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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本项目自2012年10月正式批准立项，2014年7月曾进行第一次中期考核。现将第一次中期考核之后的具体研究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同心协力，努力完成课题。
作为一个课题，需要全体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任务。首席专家对此非常关注，在加强与课题组成员联系、督促他们努力进行课题研究的同时，也对他们遇到的困难，或研究中遇到的问题，随时进行协调与帮助，争取及时处理，以保证研究按计划进行。有的子课题组，由于某一专题研究遇上了困难，子课题负责人与首席专家协商后，增补专门研究该问题的专家，并向国家社科办申报补充成员手续，从而使该子课题能够顺利进行，并提高了研究质量。当然，课题组对某些不甚熟悉的专题，也聘请课题组外专家进行专项研究，以课题组名义发表，以完善课题组研究的结构。总之，想尽办法对课题进行深入、细致、全面地研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为了沟通所有研究成员之间的交流渠道，课题组自2013年11月创办了不定期《研究信息交流》，坚持至今，已经出了12期。《研究信息交流》主要刊登课题组研究进度、成果介绍、各级领导机构相关通知及研究要求等等。《研究信息交流》的发布，使课题组所有成员理及时了解上级领导机构相关政策、知晓课题进度，起到了相互勉励、共同进步的作用。由于信息较为畅通，各子课题研究进度一目了然，对子项目组准时完成课题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在全体同仁们的努力下，目前研究按计划进行，其中一个子课题已经完成了修订稿，另外两个子课题组也基本完成初稿。我们课题组在此基础上，已经进入最后一个研究内容：中华礼制的现代价值研究，并撰写出一部分内容，进入了最终的攻坚战，争取早日完成全部研究任务。
（二）奖优惩劣，做好研究工作。
自开始该项研究，我们就采取了奖优惩劣的学术奖励措施，对取得较好成果（至少核心刊物）进行力度不等的奖励，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标准为人民币一万元科研经费额度，最低也有五百元额度。去年，课题组共计奖励费用达到49600元。我们认为，这种奖励是值得的，因为它起到了奖优惩劣，鼓舞士气的作用，激励课题组成员努力向上，对完成课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子课题组提前成稿，按提前完成时间的不同给予奖励两万元或一万元的科研经费额度，按计划时间完成者则不奖励，而拖延者则进行经济上的处罚，按下达的科研经费比例扣减。其中秦汉魏晋子课题在2015年底就完成了初稿，因此给予两万元科研经费额度。这些奖励措施在课题组内引起了较大的震动。我们认为：其他经费可以节约，奖励不能吝啬，宁可其他方面少开支，也必须保证奖励兑现。这一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当然，所有科研经费额度都并按有关规定进行报销。
科研奖励措施的作用是巨大的，课题组自立项到2014年7月中期考核的两年中，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共27篇。而自上次中期考核至今的两年中，出版论文集2本，出版专著3部，总字数达到187万余字，另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达53篇(非核心刊物不计入内)，其中7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史》、《复旦学报》这样重量级的刊物上，同时也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等有影响的专栏、专版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三）组织专栏论文，扩大学术影响。
遵照国家社科办要求扩大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学术影响的指示，课题组在以往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继续办好专栏，扩大学术影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上期考核中，我们列举已经发表过专栏礼制文章的刊物共5个，分别是《求是学刊》、《浙江学刊》、《首都师大学报》、《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7月之后，我们仍然积极与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进行联系，组织“礼制研究专栏”，并获得广泛支持。经过努力，至今已经在《山西大学学报》、《江海学刊》、《北京社会科学》、《河南社会科学》、《史学集刊》、《求是学刊》、《河北学刊》等7个核心刊物上出了专栏，每个专栏发表2－4篇论文。这些专栏论文，造成了不小影响，起到了1＋1大于2的作用，在学术界已经获得极大的声誉，除不少论文被转载、摘要或被一些学术网站刊用外。我们认为，组织专栏是扩大学术影响的一条比较好的路径。
