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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备通知
关于召开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暨编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
预 备 通 知
根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中华民国新闻史”投标书》中关于本项目研究工作计划的约定和2016年8月项目组核心成员全体会议决议精神，经与有关同志协商沟通，拟于2017年8月中旬召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第二批）“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和编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为便于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预备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根据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和编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精神，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暨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地点初步定在安徽黄山学院。会务工作由项目组成员、本项目第一子课题负责人何村教授负责。
为方便各位专家学者有充分时间准备新学期有关工作，经反复协商，会议时间为2017年8月11-16日。
二、会议日程的初步安排
项目组全体核心成员和会议代表2017年8月11日（星期五）到报到，8月12（星期六）-15日（星期三）参加第四次工作会议和编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8月16日离会。
三、会议的主要议题
根据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和编撰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的会议主题分别是：
（一）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的议题
1、总结交流第三次工作会议以来子课题和特约研究专题的进展情况，交流各分卷和特约专题的研究进展，交流“民国新闻专题史”撰稿经验，讨论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和《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撰稿中的疑点和难点，商量解决困难的办法和对策。
（二）编撰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议题
1、初次审读《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有关分册书稿。这次审读的分册书稿是：韩丛耀教授撰稿的《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刘亚教授撰稿的《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和邓绍根教授撰写的《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并提出修改意见。
2、初次审读本项目子课题负责人撰写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第2卷，王润泽撰）、《中华民国新闻史》（第3卷，刘继忠撰）书稿，进一步明确项目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的撰稿规范。
3、再次审定根据编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改意见”修改后的“民国新闻专题研究丛书”分册书稿：《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艾红红）、《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万京华等）、《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业》（李建新）、《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白润生）、《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方晓红等）、《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徐新平、李秀云等）、《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张立勤）。
4、初次审读特约研究专题负责人根据2016年项目组工作会议决议撰写的特约专题稿。
四、会议的主要准备工作
为了提高会议的工作效率，保证会议按照既定计划完成既定目标，这一阶段应该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
（一）关于会务筹备工作的准备
项目秘书处要保持和项目组核心成员、渤海大学何村教授的密切联系，提前做好会议文件的准备，保证会议筹备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关于《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的准备
1、请负责提交会议初次审读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的专家，于7月10日前向秘书处提交完成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以便秘书处准备会议讨论材料。
2、请第二次提交会议审读的《民国新闻专题史丛书》分册的专家，于7月10日前向秘书处提交按编撰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的“修改意见”修改后的分册书稿，以便有充裕时间撰写特约专题稿——同时请准备向会议作文稿修改情况的说明。
（三）关于《中华民国新闻史》特约专题稿
1、请民国新闻史研究特约专题稿撰写的专家学者，在分册书稿内容基础上，按特约专题稿要求抓紧撰稿，并请于7月10日前向秘书处提交所负责的特约专题稿。
（四）关于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书稿
1、请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5卷本）的各卷主编，抓紧时间完成各卷“社会背景”和“新闻报业”部分书稿撰写工作，于2017年7月10前向秘书处提交完成的书稿。
以上有关事宜，请各位项目组核心成员及早做好时间安排和专业准备，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保证“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核心成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和编撰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顺利召开，圆满完成会议的既定目标。
特此通知。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华民国新闻史”秘书处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附：关于《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及有关事宜的决 议（节摘）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暨编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016年8月26日通过）
【编者按】为便于有关专家学者对《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的修改，现根据有关专家的建议，把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暨编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及有关事宜的决议》（节摘）刊发，以供各位专家参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于2016年8月20-24日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逐册审读项目阶段性成果《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经过与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会议达成如下共识，以作为下一阶段工作的参照依据。
一、（略）
二、会议采取“重点解剖”方式对《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和《民国时期的新闻交流》分册进行了集中讨论，提出如下修改建议：
（1）对于“新闻业经营管理”分册。会议认为本册书稿已比较完整。建议在视角立足点上可更高一些，理论观点上还可再提升，注意“黄金十年”的综合因素；更加客观地评述共产党新闻媒介的经营；尽量覆盖到新闻广播的经营，开掘新的史料；注意点面结合，在叙述“代表性”媒介经营的同时，用概述的方式拓展内容的覆盖面，建议增加“其他报纸的经营”的内容；在体系和标题方面紧扣“经营管理”；注意阐述管理体制和经营的个性特征和阶段特征；注意充分利用当时产生的新闻业经营活动数据但也要注意核对；注意区分民国南京政府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特点；区分报人的经营理念和报馆的经营活动的关系；在章节标题时段划分上采取模糊处理方式，可不出现诸如“（1912-1928）”等表示明确时间段的信息。
（2）（略）
三、会议采用“逐册过堂”的方式，对提交讨论的各分册书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分别提出了如下修改意见：
（1）关于“新闻学研究”分册。建议对“新闻学研究”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阶段，区分“新闻学术”、“新闻理论”和“新闻学”不同概念的内涵，如是“新闻理论研究”，应当从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生成形态等方面阐述，如是“新闻学术”或“新闻学”研究则另有叙述路径；要区分“报刊”与“学术”的关系。要统一文稿的叙述路径，把现在的一部分以“人物与思想”，另一部分按照“问题”叙述的体系格局统一起来。在体例统一方面，子课题负责人要发挥主导作用，充分尊重、讨论协商，形成共识。
（2）关于“新闻管理体制”分册。会议肯定该分册的纵向时段叙述和专题板块叙述相结合的内容体系结构。建议在章节标题上一方面要突出内容的特色性，同时注意标题形式的同一性；在明确叙述重点是宏观层面的由国家法令法律、政府机构等为物化形态构建的宏观管理体制的前提下，用提示的方式涉及新闻业的微观管理体制（这部分内容以张立勤的《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为主体叙述）；为了完整呈现“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建议增加“日伪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的内容。
（3）关于“新闻通讯业”分册。建议在该分册的“社会背景”中紧扣“新闻通讯业”主题，避免通用化；对民国时期的“红色”新闻通讯业，建议采用写实的方式称之为“共产党新闻通讯业”；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央通讯社”是在国民党的直接掌控下，但和公开称之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中央日报》还是有所区别，名义上应该属于民国政府的行政性机构。有专家建议把现在第五章《民国时期中国人在海外开拓新闻通讯业务》按照时间段分别纳入相关章节。
（4）关于“新闻教育”分册。建议对“总论”内容进行调整和再思考，是否可以“本真逼近”和“多元呈现”统率；注意各章内容篇幅相对平衡（五章分别31页、16页、38页、86页、6页）；章节内容划分标准统一，第五章从教育层次（研究生），其他章节是从时间，最好统一起来；系统介绍新闻学历教育的同时注意观照民国时期“新闻职业教育”；在系统介绍汉族地区新闻教育的同时，观照少数民族地区新闻教育（如《新疆日报》新闻训练班）。
（5）关于“新闻广播业”分册。会议认为本分册书稿已比较成熟。建议加强背景的专题性处理；如有可能建议考虑增加“收音机”的有关数据；增加当时较为普遍的“集体收听”的内容；对“国民党广播人”的介绍和评述部分的内容建议可适当增加；有专家认为可以增加广播电台的技术参数。
（6）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业”分册。会议肯定本分册史料系统、完整、扎实，是作者集数十年收集、积累和研究之大成。篇幅从2015年11月时提交会议的22万字充实到现在的28万字。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凝练文字，减缩篇幅，以求实现丛书分册最多不超过25万字的整体目标。
