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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①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自2014年7月以来，本课题组基本上是按计划执行，个别子课题因各种原因有些拖延，但不影响最终的结项。
从总体看，土司资料的收集工作绝大部分已完成，只是有些拾遗补缺的工作尚需继续完成。目前已全面进入标点整理阶段，部分稿件已审读完毕。土司制度及其史料研究工作，成绩比较突出，仅2014年7月以来，本课题组成员已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有被《新华文摘》摘录者。
六个子课题组的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1.清代档案中土司制度史料的收集、整理
档案资料的收集、复制工作已完成，最终确定用稿约4000件。目前已进入标点、整理阶段，部分稿件已交专家审读。原计划是在复制件上标点，然后交出版社，这样可减少错误，但不利之处是不便于保存，不便于最后的结项审查。现决定将土司档案标点后全部录入电脑，制成电子版土司档案资料。这样既便于保存，也方便检索和利用。目前档案的标点工作已完成一大半，约70%左右，经审核后录入的大约在20%左右。全部稿件约500万字。
2.正史、实录、政书中土司制度史料的收集、整理
这部分史料已完成全部的收集、整理工作。其中《元史》《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中的土司史料收集、标点、整理工作均已完成，首席专家审读完毕，专家组成员也审读完毕，已基本达到送出版社的要求。政书中的土司史料收集、标点工作已完成，只待首席专家审读。
3.奏议、文集、笔记中土司制度史料的收集、整理
这部分资料的收集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标点、整理之中。但仍有一些资料（主要是文集）需要补充。
4.地方志中土司制度史料的收集、整理
这部分资料的收集工作基本完成。少量稀缺方志尚需利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排比、筛选工作，因为地方志中相互抄录的内容太多，我们选的史料不能有过多重复。目前湖北、贵州、四川方志中的史料已标点完毕，等待审读。其他方志的标点工作也将陆续开始。
5.地方文献中土司制度史料的收集、整理
这部分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相对较为滞后，主要原因是子课题负责人邹建达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先是夫人重病住院，后又调换工作，不过尚不致拖课题组的后腿。目前，基本完成碑刻资料的收集、标点工作；契约文书类正在拣选中，以避免与已出版者过多重复；外国传教士记录土司地区的内容收录了数万字，正在做相关翻译、注释工作。自去年土司遗址申遗成功后，我们又开始收集永顺等三处土司遗址考古发掘中涉及土司制度的史料。这项工作今年内可完成。
6.土司制度及其史料研究
对于土司制度及其史料的研究，课题组成员一直很重视，近两年发表的文章在土司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的研究成果已超过50万字。
②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本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集中在前一阶段。近几年，由于土司遗址申遗工作的开展，土司遗址的考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此，我们增加了调研项目，分别对永顺老司城、唐崖土司城、遵义海龙屯遗址进行了考察，并与考古工作者进行了交流，获得了一些珍贵资料，如海龙屯上的《龙岩囤严禁碑》，飞凤关侧出土的明代石碑等。
为配合土司遗址申遗，课题组的专家参加了如下学术活动。
2014年10月10日，首席专家李世愉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会议，旨在研究答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国提交的土司遗址申遗文本提出的问题。10月中旬，子课题负责人商传应遵义市人民政府之邀，针对海龙屯遗址申遗，就明代平播之役的历史背景做专题报告。
2015年7月4日，土司遗址申遗成功后，课题组专家李世愉、方铁、成臻铭、陈季君、罗维庆等分别接受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及报刊的采访，宣传土司文化。李世愉还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了两期节目——《揭开土司王国的神秘面纱》，向海外宣传土司文化的独特魅力。
2011年以来，首席专家李世愉每年都联合地方政府组织召开“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8月20日至22日在广西忻城召开的第四届土司研讨会，课题组有14人参会，提交论文13篇。李世愉做了“土司制度历史地位新论”的主题报告。2015年7月29日至8月1日在遵义召开的第五届土司研讨会，课题组有15人参会，13人提交论文。李世愉做了“申遗成功后的几点思考”的报告。今年10月21日将在永顺召开第六届土司研讨会，届时课题组大部分成员将与会。李世愉为大会准备的论文是《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
2016年3月20日，首席专家李世愉赴吉首大学演讲《“土司文化”的定义与内涵》，并协助吉首大学制定了土司研究的三年规划。
2016年3月28日，李世愉、方铁、陈季君参加了由《中国史研究》组织的“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高层论坛。陈季君提交的论文《论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被《中国史研究》选中。李世愉做了会议总结。
2016年6月9日至11日，李世愉、方铁参加了“唐崖土司论坛”，并提交了论文，主要阐述土司遗址的保护问题。
