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中期检测报告

一、研究进展情况

一 研究计划的总体执行情况和各子课题研究进展情况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2＆ZD003）自2012年4月立项以来，在课题主持人王国平教授的领导下，联合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等单位的有关专家，按照课题设计的12个子课题，分别组成了子课题研究小组。各子课题负责人领导的课题核心研究小组从2012年5月至2016年7月，进行广泛深入的资料收集、文献研究、实地调查，并召开多次座谈会、研讨会等，取得了很好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整个课题的研究工作积极而有序。

本课题于2012年6月20日在湖南大学举行开题报告会。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教授、国家基础教育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凯麟教授、湖南商学院柳思维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欧阳友权教授；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富全研究员；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院长彭祝斌教授等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开题报告会。主持人王国平做了开题报告，就课题研究的重大意义与重大价值、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子课题安排预案做了汇报。本课题开题后全国新闻媒体纷纷予以了报道。

2012年8月5日，课题组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听取子课题负责人汇报上阶段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对确定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探讨，确定了课题总体研究实施提纲。课题负责人王国平教授在总结的基础上，布置了2013年课题研究工作。嗣后，各研究小组按照各自的任务分别展开子课题研究工作，并定期向课题负责人进行通报。2012年11月2日，课题组又一次召开全体研究人员会议，各子课题研究小组汇报了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讨论了半年来与课题研究的国内外新情况、新问题，讨论了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调整和拟定了总课题提纲和调研内容，厘定了各子课题研究要目，课题负责人再次对今后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布置，对进度进行了精细的协调。

2010年1月至今，项目负责人和子课题负责人十余次专题讨论了文献资料与新信息采集问题，多次听取课题组成员的实地调查分析，召开座谈会、研讨会9次，发表了系列成果和研究文论。

考虑到本项目是一个宏大的国家重大战略，要实施原创性很强价值度很高的拓建，项目组成员需要较全面地研究和解析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动态，既要思辨世界观中的高端化模式，又要考虑中国观的国情和基础，为了郑重和高品质完成所赋工作，研究组推迟了结项时间。

现在，本项目研究已完成既定任务的80％，进入分报告的论证与修改完善阶段，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与此相对应的有关政策建议论文成果《传媒产业簇群高端化发展研究》2016年获湖南省委省政府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项目负责人王国平教授参与起草并修订了《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强省的决定》重大文件，并将成果的有关建言写进了这个重大文件中。课题研究最终成果的集中撰写也基本完成，课题负责人与课题组有关专家正在进行统稿，预计明年上半年申请结题。

二 调研及学术交流情况（调研数据整理运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

1.近年主要调研情况

（1） 2014年7月，王国平教授带领子课题负责人余新华、张世兵、袁鹏举等，就湖湘文化的源与流问题进行了调研，课题组深入湖南、湖北8个市县通过集中座谈、访谈、参观等多种形式，收集了颇有价值的史料。

（2） 2014年11月，课题组子课题负责人蒋烨、周家文、周容基、饶爱民及相关课题组成员，到广东省湛江、惠州、东莞进行了为期15天的调研，围绕粤文化主题，通过走访民俗、问卷调查等形式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同时还分别与村、镇、县文化专干和文化部门负责人等进行了三次座谈，取得良好成效。

（3） 2015年3月，子课题负责人陈文俊教授带领苏秀梅、李宇婷、龚建平等到辽宁鞍山、本溪、大连调研传统文化与文化新潮对接问题，通过座谈、参观、访谈等形式了解不同类别的发展模式、经验、前景等，并就一些具体对接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调研后撰写了相关调研报告。

（4） 2015年8月，王国平教授受俄罗斯联邦财经大学邀请，赴俄考察俄罗斯文化与俄文化产业情况，并与两国有关官员、学者就俄罗斯传统文化发展与经济带动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5） 2015年4月，王国平教授受美国密苏里大学邀请，赴美国考察文化传播问题。就美国的现代文化传播内容、特色、路径及制度进行了探讨和调研。会晤了9位有关高端专家，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新信息、新科技。

（6） 2015年6月，首席专家王国平教授带领余新华、霍生平、龙茂兴课题组成员到四川、宁夏就文化产业问题进行了调研，深入巴中、广安、资阳、眉山、贺兰山等多个县市基层走访交流，获取了第一手研究资料。

