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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1日至16日，北京香山饭店举办了第一期“中国美学暑期高级研修班”。本次研修班由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九位著名哲学家、美学家与三十多位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所的青年美学教师共聚一堂，漫谈中华美学精神。期间，著名西方哲学史家、黑格尔专家、美学家张世英先生，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首都师范大学陈嘉映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周宪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建平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先后开讲，从不同视角为学员们讲解了中国美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讲师陈佳、西南大学讲师张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讲师孙明洁、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师周奕希、淮北师范大学副教授王伟、山东大学讲师朱晓芳、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晓霞、武汉大学副教授朱洁、西安音乐学院讲师崔莹、中央音乐学院讲师程乾、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朱琳、四川音乐学院教授赵崇华、深圳大学讲师钟雅琴、华南理工大学讲师曹艳玲、上海音乐学院讲师孙月、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孙喜艳、东北大学副教授谷会敏、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怀义、湖北理工学院副教授陆庆祥、西南政法大学讲师肖朗、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雷、同济大学副教授李弢、东北大学讲师汤常鸣、江西师范大学讲师左剑锋、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唐善林、西南大学教授寇鹏程、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李桂生、西南政法大学讲师杨一博、扬州大学讲师张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陶赋雯、同济大学讲师隋少杰、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潘黎勇、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杨光、西北政法大学讲师李红丽等三十多位学员参加了第一期“中国美学暑期高级研修班”的学习。本次研修班由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孙士聪教授负责组织，王德胜、顾春芳交替主持，以专家学者主讲课程及学员互相讨论的形式进行。
弘扬中华美学传统，提高人生精神境界
——第一期“中国美学暑期高级研修班”成功举行
2016年7月11日上午，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了第一期“中国美学暑期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首先向与会学者说明了举办本次研修班的宗旨。他说道，举办这个研修班出于两点考虑。第一，目前的学术生态对美学、艺术学的发展很有利，要抓住机遇把美学学科建设搞上去。他认为美学在中国正处于很好的形势，因为中央也强调中国面临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时机，在文化复兴中，美学、哲学占了重要位置。过去中央领导讲话里头没有“美学”这个词，现在中央领导讲话特别提到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叶先生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美学研究者高兴的大形势，也给从事美学和美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应该抓住这么好的环境，把美学、艺术学学科的建设搞上去。叶先生说，开办中国美学暑期高级研修班的第一个考虑就是对我们国家大的形势的认识，“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个好形势，就要抓住这个形势”。
其次，叶先生指出目前国内从事美学教育和研究的队伍有点分散，大家沟通、交流不够，这对美学学科的建设非常不利。他说，在座的各位学者可能都有感受，从事学术工作需要交流，光是自己一个人做研究往往很难打开眼界和思路，研究水平就很难得到提升。叶先生特别提到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例子。他说费尔巴哈晚年思想落后了，恩格斯对此分析认为，费尔巴哈晚年思想和学术之所以会落后是因为他晚年住到了农村，“没有才智相当的人跟他一起交流”。叶先生说，恩格斯告诉我们跟才智相当的人交流沟通对我们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当年北京大学的很多学者隔一段时间就要在一起吃饭，因为吃饭时可以进行学术交流。叶先生反复强调：“学术交流非常重要！”因此，叶先生提议由北京大学美学和美育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举办本次研修班，通过这样一种机制来加强学界的沟通，凝聚大家的力量，推动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叶先生说，今年的中国美学暑期高级研修班是第一次办，以后还会继续办下去，为学界搭好一起交流、一起碰撞思想火花的平台！
有思想方有美