③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本项目启动之后，我们一直注重宣传工作，现已得到土司学界的一致认可和大力支持，也受到《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的关注。大家都期待《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的出版。在工作中，经常有地方政府或文化部门来寻求帮助，我们都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特别对三个申遗成功的地区及广西忻城县打造各自的土司文化给予了帮助，为他们提供了相关资料，并约定，在我们的工作完成后为他们各自整理一套系统的档案资料及其他稀见资料。这直接提升了我们课题的影响力。
课题组自开展工作以来，已报送了8期简报。最近的四期，分别于2014年12月20日、2015年6月29日、2015年12月25日、2016年6月25日报送。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在收集整理史料及研究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到，课题组为现实服务是非常必要的，如为土司遗址申遗提供学术支持，帮助地方政府打造土司文化。不仅有利于地方的文化建设，也有利于提高本课题的社会影响力。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希望在课题经费管理方面能够有些变化，坚持实事求是，对参加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长期投入精力的成员能有些劳务补贴，这不仅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是对他们付出的回报和认可。
⑤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按当时申报的计划，本课题将收录土司制度史料500万字。在实际工作中，鉴于清代档案、实录、政书类史料相对集中，如限于字数而不全收，则势必会在今后还要做重复性劳动，费时费力。因此，对这类史料我们尽可能收全，不让有大的遗漏。从目前情况看，本成果最终的字数将在1000万字左右（一些已出版的史料，特别是地方史料不再重复收录）。
二、研究成果情况
① 代表性成果简介
李世愉《土司制度历史地位新论》指出，土司遗址的“申遗”表明，土司制度的研究已经超越学术研究的范围，以文化载体的形式与现实接轨，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接轨。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拓展视野，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去探讨土司制度的重要价值。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一、土司制度创造性地构筑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二，土司制度的推行，在多民族文化共处与包容方面进行了新的实践和探索；三，土司制度的推行，带来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四，土司制度的推行，有利于土司治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以上观点，已被土司学界所接受。
邹建达《土司研究应避免碎片化》指出，近年来，土司研究逐渐从一个不太受人关注的领域发展成学术研究热点，同时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随之出现，主要表现为土司制度研究缺乏整体性、史料碎片化运用，以及土司文化碎片化的研究。碎片化的研究，除忽视了土司制度的整体性，阻滞人们对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总体把握外，还带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如对一些基础和核心问题长期争论，难以形成共识，影响了研究的深入，以及将土司制度泛化或美化等。避免土司研究碎片化，一定要提高研究选题质量，注重理论、方法，并充分地占有资料。当前最现实的途径，就是做好学术的组织和引导。此文被《新华文摘》以论点摘要发表于2015年第18期。
李世愉《深化土司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写于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成功之后。文章指出，湖南永顺、湖北唐崖、贵州播州三土司遗址联合申遗的成功，不仅成为三省人民的骄傲，也是对土司研究者的巨大鼓舞。在欣喜之后，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土司遗址申遗的成功，也为土司研究的继续深入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把土司研究推向深入，必须正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有三个问题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一是要重视制度层面的研究，因为没有对制度层面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往往难以深入；二是要规范使用土司制度中的基本概念；三是要纠正研究中的偏差，避免对土司制度的美化和泛化。本文作为《辽宁大学学报》的“特稿”发表，发表后有多名学者引用其中的观点。
李世愉《试论“土司文化”的定义与内涵》一文，鉴于目前土司学界尚未对“土司文化”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在使用中出现了一些概念不清的情况，比如与民族文化、家族文化、地域文化、移民文化时有混淆。作者认为，作为学术研究，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土司文化”是十分必要的。文章指出：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有着土司制度的深刻烙印。其内涵可理解为：土司制度存续期间在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引起的变化、影响及反映的总和，它涵盖了该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物质形态的，也有非物质形态的。本文的发表，引起了土司学界的反响，一个有关“土司文化”界定的讨论正在形成。《新华文摘》将此文观点摘要发表于2016年第13期。
课题组供稿