四、从提交会议讨论的八个分册书稿整体情况看，会议认为：（1）各位作者为撰写分册书稿付出了踏实的劳动，使得提交会议讨论的分册书稿基本成型，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各分册书稿不平衡，执行撰稿要求宽严不一。（2）各分册书稿在不同的层面、侧面、方面都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地方，建议各位作者会后根据会议意见进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和提升。（3）各分册是独立的专著，在保证史料、史实基本覆盖本专题领域的前提下，分册的内容体系、行文风格、章节安排等可以灵活处理，不必强调各分册统一。（4）继续撰写或修改书稿应根据国家有关标准和项目组“撰稿规范”进行文稿格式的统一设定，以提高后续工作的效率。（5）两位及以上作者分头执笔撰写的分册书稿，子课题第一负责人应起主导作用，以保证一个分册的内容体系、行文风格及叙述角度的统一。（6）各分册的篇幅大致控制在20万字左右（一般不少于18万，不超过25万）。
五、《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负责人的下一阶段工作。（1） 分册书稿尚未完成的子课题负责人抓紧时间完成书稿撰写任务；（2）已基本完成书稿并提交本次会议讨论的分册责任人，根据会议意见对书稿进行认真的修改，并于2016年12月底前将修改后的书稿返回秘书处；（3）适时转入撰写特约专题稿阶段，以保证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的如期进展。（4）特约专题稿应在2017年度项目组工作会议前完成提交秘书处，以便年度工作会议审读。所有特约专题稿应在2017年12月底前完成。
六、“特约专题稿”的基本要求。（1）特约专题稿不是分册章节简单移用，而应是“凤凰涅槃”后与分册基本史料和主要观点一致，但表述上有较大差别的新成果。（2）特约专题稿的篇幅根据该部分内容在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有关分卷中的实际需要，由该分卷主编和特约专题稿转写责任人协商确定；（3）特约专题稿时段划分要和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保持一致，以便按照“民国创建前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国南京政府前期”、“民国南京政府中期”及“民国南京政府后期”五个阶段纳入《中华民国新闻史》有关分卷。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
项 目 秘 书 处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暨编撰委员会议第三次会议
议 程 安 排
（初 步 方 案）
根据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暨编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精神，经和何村同志多次沟通，秘书处草拟了在2017年8月中旬召开的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暨编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议程安排初步方案，请项目组学术顾问和各位专家学者在百忙之中拨冗赐教。有何意见请及时反馈到秘书处，以便秘书处把会务工作做得更加完善、完美。
一、会议名称：
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暨编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二、会议时间：
2017年8月11日-16日（会议报到～代表离会）。
三、会议承办单位及负责人：
安徽黄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何村教授
四、参会人员：
首席顾问、项目组专家及工作人员
五 、会议安排
（一）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
会议主持：项目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
会议议程：各子课题和特约研究课题负责人交流有关情况
（二）编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主席：编撰委员会主任 吴廷俊教授
会议议程：
1、第一次审定《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书稿
（1）《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
韩丛耀教授说明，与会专家讨论。
（2）《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
刘亚教授说明，与会专家讨论。
（3）《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
邓绍根教授说明，与会专家讨论。
（4）会议主席在讨论基础上形成会议结论
2、第一次审定《中华民国新闻史》分卷书稿
（1）《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二卷）
分卷主编王润泽教授说明，与会专家讨论
（2）《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三卷）
分卷主编刘继忠副教授说明，与会专家讨论
（3）《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五卷）
分卷主编艾红红教授说明，与会专家讨论
（4）会议主席在讨论基础上形成会议结论
3、第二次审定《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修改稿
（1）各分册负责人依次介绍对书稿的修改情况
【艾红红、万京华、白润生、李建新、徐新平、
方晓红、张立勤】
（2）与会专家讨论，形成会议结论。
4、讨论审定《中华民国新闻史》特约专题稿
特约专题稿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三）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及编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总结
会议主持：倪延年
1、与会专家学者讨论会议纪要（初稿）
2、首席顾问吴廷俊教授作会议总结
年度工作总结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
2016年度工作总结
项目秘书处
[编者按]：《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上刊载了秘书处根据掌握的有关信息起草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成员2016年度工作总结》（初稿）。根据有关专家的补充或更正信息对初稿进行补充和更正。现正式刊发，以作为2016年度项目组研究工作的历史记录；也以便在此后进行的中期评估或结项验收是全面完整地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
2016年度，在项目组所有成员尤其是各子课题负责人、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分册作者及特约撰稿专家的共同努力下，项目组较好地完成了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2016年度研究工作计划要点》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如期召开了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于2016年8月20-24日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项目组核心成员：倪延年、王润泽、张晓锋、何村、艾红红、万京华、方晓红、白润生、李建新、徐新平、韩丛耀、刘 亚、李秀云、张立勤，刘继忠和王会（新华通讯社新闻研究所编辑）参加了会议。邓绍根因公请假。项目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主持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各子课题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讨论了下一步工作的主要安排，进一步明确了最终成果《中华民国新闻史》的框架结构。本项目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渤海大学何村教授向会议请求关于不再担任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和本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主编，会议决定同意接受何村教授关于不再担任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和本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主编的请求；同时决定聘请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系博士生导师刘亚教授担任本项目子课题“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负责人和本项目最终成果5卷本《中华民国新闻史》第4卷主编。会议同意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关于聘请何村教授担任“民国创立前后的新闻业”子课题的第二负责人，协助首席专家完成项目组的有关工作。
二、按计划召开本项目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016年8月20-24日和本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参加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的全体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学术顾问兼项目编纂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廷俊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首先讨论通过秘书处提交讨论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书本式研究成果审稿工作规范（讨论稿）》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撰稿规范（讨论稿）》；然后讨论逐个分册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艾红红）、《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万京华等）、《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白润生）、《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李建新）、《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徐新平等）、《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方晓红等）、《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张立勤）、《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倪延年）等分册，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详情见《会议纪要》）。
三、成功承办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
中国新闻史学会、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三届民国新闻史研究高层论坛于2016年11月11-13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尹韵公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教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绍根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副院长张晓锋教授分别作了《红星何以能够照耀中国：兼论中国新闻史研究》、《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清末西方传教士及其报刊出版活动》、《民国“新闻自由”概念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偶像与镜鉴：新记<大公报>视野下的“孙中山”（1926-1928）》的专题演讲，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新疆大学、新华通讯社、第二历史档案馆及中国文化大学（台湾）、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欧洲政治活动研究所等数十所高校科研院所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本项目秘书处）具体操办了这次研讨活动。会议筹备组于2016年2月发出征文通知，到2016年7月底共征集到论文72篇，经过两轮评审选出62篇论文编成会议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论坛举办前出版。项目秘书处在承办论坛过程中，具体承担了会议通知发布、与中国新闻史学会联系、组织落实会务，延请专题报告专家、论文征集、参会论文评选、会议论文集编辑校对等工作。《中国社会科学报》网、江苏社会科学网、中国传媒与教育在线教育联盟等网站对本次会议作了报道，扩大了本项目及本届论坛的社会影响。
