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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批准号13&ZD154）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于2016年8月20-24日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学术顾问兼项目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顾问、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廷俊先生，项目组核心成员：倪延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张晓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何村（渤海大学教授）、艾红红（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万京华（新华通讯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方晓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白润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建新（上海大学教授）、徐新平（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韩丛耀（南京大学教授，博导）、刘 亚（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博导）、李秀云（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勤（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刘继忠（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王会（新华通讯社新闻研究所编辑）参加了会议。项目组核心成员邓绍根（暨南大学教授、博导）因公请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合并进行。会议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学术顾问兼项目编纂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廷俊先生和项目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主持。吴廷俊教授主持了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的工作文件讨论、最终成果书稿讨论、阶段性成果分册书稿讨论等阶段会议。倪延年教授主持了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的总结阶段会议。吴廷俊教授作了会议总结。
根据项目研究工作需要，本次会议主要议题为：（1）根据上次会议决定，第二次讨论何村教授提交会议讨论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部分书稿；（2）讨论倪延年教授提交会议讨论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部分书稿并进一步明确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分卷的内容体系；（3）讨论秘书处草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书本式研究成果审稿工作规范（讨论稿）》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撰稿规范（讨论稿）》；（4）讨论项目秘书处提交会议讨论的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绪论》和项目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总序》；（5）逐册讨论审读本项目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分册书稿并提出修改意见；（6）讨论个别子课题负责人的变更事宜。经过与会同行专家的共同努力，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一、会议根据上次会议决议精神，第二次讨论了渤海大学何村教授提交会议讨论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第四卷）部分书稿，何村教授对书稿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会议认为：何村教授按照2015年度工作会议决议，在特殊情况下写出了提交会议第二次讨论的部分书稿，精神可嘉。由于何村教授在会上提出另一议题，会议没有继续讨论他向会议提交讨论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第四卷）部分书稿。
二、项目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向会议提交了《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卷部分书稿。经讨论后会议达成如下共识：国家认定的项目招标书中关于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的内容体系设计不应随意变动。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分卷的内容体系统一由“社会背景”、“新闻报业”、“其他新闻业”及“本卷结语”四个板块组成。在四个板块中，“社会背景”、“新闻报业”和“本卷结语”由分卷主编撰写，“其他新闻业”（“新闻广播业”、“新闻通讯业”、“图像新闻业”、“军队新闻业”、“少数民族新闻业”、“外国在华新闻业”、“新闻经营管理”、“新闻管理体制”、“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等）由特约专题负责人撰写“特约专题稿”，由分卷主编纳入该分卷体系。
三、关于项目组工作规范文件。本项目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各分册书稿已基本完成，陆续本次会议后将进入书稿审读阶段。为提高编纂委员会审读书稿的工作效率和规范化水平，秘书处起草并向会议提交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书本式研究成果审稿工作规范（讨论稿）》。鉴于项目组工作重心转入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分卷撰稿，为提高文稿修改和书稿撰写的规划化，秘书处以国家有关文件为基础，起草并向会议提交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撰稿规范（讨论稿）》。倪延年同志受秘书处委托对文本的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决定原则通过上述工作规范文件，由秘书处根据与会专家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经首席专家审定后实施。
四、关于《中华民国新闻史：绪论》。根据项目成果体系设计，本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一卷正文前设一篇《中华民国新闻史?绪论》，对各分卷不便叙述但又应对读者说明的诸如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进程、研究对象、阶段划分、研究思想原则、研究成果体系、研究队伍及工作组织等涉及全书整体的问题作总的介绍。根据这一设计，秘书处起草并向会议提交《中华民国新闻史?绪论》。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作为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的“绪论”，文字应尽可能精炼，现有篇幅应当压缩；对成果亮点表述应力求新意；表述过程应增加使用创新的学术语言；对研究原则表述应仔细斟酌。会议责成秘书处根据各位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对文稿进行修改，提交下一次会议讨论。
五、关于《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总序》。为体现本研究项目成果的整体性，将在由10个左右分册组成的项目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正文前冠一篇由项目首席专家执笔撰写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 总序》，对各分册不便叙述但又应对读者说明的相关事宜进行总的说明，使读者在接触单一分册时能对涉及全套“丛书”的如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的进程、研究对象、研究队伍、研究组织、思想原则等基本问题有一宏观了解。秘书处起草并向会议提交《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 总序》，以便《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作者完成和修改书稿过程中参考。
六、关于“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书稿修改。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特约研究专题负责人向会议提交的项目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据秘书处了解，《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中的专题分册如《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艾红红）、《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万京华等）、《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白润生）、《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方晓红等）、《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管理》（张立勤）、《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李建新）、《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徐新平、李秀云）、《民国时期的新闻交流》（倪延年）、《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邓绍根）、《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刘亚）及《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韩丛耀）等已基本完成。会议采取“重点解剖”和“逐册过堂”的方式对提交讨论的“新闻广播业”、“新闻通讯业”、“少数民族新闻业”、“新闻管理体制”、“新闻业经营管理”、“新闻教育”、“新闻学术研究”以及“新闻交流”等八个分册书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逐册提出了修改意见。（另发）。
七、关于有关子课题负责人变动。由于近年的工作单位和岗位变动，工作压力大，写作时间很少，为不影响整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进展，何村教授正式向会议明确提出辞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和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分卷主编的请求。经与会专家学者认真讨论，会议决定：（1）同意何村教授关于辞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子课题负责人和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分卷主编的请求；（2）决定聘请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博士生导师刘亚教授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子项目“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和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主编，全权负责上述研究工作。研究经费由秘书处保障，与原先划拨到渤海大学的该子课题经费不发生关系；（3）会议对刘亚教授顾全大局的崇高精神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项目组各位专家积极热情支持刘亚教授的工作；（4）会议责成秘书处将变更第4子课题负责人的这一决定在《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上刊发，并及时报江苏省社科规划办公室和全国社会规划办公室备案。（5）会议同意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聘请何村教授担任“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子课题“民国创立前后的新闻业”的负责人（名列原负责人之后），其职责是协助首席专家完成有关工作。（6）秘书处2014年12月划拨到渤海大学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子课题专项研究经费5万元人民币继续用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
八、关于下一阶段工作安排。会议认为：（1）本项目组具有实现本项目组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参加招标竞争时提交的《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投标书》承诺的“计划完成时间为2018年12月”的有利条件。会议确认“2018年12月完成各项研究工作，向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申请结项验收”的目标。（2）本项目研究工作应适时进行重心转移，实现研究协调推进。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分卷主编立即启动实质性研究工作，2017年度工作会议将对部分书稿进行第一次讨论。（3）项目编纂委员会应尽快启动《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完稿分册的审读定稿工作。争取在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暨编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能基本定稿《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为与出版社接触商谈《丛书》出版事宜奠定基础。
九、会议希望项目组各位专家学者继续支持理解和配合秘书处工作，特别是在项目研究成果生产（积极参加项目组秘书处具体操办的“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征文；在其他报刊上发表论文时标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号：13&ZD154）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全文复印、转载、学术界关注等）及研究成果统计汇总（每年末都要上报有关成果的统计信息）等方面继续予以配合和支持。
十、会议决定2017年下半年适当时间召开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暨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主题是审读定稿《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和初次讨论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分卷书稿；与有关出版社初步商谈《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出版事宜；
十一、会议同意考虑何村教授关于承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暨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请求。具体事宜以正式通知为准。
自2015年11月项目组工作会议以来，项目组成员克服教学头绪多、研究任务重、家庭事务杂等困难，按照会议形成的共识，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勉力奋进，时间上精心安排，基本完成了“丛书”各分册书稿，为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克服高温酷暑，以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状态投入会议讨论，体现了项目组成员“真心帮助”热情和真诚，为圆满完成会议任务作出了贡献。在与会同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实现了交流思想、增进友谊，统一认识、把握形势，明确任务、解决问题的预期目标，秘书处对此表示真诚的感谢。在会议筹备和举行过程中，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领导、专家学者及有关师生给予全力支持和周到安排，为会议顺利召开和实现预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与会全体同志对此表示真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关于《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及有关事宜的决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于2016年8月20-24日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逐册审读项目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经过与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会议达成如下共识，以作为下一阶段工作的参照依据。
一、自2015年11月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二次工作会议以来，《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撰稿工作按照计划如期推进，《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艾红红）、《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万京华等）、《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白润生）、《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方晓红等）、《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管理》（张立勤）、《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李建新）、《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徐新平、李秀云）、《民国时期的新闻交流》（倪延年）、《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邓绍根）、《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刘亚）及《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韩丛耀）等已基本完成。提交本次会议审读讨论的分册是艾红红、万京华（等）、白润生、方晓红（等）、张立勤、李建新、徐新平和李秀云及倪延年执笔的分册书稿。
二、会议采取“重点解剖”方式对《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和《民国时期的新闻交流》分册进行了集中讨论，提出如下修改建议：
（1）对于“新闻业经营管理”分册。会议认为本册书稿已比较完整。建议在视角立足点上可更高一些，理论观点上还可再提升，注意“黄金十年”的综合因素；更加客观地评述共产党新闻媒介的经营；尽量覆盖到新闻广播的经营，开掘新的史料；注意点面结合，在叙述“代表性”媒介经营的同时，用概述的方式拓展内容的覆盖面，建议增加“其他报纸的经营”的内容；在体系和标题方面紧扣“经营管理”；注意阐述管理体制和经营的个性特征和阶段特征；注意充分利用当时产生的新闻业经营活动数据但也要注意核对；注意区分民国南京政府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特点；区分报人的经营理念和报馆的经营活动的关系；在章节标题时段划分上采取模糊处理方式，可不出现诸如“（1912-1928）”等表示明确时间段的信息。
（2）对于“新闻交流”分册。建议界定本分册核心概念“新闻交流”的内涵和外延，可以考虑采用甘惜分先生主编的《新闻学词典》中的方法，对“新闻交流”从不同层面、侧面予以界定和阐述，作为本分册的理论立足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考察民国时期的新闻业中外交流实际情况，重点应放在“思想”和“学术”间的交流；不要把不属于“新闻交流”的内容当作“新闻交流”；严格意义上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平等的、互动的；不仅要看到“交流”的形式，更要注重“交流”的结果；中国人在外国创办新闻媒介和外国人在中国创办新闻媒介是否能作为“新闻交流”的内容在本分册加以叙述，如何避免与丛书其他分册（如“外国在华新闻业”）内容上的重叠或重复；突出“交流”的效果、特点和特征。能否考虑从不同层面把中外新闻业的交流划分成一级交流、二级交流予以叙述；建议考虑缩小“交流”的范围，突出“交流”的结果。文字要紧凑，篇幅应压缩，能压缩到20万字以内最好。
三、会议采用“逐册过堂”的方式，对提交讨论的各分册书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分别提出了如下修改意见：
（1）关于“新闻学研究”分册。建议对“新闻学研究”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阶段，区分“新闻学术”、“新闻理论”和“新闻学”不同概念的内涵，如是“新闻理论研究”，应当从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生成形态等方面阐述，如是“新闻学术”或“新闻学”研究则另有叙述路径；要区分“报刊”与“学术”的关系。要统一文稿的叙述路径，把现在的一部分以“人物与思想”，另一部分按照“问题”叙述的体系格局统一起来。在体例统一方面，子课题负责人要发挥主导作用，充分尊重、讨论协商，形成共识。
（2）关于“新闻管理体制”分册。会议肯定该分册的纵向时段叙述和专题板块叙述相结合的内容体系结构。建议在章节标题上一方面要突出内容的特色性，同时注意标题形式的同一性；在明确叙述重点是宏观层面的由国家法令法律、政府机构等为物化形态构建的宏观管理体制的前提下，用提示的方式涉及新闻业的微观管理体制（这部分内容以张立勤的《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为主体叙述）；为了完整呈现“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建议增加“日伪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的内容。
（3）关于“新闻通讯业”分册。建议在该分册的“社会背景”中紧扣“新闻通讯业”主题，避免通用化；对民国时期的“红色”新闻通讯业，建议采用写实的方式称之为“共产党新闻通讯业”；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央通讯社”是在国民党的直接掌控下，但和公开称之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中央日报》还是有所区别，名义上应该属于民国政府的行政性机构。有专家建议把现在第五章《民国时期中国人在海外开拓新闻通讯业务》按照时间段分别纳入相关章节。