（7） 2015年10月，子项目负责人陈文俊与项目组成员易传和、杜军、王芳红等，到湘西自治州的凤凰县、花垣县、泸溪县、古丈县等地，就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开发等问题进行调研。调研组通过实地考察、召开典型县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等形式，收集了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8） 本项目子课题组负责人教授蒋烨、周家文、饶爱民于2015年3月初，用了近4个月时间，调查走访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河北、吉林、上海、江苏等10个省市进行认真细致的调研，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对我国31个省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提供了发展政策与建言的调研报告，并就其评价方法，如何建构其评价指标体系发表了论文。

（9） 至2015年10月止，王国平教授率项目组成员多次到北京向农业部、商务部、财政部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有关高校，咨询和交流本项目研究的相关政策与信息。

通过启动的调研活动，课题组收集了百万字的原始数据资料与案例，并通过国内外理论文献查阅，收集了大量与本课题相关的理论文献资料和经济社会统计数据，通过分类整理，建立了本课题研究的基础数据库、资料库与案例库。

2.近年主要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情况

（1） 2014年 3 月24日至29 日，用了5天时间，课题组召开全体人员会议，深入研究和厚植各子课题的进展、估评工作。

（2） 2014年6月5日，课题组再次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听取子课题负责人汇报2013年半年来课题研究的问题，会上，讨论了课题总体研究方案及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并对确定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课题负责人王国平教授做了总结，并布置了2014年课题研究工作。

（3） 2014年8月8日项目组组织在湖南省政府召开了《湖南文化强省座谈会》。省政府有关领导、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南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校长等4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上16人作了发言，就湖南文化强省的背景、条件、路径、方法、机制、范式进行多层面的析论。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

（4） 2014年11月15日至17日，邀请国内外部分专家和相关部门领导行家，在湖南长沙举行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高峰论坛会。论坛会由本项目主持人主持，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全国高等院校和相关部门及美国加州大学等外国专家学者共52人参加了会议，论坛会议专家发言20人，本项目负责人与各子项目负责人也分别就各自的成果做了会议汇报与询策，论坛展开了认真而激烈的讨论。使本项目开阔了更大的研究视野，获得了很多富于高品质价值的建言。

（5） 2014年11月29日，项目组召开全体研究人员会议，各子项目研究小组汇报了项目研究的进展情况，讨论了半年来与项目研究的国内外新情况、新问题，讨论了项目研究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调整和拟定了总项目提纲和调研内容，厘定了各子项目研究要目，项目负责人再次对今后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布置，对进度进行了精细的协调。

（6） 2015年3月6日，项目组召开各组子项目负责人进度督促会，各子项目研究小组组长汇报了项目研究的进展情况，会上，项目组首席专家与项目组常务督察分别在会上介绍了相关国内外研究新信息，再次讨论修正了各子项目写作纲目，调整了要撰写的调研报告，并决定上报有关部门，项目负责人与子项目负责人一起讨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对策。

（7） 2015年5月1日，项目组召开研究团队研究绩效评估会，对一年来研究工作进行评估，各子项目负责人汇报了本组的研究进展和成效，项目负责人王国平教授就一年来调研工作和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总结与评估，找差距奖先进，提出了下阶段调查的任务及研究工作的建议，并对组际间的融通交流机制做了布置。

（8） 2015年5月29日，项目组负责人王国平教授率项目组负责人共9人在浙江大学召开了学术专家问策会。德国的曼海姆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两位资深教授参加了会议，专门介绍了德国的文化力驱动科研情况；来自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商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科技学院等14位专家，就现代文明发展、转变文化观念方式、建构新型文化生产体系问题作了发言，对本项目的研究进行了互动交流。

（9） 2015年6月17日，项目组召开进度敦促和理论派生问题讨论会。项目负责人王国平教授就项目研究的整体进度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听取了各组的汇报。从项目组的汇报得知，各组已基本完成了本项目的调研、资料收集和子项目研究的相关工作，各项目组主要成员已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各子项目负责人就本组组取得的进度与成果进行了解说。会议专题讨论了各组撰写时间表，并讨论了最终研究成果的提纲，同时讨论了项目的理论背景和派生问题。

（10） 2016年1月8日项目组在湖南岳阳举行《洞庭湖圈文化产业体系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岳阳市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防科大、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理工学院、湘南学院专家学者共41人与会，与会者就湖湘文化、地域文化开发等问题作了发言与论证，精彩的发言与充分交流给项目组不少信息与启示，为本项目滨水文化产业特色建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

（11） 2016年5月9日，项目组召开全体研究人员研究方法创新献策会，会议对已经形成的子项目研究报告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重点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项目负责人进行了明确的任务分工，要求各研究人员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升研究工具的新锐性，高质完成最终成果的撰写。

