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导论》第十期成果简报

2016年11月19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人文学导论》开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举行，三位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南京大学人文社科科学高级研究院教授周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与11名项目特聘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王德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丁方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朱良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刘成纪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心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锋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刘小龙副教授出席会议。译林出版社顾爱斌社长作为出版合作方列席了会议。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人文学导论》开题研讨会

2016年11月19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人文学导论》开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举行。研讨会上，课题负责人叶朗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我感到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讲，迫切需要加强人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他提出，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校长提倡美育以来形成了重视人文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传统，今天北大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引过一段恩格斯的话，恩格斯在评论文艺复兴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叶先生说：“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巨人，而且要产生巨人。”他说，像北大这样的大学应该担负起为民族、时代培养巨人的重任，而人文学在培养恩格斯所说的巨人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重视人文学。

叶先生说，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文学科，我们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引入人文学研究的领域，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谈到课题成果，叶先生初步设想结项时出三本书：一本是《人文学导论》，既体现西方的人文学传统，又特别突出中国的人文学传统，同时还要呼应时代的要求；一本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学价值；一本是关于西方经典的书，梳理西方文化的人文学观念。谈到课题成果的延伸和转化，叶先生强调要利用好互联网技术，把研究成果放到网上，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目前课题组已经在网上开通了《审美艺术》这门课，上线以来选课学生总计达十万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得到了教育部的重视。此外，课题组正在制作“昆曲欣赏”、“敦煌艺术”、“红楼梦”和“世界十大博物馆艺术经典”等网络课程。叶先生说，未来《人文学导论》的成果会陆续放到网上向全国推广，让全国大学生关注人文学，阅读人文学的经典著作。

谈到课题的研究架构，叶先生说课题申报时列了九大研究方向：什么是人文学、人文学的基本特征、人文学的精神传统、人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人文学的学科构成、人文学的主要范畴和命题、人文学的价值体系、人文学科和人类思想史、人文学的修养和境界。他认为要在全球化视野下来思考人文学的价值，《人文学导论》的写作既要介绍人类历史上人文学的思想和精神传统，也要讲清楚人文学的本质和特征。他特别强调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理论的突破，避免人文学研究的僵化和同质化倾向。

课题组成员、南京大学人文社科科学高级研究院教授周宪介绍和梳理了人文学领域的重要范畴和命题，对人文学的根本价值进行了总结归纳。他说，西方关于“人文学”的看法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把人文学看作是对古典和人类历史文化的研究；第二种把人文学看作文史哲学科；第三种把人文学看作跟艺术或艺术史相关的研究。他指出西方学者对人文学的定义、人文科学的萎缩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但因资料缺乏对中国人文学的研究相对滞后。因此，他认为《人文学导论》应该从哲学和艺术层面展开，从中国文化和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提出中国式的“人文学”定义，实现人文学研究理论的突破。他说：“人文学的研究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并且应该偏重当代，不能一味让学生读柏拉图，柏拉图离现代太远，学生基本上不读。”因此，编写《人文学导论》要从实际状况出发，而不是从学科和学术传统出发，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大学生不爱读经典的问题。最后，周宪提了一些人文学研究中令人困惑的问题。他指出，一般来说人文学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问题，但是在编写人文学读本时，用中国的视角介绍西方的文化和用西方的观点阐释自身的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立场，需要认真地思考”。

