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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项目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民族平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综合利用历史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多语种民族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
按照项目设计书和研究计划，本项目2014—2016年的工作重点是：（1）在2012—2014年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查、搜集相关资料，包括民族志文献资料的搜集和相关研究资料的搜集，特别是国外所藏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前两年侧重于国内文献资料的搜集），尽量广泛地搜集和占有民族志文献资料；（2）加强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去伪存真，分门别类，包括对一些重要的基础性民族志文献继续进行专题研究；（3）集中力量对中国传统民族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主要阶段、主要内容和主要问题，包括民族志描述者的观念、思想及描写的动机以及所处的时空背景，进行专题的深入探讨；（4）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通过对多语种民族志文献的勘比研究，揭示出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客观事实，以及反映在民族志文献书写中的中华民族整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
本项目下设三个子课题：汉语文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少数民族语文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穆斯林语语文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穆斯林语民族志文献是指用波斯语、阿拉伯语、察合台语（维吾尔等中亚突厥语民族伊斯兰化以后共同使用的书面语）等语文书写的民族志文献资料。这三个子课题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
（一）汉语文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
按照项目计划，本子课题2014年以来，继续进行民族志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民族志资料。同时对一些重要的资料进行了专题研究，出版了《长春真人西游校注》等民族志文献研究专著。项目组把民族志文献的研究，置于中国民族的宏观历史发展背景中，从纵向上考察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民族志的发展特点，进而把民族志研究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研究结合起来，出版了《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研究》、《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等相关专著，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等阶段性成果。
（二）边疆少数民族语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
根据文献自身的情况及课题组成员的专业方向，我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蒙古语、藏语、西夏语、满语文献方面，并兼及突厥语、梵语等语言文献。本子课题由著名蒙古语文献学家乌兰主持，题组成员来自于不同的民族，对多种民族语言文献均有专业的解读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并能同时运用多种文献语言进行对比、综合研究。2014年以来，课题组重点对中古以降的蒙、藏、西夏、突厥等多语言民族志文献进行整理研究，阶段性成果丰富，出版有民族志文献研究专著《西夏文〈亥年新法?第三〉译释与研究》及一系列学术论文。
（三）穆斯林语文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
在穆斯林文献中，保存着非常丰富的中国古代民族志资料，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本子课题负责人由首席专家兼任，课题组成员为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新疆大学、新疆民委古籍办的相关专家。2014年以来，本子课题组主要是对国外所藏穆斯林语文民族志文献资料的调查、搜集，重点是对波斯文、察合台文文献的搜集，并在基础上进行了整理研究。2014年以来，课题组继续对波斯文《史集?部族志》等重要波斯语民族志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搜集了的多种波斯文、察合台文版本，并组织了“波斯语民族志文献研读班”，采取集体研讨的方式，对相关著作进行整理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2014年以来有关察合台语民族志文献的研究，对瑞典和德国等国家收藏的察合台文文献进行了初步考察，并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目前正在整理瑞典隆德大学所藏三卷本察合台文著作《萨依甫传》，并撰写专题研究论文已投稿相关的学术期刊。另外，对新疆大学收藏的察合台文民族志文献撰写详细的目录。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调研数据整理运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
（一）调查研究与资料收集
本项目是对民族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因此民族志文献资料的搜集是本项目工作的基础，而已有相关研究文献则是本顶目研究的必备参考。因此文献资料的调查与搜集对本项目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14年以来，项目组继续加强是对民族志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由于前两年主要是对国内特别是北京等大中城市图书馆所藏民族志文献及其相关研究资料的搜集，因此2014年以来的调研工作重点在边疆地区民族志文献的搜集，以及国外所收藏民族志文献的调查研究。主要的调查有：
（1）2014-2016年对德国、法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收藏的我国有关民族志文献资料进行调研，特别是对其收藏的波斯语、察合台语文献进行了调查、搜集。
（2）2014-2016年对伊朗、以色列等西亚国家收藏相关资料，特别是波斯语、阿拉伯语民族志文献资料进行调查、搜集。