7月12日上午，第一期中国美学暑期高级研修班的开班仪式请来了张世英先生致辞。张先生是国内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家、也是黑格尔研究专家，也是美学家，对美学和艺术发表了非常多精辟的见解。本次讲话，张先生首先高度肯定了举办中国美学暑期高级研修班的现实意义。他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在物质满足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的精神追求也越来越迫切，而精神追求的最高层次就是审美。举办这个美学研修班非常符合实际的需要，非常有现实意义。
紧接着，张先生以“有思想方有美”为中心展开本次讲话。他说，我们常常讲“美不自美，因人而美”，美有低层次的美，也有高层次的美。低层次的美人皆有之，高层次的美不见得人人都有。他指出叶燮有一句话“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可见”，这句话表明美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必须要有人的神明才能见到，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要有思想才能看到美。随后，张先生从西方艺术发展的过程说起，具体阐释“有思想方有美”的观点，也向学员们提出殷切期盼，希望大家努力提高精神境界，达到高层次的美。
从四个层面谈中华美学精神
7月12日上午，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为研修班学员们讲授第一讲课程，题目是“从四个层面谈中华美学精神”。叶先生首先谈到“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大题目，这个研究课题需要我们对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艺术史、中国文化史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概括和提炼，在此基础上，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做出理论的阐释。他说，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吸收“五四”以来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对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来逐步形成共识。
随后，叶先生以“中华美学精神”为核心，从四个层面来讲解本次课程，一共谈了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也都是中华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第一个层面，从美的本体层面来谈。叶先生指出，中国美学中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也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美”是人在审美活动中情景相融而生成的意象世界，所以“美”不能脱离人的直接的审美体验，不能脱离人的心灵的创造活动。他说，中国美学的这个观点引导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中追求人格性情、生命情调的表现，同时也引导人们重视精神的价值，去追求心灵境界的提升。第二个层面，从社会生活的美的层面来谈。叶先生指出，中国老百姓在普通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都着意去营造一种美的氛围，创造一种快活、热闹、优雅、精致的生活世界。这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的体现。第三个层面，从自然美的层面来谈。叶先生说，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大生命世界，天地万物包含有活泼泼的生机和生意，这种生机和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之美，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第四个层面，从人的精神境界来谈。叶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哲学和美学的目标在于引导人们重视精神生活，要有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审美活动对人生的意义最终归结起来是提升人的人生境界，审美活动、艺术活动要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去追求人生的神圣价值。叶先生分别就以上四个问题进行了具体讲解，对中华美学精神作了一个精彩的阐释。学员们纷纷表示，叶先生的讲授对美学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很有启发性。
无蔽的真理——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
7月12日下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海德格尔专家陈嘉映为学员们讲解了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陈嘉映认为，海德格尔对西方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的影响超过上世纪上半叶的任何一个哲学家。他的讲座围绕着海德格尔的文章《艺术作品的本源》来展开，他说多数美学研究者和艺术家对这篇文章都很熟悉，目前学界也有大量关于这篇文章的研究，他不想重复这些工作，因此他只挑选了几个重点来谈，并由此梳理了海德格尔对美学和艺术的贡献。陈嘉映指出，海德格尔把艺术作品当作真理的展现之所、衍生之所。不同于我们习惯性地讲艺术和美的关系，海德格尔一上来就讲艺术和真，这从根本上已经不同于我们日常的想法。陈嘉映认为，海德格尔的“真”的概念，跟我们说的真相、事实是不一样的，他讲“真”是在希腊文“aletheia”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这个词的本意就是“去蔽”。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生活在日常的世界里，不再对世界有一种新鲜的观感，我们的世界已经是被遮蔽了的世界。而一个成功的艺术作品，会打破我们日复一日看世界的方式，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作品就是真理的展现之所和衍生之所。