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简要回顾课题申报经过后，重点谈了课题进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课题组针对人文学研究提出的一些创新性想法。她首先指出，人文学研究的一大难点是如何避免僵化和同质化倾向。国内做人文学研究的刘锡林、徐书明等人已经出版了一些人文学读本，但同质化程度严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和知识结构比较陈旧；二是缺乏新的发现，对人文学在当代面临的新情况关注不多。她说：“如何让人文学的研究避免成为知识的堆砌，避免类似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表述方式，从而把人文学变成一种充满情趣、意趣的人文言说，激起学生对人文学的热情和兴趣，对课题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谈到西方的人文学研究，顾春芳教授认为西方已有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比较侧重文化研究，把艺术和人文研究全部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范畴，但这种方法偏离了人文学核心价值的轨道；二是围绕作品谈论艺术，仅仅谈论艺术和艺术演变的问题，把研究局限于艺术、物和表相。她说：“西方已有的人文学研究普遍存在不足，我们的研究如何来思考人文学和人的关系，思考人文学对人生的根本意义，继而思考人与宇宙自然社会、人与艺术、人与自身等关系，着重讨论形而上、艺术、宗教三种典型的人文学科，同时将美学这种最接近人的精神样式的学问形态编制在人文学研究中，组成人文学的核心逻辑，是我们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这就是说，课题组要把握人文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和根本指向，确立《人文学导论》的最终指向和核心精神。

如何在人文学研究中实现创新，顾春芳教授谈了三点。首先，她认为要建立全球化的视野，思考全球化时代人文学对于人的普遍意义和价值。她说西方已有的人文学研究主要站在西方的观念和立场上，关注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传统，基本不谈中国的文化艺术，或者只是把中国的文化艺术当作整体研究中的象征性点缀。可以说，中国艺术和哲学思想的核心内涵并没有被纳入到西方人文学研究的视野当中。因此，建立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全球化时代人文学对人的普遍意义，特别是植入中国艺术和哲学中人的核心价值和智慧，变的非常重要。其次，要把人文学的研究纳入价值逻辑和宏观框架当中加以言说。顾春芳指出，以往人文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往往把人文学各个学科割裂开来进行介绍，最后呈现的是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说明和介绍，并不能很好的揭示出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有效地呈现作为整体的人文学的宗旨和精神取向。她说：“我们要创新人文学研究，就要立足于人来思考，从全球化时代人的存在困境和精神危机的现状入手，继而探索人文学的本质意义，这是我们不同于一般人文学研究的起点和主要思路。”再次，对于人文学的存在思考和精神追求要突出几个最根本的精神维度，即“存在之思”、“精神救赎”、“理性反思”和“心灵安顿”。她认为人文学研究的整个框架中应该增加诸如人文学与通式教育、中国当前人文学教育的现状等章节。顾春芳说：“在《人文学导论》这个项目中，我的具体分工是负责中国方面，所以我的子课题的设计是‘中国文化的人文价值’，我想从三个层面着手进行研究：第一个是思想层面，即中国哲学和美学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第二个层面是教育层面，比如说中国古代书院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第三个层面是艺术层面，即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围绕人文学的性质谈了看法。他指出，自然科学跟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存在根本的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人的活动，也不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研究的对象要么是人的活动，要么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包括人的意向性在内。人的活动、人的意向和人的活动产物也可以分两大类，而这就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区别所在。陈嘉映说：“大多数的‘人的活动’不是为了告诉别人什么，但是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话，这件事情没有别的意义，唯一的意义就想让别人知道。”他指出，社会科学主要研究那些其意图并不是对我们说话但却要把它当做说话的对象，人文学与此不同，人文学的首要任务是解读文本。人文学首先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个让人“自我生长”的东西。陈嘉映认为，人文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文”首先不是“学”，因此它的目的跟自然科学完全不同。“人文”如果有“学”，这个“学”也是为了能够阅读文本、领会艺术才出现。此外，陈嘉映指出人文学跟社会科学的不同还在于，一般来说社会科学中研究者高于被研究者，但在人文学研究中所有的研究者都得说他研究的东西高于自己，并因此才具有研究的价值。可见，人文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拿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事人文学的研究，是非常不着调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先生强调，中国文化始终处在不断生成的动态建构过程中。中国文化从早期开始就一直在跟周边的文化积极互动，因此要谈中国特有的思想、教育和艺术，一定要对中亚、西亚的文化有所了解，要建立比较文化的视野。他说西方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西方对中国艺术史、中国绘画史有很好的历史写作。因此，他认为人文学研究要注意凸显跟其他文化的互动，使人文学研究达到普遍的意义。他还强调国内迫切需要加强人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以科普为例，目前国内很难写出好的科普文章，而国外的科普写作水平普遍较高。中国没有好的科普，其原因就在于国内缺乏好的人文学教育，无法把人文与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吴国盛教授重点分析了作为学术研究的“人文学”概念。他指出“人文学”是个新词，中国自古讲天、地、人“三才”，这三者互相沟通，因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很少把“人”单独拎出来说。在西方，希腊时期“人”还不是关键词，基督教人道主义才把“人”当作重点来谈。他说，今天所说的人文学，也就是英文的humanities是一个拉丁词，是基督教渗透以后产生的，其实质是把希腊人关注的问题转化为“人”的问题。人文学在现代变得顽强，原因是它的敌人出现了：自然科学要吞噬几乎所有合法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或者说人文学科才得到重视。这一点在19世纪表现的比较明显，卡西尔等新康德主义者感受到了自然科学势如破竹的猛劲，开始思考“除了把自身从事的学科像自然科学一样变成人文科学之外还能做什么”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解释学也开始出现。解释学就认为人文学科跟自然科学不是一码事，人文学科首先要面对文本、阐释文本。因此，吴国盛认为人文学研究要重点关注十九世纪以来，从新康德主义到解释学这一对抗自然科学的思想脉络。他说：“自然科学在近代是划时代的事件，我们经常说从牛顿之后一切的学问只有两条路走，要么对抗，要么顺从，而人文学科的自主性、合法性，就是延着这个路子走，我们如何走一条和自然科学不一样的路，但又是合法的、正当的路，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吴国盛指出，解释学不光是文本解释学，还有一般意义上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解释学，这种解释学已经侵入到了科学中。目前，科学的主流还是顺从的，以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科学；但也有一小部分学者想用解释学的方法，从人的角度考虑科学的根据和根源，他认为这一部分内容应该纳入到《人文学导论》，作为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

