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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8日，北京大学“人文学导论”课题组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院举办了"中国电影与人文精神"的主题沙龙,著名电影编剧芦苇与来自首都几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师生共聚一堂，漫谈电影编剧艺术。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先生，《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李道新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王德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张智华教授、三联出版社副总编辑、《读书》主编郑勇、首都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主任凌燕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盖琪、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张冲、孟中等二十多位学者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各院系的部分本科生、研究生参与了此次活动。本次沙龙由顾春芳教授主持，全程以对话形式进行。
中国电影与人文精神
——著名编剧芦苇在北京大学谈电影编剧
2016年4月18日，北京大学“人文学导论”课题组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院举办了题为“电影与人文精神”的沙龙活动。沙龙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美学家叶朗先生向与会的来宾及介绍了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环境。他说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有过许多学术大师，正是这些大师的存在构成了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环境。这种人文环境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欲罢不能。冯友兰先生说，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的在燃烧，它为什么不灭呢？就是因为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他们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这个火不灭。为什么要呕出心肝呢？冯先生回答说，他是欲罢不能。这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它就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欲罢不能”就是对中华文化、人类文明的一种献身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北京大学一种人文传统，一种人文精神，这也就是燕南园的人文氛围。叶朗先生认为，“人文学导论”课题组举办主题沙龙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一方面延续北京大学浓厚的人文传统和学术氛围，另一方面引导当代大学生，同时也引导整个社会有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他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这个社会是不会有太大前途的。
“我相信主旋律也能够写好”
此次沙龙活动围绕着“电影与人文精神”这一主题，著名编剧芦苇和与会学者分享了自己40年从事电影编剧的体会与思考，以及自己在电影领域的起点和追求。他说到自己已经创作了24个剧本，拍成电影的有11个，现在觉得自己还能写，还有很多感觉，很多话要说，还在继续创作剧本。芦苇表示能够来到人文积淀深厚的燕南园，感到非常幸福，他希望此次对话，可以深入地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直面一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关键性问题，也许这些问题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出答案，但是有效的交流和探讨可以推动对这些关乎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的思考。
在被问及最近的创作时，芦苇坦言在自己以往的11个剧本中没有主旋律的作品，而目前正在创作一个主旋律电影。电影题材取自东北二人转老艺人的故事，为了写好这个故事，去年一年他都在搜集和整理素材，现在已经写出了初稿。他说自己想把主旋律作为一个电影类型来做一个尝试，他相信主旋律能够写好，只不过目前我们看到的某些主旋律电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从拍摄质量上来说，不能取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他想在这部作品中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电影是大家相信的电影”