四、积极参加学术界交流，扩大本项目的学术影响力
本项目组成员在推进本项目研究的同时，注重把研究工作中产生的研究成果积极投入学术交流，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由学术界主办或协办的中外新闻史方面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和暨南大学主办的“2016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暨第二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颁奖典礼”（暨南大学，2016年6月24-26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三届民国新闻史研究高层论坛”（南京师范大学，2016年11月11-13日）、“脉络与洞见：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及其超越——第二届中国新闻史青年学者论坛”（华中科技大学，2016年11月18-20日）、辽宁大学承办的第五届新闻史论青年论坛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年会等。项目组成员积极参加了上述学术会议，一方面进行了学术成果的交流，同时也有效地扩大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社会影响。如项目组成员倪延年和王润泽应邀在“2016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上分别作了《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应循原则》和《文化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的经验与突破——中国孔子学院成立11年的探索》的大会主题发言；项目组成员白润生教授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论坛”作了《王静斋与〈伊光〉月报》的论文演讲；项目组核心成员刘继忠在“中国新闻史学会自由投稿论坛”作了《“建国”与“救国”的纠葛与合流：国民党“负重”抗日舆论研究（1928-1937）》的论文演讲；又如项目组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和项目组核心成员邓绍根、张晓锋应邀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上分别作了《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清末西方传教士及其报刊出版活动》、《民国“新闻自由”概念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和《偶像与镜鉴：新记〈大公报〉视野下的“孙中山”（1926-1928）》的大会主题演讲；项目组核心成员：倪延年、韩丛耀、艾红红、何村、余玉、李建新、万京华、谭林茂、王会、王润泽、刘继忠、李秀云、白润生、邓绍根等人的论文被论坛组委会录用收入会议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并在分论坛作了论文演讲；项目组核心成员王润泽教授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身份向大会致开幕词，邓绍根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副秘书长”身份作了会议总结；再如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合办的“脉络与洞见：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及其超越——第二届中国新闻史青年学者论坛”上，本项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教授向大会作了视频致辞，本项目组核心成员王润泽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身份向大会致辞、本项目顾问兼编纂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向大会作了《唯物史观的学理坚守：对方汉奇先生新闻史观的理解》的主题演讲；项目组核心成员王润泽、刘继忠、齐辉、操瑞青等在分论坛做了论文演讲、项目组核心成员倪延年、吴廷俊、王润泽等应邀担任了分论坛的评议专家。项目组成员、天津师范大学李秀云教授应邀参加第五届新闻史论青年论坛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年会时应邀担任分论坛评议专家。项目组成员的学术交流活动既促进了“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学术交流，也扩大了本项目研究的社会学术影响，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五、产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前期研究成果
项目组成员在既抓紧本项目研究，又通过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还积极撰写民国新闻史研究的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成果对于扩大本项目在学术界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项目首席专家倪延年撰写的论文《论民国前国人的对外新闻交流及其特征》发表权威专业期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上。发表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8期上的《论民国新闻史业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历史评价问题》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进行的2015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中成为入选的10篇“2015年度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之一（遴选对象为全国2015年出版的165种专业报刊上发表的10831篇论文）。此前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7年度重点项目“中国新闻法制发展史研究”的最终成果《中国新闻法制通史》（6卷8册）在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得“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唯一的“一等奖”。项目子课题“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负责人李建新教授的论文《民国时期上海新闻教育的史论理析》发表于专业权威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底期；论文《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现》发表于《学术交流》（C刊）2016年第5期；项目子课题“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子课题负责人方晓红教授)组成员高山冰的《妥协的自由：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新闻事业管理体制研究》发表在专业权威期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项目子课题“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子课题负责人徐新平教授）组成员李秀云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报人的新闻理论——从〈文艺新闻〉到〈新闻记者〉》发表在《学术交流》（C刊）2016年12月5日期；论文《试析杜绍文的新闻学理论建构》发表于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刊《新闻春秋》2016年5月期；项目子课题“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负责人艾红红教授的论文《铁蹄下的“协和”之音：略论抗战时期日伪电台的广播演讲》发表于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刊《新闻春秋》2016年第1期；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刘继忠的论文《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思考——以蒋介石战略传播思想为中心》载《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10辑（2016年版）。
六、秘书处运行正常，编发《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
在2016年度，项目秘书处运行正常，主要承担了项目组成员之间的联系、沟通和信息发布、交流；第三届民国新闻史研究高层论坛征文、评审及会务工作，项目组核心成员经费报销等事务，保持了秘书处和项目组成员之间信息交畅通。
2016年度，秘书处为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及时汇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最新进展，也便于项目核心成员及时了解团队有关方面的研究进展，继续编印项目组内部信息刊物《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2016年1月至12月共编发5期——年初计划每季度编发1期共4期，因为需及时反映第三届民国新闻史研究高层论坛的有关情况，于2016年11月增加编印了该年度第5期（总20期）。
以上只是秘书处根据已掌握的信息起草的项目组2016年度工作情况小结。请项目组各位核心成员尤其是各子课题负责人、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作者及特约撰稿专家对该初稿进行修改、补充，充实信息和提出建议。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年度成果汇总通报
国家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成员
2016年度研究成果汇总通报
[编者按]：《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上刊载了秘书处根据掌握的有关信息汇总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成员2016年度研究成果汇总通报》（初稿）。秘书处已经根据有关专家的补充或更正信息对初稿进行补充和更正。现正式刊发，以作为2016年度项目组成员研究成果的历史记录；也以便在此后进行的中期评估或结项验收是全面完整地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
一、“民国创立前后的新闻业”（课题负责人：倪延年；
课题第二负责人：何村）
1、倪延年：《论民国前国人的对外新闻交流及其特征》，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2、倪延年：《论民国新闻史业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历史评价问题》（《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8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2015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中入选 “2015年度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10篇之一）。
3、倪延年：《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应循原则》，在“2016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广州，暨南大学，2016.4.）作主题报告（之一）。
4、倪延年：《论民国前外国人对华新闻交流及特征》，在“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上分论坛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5、刘泱育（课题组成员）：《“服务”因何等于“为善”：以方汉奇为个案的文化社会学诠释》，“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6、王继先（课题组成员）：《 “星野”之源——马星野笔名之考证》，“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7、张朋（课题组成员）：《陈独秀与中共早期新闻体制的创建》，“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1、何村（课题第二负责人）、叶俊：《抗战时期海外华文报刊与国内新闻业的关系》，“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分论坛演讲交流，2016年11月，南京。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课题负责人：王润泽）