谈到中国古典学问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吴国盛指出近现代中国的科学是生硬地从外插入的，不是中国本土文化长出来的，这就导致部分中国科学家成了一群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他认为中国人文学要重点关注两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看待西方传过来的人文学；另一方面是如何看待中国自身的古典学问。吴国盛说：“未来人文学的展开要伸张中国传统古典人文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思考它在当代新文化建设中该扮演何种角色，而不是简单地‘重新恢复’。中国当下的生活方式中包含了太多西方科技带来的逻辑，使用技术就会慢慢接受它的逻辑，这恰恰是未来人文学需要重点讨论的大问题。这些问题讨论清楚了，中国人文学的研究自然就处于学术的前沿了。”因此，吴国盛建议进行一些人文学前沿问题的研究，并通过讲座研讨的方式来扩大和深化研究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方重点讨论了中国人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人文学被视为没有用的学科是从文艺复兴之后才开始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自然科学越来越强势，导致我们越来越不能完整地把握世界。他指出，新历史主义学派就对科学单独作为把握人类命运和人类整体意义的方式表达了质疑，因为科学发展建立在不断的创新、突破和假设的基础上，这本身就存在悖论。丁方说：“我认为人文学研究需要重新定位，而且这个定位要有中国的参与，中国不一定要完全掌握话语权，但至少要说话。”他赞同“东方文艺复兴”的提法，因为东方文艺复兴能够把中国的文化复兴整合进来。汤因比曾说：“21世纪可能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如果能把非常珍贵的传统放在一个人类普遍的价值体系中，然后阐释、转换、发表，这是大有希望的。”丁方认为，汤因比等西方大师的论断和假设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应该承担东方文艺复兴使命的诉求。他说，中国目前“一带一路”的经济产能输出碰到很多困难，迫切需要一种中国的、掌握历史话语权的人文学来解决这些实际的困难。丁方强调，西方文艺复兴历时近一千年，始终是东方智慧对西方进行灌注、打造，西方文艺复兴的重要特征是他们不复兴自己的北欧神话和维京海盗的传统，而是把别人的文化当做自己的传统来弘扬，所以西方文艺复兴的过程充满了艰难。他说：“东方要有充分的自信，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仅仅局限于中国，要把它上升到能解释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所标明的整个古代东方文明的高度，同时要对古代东方文明的精华和遗产进行中国式话语的转换。做好这部分工作，中国人文学就自然成型了，也就能掌握世界话语权和西方进行对话。”