当然，权威刊物或重要刊物发表高质量论文也是扩大学术影响的重要路径，并非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我们课题组有个规定，凡成员撰写礼制论文，一般都由首席专家先审核，提出修改意见，达到一定学术质量后会组织到相关“礼制研究专栏”，或建议投某些刊物。对其中质量很高的论文，首席专家则鼓励作者投向权威刊物或重要刊物。经过两年努力，6位课题组成员在权威刊物或重要刊物《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史》、《复旦学报》、《文史》上发表7篇论文，给予学术界较好的整体学术印象。首席专家汤勤福撰写的《中华礼制的主要特征及其当代价值》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3日《国家社科基金》专版作为“头条”刊用，《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一文在《人民日报》2016年3月26日“理论版”《大家论坛》上刊用，《中国古代礼制的现代价值》在《中国德育》刊用后，被《新华文摘》2015年第20期全文转载，这些也都起到较大影响。
许多学术网站和一些报刊杂志转载我们课题组论文或给予评论，如《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都全文转载过课题组论文。至于网站转载或报道者更多，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网、中央编译局网、人民网、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在线网、中国学术会议在线网（国家教育部）、中国日报网、哲学中国网（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华国学网，江苏社科规划网、凤凰网、西北大学网、辽宁大学网、上海师范大学网等等都有很多转载或的信息。
（四）加强交流，促进研究水准。
没有广泛交流就不可能提高研究水准，这是科研的规律之一。课题组采取各种措施与外界进行广泛交流，我们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与国内外专家进行交流，使我们看到自己研究的不足，力图使我们的研究进入到另外一番天地。课题组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交流会，2013年在杭州、2014年在辽宁、2015年在西安、2016年在昆明，之所以四面八方召开，目的是与各地相关研究专家进行交流，请他们指导课题研究。例如我们请过著名的礼制史专家、原东北师范大学的副校长詹子庆先生、全国高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原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赵世超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西北大学黄留珠教授、第一届“郭沫若史学奖”获得者、福建师范大学的巴新生教授、原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的何忠礼教授、原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李裕民教授等等前辈学者莅会指导，至于时贤和后起之秀也请了不少。我们还请过欧洲著名中国礼制史专家、牛津大学圣安学院副院长Robert Chard（罗伯特·恰德）教授、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李晟文教授、日本千叶商业大学朱全安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宗力教授、台湾东吴大学黄兆强教授，或参加会议，或来校进行交流。邀请这些专家参加我们课题组的学术研讨会或来校交流，确实对我们课题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指导效果。
课题组也鼓励课题组成员赴国外访学、参加会议，以进行学术交流与提高我们研究水平。当然，我们也不仅是口头鼓励而已，而是采取经济资助的方式，规定凡赴国外研究、访学半年以上者，给予科研经费额度两万元，以利他们能在国外参加有关学术活动、购买相关书籍、复印资料等。这些投入是值得的，因为研究人员在国外进行相关学术活动，对了解国外学术动态大有助益。如课题组成员曹建墩赴英国牛津大学作研究一年，刘丰则赴瑞典高等研究院作学术访问半年，使我们了解了欧洲的中国礼制史研究的一些动态，这对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准确有好处。
（五）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主要存在问题是：
一是课题组管理不易。本课题组成员分散在各地，北到吉林、南到广东，仅首席专家一人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因此管理起来非常麻烦。目前首席专家通过电话、邮件与成员们保持密切联系，也会出差某地期间或直接约见课题组成员，了解具体研究进展。同时编写《研究信息交流》，来加强与成员们之间信息交流，每年召开一次全体研究成员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但既大量浪费了首席专家的时间，也仍然很难及时、准确地掌握所有成员研究进度以及研究真实情况。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事，因为目前参与课题研究者都是礼制史研究佼佼者，没有他们参与研究，当然是无法完成课题的。只是首席专家年龄越来越大，感到有点力不从心。