（3）2016年6月，对日本大学图书馆及相关机构有关文献收藏情况调查。
（4）2016年6-8月，对美国大学图书馆及相关机构收藏的我国有关民族志文献资料进行调研。
（5）为进一步搜集边疆民族志文献资料，2015年6—7月，本项目组组成学术考察组，对新疆民族志文献的保存与收藏进行调研，考察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民族志文献收藏与当地民族口述资料、碑刻资料等。涉及的县市有伊宁市、霍城县、伊宁县、新源县、特克斯县、昭苏县、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博乐市、阿拉山口、裕民县、塔城市、额敏县、托里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布尔津县、阿勒泰市。
（6）2015年8月，项目组考察元中都、鸡鸣驿、宣化辽墓等地历史文化遗迹，搜集相关碑刻资料与口述史料。
（7）2015年10月，项目组考察了贵州清水江流域文书收藏及相关民族志文献资料的情况。
（8）2015年11月，项目组考察了河北省涞水县金山寺、辽塔、怡贤亲王墓，搜集相关碑刻资料与口述史料。
（9）2016年5月，项目组对内蒙古地区民族志文献资料情况进行了调研。
（10）2016年6-7月，项目组考察了广东、云南、四川一带民族志文献资料分布情况。
3. 举办学术会议：
（1）2014年7月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多语种民族志文献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学术研讨会，项目首席专家刘正寅主持，新疆社科院副院长田卫疆、《新疆通史》编委会副主任苗普生以及来自新疆社科院、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民委（宗教局）古籍办等的专家及本项目组成员出席了会议。
（2）2014年11月与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在北京共同承办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暨杜荣坤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会议两项议题之一即为“民族志文献与民族史研究”。来自中国社科院、新疆社科院、新疆自治区民委、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江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新疆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3）2015年7月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座谈会”，首席专家刘正寅主持，尹虎彬副所长、项目组成员及所内外专家近二十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古代民族志整理与研究中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民族志研究对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等重要问题。
（4）2015年11月在北京举办了“波斯语民族志文献与蒙元民族史研究”小型学术研讨会，本项目组成员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同行专家，从波斯语民族史志文献研究的视角，对蒙元时代北方诸民族的兴替、互动及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4. 积极参加学术会议，主要有：
（1）2014年7月在烟台参加中国民族史学会第17次学术研讨会，主持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2）2014年7月在银川参加第三届西夏文研修班暨西夏文献研讨会，提交论文并发言。
（3）2014年10月在银川参加“黑水城文献与西夏学”博士后学术论坛，提交论文并发言。
（4）2014年11月在北京参加“中国历史上的区域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并发言。
（5）2014年12月在北京参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丝绸之路文化产业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丝绸之路与民族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
（6）2015年5月，参加由中国元史学会和四川泸州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宋元四川战争中的神臂城”高峰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并作会议发言。
（7）2015年6月，参加由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举办的学术会议“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学术论坛”，提交会议论文并作会议发言。
（8）2015年7月，参加《历史研究》与东北师大联合在长春举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学术研讨会。
（9）2015年7月，参加杭州市政协举办的“回族凤凰寺碑刻资料整理工作学术研讨会”。
（10）2015年8月，参加云南大学与《学术月刊》在昆明联合举办的“多维视野下的中国边疆与族群”学术研讨会。
（11）2015年10月，参加由凯里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一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贵州省民宗委、锦屏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民间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清水江文书（锦屏文书）与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贵州省第二届‘汲古龄谭’学术研讨会”。
（12）2015年10月30日——11月1日，本项目组成员多人参加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八次学术会议。会议主题为“交融与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项目组成员提交论文并作会议发言。
（13）2015年11月，参加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陕西师范大学西部边疆研究院在西安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边疆学论坛”。
（14）2016年6月参加《中国史研究》与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历史文献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作题为“民族志文献与中国民族史研究”大会发言。
