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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
1.（2014.7——2016.7）以日本馆藏近代以来中国留日文艺理论家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全面收集、整理留日文艺理论家在日期间的思想、政治、文学、艺术活动史料（文学创作、论著、译著、往来书信、日记、学籍和课程档案以及其它档案文牍）。
2.（2014.7——2016.7）对日本馆藏中国留日文艺理论家著作类文献和研究类文献进行了校订。
3.（2014.7——2016.7）对日本近现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对文艺学、美学、艺术学、美术学等基本概念进行了体系化和系统化。
4.（2014.7——2016.7）对“日本因素”与中国文艺学批评话语和学科理论的现代转型、“日本因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生发展、“日本因素”与中国艺术史写作模式的现代建构进行了专题研究。
二、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子课题一的进展情况：按照文艺学、美学、艺术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具体领域，收集整理了部分日本馆藏近代以来中国留日文艺理论家文献资料。
子课题二的进展情况：编撰了部分“近代以来留日中国文艺理论家在日期间活动史事系年”、“留日中国文艺理论家在日期间著译系年”和“日本学者关于清末民初中国留日文艺理论家的研究文献系年”。
子课题三的进展情况：考察了“日本因素”与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理论、批评话语发生、发展的关联。撰写了《中国现代“文艺学”概念的“日本因素”》（28万字），并作为中期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子课题四的进展情况：立足于新材料的挖掘，具体梳理近现代之交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生、发展情形，具体研究了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茅盾、冯雪峰、郑伯奇、周扬、胡风、以群、蔡仪等人对日本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与转换，考察“日本因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联。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11万字）。
子课题五的进展情况：立足于新材料的挖掘，梳理和勾划近现代中日艺术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以来留日的美学家、艺术批评家、艺术史论家在引进和移植日本近代美学概念、范畴后，如何打破中国古代目录式、名册式、编年史式的艺术史模式，基本形成了具有现代写作观念、叙述方式、评价标准的多元文化观念和艺术史写作模式。厘清中国现代形态艺术史写作模式中的“日本因素”及其影响，总结归纳中国艺术史写作模式的基本经验。
三、资料文献搜集整理
本课题所涉及到的资料目前主要保存在中日两国的各级图书馆、档案馆中，课题组组织专人分赴中日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两条线路，同步开展。
1、第一线路（2016.06——2016.09）：日本馆藏资料收集整理。课题组组织专人赴日本，各公立、私立大学图书馆、档案馆收集相关中日文公私档案文牍、课程、学籍文献及早期留日文艺理论家在日期间文艺理论活动相关的中文、日文期刊。
2、第二线路（2014.8——2014.9）：中国馆藏资料整理补充。课题组组织专人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各大图书馆，收集清末民初文学艺术史料、期刊史料。
四、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
2014年11月14日——11月21日，特邀日本美学会前会长、国学院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村清和，日本文艺理论家、斯拉夫语言文学研究专家、日本俄罗斯文学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教授沼野充义，日本美学家、庆应义塾大学首席教授大石昌史，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大正大学大学院比较文化研究室主任、日本女子大学教授平石淑子来华对课题有关问题进行了交流。具体工作情况如下：
1.考察了艺术史写作的“日本模式”的形成
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东西方因其文化系统的自主性差异而形成不同的艺术史学观念与美术样式；拟从叙述方式、写作观念、价值观念和基本概念、范畴、命题、话语方式等方面着手，说明中日美术史体系的收敛性、封闭性和其美术史观念的排他性、独立性。（2）从四个方面考察日本因素对中国艺术史写作模式的影响，即进化论与“新史学”的影响；日本与德国美术史写作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凝古思潮与新生考古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3）具体分析大村西崖、中村不折、小鹿青云、金原省吾、川上泾、桥本关雪、下店静市、矢代幸雄、世川种郎、菊池宽等人的美术史、戏剧史著述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史观和艺术史写作模式。（4）重点考察芬诺洛萨、冈仓天心等如何致力于东西艺术理论、东西美学内在品质的化合，从而在理论上支持了现代艺术史写作模式的建构。
2.探究了“日本模式”对中国影响的途径
（1）留学受教。系统考察中国留日美术家和美术史论家留日学校、专业、留学时间、师承、授业等。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诸多美术家和美术史论家，如陈师曾、何香凝、高剑父、李叔同、邓以蜇、高奇峰、陈树人、郑锦、严智开、陈抱一、汪亚尘、朱屺瞻、俞寄凡、关良、张大千、滕固、陈之佛、卫天霖、丁衍镛、许幸之、倪贻德、王曼硕、方人定、谢海燕、黎雄才、傅抱石、常任侠等都曾留学日本；邓尔雅、徐悲鸿、姜丹书、刘海粟、张聿光、朱应鹏、潘天寿、林风眠、黄君璧等也曾短期寓居日本，并在美术思想和创作方面取得转变或突破。这些人回国后主要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其工作性质客观上促进了美术史的研究。
（2）编译出版。留日学人所办《译书汇编》（1900）与《游学译编》（1902）主要编辑在日本出版的西书和日本人的著作。在国内则有商务印书馆（1897）、广智书局（1898），教育世界（1901）、作新社图书局（1902）、文明书局（1902）等出版了很多汉译日文艺术史论方面的书籍。1896年至1911年间，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的翻译、出版日文西书的国内外机构有95家之多，这些出版机构为中国美术史学者了解国外美术史的研究现状，接触国外美术史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为美术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参考文献资料。
3.分析了“日本模式”影响的具体体现
主要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留日美术家、艺术史论家在写作观念、叙述方式、评价标准等层面所受影响。如大村西崖《东洋美术史》对姜丹书《美术史的影响》；中村不折、小鹿青云《支那绘画史》、中村西崖的《文人画之研究》对陈师曾《中国绘画史》和文人画研究的影响；金原省吾《唐宋之绘画》对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的影响；伊势专一郎《支那的绘画》对滕固《中国美术小史》和郑昶《中国画学全史》的影响。
4.考察了从借鉴到超越——中国现代艺术史写作模式的形成