2014年7月至今，项目负责人和子项目负责人10余次专题讨论了文献资料与新信息采集问题，多次召开座谈研讨会听取项目组成员的实地调查分析。与此同时，项目组成员有46余人次还参加了在上海、深圳北京、武汉、广西、广东、大连、黑龙江等地举办的多场次相关学术研讨会，收集了全国最新科研信息。并提交会议论文31篇，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三 成果宣传推介情况（成果发布会、《工作简报》报送情况、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及采用情况等）

最终形成研究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其中包括十二个子报告：报告一“文化科技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报告二“生态文化体系构建的金融支持研究”；报告三“构筑标识性民族文化品质高地研究”；报告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与突破向度研究”；报告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人才结聚组织研究”；报告六“城乡资源统筹提振百姓文化伟力研究”；报告七“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核心价值观研究”；报告八“文化冲突与构建文化话语权研究”；报告九“先进国别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摄研究”；报告十“我国发展文化产业投融资与税收扶持研究”；报告十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十二“创新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

研究成果报送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国家文化部、国家新闻总署等国家部委及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具有价值的、科学的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同时为相关的行业生产诸元的转型提供理论和实际支持。

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成果包括《新华文摘》全文反馈的文论外，其余成果均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上发表，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文论在“全国中国梦与软实力研讨会”上宣讲发布。项目负责人王国平教授参与起草并修订了《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强省的决定》重大文件，并将成果的有关建言写进了这个重大文件中。

四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一）主要问题与改进措施

1、资金缺口较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项目是宏大的国家重大战略，要实施原创性很强价值度很高的拓建，题材重大、调查面很宽、分量厚重、研究周期长，明显带有系统性工程性质。措施：一是国家需增补60万；二是设法多方筹措一部分。

2、时间需后延。做好国家重大战略格局的建构，既要研究世界观中的高端化模式，又要考虑中国观的国情和基础，为了郑重和高品质完成所赋工作，后延一下结项时间，留下更多的时空有好处。

2、关于研究心得

一是要有大战略胸怀。肩负国家扛鼎之重托，要以国家大局和国际大视野气象来把度项目的研究，坐实国情，谋求宏策。在原创性上下功夫，在适用性上求证说。

二是要有铁肩膀文胆。要有为国家担当的精神和勇气，有胆识才能创新，文化创新是一个国家文明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前进，首先是文化创新先行。

3、意见建议

做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科学严谨的组织管理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本项目负责人王国平教授任首席专家，总揽全局，出思想、出思路、谋大策；子项目负责人李正良教授为常务监察，项目组设专职协调秘书一名。各子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组成员中组建一个与他组能开能合的子项目研究小组，形成一个既独立攻关又能桥接融通的科研机制，每小组阶段的研究工作方案，须报常务监察审核提出改进意见，再由其他各小组讨论建言后，报首席专家统筹下达任务。严格单元时间表的执行，严肃经费的使用与管理；搞活高端文论激励机制，搞活高策建言鼓动机制。以“四制一机”（工作组织制度、时序岗位制度、绩效激励制度、财务规范制度、统筹协同机制）保证了项目研究的有序高效开展。

二、研究成果情况

1、代表性成果简介（基本内容、主要观点、学术价值、社会影响）

（一）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的《促进传媒产业集群发展》，论证了传媒产业集群，是关联性传媒企业和机构的集聚体。传媒产业集群发展，是传媒产业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发挥传媒产业集群效应、实现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文化产业基地规划和建设，发展文化产业集群，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传媒产业集群发展，对于提高传媒产业的传播能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明确了传媒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传媒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主要有区域化传媒产业集群、网络化传媒产业集群、整体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区域化传媒产业集群，有利于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有利于形成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和区域竞争优势。发展网络化传媒产业集群，可以通过收购、兼并、合资、许可证协议及供应商和约，整合不同集聚区域的优势资源，实行网络化扩张，并实现传媒集团在规模膨胀后的网络化再造，即集团内部结构由金字塔式向扁平化、网络化方向演变，由直线职能式结构向流程网络结构转变。强调发展整体文化产业集群，是因为传媒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层涉及面较宽、产业关联度较大，能够带动其他文化产业发展、创造多重价值，进而增强扩张能力和辐射能力，延伸产业价值链，达到与整个文化产业的“共振”。为此，在传媒企业层面，应着力推动成员结构优化、集群品牌打造、知识共享与互动等；在产业集群层面，应着力促进内源性力量培育、影响力扩大、网络辐射力提升等；在政府层面，应着力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人文环境、政策环境等。