《二十四诗品》与中国美学
7月12日晚上和14日上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为学员们主讲课程“《二十四诗品》与中国美学”。他首先对《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之争进行了回顾，指出关于它的作者问题，是近代以来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朱良志说《二十四诗品》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国古典美学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学界以往认为它的作者是晚唐诗人司空图，并它纳入整个唐代的文学、艺术和诗学发展的逻辑中来解读。不过，在199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尚君、汪泳豪两位教授就提出了《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代司空图所作。当时在日本发现了《二十四诗品》的两个朝鲜抄本，这些抄本反映出了《二十四诗品》是明代地方文人怀悦的《诗家一指》的一部分，由此陈尚君、汪泳豪通过大量材料论证了《二十四诗品》不是司空图所作。1995年《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发表了张健的文章，基本肯定了陈尚君和汪泳豪的推论，认为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基本上是不可靠的，但是不是怀悦所作是有疑问的。张健发现虞集的《虞侍书诗法》中包含了怀悦《诗家一指》的基本内容，而《虞侍书诗法》刊刻时间比《诗家一指》早了二十年，这就说明怀悦作《诗家一指》是不成立的。张健通过论证指出《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可能是虞集。朱良志说：“我通过自己的判断和一些文献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张健提出的《二十四诗品》为虞集所作是可以得到确认的，即《二十四诗品》是元代诗人虞集所作的一部重要诗法著作。”
在谈到《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这个问题时，朱良志例举了三点理由：第一，《二十四诗品》是《诗家一指》的组成部分，而《诗家一指》是一本有严密体系的诗法著作，《二十四诗品》是这部诗法著作最核心的部分，由此可见《二十四诗品》不是司空图所作；第二，《诗家一指》明确交代对西崑体和江西诗派进行了讨论，而西崑体与江西诗派之争是北宋和南宋时的问题，是司空图之后的事情；第三，《二十四诗品》和司空图的思想是冲突的，《诗家一指》中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也不可能在唐代出现。朱良志指出，以上三点决定了《二十四诗品》不可能是司空图所作。
谈到《二十四诗品》为虞集所作，朱良志也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虞侍书诗法》中有明确交代，其为明代所刻，距离虞集不远。同时，在元末时已经流行一些材料证明《二十四诗品》为虞集所作；第二，虞集《虞侍书诗法》跋文有“集之《一指》”一句，而《诗家一指》中也有“集之《一指》”一句，这是第二条证据；第三，《诗家一指》与虞集生平思想相契合。随后，朱良志分品为学员们讲解了《二十四诗品》的具体内容。
审美现代性的反思
7月13日上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宪为研修班学员带来题为“审美现代性的反思”的讲座。本次讲座，周宪主要讲了三个问题。首先，他讨论了何为现代性，指出现代性一般包括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三个方面，所以美学跟现代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现代性就是短暂、过渡和偶然。
在谈到现代性与分化的问题时，周宪指出整个现代化体现为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变化呈现为广泛的结构分化，其中包括三个重要的分化：第一是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第二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化；第三是艺术内部的分化。没有这些分化就没有现代的艺术和美学的概念。紧接着，周宪谈到了现代性从分化到冲突的发展。他说现代性的分化导致了差异，差异导致了矛盾，所以现代社会和文化充满了张力。他指出在韦伯看来，在现代性的冲突中，“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觉把握到的有独立价值的世界”，“艺术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现代主义艺术激烈地颠覆了古典传统，张扬感性体验来抵御理性宰制，以自由对抗强制，维持人的完整性与和谐存在，而这恰好表现了审美现代性的重要性。
最后，围绕审美现代性周宪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现代性是终结了还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如何理解中国语境的审美现代性以及如何重建中国审美现代性，这些问题无不启发学员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意象与“之间”——从艺术本体论看中国美学
7月13日晚上，北京大学教授、艺术学院副院长彭锋为研修班学员们主讲题为“意象与‘之间’——从艺术本体论看中国美学”的课程。彭锋指出“之间”的概念来自法国哲学家，而他发现“之间”与意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他今天准备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来讨论二者的关系。他首先分析了“艺术本体论”是个什么样的问题，指出关于艺术本体论的问题和艺术定义的问题是两个表面看起来类似、实际上却完全不同的问题。艺术本体论问的是艺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而艺术的定义问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是艺术。