（15）2016年7月参加中国古文字学会在昆明召开的学术年会，发表有关金元时期民族志文献中的民族文字研究。
（16）2016年7月参加四川大学与《学术月刊》主办的“中国边疆研究与历史书写”学术研讨会，发表了穆斯林民族志文献与西北边疆研究的报告，并作会议学术总结。
5. 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1）2014-2016年，项目首席专家刘正寅利用赴德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对德、法、奥地利等国进行学术交流，重点搜集穆斯林语文民族志文献资料。
（3）2015年1月，与来访我所的哈萨克斯坦学者达尔汉?科德尔艾里、巴哈提?依加汉教授一行座谈，就两国同行对清代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及利用进行了交流。
（4）2015年3月，奥地利科学院伊朗学研究所所长施瓦茨（Florian Schwarz）教授、芭芭提（Chiara Barbati）博士来访，与本项目组进行学术交流，并就波斯语民族志文献合作研究进行了讨论。
（5）2015年5月，邀请来南京进行学术访问的哈萨克斯坦学者穆敏诺夫（A. Muminov）教授交流，并举办了题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中亚和新疆的活动及其思想对当地文化极端思潮的影响：手抄本、出版物及田野工作”的学术讲座，并就相关问题及民族史研究进行了沟通。
（6）2015年9月，邀请来华进行学术访问的德国波恩大学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与本项目组进行学术交流。
（7）2016年7月，与来华出席学术研讨会的哈萨克斯坦学者穆敏诺夫、巴哈提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并就中哈民族志文献情况进行了讨论。
（三）为加强多语种民族志文献整理和研究，继续举办“波斯语文献研读班”和“突厥语文献研读班”，对有关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的波斯语、突厥语文献进行集体研读、讨论、译注，成绩显著。这两项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同行的关注，吸引了许多同行专家及研究生的参加。
（四）为保证本项目的顺利进行，项目组成立了由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及本所项目组成员组成的工作组，坚持每月召开一次“民族志文献与民族史研究”工作会议，检查、督促项目的进展。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成果发布会、《工作简报》报送情况、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及采用情况等）
利用学术交流平台进行本项目研究的推介，2014年7月以来曾就本项目的研究及进展情况、研究成果与心得作过三场专题报告会，并曾在多种场合宣传、介绍本项目的研究进展情况与业已取得的成果。
利用互联网技术推介本项目的学术活动与研究成果，利用专业网站、博客、微博、微信、QQ群等多种宣传形式及时发布研究动态与学术成果。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主要问题：
（一）汉语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子课题负责人自2015年底以来因身体原因，不能继续主持相关工作。
（二）对成果的宣传推介工作有待加强，特别是对《工作简报》报送、国家社科基金专刊的投稿重视不够。
改进措施：
（一）在汉语民族志文献子课题负责人身体恢复前，尽快物色到可以协组或代替其主持子课题工作的人选，以保证课题的顺利进行。
（二）提高项目组全体人员特别是首先专家和子项目负责人的成果宣传意识，积极主动地宣传取得的研究成果；指定专人负责《工作简报》的报送，及时反映本项目重要的进展、学术活动和成果；鼓励项目组专家特别是子项目负责人积极向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
（三）充分利用媒体和互联网等多种形式的媒介形式，加大对本项目及其成果的宣传推介。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一）专著：
1、《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尚衍斌、黄太勇校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38万字。
《长春真人西游记》是元代道教全真派道士李志常撰写的一本开篇游记，主要记述了其师邱处机和弟子应成吉思汗之邀远赴中亚途中的见闻，也顺道记述了一些邱处机的生平，是研究13世纪中亚历史、蒙古历史和中国道教历史的重要典籍。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开篇记载邱处机率弟子于1220年自山东出发，经今北京、宣化、达赉诺尔、呼伦贝尔、乌兰巴托、杭爱山、科布多、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轮台、天山、撒马尔罕、铁门关等地，于1222年抵达今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脉觐见成吉思汗。下卷记述邱处机三次向成吉思汗讲道，并随从其东返。后邱处机辞归燕京，主持天长观。此书记述所经山川道里及民族风俗等，是元代有关漠北、西域民族志记述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此书长期埋没，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方由钱大昕从《道藏》中抄出，得以大行于世。项目组成员尚衍斌等对该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以校注形式将研究成果呈献读者，是有关漠北、西域民族志文献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2、《西夏文〈亥年新法?第三〉译释与研究》，周峰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
西夏文《亥年新法》是西夏晚期的一部重要法典。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亥年新法》第三的译释。第二章是《亥年新法》第三与《天盛律令》第三的比较研究，从中可以看出西夏前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情况。第三章、第四章是西夏盗窃法与《唐律疏议》盗窃法以及宋朝盗窃法的比较研究，从而了解西夏法典的“源”，了解其吸收、借鉴了唐宋的哪些法律成分。第五章是西夏盗窃法与辽金盗窃法比较研究，了解西夏与其同时的少数民族王朝法律的异同，对于西夏、辽、金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吸收、借鉴中原王朝法律的不同特点也有所认识。
3、《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759-1884)》，王东平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40万字。