1、王润泽：《文化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的经验与突破——中国孔子学院成立11年的探索》，在“2016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广州，暨南大学，2016.4.）作主题报告（之一）。
2、王润泽：“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分论坛评议专家，2016年11月，南京。
3、余玉（课题组成员）：《多彩与多姿：陈冷的“时评”内容及风格论析——以上海〈时报〉“时评”为例》，“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三、“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业”（课题负责人：张晓锋；
实际承担者：刘继忠）
1、张晓锋：《偶像与镜鉴：新记〈大公报〉视野下的“孙中山”（1926-1928）》，，“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主题演讲（之一），2016年11月，南京。
2、张晓锋：“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分论坛评议专家，2016年11月，南京。
1、刘继忠：《〈中外月刊?新闻界〉新闻学话语的纠葛与调和》，载《全球传媒学刊》（清华大学），2015年第4期。
2、刘继忠：《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思考——以蒋介石战略传播思想为中心》，载《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刘继忠：《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执行副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4、刘继忠：《总理崇拜与主义灌输：〈中央日报〉总理纪念周报道研究》，“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5、刘继忠 赵佳鹏（研究生）：《仓促应战：抗战前国民党反日国际宣传战研究——以“九一八事变”为中心》，在“第二届中国新闻史青年学者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与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2016年6月24日）分论坛演讲。
6、刘继忠、闫洁（研究生）：《 “国难”语境下国民党青年新闻人民族主义话语探析（1936-1937）——以〈中外月刊?中国动向〉为考察中心》，在“第五届新闻史论青年论坛”（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吉林大学 主办，2016年9月24日）分论坛演讲。
7、刘继忠：《 “建国”与“救国”舆论的纠葛与合流：国民党负重抗日舆论研究（1928-1937）》，在“抗战时期新闻传播问题高层论坛”（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4月16日）分论坛演讲。
8、刘继忠：《国家民族主义舆论动员的策略与实践研究（1928-1937）》在“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三届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高峰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史研究会，南京大学，2016年3月5日）”分论坛演讲。
9、刘继忠：《抗战前十年国民党新闻媒体的受众认知与宣传效果探析》，在“第四届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论坛”（上海《学术月刊》）、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暨南大学，2016年11月25日）分论坛演讲交流。
10、刘继忠：《诉诸公理与弱势牵制：国民党反日国际宣传战研究——以“九一八”事变为中心》，在“2016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中国新闻史学会，暨南大学主办，2016年8月）”分论坛演讲。
11、刘继忠：“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分论坛主持专家，2016年11月，南京。
四、“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课题负责人：刘亚）
1、刘亚：“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分论坛主持专家，2016年11月，南京。
五、“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新闻业”（课题负责人：艾红红）
1、艾红红：《铁蹄下的“协和”之音：略论抗战时期日伪电台的广播演讲》，载《新闻春秋》，2016年第1期。
2、艾红红：《“史家办报”与“史家”办报》，“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分论坛演讲交流，2016年11月，南京。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3、艾红红： “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分论坛评议专家，2016年11月，南京。
4、冯帆（课题组成员）：《储安平“文人论政”思想探析》“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分论坛演讲交流，2016年11月，南京。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六、“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子课题负责人：万京华）
1、万京华：《中国人在境外开展通讯社业务之历史考察》，“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2、谭林茂（课题组成员）：《民国时期在华外国通讯社发展历程及双重历史作用》，“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3、王会（课题组成员）：《申时通讯社业务发展及运营管理研究》，“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4、万京华：《中国人在海外开展通讯社业务之历史考察》，载《新闻春秋：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刊》，2016年第3期。
5、万京华：《中央通讯社的建立及初期发展研究》，第五届新闻史论青年论坛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年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分论坛演讲，2016年9月24日。
6、万京华：《新华社地方分社早期历史研究》，2016年新华社新闻学术年会（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题演讲，2016年12月6日。
7、万京华：第五届新闻史论青年论坛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年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分论坛主持，2016年9月24日。
七、“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子课题负责人：白润生）
1、白润生、陈春丽：《抗日战阵时期的少数民族报刊》，载《青年记者》2016年第1期；另收入哈艳秋主编：《“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2、白润生：《汇集正能量 同筑中国梦----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2015年年会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载《新闻论坛》2016年第1期；
3、白润生：《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事业（1931--1049）》，载《中国广播》，2016年第6期；
4、白润生、荆琰清：《王静斋与《伊光》月报》，载《青年记者》，总534期2016年8月（上）。
5、白润生 荆琰清：《意识的觉醒 时代的桎梏——论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业发展的得失》，“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6、白润生：《我与方汉奇先生三十余年的师生情谊---祝贺方老师九十华诞》，载《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11期。
7、白润生：《现代少数民族报刊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兴起的历史根源》，载《新闻春秋》，2016年第3期。
8、白润生：《媒体融合是民族地区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载《新闻论坛》，2016年第5期。
9、白润生：《王静斋与<伊光月报>》，2016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中国新闻史学会 暨南大学主办）“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论坛”分论坛宣讲交流。
10、白润生：《试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1916--1928）》，第六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作主题发言，2016年7月16--17日。
11、白润生：第五届新闻史论坛暨北京大学研究会年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2016年9月24--25日），分论坛主持专家。
12、白润生 荆琰清：《意识的觉醒 时代的桎梏——论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业发展的得失》，“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13、白润生：2016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中国新闻史学会 暨南大学主办）“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论坛”分论坛主持专家。
14、白润生：《试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1916--1928）》，第六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作主题发言，2016年7月16--17日。
15、白润生：第六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2016年7月16--17日）主持点评主题发言论文。
16、白润生 王洪宇：《<阿良评说三国>：一部济世育人的好书》，载《法律与生活》2016.10上（2016年第19期总571期）。
八、“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子课题负责人：方晓红）
1、方晓红：“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分论坛主持专家，2016年11月，南京。
2、虞文俊（课题组成员）：《沙俄统治下“关东州”新闻事业及其管制——兼谈日俄战争中的新闻战》，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1期（25000字）。
3、高山冰（课题组成员）：《妥协的自由：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新闻事业管理体制》，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10000字）。
4、操瑞青（课题组成员）：《 “有闻必录”的流行与现代新闻观念的萌生》，载《新闻界》，2016年第9期（13000字）。
5、虞文俊（课题组成员）：《日本在旅大租借地未完成的新闻立法——〈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出版物令〉之解析》，载《新闻界》，2016年第13期（15000字）。
6、张弢（课题组成员）：《境内与域外：清末民初的新闻事业与关不住的国门》，“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7、姚瑶、庄曦（课题组成员）：《从〈印刷附律〉之争看上海租界新闻管控中的权与谋》（10000字），“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8、曾来海（课题组成员）：《试论民国时期报业广告经营的理论研究》，载《新闻春秋》，2016年第1期（14000字）。
9、曾来海（课题组成员）：《试论民国时期报纸多样化促销与推广的营销思想》，“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九、“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子课题负责人：徐新平）