彭锋指出，西方对艺术本体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期，英伽登提出了“文学作品是什么样的东西”的问题。经过分析，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既不是精神对象，也不是物理对象，而是纯意向性对象，是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对作品的具体化。彭锋认为，关于艺术本体论的问题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分法，发展改良的本体论范畴系统。他说，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思考，传统的一分为二的框架在看待艺术时是不合适的。他以庞普为例，庞普从中国思想中道、象、器的区分指出象是诗歌形象思维的灵魂，这表明艺术的领域不在形而下也不在形而上，而在“形而中”。由此，彭锋也把象看作艺术作品的本体，但他指出象不是一个东西，不能实体化。他说，“之间”也不是东西，不具备任何本体论的地位，是个活的状态，而中国画就处于这个“之间”的领域。
彭锋引用叶朗先生的观点，指出既不存在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也不存在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因此他也主张“美在意象”。彭锋认为，把“美在意象”放在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关于艺术作品本体论的讨论中来理解，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中国式的理论贡献。彭锋指出，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意象，可以在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美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它们发生对话，通过对话澄清一些过去在理论上没有说明白的地方。
美和艺术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7月14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市美学学会副会长刘成纪为研修班学员主讲“美和艺术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刘成纪指出，他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想重建对中国美学史的把握方式，或者对中国美学史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而这又必须建立在对西方现代美学反思的基础上。他认为，美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学理论建构的形态，美学理论的进步必然能够带来美学史研究的进步。
在谈到现代西方美学的局限性时，刘成纪首先指出这里所说的现代美学是指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的美学。通过回溯鲍姆嘉通、康德、黑格尔等主要的现代美学理论，可以发现现代以来，美学学科存在着一个自我独立运动，但也是这一学科被自我贬低、被狭隘化的运动。美学放弃了对自然、社会、政治、人生等问题的宏大关切，成为一个仅涉及人的愉悦及艺术规律的专门之学。美学的这种审美自律或者审美独立，使得美学既无法解释现代艺术，更无法解释现代世界。因此，他认为我们不能把近二百年左右的所谓“现代美学”作为理解中西方美学的全部。中国和西方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美的历史是和这几千年的文明史相伴随的。近二百余年来，我们对美的定位不过是人类文明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朵小浪花，不能把近二百年发展起来的对美学的认识作为对美学进行判断的法定标准。
刘成纪认为，在西方和中国的前现代时期，美和艺术虽然没有获得独立，但正是因此，它的价值无限广延。从柏拉图《理想国》、《法律篇》等作品来看，柏拉图把美和艺术看作关乎理想城邦建立的重要问题，彼时美学和政治、伦理是交合在一起的，刘成纪指出这在中国也是如此。美和艺术到底对中国的国家民族意味着什么？他认为美的问题是传统中国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或者说在中国前现代时期，美学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哲学，更是一种国家哲学，审美和艺术精神构成了传统中国的立国精神。因此，理解中国美学史必须在这个放大的架构下去理解，才能使得美学这个学科在对历史的追溯中获得新的活力，刘成纪指出这也是他十几年来做美学史努力的一个目标。他将这一目标概括为三点：：第一，让中国美学史研究重新历史化，我们要重新读史，和中国原典（包括各种美学资料）重新对话；第二，真正潜入历史，通过美的方式来调动历史，使中国历史重新活跃起来；第三，也是最终目标，就是以美学视角重建国史论述。随后，刘成纪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为学员们讲述了从美的视角到底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早期中国，以及早期中国对奠定中国风雅传统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电影与中国美学