在被问及什么样的电影是好的电影时，芦苇认为区分电影的好与坏的基本尺度主要是真实。他说：“好的电影是大家相信的电影，坏的电影是大家不相信的，这就是电影好坏的区别。”他认为，目前中国电影有两种倾向，一方面知识分子过于强调电影文化上的意义，而忽视影视语言本身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为了一味迎合观众，电影自身娱乐功能泛滥化，忽略了电影的文化传承功能。芦苇认为好的电影，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层面应该是统一的。无论是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考也好，社会学的主题和意义也好，都要通过对电影的语言的把握呈现出来。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他以电影《图雅的婚事》为例，谈了他的创作心得。《图雅的婚事》是一个发生在四川的真实的“嫁夫养夫”的故事。芦苇认为这样的题材之所以是一个好题材，因为它关注了民众的真实生活，讲述了民间生存的真相，这其中有最为真实的生活质感，有婚姻情感的坚守、道德伦理的传承、以及组建家庭的责任，更有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无奈之感。他认为这一点正是《图雅的婚事》最大的长处。在听内蒙长调的时候，他突发灵感，为什么不拍一个内蒙的故事呢？于是把整个故事移植到内蒙草原牧民的生活中去，可是这样的故事在内蒙的牧民生活中可能发生吗？经过调查发现，不少牧民家庭就是这样子，当自己的丈夫丧失生存能力的时候允许第三者介入。这样一来就找到了电影最为真实的社会基础，而故事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伦理习俗的冲突、两性的冲突，生存的困境以及这些冲突和困境背后的意蕴就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出来。芦苇认为目前中国电影的问题是娱乐功能泛滥，文化传承意识薄弱，人文精神基本萎缩，甚至有消失的危险，这是一个让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指出，今天中国电影一方面“正剧”这种类型在银幕上基本已经消失，并不是正剧没有艺术感染力，而是我们没有发挥它的艺术感染力，我们没有发现的同时也放弃了“正剧”所应有的能量。因为“正剧”是需要思考的，需要有作者的思想，需要道德原则、底线，在市场化的今天这些问题依然是最根本的问题。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将近14亿的大国，我们的GDP已经跃居全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的电影依然走不出国门，中国电影从世界最重要的电影节缺席已经连续将近七八年了，我们基本被隔绝在了和电影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的电影节大门之外。他说：“中国电影人包括每一个人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难道是我们的文化没有魅力吗？难道是我们社会生活没有魅力吗？难道是我们中国人乏味吗？都不是，最关键的还是选择问题。”
“电影要有文化内涵和基本价值观”
芦苇认为，当前中国电影受到商业资本大潮的冲击，电影表达的价值观游移不定，不像建国前那稳定地延续了“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以至于当前中国电影在整体上并不令观众满意。看电影已经成为当今青年人主要的娱乐方式，它的市场非常好，社会环境是不错的，但是与之而来的问题我们中国电影文化品质的败坏、衰退、消亡。为什么好莱坞电影统治了全世界市场？美国电影价值观是美国式的价值观，美国式的人文主义。反观我们中国的电影，我们的价值观历来是动摇不定的。
芦苇认为电影在本质上是一种娱乐的形式，但它可以传达文化价值的意义，它有两重性，一个是商业的，一个是人文的。他指出中国电影目前商业化的倾向非常严重，人文精神的表达基本缺失，这是中国电影的尴尬之处，是中国电影的短板，也是中国电影缺席世界各大电影节的根本原因。在被问及是否考虑过为迎合年轻一代的娱乐化而创作时，芦苇表示虽然娱乐片给的稿酬比较高，但自己写不了那样的电影。他说：“我写那种电影没有感觉，我也做不到，干脆独善其身，我只写我感兴趣的。到今天为止，我作为电影编剧庆幸我写的所有剧本都是我愿意写的，没有一个剧本为了别的目的而写的。我这样说我有退路，万一我的剧本没有人要，不能靠编剧养活自己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手艺，我可以当电影美工去，我是很不错的电影美工，所以我不怕失业，所以我有底气，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选择，和别人没有关系，只是我自己的选择。”因而有学者指出，芦苇作品体现了中国大陆第五代电影人不畏苦难、勇于承担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书写了中国电影的精神高度，并且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性和个性。
关于电影的基本价值观，芦苇谈到了《白鹿原》这部电影。他认为《白鹿原》的主题主要表现的是白嘉轩这代人和他的儿子价值观的撕裂，这是《白鹿原》小说里面最深刻的主题，但影片把这个主题除去之后就等于把故事的骨架抽掉了，很难确立起来。芦苇谈到自己对《白鹿原》这部戏倾注了许多心血，前后写了七稿，耗时四年的时间，一稿一稿的改，改到最后一稿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把主题写清楚了，但是很遗憾电影最后拍摄的时候却没有采用他的剧本，只是零碎的用了一些情节，而电影的主题也已经完全和自己当初考虑的不一样了。较之当年《图雅的婚事》以500万人民币的投入，在柏林电影节上胜过了投资4000万美金的大片，芦苇认为暗中真正起作用的就是价值观的选择。他说：“我们的电影投资规模最小，我们的投资规模只是500万人民币，可是跟我们竞争的一部电影投资规模是4000万美金，我们拿500万人民币胜出了它的4000万大片的制作，我个人感觉很自豪，同时证明我们中国民间，中国社会里面有大量的堪称经典的故事和人物。”
对于电影的文化内涵和基本价值观问题，芦苇认为“这几乎就是一个建筑学力学的问题。盖一个房子的话起码房子根基得稳，价值观无非就是起这个作用，作品在人类的基础情感上，价值判断上不要出问题。”在芦苇看来，价值观是最基本的东西，价值观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它简单的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人类的底线在哪里？行为底线在哪里？行为的原则是什么？这个就是价值观。人都有价值观选择，但是价值观却又是我们今天中国社会最稀缺的一种文化元素。中国社会目前一些人在社会生活中行为怪诞、不理性、疯狂、失态都和基本价值观的混乱有关系。未来也许可以写一部关于价值观混乱问题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故事。