（二）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传媒产业簇群创新网络发展模式研究》，论证了以模块网络和产业生态网络构建传媒产业簇群创新网络发展模式是在新经济环境和传媒新业态环境下，对传媒产业簇群创新网络适应现代发展要求而进行的拓思。文章着重研究了传媒产业簇群模块网络的模块化与模块网络理论、传媒产业簇群模块化设计、传媒产业簇群模块网络的结成问题；探索了传媒产业簇群生态网络的内涵、特征与结构，并依据其生态规律就构建传媒产业簇群生态网络提出了三个要务。

（三）发表的《日本文化产业出口贸易预测及其启示》，阐述了日本的文化产业，认为漫画产业、动画产业、游戏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要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日本文化产业出口贸易在产品与市场方面，与我国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因而构成较强的出口贸易竞争关系。文章通过GM模型预测日本的文化产业在未来五年内的出口贸易额，为我国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外贸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四）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推进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研究》，论证了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是我国传媒文化“走出去”的绝对优势。如何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再展辉煌，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成为当代中国一项急迫的国家战略。本文从分析中国传媒的世界影响力入手，探究了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的掣阻与问题，就“走出去”的战略，析论了文化宣传、文化外交、文化贸易、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六个方面的要务。

（五）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的《文化强国梦的三点思考》，论证了我国强国梦的“两个百年”目标，即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二个目标都必须有文化软实力的强力引擎，必须注重文化思想力的原定力、远实力和吸附力的修为与深造。一 软实力与原定力。做强文化软实力要强固中华原生文明价值的原定力。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全球现代化的搭车者，此说忽视了中国制度文明、精神文化的本原价值。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度，治国理政经验源远流长。比如生产方式提倡不涸泽而渔、消费方式提倡量入为出、生活方式提倡简朴自然、思维方式倡导“致中和”，在资源无约束、拼技术和效率的达尔文式全球化竞争中，这些价值曾被视作导致中国落伍的根源，但在以可持续发展为要旨的新时代，这些价值观恰恰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我们要以自己的话语体系把自己的事情和国情向世人说清楚，并为全人类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文化。我们的主义，一头连接着国情与民情，一头连接着理想与梦想。我们的主义有其承续和承载的“道统”。这个“道统”就是中国道路的理论体系。也正是这种“道统”，我们才能获得中国老百姓的拥 种经济体制、一种发展方式。我们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认识到作为个体的人是有自我利益追求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战略追求。其次，文化和科学精神进入到政治决策层面，将更好地体现政治决策的理性化和现代化。如果我们将文艺复兴视为运用先进文化推动欧洲由衰及兴的成功范例的话，那么，它馈赠给我们的最佳礼物就是先进文化推动了现代政治文明的腾飞。三 软实力与吸附力。美国仅有200多年建国史，但现在却堪称世界文化强国，是因为他们有着极强的对世界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吸附力。比如“习奥会晤”的安纳伯格庄园，本是一座从沙漠中建起的私人宅邸，但庄园中陈列着罗丹的雕塑和毕加索、梵高、莫奈、塞尚等50多位印象派艺术大师们名家的高精复作，还有中国古代陶瓷、唐代雕塑等珍稀艺术品的陈列。没有比胸襟更开阔的海洋，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原野。实际上，任何世界历史文化在本质上都属于全人类，谁能率先和透彻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并以敬畏之心以待之，谁就会成为世界博大文化的最大受益者。

（六）被《新华文摘》2016年13期转载的《论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及其学术回应的三种化解路径》，指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扩展深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出现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可以视作现代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新的研究对象大量增加，研究领域迅速扩大，这似乎表明历史学的状况尚佳。但是，由于历史学家力图把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收编到自己门下，这必然使他们放弃自己的综合能力，从而削弱了其眼光的独特性和价值。”其实，历史研究出现的“碎片化”现象并不是西方史学所独有，我国史学界也对这种趋势进行过热烈的讨论。“碎片化”问题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与之相对应，“综合化”也是史学演变过程中的一贯要求。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二中取一，二者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学的“碎片化”问题关键不是如何消除“碎片化”，而是如何协调“碎片化”和“综合化”。没有“碎片化”，史学就没有“综合化”的基础和机会；没有史学的“综合化”，“碎片化”也就会失去依托和深入的可能。因此，历史学只有在保持“碎片化”的同时保证自身综合研究的特色，只有在吸收分析成果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综合叙述变化的风格，才能发挥历史启迪世人、影响公众的作用。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