7月14日晚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在研修班主讲“中国电影与中国美学”的课程。顾春芳首先指出，“中国电影和中国美学”很显然是一个电影美学的命题，要做这样的思考就会引出一系列的问题，诸如中国美学和中国电影究竟有没有关系，中国美学对中国电影究竟有没有价值，哪些中国电影自觉地体现出纯粹的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精神，可否用中国人对待艺术的心态来对待电影，可否用画山水画一样的心态来对待电影、来拍电影，中国美学精神以什么样的方式渗透、并体现在具体的电影中，是否存在一种文人电影。她说，这些问题好像是她本人的，但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从上个世纪就开始了。在谈到对中国电影和中国美学进行研究的意义时，顾春芳提到了两点，第一点是对电影本身而言。她说，电影是西方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它最初植入中国的时候和中国传统、中国美学本没有直接的联系，直到今天中国电影仍然扮演着一个学习者和模仿者的形象。今天中国电影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一直沿用的都是他者的话语。对于电影中中国美学精神的寻找和确认，其本质就是对电影美学主体性的寻找，这在今天的中国电影中变得格外重要。第二点是对个体生命感悟而言，她借用牟宗三《为学与为人》中的一段话“孔子之为一个真正的人，是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不断的、永恒的过程里显现出来的”，指出这段话使她意识到我们要把做学问和解决个人的精神困境结合起来，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来感悟生命的真理，同样也要把对生命和真理的感悟融入到我们的学问当中去。
在回顾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时，顾春芳指出20世纪中国电影中一直有一个潜流，这就是中国电影中存在的关于中国美学的潜流。她举例说到，在20世纪初费穆主张的“空气说”，其实是要用画山水画的心态来创作电影，实际上是在探讨能否在电影中实现文人画中那种空灵的美感境界。蔡楚生提出的意境、郑君里倡导的诗意等等，都是向着中国电影诗学的自觉体认和皈依，不仅赋予中国电影独特的品格，同样使中国电影诗性表达过程中有了内在的传承关系。在50、60年代，中国电影虽然出现了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潮流，传统美学作为一种精神源流依然影影绰绰地渗透在一些电影的风格当中。到了80年代，一批有关中国文化和电影理论的文集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拓荒，这也体现了中国电影美学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思慕。顾春芳说，从这种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对中国电影和文化主体性的诉求一直存在着，这也呈现了中国电影灵魂和品格的自我塑造。
随后，顾春芳对中国电影和中国美学进行了具体讲解，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讨论了研究艺术需要抓住中国美学的哪些根本特点；第二，谈了侯孝贤的电影观念、电影风格和中国美学精神的关系；第三，借侯孝贤最新的电影《刺客聂隐娘》来分析这部电影所包含的中国美学精神。
美学与当代生活
7月15日上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会长、国际美学协会主席高建平为研修班学员主讲“美学与当代生活”的课程。高建平首先谈到，“美学与当代生活”这样一个话题，在于思考如何把生活和美学联系起来。他说，近年美学与艺术、美学与生态、美学与城市等各类美学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也有很大的成就。这些年美学研究的活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领域的拓展，提出了新的话题，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不过，他认为我们有必要回到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来，去重新思考那些似乎过时的问题，使它们产生新的意义。
高建平说，他今天主要讲的是理性和感性的争论。他认为我们日常的陈述对感性是非常不利的，日常的话语框架决定了理性是对的，感性是错的。因此，他想回到理性与感性之争这样一个问题上来，分析这个问题是如何出现的，以及美学应该从什么样的立场来切入这个问题，这些就是他此次授课的重点。高建平指出，美学对感性的研究一直是在理性的统治之下，实际上这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倾向。对西方哲学史重新进行思考就会发现，以往认为对的东西存在不少的问题。他回顾了从鲍姆加登到康德、黑格尔和分析美学的现代美学理性主义传统，讨论了当代文化研究的非理论化倾向、实证研究的倾向，他认为这些倾向都构成了美学的消解。紧接着，他又梳理了当代生活中感性需求充盈的状态及美学的缺失，由此总结了我们这个时代美学现状，即我们这个时代不缺少美和外观，而缺失对美的提高。高建平认为，美学的意义就在于感性的提升，回到感性，面对当代市场与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感性，有助于突破原有的理性主义哲学框架，使我们重新认识美学，并通过美学的介入来重新定位艺术的作用。他强调，回到感性一定要接续中国美学资源并面向世界，这样才能真正重塑审美，实现新感性和美学的转型。
接续北大美学传统，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7月1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举行了第一期“中国美学暑期高级研修班”结业仪式暨结业座谈会。张世英、叶朗、朱良志、周宪、王德胜、顾春芳、彭锋等专家学者与三十多位研修班学员共聚一堂，就研修班期间的学术思考、研究感悟展开热烈讨论，期间叶朗先生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并向学员们表示祝贺。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学员们表达了殷切期盼，指出北京大学作为现代中国美学的发源地，学员们参加此次美学研修班自觉地接受北京大学学术传统的熏陶，实际上是成为了北京大学学脉的一部分，希望大家要接续北大美学传统，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前辈学者们还指出，中国美学是境界之学，主张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希望学员们在做好学问的基础上培养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让自己高尚起来！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