1、李秀云（课题组成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报人的新闻理论——从〈文艺新闻〉到〈新闻记者〉》，载《学术交流》，2016年12月出版。
2、李秀云（课题组成员）：《试析杜绍文的新闻学理论建构》，载《新闻春秋》，2016年5月出版。
3、李秀云、吴云柯（课题组成员）：《抗战时期左翼人士的新闻理论探讨——以〈新闻记者〉为中心的考察》，“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4、李秀云：“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评议专家,。
5、李秀云：第五届新闻史论青年论坛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年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吉林大学主办，2016年9月），分论坛评议专家。
十、“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子课题负责人：李建新）
1、李建新：《民国时期上海新闻教育的史论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3期。
2、李建新：《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现》，载《学术交流》，2016年第5期。
3、李建新：《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的史论理析》，“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4、李建新：“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分论坛评议专家，2016年11月，南京。
十一、“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课题负责人：韩丛耀）
1、韩丛耀、苏渝：《意识形态架构下的媒介景观——以〈时事新报〉图像新闻为例》，“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2、韩丛耀：“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评议专家。
十二、 “民国时期的在华外国新闻业”（课题负责人：邓绍根）
1、邓绍根：《民国“新闻自由”概念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主题演讲（之一），2016年11月，南京。
2、邓绍根：《中国新闻界代表团与1921年世界报界大会》，“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分论坛演讲交流。收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
3、邓绍根：“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16年11月，南京）大会总结报告。
前期研究成果通报
特约专题稿：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图像新闻业
（1916年6月～1928年6月）
季芬 执笔
【编者按】根据2016年8月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和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2017年8月举行的项目组第四次工作会暨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是讨论在各《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基础上撰成的特约专题稿。为便于项目组同行撰写特约专题稿学习交流，现将南京大学韩丛耀教授团队承担的特约研究专题“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 特约专题稿已全部完成并提交秘书处，现将其中（之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图像新闻业》（18800字左右，季芬执笔）先行在本期《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上刊载，以飨同仁。
1916年至1928年的12年间 ，中国内战频繁，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更使得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彼时，北京政府时期又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文化亦非常活跃，期间发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这一时期图像新闻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专门以摄影为题材印刷发行的画报画刊；二是报纸上刊登的新闻照片和新闻图画（多为新闻漫画）；三是以纪实题材创作的新闻纪录电影。其中报纸上直接采用的新闻照片和新闻漫画比较散见，能完整保存到现在的相关资料很少，无法进行有效地归类分析，这里只做简要介绍性说明。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画报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12年间，中国出版的画报画刊大约有100余种，通过多方考证可以确定名称的有80种左右 ，其中大多数画报都刊登了或多或少的新闻图像。那时不管什么性质的画报，刊登新闻图像是一种“时髦”做法，不仅能吸引读者眼球，还能标榜杂志的文化品位。
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画报有1920年创办的《图画时报》（上海），1925年创办的《世界画报》（北京）和《上海画报》（上海），1926年创办的《良友》画报（上海）、《北洋画报》（天津），1927年创办的《革命画报》（上海），1928年创办的《珠江星期画报》（广州）、《大亚画报》（沈阳）等。
1916年7月创刊的《诚报》，是国内专门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型摄影画报。编辑所设在英国伦敦，国内的发行由上海别发图书公司代理。每月出版两期，每期对开2张，全篇登载的都是有关战事的新闻照片，内容除广泛报道战事外，还报道了中国参战人员在前线的活动。先后刊出《中国留学生游历西欧战地》、《在法国从事军事工作之华人》、《华兵进入天津租界》、《中国与德奥宣战》等照片。
1920年6月9日在上海创刊的《图画时报》，8开，周刊，自第358期改为三日刊，1935年10月13日停刊，共出1072期。《图画时报》结束了中国画报的“石印时代”，开启了“铜版时代”，虽云“图画”，却以摄影报道为主，实开中国新闻摄影画报之先河，被誉为“中国现代摄影第一画刊”。著名报人戈公振担任画报编辑，在创刊号《导言》中称：“世界愈进步，事愈繁琐；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必籍图画以明之。夫象有鼎，由风有图。彰善阐恶，由来已久。今国民敝锢，政教未及清明，本刊将继文学之未逮，一一揭而出之，尽画穷形，俾举世有所观感，此其本旨也。若夫提倡美术，增进阅者之兴趣，又其余事耳。”编者不仅阐明了创刊的目的，更强调了摄影图片“彰善阐恶”的作用。宗旨虽定，执行起来却并不易。因为来稿中的新闻照片太少，且清晰能用的不多，以致戈公振屡屡刊出“新闻照片优先”、“照片以清晰为第一要义”等“启事”，并开出了每幅照片从5角到4元的高稿酬，且强调“风景照片虽佳不录”。 《图画时报》刊登的新闻照片有1927年345期刊出“汇山”拍的上海总工会活动照片，347期刊出欢迎北伐军照片，371期刊出庆祝北伐军胜利照片等。
1924年12月16日，《图画周刊》问世。该画报实则是邵飘萍北京创办的《京报》的副刊，16开2张，周刊，逢周五出版，随《京报》附送。邵飘萍担任社长兼主编，初期由冯武越担任编辑兼摄影。《图画周刊》以摄影图片为主，创刊时为普通新闻纸，图片质量不高。从第10期开始，改用洋宣纸彩印，图片顿时非常精美，并采用黑、蓝双色套印，时而加入红色，形成三色套印，自称“此种印刷术为时报《图画周刊》所未有，开今日国中画报之新纪元”。但可惜的是，画报只出版了11期便宣告停刊。冯武越离开京报后便在天津创刊了著名的《北洋画报》。
1925年4月1日，《世界画报》在北京创刊，原作为《世界日报》的摄影附刊，是日报的一个版，至同年10月1日开始每周日单独出版。画报4开4版，胶版纸铅印，主要以铜锌版制图。在此以前曾有短暂时期仿照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用石印在日报内附出画报一版，间日出版。自13期改为周刊。先期由褚保衡任主编，57期起开始林风眠担任主编，后期由萨空了、谭旦同主编。主要刊登时事新闻及其他方面的照片，报道体育比赛等方面的动态，介绍影剧概况，明星画家作品，讨论婚恋问题等。画报宣称“本画报系中国唯一之大规模的美术刊物，照片及制版均有完美之设备，图画由美术名家执笔，用铜版、石版彩色精印”。该刊长期未打开销路，成了日报的附赠品。萨空了接编后，大力改革，充实内容，大量刊载时事照片，后期销路得到扩大。《世界画报》主要刊登的新闻图片如第5期褚保衡所摄奉军活动照片、“三一八惨案特刊”、社会新闻如学生被军警殴伤、教育部强行接收女师大、银行被窃巨款、北京年货市场等等。
1925年6月6日，《上海画报》创刊，毕倚虹任主编，后期由钱芥尘主编，三日刊，每期四开四版，道林纸印刷。1932年12月终刊。《上海画报》是上海早期画报中出版期数最长的画报，《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记载其总共为847期。刊头多仕女照，内刊时事新闻、剧照、书画等，广告占1版。主要内容为时事新闻照片，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主。创刊伊始，正值五卅惨案发生，该刊刊登了惨案发生后《学生在华界沿途自由讲演》、《凄凉的南京路》、《圣约翰大学学生罢课》等照片和毕倚虹自撰的《沪潮中我之历险记》、《约翰潮》等。该报重视社会新闻、刊登了有关军阀《曹汝霖、陆宗舆之别墅》等并附以文字说。1928年在德国举办的世界报纸博览会上，曾展出此刊。
1926年7月7日，《北洋画报》在天津创刊，冯武越主办，吴秋尘主编，4开4版。初为周刊，继改为三日刊（称“社会半周刊”），1928年10月2日第225期起改为每周二、四、六出版，以50期为一卷。至1937年7月29日，因抗战爆发天津陷落，停刊，共出1587期。《北洋画报》出版11年，是北方画报中连续刊行最久、出版期数最多的画报。每期4页，合计6348页之多，每期刊照片以5至10幅计算，可达8000至16000幅，其中保存了不少有历史价值的照片。画报约请了北平的同生、大光、天津的同生、鼎章等著名照相馆为之供稿，东北新闻影片社和东北海军航空队等为之提供新闻时事照片，还有蒋汉澄、正曦、李荒生、周振勇等为之提供各种内容的照片。该刊还自组“北洋摄影会”，会员不少（周琴夫、冯至海、魏守忠等都是会员），它利用这支力量拍摄和搜集了不少照片。该刊编者还直接向名人索取照片，如梅兰芳的剧照、演出活动与生活摄影经常刊载于北洋画报，此外还有南方的照相馆、摄影社和摄影者也向《北洋画报》供稿。因此，这本画报刊载了大量的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及国际动态照片，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其新闻时事照片多以单幅或“成组专页”刊出。
1926年2月，《良友》画报在上海创办，先后有伍联德、周瘦鹃、梁得所、马国亮、张沅恒五任主编。1938年迁香港出版，1939年2月迁回上海，1941年9月被日军查封，1945年一度复刊，后因股东意见分歧于1945年10月停刊。共出版172期和两个特刊。《良友》刊登彩图400余幅，照片达32000余幅，详细记录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中国军政学商各界之风云人物、社会风貌、文化艺术、戏剧电影、古迹名胜等，可谓是百科式大画报。
作为中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画报，《良友》特别注重用图像新闻记录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如第5期上登载纪念“五卅”一周年的《今年的五卅》，配有血衣亭等照片；第13期（1927年3月30日出版）《革命的血痕》刊有“黄花岗四烈士墓”、“史坚如烈士纪念碑”、“廖仲恺烈士墓”、“朱执信烈士墓”等。在《国民革命军抵沪》一文中，有“革命军将到上海时，与鲁军激战两日夜之工界便衣敢死队（汇山摄）”、“上海市民欢迎革命军（2幅，宝记摄）”、“被缴械之鲁军（摄影学会林泽苍摄）”，《国民政府先后到沪之要人》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孙科等人肖像。第15期（1927年5月30日出版）有《上海五九纪念大会摄影》，刊登了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和日方主要人物的肖像。在《劳工神圣》一文中，有“五一劳动节上海纪念大会盛况”、“五一巡行”（高举“劳工神圣”横幅）、“上海工会纠察队武装操练”等照片。第16期有《五卅纪念》，内有“上海五卅惨案纪念大会”，“五卅上海租界之戒严”、“五卅烈士喋血处”。《上海市民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内有“舞龙与提灯”、“公共体育场门前之热闹”“总商会之夜景”。第18期有《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举行于上海（1927年8月27日至9月3日）》。第21期有《蒋介石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俪影》；《共党十年之苏俄》有“列宁遗像”、“列宁夫人近影”。第26期（1928年5月30日）刊有《关于济南惨案》栏，详细报道“济南事件实况”、“五三惨案经过”，并配有大量照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1926年11月，《良友》专门出版了《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用近200幅照片，把孙中山从早期直到逝世的一生经历，编印成专集，热情歌颂孙先生是“旷代俊杰，丰功伟绩，震烁千古”，这是孙中山逝世后，第一本全面记录他革命一生的画集。用照片来作传记，这在中国也属创举。该纪念特刊出版后旋即受到极大的欢迎，从国内到海外华侨争相购买，一再重版，当时号称销行近10万册，这在中国也是空前的。