（4）关于“新闻教育”分册。建议对“总论”内容进行调整和再思考，是否可以“本真逼近”和“多元呈现”统率；注意各章内容篇幅相对平衡（五章分别31页、16页、38页、86页、6页）；章节内容划分标准统一，第五章从教育层次（研究生），其他章节是从时间，最好统一起来；系统介绍新闻学历教育的同时注意观照民国时期“新闻职业教育”；在系统介绍汉族地区新闻教育的同时，观照少数民族地区新闻教育（如《新疆日报》新闻训练班）。
（5）关于“新闻广播业”分册。会议认为本分册书稿已比较成熟。建议加强背景的专题性处理；如有可能建议考虑增加“收音机”的有关数据；增加当时较为普遍的“集体收听”的内容；对“国民党广播人”的介绍和评述部分的内容建议可适当增加；有专家认为可以增加广播电台的技术参数。
（6）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业”分册。会议肯定本分册史料系统、完整、扎实，是作者集数十年收集、积累和研究之大成。篇幅从2015年11月时提交会议的22万字充实到现在的28万字。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凝练文字，减缩篇幅，以求实现丛书分册最多不超过25万字的整体目标。
四、从提交会议讨论的八个分册书稿整体情况看，会议认为：（1）各位作者为撰写分册书稿付出了踏实的劳动，使得提交会议讨论的分册书稿基本成型，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各分册书稿不平衡，执行撰稿要求宽严不一。（2）各分册书稿在不同的层面、侧面、方面都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地方，建议各位作者会后根据会议意见进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和提升。（3）各分册是独立的专著，在保证史料、史实基本覆盖本专题领域的前提下，分册的内容体系、行文风格、章节安排等可以灵活处理，不必强调各分册统一。（4）继续撰写或修改书稿应根据国家有关标准和项目组“撰稿规范”进行文稿格式的统一设定，以提高后续工作的效率。（5）两位及以上作者分头执笔撰写的分册书稿，子课题第一负责人应起主导作用，以保证一个分册的内容体系、行文风格及叙述角度的统一。（6）各分册的篇幅大致控制在20万字左右（一般不少于18万，不超过25万）。
五、《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负责人的下一阶段工作。（1） 分册书稿尚未完成的子课题负责人抓紧时间完成书稿撰写任务；（2）已基本完成书稿并提交本次会议讨论的分册责任人，根据会议意见对书稿进行认真的修改，并于2016年12月底前将修改后的书稿返回秘书处；（3）适时转入撰写特约专题稿阶段，以保证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的如期进展。（4）特约专题稿应在2017年度项目组工作会议前完成提交秘书处，以便年度工作会议审读。所有特约专题稿应在2017年12月底前完成。
六、“特约专题稿”的基本要求。（1）特约专题稿不是分册章节简单移用，而应是“凤凰涅槃”后与分册基本史料和主要观点一致，但表述上有较大差别的新成果。（2）特约专题稿的篇幅根据该部分内容在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有关分卷中的实际需要，由该分卷主编和特约专题稿转写责任人协商确定；（3）特约专题稿时段划分要和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保持一致，以便按照“民国创建前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国南京政府前期”、“民国南京政府中期”及“民国南京政府后期”五个阶段纳入《中华民国新闻史》有关分卷。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
项 目 秘 书 处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关于同意何村教授不再担任子项目“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及《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主编请求的决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点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于2013年6月10日正式立项后，因团队部分成员不能继续承担有关工作，项目负责人倪延年邀请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何村教授参加该课题团队，负责“抗战时期民国新闻业”研究。2013年9月又邀请何村教授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3年度（第二批）“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子项目“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子课题负责人兼本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即《中华民国新闻史：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1937.8-1945.9）分卷主编。
何村教授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团队后，草拟了项目投标书中《中华民国新闻史：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分卷章节目录；撰写了论文《统一战线旗帜下〈重庆各报联合版〉时期的〈新华日报〉》、《抗战时期民族主义视阈下的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载《新闻大学》，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和《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旗帜下〈新华日报〉与重庆〈新民报〉的交往与合作》（载《新闻大学》），参加了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和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的“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完成提交了项目组第二、三次工作会议暨编纂委员会第一、二次会议讨论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部分书稿。这些工作和学术活动，充分表现出何村教授厚实的学术积累和研究能力，为扩大项目影响力和推进项目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近年的工作单位和岗位变动，工作压力大，写作时间少，为不影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整体进展，何村教授先后于2016年7月22日给秘书处电子邮件和8月20日在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正式明确提出辞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和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分卷主编的请求。鉴于何村教授的实际情况，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研究决定：
（1）同意何村教授不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及《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主编的请求。
（2）同意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聘请何村教授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第1子课题“民国创立前后的新闻业”负责人（名列原负责人后），协助首席专家完成有关任务。
（3）项目秘书处2014年12月向渤海大学转拨的本项目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的5万元人民币专用研究经费，继续用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相关工作。
特此通报。
关于聘请刘亚教授担任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及《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主编的决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 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及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分卷主编渤海大学何村教授，由于近年工作单位和岗位变动，2016年7月22日给秘书处电子邮件和在8月20日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辞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和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分卷主编的请求。会议接受了何村教授的请求。
项目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研究决定：聘请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传播史》负责人、我国第一部《军事新闻学》专著作者刘亚教授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暨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分卷主编。
早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2013年6月立项时，刘亚教授就应项目负责人倪延年教授诚邀，加盟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团队，负责“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特约专题研究，撰写特约专题稿“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参加2013年10月举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课题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的竞标团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竞标成功后，刘亚教授成为特约研究专题“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负责人、《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分册作者和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中“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特约稿撰写责任人。现在，上述研究任务已基本完成。
刘亚教授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和分卷主编后，全权负责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研究暨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研究和撰稿工作。项目秘书处给予相应经费保障，与已转拨到渤海大学的该子课题5万元不发生关系，积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为本项目第4子课题和《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的研究撰稿工作提供条件保障。刘亚教授为保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整体如期推进，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秘书处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请项目组各位同行专家继续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合作共赢，尤其是全力支持刘亚教授负责的研究工作，为顺利圆满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出新的贡献。
讨论文稿
《中华民国新闻史：绪论》
（讨论二稿）
【编者按】根据项目成果体系设计，本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一卷正文前设一篇《中华民国新闻史?绪论》，对各分卷不便叙述但又应对读者说明的诸如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进程、研究对象、阶段划分、研究思想原则、研究成果体系、研究队伍及工作组织等涉及全书整体的问题作总的介绍。根据这一设计，秘书处起草并向会议提交《中华民国新闻史?绪论》。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作为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的“绪论”，文字应尽可能精炼，现有篇幅应当压缩；对成果亮点表述应力求新意；表述过程应增加使用创新的学术语言；对研究原则表述应仔细斟酌。会议责成秘书处根据各位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对文稿进行修改，提交下一次会议讨论。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第二批）“中华民国新闻史”（编号13&ZD154）的最终主体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亦简称“民国新闻史”）是再现和研究中国新闻业数千年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中华民国时期新闻业”（亦简称“民国新闻业”）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及内其规律的专门史学，既是与“中国新闻通史”对应的“中国新闻断代史”组成部分，也是与综合性“中华民国史”对应的“中华民国专门史”组成部分。本绪论主要就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进程、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民国新闻史的阶段划分、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思想原则、本项目研究的成果体系和工作组织等涉及全书的问题作一总的介绍。
一
本课题研究是在中国新闻史学界发端“民国新闻史”研究后数十年学术积累基础上进行的。自孙中山1912年元旦领导在南京创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至今为止的100多年间，中国新闻史学界以“民国新闻史”为对象进行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分成如下四个阶段：
（一）民国新闻史研究的起步发展阶段
以民国新闻史为对象进行的学术研究始于袁世凯死后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第一部涉及民国新闻史内容的著作是姚公鹤所撰并于1917年公开发表的《上海报纸小史》。《上海报纸小史》所述内容的时间跨度上自《申报》创办的1872年起，止于袁世凯称帝失败病逝的1916年。作者在书中对“上海报界实体上变迁沿革盛衰兴废之大要”做了图景式的描绘与分析，尤其是关于“上海报纸的经营与印刷情况”、“上海报人地位的演变”、“上海新闻报纸报道形式的发展”、“民众对上海报纸的态度”及“上海报界公会”等内容，已具有较明显的“研究”色彩而不仅仅是史料记录。
自《上海报纸小史》开先河后，记载和研究民国新闻业的著作就连绵不断。主要成果有：申报馆编印《申报馆纪念册》（上海申报馆1918年）、陈冷主编《时报馆纪念册》（上海时报馆1921年）、上海新闻报馆编《新闻报卅周年纪念册》（上海新闻报馆1922年）、黄炎培编《最近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申报馆1923年）、汪英宾著《中国报刊的兴起》（英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24年）；蒋国珍著《中国新闻发达史》（上海世界书局1927年）、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张静庐著《中国的新闻纸》和《中国的新闻记者》（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黄汝翼著《新闻事业进化小史》（上海中央日报社1928年）、上海日报公会编《上海之报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黄天鹏著《中国新闻事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项士元著《浙江新闻史》（杭州之江日报社1930年）、杜超彬著《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赵敏恒著《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燕京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界交通录：新闻学研究第2号》（编者1932年印）、胡道静著《上海的日报》、《上海的定期刊物》和《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通志馆1935年）、杨家骆著《中国期刊社报社通讯社一览表：民国史稿副刊之一》（南京中国辞典馆1935年）；郭步陶编著《本国新闻事业》和谢六逸编著《国外新闻事业》（上海申报馆出版）、林语堂著《中国报刊与舆论史》（英文，上海凯利尔和威尔士有限公司1936年）、马荫良著《中国报纸简史》（英文，上海申报馆1937）、邵介著《中国报史述略》（福州中央日报社1937年）和吴成著《非常时期的报纸》（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等。
这一阶段既是民国新闻史从起源到起步发展的阶段，也是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迅速发展阶段，更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黄金阶段。从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的1927年4月到1937年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制造的“七?七事变”爆发前的这十年间，中国学术界包括民国新闻史研究在内的新闻史研究出现一个高潮：1918年至1926年间的8年间一共出版（印行）与民国新闻史有关的书籍6种（5种大报“纪念册”及汪英宾《中国报刊的兴起》）；从1927年到1937年10年间共出版（印行）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34种，除了3种大报 “纪念册”外，其他都是研究性质著述或编著。这一阶段对民国新闻史研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在宏观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著作中顺延介绍到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发展历程，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该书撰于1925-1926年间，全书6章约28万字。其中第五章“民国成立以后”和第6章“报界之现状”即是对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其篇幅占全书一半。二是一些著名大报如《申报》、《新闻报》、《时报》等纷纷编辑出版“纪念册”介绍到各报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勾勒出了中国进入民国时期近二十年间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三是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新闻史为学术特长的学者。最著名的是戈公振，其《中国报学史》是20世纪唯一的一种有外文译本、享誉国内外的中国新闻史代表作。
（二）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战时”发展阶段
就在新闻学界对中国新闻史（包括民国新闻史）研究方兴未艾的1937年，中国政治军事外交态势发生了重大变故。这年7月7日爆发的“七?七事变”，迫使中国从原先发展轨道转向“战时”状态下全民族抗日救亡阶段。包括新闻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也随之进入战乱动荡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在中国抗战胜利后因美国的介入延续到国共两党军队决战尘埃落定的20世纪40年代结束为止。
这一阶段产生的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如：赵君豪著《中国近代之报业》（香港申报馆1938年）、胡道静著《报坛逸话》（上海世界书局1940年）、戈公振著《新闻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法）淮尔（G.Weill）著，宋善良译述《日报期刊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中美日报读讯会编《新闻史纲》（上海罗斯福出版公司1941年）、余戾林编《中国近代新闻界大事记》（成都新新新闻报馆1941年）、章丹凤著《近百年来中国报纸之发展及其趋势》（上海开明书局[桂林]1942年）、寄鸥的《武汉新闻史》（1943年）、容又铭编著、马星野校订《世界报业现状》（桂林铭真出版社1943年）、管翼贤著《新闻学集成》（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赵君豪著《上海报人的奋斗》（重庆尔雅书店1944年）；程启恒著《战时中国报业》（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年初版）；程其恒编《各国新闻事业概述》（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初版）；龙之鹏编著《各国新闻事业透视》（重庆大华书局1944年）、蔡天梅编著《新民报社史》（新民报社1944年）、吴宪增编著《中国新闻教育史》（石门新报社1944年）、史梅岑编著《新闻学纲要》（河洛日报社1945年版）、胡道静著《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等等。
