其它主题主要是新闻教育、新闻法制、媒介经营、报刊编辑、新闻团体、新闻自由、新闻广播、新闻统制、职业素养、地方新闻史、研究综述等。研究角度多侧重于人物的新闻思想、报刊活动、职业生涯，作品特色等。

三、研究成果文献的具体信息

2014-2015年度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上（各类期刊上）刊载“民国新闻NB史研究”文献的作者、篇目、发表刊物以及卷期信息如下。

项目组内情通报

关于同意韩丛耀教授邀请范文霈教授

参加“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专题研究的通报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核心成员、特约研究专题“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子课题负责人、南京大学韩丛耀教授近日向秘书处提出申请，拟邀请扬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范文霈教授参加“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特约专题研究，并承担部分书稿的撰写工作。

一、鉴于韩丛耀教授领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4ZDB）多卷本“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 的项目首席专家，同时还承担多项研究项目，为保证“中华民国新闻史”特约研究专题“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按照项目组的体计划如期推进，秘书处同意韩丛耀教授关于邀请范文霈教授参加“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专题研究的申请。

二、为便于工作，邀请范文霈教授参加2016年8月20-25日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的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暨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经费由秘书处承担。并作为项目组核心成员参加以后的相关活动，经费由秘书处承担。

三、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和本项目投标书，特约研究专题“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的负责人仍然是韩丛耀教授，全权负责该特约研究专题的有关工作。该分册出版时的署名可为“韩丛耀 范文霈合著”。

秘书处热情欢迎范文霈教授加盟本项目特约专题“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研究，相信并期待范教授加盟后不但在该特约专题的研究工作中做出新的贡献，而且能为其他子课题的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特此通报。

关于2016年第3期《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

提前印发的说明

根据项目组工作计划和2015年11月第二次项目组工作会议暨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精神，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暨编纂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将于2016年8月19-24日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

根据本项目的研究进程，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将是撰写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的《中华民国新闻史》。为了配合做好会议准备工作，本期《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上刊发了准备提交会议讨论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绪论》（征求意见二稿），为了尽可能地让项目组的各位专家有更充裕的时间对关乎全书整体的“绪论”进行思考，秘书处决定把原定于7月25日印发的2016年第3期《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提前到7月15日印发。2016年第4期“研究动态”仍按预定时间在2016年10月25日左右印发。

特此说明。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