在内外因素的历史联系中，考察中日美术内在发展的自律性和外在交流的主体性，并展望其民族的、地域的整体特色。重点探讨中国现代美术史学的两位开拓者滕固、傅抱石，如何通过日本这个“桥梁”，以新的历史观和艺术史研究方法为指导，全面系统的探讨中国艺术的演进；如何打破中国古代目录式、名册式、编年史式的艺术史模式，从而建立具有现代写作观念、叙述方式、评价标准的多元文化观念和艺术史模式。具体分析傅抱石《中国绘画理论》、《论顾恺之至荆浩山水画史问题》、《民国以来国画知识的考察》、《石涛画论之研究》、《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中国绘画“山水”“写意”“水墨之史的考察”》、《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滕固《唐宋绘画史》、《中国美术小史》等美术著述所建构的艺术史写作模式。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①代表性成果简介（基本内容、主要观点、学术价值、社会影响等）；②阶段性成果清单（请填写附件EXCEL表格）。
注：2012年立项的项目主要填写2014年7月以来的研究成果情况。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1.《中国现代“文艺学”概念的“日本因素”》（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相关核心术语、概念的古今演绎、中外对接密切相关。中国现代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形态的人文学科，它的建立和发展是在清末民初中—西—日三方语境的交互作用下展开的，臻至成熟则是20世纪中后期，中间经历了近百年的演进过程。体现在学科用语上：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二是经由日本中介引进，三是结合中国传统元素创制与再编。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观念、美学思想的“中间人”，将西方文艺学、美学的核心术语、概念译成汉字后传入中国，为中国文艺学、美学学科的现代化起到了奠基作用。本成果对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术语群的生成演化详加掘发，回溯其日本渊源，以期从概念史的视角昭显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与演变的规律。
2.《重审“关键词”研究的维度及其限度》（论文），载《文艺争鸣》2016年第6期
本成果以清末民初的“文学”言说为例，考察“文学”的定义。林传甲、黄人、谢无量、曾毅、姚永朴等传统学者仍在“文章”、“博学”的意义上使用“文学”新语，王国维、鲁迅、周作人、成仿吾、陈望道等大批留日学人则开始从日本引进“纯文学”、“美文学”的概念。前者看重“国粹”保护同时也蕴含着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性因子，后者立足“师日”（经日本学习西方）而具有鲜明的外源性、现代性特征。这一情形不仅彰显了新学语确立之初的纯杂、广狭之争，即使就新派学者的“纯文学”观念而言，同样潜隐着非为“文学自律”立言的政治功利诉求。一般认为，“纯文学”一语源自日本，系明治学者为申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独立性、自律性而从传统杂文学概念里剥离出来的。“‘纯文学’、‘杂文学’是日本的名词，大约从De Quincey的‘力的文学’与‘知的文学’而来，前者的作用在‘感’后者的作用在‘教’。”自1903年留日学生主办的《大陆》杂志上刊载《论文学与科学的不可偏废》首次输入“律得来久”（文学）之后，本就有深厚抒情传统的中国很快接受了这一西来（经日本中介）的纯文学概念。不过，身处新文化运动洪流的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他们对“纯文学”、“文学自律”的高蹈却不在“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服膺于“打倒孔家店”同时“撄人”、“立人”的现实启蒙目标--“文学革命”、“为人生”，才是倡导“纯文学”、“文学自律”最为关键的“潜台词”。
3.《田汉电影美学中的“日本因素”》（论文），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田汉留日期间受到日本以及西方唯美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文艺思潮的影响，故早期电影艺术风貌上呈现出资产阶级情怀和伤感情调。其后从银色之梦中转醒过来，彻底摆脱了日本文艺的影响，逐渐走向了左翼电影之路，并在时代的历练中逐渐成长为人民的艺术家。然而，这种共识却有两个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艺术创作不应有如此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艺术家的成长也不应该是一蹴而就的。其次，田汉留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大正时期，此时的田汉对文艺思想的汲取也不可能只局限在某个具体的方面。本文结合田汉的文艺理论和电影作品，试图展现出田汉对“浪漫观”和“现实观”的双重接纳，以及这两种文艺观在其电影美学中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嬗变过程。
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文稿11万字）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进程具体是指19世纪末至1937年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时期，“日本因素”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成果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之研究背景、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目标。
第二部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进程之“日本因素”的概述。该部分主要从“日本因素”的含义、特点和形成条件三个方面揭示“日本因素”的独特性。
第三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与日本的渊源关系。该部分通过论述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发展，揭示“俄（苏）—日—中”传播路径存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第四部分介绍“日本因素”的具体呈现。该部分首先介绍对影响中国的主要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观念，其次分论这些文艺观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发展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形成的影响。日本对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介和发展，使整个中国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热潮，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发展提供方向和路线。
第五部分介绍“日本因素”的当代意义。该部分主要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术语引入、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体系构建以及“日本因素”的当代启示三部分进行论述。日本作为中介，积极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勃兴，这一时期形成的理论成果，也为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