二是研究经费仍然有较大缺口。具体情况详见第三部分。如果不再追加，那么2017年的课题组学术会议、2018年的全体课题组成员审稿会将难以召开，课题质量把关就少了一道。当然，论文集也无法出版。但从前期成果来说，我们课题组大致也够了，因为到目前为止，课题组共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已达80篇（非核心刊物不计入内），出版专著3部，论文集2本。
二、研究成果情况
1、汤勤福《中华礼制的主要特性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3日《国家社科基金》专版“头条”
基本内容：分析中华传统礼制的主要特性及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
主要观点：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是一种文化软实力，起到了铸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学理层面仔细分析中华礼制的主要特性可以了解中华礼制的当代价值：一，中华礼制的历史传承性；二，中华礼制的民族认同性；三，中华礼制的地域普适性；四，中华礼制的体系开放性；五，中华礼制的异质包容性；六，中华礼制的道德实践性。中华礼制有利于加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有利于建设“礼宜乐合”的和谐社会秩序与“万邦协和”的国际关系，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历史传承性奠定了中华礼制作为民族文化的地位；民族认同性与地域普适性证明了中华礼制流传于中华大地的根源，是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历史根据和思想武器；体系开放性和异质包容性决定了中华礼制能够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继续生存并发展；道德的实践性则是唤醒国人礼义之心的精神动力，并能服务于当今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在新时期的追求，而中华礼制蕴含着中华先民之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积蓄着礼义对人心的凝聚，涵摄着“仁以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追求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的信念，完全可以作为现代礼仪体系的学理基石，使其为弘扬民族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使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作用。
学术价值：论文总结出中华传统礼制的主要特性，并以此特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研讨，从学理上阐述了这些特性之所以能够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的原因。
社会影响：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版“头条”，国家社科规划办网、中央编译局网、人民网、光明网、凤凰网等大量网站转载，产生较大影响。
2、陈居渊《郑玄注＜仪礼＞今古文正误考略》，《复旦学报》2016年第4期
基本内容：《仪礼》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对礼制史研究至关重要。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利用的则是郑玄注本，以郑注来解释中国古代礼制、礼仪，同时由于不同的理解而产生不同的结论。本文从古今字的不同入手，利用大量文献资料、出土资料对郑玄数十例解释进行辨析。
主要观点：郑玄注释《仪礼》，往往对该书中的今古文字有着明确的判定。然而在中国古代，古今文字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写法，郑玄以当时所见有限的文献而作出的今、古，难免有所偏差，而后人因为缺少相关的文献资料，所以每每将此偏差之见仍奉为经典而加以引证。本文利用近年来的出土文献及古代汉碑、汉石经、字书、韵书等相关资源，就《仪礼》中郑玄所注四十例今古文字作一番正误的考证。
学术价值：本文从文字学角度对郑玄注《仪礼》进行了辨析，指出古今字有较多不同，因此后世解释就会出现差异。作者利用了近年来出土资料，又根据传统字书、韵书逐字对郑玄注加以辨析纠偏，得出结论相对比较可靠，对礼制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
社会影响：论文刚发表，因此还没有转载信息。但可以肯定该文将会产生较大影响。
3、楼劲《谶纬与北魏建国》，《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基本内容：北魏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至今保存下来的资料极其缺乏，学界对北魏建国之初的历史研究甚少。本文从北魏建国前后在北方地区流传着的一些谶纬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这些谶纬内涵十分丰富，从而揭示出这些谶纬与北魏建国的内在关系，以及北魏统治者受华夏文化影响的程度。