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的动荡年代——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延续14年的共同目标，围绕抗战胜利后中国走什么道路进行的国共两党三年决战所带来的战时频仍和对社会文化积淀以及生产力的破坏，决定这一阶段是学术研究极端困难的年代，不少处于学术研究盛产期的学者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从而使包括民国新闻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力量大大减弱，成果数量和质量都明显下降；更是一个鱼龙俱下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是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不屈奋斗的仁人志士坚持民族气节披荆斩棘；另一方面是一些认贼作父的汉奸文人（报人、学人）借“学术”之名恬不知耻地为主子效劳，为自己脸上贴金。纵观这一阶段民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有如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在极端困难的社会环境中，一批新闻史研究者克服困难坚持研究，使得民国新闻史研究在困难环境下保持了研究脉络的延续。由于“九?一八事变”是发生在地处相对边陲东北地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行径对内地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干扰还须时间，所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内地的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受影响还不明显。从1932年到1937年的6年间，仍然产出了17件成果（其中学术性著述有11种，占所有成果的64.7%）。 二是这一阶段的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被烙下了清晰的时代印记。一些成果名称或成果生产者署名中出现了“战时”、“非常时期”乃至“战时新闻检查局”、“新闻监察局”等，为当时的“战时”氛围和管理机制留下了印记；另外一些成果的产出者则是众人皆知的汉奸文人（报人、学人）如管贤翼的《新闻学集成》、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等所谓“学术著作”出版。三是由于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的属性，中国抗日战争一方面需要世界各国的支持和声援，另一方面也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做贡献，所以在民国新闻史研究方面也就出现了一批把民国新闻史放在世界新闻史中研究或是把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如《世界报业现状》（容又铭编著、马星野校订）、《各国新闻事业概述》（程其恒）和《各国新闻事业透视》（龙之鹏）等。四是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此后，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退却到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则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再到全面溃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被解放军占领后一迁再迁，最后在祖国东南沿海台湾岛苟延残喘。在全面内战环境中，“和平建国”成为泡影，学术研究无从谈起，包括民国新闻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成果寥寥，几乎空白。
（三）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曲折发展阶段
20世纪中叶的中国，隔着台湾海峡的两岸实行两种政治和社会制度。两岸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经济方面互不往来，两岸人员隔峡相望，军事外交剑拔弩张。这边大声宣示“一定要解放台湾”，那边发誓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种现实对海峡两岸的民国新闻史研究造成了直接影响和制约。
播迁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仍然实行国民党主导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因为国民党台湾当局为稳定政权采用以军警宪特为主导的“戒严状态”和以高压政治为核心的“威权统治”，严重禁锢了学术界的思想思考和学术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台湾地区新闻史学术界同人按照“隔代修史”的惯例，还没有对“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进行专门的研究，只是在“中国新闻（通）史”、“台湾地区报业史”或报人们的回忆性类著作中叙述到这一历史阶段新闻史的内容。由于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后需缓神喘气，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新闻史学者开始牵头启动新闻史教材研究和编撰工作。1962年6月，曾虚白在美国亚洲协会主持者巴克资助下，约请在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任教同仁李瞻、陈圣士、阎沁恒、黎剑瑩及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校友常崇宝、卞氷峯、张玉法等分章进行研究，朱传誉后来也参与其中。1965年1月完成初稿，1966年4月由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初版。此后出版的该类著作有：冯爱群著1967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华侨报业史》；赖光临著1971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1977年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和1981年台湾中央日报社出版的《七十年中国报业史》；李炳炎著《中国新闻史》1986年由台湾陶氏出版社（再版）、李瞻主编由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史》则是从台北市新闻编辑人协会1951至1973年创办的《报学》半年刊40期中选辑有关中国新闻史的26篇文章汇编而成，从时间角度包括宋代、清代和民国时期、从地域角度则涉及到上海、广东、东北和台湾等地报业。程之行著1995年3月由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史》；郑贞铭著由远流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百年报人》（系列著作）；王天滨著《台湾新闻传播史》和《台湾报业史》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于2002年8月和2003年4月先后出版，等等。从台湾地区出版的上述新闻史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台湾地区的新闻史学者对民国时期新闻史的研究包含在“中国新闻史”和“台湾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中。直到进入21世纪已过去近20年的现在，台湾地区还没有出版以“民国新闻史”为著作题名的新闻史专著，这一方面有特定的社会环境背景，另一方面也是传统文化认知习惯所致。
台湾海峡对面的大陆地区，对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则是另一种情况。由于新政权是在国民党政权废墟上建立的，对国民党溃败台湾前潜伏特务的警惕及对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警惕，使执掌新政权的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方面是全力宣传新政府的方针政策，打击对新政权的破坏活动，全力宣传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新闻业的光辉历程，以增强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思想政治运动，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极“左”社会氛围，更使得学术界人人自危，“中华民国新闻史”乃至与“中华民国新闻史”更成为学术界不愿也不敢触及的研究对象，尤其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对民国新闻史研究更是避之不及，从解放区出来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则因在领导岗位无暇从事学术研究。因此这一阶段大陆地区对民国时期新闻史的研究主要是对这一阶段中共产党和民主新闻业发展史的研究，对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新闻业发展史的研究基本是空白。只是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从1959年开始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中收录的民主人士回忆录中涉及到这一阶段新闻业及一些业务单位编印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一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方汉奇1965年完成了《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讲义》（1973年1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印成册）。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并开始“改革开放”后才渐次改变。尽管大陆地区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不断深入，学术视野不断开阔，但一是数十年积压下来需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二是在学术界唱主角的仍是从民国时期过来或建国前十七年间培养的知识分子，思想观念转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三是新的学术队伍形成更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所以直至20世纪结束时，大陆学术界一直没有出现以“中华民国新闻史”为著作标题的学术专著。但大陆学术界对“中华民国”这一历史阶段新闻史的研究没有完全停滞。只是尽管研究的“民国时期”新闻史内容，但却不以“民国新闻史”的标题出现。研究成果问世主要有几种方式：一是在“中国新闻史”的大框架内从古代一直延伸到“中华民国”时期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种情况在各种“中国新闻通史”的专著或教材中常见，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如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白润生编著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吴廷俊著《中国新闻史新修》、刘家林的《中国新闻通史》及方晓红的《中国新闻简史》（再版时改名为《中国新闻史》）等；二是在“中国古代新闻史”、“中国近代新闻史”或“中国现代新闻史”著作或教材中涉及“中华民国新闻史”中的某一阶段内容，如王洪祥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其中第五章“北洋军阀初期的新闻传播和名记者的出现”介绍的是民国创立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这八年的新闻史；又如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最后一章（第七章）“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报刊”以“五四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报刊的出现，中国报刊的历史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为结束，表明该书也研究到民国初期八年间的中国报刊。三是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及其他专门史的著作或教材中作为背景或陪衬的内容出现。在1972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由李新、孙思白牵头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1981年出版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民国史《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到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时，《中华民国史》十二卷全部出齐。在这期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自1979年开始陆续出版；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于1991年出版；韩信夫、姜克夫主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于1997年出版，南京大学张宪文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大辞典》于2001年出版；接着张宪文等著的《中华民国史》（四卷本）于2005年12月出版；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十卷本）于2006年1月出版，这些“民国时期”史学著作多有涉及“民国新闻史”的内容。
（四）“民国新闻史”成为学术概念的阶段
2007年第8期的上海《新闻记者》杂志上刊载了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咏梅撰写的书评《研究民国新闻史的新资料——读〈胡政之文集〉》，这是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所发表的学术文献标题中较早出现“民国新闻史”这一学术概念的文献。2008年12月，胡小平著《民国新闻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1949年后大陆学者撰写出版的学术性著述中较早出现“民国新闻史”学术概念的专著。该书大32开，有“引言”1页。全书339页。内容体例是全书分四“编”（“第一编 北洋时期新闻业的成长”、“第二编 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业”、“第三编 抗战时期的新闻业”、“第四编 内战时期的新闻业”），每“编”设“章”，数目不等（第一编12章，第二编8章；第三编10章，第四编5章），“章”不分节。如“第一编 北洋时期新闻业的成长”中“第一章 辛亥革命后的暂时辉煌”内容共6页加3行，不再分“节”。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含21种图书及其责任者、出版单位、出版年月及版次信息）。 2011年1月出版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期上刊载倪延年《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意义、体系和实施》一文，这是大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以“民国新闻史研究”为主题的专业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同年第5期全文转载）。 同年3月，作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的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和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成舍我与民国新闻史国际学术探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是目前所知大陆地区新闻史学界举办的、在活动名称中较早出现“民国新闻史”概念的第一个学术交流活动,也是台湾地区新闻史学研究单位参与主办的第一个与“民国新闻史”研究直接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2014年5月，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承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计划中承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再现历史，探寻规律：首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这是中国新闻史学会举办的、立足大陆地区新闻史学界、以“中华民国新闻史”为主题的第一次专题学术研讨活动，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4）》。201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文摘系列”之一的《新闻学传播学文摘》正式创刊出版2014年卷（总一卷），选取论文时段为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这本文摘分为三大板块：其一是全文转载，即编者认为这些论文值得你花时间认真阅读的；其二是观点摘登，即我们认为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有新意，值得你了解一下的；其三是论文题录，即我们认为这些论文有一定价值，值得向你推荐，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按图索骥地查找原文”（唐绪军：《（新闻学传播学文摘）编纂说明》）。该文摘“新闻史”中全文转载两篇论文，一篇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姜华《从良心自由到出版自由——西方近代早期新闻出版自由理念的形成及演变》（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另一篇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倪延年《论民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进程及阶段特点》（原载《现代传播》2014年第5期）。201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进行了第四届（2015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从165种期刊2015年发表的10831篇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中选出10篇优秀论文，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倪延年《论民国新闻史业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历史评价问题》（载《现代传播》2015年第8期）入选其中，近几年间大陆新闻史学界“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所受关注之一斑。
二
民国新闻史的宏观研究对象是民国新闻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涉及到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
一、“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内涵
“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内涵是指“民国新闻史研究”这一特定学术性研究活动所涉及的社会事物总和。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而言，“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内涵应该包括如下方面：
（一）民国时期新闻业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要素
新闻事业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中华民国时期新闻业是中国新闻业发展到中华民国这一特定阶段的产物。只有民国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出现民国时期新闻业。回顾民国新闻业（乃至中国所有历史朝代或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民族新闻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社会环境与新闻业构成要素间的密切互动——社会环境为新闻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人力、物力、技术、理论、经验、需求及社会认知等基本条件和动力，新闻业的出现和发展则为社会环境中的传统文化和新的知识、技术、观念的社会性“流动”和普及增加了新的传播途径和提高传播效果的可能。
在民国新闻业起源、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新闻业所处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宗教、科学技术等构成要素，一方面具有历史文化传统延续性，在众多变化中难以改变数千年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又具有时代潮流推动下的变化性，各种要素如“移步换景”一样在不断变化和运动的同时塑造“新闻史”的形象。研究民国新闻业发展历程中不同阶段社会环境的差异和变化，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新闻业为什么会在那个社会阶段发生那些具有显著特点的变化？为什么会在那个社会阶段中出现那些具有个性的新闻媒介和新闻人？为什么会在那个社会阶段出现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新闻事件和新闻团体？这些既是研究民国新闻史必须回答和阐述的问题，更是离开了对当时社会环境要素的研究无法解答的问题——毫无疑问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二）民国时期不断发展变化的新闻业物理要素
假如把民国时期新闻业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环境比作表演的舞台，构成新闻业的物理要素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人们感知民国新闻业存在的最直接体验是构成民国新闻业的具体物理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括：
1、民国时期的新闻人。是构成“民国新闻史”这一研究对象的所有要素中最具有主动性和革命性的要素。“民国时期新闻人”是指“民国时期社会成员中专门从事社会新闻传播活动的那一部分社会成员”。“社会新闻传播活动”是一个包含众多工作环节的完整社会活动过程，具体包括新闻消息的采访（获得）活动，新闻消息的选择（编辑）活动，新闻消息的荷载（印制）活动，新闻消息的传播（发行）活动，对新闻消息的采访、选择、印制、传播等活动进行的行政性管理活动以及新闻传播活动所需特殊专业人才（采访人才、编辑人才、管理人才等）进行专业性教育（培训）活动等等。从上述方面认识，民国时期的“新闻人”就涵盖了采集新闻消息的新闻记者及为报纸专栏提供文学艺术作品的作家和艺术家、对记者采集获得的新闻消息及作者投稿的其他文字（图像）内容进行筛选录用和报纸版面设计的文字编辑和版面编辑设计、根据值班编辑编定（当然要经过报社高层管理人员审定）的报纸文稿进行排字、校对及印刷的报纸印刷人员、把印制完成的新闻报纸通过报摊销售或投送到订户等方式传播到报纸受众手里的发行人员、从事新闻教育及研究的专业人员，当然更少不了为保证上述活动正常运行而存在的各个环节的新闻和业务管理人员。即使是在“民国时期”这也应该是个庞大的社会成员群体，但并不是其中每个人都能成为研究的具体对象，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新闻人”可能成为“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中的“新闻人”之一。他们或是在新闻活动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得到同行和学界认同，或是因特定新闻事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而名留青史；再或者是在新闻媒介运作或新闻学术研究等方面引人关注。而在实际的“民国新闻史”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新闻人”又主要是处于新闻活动链上游的新闻采访、新闻编辑以及新闻管理环节的人物，至于新闻纸制造、新闻报纸印刷及新闻纸发行环节中的人物则更少有机会被新闻史研究人员所关注。
