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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①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②调查研究及学术
①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课题组认真学习和理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精神，并自觉将我们的学习和理解与课题的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了课题的研究。本课题正在按照计划进行，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良好。1、已经在报刊杂志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2、课题组进行了关于共筑共同理想的问卷调查。3、进一步收集整理了书刊杂志上的相关资料。4、写作两部专著。第一部专著是《协商民主与公民文化建设》，初稿即将完成，计划明年出版。该书主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推进与公民文化建设的关系，在协商民主背景下对公民文化的内涵、功能和意义、公民文化建设的路径、公民教育方式和认同方式等进行探索。第二部专著《社会认同与共同理想建设》，已经收集了相关资料，课题组反复讨论了写作思路，拟定并修改了提纲，进行了写作分工，并已着手写作。本书围绕共同理想建构的社会环境、条件、途径等问题进行研究，说明只有大力解决社会不公平现象，建构公平公正的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凝心聚力，使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共同奋斗。
② 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本课题组展开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的问卷调查，分别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调查，调研进展顺利。此外，我们还收集了相关的调研文献资料等。
2015年7月，本课题组在天津南开大学主持召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民主法治关系研讨会”，来自国内一些高校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课题组成员共25人参加了会议，进行了学术研讨和交流。课题首席专家李淑梅作了重点发言，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构想、研究的进展情况等，并就共同理想建设与民主法治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参会的专家学者们对李淑梅的发言作了回应和对话，围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提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和建议。本课题组其他主要
成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此次会议对于国内学界了解本项目的基本观点、研究思路、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进一步调整、改进和完善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14年10月，李淑梅、阎孟伟在浙江师范大学参加全国第14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李淑梅作了“协商民主与公民文化的关系”的发言；阎孟伟作了“辨析阶级统治和政治统治”的发言。
2014年11月参加“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研讨会”，李淑梅在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和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的发言。阎孟伟作了“协商民主中的社会协商”的发言，杨仁忠作了“协商民主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发言。
2015年6月，李淑梅参加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化世界中合作的历史与前景”国际研讨会，李淑梅作了关于当前中国公民文化建设路径的发言。
2015年12月李淑梅在天津参加“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国际研讨会”，发言题目：“协商民主的主体条件探讨”。
2015年12月，李淑梅、阎孟伟在保定参加全国马哲史学会会议，李淑梅作了关于共享发展理念的发言，阎孟伟作了五大发展理念实现方式的发言。
2016年4月，阎孟伟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作了关于中国道路的思想理论基础的发言。
2015年8月25日，阎孟伟 、杨谦在山东省烟台市参加中国人学学会第十七届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人的发展”。大会发言题目：阎孟伟：“怎样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杨谦：“新常态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2015年10月，杨仁忠在北京大学参加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2016年7月，杨仁忠在天津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发言题目：“培养公民参与意识，推进协商民主发展”。
③ 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李淑梅在《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发表论文3篇：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2013年4月24日；2、“共同理想的社会认同”，2013年8月24日；3、“公民的相互教育及其实现路径”，2015年4月1日。
④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本课题申报时计划的阶段性成果较多，按时完成时间比较紧。我们的改进措施是，调整写作人员的搭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了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建议结项时间允许稍作延长。
二、研究成果情况
李淑梅：马克思对黑格尔行政权思想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西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马克思立足于市民社会，剖析了黑格尔的行政权思想，揭露了官僚政治以维护普遍利益的面目维护特殊利益的本质。马克思阐明，市民社会存在着私人利益冲突，同业公会是维护共同利益的虚幻形式，建立在同业公会基础上的行政权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官僚政治。马克思批驳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行政权同一的论证，提出了克服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铲除官僚政治、建立体现人民主权的行政权的初步构想。马克思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西方政治统治的弊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转载；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4年第3期摘登；被高瑞华《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引用，南开大学，2014年。
李淑梅：公民的相互教育及其实现路径，《光明日报》2015年4月1日。当前价值观多元化的现实要求理想信念教育克服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二分的等级性教育方式，改变一统的硬性灌输的方式，实行公民的相互教育，这具有培育公民自由平等观念、广泛凝聚共识的作用。党对于公民的相互教育具有领导和引导作用，这以党向人民学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为基础。坚持相互教育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价值观念多元化条件下公民教育的必由之路。
被引用情况：高晓霞. 重新审视日本公民馆:历史谱系、目标偏差与功能错位——兼论我国公民教育的基本路向[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6) ；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转登。
阎孟伟：完整理解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再解读，《西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主题是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一个历史阶段，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价值，但同时又具有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不是人的解放的最后阶段，亦即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或“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围绕这个主题，马克思对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做出了深入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对于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被引用情况：朱凯. 马克思现实自由思想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校 2015； 杨建春.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权益思想研究， 苏州大学2015。
杨谦、王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演进中的中国梦及其现实诉求，《四川师大学报》2015年第6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历久弥新的课题。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并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接力奋斗。习近平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阐发了中国梦的思想内涵。通过对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深化改革的考察,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演进的结果及其最终实现的精神依托、动力因素和依靠主体。
杨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的形成，《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必须通过文本互动，将这一理论话语置于中国民族文化的语境之中，形成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汉语范畴体系，这直接关系到国人是否能完整准确理解这个思想理论体系深刻内涵。其中,基本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不同于指称具体实物的概念，所以翻译难度最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的形成过程说明，这是一个对外来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解不断深化、本民族语言被继承充实和赋予新意、基本范畴的翻译词在语义上不断接近基本范畴的“原意”或“本意”的过程，因而文本互动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长期的、反复进行的过程。本文主要研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二十八个基本范畴的形成。
李博：论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天津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囿于片面经济决定主义的局限,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既未能实现对已有意识形态的科学认知，也未能有效引导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设传播。有鉴于此，依托于自身的乌托邦哲学，布洛赫创立了双重维度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出意识形态一方面含有与特定经济基础相关的、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另一方面也蕴藏着可独立于经济结构存在的、有助社会变革的“文化遗产”，从而形成了对意识形态观念较为全面的认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胡昕雯：卢卡奇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再生产理论研究，《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2期。该文认为，卢卡奇晚年将马克思的"再生产"概念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物质消费领域,指出再生产一方面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使人类从自然存在过渡到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它又以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将追求资本增殖的目的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造成人以“声誉性”消费追求个人目的性的异化现象。卢卡奇以实现个人的目的性价值为目标,试图通过建构合目的的伦理关系,规范个人行为,完善人的个性,消除消费异化和“无声”的合类性,引导个人从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转变,并以合目的性为原则重建日常生活世界，推动社会再生产朝着合理方向发展。
经理：阿尔都塞偶然相遇的唯物论思想研究，《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5期。阿尔都塞晚年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论,以便消除“辩证唯物论”的表述对法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不利影响。他并未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投向唯意志论的怀抱,而是反对“目的论”的唯物论;把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条件，认为无产阶级要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利用意识形态机器瘫痪的有利境遇,与其他团体实现联合,干预历史进程。他强调从“偶然性”视角重新理解历史唯物论强调意识形态的意义，但却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关系的连续性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