1927年4月26日，《革命画报》在上海创刊，周报，8开4版。画报的征稿启事强调了该画报的图像内容和要求，“图画：分时事讽刺画及照片两种。甲讽刺画：须含有创造性及刺激性，而能鼓励民众，使民众易于了解者，方为合格。乙照片：关于革命工作之时事摄影，革命运动之中心人物，及纪念建筑物等。”画报刊登的新闻图片有第1卷第1期第3页上由士骐创作的“拥护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狐假虎威，残杀同胞”的新闻漫画，一张欢迎北伐军胜利之苏州女同志人像；第2期刊“闸北工潮之一瞥”照片一张；第3期出“五一”专号，刊图3张，一为英军抵沪，一为追悼会之场景，还有一张不明；第5期出“国耻”专号，刊日军在济南杀我公使蔡公时照片；第8期出“五卅”专号；第9期刊有松涛拍摄的四川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以及二十八军军长的就职照；第10期第2页刊广州特约记者鲁文辉拍摄的“广州五卅纪念会参与之军警界”、“广州五卅纪念游行时之情形”照片各1张，第3页刊本报青岛特约记者梁瘦影拍摄的“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华北之战舰”、“日兵在青岛登陆整队时之摄影”各1张，由该报江阴特约记者季和华拍摄的“五月二日英美炮舰在拦门沙轰击江阴之炮弹”照片一张。第11期，第3页刊“上海六十万民众反对日本出兵之激昂”照片三张等。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照片
新闻照片作为现代报纸版面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普遍现象。最初大量使用新闻照片的，不是报纸，而是上文提到的画报。报纸上最初刊登的新闻照片，多是照相馆拍摄的人像和某些事件的偶然记录。
1916至1928年间，民众关心国事，渴望目睹时局改变的心情迫切。因为画报的周期性局限，多数报纸在这个时期内加强了对新闻照片的使用，许多反映自然灾害、战争、劳动人民的苦难、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照片都是通过报纸的出版才让民众在第一时间了解。这些新闻照片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如今更是极具巨大的历史文献价值。
在这期间，我们能在报纸上看到自辛亥革命后发生的各个重大事件，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孙中山逝世；上海“五卅惨案”；广州沙基惨案；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等，都有“新闻照片”的实录。
“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报纸，往往将文字报导和摄影照片一起刊登，如五月七日上海召开国民大会，在八日出版的《新申报》、《时报》上，都将大会实况，用文字详细报导，并用相机记录大会时的场景，一文一图两者配合，一起刊出。五月三十日《时报》刊出卖国贼曹汝霖住宅被焚毁的的文字报道，配合四张照片，一起刊出。当时的报纸上还有与“五四”运动相关的其他照片，如《上海工人大示威》、《5月31日上海学生举行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罢市后的上海南京路》、《6月3日上海罢市中的闸北宝山路》等。
这场学生的爱国运动也得到了中国照相业的支持。上海照相业职工就以休业、罢市来声援，1919年5月9日上海《新申报》刊登了一则大字广告：“上海英大马路西首云南路口，中华照相馆今日休业一天。”下边说明休业原因；“对于近日外交表示决心，对于北京学界表示敬意，对于今日国耻表示不忘。”其次，利用照相复印通告，如上海徐家汇有一位从事照相之何某，自己拟就一种通告，用照相复制成数十张，分发各商店，通告中写道：“军警也是国民，为什么要保护买过则？”“不达目的，不纳赋税！”“青岛即便归还，密约不取消还是亡国。”再次，利用照相业的有利条件，他们走出店堂，到马路上拍摄六月三日上海全市罢工的纪实照片，洗印后广为宣传出售。根据海上闲人编，1916年6月公义社出版的《上海罢市实录》中的“罢市之轶闻”记载：上海“大马路某照相馆，曾将此次罢市状况，分段拍摄十二张，印成毛光照片发售，每张售洋一角五分，购者纷纷不绝云。”
除了报纸之外，还有一些杂志刊物也经常刊登新闻照片。如最早在我国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刊物《新青年》，就很重视新闻照片的刊登。《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创办并主编。从它创刊起，封面上就采用外国名人照片。第6期封面用了我国飞行员谭根的肖像（谭是华侨，在美国自制飞机曾参加万国飞机制造大会，以后回国筹建航空学校，为祖国培养人才）。自1916年9月第二卷，封面不再采用照片，但刊物内的文章常配有照相插图。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达33张，配合《上海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一文，刊出的照片有《年老的小工中途休息状况》、《年幼的小工行路吃力状况》等。
此外，1918年在上海创刊的《劳动》刊物，在该年的6月20日就刊登过上海市小贩、人力车夫罢市的照片，在《上海小贩暴动摄影——五月一日》标题下，登载的照片有《小贩捣毁工部分署后英美防守之图》、《小贩结队示威印捕据隘拦阻》、《小贩在虹口菜场集议及武装马巡之侦查》，这些都是较早反映我国工人运动的新闻图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宣传党的主张，报道革命斗争，在上海创办《向导》周刊，从1922年9月13日至1927年7月18日止，用真实、准确的具体形象，再现了当时的重大斗争，发挥它的战斗作用。在《向导》周刊上，集中出现的图片报道共有两次，一次是震动世界的“五卅惨案”，一次是英帝国主义造成的“万县惨案”。
1925年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揭开了大革命风暴的序幕。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6日出版的《向导》（第117期）发表了惨案中两次流血事件的新闻照片，即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顾正红的《被日人杀死之顾正红》，英帝国主义枪杀五卅游行群众的《南京路屠杀中之牺牲者》，紧密配合《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以及《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等文章。编者旨在用残酷的事实去唤醒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层人民。
1926年9月，英帝国主义又制造炮轰万县，死亡5000人的“九五”大惨案。《向导》于当年10月10日出版的“万县九五惨案特刊”（第173和174两期合刊）中集中报道了万县惨案的经过，并于卷首用三页多的篇幅发表了8幅照片。内容有《东较场击毙居民四人拍照》、《民国十五年九月惨案英国兵轮用大炮轰击鸡公岭炸断二百余年之黄花树受伤军民廿八人毙命十六人》、《惨薨同胞雪耻会成立大会》、《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前英兵舰柯克捷夫将大炮衣卸衣实弹对准县城预备轰击之状》等。其中英兵舰对准县城的这张照片后面有说明“八月卅号拍”，这说明在惨案发生前，拍摄者就已记录下了这一场面，更从侧面反映了英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
对于五卅惨案的报道，除《向导》外，其他的报纸也都刊登相关的新闻照片。6月2日，10家报纸同时登载了征求五卅惨案中死伤者之照片及简略的启事。随后，在各报陆续登载了征求五卅惨案中死伤者之照片及简略的启事。紧接着，各报陆续登载了牺牲者和各地抗议示威游行的照片。如《时报》在6月3日登载了五卅惨案中5名惨死者的遗像；6月4日登载了6月3日群众示威大会的摄影报道。
国共合作时期的摄影照片多以纪实性的题材为主，主要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暴行，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促进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如1926年国民党创办的《你们运动》周刊，封面刊登廖仲恺惨遭暗杀的照片。1927年2月《人民》周刊第44页照片专栏刊登“帝国主义准备屠杀上海工人市民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真相”的照片。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新闻照片主要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题材大都反映国民党对红色革命区的围攻和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摄影事业开始走上探索之路，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无产阶级摄影家。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又研究历史价值的纪实图片，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功绩。
除了在报刊上能看到新闻照片，遇到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时经常还能看到以照相帖册的形式或摄影集公开发行的新闻照片集，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救国存亡的摄影展览。
1922年11月30日，日本被迫交还青岛，当时青岛的班鹏志拍摄了中国接受青岛的实况，于1924年4月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接收青岛纪念写真》摄影集。内收照片近250幅，其中除了接收青岛之日警察抵青，海军、陆军抵青，日军撤退等照片，还编入关于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巴黎和会与华府会议的纪实摄影。编者在“例言”中说明：“本写真之照片，除巴黎和会、华府会议等文件系征求国际写真通讯社外，其余具系编者亲历其境实地摄取。”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纪实摄影集了。
1923年，由工人俱乐部编印出版的《安源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反映工人斗争的摄影集。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大罢工，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三人共同领导下，经过五天激烈斗争，罢工取得胜利。罢工期间有机构曾组织专人拍摄照片，之后在工人俱乐部展出，一周年后出版了该纪念册。
1925年，由胡愈之等人主持的《东方杂志》第22卷12期刊出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登载了遇难者的肖像，肇事地点、上海租界戒严、各地示威运动等新闻照片，第13期又登载了有关事件的45幅新闻照片。这些照片有无辜牺牲群众的惨状，有帝国主义屠杀的物证，有英帝国主义继续威胁我国和我国人民反帝斗争场面的实录。由于照片制版清晰，现场气氛浓厚真实，激动人心。增刊和杂志发行后，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竟向会审公廨控告《东方杂志》，诬指关于“五卅”事件的言论和照片“妨害治安”，先控诉编译所长王云五，后控诉发行所长郭梅生。经过三次开庭会审，会审公廨无理判决“被告交二百元保，一年内勿再发行同样书籍。”可是，《东方杂志》不屈不挠，拒绝会审公廨的无理判决，坚持出版发行，并在第22卷15期，继续转载外国报纸《五卅惨案之真相》照片2幅，以示抗争。
这一时期还有陈万里和他的《民十三之故宫》。1924年，在国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搬离故宫，这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陈万里及时用镜箱将这一极具意义的事件记录了下来。1928年，他将所拍摄的照片编辑成册，题名为《民十三之故宫》。
三、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漫画
漫画本身就是伴随着新闻报刊产生、发展而来的。新闻漫画区别于报刊上的幽默漫画，是以漫画形式对最新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或评论。这种形式的漫画亦被称为时事漫画、政治讽刺画。
清代末期至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新闻漫画兴起、逐渐普及且走向成熟的阶段。大多数新闻漫画紧密结合当时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融入了反帝反封建的主流中，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916年至1928年间，尤其五四运动前后，“民主”与“科学”逐渐深入人心，国外文化和先进科技不断为我引进和借鉴，这一时期的新闻漫画无论在印刷质量还是发表数量上，都有极为明显地上升，这也从另一方面鼓励了漫画家的创作活动。