回疆法律制度是清朝民族法制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历史上中央政府对穆斯林地区立法的突出成果，《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759—1884)》引用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作者充分利用了汉文史料、察合台语文献资料、域外探险家的游记等各种原始材料, 结合清代档案资料, 包括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档案中的司法案件审理的材料, 以及新疆官员向上级相关部门呈递的案情报告、判决意见、法医的鉴定材料、罪犯的供状等, 展现了回疆地区从报案、司法调查、审案、拘押到执行完整的司法活动程序, 许多细节为清代其他资料所缺。作者在本研究中涉猎的重要民族语文史料有:新疆拜城人毛拉木沙·本·毛拉·艾萨(Mulla Musa b .Mulla Ay sa)于19 世纪后半期和20 世纪初写成的《安宁史》(Tarikh -i Amniye)和《伊米德史》(Tarikh -i Haymidi)。
4、《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研究》，彭丰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45.1万字。
该书对中国古代“国家”、“国家认同”概念进行了辨析界定，在此基础上，紧紧围绕“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的中心议题，考察了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的形成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意义。作者认为，先秦时期中国传统文明已经表现了追求“大一统”政治的文化特质，西汉时期，“大一统”特色的中国古典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正式形成，东汉及此后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两汉时期国家认同包含了鲜明的“大一统”政治意识和政治继承意识，开启了中国古代重视政治传承与思想教化的传统，为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源泉。从国家认同建构的角度来看，秦、汉王朝的兴亡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该书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揭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源泉具有一定的价值。
5、《21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2001—2010年）》（上下），周峰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
本书汇集了2001—2010年的辽金史论著目录7000余条，分类编排，为读者了解10年辽金史的研究情况提供一部必备的工具。
（二）论文
1、刘正寅：《民族志文献与西域民族研究》，《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
本文阐述了民族志文献的定义、概念，论述了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的兴起与发展，讨论了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的主要形式及其多语种性。论文以西域民族研究为例，论述了民族志文献对民族研究的意义及其处理的技术问题。
2、刘正寅：《清朝前期民族观的嬗变》，《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
本文利用民族志文献等清代资料，讨论了清朝前期民族观的发展变化。论文论述了从努尔哈赤经皇太极而至顺至帝的剃发令及其所反映的清朝统治者的民族观。论文通过对清朝诸帝的边疆民族政策的讨论，揭示出清朝统治者对不同民族所采取的不同政策。论文讨论了康雍乾三朝“大一统”观念和正统观念的不同，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清朝前期民族观念的变化。
3、管彦波：《明代的舆图世界：天下体系与华夷秩序的承转渐变》，《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
明代的地图绘制，虽然依旧坚持着以“中国”为中心的绘图取向，一直在不断强化大一统的政治地理空间，但承继蒙元帝国东西扩张的世界经验，有了郑和下西洋和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新鲜域外地理知识的持续发酵，似乎明代中国人具备了更为开阔的地理视野和“世界性意识”。同时，在传统的“天下观”向“世界观”逐渐转变的过程中，前朝太多未曾考虑的海外诸国，渐被纳入“华夷”序列中，使明朝的“华夷秩序”具备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内容。该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15年第3期全文转载。
4、陈晓伟：《“瓯脱”制度新探——论匈奴社会游牧组织与草原分地制》，《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瓯脱”是匈奴游牧社会一项特有的名物制度，但关于其语义，目前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耶律铸《双溪醉隐集》释“瓯脱”之义为“帐幕”，此与草原游猎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北族政权统辖的社会基层游牧组织所遵循的游牧分封秩序乃是一个很少谈及的话题，本文拟在解决“瓯脱”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分地而居”制度的另一种政治内涵。
5、陈晓伟：《〈庙学典礼〉四库底本与四库馆臣改译问题》，《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今本《庙学典礼》是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书中民族语词汇大都已经四库馆臣彻底改译，但大多乖离原义。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一部清翰林院钞本《庙学典礼》，乃系四库底本，其卷首《庙学典礼应翻译者》列有32条改译条目，则与正文相互对应，据此便可以逐一复原民族语的原本面目。这部四库底本不仅为我们考察大典本《庙学典礼》的编纂过程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原始档案，而且是研究四库馆臣改译问题的绝佳案例。