2、民国时期的新闻媒介。是构成“民国新闻史”这一研究对象的所有要素中仅次于“新闻人”要素的基本要素。民国时期虽然不到四十年，但却是中国新闻媒介家族增加成员最为频繁也是发展较快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传统的旧式新闻报纸完成了从以朝廷新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报纸向以社会新闻为主体的近代报纸的转型，从明末就出现的以翻印朝报为主要内容的民间《京报》在辛亥革命后因皇帝退位自行消亡；在代表不同政治理念或治国方略的政党报纸随着各式各样政党政团的出现成为新闻界主力的同时，由外国在华势力在背后支撑的少数民营大报影响力不断增大（北方以天津《大公报》为牛耳，南方以上海《申报》为马首）；辛亥革命期间登上新闻传播舞台的新闻纪录电影成为新的新闻媒介。武昌起义后由著名杂技幻术家朱连奎和美利公司洋行在前线合作拍摄的记录武昌新军起义后几次重大战斗实况的《武汉战争》于当年12月1日在上海南京路谋得利戏院朱连奎的杂技节目上演时同场映出。1917年秋商务印书馆经手盘进美国商人一套摄影设备，1918年拍摄了报道1918年12月上海焚烧大量烟土实况的新闻纪录电影《上海焚毁存土》，1920年7月董事会决定正式成立我国第一个专门的电影摄制机构“活动影戏部”。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广播电台是1920年11月2日开始播音的美国匹兹堡的KDKA广播电台。1922年12月，美国人奥斯邦（E.G.Osborn）来到上海和英文大陆报馆（The China Press）合办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并于1923年1月23日晚首次播音。再加上20世纪初就传入中国的照相铜版制版技术使得辛亥革命后新闻报纸更加广泛使用的新闻摄影照片，基本完成了民国时期包括新闻报纸、新闻电影、新闻广播及新闻摄影等中国新闻媒介体系的完整构建。对民国时期新闻媒介史的研究毫无疑问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3、民国时期的新闻活动。民国时期的新闻采访、编辑、印制、发行和传播等业务性活动是构成“民国新闻史”的基本要素，也是“非新闻人”感知和接触新闻的唯一途径。“新闻”的运作路线图是“从受众中来，到受众中去”，即新闻采访人员（专兼职记者）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现新闻受众可能感兴趣且具有正能量的新闻线索后经过采访、收集、追踪或调查等环节写成新闻稿件，报纸编辑经过编辑、排版、印制后成为新闻报纸，又传播给新闻受众的过程。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步，新闻活动的理念、技术、方法、技巧及专用设备（设施）等不断发展和进步，使得新闻活动的质量、水平和效果不断提高。研究“民国时期”新闻的采访、撰稿、编辑、排版、印制、发行和传播等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创新和进步，自然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民国时期”新闻活动过程中发生的新闻性社会事件或者是由于新闻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反响导致的社会性新闻事件，更是“民国新闻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4、民国时期的新闻活动成果。主要是指民国时期新闻活动形成并流传给后世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文字的或图像的、公开出版物或档案文献等类型的成果。它们是当时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具有难以替代的史料功能。现保存在各种类型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以及其他学术机构图书馆或文献信息中心的生产于民国时期的数量巨大的新闻报纸、杂志、画报及其他载体的原始性文献，肯定是研究民国新闻史最基础、最宝贵、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史料。现收藏在各类档案馆、博物馆以及个人收藏处所的产生于民国时期的与新闻有关的大量档案文献、照片、胶卷、电影胶片以及实物等，也是研究“民国新闻史”的重要史料支撑和原始信息的重要来源。现收藏于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得后人手中或委托收藏于有关文献单位的当时历史见证人的日记、手稿、书信等，同样是探寻民国时期新闻人的思想、心理、情感变化的重要依据，更是深度研究“民国新闻史”必不可少的参照文献。由于各种各样以及众所周知的原因，民国时期新闻活动的数量巨大的各类成果流散于民间甚至流散于海外，成为当今研究民国新闻史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把上述各类民国时期新闻活动成果进行综合的而又有条理的、历史但又辩证的研究，方能尽可能真实地再现民国时期新闻史的真实面貌，从中探寻到民国时期新闻史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三）民国时期新闻活动的管理和支撑系统。
民国新闻业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发展变化的特定社会活动，即产生并受制约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又推动或促进特定的社会环境的改善或变化。
1、国家新闻业管理体制、运作机制。从一般意义上讲，早期的新闻活动是自发产生的，到了社会统治阶级感觉到新闻活动对其统治权威或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或威胁时，才会动用行政乃至法律的资源或手段对新闻活动进行管理或限制——这就出现了社会（政府）对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活动成果以及新闻人依托新闻媒介所进行的新闻传播活动的专门管理机构以及作为工作依据的新闻法令制度。研究“民国时期”政府对社会（也包括政党）新闻活动的管理体制及其组织形态、内在构成、运作机制；研究不同阶段政府新闻政策、新闻法制等产生发展的社会动因及社会效果等多种要素的发展历程，当然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2、新闻传播活动形成的社会氛围。新闻人依托新闻媒介进行新闻活动社会价值的体现方式之一，是受众在接受新闻传播以后在思想、观念、知识、技能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进步和发展——这就是最近兴起的阅读史研究，新闻报刊由于其荷载内容信息的新颖性特征比图书更为明显，所以对受众思想、观念、知识、技能的积极影响也更加明显，而受众的这些积极变化又必然会在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乃至民国时期新闻业本身的进步和发展中得到体现。民国时期的中国新闻业经历了一个明显而又巨大的转变和进步，除了新闻事业的规模和实力得到迅速发展外，政府及社会民众对新闻人、新闻媒介及新闻活动的社会认可度等都有了历史性进步。以民营报纸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为例，明末清初出现的民营《京报》、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如《万国公报》等外国在华传教士所办报刊，19世纪后期出现的《申报》、《新闻报》等外商所办新闻纸，其影响力的确在不断增强，但和民国时期由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合办的《大公报》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相比，其间悬殊之巨不用赘言——形象地说明了民国时期新闻报业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在政府和民众意识中的提升，这是民国新闻史研究不应该忽视的内容。
二、“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外延
“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外延是指“民国新闻史研究”这一特定学术性研究活动所涉及社会事物的时间、空间范围。我们认为“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外延应该是：
（一）“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时间范围以“中华民国”创立后的新闻业为主体，但应从探寻民国新闻业的“起源”开始。
对“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胡小平《民国新闻史》开篇第一章是“辛亥革命后的短暂辉煌”，该书第一句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组成临时政府，并就任临时大总统。全国出现一个短时期的前所未有的办报高潮”，表明作者是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月1日”书写这本《民国新闻史》的。但“民国新闻业”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构成“民国新闻史”主体的为“创建民国”奋斗的革命党新闻人创办的新闻媒介及其新闻传播活动也不是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创立的1912年1月1日才突然出现的；构成1912年1月1日后民国新闻业的主要新闻媒介如同盟会的《民立报》、《大陆报》及商业性新闻报纸《申报》、《大公报》等也不是在民国创立后才创办的。历史不能割断，割断的历史不能揭示来龙去脉。要探寻民国新闻史之所以产生、发展、壮大和取得胜利，必须从源头上探究。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组成和实际办事人员中，同盟会基本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所以民国创立时的新闻业是以“同盟会”为主导的“民国新闻业”，因此把同盟会政治领袖孙中山新闻活动的起源时间作为“民国新闻业”的起源时间应是站得住脚的。
（二）“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时期的新闻史，不包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为地区政府后的新闻史。
在经历了自1946年6月正式打响的三年多时间国共两党军队内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渡江等战役中获得完胜，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于1949年4月23日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自后来成为国民党领袖（总裁）蒋介石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就一直在南京市长江路292号“总统府”门楼上飘扬了二十多年的“青天白日旗”被解放军战士扯下，升起象征革命胜利的红旗，标志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已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的政府机构仓皇迁往广州；广州被人民解放军攻占后又撤到重庆，重庆被解放军攻占后又迁到成都，最后落脚在东南沿海孤岛台湾）。到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军各部解放了除西南滇、黔、川、康、藏及中南的两广以外的全国大陆大部分地区。1949年 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法律，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国歌、国旗及决定采用公元纪年；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主席和副主席以及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成员。1949年10月1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标志着管治中国大部分领土和人民的中央政府更迭过程顺利完成。尽管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依旧打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招牌，蒋介石也仍于1950年3月1日复任“总统”，但其管理权力所达到的地区范围只有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岛屿，与“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于1912年3月11日签署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的领土疆域相比较，实在只是个典型的地方政府了。因此本项目研究的时间下限截止到作为曾经的中国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被共产党领导成立的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替代的1949年9月底以前。
（三）“民国新闻史”空间范围以“中华民国”的领土空间为主体，同时涵盖当时具有“中国”属性的海外新闻活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度，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友好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凭借创造的四大发明源源不断地把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学习世界各地的文化和文明。从中华大地出发的华人华侨遍布世界各国，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仍然心系祖国和乡亲，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民国时期”是一个跨越时间长达近四十年的历史朝代。从孙中山在南京领导创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前的数十年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国共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国共三年决战等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事件。为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声援和支持国内的政治运动，国内政治派别纷纷派出新闻人主动到海外创办中文新闻报纸进行政治宣传。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对世界各地海外华人华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海外华人华侨也以关注国内政治形势、宣传国内政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华人华侨关注或参与国内政治运动以及向华人华侨传播国内政治新闻动态为宗旨的中文新闻报纸；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而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割占的香港地区、被澳门殖民者趁火打劫占据的澳门地区和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的台湾地区，因中国政府当时不能行使国家主权，而使不同政治力量得以利用这种特殊社会政治环境创办宣传不同政治观点的中文新闻报纸。这些“中文新闻报纸”尽管不是产生存在于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所能达到的地域范围内，但它们一是由到海外的中国人或与中国有着天然联系的华人华侨创办而不是由纯粹的其他民族成员创办；二是他们创办这些中文新闻报纸的宗旨是为国内的政治军事运动服务而不是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三是他们创办的中文新闻报纸在国内特定的政治运动结束后就迅速转向或停办而不是一直经营下去，因而具有明显的“中国”属性，所以本项目也把这些在海外的中国新闻报人、中文新闻报纸以及这些中文新闻报纸的新闻活动纳入研究的对象范围。
（四）“民国新闻史”空间范围以“国民政府”主权和管辖权所达地区新闻业为主体，同时涵盖“中国固有疆域”其他地区的新闻业。
“民国新闻史”是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为前提下的中国断代新闻史。民国时期的中国尽管经历了外患内忧、政治纷争、军事血拼、外交失败乃至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入侵，但中央政府延续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文明，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对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进行力所能及的抵抗，促进国内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得到较快发展进步以及尽力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死决战中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中华民国”政府治理区域范围的新闻业应该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主体。但这一阶段又是中国政治格局剧烈动荡、政治力量消长多变、外敌入侵和民族反抗达到顶峰的时期。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就开始出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媒介、新闻人和新闻活动等组成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业。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直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被推翻，就正式出现并一直存在与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建国方针、治国方略等处于阶级对立地位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称为抗日根据地，国共三年决战时期称为解放区）及诞生、存在、发展于这些地区的人民新闻业——它们和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官方新闻业及在政府支持下以新闻和言论与政府合作、为政府服务的民营或半民营新闻媒介之间是一种阶级意识对立关系，是国内阶级斗争在新闻界的反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建立“满洲国”后，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出现了中国人主持但公开听命于幕后主子日本人、为日本侵略政策和战争利益服务的傀儡新闻业。1937年 “七?七事变”后，日本凭借数十年积累的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中国的大片国土，随之出现了以听命于日本军部报道部、为日本侵略战争涂脂抹粉和欺骗沦陷区中国民众为主要特征的汉奸新闻业。尽管“民国新闻史”应以“中华民国”政府国家主权和行政权所达到地区的新闻业为研究主体，但日本人操纵建立“满洲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是“中华民国领土”的“固有疆域”，“七?七事变”后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地区被国民政府称为 “沦陷区”。无论是溥仪的伪“满洲国”傀儡新闻业还是汪精卫等的伪“民国”汉奸新闻业都出现在“民国时期”中国“固有疆域”内，所以应把它们纳入“民国新闻史”的研究范围。至于“民国时期”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共十年内战时期、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三年决战时期）领导创建的红色根据地新闻业、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闻业和解放区人民新闻业，正是在和执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新闻业的艰苦曲折浴血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业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因为这一历程发生在“民国时期”，所以也应是“民国新闻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三
自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元旦）在南京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到蒋介石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被推翻后共产党领导人民于同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废墟上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数十年“中华民国”历史上，国内政治风云变幻，政府权杖屡屡易手，政治力量此消彼长，使得这数十年间的中国新闻业发展历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根据这一特点并为叙述方便，我们把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新闻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民国新闻业的起源孕育阶段
这一阶段从1893年孙中山在澳门参加他土生葡萄牙籍朋友飞南第创办的《镜海丛报》发行活动开始，到由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的1912年元旦前为止。中国同盟会政治领袖孙中山先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既标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并进入实质性运转状态，同时也标志着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理念为主要社会特征的“民国新闻业”的正式诞生和“民国新闻史”的正式起步。但是以1912年元旦为标志的“民国新闻业”诞生只不过是民国新闻业经历了起源、孕育、成长、发展并达到成熟状态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由中国同盟会为主导力量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属性的中央政府。孙中山早期进行的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新闻宣传活动，应该可以认定为中华民国新闻业的起源点。为此，本书专设“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和孕育”一章，探讨民国新闻业的起源时间点问题，也算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点思考和尝试。
（二）民国创建初期的新闻业
这一阶段从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1912年元旦开始，到袁世凯公开称帝后遭致全国上下一致反对，最后落入众叛亲离的悲惨下场，于1916年6月6日在病恐之中死去为止。以往一些史学著作把“袁世凯时期”划入“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我们认为这两个阶段尽管有共同的“北洋军阀”特征，但也有明显的区别。首先，袁世凯既是“北洋军阀”，但更是最大的“北洋军阀”；是可以调动指挥全国北洋军队的“首领”，而不是仅仅掌管一个地域、统帅一个派系军队（如奉系、皖系、桂系）的区域性“北洋军阀首领”；其次，袁世凯既是手中直接握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但同时又是北洋军阀的“政治首领”——在清政府中官至“内阁总理大臣”，在“民国时期”成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其政治地位和活动能量与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及张作霖等不在一个层次上。再则，袁世凯之所以得以接任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一职，与他迫使清廷宣布退位有直接关系。从这一点讲，袁世凯在结束中国封建专制君主统治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有一定历史贡献，我们不能也不必回避。最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过程是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于1912年2月15日公议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用记省名投票法，经投票选举获得临时大总统的任职资格。这一过程（即权力获得过程）是在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轨道上完成的，和袁世凯之后的其他北洋军阀首领担任“大总统”的任职过程是有差别的。因此，本书把“民国创建初期”阶段的时间下限划到“袁世凯时期”结束的1916年6月底。