主要观点：“当涂高”、“真人出”、“五胡运终”等谶的流行，反映了魏晋、五胡时期北方地区潜流涌动、易动难安的政治生态和乱久思治的社会呼声，对北魏建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考虑北魏国号及相关问题，理解当时设计施行的整套制度时，“当涂高”等谶实际是一种不可缺位的要素，其所蕴内涵之丰富深刻，所施影响之直接、重大，地位当不在经学及诸前朝典章故事之下。由于这些谶记皆可溯源至汉，所寓之义多在汉魏以来的政治正统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对拓跋氏定国号和相应建制的直接影响，也就集中说明了北魏建立的思想背景之复杂，及其受华夏文化影响要较五胡政权更为深入和系统。
学术价值：北魏建国初期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从谶纬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填补了空白。同时，作者对北魏拓跋族首领受到的华夏文化影响作了重新评估，认为他们受到的华夏文化影响比较大，而且较其他政权更为深入和系统。这是新观点，值得重视，因为这一观点也能说明为何北魏到孝文帝改革时大量采纳汉化政策。
社会影响：论文刚发表，因此还没有转载信息。但可以肯定该文将会产生较大影响。
4、梁满仓《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信礼仪的社会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基本内容：论文侧重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信礼仪对社会影响进行了阐述，认为主要表现有三方面：它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由于空间、等级、情感、思想等影响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它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它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情趣。
主要观点：书信礼仪即人们长期通信的实践中所形成而且必须遵守的礼仪规范，自从书信礼仪形成一整套系统以后，其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没形成系统以前不可比拟的。书信礼仪系统对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由于空间、等级、情感、思想等影响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其次，它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历史中，有文献可查的书法家近150位，流传至今的书法佳作近百幅。最后，它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书法之美如蟠龙盘游，如飞凤翱翔，如万马奔腾，如霄雾朝升，如美女之长眉，如柱础之坚实，如歌声之绕梁，如琴声之动听。文字之美描绘出一幅幅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图画，道出了美丽的自然对人们心灵的净化功能。书仪对书信礼仪进行系统的规范，強烈地吸引着人们以之为楷模进行仿效。在这个过程中，书仪以自己本身的书法和文采之美，推动着人们对美更加丰富多彩的追求。
学术价值：魏晋南北朝书信礼仪研究的成果极为罕见，梁满仓先生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系列论文，此为其中一篇。论文填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信礼仪相关研究的空白，学术价值颇高。资料非常丰富、扎实，显示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社会影响：《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4年第3期全文转载。
5、吴丽娱《关于中古皇帝丧服“权制”的再思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
基本内容：本文对汉魏至唐宋时期的皇帝丧服权制变化进行了系统地研讨，梳理了演变过程的三个阶段和三种方式。同时，对演化原因作了探讨，指出这种演化反映中古丧礼的渐变过程和礼制的成熟与进步。
主要观点：论文讨论汉魏以降中古皇帝丧服“权制”的实行及发展过程,发现存在三个阶段和三种方式。即汉文帝始创而行于两汉的葬毕加服三十六日,魏晋至南北朝大部分朝代所行的既葬(或卒哭)除服,以及北齐和唐前期始行的既丧三十六日、唐后期至宋改为二十七日的“以日易月”。本文并考察权制实行与改革的原因,认为权制体现国家权力和君臣丧服的一致性,乃皇帝统治下的必行之制,而其各阶段方式的交替则源自不同时代造陵与入葬时限的实际需要和调整。总的来说,从服制与葬制混同到完全分离而固定化,反映了中古丧礼的渐变过程及制度的成熟与进步。
学术价值：对中古皇帝丧服权制问题，学界有所探讨，但大多局限于某朝某代，而缺乏较长时间段、较为系统的研讨，因此，本文提出的观点可补正学界原先的观点，并影响今后研究的路向。
社会影响：论文发表后，已经引起礼制史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虽未查核是否转载、引用等内容，相信本文会对同类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6、汤勤福《中国古代礼制的现代价值》，《中国德育》2015年第14期
基本内容：论文概括了当今社会中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现象，并分析其出现的原因，以及对中华传统礼制对社会文明与进步作用、价值进行了研讨。