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丁方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艺术是紧密联系的，但文艺复兴之后分工越来越细，人类整体把握世界的能力逐渐下降，这是当前人文学研究面临的基本处境和背景。鉴于此，他提出可以用科学技术来解决东方物质文化遗产复兴和修复的问题，通过智慧博物馆的方式，让曾经消失的东西重新再现。丁方认为，这实际上是为科学与艺术搭建新的沟通桥梁，也是为中国人文学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心峰重点谈论了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他认为，人文学在今天面对的最直接的假想敌是社会科学，但是人文学的研究不应该完全排除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往关于人文学“元科学”的研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对人文学与人文学科、人文科学的关系没有说清楚。他希望《人文学导论》做一些关于人文学和人文科学的“元科学”或叫“科学学”的研究，这样就能对人文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学科间的相互的关系，梳理得更加清晰。

关于国外可供参考的研究，李心峰谈了卡西尔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中对人文科学的定义，也可以提到了皮亚杰《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李心峰说：“马克思提出的历史科学的概念、精神科学的概念，以及后来新康德主义学者文德尔班提出的文化科学的概念，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学有重叠又不完全一样，我们可以在厘清不同概念的前提下进行参考。”国内的研究，李心峰提到了朱弘文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这本书讨论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它的副标题就是“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李心峰还提到了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欧阳康在书中指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区别，但二者的共性大于差异，因此可以将二者统一为“人文社会科学”。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针对《人文学导论》谈了五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第一个是人文学概念的问题。他说：“人文学这个词充满了乡愁，它是守成的、向后看的，总是要对过去的东西进行回忆，总是对现在不满意。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文学都不满意它们把自己已有的地盘挤掉。它认为人类要走向未来就必须回到过去，带着过去走向未来才有真正的未来。”王一川指出，人文学把我们引到过去，从过去寻找通向未来的通道。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突然发现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艺术值得尊敬，值得复兴，从而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在这个时候人文学的概念破土而出，从传统的文献中找到了古典的学术，并且要把它复兴。在中国，人们开始谈人文学还是在清末，当时恰好是中国人缅怀古典学术的时期：一方面王国维等人要借鉴世界学术，要把世界学术的东西拿过来的；另一方面人们又感到中国古典的价值，因此章太炎创造了国学的概念。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从性质上来讲人文学始终带着一种乡愁。第二个是人文学导论定位的问题。王一川指出，当代中国学者有几种不同的人文学研究路径，比如夏东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思路，刘曦林的基督教神学的思路。他说：“做人文学导论研究，要形成自己的定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还要有所先为、有所后为，有所大为、有所小为。”第三个是人文学的焦点的问题。做人文学导论，要确定好研究的焦点放在什么地方，找到属于人文学导论的灵魂。他说：“《人文学导论》的研究一定要回答西方文化中哪些人文价值可以吸收和中国古典传统中哪些人文价值需要发扬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研究的焦点所在。”第四个是《人文学导论》的基本构架和人文学功能的问题。第五个是课题结项报告和成果延伸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刘成纪首先谈到了人文学的重要性。他说：“不管人文学科在科学时代面对怎样被动的处境，在人类一生的生涯里，人文都是极端重要的。人类的教育作为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肯定是起于人文、终于人文，只有人文才能形成对我们人生从始至终的全面陪伴。我觉得人文的这种功能，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无法被完全消解的。从这个角度看人文的重要性，比从任何一个功利角度都重要。”