（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
这一阶段是从袁世凯去世、黎元洪接任民国正式大总统后开始，至北京“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易帜的1928年12月29日后止。1916年6月6日，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来又通过玩弄政治手腕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因称帝遭致全国一致反对和众叛亲离，在病恐之中身死，时为副总统的黎元洪依据《中华民国约法》于次日（6月7日）就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死后，北洋军系统失去了核心领袖。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等北洋军派系首领跃跃欲试，个个想称王，“中华民国”随之进入了北洋军阀首领们公开凭借军队实力掌控政府权力的时期——俗称“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以往一些民国史著作把“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即“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时间下限划到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制造上海“四?一二政变”后于4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前为止（如张先文等著《中华民国史》），这种划分也不无道理。但客观情况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1927年4月18日举行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并于同日开始在南京办公。但广大的北方地区仍然在北洋军阀势力控制下。1927年4月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政变”时，民国北京政府称之为“临时执政府”，在“执政”段祺瑞1926年4月20日出逃天津后一直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务”。上海“四?一二政变”发生后的6月18日，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成立“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并自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因在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北伐军作战中失败，1928年6月4日回退东北途中在皇姑屯被炸身死。此后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及热河等省在奉系军阀新首领张学良掌控下，直到他于同年12月29日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后，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省于“同日”易帜，政府公署及各机关、学校、商店改挂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官，标志着被北洋军阀各派首领先后掌控的“民国北京政府”实际的终结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民国南京政府）实现全国范围“政令”、“军令”统一。因此，本书把“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时间下限延伸至1928年12月。
（四）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业
这一阶段大致从张学良宣布易帜后的1929年1月开始，到国共两党军队真正结束敌对状态进入合作抗日的1937年8月底为止。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1928年12月29日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标志着被北洋军阀各派首领先后掌控的民国北京政府实际终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中央政府“民国南京政府”于1929年1月开始正式运作。关于这一阶段的时间下限，以往一些民国史学著作或新闻史著作大多划在日本军国主义制造标志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的北平“七?七事变”的1937年7月7日之前。但尽管在日本制造“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蒋介石也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但因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政府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烟幕影响下，仍希望能够把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事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所以对共产党提出并积极促进的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日并不热心，还企图通过国共合作吞并共产党军队，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致使国共合作谈判延宕无果。直到平津沦陷、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近十天后的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委任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的命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及朱德、彭德怀等人任职的命令，才标志国共两党军队由十年内战时期的敌对状态正式进入合作抗日阶段。因此本阶段的时间下限应该延伸到1937年8月底。
（五）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
这一阶段大致是从国共两党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武装入侵进行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开始，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1945年9月初为止。1937年8月22日和8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分别先后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的命令，标志国共两党军队由十年内战时期的敌对状态正式进入合作抗日阶段。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于次日发表事实上承认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谈话，既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也标志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战争正式进入全民族抗战新阶段。20世纪出版的一些民国史学著作或新闻史著作习惯上把这一阶段的时间下限定在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国于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苏联于8月8日正式声明加入，并同时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9年12月23日公布的《全国统一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规定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并没有立即停止作战。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反攻仍在继续”，“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在对日军的全面反攻中，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其中包括华北重镇张家口等”。所以不能说在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后中国抗日战争就胜利结束了。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 “密苏里号” 军舰上，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自此，中国抗日战争才胜利结束。为此，这一阶段的时间下限延伸到1945年9月2日前更具科学性。
（六）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新闻业
这一阶段大致从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1945年9月2日后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前为止。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中国迎来了宝贵的和平建国“窗口期”。无奈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及其主导的民国南京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国共双方力量及民心所向对政治斗争天平的影响，真的以为“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队（陈诚1946年10月17日对记者谈话）。于是在美国的大量“军援”下终于在1946年6月26日向共产党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在不到三年之后的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主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于1949年4月23日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到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军各部解放了除西南滇、黔、川、康、藏及中南的两广以外的全国大陆大部分地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为标志，原“中华民国”国土上的中央政府完成了更迭，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为此，这一阶段的时间下限延伸到1949年9月30日为止。
“民国新闻史”以孙中山1893年7月在澳门参与葡籍友人飞南第创办的《镜海丛报》发行为起源时间点，经过兴中会和中国同盟会时期的孕育和发展，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翻开“民国新闻史”的篇章；历经民国创建初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国南京政府前期、中期和末期等阶段的发展和变化，到首都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中华民国废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结束时间点。
四
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是一项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兼有、创新性和开拓性并存的学术研究。为此，主持和参与本项目研究的全体人员经过多次讨论和商量，确定了进行本项目研究的如下思想原则。
（一）尊重历史的原则
“民国新闻史”研究属于专门史研究的范畴。毋庸异议，在相当一个时间阶段，无论是大陆地区还是台湾地区的新闻史学者对民国时期新闻史的研究，一是由于双方的隔绝使得收藏在海峡两岸的这一阶段的新闻史料文献难以得到充分的共享和利用；二是由于各种原因，民国时期产生的新闻史料文献尤其是政府及政党档案和历史人物的日记、书信等，在相当时间内作为机密文件不向研究者开放，致使研究者只能根据有限的文献史料对复杂的历史进行解读或推理。三是海峡两岸研究者身处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两岸军队严重对峙以及双方都把推翻对方政权作为公开目标的社会环境了，因此难免在对这一阶段新闻史的解读和叙述中更多地突出政治倾向而相对看轻学术结论的客观性（这也是学者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自保措施）。现在已是21世纪20年代中期，产生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档案文献都先后进入解密状态，民国时期档案文献和报刊汇编出版成为大陆出版界新的增长点；一些民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如蒋介石等）的日记、书信（如胡适等）等也逐步向社会开放，两岸迅速扩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为分隔在两岸的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文献共享利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都为本项目充分利用历史文献史料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这些有利条件项目组成员在研究活动尊重历史的文献，尊重历史的事实，尊重历史的结论，尊重历史的环境，尊重历史人物的个性，以正式出版的权威历史文献记载、历史见证人所见所述及当时产生的历史著作为研究对象素材，尽最大努力使研究成果及其结论与全面客观的民国新闻业发展历程相吻合。
（二）辩证认识的原则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发展历程中的新闻人、新闻媒介、新闻活动、新闻成果及社会对新闻业（新闻人、新闻媒介、新闻成果等）的管理都是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立党宗旨、政治路线治国方略及新闻政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也是客观存在；民国新闻史上发生的诸如民国初期“暂行报律风波”、北京政府时期“癸丑报灾”、《申报》主人史量才被刺身亡、抗战时期对新闻业实行战时体制、抗战胜利后“拒检运动”等新闻事件也是客观存在。在一些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著作中，或是海峡两岸的新闻史研究者在同一时间段内因身处不同社会环境，或是各自在不同时间段身处发生或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环境，所以往往依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或不同政党（政府）或政治力量的政治立场观点出发对这些新闻事件及与此相关的新闻人物、新闻媒介予以解读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解读因代表特定政党（政府）或政治力量的立场观点，所以往往只说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而有意识忽视或淡化事物的另一方面（或其他方面），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离学术“信史”标准似乎有明显差距。我们主张对民国时期新闻业发展历程取辩证分析态度，既要看到“中华民国”各阶段政府在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主导下从“一己私利”或“一党私利”出发对新闻业的压制和统制的不合法、不合理及非必需性，也要看到作为“中华民国”各阶段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历史现实和作为政府行使国家主权及行政管理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必需性，以求更加客观全面真实地再现“民国时期”新闻业的发展历程，探寻其间蕴含的内在规律。
（三）“国家-民族”的原则
“民国新闻史”是中国新闻业数千年发展历程中特定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发展史。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各种政治势力斗智斗勇，此起彼伏；全力博弈，此消彼长。尽管最后的结局不一，但都坚称是孙中山的继承者、民众利益的代表。但新闻史研究是不能光听民国时期新闻人自己的表白，而应既听其言，也要观其行，更分析新闻人在当时的新闻传播活动及新闻言行对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社会公共道德和民众的优良习俗以及新闻业进步发展的实际效果，而不能仅仅从政党、政治或某一阶级或阶层立场和角度予以认识和评价。从“国家-民族”、“社会-事业”角度来认识评价新闻人，即民国新闻人的言论行动对国家利益是否有利？是否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在国际生活中的民族尊严？是否有利于国家新闻事业的进步发展？是否有利于民众百姓养成优良的社会公德和习俗？等不同角度对当时新闻人的言行和社会效果进行认识和评价。中国共产党鉴于其“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属性的定位，对党的新闻媒介、新闻人和新闻活动提出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介、新闻人和新闻活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因此共产党人在民国时期的新闻活动同样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原则进行认识和评价。
（四）学术研究的原则
尽管“民国新闻史研究”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兼有的特点，但必须明确而牢牢地定位“学术研究”基点，以学术研究思维和方法研究学术问题。既不以单纯的政治思维方式或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分析研究学术问题——把“民国新闻史”这一学术性研究视作阶级斗争的工具，用贴“政治标签”的方式或依据政治倾向性的好恶来评判民国新闻史的具体人物、媒体和事件；也不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忽视民国时期新闻业在中国新闻人不懈努力争取下取得的客观进步和时代性发展，漠视当时中国合法政府采取顺应社会进步和民意的举措使当时新闻业得到客观发展的实际，把整个民国时期新闻史说得“一钱不值”和“一无是处”的做法，而是采取“就学术论学术”、“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对多少就说对多少、错多少就说错多少”的实事求是思维方式，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学术研究，对“民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体系整体上依照“时间-属性-类型”的逻辑体系进行内容组织和展开。本书依照“时间-属性-类型”的逻辑体系进行内容的组织和展开。第一层次把“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的数十年按照“时间”划分成“民国创建前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国南京政府前期”、“民国南京政府中期”和“民国南京政府末期”五个阶段，由此产生本项目最终研究成果的国内第一套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二层次是每一阶段的新闻业按照“属性”划分成“新闻报业”、“专门新闻业”（含新闻通讯业、新闻广播业、军事新闻业、少数民族新闻业、外国在华新闻业）及“新闻业其他方面”（新闻业经营管理、新闻管理体制、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新闻业中外交流）等三个板块十个左右专题，由此产生国内第一套由十个分册组成的本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第三层次是在《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卷和《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按照“党派”、“民营”、“外国在华”或“民族”等不同的“类型”叙述介绍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
五
根据项目投标书研究成果体系的设计，本项目研究在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顺利展开并如期完成的基础上，其研究成果体系将包括支撑性研究成果、阶段性研究成果、最终研究成果三个不同层次和内容：
（一）支撑性研究成果：系列研究论文
本项目设计中列出了拟撰写的55个论文题目。项目组成员十分重视支撑性成果的产出，并努力通过以下途径生产和发表前期研究论文。首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国际新闻界》等专业报刊发表项目研究论文；其次是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传播学会、中国史学会等高层次学术团体主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和学术同行学术交流过程中发表研究论文；再则是在项目组内部交流刊物《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上发表前期研究成果。最后是项目组成员积极撰写“民国新闻史”论文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合办“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等专门性专题性学术交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项目组成员已通过不同途径正式发表“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专题论文近百篇。自2009年以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点“新闻史学”方向就招收“民国新闻人物研究”博士研究生。已有5位博士研究生先后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后以“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学术丛书：民国新闻史人物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已出版的有《民国新闻人胡道静研究》（关梅）、《民国新闻人黄天鹏研究》（曹爱民）、《民国新闻人马星野研究》（王继先）、《民国新闻人林语堂研究》（钱珺）和《民国新闻人陈独秀研究》（张朋）等。
