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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10世纪敦煌地区抄经史”负责人、兰州大学讲师
1900年，道士王圆禄无意间打开一面墙壁后，尘封千年的“宝库”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敦煌藏经洞。该经洞内藏绢画、拓本、写卷、供养器等。写卷中，佛经最多，约占总数的90%，内容有经、律、论、讲经文、发愿文、僧传、注疏等，种类繁多，数量可观。这批比宋版书更为珍贵的六朝隋唐古写经，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对当代社会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显示中国文化自信阐释中国文化主张
在信息交流渠道日益增多、外来文化蜂拥而至的今天，中国文化何以自处，国人如何面对，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毫无疑问，友善、包容、开放是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立足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过滤外来文化糟粕，吸取精华为我所用，是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这正是敦煌写经昭示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敦煌为佛教圣地。《魏书》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S.4359的文书则说：“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佛教之所以能在敦煌以及中国内地盛行，主要是佛教很好地完成了中国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土，此时，中土已经孕育出成熟的、代表中国特色的儒、道文化。客观地讲，历史上儒、道文化与佛教文化存在抗争和抵制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儒、释、道三家相互借鉴、彼此滋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的过程。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中土文化精髓，最终完成了由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的转变。比如，印度佛教文化中并不重视“孝”的宣扬，传入中国后，积极吸收中国孝道思想，阐扬“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父母恩重经》就是宣扬这类思想的代表典籍，我们今天能目睹此经的古写本，全凭敦煌写经的保存。敦煌藏经洞存有60件《父母恩重经》，此外还有宣讲此经教义的《父母恩重经讲经文》2件，以壁画形式展现此经内容的《父母恩重经经变画》4铺。这些数量巨大、表现手法丰富的材料，说明佛教宣扬孝道思想的力度很大，这在印度是没有的现象。隋唐之际，中国化的佛教远播至日本、朝鲜半岛，甚至回流到它的来源地：印度和西域。汉译佛教典籍也被译成藏文、西夏文、回鹘文、梵文等，于不同民族和地区间流传，这些不同文字书写的经文在敦煌藏经洞均有保存。可以说，佛教经由中国文化的改造在世界大放异彩，中国因此被誉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从敦煌藏经洞所见文献和壁画来看，不仅佛教进入中国后，为适应当地民众心理和文化特征进行了改革，而且对外来的服饰、饮食、民俗、节日、音乐、舞蹈、乐器、建筑、雕塑，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损益。对于外来文化，先人们历来都是在固守本民族文化根基基础上兼收并蓄，也正因如此，才创造出辉煌灿烂、独具民族个性的优秀中华文化，铸就出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灵魂。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外来文化纷至沓来，我们必须树立本国文化的自信心、坚定中国文化主张，“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者爱人、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而“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进步”。
反映普通民众的民生所向和心理诉求
传世文献中记载民众生活的内容少之又少，史官们关注的多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维护长幼尊卑的礼乐纲常，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往往惜墨如金，阙而不载。梁启超曾痛批：“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史是为当权者书写的。然而，普通民众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温情脉脉的历史。幸运的是，传统文献记载的缺失，因敦煌写经的发现而得以补救，淹没在历史迷雾中的民生影像，借此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民众在抄写经文后，一般在佛经卷尾书写一段题记，或又称之为“题跋”、“识语”。抄经题记是记述抄经者书写佛经缘由及祈愿内容的文字，一般附于佛经尾部，所记内容均为民众最为关注者，是其内心世界最为直接的曝露，成为今人观察古人生活世界的“窗口”。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窜入敦煌藏经洞时，立下四个标准以便从卷帙浩繁的文书中挑取最有价值者，其中之一就是有题记的佛经。胡适先生也认为题记是“最有趣、最有历史价值的材料”。题记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再现了一千多年前普通民众的心理诉求和精神状态，如：延寿愈疾（S.6230）、分娩平安（P.2900）、合家团圆（S.2360）、早归故土（S.2605）、风调雨顺（北0686）、仕途通顺（S.87），等等。
书写于675年、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药师经》（P.2900），是一位孕妇为祈求分娩平安抄写的；一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897年的《金光明经》，是为祈求风调雨顺书写的。又如，一位名叫石录山的父亲期盼远行儿子早日回家的“合家大小平安”（S.2360），虽事隔千年，但焦急等待儿子回家的老父亲形象历历在目。《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S.1963），讲述了卢大娘和卢二娘因为战争流离失所，身落异乡，她们希望两国通和，兵甲休息。从题记中不难看出，战争给民众带来沉重灾难，普通民众只能通过抄写佛经祈求和平。可见，抄经题记承载了中国人的梦想，而国家昌盛、社会安定、家庭和睦、家人健康便是亘古不变的主题。
敦煌写经是各民族共同完成的伟业
自汉以来，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的美誉。历史上，活动于此的有汉、粟特、吐蕃、于阗、西夏、回鹘等民族。各民族杂居的事实，决定了敦煌地区抄经事业是由各民族共同完成的，这一历史集中表现在敦煌吐蕃时期。
唐贞元二年至大中二年，是敦煌吐蕃统治时期。在此期间，敦煌共开凿石窟四五十所。沙州寺院数量由占领初的13所发展到17所，僧尼数量则从300余人发展至六七百人以上。墀祖德赞时，举全国之力发愿抄写佛经。敦煌作为吐蕃的管辖范围，也积极响应。从敦煌写经来看，主要抄写汉藏《大般若经》和《无量寿宗要经》。这些写本现散藏于世界各地。据西冈祖秀统计，仅《无量寿宗要经》的汉文写本，英国藏298件、法国35件、中国513件、俄罗斯52件。藏文本英国4件、法国5件、日本8件、俄罗斯23件、敦煌市博物馆313件。事实上，实际数量远大于此，目前还有大量公、私收藏未公布。赞普一次性抄写佛经的数量非常大，如某马年为赞普祈福，仅600卷的《大般若经》就决定书写3部。如此宏大的工程，需要调动各方人力。正如黄文焕先生所言：“河西吐蕃写经卷子，虽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民族形式，但在写、校者总人数中兄弟民族人士占4/5甚至5/6，吐蕃人只占1/5乃至1/6。可见，这部写经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交流的直接产物。”“其规模之宏大、时间之持久、方法之自然、影响之深入，都是极为动人的。”
如前所述，敦煌藏经洞还保存有用其他民族文字书写成的佛经，不得不说，敦煌写经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事业，而不是某个民族或文化的一枝独秀。
敦煌藏经洞保存的佛教写经，使我们看到了比宋版书更为珍贵的中古写本原貌，欣赏到了南北朝古朴的写经体，敦煌地区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画面，也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敦煌写经不仅展现了其历史意义，现实启示意义也不容忽略。德国著名哲学家赫尔巴特说“历史应是人类的教师”，如果将“今天”比作一条小船，我们只有装载着“历史”的记忆，才可以驶往“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