1918年9月1日，沈泊尘与其胞弟沈学仁创办了中国第一本漫画刊物《上海泼克》，为中国漫画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上海泼克》，月刊，每月1号出版1期，16开本，封面和封底为彩版印制，其余都是黑白印刷。此刊中绝大多数作品都出自沈泊尘之手，他的漫画始终围绕着当时创刊时提出的三步责任“警惕南北当局，使之同心协力以建设一强固统一之政府；为国家争光荣，务使欧美人民尽知我中国人立国之精神；调和新旧，针砭末俗” 而创作，这一切不难看出沈氏兄弟有一种强烈的爱国心、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
在《上海泼克》创刊号内页上，沈泊尘所作的《南北之争》是一幅反映军阀混战的新闻漫画，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南北之争》的画面上，一南一北两个军阀正在刀来枪往，厮杀正酣，被他们踩在脚下的是帽子上写有“中华”二字、身上写有“人民”二字、惨遭蹂躏叫苦不迭的中国老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军阀争斗民无宁日，百姓痛苦有增无减。那么，怎样才能挖掉百姓的“苦”根呢？沈泊尘当然在当时还没有找到答案，却已经一针见血地通过漫画暴露出南北军阀踏着“人民”的身体进行混战而损害人民利益的罪行，揭示封建军阀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利益的根本对立，其敢于反映百姓的苦难，为人民鼓与呼的精神，实为难能可贵。
五四运动前后，值得一提的还有著名漫画家马星驰（1873—1934）创作的新闻漫画。作为一个曾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对中华民国具有深厚感情的漫画家，马星驰在五四运动爆发后，迅速通过画笔表达对时局的看法，用漫画报道和评论新闻。五四运动期间他发表的“作品更显锋利” ，很多漫画在当时对凝聚和引导社会舆论发生过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1918年12月15日，马星驰在上海的《新闻报》上发表《妨碍和平之枝节》，画面主体为“和平”二字，但这二字却被周围一些蔓生的枝条所缠绕，从右往左看，变成为“权利私心”，借以讽刺南北议和会议就是在这种充斥着“私心”和“权利”的争夺中展开，显然这些对权利的“私心”恰恰是实现和平的最大绊脚石；后于1918年12月31日在此报发表《我国民应尽之天职》，画面上，两列人员围坐开会，谈判桌上，写有“南北议和”四字，表明为南北政府之间的谈判。而谈判室的屏风后面，一人站立，身穿写有“国民”的长袍，正睁大眼睛，伸长脖颈，往里探视，其眼光所到之处，写有“监视”二字。这则新闻漫画意在呼吁国民对南北和谈加以监督；还有《此之谓人民代表》，此漫画揭露了北洋军阀于1918年5月间所办国会选举的内幕和实质；1919年2月的《新闻报》上还有马星驰的《玩弄于股掌之上》，画面上一个身穿和服、脚登木屐的家伙，满面堆笑地把一个中国人抱在手里，并一面嘴里叫着“公道待遇”，另一面暗地里把脚伸进了中国山东。那个中国人浑然不觉，双手搭在日本人的肩上表示亲热，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显然这是对当时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被人“玩弄于鼓掌之上”而不自知，可怜又可悲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与马星驰齐名的还有著名漫画家钱病鹤（1879-1944年）。钱病鹤，浙江人，历任上海诸报图画主笔，先后在上海《民权画报》、《民生画报》、《民国日报》和《申报》上发表漫画作品。其画大多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唤起民众反帝救国和促使清王朝覆灭起到了推进作用。他于1913年创作了长达百幅的组画《老猿百态》，矛头直指袁世凯，曾产生很大影响，为此险遭拘捕。此后，他又发表了大量抨击军阀割据的作品，成为民国初年极富代表性的漫画家之一，也是当时最多产的漫画家之一。五四运动前后，钱病鹤在新闻漫画创作方面笔耕不辍，其作品三天两头就能在《申报》、《民国日报》等重要报刊上与读者见面，很多重大新闻事件在他的新闻漫画中均有所反映。
其中较有名的新闻漫画如《快把害虫一个一个捉出来》（1917年6月14日《民国日报》），将“民国”比作一个大树，干粗但不健壮，原来是有很多很多的害虫隐藏在大树中，啮咬危害之。显然，这些害虫就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阀、前清余孽、革命投机分子，树上停有一只啄木鸟，就好比孙中山等人组成的护法义军，正在将这些“害虫”一个一个地捉出来，以便让“民国”这棵大树健康成长。还有《解放》这幅漫画（1920年3月21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画面上，一位青年妇女的手正指向“解放”二字，意思是要求解放。而在她的前面却横亘着三张照片，象征着三种社会势力，一位戴着瓜皮小帽的遗老斥责说“岂有此理！”，另一位满脑子陈旧思想的绅士质疑：“此声也胡为乎来哉？”最后一个穿着颇为入时的青年人则半不屑半推脱地说：“我不懂这个道理。”
图10钱病鹤 快把害虫一个一个捉出来 1917年6月14日
除钱病鹤外，这一时期丁悚（1891—1972）新闻漫画的创作也非常活跃，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佳作。如用来评价当时南北议和的《烛影摇红》（1919年3月3日）、《心殷救国之上海》（1919年3月20日的《神州日报》）；反映了当时教育经费短缺、教育发展停滞不前《何能发展》（1919年9月28日《神州日报》）；讽刺民国时期所宣扬的民主政治、人人平等的理念，实质只是一句空话的《呜呼民治》（1919年10月13日的《神州日报》）；反映五四时期学生运动遭到军警镇压的《势不两立》（1919年10月19日的《神州日报》）等。
五四运动之后，1920年8月至1924年10月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内，有关新闻漫画的创作，表现出相对寂寞的征象。一是媒体上相对活跃的还是马星驰、钱病鹤、丁悚等几位清末民初就已成名的漫画家，新闻漫画的主题和内容，甚至叙述艺术，与五四时期相比没有太多的突破。二是此时媒体对新闻漫画的热情已渐渐冷却，如《益世报》、《大公报》、《申报》等主流报纸的版面上，新闻漫画的踪影似乎不约而同地消失了。这一时期在内容和艺术较有可圈可点之处的新闻漫画，主要有如反映实现真正“民治”艰难的《要想真正的民治的实现，非打破目前障碍不可》（1922年4月4日的《申报》）；反对英国政府提议的国际共管中国的《共管第一步》（1924年2月1日的《小说世界》第5卷第5期）；《内乱之源》（1924年7月的《图画世界》），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持军阀所包藏着的祸心等。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历史上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时期。在这期间，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帝国主义为掩盖真相，对上海新闻界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上海各报馆听了工部局的命令，连许多事实都不敢登载。即至现在大马路两次惨杀，上海各报仍是没有一点热烈的批评，连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是这样。” 《申报》、《益世报》等知名媒体，都由于受到租界压力，没有刊载相关的漫画新闻，不过上海、香港等地出现了一批直接参加战斗的新闻漫画传单，而且出版了专门性的《罢工画报》，《东方杂志》以及北京《晨报》等知名报刊，也积极投入了战斗，发表了大量的新闻漫画，在动员舆论、推动运动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荻圣的《对于五卅案件列强之嫌疑》、乙未生的《文明人的假面揭破了》、张光宇创作的《望求老丈把冤伸》等；后期还有一些纪念五卅运动的新闻漫画，如《他们的血不是枉流了的呵！》、丰子恺的《矢志》、王之英的《一手难掩天下目》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就此结束，蒋介石建立所谓的“国民政府”，自然也少不了新闻漫画作者的“关注”。如孙之俊的《中美》表达了作者对蒋介石和宋美龄这桩婚姻的理解，巧妙截取两人名字中的各一个字组成，甚为机巧，意在言外地说明蒋介石政府正在向“美”国投诚。
图11 孙之俊 中美 1927年12月25日
四、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电影
1896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电影便现身上海。很长一段时间内，电影被人们视为“新奇的玩意”，有名曰“影戏”。直到二十世纪20年代中期才出现“新闻影片”这一说法。经过了一段蹒跚学步的萌芽期后，随着民族资本纷纷投资电影业，20年代的中国电影获得了较大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混乱、艰难甚至畸形的，但这个时期建立的大量影片公司促进了新闻电影的发展，新闻纪录片的数量显著增加，内容更加丰富；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的来华拍片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拍片的格局，并促使中国电影工作者开始更加关注新闻纪录电影，人类学纪录片初现端倪。
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商务印书馆是较早关注新闻电影的机构。商务印书馆在1918年设立活动影戏部，摄制包括时事片、风景片、教育片、古剧片和新剧片在内的五大类型影片，其中前4类均可归入纪录电影的范畴。新闻片如《欧战祝胜游行》、《东方六大学运动会》、《第五次远东运动会》报道了新闻事件，风景片如《上海龙华》、《浙江潮》、《普陀风景》、《北京名胜》介绍了祖国的风景名胜，教育片如《女子体育观》、《盲童教育》具有健康而严肃的内容，古剧片《春香闹学》、《天女散花》、《琵琶记》记录了梅兰芳和周信芳表演的京剧片段。1926年，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拍片活动持续到1927年。
1919年，几位民族资本家集资兴办了专营电影的公司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滑稽片《饭桶》，该公司拍摄的均为纪录片，包括戏曲片、新闻片、风景片。其中拍摄的新闻片有《周扶九大出丧》、《张季直先生的风采》、《圣约翰与南洋球赛》、《南京的警政》，这些影片均摄于1921年，总体来说没有引起很大关注，但它拍摄于1923年的新闻片《国民外交游行大会》受到广泛欢迎，该公司在拍完此片后宣告停业。
自1921年起，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而且这些公司往往是从拍摄新闻纪录片开始的。20年代，约有20多家公司拍过100多部新闻纪录片。与以前相比，不仅影片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许多影片已不只是对旅途风光或新奇景观的扫描，还将镜头对准重大社会事件，使新闻纪录电影摆脱了卑微地位，获得了上层人士的关注。这个时期，拍摄新闻纪录片最多的几家影片公司分别是民新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其中以民新影片公司对20年代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贡献最为突出。
民新影片公司创始人黎民伟可谓中国纪录电影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此前，曾经在《庄子试妻》（香港第一部影片）中饰演庄子之妻的黎民伟与摄影师罗永祥一起扛着笨重的器材奔赴前线，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与当时大多数把电影当作娱乐或赚钱工具的电影商人不同，黎民伟认为电影不仅能供人娱乐，而且能移风易俗，辅助教育，改良社会，明确提出了“电影救国”的口号，并在当时中国电影业远离中国革命的情况下，拍摄了大量表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新闻纪录片。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黎民伟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就任大总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亲自担任摄影师拍摄了有关的新闻片。此后，他又相继拍摄了《孙中山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大元帅检阅广东全省警卫军武装警察及商团》、《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等。1925年3月12日晨，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心脏停止跳动，追随他多年的黎民伟用镜头记录下了伟人逝世的旷世悲痛，以两部新闻片《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和《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记》昭示民众。孙中山为他题写的“天下为公”，后被镌刻在南京中山陵，成为中国电影人永远的骄傲。
由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北伐战争在当时产生的重要影响，还有一些影片公司拍摄了相关的新闻纪录片，如长城画片公司的《孙中山陵墓奠基记》（1926），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北伐完成记》（1927）、《总理奉安》（1927），民生影片公司的《北伐大战史》（1927），新奇影片公司的《革命军北伐记》（1927），三民影片公司的《革命军战史》（1927），上海影戏公司的《上海光复记》（1927）、《总理奉安纪念》（1929）。