6、陈晓伟：《释“答兰不剌”——兼谈所谓“德兴府行宫”》，《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因两都巡幸制是蒙元政治史上的一大关节，纳钵（本义为“行宫”）问题与历朝皇帝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故历来深受学界关注。传世蒙元文献中所见纳钵名称，有某些蒙古语的纳钵名，其地理位置殊难考索。本文讨论的“答兰不剌”就是这样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根据蒙古语和汉语文献，本文将公文书中的蒙古语地名“答兰不剌”与Dalan bulaq勘同，准确地释义为“七十泉”，是蒙元时期两都巡幸途中一处重要的纳钵。蔡美彪先生推测八思巴蒙古文碑文中的Dalan bulaq，当在大都约五日行程的龙虎台一带。本文对此提出商榷意见，从皇帝巡幸路线中去寻找相关线索，指出答兰不剌（Dalan bulaq）应该就是缙山香水园纳钵的蒙古语名称。本文发现的与元朝两都巡幸制度相关的另一个疑点，是从未为前人所注意的“德兴府行宫”问题。《元史?选举志》江南学田诏颁布地“德兴府”，应为元朝柳林春猎之所“德仁府”；进一步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华北方言中作为地名使用的“务”字读音特殊，为fu音，于是人们就用“府”字去撰写。元代文献中的“德仁府”，其实记录的就是“德仁务”的方言读音，后者才是它的本名。
7、彭丰文：《西汉时期的“大一统”政治与多民族交融认同》，载《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该文认为，西汉时期，“大一统”政治思想深入发展并广泛传播，以西汉王朝为中心、同时汇聚了周边各民族的“大一统”政治初步形成，这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条件，推动了民族间的互动交融与相互认同，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奠定了重要基础。
8、陈晓伟：《再论“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期。
“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历来颇受争议。本文指出，至正初年成书的《至正金陵新志》“大朝建号”及《佛祖历代通载》“大蒙古国号始建”之史源与元大德《太祖实录》有关，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即知辛未岁建号“大蒙古国”。与此密切相关的历史背景是，辛未年为蒙古伐金之开端，对蒙元政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
9、陈晓伟：《海青擒天鹅：北族行国政治的图像学研究》，《美术研究》2015年第3期。
“海青擒天鹅”，是北族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景观，故而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不在少数。与以往学者单纯凭借“历史文献”或“图像资料”二者之一种的研究路径有所区别，本文拟将《元世祖出猎图》及相关图像作为分析样本，采取“图像证史”， 也就是从历史文物图像中挖掘以蒙元一朝为典型案例的北族游猎活动，进而阐释行国政治的另一种意涵。
10、陈晓伟：《辽金元的夏捺钵—— “阿延川”、“上京”及“爪忽都”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辽金元三朝皇帝每年皆例行驻夏活动，习称“夏捺钵”，并在国家政治生活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以炭山避暑最为重要。笔者从四库本宋元文献中所见“阿延川”、“上京”两名入手，通过追溯文献源流，指出“阿延川”本作“爱阳川”，“上京”实乃“上陉”之误，两地皆位于炭山（金莲川草原）范围；此外，清人认为“爪忽都”亦指金莲川，本文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11、邱轶皓：《伊利汗国的成立：异密-部族-集团》，《元史与边疆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4期。
本文主要利用了波斯文蒙古世系《五族谱》所载蒙古异密的信息，结合同时代的其它波斯语史籍，讨论了伊利汗国的政治结构。
12、邱轶皓：《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国遣使元朝考——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的出使及其背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6年，第87本第1分。
本文结合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汉语文献，对1298年伊利汗国遣使元朝的主要使节生平，出使过程及其影响作了全面讨论；并充分吸收了已有的西文、日文和汉语研究成果，是对该历史事件最为全面的研究。
13、陈庆英、陈立华：《元代西藏的藏传佛教觉囊派》，《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元代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觉囊派在元代得到较大的发展,从兴建寺院佛塔到完善教理、构建完整的教派结构,觉囊派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高僧和学者。本文力图梳理元代觉囊派发展的路径和特点,说明这一阶段觉囊派的基本情况。
14、陈庆英：《关于松赞干布河源迎亲》， 中国藏学， 2014年第4期。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婚姻,是唐朝和吐蕃关系中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而松赞干布到河源迎接文成公主并会见唐朝护送文成公主的江夏王李道宗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本文通过对唐代藏汉文相关史料的深入分析,对松赞干布河源迎亲的史实作了新的探讨。
15、陈庆英：《西藏古代印章文化》，《西藏研究》2014年第3期
西藏古代使用印章的历史非常悠久,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士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和订立契约文书时都大量使用各种印章,现今存世的各种印章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一些重要的印章还和西藏历史的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关,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西藏印章上镌刻多种文字,印章的材质、镌刻的艺术、保管和使用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西藏古代印章形成了一种印章文化,成为西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6、苏航：《回鹘卜古可汗传说新论》，《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
本文结合多种文字材料对著名的回鹘卜古可汗传说进行分析，探讨了树生传说与丘生传说、树瘿生人与树洞生人等不同版本的成因；通过将《晋书》所记载的羯语诗中的王号与其他北方民族王号比较，推测卜古可汗传说的形成可能早于公元4世纪；从语音和文献的角度对“仆固”与boγuγ勘同的结论进行了重新审查。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本文还探讨了卜古可汗传说从仆固部传说变为回鹘始祖传说的可能性。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