然而，价值观的传达又不是简单的说教。芦苇说电影并不能开出一个社会的药方，给出治愈社会问题现成的答案，电影没有这个职责，也没有这个功能，它只是通过电影表达他所思考的问题，它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并且任何一个社会学家，任何一个思想家，包括伟大思想家会对社会问题都没有一个现成的解答。艺术家只是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本身就是解答问题的第一步。电影不提供现成答案，过去某些主旋律电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替代你思考，替代人本身对于这些问题的寻求答案的可能性，他替你解答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芦苇认为，对于电影的文化功能我们对它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类型即是文本”
一般的观众都认为芦苇的《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是艺术片，但芦苇本人在多种场合提到这几部电影中的类型思维。关于类型片和艺术片的内涵、差异与融合的问题成为本次沙龙学者们极为感兴趣，也是交流最为深入的话题。作为较早提出类型片概念的电影人，芦苇在80年代开始创作电影剧本的时候，就意识到所有的电影都应该有类型选择。
首先，芦苇认为电影的类型和写文章的文体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文体表达的内容是不同的。对电影来说也是如此，不同的故事内容适合用不同的类型表达。对电影而言，类型的选择就是文体的选择，直接关乎电影采用什么方式和形式来与观众交流。
其次，芦苇指出，类型这个概念在90年代以前中国电影界是非常模糊的，最近几年类型这个问题才被学术界和行内圈的人接受，大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进步。在提到陈凯歌的几部电影时，芦苇认为陈凯歌的电影在早期和中期类型的特点呈现得比较清楚，《黄土地》、《孩子王》类型都非常清楚，当年自己和陈凯歌合作《霸王别姬》时比较注意电影的类型问题，《霸王别姬》在情节片类型的呈现上是成功的。他认为总体上中国电影对不同类型的电影如何叙事比八九十年代要明晰得多，电影界逐渐意识到类型的重要性了。芦苇认为在类型电影面前“电影就不纯粹是我们个人的玩具，电影是一个公共交流的行为”。在谈到情节片这种类型时，芦苇认为情节片依然是中国电影的软肋，中国电影界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依然没有达到熟练地驾驭类型片和情节片的程度，依然在对西方电影的模仿中摸着石头过河。
再次，他还指出中国类型片不清晰，类型片选择不主动，也与中国电影人和价值观的混乱有关系。他说：“当我们面临不同的题材，不同故事的时候，我们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到底是经济是票房呢？还是有一种话要说，要跟观众交流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认为一切选择最后一定是价值观本身的选择，判断任何一件事情的底线就受到自己价值观的左右，如果底线乱了选择必然是乱的。在谈到《小时代》这样的电影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电影本身可以看出作者价值观的选择，它的叙述技巧，人物刻画，人物塑造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其所流露的价值观是不能接受的。《小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完全违背了最基本的价值观。他说：“我们看《小时代》看到了什么是上帝呢？上帝不是良心也不是良知，上帝是金钱和时尚的魅力，这就有问题了！我们就会造就出一些崇拜金钱和时尚的怪胎，这是很可怕的！”
虽然“类型”这一话题涉及电影创作最根本的问题，但是芦苇所说类型更为宽泛，它超越了诸如警匪片之类的类型片，更多是指电影讲述的一种方式。芦苇也表示，其实“类型”不是电影的目的，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抒发内在的情感与精神，这不是文体本身的问题。但任何一种表达都脱离不了文体，必须要学会使用文体来讲自己的话，这是一个电影的基本问题。我们利用类型，但类型绝对不是目的，类型只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我们的话语，只探索和寻找一种他乐于并习惯接受的方式而已，这就是类型的重要性。
在此次沙龙中，学者们围绕着“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如何理解类型”、“电影的基本价值观问题”、“从主流价值观的失落到新的价值坐标的寻找”、“电影的人文内涵和类型范式如何融合得更好”、“电影的文化内涵与娱乐功能的断裂与融合”、“如何驾驭重大的历史题材”以及“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叙事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最后，章柏青先生受邀为沙龙活动作总结发言，他对沙龙发起人叶朗教授表示感谢，他说：“北京大学是一块文化的圣地，我们在这里探讨中国电影的重要话题，像这样形式的自由讨论是不多的，特别是对话式的讨论。这种形式的讨论就是互相启发、互相触发灵感，因此我自己感觉到这次沙龙生动活泼，涉及的内容是非常深的。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围绕学术问题谈论自己真实的想法，令我精神上为之一振。”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