此外，20年代新闻纪录片的内容也比较丰富。除了北伐战争，还有反映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闻片《五卅沪潮》、《上海五卅市民大会》、《满天红时事展》，以及反映当时其他重大社会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如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的当年拍摄了《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爱国东亚两校运动会》、《徐国梁出殡》、《江苏童子军联合会》、《万国商团会操》；复旦影片公司摄制了《上海光复记》（1927）、《济南惨案》（1928）、《张作霖惨案》（1928）；民新影片公司还拍摄了《世界妇女节》（1924）、《追悼伍廷芳博士及国葬礼》（1924）、《广东全省运动会》（1925）；还有记录知名人士活动的影片，如《孙传芳》、《卢香亭》、《吴佩孚》、《冯玉祥》、《张学良》等。
早期来华拍电影的外国人几乎全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1925年与1927年先后有两个来自苏联的电影摄制组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在中国拍摄了两部新闻纪录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5）和《上海纪事?1927》。前一步影片导演是B?A?史涅伊吉洛夫，摄影师布留姆，影片记录了苏联自制飞机考察队首次从莫斯科途经蒙古到中国的飞行。据导演后来的回忆文章《1925年我是怎样在中国拍摄电影的》记述，1925年7、8月间，正是“五卅运动”之后，全国掀起反帝高潮的时候，他们要拍摄现代中和中国人民蓬勃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材料，以告诉苏联和世界人民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只是借飞机飞行作为线索而已。这部影片制成后不仅在苏联上映，而且在欧洲以《东方之光》为名映出。后一部影片《上海纪事》，导演雅科夫?布奥里赫，记录了第一次国内战争后期上海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影片，为旧中国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保留下了难得的珍贵资料。
20年代，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初现端倪。1926年冬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来一支包括德国和丹麦人在内的探险队来到中国，吸收了五名中国学者和四名中国学生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年开始对中国西北部进行科学考察活动，这项活动历时八载，于1935年结束。在此期间，科学考察团拍摄了大量关于西北地区的活动影像资料。《世界画报》曾制作特刊“西北科学考察团”，刊发了大量的照片介绍赫定一行在西北地区的所见所闻。另有瑞典考古学家J?G?安特生20年代也曾来到中国，利用电影记录了自己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所见所闻，对塞外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饰等都有所反映。
五、新闻摄影机构的建立
民国初期，各大报馆还没有专职摄影记者，新闻时事照片，大部分由照相业人员或业余摄影者提供。后来画报盛行，报馆所设编辑之职，仅一二人而己，有的编辑在编务之外兼摄一些照片，而设专职摄影人员者屈指可数，画报所需照片基本上也是依靠外来稿件。对此，林泽苍等人在《增广摄影良友》一书中有专门论述：“华文各报之新闻照片，均仰给于各照相馆，往往不另付梓。盖各报馆于登出时，照片之旁注明：某某照相馆摄。在照相馆方面，则为广告作用，而报馆则得免费之资料，是因互相利用耳。” 如：如上海《时报》刊登的上海城厢、英租界、法租界、南市罢市情况的照片，注明“皆宝记摄”；刊登的一幅《全国学生联合会各省代表摄影》，署名“中华照相馆摄”。 宝记和中华两个照相馆，是当时上海两家兼营纪实摄影的著名照相馆，此外，还有一些照片是私人捐赠，如《时报》刊登的一幅《国民大会远望》会场全景照片，注明“张松亭君捐赠”。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人们关心时局、参加爱国斗争的热情，涌现出一批忧国忧民，面向群众的纪实摄影的爱好者，报刊采用照片的数量迅速增加。报刊所需照片，仅依靠照相馆供给，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专门供应新闻照片的摄影机构便应运而生。
20年代初期，我国第一家新闻摄影机构“中央写真通讯社”在北京创立。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说：“数年前，北京曾有人组织‘中央写真通讯社’，每月平均送稿八次，每月取费十元，其材料颇合报纸之用。” 这家通讯社成立的年代大约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因为在 1920年1月4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报》上已经刊有中央写真通讯社的广告，并且说：“如蒙惠顾，请与本周刊广告科主干禇保衡君接洽”。禇保衡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从这段记载可以断定，这家通讯社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和建立的。禇保衡后来拍过许多新闻照片，编过画报，是二三十年代新闻摄影界活跃人物之一。中央写真通讯社的活动也多限于学界。1921年6月9日出版的上海《时报》，曾刊出该社提供的题为《北京学界之大请愿》的一组照片，有全景、中景和特写镜头。每幅照片均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其中一幅是这样说的：“北京中小学以上男女学生数百人，于本月三日举行大规模之巩固教育运动，向国务院作最后之请愿，遂演成教育界之惨剧。此图系各校代表在天安门雨中之会议。”这次教育界的“索薪”运动是由北京大学进步教授马叙伦等领导的。6月3日北京上万名教职员和学生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马叙伦，被军警用枪柄猛击，头部受重伤。这组照片就是记录这一事件的，马叙伦受伤住院的照片也刊登在同一天的《时报》上。
中央写真通讯社的照片质量很好，也很及时，正如它自己所说的“消息灵通，真相明析”。但是由于当时多数报馆缺乏照相制版设备，订购者只有少数几家，不久，这家通讯社就停办了。
在这之后，上海又出现了一个“摄影通讯社”，其章程规定，照片稿分为时事、装饰、风俗、风景、名人、艺术六类，每一类又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照片按级论价。其中时事照片的订价为甲级5元，乙级3元，丙级1元。在六类摄影图片中，甲级和乙级以时事照片的价格为最高，这可能与新闻照片摄制不易和意义重要有关。这家通讯社只拟定了章程，因经费不足，一直没有发稿。
二十年代后期较为活跃的新闻摄影机构为“中国摄影学会新闻部”。该会发起人林泽苍谈到新闻部的设立时说：“中国摄影学会因鉴新闻照片之重要，预料将为各报竞争之焦点，且能摄有新闻价值之照片者又寥寥无几，故特增设新闻部，广聘国内外摄影记者，专采新闻照片，供给本埠及国外各种报纸及杂志之用。”
中国摄影学会新闻部大约成立于1927年，部址设在上海南京路20号，同年开始发稿。除向国内及国外的报纸和杂志提供“国内紧要新闻照片”外，还代收学会会员的照片，负责转送给各种报刊。据中国摄影学会会刊《摄影画报》1928年7月2日报道，北平会员国振裕、天津会员周诵先拍的新闻照片，经新闻部分送国外、本埠中外日报以及《东方杂志》、《良友》画报等刊物，均已采用。新闻部为扩充业务，曾登启事招聘本埠特约摄影记者三十余人，为加强这一工作，特请禇保衡、林雪怀二人驻会办公。该部还向社会提供摄影服务，如用户发现“紧要新闻”，可电话通知新闻部，该部当即派员前往摄影。
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新闻摄影机构还有1928 年胡伯翔、陈万里、张秀珍等摄影同好在上海发起的“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此外，二十年代后期活动的摄影机构还有首都摄影社和济南像传摄影社，像传摄影社发稿较少，首都社到30年代还在继续供给新闻照片。
外国人插足中国新闻界为时已久，各大通讯社在中国都有派驻机构，上世纪二十年代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较有影响的摄影通讯社为“万国新闻通讯社”，主要任务是向国内外提供关于中国的新闻照片。《良友》画报创刊初期，经常采用万国新闻社提供的时事照片。据《良友》画报第3期披露：“本报图画照片材料，多蒙万国新闻通讯社供给，此后关于万国时事照片全由该社负责采集，除在大陆报登刊外，只在本报发表。”万国新闻社活动时间较长，直到“七?七”事变前夕还在发稿，摄影记者有美国人范济时（Ariel L．Vargie）和黄海升（王小亭）、雷荣基等人。
我国早期的新闻摄影机构，大都活动范围较小，仅限于供给本埠或本地区的时事照片，只有少数单位有派驻记者或临时派员赴外地采访。这些民间团体，一般人员都很少，组织松散，资金短缺，常常入不敷出，加之时局动荡，生活没有保障，其中多数维持不了多久就自生自灭了。但是他们所做的贡献，保存下来的大量时事照片，已经成为当时那个年代的重要历史文献，留下不灭的业绩。
六、摄影记者的出现
我国以拍摄新闻照片为职业的摄影记者，到二十世纪20年代初才出现。摄影记者作为一种新的职业，它是从我国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中央写真通讯社开始的。但在当时各大报馆还没有专职摄影人员。对此一直潜心于新闻史料搜集与研究的戈公振，在1926年谈到摄影记者问题时说：“我国报馆，尚未知养成此种专材，故多于照相馆合作。”
1926年2月出版的《良友》第一期中缝刊出：“本刊拟招请摄影记者每埠一人，尊任摄取有关新闻性质之各种照片……”报刊的“摄影记者”之名，可能以此为最早。招聘启事甫出，吸引了十几个著名的摄影者应聘上海、南京的大照相馆和摄影社等。1926年，马相伯主编上海《天民报图画附刊》，刊登启事，以现金征求照片，招聘“特约摄影记者”，国内外摄影人员均可应征，但须寄最近新闻照片两次，合格者则下聘书，酬金从丰。特约记者多为兼职，它可以接受报纸的采访任务，供给照片，但它不同于报馆的专职摄影记者，不能随时指派任务，不能及时地保证新闻照片的时间性。因而，有的报纸就开始在报馆内增设专职的摄影人员。
1926年前后， 北伐军总政治部开始设随军摄影员。
1927年初，上海的《时报》设照相室，由唐僧（唐静元）主持其事，并在《图画时报》上不断刊出署名“时报唐僧摄影”的照片，因此唐僧可能是《时报》实际上最早的摄影记者。1928 年《时报》又聘请郎静山、蔡仁抱为“摄影记者”，这两位算是中国新闻摄影中最早的新闻记者之一。郎静山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他们到处拍照，每天都可拍各类新闻照片一二百幅，报纸刊用仅三五幅而已。上海其他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也开始配备了专职的新闻摄影记者。
二十年代后期报纸上刊登由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主要为重大历史事件新闻和重要任务照片，新闻性强，图片更清晰。而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员，许多新闻工作者被迫害，新闻摄影事业停滞不前。
当时的报刊，摄影记者很少，却担负着繁重的任务。如上海的《时代画报》只有一个专职记者，8开本的画报，每期出30页左右，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摄影照片，都是画报自己的摄影记者拍摄的。当时的新闻照片，大多为名人肖像与合影，即使是现场摄影，也多半是摆好姿势拍照，这与摄影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关，同时也和人们对新闻摄影的特点认识不足，所有现场摄影，具有动作性镜头的照片很少。如国民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召开时，中央委员何香凝、陈果夫等人，都不愿意照相，看到照相机，故意转过头去躲开。凭着摄影记者的耐心和才智，趁何、陈两人不备之时及时地捕捉了两人当时的表情，这是我国20年代“抓拍”摄影的一例，这比德国的“堪的派”摄影（Candid photography）早好几年。可惜在中国，这种“抓拍”，并未上升为理论或在实践中形成一种自觉的行动，只不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偶尔用之。
摄影记者为了得到比较重要的材料，有时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拍摄。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山东，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万国新闻通讯社摄影记者王小亭，在济南受到日军的监视，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拍摄了日军暴行，其中有被日寇惨杀的我国同胞的尸体，共10余幅，这是一组难得且极其珍贵的历史镜头，后来刊登在《良友》画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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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