主要观点：文明社会首先应该是道德化的社会，礼即道德，因此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相互帮助，互利互惠而形成和谐社会。然而今天“礼义之邦”正遭遇着道德拷问，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现象虽非社会主流，但其不良影响绝不可也不应该低估。社会的进步是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水准的提升。精神文明包括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个层面，思想道德可分为社会公德和个人私德。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的发展，对思想道德的提升会有促进作用，但并非必然关系。道德失范、礼义缺位有社会体制上的原因，所以要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但体制问题只是诸原因之一，其他原因有很多方面：第一，对中华传统礼制的歪曲与不适当批判；第二，民族虚无主义荒谬言论还有市场；第三，拜金主义对个人道德底线造成冲击；第四，家庭教育缺失使得礼仪行为不易扎根。剥离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它具有的现代价值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追求理想之梦，提升国人道德境界；其二，正确理解义利之辨，增强国人诚信观念；其三，遵礼守法，礼法结合，培育国人道德自觉；其四，实施礼仪教育，建设新时代的道德规范。
学术价值：对当今社会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现象进行了理论研讨，指出其出现原因，同时指出在剥离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之后，它仍然具有诸多方面的现代价值。这一学术观点对当今礼仪制度的建设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社会影响：《新华文摘》2015年第20期全文转载。
7、刘丰《王肃的三＜礼＞学与郑王之争》，《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4期
基本内容：对经学史上郑王之争进行了深入研讨。
主要观点：郑玄遍注诸经，融合今古学，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拥有礼学宗师的地位。自汉末以来，学者对郑玄的批评，已经相当普遍，王肃进一步与郑玄立异。王肃也遍注群经，其经学成就以及特殊的政治地位，他的经注在魏末西晋时期皆列学官，兴盛一时。东晋以后，王学逐渐衰微，但学术影响则延续至后世。王肃经学的核心是礼学，他虽然以反郑玄为学术使命，但其实依然是从郑学入手的。王肃与郑玄礼学上分歧首先是对祭天礼仪当中圜丘与郊的理解不同。郑玄认为圜丘与郊是不同的祭天仪式。王肃则认为丘即郊、郊即丘，丘郊异名而同实。郑玄认为禘重于郊，王肃强调郊重于禘。两者不同理解源于三《礼》文献中圜丘与郊出自不同的文献系统，《周礼》主圜丘，而《礼记》主郊。郑王之争还涉及禘郊的今古学标准问题；禘袷问题。第二，郑王分歧还在“一天”还是“六天”的理解上产生不同。郑玄认为五帝佐天的传统看法，王肃则认为“五帝非天”，否定郑玄的“六天说”，并说五帝为五人帝，非五天帝。第三，王郑之争还在于三年之丧的丧期，两人对祥、禫理解的差异在于对《士虞礼》“中月而禫”的解释不同。郑玄以“中”为“间”，即间隔，而王肃则以“中”为“中间”，由此造成了祥、禫为二十五月或二十七月的区别。郑王之争，大多限于经注范围，没有太多的经学之外的思想史意义。关于王郑礼学之争的性质，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因为魏晋之际政治斗争。作者认为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来看，重视人情是魏晋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郑玄着重于父子君臣大义，而王肃相对以人情为丧服的依据。王肃重视人情与魏晋礼学思想的主题是一致的。古文经学的深入发展，经学的条例化、义理化与魏晋时期义理化的玄学的兴起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王肃是魏晋时期经学发展、转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魏晋时期礼学的发展，要求解决礼与人性、礼与天道的关系问题，然当时的礼学只是开启了这个方向。王肃的礼学在整体上在郑学的范围之内，但他对郑玄经学体系的改造，具有更多的义理化的特征，是礼学义理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也正是王肃礼学的历史地位。
学术价值：本文对郑王之争提出许多自己看法，分析两者异同，揭示背后的实质，指出王肃的礼学是礼学义理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王肃礼学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判断。这些问题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都有了较大推进，值得重视。
社会影响：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5年第1期全文转载。