（二）阶段性研究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
为了使最终研究成果建立在坚实前期成果基础上，本项目设计了由10个左右分册组成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阶段性成果。具体包括：《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教育》、《民国时期的新闻学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管理体制》、《民国时期的新闻职业精神》、《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管理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业交流》等。根据计划，该丛书各分册大致在15-20万字之间。在验收结项后采用统一设计的版式出版。
（三）最终研究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
本项目最终研究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是集中项目组全体成员智慧和力量的精心之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分册作者均为《中华民国新闻史》相关专题研究的特约撰稿人，使国内第一套《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得以集中国内相关专家学者的智慧，达到较高的整体水平。对应于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五个阶段，本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由如下五卷组成：第一卷《民国创立前后的新闻业》（1893.7-1916.6），主要叙述民国新闻业（史）的起源、发展和诞生以及民国创建初期新闻业的发展历程；第二卷《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1916.7-1928.12），主要叙述民国北京政府在袁世凯死后至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前的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变化历程；第三卷《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业》（1929.1-1937.8），主要叙述民国南京政府实现“政令”、“军令”统一后，至国共两党及其军队为抵抗日本侵略完成国共合作后为止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变化历程；第四卷《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1937.9-1945.8），主要叙述民国南京政府自国共两党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武装侵略正式宣告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到日本代表向盟国代表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前的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历程；第五卷《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新闻业》（1945.9-1949.9），主要叙述民国南京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至“中华民国”首都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前的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历程。
六
为完成新闻史学界共同的重要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按照“借助全国学界集体智慧，体现多管并举协同创新”的基本思路，组织了体系完整、功能有别，目标一致，分层负责的团队运行机制。该团队体系包括三个不同层次功能和组成人员：
（一）决策咨询层面：顾问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
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本项目研究决策工作的科学性，项目组聘请著名新闻史学专家、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等学科专家、管理专家及出版界专家组成“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顾问委员会，在本项目研究的重大问题上为研究团队出谋划策，掌舵把关（顾问委员会名单置于本书各卷正文前）。根据国家关于“最终成果为大型文献典籍或资料整理、多卷本专著、系列丛书等形式的，要成立编纂委员会对成果质量、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审核把关，注意编纂体例的科学性、完整性和统一性，避免重复出版；阶段性成果出版须经编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报我办备案”的要求，商请有关专家同意，决定聘请著名新闻史专家、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吴廷俊先生等学科专家、管理专家及出版界专家组成“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编纂委员会，具体承担本项目研究最终和阶段性成果的成果质量、学术规范、编纂体例审核把关和上报备案等职能（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置于本书各卷正文前）。
（二）研究实施层面：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和项目研究专题负责人
由于国家对子课题设置数量的限制，所以本项目在研究实施的团队体系设计上采用了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和项目研究专题负责人两种形式。项目子课题负责人主要负责最终研究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各分卷的撰稿和组织撰稿工作，是各分卷内容的主要负责人；项目研究专题负责人主要负责阶段性研究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的撰稿或撰稿组织和《中华民国新闻史》各分卷中特约专题文的稿撰或组织工作。无论是项目子课题负责人还是项目特约专题负责人，都是当今国内新闻史学界“民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或学术代表人物。他们不仅自身有较深厚的研究基础，而且所在单位或部门具有代表性。既有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学者，更有年轻有为的学术才俊；既有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人员，也有国家通讯社业务部门专业研究人员；既有新闻报刊史研究专家，也有研究新闻广播史、图像新闻史的专家；既有新闻传播学术界同人，也有出版和档案界的朋友。以求达到集中全国同人智慧，完成全国同行使命，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的目标。
（三）研究执行层面：项目子课题组或项目研究专题组成员
本项目团队体系中的执行层面是项目子课题组和项目研究专题组为数不同的成员。每个项目子课题组包括3-5名甚至更多的成员，他们或是在民国新闻史研究方面有较长时间的积累，大部分已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或者虽然是博士毕业不久但读博期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本项目直接相关，甚至已经是国家项目的主持人或重要参与者，更有一些是图书馆、档案馆及出版社业务骨干。他们的加盟和共同努力，为本项目研究如期推进和优质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项目组成员对“民国新闻史”研究起步于2010年，第一篇研究论文成果2011年1月正式发表。2012年6月申请的“民国新闻史研究（1895-1949）”于同年11月获准立项2012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3年1月申请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于同年6月获准立项2013年度国家社会基金重点项目。2013年9月投标的“中华民国新闻史”于同年11月中标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第二批）。本项目研究自起步至今已有九年时间，国家立项研究也足足五年。在这五年间，来自23个单位40多位参与者共同努力、克服了诸多的困难和不便，终于按预定计划完成了项目研究和书稿撰写，向国家、社会和同行交出了我们这个团队的答卷：近100篇专业论文、一套“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10个分册）以及国内第一套多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我们希望这些成果尤其是《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能够反映21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学界对“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和认识的整体水平，基本满足新闻史学工作者、新闻业务工作者及对新闻史感兴趣的读者了解“中华民国时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需要。毋庸讳言，本书肯定患有诸多的不足和遗憾之处：有些观点不一定十分妥当，内容详略还可更科学些，对新闻媒介和人物的评价不一定全面正确，分析不一定充分到位，由于作者人数较多而存在文风不够统一等等。我们衷心期待广大读者尤其是业内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指正，以便在有机会再版或增订时予以修改，使之不断趋于完善。
《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总序》
（讨论稿）
【编者按】为体现本研究项目成果的整体性，将在由10个左右分册组成的项目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正文前冠一篇由项目首席专家执笔撰写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 总序》，对各分册不便叙述但又应对读者说明的相关事宜进行总的说明，使读者在接触单一分册时能对涉及全套“丛书”的如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的进程、研究对象、研究队伍、研究组织、思想原则等基本问题有一宏观了解。秘书处起草并向会议提交《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 总序》，以便《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作者完成和修改书稿过程中参考。
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3年度（第二批）“中华民国新闻史”投标书关于研究成果体系的整体设计，本项目的成果体系包括三个不同层面的成果组成，由10个左右分册组成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是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绪论主要就“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的历史进程、民国新闻专题史的研究对象、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的组织以及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的思想原则等等涉及全套《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相关问题作一总的介绍。
一
从孙中山领导在南京创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俗称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1912年元旦，到我们撰写“民国新闻专题史”的现在（2018年），两个时间点相距一百多年。回顾这一百多年“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的历史进程，真是让人感慨万千。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从大的方面可以划分为中华民国时期（38年左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建国已近70年）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又可分成两个小的阶段——这两个大的阶段和四个小的阶段，正好构成了“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从孙中山领导在南京创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俗称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1912年元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前为止，目前尚未发现有“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的著作性成果出版。这一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还很难确定是哪一种因素在其中起了主导性作用。从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立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的这38年间，大致可以日本全面发动武装侵华战争的北平卢沟桥“七.七事变”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主要是国共两党合作发动反对袁世凯及北洋军阀集团专制统治的“北伐战争”，直到1927年4月起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势力制造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等政治事件，把原先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共产党人变成了血淋淋镇压的政治敌人，并依仗着军队优势一巴掌把共产党打入血泊之中，迫使共产党人要么是转入地下状态，要么是退到国民党政权统治鞭长莫及的偏远山区。尽管共产党誓言要推翻国民党政府，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是比较弱小，二是没有稳定的保障，三是一直处于被国民党军队追剿、能够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的状态，所以实际上谈不上对国民党统治造成直接的巨大威胁。以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主导的“中华民国”获得了大约十年左右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史学界有“黄金十年”之说），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或许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所以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1937年之前的中国学术界对当朝“中华民国”研究似乎还没有全面展开，但也有例外。中国学术界在193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华民国”宪政、立法及政治生活等方面的专著。其中最早是著名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吴宗慈的《中华民国宪法史》，该书对从1913年《天坛宪草》议定到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公布的10年制宪历程做了详尽记录，描绘了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从起草到完成的全过程。后来的如潘树藩《中华民国宪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谢振民编著、张知本校订的《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37年版）、吴经熊、黄公觉的《中国制宪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以及郭卫、林纪东的《中华民国宪法史料》等。尽管中国法史学界出版了多种中华民国“宪法史”或“立法史”著作，但不知何因，笔者至今没有发现当时新闻史学界撰写出版诸如《中华民国新闻史》的专著。或许是因为新闻史比宪法（立法）史距离社会现实政治还略远一些？或许是当时新闻史学界的研究人才和学术积淀还没有具备撰写出版《中华民国新闻史》的基本条件？或许是受到“新闻无学”惯性思维影响的人们还没有关注到“民国新闻史”这一个方面？或许是当时新闻学人主要关注点还是新闻报刊采编发售等实用技术总结而无暇关注相对比较“虚”一些的“民国新闻史”研究？或许是新闻史学界受数千年文化传统习惯“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制约和影响而认为不应该撰写还在当朝的“民国新闻史”？尽管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一种或数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构成了这一阶段尚未撰写出版“民国新闻专题史”学术专著的原因。
后一阶段是从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武装侵略、中华民族奋起进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政治谈判破裂，国共两党军队兵戎相见，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最后溃败至中国东南沿海台湾诸岛为止。“中华民国”的这13年，先是外敌入侵被迫迎战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是世界各国承认的全国性政府。由于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重大经济损失，在夺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地位因此得到明显提高，国际影响力迅速增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由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同盟国家设计新的世界秩序并成立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时，当时的“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众一心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实现孙中山先生“和平建国”的遗愿。但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及其主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依仗在抗战时期撤到大后方保存下来的军队和美国巨额军事援助，在自认为准备到位之时撕毁了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地区的中共部队发起进攻，拉开了国共两党军队公开内战的序幕。这场内战又是一打数年，直到“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在抗日战争前期，日本侵略军依仗先进武器装备迅速向中国腹地推进，在占领城乡的同时进行灭绝性的文化、文物、文献以及文人的掠夺。为了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抗战，也为了保存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当时的民国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南迁”（从北方迁向南方）和“内迁”（从沿海迁向内地）。大批年轻的学者作家投笔从戎与外敌血战，大批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失去了基本的研究条件，大批年轻学生因战争失学而流落社会，大批文献史料由于搬迁损坏或被日本人抢掠而不能为研究利用，“整个华北已经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包括新闻史研究在内的学术活动被迫中断，没有“民国新闻专题史”学术著作问世也在情理之中。