谈到《人文学导论》的研究角度，刘成纪指出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切忌面面俱到。首先，他认为人文学导论的研究应该从美学出发，因为不管是联结真善，还是综合真善而达成人文的目标，美学都是最合适的介入的角度。其次，他指出中国人文学研究还得从中国本土出。他说：“中国学问本身具有普世性，中国古代也在讲天下观的问题，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问题。中国学问有普世的情怀，从中国自身出发，我们有丰富的积淀可以使用，也可以使我们的人文学研究具有自身的特性。”因此，刘成纪认为《人文学导论》应该是从美学出发、从中国出发的人文学研究。

谈到如何界定人文学的精神特性，刘成纪提出两个观点：首先，人文学这种学问是对人类抱有善意的学问，人文学有它特定的价值取向，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保持价值中立；其次，人文学是对自然抱有情感的学问，它不可能是一种客观的文化。因此，他认为人文学首先应该反映人性的深度，其次要反映人类的实践成果，再者还应该反映人类的理想。刘成纪认为，这三点在人文学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

在讨论如何从中国传统挖掘人文学价值的问题时，刘成纪指出中国的学问从整体上来讲是为人生的学问，中国传统的知识是一种人文学的知识，但它的涵盖面太大，因此需要从中概括出几个核心问题。他说：“中国传统学问是为人生的学问，是修身的学问，以此为核心可以展开为四个方面：第一是礼乐，谈中国的学问不可能不谈礼乐；第二是君子人格；第三是人生幸福的问题，即我们当下如何过的更幸福；第四是审美境界。”他认为，这四点基本能够把中国传统人文学的价值取向概括出来。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认为《人文学导论》的研究首先要建立“中国眼光”。他指出，以往开掘的关于中国传统的叙述大多是错误的、虚幻的，要么从西方的观点来开发，要么从意识形态的立场来开发，其结果往往跟真正的人文意识相对，导致中国的人文精神往往隐而不彰。因此，朱良志认为《人文学导论》这本书一定要建立起“中国眼光”。此外，他指出《人文学导论》首先面对的是汉语读者，因此书中应该增加关于中国的叙述，更多的使用中国的材料。

朱良志认为，人文学跟思想史、文化史和哲学史都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叙述，而是对某种人类文明价值的承认，因此不能把《人文学导论》写成文化史、思想史或者哲学史。写《人文学导论》要柔软、细腻，要建立起一种人文的向度，对人文精神有真正的关怀。他说：“人文学最能够依靠的是宗教、哲学、艺术和文学，这是人文学叙述中最根本的向度，缺少这一向度，‘人文学’就会变成反人文的东西。”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锋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大家普遍认为人文学是开放的和历史的概念，不同的阶段不一样。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反宗教；后来科学强势之后，人文学就反科学了。因此，他认为人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反确定性，反不可商议性。此外，彭锋认为人文学写作不能变成“掉书袋”，否则会缺乏个人色彩和时代特色。他说《人文学导论》要重点把人文学想说的道理说清楚，至于从中国出发还是从西方出发并不重要。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刘小龙围绕《人文学导论》谈了五个问题：第一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定位问题，《人文学导论》要明确说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什么；第二是人文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的人文学要讲清楚中国人自身的人文传统和每一代人中国人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三是人文传统与建构的关系问题，不能把中国的人文传统与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割裂开来；第四是人文智慧与当代批评的问题，要确立人文学中真正对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产生影响的东西；第五是中国人文的全球影响的问题，《人文学导论》应该对中国人文学对世界的可能性影响进行阐释。

与会专家们发言热烈，针对《人文学导论》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叶朗先生对本次开题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说：“这次开题研讨会意义非常重大，各位专家学者也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从总的指导原则到具体的方法和内容，都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往更广更深的方向来思考的人文学导论的课题如何展开。谢谢大家。”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