8、王美华《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
基本内容：对《朱子家礼》在宋代基层推行礼制的作用及地位作了深入研讨。
主要观点：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学术价值：论文指出《朱子家礼》是宋代官僚积极推动礼仪教化的实践活动，由于接近庶民层面，因此实际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到普通民众，是官方礼制的庶民化，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导民的主张，成为考量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这一学术观点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社会影响：《历史学文摘》2015年2期转载。
9、巴新生《先秦孝道的起源与嬗变》，《天津师范大学》2016年第2期
基本内容：论文对先秦孝道的起源作了深入研究，指出先秦孝道内涵经历三个阶段的变化；强调不同历史时期的孝道的变化与相应的家庭形态、国家构建相联系，并有自身演变的特征和规律。
主要观点：先秦孝道内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西周宗法政治下的追孝、享孝；春秋裂变中的惠宗族、尊君宗与养父母、爱父母；战国新型国家机器中的奉养、善事父母。不同历史时期孝道的产生、变化与发展均与相应的家庭形态、国家建构相联系,并呈现出自身演变的特征和规律。
学术价值：对先秦孝道进行三个阶段的划分，并指出孝道在不同时期有各自的特征与发展规律。这种观点十分稳妥且有特色。
社会影响：《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6年第3期全文转载。
10、张焕君《尧舜传说与中国礼乐文明的人文精神》，《山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基本内容：对尧舜传说与中国礼乐文明的人文精神作了深入细致的研讨。
主要观点：儒家礼乐文明的形成并非朝夕之功，周公制礼作乐，将天命的转移寄托于民心的维持之上，而民心的得失则在于统治者是否有“德”，因此主张统治者必须明德、敬德，从而使中国摆脱神性的统治，确立了德政的传统。孔子继承周公思想中德、礼、乐等成分，又开辟出仁、礼结合的新境界，在亲亲、尊尊之外，推出贤贤的主张，进一步打破身份、阶级的天然限制，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孔子生于礼坏乐崩的时代，传统的等级与信仰逐次崩坏，功利思想、逐利本能，成为一时风尚，失去传统精神资源的支持，因而在建立新学术体系上必须找到历史、逻辑上的新依靠。于是，尧文化及尧舜故事被重作解释，排入儒家礼乐思想体系之中，成为中庸、德政、尊贤、仁政、礼让、乐教、恤刑等重要概念的历史证明。儒家后学对此思路继续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一条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主线，对传统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学术价值：论文提出周公确立了德政传统，孔子继周公思想中德、礼、乐等成分，为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对尧文化、尧舜故事作了新的解释，将其列入儒家礼乐思想体系之中。儒家后学沿此思路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一条尧舜禹到周、孔的着重强调主线。本文对尧舜传说的流传作了新的解释，其学术观点有一定学术参考价值。
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2期转摘
11、梁满仓《曹操＜春祠令＞辨析》，《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基本内容：本文对曹操建安二十年十二月春祠性质、规格、主祭者、祭祀对象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
主要观点：曹操所进行的“甲午春祠”是一次在具体时间进行的具体的宗庙祭祀,其规格是朝廷祭祀,性质是国家大礼,规格和规模是任何其他阶层所不能具有的。这样的规格和规模决定了主祭者是曹操而非汉献帝。从《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记载看,曹操的行程是,建安二十年十二月从南郑回师,次年一月到达许昌,二月离开许昌回到邺城,说明“甲午春祠”在许昌举行。分析曹操的《春祠令》,曹操可能打算举行完饮至大典后不久接着主持眷祠大典,之所以向后拖延了时间,是因为朝臣对此次的春祠仪节有不同意见。群臣反对,久议不决,说明对曹操所谓“改革祭礼”之举的不满和疑惑。群臣讨论礼仪仪节,说明“甲午春祠”是国家礼典；久议而不能决,说明曹操打算举行春祠的时间要早于实际举行的时间。国家祭祀在国都举行,曹操短时间内也不可能从许昌回到邺城,都是“甲午春祠”在许昌举行的最好说明。“甲午春祠”的性质为国家大礼,地点在汉都许昌,曹操对春祠对象的不敬和亵渎,说明甲午春祠祭祀是在许昌东汉皇家宗庙,而非邺城曹氏家庙；祭祀对象是刘氏祖先,而非曹氏祖先。
学术价值：学界对曹操建安二十年十二月春祠性质、规格、主祭者、祭祀对象等问题有不同看法，本文则用大量史料来印证自己观点，能成为一说，且较有说服力。
社会影响：很多学者对梁先生的观点基本持等同态度，因而此文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