二、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实行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到我们撰写“民国新闻专题史”的现在（即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第八个年头）的近70年内未能出现“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著作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界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国共两党军队内战中溃败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仍打着“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招牌，不承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已被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推翻的历史现实，并由于得到一些西方国家支持庇护，在联合国于1971年10月25日通过著名的“第2758号决议”前的相当长时间里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为了巩固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实行的“一党统治”而实施“戒严体制”长达38年之久，期间因言论获罪的个案举不胜举。一方面是台湾地区新闻史学界研究者身处在“中华民国”氛围中，二是当局实施的“威权体制”统制和禁锢人们的思想，因而不可能出现“断代史性质”的“中华民国”为时间标志的新闻史学研究成果。台湾地区新闻史学者如曾虚白、赖光临、李瞻等人所著（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中延伸到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内容，也是作为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延伸性叙述。在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周岁就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国民党溃败前潜伏的大批特务和不法地主资本家趁机兴风作浪，台湾国民党当局高调宣称“光复大陆”并不时派遣武装特务骚扰沿海地区；美国在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把第七舰队开进中国台湾海峡阻挡解放军进攻台湾，尔后又不断在中国边境地区和周边国家制造局部战争和政治事件，企图把年轻的人民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当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和苏联共产党在党际关系方面以“老子党”自居的傲慢态度，使刚刚独立建国的新中国领导人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据理力争，最后导致矛盾公开化和激烈化。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人民新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势不两立，与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处于严重的军事政治对立状态，在社会主义阵营又因“反修”和苏联势不两立，阶级敌人时刻都虎视眈眈，新生政权时刻受到严重威胁。而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创建人民共和国以后，也通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知识分子改造、高校院系调整及专业改造等一系列政治和行政举措，尽快淡化和消除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大陆统治时期的影响和痕迹，以巩固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执政基础。一些人片面地认为研究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统治时期的有关历史内容是“树碑立传”、“鼓吹复辟”或“招魂”。在这种社会环境氛围中，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生怕引火烧身，实际上形成了诸多的学术禁区——没有出现“民国新闻史”及“民国新闻专题史”的研究成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尽管中国大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但由于数十年积压下来的研究任务太多以及思想解放的渐进性，直到2007年8月才在上海《新闻记者》（第8期）刊载的《研究民国新闻史的新资料——读〈胡政之文集〉》（作者王咏梅）一文标题中出现“民国新闻史”这一名词。尽管这仅仅是一篇介绍《胡政之文集》的书评，但因其在文章标题中率先使用了“民国新闻史”这一学术概念，同时开始了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民国新闻史人物专题研究史）的探索，因而在中华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2011年3月2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成舍我与民国新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目前所知在中国大陆举办的第一个由中国大陆地区学术团体（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地区学术团体（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和美国相关学术团体（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研究院）共同主办，大陆地区高校新闻院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协办的民国时期重要新闻史人物“成舍我与民国新闻史”的专题学术活动，也是大陆新闻史学界举办的第一个由中外学术界人士参加的“民国新闻史”专题学术活动，更是中国新闻史学会举办的以特定新闻史人物（成舍我）为研究对象的专题学术活动，把“民国新闻专题史”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自2011年1月10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刊载《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意义、体系和实施》（作者倪延年）一文后，大陆地区学术刊物不断有研究“民国新闻史”的论文发表。尽管一些论文标题没有出现“民国新闻史”，但研究对象、主题或内容都属于“民国新闻史”研究，其中大部分属于“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2013年11月，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宣布参加竞标的“中华民国新闻史”中标立项（项目编号13&ZD154）。该项目研究成果设计包括阶段性成果和最终研究成果，其阶段性研究成果就是由10个左右分册组成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似乎是大陆新闻史学界关于“民国新闻专题史”方面的第一次成系列设计和有计划的研究。根据项目研究进程的设计，2014年5月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了第一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评审出42篇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4》，来自对岸的新闻史学者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南京参加由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的首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并通过大会报告的形式向与会的新闻史同行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2015年11月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了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评审出48篇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2016年11月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了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评审出40篇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台湾地区有新闻史学者参加并向会议报告了论文——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民国新闻专题史”的研究论文。
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总体问题是对在特定国际和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乃至军事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中，孕育、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民国时期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在数十年中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经验教训进行学科的研究、历史的总结和符合实际的评价，既探讨这一阶段新闻事业在社会环境的制约和促进下向前发展的社会背景，更思考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运行对特定社会环境因素的推动和改变，全面考察新闻事业和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再现民国时期新闻业的历史图景。研究对象涵盖了民国时期整体新闻业、新闻报业、新闻法制和新闻政策、新闻业管理体制、新闻业经营、新闻教育、新闻学术研究以及新闻通讯业、新闻广播业、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图像新闻业、外国在华新闻业、新闻业交流、新闻业与社会互动关系及民国新闻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等诸多方面。
为充分发挥全国新闻史学界民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相关专家学者“协同创新”的整体优势，“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邀请国内在民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具有一定优势和学术影响力的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以民国时期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以民国时期新闻业发展的专题研究为支撑，建构起一个上下支撑、左右联动、有机互补、保证质量的完整的研究成果体系。本项目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是编撰我国第一套多卷本的《中华民国新闻史》，作为产生最终成果直接学术支撑的是阶段性成果即由10个左右分册组成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在按照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的各卷设置五个子课题的同时，设立了十二个特约研究专题，即“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研究”（负责人艾红红）、“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研究”（负责人万京华）、“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研究”（负责人白润生）、“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研究”（负责人方晓红）、“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研究”（负责人李建新）、“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负责人徐新平）、“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研究”（负责人刘亚）、“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研究”（负责人韩丛耀）、“民国时期的新闻经营研究”（负责人张立勤）、“民国时期的在华外国新闻业研究”（负责人邓绍根）“民国时期的新闻职业精神研究”（负责人张晓锋）和“民国时期的新闻交流研究”（负责人倪延年）。这十二个特约研究专题的直接成果是就是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各个分册，即《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艾红红著）、《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万京华著）、《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白润生著）、《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方晓红著）、《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李建新著）、《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徐新平等著）、《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刘亚著）、《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韩丛耀著）、《民国时期的新闻经营》（张立勤著）、《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邓绍根著）、《民国时期的新闻职业精神》（张晓锋著）及《民国时期的新闻交流》（倪延年著）。
之所以确定上述专题作为“民国新闻史”的特约研究专题，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因素：首先是这些“特约专题”所研究的领域在整个“民国新闻事业”中具有比较丰富的研究内容即“有内容可以研究”，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对当时“民国新闻事业”发挥社会功能具有独特重要的作用；其次是这些“特约专题”的深入系统研究对于构建完整丰满的“民国新闻史”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即“应当予以重点研究”。对这些特约专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可使这些在民国时期新闻业整体结构中具有相当地位的重要领域得以充分反映和再现，为后人展现一个更为客观全面的民国新闻史体系；三是这些“特约专题”领域已出现具有较深厚学术积淀、丰富研究经验、较高水平相关成果并得到公认的学术领头人即“有人胜任研究”，为进一步深入全面研究这些“特约专题”提供了人才队伍支撑，使这一系列工程的实施成为可能。项目组所选择的“特约专题”负责人也的确是这些专题领域公认的专家，如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专家白润生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新闻教育研究专家李建新教授（上海大学）、中国图像新闻业研究专家韩丛耀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新闻广播史研究专家艾红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外国在华新闻史研究专家邓绍根（暨南大学）、中国军事新闻史研究专家刘亚教授（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中国新闻通讯业史研究专家万京华研究员（新华通讯社）等等。但也有例外，如从研究内容分量看“民国时期的新闻报业”理应作为“特约专题”，但中国大陆地区改革开放后首先恢复的就是“报刊史”研究并已出版较多成果（如《中国近代报刊史》和《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等）及“民国时期的新闻报刊”内容在20-25万字左右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难以容纳。又如“民国时期的新闻法制”也是很重要的“专题”，但复旦大学黄瑚教授1999年8月就出版《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2007年6月马光仁的《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也是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法制”，2007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闻法制通史研究”最终成果《中国新闻法制通史》（八卷本）中第二卷“近代卷”研究的也是“民国时期的新闻法制”，且已在2012年底通过验收结项。因此就没有对“民国时期的新闻报业”及“民国时期的新闻法制”等设立专题进行“特约研究”。
在“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完整的成果体系中，作为项目最终研究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的功能设计是把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发展历史放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完整社会环境背景下，探讨其孕育、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内在规律及经验教训，从纵向对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开展研究，体现新闻业与社会同进互动的思想。由10个左右分册组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则承担了两个功能，一是作为本项目最终研究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的学术支撑。这些分册的著者都是在民国新闻史研究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的专家学者，确定分册研究课题是“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的“特约研究课题”，承担者的角色定位是“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特约撰稿人”。《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的内容精华将以“特约专题稿”形式成为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为提高项目研究最终成果的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二是向新闻史学界集中展现民国时期新闻史中此前少有学者深入系统研究的若干侧面的专门发展历史。项目组邀请那些在民国新闻史领域特定方面的专家学者就各自的优势领域进行专门研究并撰成独立专著出版，为深入系统地了解民国新闻史的这些方面提供可资阅读的文本。
项目组旨在通过《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整体宏观展现中华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通过《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各个分册，从中观的层面展现民国新闻史若干侧面的发展进程；《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研究成果的精华以“特约专题稿”方式成为多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则旨在为提高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的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权威性提供保障。
三
为了圆满实现《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设计功能，项目组在全国新闻史学界范围内选聘了一批具有深厚学术积淀、良好学术道德的专家学者，组成了《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强大著者团队。他们是：
艾红红，（《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独立作者）女，博士，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已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史初论》、《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研究》和《〈新闻联播〉研究》等著作3部；与他人合著《中国广播电视史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图史》（副主编）等著作7部；在《国际新闻界》、《山东社会科学》等发表《从党派“营地”到民众“喉舌”：民主党派报刊属性与功能之变迁〈1928—1949〉》、《民国时期基督教广播特色初探》、《中国广播电视的历史发展及其动因考察》等论文数十篇。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其中之一《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获教育部科研成果二等奖、吴玉章奖一等奖。参与完成国家广电总局重点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1项。目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宗教广播史研究”，参与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二批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编写。
万京华，（《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主编兼主要作者）女，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室副主任，高级编辑（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从事新华社新闻史研究近20年。曾参与《血染的丰碑——新华社烈士纪实》、《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新华社80年辉煌历程》等图书编撰工作。参与制作的十集电视纪录片《新华社传奇》获第六届“记录?中国”创优评析三等奖。已先后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抗战时期的毛泽东与新华社》、《周恩来与新华社驻外记者》、《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新华分社》、《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军队分社的创建与发展》、《红中社参考刊物〈无线电日讯〉及其历史研究》《从红中社到新华社》等。
白润生，（《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主编兼主要作者）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理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中国报协民族地区报业分会顾问。曾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理事，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和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项目。独著（或第一作者）出版著作14部，五次获省部级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2010年获国家民委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2011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获教育部第六届普通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自1995年开始《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及《中国民族报》等国家级媒体先后发表《闹中取冷白润生》、《使历史成为“历史”——访韬奋园丁奖获得者白润生》、《薪火不断温自升——记少数民族新闻学学者白润生》等专访约计10余篇，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带头人。
方晓红，（《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主编兼主要作者）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武汉大学媒介发展中心研究员，郑州大学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新闻传播学重点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大众传媒与农村研究。出版有《中国新闻史》、《报刊?市场?小说》、《大众传媒与农村》、《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等，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江苏社会科学》等发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报刊事业的特点》、《论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之关系》等数十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江苏省高校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各1项。
徐新平，（《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主编兼主要作者）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传媒伦理与法制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特聘常务理事。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的演进”、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闻伦理学研究”和“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主持湖南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外新闻伦理规范比较研究”，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的研究。已出版《维新派新闻思想研究》、《新闻伦理学新论》等专著，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等学术刊物发表《晚清时期中国对外新闻传播思想》、《论维新派新闻自由观》、《中国新闻人才观的变迁》等新闻学论文50余篇。有关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专著《维新派新闻思想研究》获湖南省第11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参著《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史》获第五届吴玉章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二批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骨干成员。
李建新，（《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独立著者）博士，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导。先后出版有《中国新闻教育史论》（2003年新华出版社出版）、《媒体战略策划》（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和《采访述要》（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专著，其中《中国新闻教育史论》被时任中国新闻史会会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教授称为“填补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空白”，“整体构建了中国新闻教育史的理论框架”，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新闻教育的历史画卷”。
刘 亚，（《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独立著者）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系教授，博导。长期从事军事新闻理论与历史的研究。发表了《新中国我军新闻事业50年》、《我党历史上的优秀新闻工作者》等论文数近20篇，出版有《军事新闻学》等著作。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史研究”。
韩丛耀，（《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主编兼主要著者）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实验中心主任，兼任法国欧亚印象交流协会（ISASES）顾问。长期从事图像传播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国内外发表摄影作品2000余幅，发表专业学术论文50多篇。代表性成果有《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图像传播学》（台湾威仕曼文化公司2005年出版）和《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6卷本）。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中国近代（1840-1919）图像新闻出版史研究”（项目号：07BXW007），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1919-1949）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批准号：11BXW005）和以色列SIP基金项目：“Unbound Vision:Early Chinese Ideas on Photography”（摆脱束缚的视野：中国早期关于摄影的想法和意识）和江苏省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项目项目“中华图像文化数据库建设”。
邓绍根，（《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独立著者）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士后，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外新闻传播史论和新闻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教学工作，出版有：《美国在华早期新闻传播史，1827-1872》等著作4部，先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课题6项，参与教育部重大课题2项，目前主持2012年国家社科青年项目《美国在华新闻传播史1827-1953》。担任教育部“马工程”第二批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课题组成员。
张立勤，（《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管理》独立著者）女，博士，原任浙江财经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兼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媒介经营管理和新闻史研究。主持浙江省社科项目“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以〈申报〉、〈新闻报〉为考察中心”，并获得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有《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以〈申报〉、〈新闻报〉为考察中心》等专著。
张晓锋，（《民国时期的新闻职业精神》独立著者）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会副会长、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协同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兼职研究员。获南京师范大学“青蓝工程”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青年教师“教学十佳”等称号，是南京师范大学“百名青年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首批培养人选。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史论研究，出版《新闻职业精神论纲》、《传媒协同发展论》等著作和教材10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江海学刊》等发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地区新闻法制的历史考察》、《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地区新闻法制的历史考察》等论文40余篇。曾获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国家一级学会奖3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子项目“中国新闻法制发展史研究?港澳台卷”、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和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博士后研究项目1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台湾近代新闻史研究（1885-1949）”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台湾广播电视发展史研究”。
李秀云（《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主要作者），女，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
上述团队成员来自国内北京、上海、广州、杭州、长沙和南京等地10个教学研究单位，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学术界前辈带头人如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又有一批“70后”的朝气蓬勃“新生代”学者，而团队主体则是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数十年既有丰富经验又有丰硕成果的“50后”学者专家；他们中间既有来自国内著名高等学院的教授，也有国家通讯社研究单位的学者；既有擅长研究新闻广播史、新闻通讯业史、新闻经营史、新闻学术史及新闻管理史的专家，更有擅长研究新闻教育史、少数民族新闻史、军事新闻史、图像新闻史及外国在华新闻史等方面的专家，整个团队专长互补、信息共享、精诚合作、携手同进，为上述各特约专题研究顺利完成和《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四
和从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暨撰写项目最终研究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一样，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特约专题研究和《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撰稿任务的学者专家一致认为，在专题研究和书稿撰写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尊重历史的原则
“民国新闻史”研究属于专门史研究的范畴。毋庸异议，在相当一个时间阶段，无论是大陆地区还是台湾地区的新闻史学者对民国时期新闻史的研究，一是由于双方的隔绝使得收藏在海峡两岸的这一阶段的新闻史料文献难以得到充分的共享和利用；二是由于各种原因，民国时期产生的新闻史料文献尤其是政府及政党档案和历史人物的日记、书信等，在相当时间内作为机密文件不向研究者开放，致使研究者只能根据有限的文献史料对复杂的历史进行解读或推理。三是海峡两岸研究者身处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两岸军队严重对峙以及双方都把推翻对方政权作为公开目标的社会环境了，因此难免在对这一阶段新闻史的解读和叙述中更多地突出政治倾向而相对看轻学术结论的客观性（这也是学者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自保措施）。现在已是21世纪20年代中期，产生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档案文献都先后进入解密状态，民国时期档案文献和报刊汇编出版成为大陆出版界新的增长点；一些民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如蒋介石等）的日记、书信（如胡适等）等也逐步向社会开放，两岸迅速扩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为分隔在两岸的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文献共享利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都为本项目充分利用历史文献史料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这些有利条件项目组成员在研究活动尊重历史的文献，尊重历史的事实，尊重历史的结论，尊重历史的环境，尊重历史人物的个性，以正式出版的权威历史文献记载、历史见证人所见所述及当时产生的历史著作为研究对象素材，尽最大努力使研究成果及其结论与全面客观的民国新闻业发展历程相吻合。
（二）辩证认识的原则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发展历程中的新闻人、新闻媒介、新闻活动、新闻成果及社会对新闻业（新闻人、新闻媒介、新闻成果等）的管理都是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立党宗旨、政治路线治国方略及新闻政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也是客观存在；民国新闻史上发生的诸如民国初期“暂行报律风波”、北京政府时期“癸丑报灾”、《申报》主人史量才被刺身亡、抗战时期对新闻业实行战时体制、抗战胜利后“拒检运动”等新闻事件也是客观存在。在一些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著作中，或是海峡两岸的新闻史研究者在同一时间段内因身处不同社会环境，或是各自在不同时间段身处发生或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环境，所以往往依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或不同政党（政府）或政治力量的政治立场观点出发对这些新闻事件及与此相关的新闻人物、新闻媒介予以解读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解读因代表特定政党（政府）或政治力量的立场观点，所以往往只说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而有意识忽视或淡化事物的另一方面（或其他方面），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离学术“信史”标准似乎有明显差距。我们主张对民国时期新闻业发展历程取辩证分析态度，既要看到“中华民国”各阶段政府在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主导下从“一己私利”或“一党私利”出发对新闻业的压制和统制的不合法、不合理及非必需性，也要看到作为“中华民国”各阶段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历史现实和作为政府行使国家主权及行政管理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必需性，以求更加客观全面真实地再现“民国时期”新闻业的发展历程，探寻其间蕴含的内在规律。
（三）“国家-民族”的原则
“民国新闻史”是中国新闻业数千年发展历程中特定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发展史。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各种政治势力斗智斗勇，此起彼伏；全力博弈，此消彼长。尽管最后的结局不一，但都坚称是孙中山的继承者、民众利益的代表。但新闻史研究是不能光听民国时期新闻人自己的表白，而应既听其言，也要观其行，更分析新闻人在当时的新闻传播活动及新闻言行对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社会公共道德和民众的优良习俗以及新闻业进步发展的实际效果，而不能仅仅从政党、政治或某一阶级或阶层立场和角度予以认识和评价。从“国家-民族”、“社会-事业”角度来认识评价新闻人，即民国新闻人的言论行动对国家利益是否有利？是否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在国际生活中的民族尊严？是否有利于国家新闻事业的进步发展？是否有利于民众百姓养成优良的社会公德和习俗？等不同角度对当时新闻人的言行和社会效果进行认识和评价。中国共产党鉴于其“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属性的定位，对党的新闻媒介、新闻人和新闻活动提出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介、新闻人和新闻活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因此共产党人在民国时期的新闻活动同样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原则进行认识和评价。
（四）学术研究的原则
尽管“民国新闻史研究”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兼有的特点，但必须明确而牢牢地定位“学术研究”基点，以学术研究思维和方法研究学术问题。既不以单纯的政治思维方式或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分析研究学术问题——把“民国新闻史”这一学术性研究视作阶级斗争的工具，用贴“政治标签”的方式或依据政治倾向性的好恶来评判民国新闻史的具体人物、媒体和事件；也不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忽视民国时期新闻业在中国新闻人不懈努力和争取下取得的客观进步和时代性发展，漠视当时中国合法政府采取顺应社会进步和民意的举措使当时新闻业得到客观发展的实际，把整个民国时期新闻史说得“一钱不值”和“一无是处”的做法，而是采取“就学术论学术”、“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对多少就说对多少、错多少就说错多少”的实事求是思维方式，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学术研究，对“民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体系整体上依照“时间-属性-类型”的逻辑体系进行内容组织和展开。在按照“时间”和“属性”逻辑关系构建最终成果内容体系的基础上，再按照“属性”和“类型”的逻辑关系构建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内容体系，以求从不同侧面反映或再现民国新闻业不同侧面的详细面目。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特约研究专题承担者和《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撰写者，我们当然希望这套《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能反映21世纪20年代新闻史学界“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和认识的整体水平，基本满足新闻史学工作者、新闻业务工作者及对新闻史感兴趣的读者了解该套丛书所涉及的民国时期新闻史不同侧面比较详细历史的需要。毋庸讳言，这套《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肯定还有诸多不足和遗憾之处：首先是首席专家设置“特约研究专题”时考虑未必妥当，可能使一些更重要的民国新闻史“侧面”没有能作为“特约研究专题”进行研究，以致“民国新闻专题史”内容体系上留下缺憾；二是由于各分册由不同专家学者分头执笔，各人表述习惯和行文风格不尽一致，致使整套丛书的风格在各分册之间难以实现完全统一；三是因为各位执笔者的社会阅历、学术积淀、人文素养及研究重点等不尽相同，对有些认识的全面性和分析的科学性及表述的严密性等方面也未能达到统一水平，甚至有些评价不一定全面正确，有些观点不一定十分妥当；四是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尽管所有的执笔者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有些原始文献和档案资料未能充分利用，致使有些内容比较单薄，详略不尽得当。我们衷心期待广大读者尤其是业内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指正，以便在有机会再版或增订时予以修改，使之不断趋于完善。
情况通报
关于项目各子课题成员
应征“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论文的
情 况 通 报
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承办的“第三届民国新闻史研究高层论坛”征文工作已圆满结束。自中国新闻史学会于2016年3月1日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向新闻史学会理事和会员发出征文通知后，征文截止时间的2016年7月31日左右，共收到70篇应征论文，其中由国家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成员撰写的有23篇，占32.86%。现将国家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成员应政论坛征文的情况通报如下：
序号 子课题序号 子项目
及负责人情况 子项目论文数
作 者
论 文 标 题
1
一
民国创立前后的新闻业
负责人：倪延年
5
倪延年 论民国前外国人对中国的新闻交流及特征
2 王继先 “星野”之源——马星野笔名之考证
3 刘泱育 “服务”因何等于“为善”：民国时期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校训精神及方汉奇个案的文化社会学诠释
4 张朋 陈独秀与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创建
5 倪延年 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应循原则（未录用）
6
二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
负责人：王润泽
3
肖江波
以“自由”的名义：清末民初的《申报》改革与剪辫运动
7
谭泽明 试析传统动力对民初新闻业短暂繁荣的深层影响
8 余 玉 多彩与多姿：陈冷的“时评”内容及风格论析——以上海《时报》“时评”为例
9
三 民国南京政府
前期的新闻业
负责人：张晓锋
1
刘继忠
总理崇拜与主义灌输——《中央日报》总理纪念周报道研究
10
四 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
负责人：何村
1 何村、叶俊 抗战时期海外华文报刊及与大陆新闻业的关系
11
五
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新闻业
负责人：艾红红
2
艾红红 “史家办报”与“史家”办报——以《申报》史量才形象塑造为例
冯 帆
储安平“文人论政”思想探析
12
13
六
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
负责人：万京华
3 万京华 中国人在海外开展通讯社业务之历史考察
14 谭林茂 民国时期在华外国通讯社发展历程及双重历史作用
15 王 会 申时电讯社业务发展及运营管理研究
16
七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
负责人：白润生 1 荆琰清白润生 意识的觉醒 时代的桎楛——论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业发展得失
17 八 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
负责人：李建新 1 李建新 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的史论理析
19
九
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
负责人：方晓红
3 曾来海 试论民国时期报纸多样化促销与推广的营销思想
20 张弢 境内与域外——清末民初的新闻事业与关不住的国门
21 庄 曦 租界新闻传播管控中的权与谋
22
十 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
负责人：徐新平 1 李秀云
吴云柯 抗战时期左翼人士的新闻理论探讨——以《新闻记者》为中心的考察
23
十一 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
负责人：邓绍根 1 邓绍根 中国新闻界代表团与1921年世界报界大会
十二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管理
十三 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
24 十四 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
负责人：韩丛耀 1 韩丛耀
苏 渝 意识形态架构下的媒介景观--以《时事画报》图像新闻为例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